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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诉讼--施耐庵文物史料新证

 

世 纪 诉 讼 --施耐庵文物史料新证 浦玉生 震撼世界文坛的《水浒传》诞生六七百年来,其作者“施耐庵之谜”却是一百年来聚讼纷纭的话题,这 是一个“说不尽的施耐庵”。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兴化、大丰两(县)市施耐庵文物史料的新发现,一 场世纪诉讼之战,在专家学者之间展开。肯定苏北施耐庵的有刘冬、何满子、王春瑜、张惠仁、王同书、 欧阳健、萧相恺、卢兴基、刘兆清、张袁祥等人,否定论者有刘世德、罗尔纲等人。本文即主要是对刘世 德《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以下简称《辩析》)一文的商榷,因为否定论者,刘世德一文约4万字,屡被 收入水浒与施耐庵研究的版本,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成为该刊发表的罕有的宏篇巨 制。 刘世德文章一出,就遭到学术界的争鸣,如:刘冬《施耐庵文物史料辨证--兼答〈施耐庵文物史料 辨析〉一文》,载《施耐庵研究》一书;张惠仁、王同书《评刘世德〈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载《水 浒与施耐庵研究》一书。 笔者不打算就已经商榷过的资料“炒冷饭”,准备分若干问题回答刘世德的疑惑。 一、关于施耐庵的生活年代 施耐庵(1296-1370),元末明初人。与罗贯中是同时代的人,有元末明初戏曲家贾仲明的《录鬼 簿续编》间接为证。 二、《水浒》的成书年代 当是明末明初,至于出版年代应当稍后。现存最早记载关于施耐庵的资料是明代嘉靖年间(1522- 1566)人高儒的《百川书志》。这与民间传说的情况是吻合的。当时东南沿海抗倭斗争的需要,有“中原 七子”之称的兴化人,时任福建官员的宗臣所刻印。 《水浒》版本之多,实属世界小说史所罕见。研究版本问题有助于弄清该书的作者是谁,有助于我们 系统的研究《水浒》。 据马蹄疾编著的《水浒书录》介绍,《水浒传》有五类版本之说:一是文简事繁本,110回本系统; 二是文繁事简本,100回本系统;三是繁简综合本,120回本系统;四是腰斩断刻本,70回本及后50回 本续刻本系统;五是其他文种翻译本。 施耐庵(1296-1370)及其门人罗贯中生于元末明初,《水浒传》也诞生在这一时期,由于《水浒 传》是鼓动造反的书,将梁山“强盗”说成英雄好汉,这是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专制统治时期是绝对不能 容许其出版的。据民间传说,是在明嘉靖年间,由兴化的一位进士宗臣在福建的坊间所刻印,《水浒》、 《三国》才得以流传于世,可惜的是现在已无法见到。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版本,或根据史料的记载,最早的《水浒》版本当是明嘉靖间刻本《京本忠义 传》,现在上海图书馆藏残页两面,为第十卷之第十七页及三十六页背面。他的来源推测是郭勋家刻本 《施耐庵的本水浒传》100卷。明高儒《百川书志.史部.野史类》,著录:“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 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百有八人,当世尚之。” 据明代汪道昆《忠义水浒传.序》云:“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 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绝。”该书的版本已不见,有可能刻于明初的《旧本罗贯中水浒传》,这是 文繁事简本的祖本。 文简事繁本中有明万历初(1573-1583)海虞三槐堂刊的《三槐堂刊全像水浒》(P.1-2) 繁简综合本的代表作是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安徽袁无涯刊刻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袁无涯刊 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该书署名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明崇祯十四年(1641)贯华堂刊《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七十五卷七十回本,是腰斩 断刻本的代表作,北京图书馆藏的是明崇祯末贯华堂的重刻本,卷四上有施耐庵的序。 从版本的署名看,繁本除金本外,凡是署题的都是施、罗并列。简本除无署题或署题无考外,则有作 施耐庵,有作罗贯中者,却没有一种是施、罗并列的。据此分析,先有简本,后有繁本,繁本是简本的基 础上加工而成的,因此在署名上,只好兼收并蓄,题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这一观点与鲁迅先生 的观点相同,何心的《水浒研究》也主此说。 从版本的联语看,繁本的回目作为“联语”而论,有些也不十分工稳,但大致上却遵守联语的规则,如 上下两句字数一样,上下联用字不相犯,平对仄,实对实,虚对虚,相对的词字数相同等等。简本的回 目,则完全不守联语的规则,可以说是完全不是联语。这个观点与聂绀弩的观点一致。这说明繁本是罗贯 中个人修改过的,罗很有诗词功底,这正应了贾仲明在《录鬼簿续编》中说的话,罗贯中“乐府隐语,极为 清新”。 三、施耐庵的身份 刘世德说,戴不凡同志有《疑施耐庵即郭勋》。并说张国光同志也认为“施耐庵只是《水浒》繁本作者 的托名”(1982)。 其实,据我了解,张国光的观点已有所改变,在施耐庵诞辰700周年纪念大会上,张国光在江苏大 丰市施耐庵纪念馆有诗一首《敬题施耐庵先生纪念馆》:“先生豹隐海东边,笔下风雷日月新。莫道生平难 定论,桃花源里避秦人。”(1996)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更多的施耐庵研究者语气不再游移, 他们从地下出土的文物到文献资料的研究得出结论,苏北的施耐庵与钱塘施耐庵、东都施耐庵是同一 人--就是《水浒传》的作者。 四、也谈三次调查的经过和学术界的反响 将施耐庵说成是苏北人不是今日始,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人提出。那是兴化县志局的职员叫胡 瑞亭的人,因为户籍问题到白驹镇,发现施家后人供的牌位上写着鼎鼎大名的施耐庵。为什么是在辛亥革 命以后,在新文化运动之中,那是因为明清两代的文化专制,使得《水浒传》作者的后代不敢认大文学家 为其祖宗,因为明清两代的禁《水浒》是有名的,弄得不好会有杀身之祸,甚至会株连九族,那还有谁敢 明目张胆地认施耐庵为祖宗呢,只有解禁之后才有可能,堂而皇之地将施耐庵的牌位列上。“施耐庵以著 《水浒传》获罪,也以著《水浒传》得名,其生平事迹不独前志所不能载;即其子孙亦讳不肯言,今民国 成立,无所顾忌,可以补遗。” 第一次调查是1952年,刘冬、黄清江《施耐庵与水浒传》发表于《文艺报》,论文断定苏北的施 耐庵即《水浒传》的作者,丁正华、苏从麟的调查报告实际上也倾向于刘冬、黄清江的观点。在这之后, 文化部又派人民文学出版社聂绀弩、《人民日报》社徐放等同志赴苏北作进一步的调查,从徐放的《再次 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来看是持肯定态度,并把苏北施族关于他们祖先的某些口耳相传下来 的“家史”可以看出施耐庵的流徙轨迹。 第二次调查是在1962年,兴化、大丰两县作调查有报告《清理施让残墓文物及继续调查施耐庵史 料报告》,想必由于在困难时期,未作更多的研究。刘世德断言1952年到1966年这十多年时间 里,“几乎所有的关于《水浒传》的论文和专著都不引用这些材料,也就是说,它们的作者都不相信这些材 料,或持存疑的态度。”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请看事实:陆侃如、冯沅君著《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 本)》,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该书中写道:“施耐庵......一说名子安,白驹(今江苏兴化。本 文作者附注:白驹镇是今大丰市所属)人,生于一二九六年;三十六岁成进士,到钱塘做过官,一三七0 年死。”北京大学中文系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三.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 59年出版,该书认为尽管材料很少,但还是有珠丝马迹的:“施氏......名子安,字耐庵。祖籍姑苏。 三十五岁时,中元至顺元年进士,出任钱塘两年,因‘不合当道权贵’而弃官居住苏州阊门。后又迁居苏北 兴化白驹镇。”如果没有肯定苏北的施彦端即施耐庵,怎能将其写入中国文学史,又作为大学的教科书 呢?! 第三次调查,是1981年和1982年,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学术界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基本上肯定了苏北施耐庵,正是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实事求是 的态度,我们才认为有必要对刘世德的观点加以商榷。 四、关于1952年公布的新材料 主要是神主、墓碑、墓志、小传、《施氏族谱》世系等11项,笔者认为,这些史料出于很多人之 手,不少是施氏的“家史”,有的是他人所撰,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名不见经传的小说家,从来就不被重 视,史料不可能一点没有出入,但并不影响苏北施耐庵的存在,就像履历表填错了,就否认这个人的客观 存在是不妥的。如兴化县修志的坐办刘仲书在写施耐庵的小传时,将“耳耐庵名”,结果说成是“施耐庵原 名耳”,这是一个理解性的错误,就不能将施耐庵全盘否定。 因为王道生所撰写的《施耐庵墓志》,略与其他资料有不相吻合之处,就全盘否定有施耐庵其人是不 对的。 有人认为,明淮安人王道生写的《施耐庵墓志》不合体例是伪作,我读了宋濂撰写的杨维桢(1296- 1370,本文作者注:杨维桢的生卒年与施耐庵相同)的墓志铭后,不以为然。 通观王道生、宋濂二位撰写的墓志铭有相通之处。例举如下: 宋濂:《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君姓杨氏,讳维桢,廉夫其字也。...... 时大明洪武庚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门之士上书于郡守林君公庆,以封茔以属,林君欣然从 之。......呜呼,岂其然哉!......呜呼,君真是矣。然君不可谓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勋 绩,未必专攻于文,纵攻矣,未必磨砺之能精,藉日既精矣,亦未必岁积月累,发越如期之夥 也。......”-- 录自四部丛刊本《宋学士文集》 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公讳子安,字耐庵。......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 五。......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生乱世,则虽有清 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以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堂而痛哭流涕者也。......因作墓志,以附施 氏之谱末焉。” 五、新材料的立论和释疑 根据刘世德说的新材料的破绽和疑点,我们一一进行说明和分析: 1.关于施耐庵的名字。 本名彦端,一名子安,字耐庵。在张家港河阳山(现称凤凰山)永庆寺附近有施耐庵的假墓,过去墓 碑上刻有王勃的滕王阁诗一首,耐庵假墓为什么要刻“滕王阁诗”呢。据当地县志记载,元末明初文学家施 耐庵曾隐居永庆寺,在文昌阁写过不朽巨作《水浒传》,至今这里留有洗砚池、醮水潭等遗迹。 该墓一说是陈聚、陈基兄弟的后裔所修,旋耐庵住在河阳山时,陈聚、陈基也在故乡河阳山隐居,他 们经常在一起或饮酒赋诗,或游山玩水,或议论国事,或探讨阴阳,无话不谈,结为知已。 陈基,字敬初,临海人,著有《夷白斋集》传世。张士诚起义后,陈基曾参与张的军府之事,至正二 十二年,张士诚称为王,陈基谏阻,士诚欲杀之,不果。后来,张士诚被俘,陈基随从到达南京,独得朱 元璋的赦免,预修元史,赐金而返。洪武三年十日,陈基死于河阳山的寓所。 陈基死后,他的后裔念之施耐庵是老祖宗的故交,于是在施耐庵逝世后,陈基后裔在河阳山东侧修筑 了施耐庵之墓。 该墓另一说是施耐庵的衣冠冢,在河阳山西南坡,县志上记载为明御史徐恪所建,直到1958年才 被毁。 关于徐恪其人,县志上记载得很清楚:(略) 旧时施耐庵墓旁有一棵古藤,把坟头连墓碑全罩住了。碑是青石的,碑正面刻的隶书“施耐庵之墓”五 个字,在五个字上、下首,刻了王勃《滕王阁序》的后面的七言四韵(八句)古诗,全诗如下: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銮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朱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这八句诗,分刻两处,前四句在右边,后四句在左边,另起一行还有七个字,是“一帆风送滕王阁”, 最后署的是“壬戊之秋桂月望日”,据最新考证壬戊年应是是明弘治壬 年,即徐恪60年的1502 年。 为什么在施耐庵墓碑上刻上王勃的滕王阁诗呢?常熟市港口陈浩司等群众说,王勃的《滕王阁序》, 写了天地人日月星,施耐庵写《水浒传》也写了天地人日月星,施耐庵写《水浒传》是“荡空的”,常熟方 言,意即编造出来的,就像王勃写《滕王阁序》一样。 深入研究耐庵墓刻“滕王阁诗”,我以为施耐庵与王勃不仅同名(均名子安),更有共同的生活遭 遇。 王勃(650──676?年),字子安,唐朝绛州龙门(今山西省稷山县)人,他自小聪慧,六岁即能 著文。十四岁应举及第,曾任虢州参军,两次因事废官,一直处于下位。二十八岁时渡海探父,溺水受惊 而死(有人考证,是几年以后死的)。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称为“初唐四杰”,著有《王子 安集》,骈文的代表作是《滕王阁序》。 《滕王阁序》是一篇用骈体写成的宴饮之序,但作者并不局限于描写楼台、记叙宴集,而是倾诉真 情,这主要是怀才不遇的感伤情怀。“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正是这种反 复诉说不遇的悲哀,千百年来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闻一多先生论“四杰”时说:“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 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其实,在封建社会里,这样的情况何止“四杰”,施耐庵又 何尝不是如此呢? 清朝光绪年间的文人王钟麒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中说:“施氏少负异才,自少乞老,未获一伸其 志,痛社会之黑暗,疾朝廷之专横,乃以一已之理想,构成此书”。光绪年间的江荫香,别号伯绥氏,在 《梦花馆笔谈》中写道:“耐庵博通今古,才气横溢,举凡群经诸子,词章诗歌,天文、地理、运、卜、 星、相,一切技术无不精。洪武初,隐于江阴,设馆授徒,从学者甚众。......每当春秋胜日,自携书一 卷、一盍、一奚僮载酒后随,登山临水,倾尊狂饮,放怀长吟,超脱潇洒如神仙。”《滕王阁序》中说“望 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意思是:遥望长安在日下,指点苏州在云间。日之下,又暗含长安为京都意 (古以“日下”为都城)。吴会:吴郡,今江苏苏州。云间:云中,又暗指出吴地的古称(吴地古名“云 间”)。用王勃的话说:“一言均赋,四韵俱成”,意即经这一篇序的意思同时写一首诗,四韵,意思是“滕 王阁诗”八句。 由此可见,王勃与施耐庵等才智之士均用武无地,报国无门,无路请缨,所以,耐庵墓刻王勃“滕王阁 诗”是抒发的失意之悲,是对时代的抨击,也是对社会的控诉。这是施耐庵墓刻“滕王阁诗”深层的意义所 在。 在写作《杨琼神道碑铭与施耐庵墓志的相通性》一文,我关注过元代前期著名的散文作家姚燧 (1238-1313)。近读杨新勋的文章,加深了对元代文章大手笔姚燧的认识。 姚燧,字靖甫,号牧庵,洛西(今属河南洛阳)人,祖籍营州柳城(今属辽宁朝阳)。18岁时,姚燧 拜著名理学家许衡为师于长安,他的作品相当丰富,他的弟子刘致曾经将他的作品加以搜集、整理,编成 《牧庵文集》五十卷,诗词文赋共689篇。他的文章在当时文坛上很有代表性,影响广泛而深远。与他 同时的吴澄在《送卢廉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中曾说:“众推能文辞有风致者,曰姚曰卢。”这里的“姚”指 姚燧,“卢”指卢挚。 姚燧长施耐庵(彦端)58岁,当姚燧于1313年76岁逝世时,施耐庵(1296-1370)才17岁。只 有在元代,文人墨客寻找归隐,才有牧庵、耐庵之名。在元代还有一位,被《录鬼簿》列为“前辈名公”, 称其为“中丞”的陈草庵,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认为即陈英(1245-1320后),字彦卿,号草庵,大都 (今北京)人,也是一位多愤世嫉俗之语的文人,效法隐者高士之风。无巧不巧,这三人:一是彦卿,号 草庵;一是端甫,号牧庵;再一个是彦端,即施耐庵。 2.关于施耐庵的籍贯 在刘世德看来,一个人的籍贯是没有讹误的。然细考施耐庵的籍贯,多种史料的不一致,又是可以理 解的。《辞海》对“籍贯”一词的解释为:一个人的祖居或出生的地方。施耐庵的籍贯有兴化和淮安二说, 祖籍有苏州、兴化二说,都是可以理解的。据史料记载,施耐庵“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白 驹镇为今大丰市所属),至于说“家淮安”,是在施耐庵晚年为避朱元璋之征,隐居在淮安王家当铺的书 房“小方壶斋”修改、写作《水浒传》,淮安王家为人不俗,后人中出现了有清代学者王锡祺等人,为地方 名人。 3.关于施耐庵的科第和宦历 施耐庵是“元辛未进士”,在北京孔庙有历朝历代的进士碑,唯元代几块碑,被人挖去姓名,而重新写 上明代的姓名,这对我们来说查考元代的进士又多了一份艰难。据陈建华考证,施耐庵的辛未进士是“乡贡 进士”(《施耐庵研究(续编)》)。至于施耐庵“官钱塘二载”,在《钱塘县志》、《浙江通志》等书中 未能查到元代官员名单中有施耐庵其人。据我掌握的资料分析,施耐庵“入士诚幕”,应该说他是做的张士 诚属下的官,正史是不可能有所记载的,他的后代也不敢在家谱上确切记载,这是要冒杀身之祸的,只得 含混其词,“官钱塘二载”。在看到张士诚骄逸必败之势,施耐庵离开张士诚,而隐居于张家港的河阳山、 江阴的祝塘、大丰白驹、淮安等地坐馆或著书,这时才有了“高尚不仕”的说法,这是不足为怪的。 4.关于施耐庵的儿子 据民间传说的《嫁女赠书》资料,施耐庵有女儿,当士诚再次造访之时,耐庵“以年老妻弱、子女婚嫁 未毕辞之”,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儿子施让(1373-1421),有可能是过继之子。今天的施耐庵纪念馆 馆长施金根(19世)为施家的过继之子,这不足为奇。 5.关于施耐庵的著作(《三遂平妖传》告诉了我们什么) 现在的中学教科书里讲到《水浒传》的作者时有一说,“据史学家罗尔纲先生考证,认为《水浒传》作 者罗贯中。”(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古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版 第220页) 我特地找来罗尔纲的文章一读:《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看<水浒传>著者和原本问题》,再找来《三 遂平妖传》比照校勘。 罗贯中的《三遂平妖传》,演述北宋时王则于贝州起义事。罗贯中生前未能全部写完,现仅存20回 残本。三遂是诸葛遂、马遂、李遂。罗尔刚因为《三遂平妖传》的文字进入了容本水浒传,由此判定《水 浒传》是罗贯中所撰,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因为《水浒传》的版本有很多,其中有罗贯中修改充实过的 《水浒传》,所以署名施耐庵、罗贯中,不能就此肯定《水浒传》是罗贯中一人所作。据我的分析,70 回版本的《水浒传》当是施耐庵一人所为,是原本。 从罗尔纲的文章来看,他从赞词、叙事和对待人民大众态度三个方面的对勘,发现《三遂平妖传》有 13篇赞词被收入《水浒传》插入前71回书中15处,由此他得出结论:从两书对勘证明都同是罗贯中一人所 著,又证明了《忠义水浒传》受招安、征辽国、平方腊部分是后人所加。 笔者认为,从逻辑的角度看,在A或B不等于0时,A+B不等于B。罗贯中作为施耐庵的门人,施耐 庵“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施耐庵是71回本的作者,而罗贯中 参加了后50回的撰写及全书的纂修,由此得出结论,《水浒传》为罗贯中一人所著的观点是错误的。 再从版本的繁简看,120回是繁简综合本,而所谓腰斩本是最简的本,因为《水浒》的版本特别多, 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到底罗贯中修改加工的是什么版本呢。罗贯中的赞词的增加是在容与堂的120回本 上我们可以看到,而贯华堂的71回本中,我们没有看到罗贯中在这部书上的增加了赞词。所以笼而统之, 说《水浒传》为罗贯中一人所撰的说法是站不脚的。 三从历史的记载看,明代中叶高儒于嘉靖年间作的《百川书志》中提出:“《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 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大体与此同时,郎瑛(1478-1566)在《七修类稿》是提出:“《三 国》、《水浒》,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这里或 曰“编”,或曰“的本”,提出了两位作者:罗贯中和施耐庵。 四从罗氏的特性来看,罗贯中是繁本的修改者,罗很有诗词功底,这正应了贾仲明在《录鬼簿续编》 中说的话,“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以繁本回目的“联语”而 论,有些也不十分工稳,但大致上却遵守联语的规则,如上下两句字数一样,上下联用字不相犯,平对 仄,实对实,虚对虚,相对的词字数相同等等。简本的回目,则完全不守联语的规则,可以说是完全不是 联语。 从上述四点来看,《三遂平妖传》告诉我们罗贯中是《水浒传》繁本的作者之一,而简本是施耐庵所 著。诞生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是施耐庵著,或施耐庵、罗贯中合著。 现在流行的两种《水浒》署名很有代表性。容与堂120回本是施耐庵、罗贯中著,贯华堂70回本附录后 50回署名是施耐庵。这与历史事实是基本符合的。明代出版的《水浒传》,其署名也大都是施、罗二人 一起的。如《忠义水浒传》二十卷一百回,据郑振铎考定为嘉靖间郭勋(1475-1542)家刻本,就 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容与堂刊《水浒传》,则署“施耐庵撰, 罗贯中纂修”。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刻《忠义水浒全书》120回,也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 纂修”。 综上所述,罗尔纲先生仅以一已之见,就将这些历史资料全盘否定,实是不应该的。 六、《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苏北人 1. 读《荡寇志》。清代俞万春(1794-1849),字仲华,号忽来道人。浙江山阴(今绍兴)人, 他于道光六年(1826)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间凡“三易其稿”,首尾历22年,写成《荡寇 志》七十回,他说《水浒传》七十回是“前水浒”,罗贯中续“后水浒”,而他则是“结水浒”。 施耐庵写《水浒传》是因为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而俞万春写《荡寇志》也因为他在青壮年时 期,曾经长期追随其父在广东的任所,亲自参与了对人民武装反抗的镇压行动。他写作《荡寇志》是对 《水浒传》的反动。 施耐庵著《水浒传》,写到了水乡特色,这是因为他在苏北里下河的水网地区,生活环境,对其创作 有着深刻有影响。而俞万春写《荡寇志》,尽管也说旱路有轿马,水路有舟辑,然他的笔下,水乡特色难 以鲜明。我无法知道,《水浒传》起初是否是叫“江湖豪客传”,但在俞万春的书中却提到了绿林豪客, 看:“烟霞笑傲,清流权作绿林豪客;锦绣城池,街市变成血海尸山”。该书写陆上的动植物较多,如“那 人参在地下三百年,秉上天瑶光之精,感山川灵秀之气,全具人形六百年”。 2.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苏北人的新佐证(兼读《新水令.秋江送别》)。在苏北发现的施耐庵 遗曲《新水令.秋江送别》(赠鲁渊道源、刘亮明甫),与元代戏曲作家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和 《水浒传》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处,现略加以比较分析,可作为元末明初《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苏北人的 新佐证。 《长亭送别》@ 《秋江送别》@ 《水浒传》 1.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得 柳丝不为系萍踪,茶铛要 倩疏林挂住斜晖。 煮生花梦。 2.霎时间杯盘狼藉,车儿投东 你向西来我向东,好倩 你在东时我在西 马儿向西,两意徘徊,落日山横翠 个青山互送。 3. 桂堂东角琴弦弄 李逵:翠堂闹黑闹书堂 4. 五年随断梗, “身世悲浮梗 梗 千里逐飘蓬。 功名类转蓬” 5. 待他日鹤书传奉 “他日若遂凌云 云 志” 6.下西风黄叶纷飞, 染寒烟衰草萋迷 落尽丹枫,莽莽长江烟水空。 7.拆鸳鸯在两下里。一个这壁, 论当年邂逅相逢,玉树蒹葭, 一个那壁,一递一声长吁气。 金菊芙蓉,应也声同。 8.未饮心先醉,眼中流血,心 人懵懂,心窝醋味如湖 内成灰。 涌。 9.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 便此后,隔钱塘南北高峰, 淡烟暮蔼相遮蔽。 隔不断别意离宗。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长亭送别》、《秋江送别》与《水浒传》诗词风格上的一致性,再从 三者所反映的思想结束看,它们相类和一致之处也极为明显。 1.用词相同,句意相通。 2.句式相同,词语相对。 3.李逵坐衙里插叙诗,正与该句相对应。 4.用词相同,格调相接,元好问诗:“半生无根著,飘转如断梗。” 5.用词相类,空怀壮志。 6.点明时令,形容凄凉的景象。古人说,一切景语都是情语,就因为感情本身没有形象,必须借助外 界景物,用形象化的语言加以表达,才能成为具体可感的东西。 7.一是写两人的心境,一声接一声的长吁短叹;一是写三人的襟怀,一遍又一遍地记叙友情。 8.离怨别情,心酸如潮,叙来十分真切。 9.天各一方,苍凉悲怆,令人相思相望,愁断心肠。 综上所述,其风格其情意惊人的一致和类似并不是悠然的巧合,而是与其作者的生活经历、文化素 养、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是相关连的。这说明施耐庵生活在元末明初,与《水浒传》的作者为同一人。 注:@选自《中国古代文学名著欣赏》P.147 @转引注自《水浒与施耐庵研究》(张惠仁著)P.200 3. 从施耐庵《秋江送别》看与元曲的渊源。施耐庵遗曲《秋江送别.赠鲁渊道原、刘亮明甫》为水 浒学界所关注,对于考证施耐庵其人和生活的时代有重大意义,现与《元曲三百首》比照阅读,可以看出 《秋江送别》与元曲有渊源关系。 《秋江送别》 元 曲 【新水令】西窗一夜雨蒙蒙,把征人归心打动。 五年随断梗,千里逐飘蓬。 海上孤鸿,飞倦了这黄云陇。 【驻马听】落尽丹枫,莽莽长江烟水空。 秋波最好是枫叶树,染透 别情一种,江郎作赋赋难工。 猩猩血。风酿楚天秋,霜 柳丝不为系萍踪;茶铛要煮生花梦。 浸吴江月。 人懵懂,心窝醋味如潮涌。 (杨朝英《双调.清江引》) 【沉醉东风】经水驿,三篙波绿;问山程。 一骑程红。恨磨穿玉洗鱼, 怕唱彻琼箫风。尽抱残茗碗诗筒。 你向西来我向东,好倩个青山互送。 【折桂令】记当年邂逅相逢,玉树蒹葭, 金菊芙蓉,应也生同。花间啸月, 竹里吟风,夜听径趋来鹿洞, 朝学书挨去鹅笼。笑煞雕龙。 爱煞陶渊明,笑煞胡安定。 愧煞雕虫。要论交白石三生, 要情别碧海千重。 【沽美酒】到今日,短檠前,倒碧筒;长铗里。 掣青锋,更如意敲残王处仲。唾壶痕, 击成缝,蜡烛泪,滴来浓。 【太平令】便此后,隔钱塘南北高峰,隔不断别意离宗。 长房缩地恐无功,精卫填河何有用? 你到那山穷水尽,应翘着首儿望侬。 莽关河,有明月相共。 【亭离宴带歇拍煞】说什么草亭南面书城拥, 桂堂东角弦琴弄,收拾起佩剑相从。 扰乱他落日情,扰乱他浮云意, 扰乱他顺风颂。这三千芥子, 多做了藏愁孔,便倾尽别筵酒百壶, 犹嫌来痛。那堤上柳,赠一枝,井边梧, “梧桐一叶秋” 题一叶,酒中梨,倾一盆。低徊薜荔墙, 惆怅蔷薇拢;待他日鹤书传奉, “归去难,修一缄,回 把两 字儿平安,抵黄金百倍重。 两字寄平安。” (顾德润) 耐庵遗曲是《秋江送别》,点明时令在秋季,秋的吟咏,元曲中是多见的。 马致远(约1250──1321后)有《【越调】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 西风瘦马。夕阳西山,断肠人在天涯。”这是元人小令中的极品,历来为人传诵。元人周德清誉为“秋思之 祖”,近人王国维说:“深得唐人绝句妙境”。这是暮秋的画面。 白 朴(1226──1306后)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他有《【双调】沉醉东 风.渔夫》曲,以黄芦、白频、绿杨、红蓼、白鹭、沙鸥、烟波钓叟,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淡荡明丽的秋江 水墨画;“点秋江白鹭沙鸥。” 至于无名氏的《【双调】驻马听》的前四句:“月小潮平,红蓼滩头秋水冷。天空云净,夕阳江上乱 峰青。”描绘出一幅明净幽美的江边景色。 4. 铁崖小传与墓志铭。关注施耐庵问题,才关注杨维桢。杨维桢(1296-1370),元末“文 章巨公”、诗坛领袖。他的生卒年代竟与施耐庵相同,他俩均都成为张士诚的幕僚。朱世滋著《金戈书生 罗贯中》一书中,有许多章节写施耐庵、罗贯中与杨维桢的交往,当然,这是传奇。 曹晋杰、朱步楼著《施耐庵新证》是一本学术性著作,该书提到施耐庵《秋江送别》元曲中“玉洗 鱼”的典故,是选用不肯入张士诚幕的杨维桢游河阳山内八景之一的秀峰时,诗句中有“玉鱼金碗埋黄 土”之句,我遍查《杨维桢诗集》而不得。 杨维桢在元以御酒赐王,王遂饭维桢酒。酒酣,维桢以手指蘸酒写一绝:“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 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干?”(《席上作》,见《杨维桢诗集》第413页)曹晋杰、朱 步楼《罗贯中传奇》一书中写道:当时杨维桢身旁坐的是罗贯中,也以手指蘸酒,在桌上依韵和了一首 诗,以示反对降元:“吴宫处处笙歌起,边邑时时羽檄来。但闻笙歌休管檄,昌隆国运几时开?”不管真假 如何,该诗已入《水浒传》,这就说明施耐庵或罗贯中至少有一人在撰著、编纂《水浒传》时与杨维桢接 触过,至少是熟悉其为人或为文,不然何以引杨维桢诗入长篇小说中呢? 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又号铁笛道人,抱遗老人,元绍兴路诸暨州(今浙江省诸暨市) 人。生于元成宗负元二年(1296年),于泰定四年(1327年)登进士第。授天台县尹,钱清场盐 司令,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推官。曾被命为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杨维 桢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 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于是江 南一带,才俊之士造门拜访者络绎不绝,每日客满。他又周游山水,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 笛,或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为神仙中人。他有铁笛一支,铁笛来自洞庭湖畔,当地一位 铁匠在湖中掘得一把古剑,无所用,才铸为铁笛。笛长二尺九寸,凿有九孔,进于杨维桢。维桢吹之,皆 合吕律,于是大喜,作《迥波引》曲,与江人、渔父和唱为乐,自号“铁笛道人”。明洪武二年,召至京 师,议订各种仪礼法典。事成后,即请归,朱元璋命百官于京都西门外设宴欢送,归后不久逝世。时为明 洪武三年(1370)夏五日癸丑。 杨维桢一生以50岁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出仕,汲汲于拯时济世,卓有政绩。或执意惩治凭陵气 势之黠吏,不惜弃县尹之职。后期闲处,深感“补天无术”,或优游光景,但依然国事在心,注重操守。张 士诚据姑苏,召他前往,他不肯接受官职,就上《五论》:《驭将论》、《人心论》、《总制论》、《求 才论》、《守城论》,其唏嘘切直,可追贾谊;朱元璋逼他出仕,他亦“往而不留”,以“岂有老妇将就木 而理嫁者耶”相推辞,并作《老客妇谣》以明志。 杨维桢的铁崖体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当时闻名于海外的学者宋濂、倪瓒等都与他结成诗文知 友。其诗文特点是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既渲染气氛,又注重情调;既有绚丽的色泽,又有奇谲的意境。 其壮思泉涌、妙绪纷披之作,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其绘神写形,借扬寓意之中,表现出现实主义特色。 杨维桢的著作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他死后,宋濂为其撰写墓志铭。 5.《水浒传》的苏北方言(略) 6.《水浒传》的苏北习俗(略) 智慧城原创 200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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