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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阕疑到悬想:施耐庵托名说与集体创作说检讨

 

          从阕疑到悬想:施耐庵托名说与集体创作说检讨             江西 许勇强 李蕊芹 From Suspicion to Imagination:Two Hypotheses of Shi Naian Research Review Xu Yongqiang Li Ruiqin (College of Chinese Law and Arts 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uzhou 344000)   《水浒传》从产生以来,其作者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历代研究者。从明末清初周亮工到时贤张国光、 徐朔方诸先生,《水浒传》的作者研究从实事求是的“阕疑”到主观色彩颇浓的“施耐庵托名”甚至是 集体创作,逐渐走入了迷途。笔者不揣鄙陋拟就此问题进行简单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明清时期:诸说并存   《水浒传》的作者一直是个谜,从明代嘉靖时期开始,文人著录中就歧说纷出。总的来看,明清时 期关于《水浒传》作者的说法可以分为四种:一是罗贯中(或罗贯,字本中),二是施耐庵,三是施作 罗编或罗续,四是无名氏。   最早提到《水浒传》作者的是嘉靖年间郎瑛,他在《七修类稿》中说: 《三国》、《宋江》一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 本。[1]   关于施耐庵作《水浒传》的观点其实产生很早,《七修类稿》就提到《水浒传》“又曰钱塘施耐庵 的本”。但较早将《水浒传》著作权独归施耐庵的却是胡应麟,他说《水浒传》是“元人武林施某所 编”,说“施某尝入市肆。紬阅故书,于敝楮得宋张叔夜禽贼招语一通,备悉其—百八人所由起,因润 饰成此编。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演义》,绝浅陋可嗤”[2]。胡氏不仅将《水浒传》著作权独归施 耐庵,并且认为罗贯中是施耐庵门人。降至崇祯年间,腰斩《水浒传》的金圣叹认为自梁山排座次后都 是罗贯中续作,斥之为“恶札”。由于金本极为流行,因此施耐庵说在以后近四百年间影响最大,盛于 斯《休庵影语》、李渔《闲情偶记序》、句曲外史《水浒传序》等都祖述其说。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作者不可确考,代表人物是周亮工。他说:   《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又云此书出 宋人笔。近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所续,因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予谓 世安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阙疑可也。定为耐庵作,不知何据?[3]   另外清人王望如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在《第五才子水浒序》说:“《水浒》一书七十回,为一百八 人作列传。或谓东都施耐庵所著,或谓越人罗贯中所作,皆不可知,要不过编辑绿林之劫杀以示戒 也。”[4]周亮工从当时小说地位卑下的社会环境出发,认为《水浒传》作者不可确考,据有一定的科学 性,表现出作者严谨客观的治学态度,其质疑态度对后来胡适、鲁迅以及施耐庵托名说与集体创作说都 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稗说卑下的特殊文化背景,从嘉靖时期开始关于《水浒传》作者的记载就已经歧说并出了,这 既客观发反映了世代累积型小说《水浒传》成书过程中作者的多源性、复杂性,又为后来小说的作者研 究奠定了基本格局,更为以后的学术纷争埋下了种子。   鲁迅与郑振铎:两种学术假说的肇始   《水浒传》作者诸说并存的现象持续了四百年,到了上世纪20、30年代,以鲁迅和郑振铎为代表的 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周亮工的基础上提出了“托名说”与累积说。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胡适曾经认为是罗贯中,“施耐庵”是“明朝中叶一个文学大家的假 名”,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物”[5]。由于鲁迅以为简本“甚似草创初就,未加 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是最接近原本的,其在时间上自然要早于繁本,所以他根据“简本撰 人,止题罗贯中”,而“周亮工闻于故老者亦第云罗氏”这两条证据,得出《水浒传》作者应该为罗贯 中。所以他才说“罗贯中荟萃诸说或小本《水浒》故事,而取舍之,便成了大部的《水浒传》”。鲁迅 在考证出《水浒传》原作者为罗贯中之后,还对其他几种常见的说法进行了分析,认为施耐庵当是后起 者,“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非古本所有”,“后人见繁本题施作罗编,未及悟其依托,遂或意为敷 衍,定耐庵与贯中同籍,为钱塘人(明高儒《百川书志》六),且是其师”[6]。   郑振铎在胡适、鲁迅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国小说发生学入手,指出“中国平话小说之创始者,乃是 民间无名氏作家,或在庙宇中说书的‘说话人’经过了一代代的传述与增饰,到了最后的一个文人手 中,方才成为现在的定式,正如希腊之史诗,欧洲中世纪之传说的情形一样。”《水浒传》自然也是 “经过了好几个时代的演化、增加、润饰”而成的,因此“《水浒传》是罗贯中或施耐庵著的等等问 题,便都不必提。”[7]但郑振铎又认为在《水浒传》发展的每一个具体阶段,其作者是大体可知的, “说书先生与好事文人”、罗贯中和施耐庵分别是不同阶段的作者。到了明嘉靖时期,郭本横空出世, 成为《水浒传》一个最完美的定本。虽然它号称传自“武定侯府”,但郑振铎认为这“本不是指此本为 郭勋所自作的,也许是作书者借郭勋或郭府以自重而已”[8]。   胡适、鲁迅和郑振铎从小说世代累积的特征入手,在《水浒传》作者研究的问题上都认为罗贯中是 真实存在的作者,而施耐庵由于无文献可资考证,当属假托者之名。郑振铎更是强调其累积的过程性和 集体性,并首次将小说作者与郭勋发生联系,对后来的郭勋托名说有一定影响。      施耐庵托名说的内涵   建国后部分学者如戴不凡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施耐庵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假说进一步坐实为“郭 勋门下御用文人的托名”[9]。此观点先后得到徐仲元、张国光等学者的认同与呼应。大体来说,在当代 《水浒传》研究史上所谓施耐庵托名说有以下三方面含义。   第一种是认为施耐庵仅是真正作者为了避祸而虚拟的名字,真正作者其实就是罗贯中。王晓家就认 为“《水浒传》作者慑于当时的文字之祸,没有那么大的胆量署上自己的名字。所以就有‘施耐庵’的 托名。这样一来,有些多少知道《水浒传》为罗贯中所作的人,在辗转流传中,便逐渐把‘施耐庵’这 化名与历史上的真人罗贯中混淆起来,出现了‘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之类的题署”[10]。 第二种虽然也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但却认为这仅仅是个托名,真正作者不可确指。徐 仲元认为“所谓施耐庵其人很可能是在元代后期活动于杭州说书界的一位颇负文学才能的书会才人,然 而他的真名却被历史湮没了。他的时代应该比鲁迅推断的《录鬼簿续编》中的那位罗贯中时代稍早,其 成书不会迟于元末,明人传说的所谓国初征诏不赴隐居著水浒的说法是靠不住的。托名施耐庵的这位书 会才人经过较长期地致力于有关宋江起义故事的搜集、整理与提高之后,又进行了独创性的艺术加工, 天才地编撰了一部系统、完整地反映宋江起义故事的长篇《水浒传》”[11]。   第三种观点是以张国光代表的学者,他们认为施耐庵就是郭勋门客的托名。张国光根据当时农民起 义领袖投降招安和道教受到统治者重视的时代背景,并结合《皇明从信录》等材料,认为是郭勋“指使 门客仿《三国志演义》编撰成长篇小说《水浒》”,目的是“用这部小说来宣扬他的政治主张:即对农 民起义军进行分化、腐蚀,诱使其中一部分不坚定分子叛变投降,然后又要这些人作鹰犬去镇压坚持斗 争的农民军”,“《忠义水浒》极力宣扬道教,也是郭勋借以迎合明世宗之确证”[12]。后来张国光在 《再论〈水浒〉成书于明嘉靖初年》一文中又从“郭勋之前无关于《水浒》的记载”、“郭勋又是最早 出现的《水浒》版本的刊行者”等方面再次重申《水浒传》的作者是郭勋门客,认为郭勋“授意其门客 撰写《忠义水浒传》的时间当在嘉靖十一、二年”[13]。另外作者还在《〈水浒〉是由“元人施耐庵” “纂修”的吗——与王利器先生商榷》等文章和专著中多次重申这一观点,成为“施耐庵系郭勋门客托 名”说的代表人物。此外夏梦菊《水浒演变史新论》(下)也认为“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的门人受 《三国演义》刊刻的影响,托名施耐庵,也取罗贯中的《水浒传》再次改编”[14]。   张国光等的观点发表后就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欧阳健从有关记载《水浒传》的文献、《水浒传》 的版本、《水浒传》道教问题以及明代有关文献无一提及郭勋是《水浒传》的作者等方面论证了戴不凡 “疑施耐庵即郭勋”的论点和张国光“施耐庵为郭勋门客之托名”不成立,认为象“《水浒》这样一部 宣扬‘官逼民反’的战斗主题的伟大作品,竟然出于郭勋这样的‘跗注大僚’之手,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事”[15]。袁世硕也认为“明中叶以后的人,不论是武定侯郭勋,还是其门下士,是不可能如此深谙宋 代的事语的,即使具备了足够的历史知识,他们也不会有严格的历史态度去查阅宋代的文献”,所以疑 施耐庵即郭勋或其门客的说法不可信[16]。   从历史的角度看,施耐庵托名说这一学术假说实肇自鲁迅“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后来这个观 点经过戴不凡、张国光等先生的论证发展,进一步坐实施耐庵系郭勋门客的托名。以上三说虽略有不 同,但从本质上讲都是不承认历史上存在过一个真正的施耐庵,否定了他的著作权。 集体创作说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   集体创作说其实发端于郑振铎。郑氏在《日本最近发见之中国小说》中指出:《水浒传》是“经过 了好几个时代的演化、增加、润饰”而成的”,因此“《水浒传》是罗贯中或施耐庵著的等等问题,便 都不必提。”   建国后由于强调人民大众的力量,因此集体创作说这一观点成为上世纪50年代最流行的观点。比较 早倡导这一观点的是聂绀弩。他在《水浒是怎样写成的》一文中认为:“《水浒》不是一人写成的,也 不是一次写成的;是经过很多人、很长时期、很多次修改才完成的。它的创作过程,经历过三个阶段: (一)人民大众口头传说阶段,(二)民间艺人讲述和记录阶段,(三)作家的编辑、加工或改写阶 段”[17]。   严敦易则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截至元代为止,他的撰述与初稿,是无从去推断或指证是出于某 一位天才作家所创造的,我们只有说他是人民的集体的力量所成就”。他通过大量文献的分析,推测 “施耐庵只是一位流传(或竟是敷演《水浒传》)的人”,“他本身既可能竟是一位说话人,再不然也 就是这一行业中的后裔,或与这一门伎艺有其学习渊源的关系的,这样他也才可能传下这《水浒传》的 ‘的本’”。他还认为“施氏是毫无根脚可寻的”,“兴化白驹发见施耐庵墓志”是“作伪”[18]。张 默生也认为“《水浒传》成为文学名著,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虽然现在已可确定施耐庵和罗贯中是和 《水浒传》最有关系的人,而且他们也确实写过《水浒传》;但不能把后来屡经加工的《水浒传》的功 绩完全归于他们。”[19]此外陈中凡也认为《水浒传》“不是一人写成的,也不是一次写成的;是经过 很多人、很长时期、很多次修改才完成的”[20]。   集体创作说这一观点在当时已经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如李希凡就认为,承认《水浒传》对前人的 继承性和从民间创作中吸取它的精华,“这都并不贬低《水浒》的价值,也丝毫不能够就因此而得出结 论说《水浒》没有作者,而只有所谓‘加工者’‘编辑人’”。他认为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根据《水 浒》这最初一部长篇小说形式上的某些朴素的特点,而把它看成是‘由几个主要人物的传说缀合而成’ 的作品,无形中贬低了它作为长篇史诗的价值,甚至根本否认它是一部长篇杰作。”[21] 文革后徐朔方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该观点,提出了“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22]。他在《再论〈水浒 传〉和〈金瓶梅〉不是个人创作》和《〈平妖传〉的版本以及〈水浒传〉原本七十回说辨正》两篇文章 中通过《水浒传》与《三遂平妖传》《金瓶梅》赞语的比较,认为三者存在互相抄袭赞语的情况,因此 《水浒传》和其他几部小说一样都只能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23]。另外,他还在《〈西游记〉 的成书》、《〈金瓶梅〉成书新探》等文章中对明代几部著名长篇小说的成书过程进行探讨并作规律性 总结,认为中国早期的几部通俗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并不出于任何个人作家的天才笔下, 它们都是在世代说书艺人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成熟而写定的。谁也说不清现在我们所见的版本是出于谁的 手笔”[24]。   另外,周学禹《〈水浒〉作者探考》对《水浒传》的成书过程考察后也认为:“《水浒》不是一人 写成的,也不是一次写成的,它是经过很多人、很多次编辑、整理、修改、润饰才完成的。它不可能是 施耐庵写成的……施耐庵是托名,是‘子虚’‘乌有先生’。另外《水浒》的作者也不可能是罗贯 中。”[25]。   上世纪50年代产生的集体创作说从渊源上讲可以追溯到郑振铎的世代累积说,而它之所以特别流 行,并一度占据主流地位,从根本上来说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的。集体创作说特别是徐朔方先 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在过分强调文学的民间性、人民性、阶级性的同时,从本质上夸大了文学作 品的世代累积性和普通读者与民众及其它改编者的力量,忽略甚至于否定了小说最后写定者的集大成作 用,混淆了小说素材和作品的关系,将事物发展的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混为一谈。[26]           两种学术假说检讨   施耐庵托名说和集体创作说两种学术假说虽然有很大不同,但在否认施耐庵著作权这一点上是一致 的,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研究方法上看,它们往往采取从书本文献到书本文献的研究方法, 忽略了出土文献和口头文献的价值。那些否定施耐庵的学者,主要是从存世文献的角度进行研究考证, 却忽略了地下出土文献和民间传说的学术价值。王国维先生早在80年前就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 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 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27]按照二重证据法的观点,兴化出土的施耐庵文物和地方传说自然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文献资料, 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发掘。   其次,在治学风格上一些研究者没有能够从事实出发,而更多的是从预设的观念出发,因此悬想臆 测色彩比较浓厚。这又表现为两方面:一是随意否定古人的记录,以今人思想来臆测古人。关于《水浒 传》作者的记载自四百年前就已经比较混乱,但无论如何都与施耐庵、罗贯中相关。今天的读者在没有 更充分的证据面前,最好不要轻易否定明人的记载,毕竟明人距离施、罗的时代较我们更近。二是以片 面的甚至是割裂的方法对待文献。不少研究者对施耐庵的文献往往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进行否定,而往 往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刘冬、王同书等学者做得比较好,他们主张运用“综合 的、整体的、系统的分析方法”,将地下出土的文物、历代传抄的史料和民间口头的传说进行综合的科 学分析,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关于施耐庵的研究,清初周亮工采取阕疑态度是非常审慎的,他从古代小说卑下的时代背景出发探 讨施耐庵真实性也是科学的;而鲁迅、郑振铎等学者处于当代学术研究的草创期,受到资料、方法等客 观条件的限制,采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假说也是必需的,且他们的假说也含有科学的成 分。建国后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加之研究方法的单一与研究者主观化色彩浓厚,导致施耐庵托名说和 集体创作说两种学术假说的出笼,对《水浒传》作者研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在对苏北施耐庵出土文 献的解读上尤为明显。   笔者以为,为了推动古代小说研究的健康发展,在古代小说作者、版本等问题的研究上既要充分利 用现存文献,尤其是早期文献,又要以积极健康和开放的心态面对新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献,更要考虑到 古代小说地位卑下的客观现实,对待民间口传文献不能够轻视,要客观辨证的进行分析,找出其科学的 合理的一面为我所用。此外在学术风气上要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切忌随意否定和怀疑古人,片面的利 用材料和肢解割裂材料。只有这样,古代小说研究才能够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的成绩。 参考文献: [1] 郎瑛.七修类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9,352. [2]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2001,436. [3] 周亮工.书影[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15. [4] 王望如.评论出像水浒传[A].清顺治十一年醉耕堂本. [5] 胡适.水浒传考证[A].胡适文集[M].第二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01. [6]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A].鲁迅全集[M].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51、335. [7] 郑振铎.日本最近发见之中国小说[A].郑振铎全集[M].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65. [8] 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M].郑振铎全集[M].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03. [9] 戴不凡.疑施耐庵即郭勋[A].小说见闻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125. [10]王晓家.水浒传作者及其他——与王利器先生商榷[J].文学评论,1983(4). [11] 徐仲元.施耐庵热与水浒传作者[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1). [12] 张国光.水浒传祖本探考[J].江汉论坛,1982(1) [13] 张国光.再论水浒成书于明嘉靖初年[J].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4). [14] 夏梦菊.水浒演变史新论(下)[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1). [15] 欧阳健.关于水浒作者施耐庵之我见[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6). [16] 袁世硕.水浒传作者施耐庵问题[J].东岳论丛,1983(3). [17] 聂绀弩.水浒是怎样写成的[J].人民文学,1953(6). [18] 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128、132、219-220、224-225. [19] 张默生.谈谈水浒[J].西南文艺,1953年3月号. [20] 陈中凡.试论水浒传的著者及其创作时代[J].南京大学学报,1955(1). [21] 李希凡.水浒的作者与水浒的长篇结构[J].文艺月报,1956年1月号. [22] 徐朔方.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J].中华文史论丛,1982(4). [23] 徐朔方.再论水浒传和金瓶梅不是个人创作——兼及平妖传西游记封神演义成书 的一个侧面 [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1). [24] 徐朔方.关于中国小说史的一些思考——小说考信编前言[J].文学遗产,1997(2). [25] 周学禹.水浒作者探考[J].信阳师院学报1983(1). [26] 参考李蕊芹、许勇强.世代累积型创作说——一个重要的方法论[J].宁夏大学学报,2008(6). [27]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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