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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水浒传》伴随毛泽东的革命人生

 

             金本《水浒传》伴随毛泽东的革命人生   毛泽东一直很喜欢阅读《水浒传》,即使是在戎马悾惚的战争年代,也从不间断。 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一遍又一遍地读过《水浒传》。据周世钊《少年毛泽东的故事》(少年儿童 出版社1979年版)介绍:   那时,乡间能够借到的书,多半是些民间流传的旧小说。当他阅读《西游记》、《水浒》、《三国 演义》……这些小说的时候,常常被一些生动的斗争故事所吸引,一遍又一遍地读,一直要达到熟悉这 些故事情节和一些主要人物的性格才放手。   自从金本《水浒传》于1641年出版以后,成为读者公认的“定本”,受到热烈追捧,很快就将100回 本和120回本淘汰了,几乎快要绝迹。由此可知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所读的《水浒传》只能是70回的金本。 毛泽东的一生,除晚年而外,发表过许多与《水浒传》有关的文章、讲话,但从未提到过什么宋江投降 打方腊的问题,这也足以证明毛泽东一辈子(除晚年外)所读的《水浒传》都是金本。只是到了晚年才 读到了100回本和120回本。   199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陈晋的《毛泽东与文艺传统》,这本书中特别写了《<水浒>与革命》 一章。书中说:“毛泽东对《水浒传》小说的关注,贯穿了他的一生。”“根据毛泽东回忆,在少年时 代,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水浒》。”“毛泽东曾鼓励新民学会会员读《水浒》。在大革命时期搞农民 运动时也谈过《水浒》和宋江造反。”陈晋在书中还强调:“《水浒》和毛泽东的意志性格有一种深深 的共鸣。”“《水浒》这部古典小说,起到了在一位伟大的现代革命家身上所能起到的最大作用。” “毛泽东把现实的农民运动,视为几千年农民反抗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本人在1936年同来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 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 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 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可以背出来,而且反 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 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据《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介绍:毛泽东自己生前在谈到早年读《水浒》、《三国演义》等古典小 说对他产生的影响时说过:“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 的。”在他的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读物就算是《水浒》了。“不过,《水浒》对毛泽东,从少年时 起最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 的精神。这是毛一生的思想中,从中国旧文化(区别于官修典籍的民间传统文化)继承来的一个很重要 的部分。”   在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说农民“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 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建国以 后,毛泽东在谈自己的革命生涯,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时还颇有感触地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 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最后他借用《水浒传》的故事归纳成 一句话:“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转引自《毛泽 东哲学思想研究》1986年第6期)。   毛泽东常常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说成是“没法子,被逼上梁山”。(1939年7月9日在陕北公学 做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尽管生活环境非常艰苦,《水浒传》依然是毛泽东爱 读的书籍之一。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讲话、报告和文章中经常引用《水浒传》的故事来说明深刻的革命道理,或者 来印证阐发他的认识。例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以林冲打翻洪教头为例,说明战略 退却的必要性: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部本领, 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 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3页)   “两个拳师放对”,在战场上属于单兵动作,是士兵个体的战斗行为,可是毛泽东却从中发现了战 略退却的大问题。用《水浒传》的小故事来说明大道理,显得生动、具体,一般文化程度的干部、战士 一听就懂,这是毛泽东的创造。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毛泽东将反动派比做吃人的野兽。他告诫人们,在野兽面 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   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 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 页)   “武松打虎”的故事,可以说是《水浒传》中传播得最为广泛的内容之一,真正是妇孺皆知、家喻 户晓。几百年来,人们对这个故事的理解,主要是赞赏武松大无畏的精神和这个人物的英雄豪举。至于 被武松打死的老虎,很少有人能从这个野兽身上发现什么。毛泽东却将野兽的本性同反动派的反革命本 性联系起来,教育我们要坚持斗争,革命到底。   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红军游击队里有些干部不注意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往往离开实际情 况去估量政治形势,指导工作,因而出现了许多问题和错误。毛泽东批评这种人是“李逵式的长官”: 那些李逵式的长官,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 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2页)   李逵是《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他补实豪爽,对农民革命事业很忠诚,但是头脑简单,行事鲁 莽。毛泽东将红军中“懵懵懂懂”处事的干部比作“李逵式的长官”,是批评他们工作方法简单粗暴, 同时也肯定了这些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因而使被批评者心悦诚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故事之一。他在1937年写的《矛盾论》 中,曾把这个故事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理解和评价: 《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作法,从调查情形 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 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象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 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3页) 建国后,在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给人的启示时又说: “一打”后石秀探庄,解决了道路问题;“二打”分化了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的三庄联盟;然后是 解决祝家庄的内部问题,于是有了孙立的假投降,“三打”就成功了。(《毛泽东与文艺传统》) 194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逐条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12条,其中第7条主要是 谈讲求革命性和灵活性的结合。由此,他联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联系到要善于采取合法的和秘 密的斗争策略。对于这些复杂的问题,毛泽东通过《水浒传》的故事解释说:   《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 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相信他们,这是合法的。但这批人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到宋江打到面 前,内部就起来暴动,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 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就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传》的 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毛泽东与文艺传 统》) 从“三打祝家庄”的精彩故事中,毛泽东提出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一著名的战略策略问题, 而且尖锐地指出:“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毛泽东对《水浒传》一些故事的理解不 仅精辟、深刻,而且富有独创性,发人之所未发,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   在延安给斯大林祝寿的时候,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极简单的话,说:“马克 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 就干社会主义。”   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看了延安平剧院根据金本《水浒传》新编演的《逼上梁山》以后,当即就非 常高兴地给该剧的编导写信说: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 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 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 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毛泽东论文 艺》)这出戏,体现了《水浒传》所表现的强烈的反抗斗争的精神,因而受到毛泽东的高度的赞誉,这 受到赞誉的实际上是金本《水浒传》。   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以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都经常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要努 力从《水浒传》中汲取革命的精神营养。1957年3月19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的谈话中,毛泽东说: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 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 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一次在谈到当时社会上刮起了“共产风”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宋江是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来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 碍。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毛泽东早年读 书生活》)   毛泽东认为宋江劫富济贫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是正义的,因为所取的是不 义之财。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便拿走农民的集体财产,如肥猪、大白菜等,想拿就拿,拿起就走, 则是错误的,是应该坚决制止的。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 到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说: 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也不要当《水浒 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 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7页) 长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毛泽东的启发下、教导下,从《水浒传》中学到了 不少有益的东西。从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到进行政治斗争的策略以及工作方法等问题,从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到努力奋斗的拼命精神,从政治到哲学,从思想到实践,毛泽东都结合金本《水浒 传》的事例作了极大的开掘和发挥,展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在中国人民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金本 《水浒传》被称为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教科书是当之无愧的。 《水浒争鸣》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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