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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述略

 

20世纪以来《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述略 王 辉 刘 天 振 摘 要:自从1920年代鲁迅先生将《水浒传》版本划分为简本与繁本两大系统以来,学界一直存在重繁 轻简的研究格局。关于繁本、简本先后关系的问题,无论是“由简增繁”说还是“由繁删简”说,仍体 现用简本以证繁本的倾向。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简本系统研究的论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有明显提 升,而尤以马幼垣与刘世德两位学者用力最多,成绩最著。本文着重对20世纪以来《水浒传》简本研究 聚焦的主要问题诸如:繁简先后关系、《京本忠义传》性质、插增“田、王”二传及诸简本间关系等做 一历史回顾,并对得失与教训进行总结,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水浒传》简本系统;繁简关系;研究史 《水浒传》简本,又称“文简事繁本”,是与繁本相对而言的。上世纪20年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提出:“知现存之《水浒传》实有两种,其一简略,其一繁缛” 。后来的《水浒传》版本研究基本上是 在鲁迅所开辟思路基础上而展开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水浒》简本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主要由 于其文辞粗俗简略,缺乏文采,文学价值不高。“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 ,“刮去肌肉, 榨出了血液,只留下一副枯骨架子” ,胡应麟、郑振铎等学者的断语,对学界影响很大。真正对简本系 统展开全面深入的探究,实际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研究者主要聚焦于:繁简先后关系、插增“田、 王”二传及简本诸版本关系等问题的探讨,所以本文拟就这几个问题的研究状况做一系统回顾与梳理。 一、《水浒传》简本存佚情况 《水浒传》版本的存佚状况牵涉到《水浒》版本比勘、版本演进境况、版本系统划分等相关问题能否顺 利进行,在版本研究中处于基础地位,而《水浒》简本系统版本的存佚境况在《水浒》简本系统甚至在 整个《水浒》版本研究中也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本部分主要依据马蹄疾先生《水浒书录》 等著录,参 照马幼垣、刘世德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适当的修正、补遗,对现今《水浒》简本系统版本的存 佚状况做一简要陈述。 (一)全本 1、现存最早最完整简本为“评林本”,全称《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卷,一百 零三回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福建建阳余氏双峰堂刊刻。现藏于日本日光轮王寺慈眼堂;日本内阁 文库存第八卷至第二十五卷,共计十八卷。此外,欧洲另有几份散存各地的残本 。书分三栏,上栏评 释,中栏插图,下栏正文。版框总高二十三点五公分,上栏一点七公分,中栏五点三公分,下栏十三点 五公分,广十二点三公分。每半页十四行,每行二十一字。书首无目录,书中仅前三十回标回数(至第 七卷首回),实则二十九回(第八回直接第十回,实无第九回回目)。回目为两句,不尽对偶。卷首有 无名氏的《题水浒传叙》,卷一题:“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集;后学仰止余宗囗云登父评校;书林 文台余象斗子高父补梓。”各则中每有“仰止先生观到此处有诗”云云的评点。卷末牌记云:“万历甲 午季秋月书林双峰堂余文台梓。” 2、嵌图本四种:“藜光堂本”,八册,二十五卷,一百十四回,藏于日本东京大学(原东京帝国大 学)总图书馆。刊刻于明万历年间。半页十五行,图两旁各三行,行三十四字,图下九行,行二十七 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扉页题“全像忠义水浒传,藜光堂藏版”。书首有温陵郑大郁《叙》, 无日期。首卷题“《新刻全像忠义水浒志传》卷之一,清源姚宗镇国藩父编,武荣郑国扬文甫父仝校, 书林刘钦恩荣吾父梓行”。目录与首卷之间有《忠义堂辕门图》,刻工为李俊明。 “刘兴我本”,八册,二十五卷,一百十四回,藏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由建阳书坊刊于明 崇祯年间。半页十五行,图两旁各二行,行三十五字,图下十一行,行二十七字。四周单边,白口,单 鱼尾。书首有清源汪子深序文。首卷题“《新刻全像水浒传》卷之一,钱塘施耐庵编辑,富沙刘兴我梓 行”。全书版心上端书《全像水浒传》简名。 “李渔序本”,合订一册(原册数不详),二十五卷,一百十四回,藏于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半页十 七行,图两旁各三行,行三十七字,图下十一行,行三十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书首有李渔《< 水浒传>序》。首卷题“《新刻全像忠义水浒传》一卷,元东原罗贯中编辑,闽书林郑乔林梓行”。以下 各卷首页所记书名,除三卷有小异外,均与首卷同。 “慕尼黑本”,仅存卷四页八上至卷五页十四上,共二十一页半,即自第十七回后半至第二十四回前 半,藏于德国慕尼黑巴威略国家图书馆。半页十六行,图旁各三行,行三十六字,图下十行,行二十九 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第五卷首页题“《新刻绘像忠义水浒全传》”。 马幼垣先生认为,此四 种嵌图本刊刻时间应早于“志评林本”。 3、三十卷本,分为两种:宝翰楼刊本与映雪草堂刊本。“宝翰楼刊本”,全称《宝翰楼刊文杏堂批评忠 义水浒全传》三十卷,不分回,残存第一卷至第五卷、第六卷半卷,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卷首有 五湖老人《忠义水浒全传序》,插图二十二页。封面题《忠义水浒全传》,旁署“李卓吾原评”,下署 “本衙藏”,下钤长方朱印——“宝翰楼”。各卷均有标目(有一卷六七个标目,有一卷三十个标目) 每卷为一个起讫,各卷文字密接刊刻,有应该划分段落处,均以“L”划分。 “映雪草堂刊本”,全称《映雪草堂刊文杏堂批评忠义水浒全传》三十卷,不分回,藏于日本东京帝国 大学支那哲文研究所,为明刻清补本,原明刻本已佚。卷首署金阊映雪堂刊,图二十页,面十行,行二 十字。刻殊不工,卷首有五湖老人序,序文原写于万历年间,此序为“宝翰楼刊本”序文的删节文。此 本刻于明崇祯年间,刊刻地为苏州,以容与堂刊本乙本为底本。两种刊本的插图形式不同,“宝翰楼刊 本”每半页两图,“映雪草堂刊本”每半页两图、三图、四图、五图、六图不等。 4、英雄谱本。主要包括“初刻本”和“二刻本”。“初刻本”,全称《初刻名公批点合刻三国水浒全传 英雄谱》,二十卷百十回,藏于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明崇祯间广东熊飞雄飞馆刻。残存两册,一册包 括卷十三至卷十五,另一册包括卷十八至卷二十,卷二十为最后一卷。全书采取分集形式,以天干为 名。各卷卷首题“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各卷卷首题署作者“钱塘施耐庵编辑”。上层《水浒传》 与下层《三国志演义》刊刻字体迥异,上层用楷体,下层用明代匠体。正文行侧有批语。版框高二十二 公分,广十二公分,《水浒传》部分版框高七点五公分,广十二公分。每半页十五行,行十三字。版心 上端题“英雄谱”。内容自宋江受招安始,包括征辽全部、征田虎一部分、征王庆末尾部分以及征方腊 全部。 “二刻本”,全称《二刻名公批点合刻三国水浒全传英雄谱》,二十卷百九回,其一藏于日本内阁文 库,其二藏于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原为铃木虎雄旧藏,为清刻本),明崇祯末广东熊飞雄飞馆刻。版 式为两栏,上栏三分之一为《水浒》,栏十七行,行十四字,手写体刻;下栏三分之二为《三国》,栏 十四行,行二十二字,仿宋体刻。书衣右行直书“名公批点合刻三国水浒全传”,中间大书“英雄 谱”,栏外上端横书“二刻重订五讹”。卷首熊飞《英雄谱弁言》,次杨明烺《叙英雄谱》,次《按晋 平阳陈寿史传总歌》,次《三国志目次》,次《水浒传目录》,次(上栏)《水浒传英雄姓氏》(下 栏)《三国英雄帝后臣僚姓氏》,次插图和图赞一百页,正面图,背面赞。正文卷首《水浒》部分题 “钱塘施耐庵编辑”,《三国》部分题“晋平阳陈寿史传,元东原罗贯中编次,明温陵李载贽批点”。 从版本优劣来看,“初刻本”明显优于“二刻本” 。 5、出像京本忠义水浒传。包括两种:南京图书馆藏本与北京图书馆藏本。北京图书馆藏本,是清初金陵 聚德堂、文星堂刊本,有金陵聚德堂重刻文星堂刊本行世,全称《聚德堂重印文星堂梓行新刻出像京本 忠义水浒传》,十卷百十五回。正文半页十四行,行三十字,卷首题“东原罗贯中编辑,书林文星堂梓 行”。 南京图书馆藏本,全称《新刻出像京本忠义水浒传》,八卷百十五回。虽云“出像”,却无插 图。版框高十九公分,广十一公分;正文半页十四行,行三十六字。首转录陈枚《水浒传叙》。两出像 本虽为独立之本,关系却颇为密切。南京藏本是一种极度浓缩的刊本连叙和目录在内,仅二百七十五 页,是一种相当晚出的本子。 6、汉宋奇书本。包括三种:福文堂刊本、右文堂刊本和近文堂重刊兴贤堂刊本。福文堂刊本全称《福文 堂刊绣像汉宋奇书忠义水浒传》,一百十五回,清末江苏福文堂刊,赵景深收藏。封内扉页上端横书 “三国水浒合传”,直书“金圣叹先生批点”,大书“绣像汉宋奇书”,下署“省城福文堂藏版”。首 袭录熊飞《英雄谱弁言》,次《读三国志法》及《三国凡例》;再次《英雄谱总目》:上栏《忠义水浒 传总目》一百十四回;下栏《古本三国志总目》二十卷一百十五回。再次英雄谱像四十页八十幅,《三 国》《水浒》各二十页四十幅。正文书口题“汉宋奇书”,鱼尾标“英雄谱卷之X”。 右文堂刊本全称《右文堂刊绣像汉宋奇书忠义水浒传》,一百十五回,清末右文堂刻版,同文堂发兑。 封内扉页上端横书“三国水浒合传”,直书“金圣叹先生批点,同文堂发兑”,中间大书《绣像汉宋奇 书》,下署“右文堂藏版”。 近文堂重刊兴贤堂刊本,全称《近文堂重刊兴贤堂绣像汉宋奇书忠义水浒传》,一百十五回,清末近文 堂重刊兴贤堂本,上海陆澹安(何心)藏。版框、字体与赵景深藏本同。封内扉页下署“近文堂藏 版”,正文卷首分题“东原罗贯中编辑”“金陵兴贤堂梓行”。余同赵景深藏本。另外,尚有一种大酉 堂刊刻的汉宋奇书本,藏于英国博物院,为清刻本。 7、巾箱本。二十卷,一百十五回,明刊本。为“汉宋奇书本”之一种,每页分上下两栏,上栏《水 浒》,下栏《三国》,《三国》用毛宗岗评本。封面题“汉宋奇书”,中缝题《英雄谱》。前有熊飞弁 言。 据神山闰次《水浒传诸本》云:“巾箱本,明刻,文约,无序。卷首有《梁山泊图》。” 8、征四寇本。为一百十五回本的节本,自第六十七回(柴进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闹东京)始至一百十 五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止。英国博物馆藏,小型本,黄纸封面书题:中间为 “征四寇传”字,右方刻“续水浒”,左为“中胜堂藏版”。卷首有“乾隆壬子岁(1797)臈月,赏心 居士书于涤云精舍”序文。征四寇名字仅见于封面题页。此本以“征四寇”面目刊行,是因自金圣叹七 十回本出后,百十五回本罕为人所知,所以借新的面目以求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 征四寇本有1923年上 海亚东图书馆排印本。 9、一百二十四回本。包括两种:陈枚序五才子书本和藜照书屋刻本。陈枚序五才子书本,包括大道堂 刊本、坊间翻刻大道堂刊本及翻刻大道堂重订本三种。大道堂刊本,全称《大道堂刊陈枚序本绣像五才 子前后合刻》,一百二十四回,为清光绪五年(1879)大道堂重刊乾隆元年(1736)刻本,上海赵景深 藏。扉页正面右上直书“光绪己卯新镌”,中间直书“水浒全传”,左下直书“大道堂藏版”。扉页背 面右上分题“吴门金圣叹鉴定;秣陵蔡元放批评”,左半大书“绣像五才子前后合刻”。首乾隆丙午年 冬十月望日古杭陈枚《水浒全传序》(用朱墨写刻);次回目,回目卷首分题:“吴门金人瑞圣叹、温 陵李贽真(卓)吾鉴定;东原罗贯中参订”。次图像十页二十幅。亦均用朱墨印梓。坊间翻刻大道堂刊 本,全称《坊间翻刻大道堂刊陈枚序本五才子书》,十二卷百二十四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藏。正文书口题“第五才子”。首乾隆丙辰枚简侯序,次绣像二十幅,次《五才子书目录》。《目录》 端首分题:“吴门金人瑞圣叹、温陵李贽卓吾鉴定;东原罗贯中参订”。翻刻大道堂重订本,全称《翻 刻大道堂重订水浒全传》,十二卷一百二十四回,首都图书馆藏,与文学研究所藏本略异,无图。扉页 直书“金圣叹先生批评重订水浒全传”,栏外横书“内增征四寇”。内容安排与文学研究所藏本同。 藜照书屋刻本,全称《藜照书屋刻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四回,清光绪间四川成都藜照书屋刻,四川省 图书馆藏。另外,尚有一种刊本,藏于英国博物院,小型本。黄纸封面书题:上端横刻“圣叹外书”, 四字下一横线。正中刻双行,首行为“绣像第五才子”五字,次行为“子书”二字。两旁俱隔线条,右 方刻“施耐庵先生水浒传”,左下端刻“堂藏版”三字,与七十回本、芥子园袖珍本为同一系统。首为 “雍正甲寅(1734)上伏日,句曲外史序”。图赞四十页,每半页一人,次为“第五才子书水浒正传” 卷之一,另行“圣叹外书”四字,次为三篇序。正文每半页十行,行二十三字。每卷末,在长方形框内 刻“第五才子书卷之X终”一行。 (二)残本 1、《京本忠义传》残页。残存第十卷之第十七页后半页及前半页末三行与三十六页后半页及前半页 末三行。由明正德、嘉靖间书坊刊刻,极有可能为福建建阳刊本 。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沈津于1975年发 现两张旧书封面内页衬纸,内容为“三打祝家庄”残文,残页中缝标明为《京本忠义传》 ,此当为简 称。版框高十九公分,广十二点五公分;每半页十三行,每行二十八字。白口单鱼尾,双鱼尾不等。鱼 尾下标卷数,下端或鱼尾下标页码,或无鱼尾直标页码。版面分上下两栏,上栏占一字间宽度,为总括 每半页内容提要细目,如所存第十卷第十七页前半页作“……饮”,后半页作“石秀见杨林被捉”;第 十卷第三十六页前半页作“……家”,后半页作“祝彪与花容战”。可见每半页所标细目均异。下栏为 正文。此刊本是一种介于繁本与其他简本之间的具有过渡性质的简本 。 2、“插增本”。全书共二十四卷 ,一百一十四回或一百一十五 回,万历初年(1573—1588)闽刊 本。 分“插增甲本”与“插增乙本”两种。“插增甲本”,全称《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 全传》,包括斯图加特本、哥本哈根本、巴黎本、牛津残页;“插增乙本”,全称可借用《新刊全相增 淮西王庆出身水浒传》,包括德莱斯顿本、梵蒂冈本。巴黎本,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残存第二十 卷、第二十一卷前四页,总计三十三页;内容为王庆始末,仅至宋江起兵征王庆,连克坚城止;版框高 二十一公分,宽十二点八公分,白口双鱼尾;上图下文,上栏占全页面积四分之一为插图,图高五点二 公分,下栏占全页面积四分之三,是正文,面十三行,行二十三字。牛津残页,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卜德 林图书馆,框高二十公分,宽十二点五公分,黑口,双鱼尾,上图下文,图高五公分,连边旁标题,占 版面四分之一;正文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三字;版心题“全像水浒”(当是简称),并注明此页为卷二 十二页十四;内容为宋江擒王庆后班师回朝事。 斯图加特本,藏于西德斯图加特邦立瓦敦堡图书馆,残 存第九卷和第十卷两卷,内容讲自柴进帮助林冲得草料场差事起至秦明被花容等所掳,偶有缺页,可弥 补各本无招安前情节的缺憾,由德国人魏汉茂获知。哥本哈根本,藏于哥本哈根丹麦皇家图书馆,为零 册,内容讲招安、征辽、征田虎;版式与前三种极相似。梵蒂冈本,藏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为零册, 内容起始处同于巴黎本,至全书结局。哥本哈根本与梵蒂冈本均由著名汉学家龙彼得获知。德莱斯顿 本,藏于德国德勒斯顿的邦立萨克森图书馆,为零册;慕尼黑本,藏于德国慕尼黑的邦立巴威略图书 馆,为嵌图本零册。德莱斯顿本与梵蒂冈本为同一套书上下连接的幸存部分,共三十九回,完整地包括 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几部分。合计《插增甲本》约存四十四回,《插增乙本》三十九回,共 有六十八回,虽然不是每一回都完整,但已经超过半数,对于简本《水浒》研究的资料价值不言而喻。 “插增乙本”与容与堂本高度近似,在现存各简本中最接近简本初面世时的面貌。“插增乙本”早于 “插增甲本”,且在自求发展之余仍摆脱不了前本的影响。 (三)佚本 《三槐堂刊全像水浒传》,卷回不详。万历二十二年余氏双峰堂刻《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 传评林•题水浒传叙》端首眉批《水浒辨》云:“《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幅,全像者 只一家。前像版字中差讹,其版像旧惟三槐堂一幅,省诗去词,不便观诵。……”据此,在余氏双峰堂 刻本之前,福建已有十数种简本行世,三槐堂刊本当在其中。 二、《水浒传》简本研究的主要研究 《水浒》简本是一种与繁本相对应的版本系统,自其出现起,便一直与繁本系统纠结在一起,似乎是 一个永远理不清的问题。其中关于《水浒传》繁简先后关系问题,研究者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水浒传》繁简先后关系问题 《水浒》繁简关系是《水浒传》版本研究中极为重要而又很难理清的问题。说它重要,是因为它关乎 《水浒传》祖本性质、《水浒传》版本演进史、“水浒故事”沿革递嬗的动因等重大问题能否得以合理 解答;说它难以理清,是因为《水浒传》繁简两大系统的衍变不是各行其是,而是相互递嬗的,单说由 简到繁或由繁到简均无法合理推衍《水浒》版本的演进历程,加之《水浒》版本尚有待进一步发现,要 理清《水浒》版本繁简关系是有相当难度的。20世纪初以来,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 方面: 1、形成《水浒传》版本繁简两大系统的原因。这主要包括《水浒传》自身的特质、不同接受者的审 美需求与不同出版商的经营理念以及小说版本的特性三个方面。 (1)《水浒传》自身的特质。《水浒传》是一种世代积累型小说,并非一人独立完成,其情节结构 是“讲史”与“小说”的结合,是在“讲史”的框架下合缀“小说”故事而成,其自身就蕴含着“繁” 与“简”不同因素,是一种依徙于讲史体与小说体之间的小说类型。由于“讲史”与“小说”不同的风 格特征(“讲史”重“多”、重“全”,描述则粗枝大叶,体现出“简”的因素;“小说”则注重一人 一事记述,注重繁富细腻的局部描写)使得《水浒传》呈现出繁简殊异的特征,之后衍变为繁简两大系 统便不足为奇了 。 (2)不同接受者的审美需求与不同出版商的经营理念。《水浒传》繁本因“游词余韵”,“委曲详 尽,血脉贯通”,文学价值较高,历来为文人士大夫所珍视,而《水浒传》简本文辞粗俗、情节简略, 为“村学究所损益”之俗本,作为一种普及型的通俗读物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所接受。《水浒 传》繁简两种系统不同的阅读群体,反映出平民阶层与文人士大夫阶层不同的审美追求与文化观念 。鉴 于接受群体的不同需求,出版商也有了明确不同的分工。以安徽新安为首的刻书中心,包括之后的白 下、吴门、虎林等地,因处于江南富庶区,为文人士大夫的集中之地,受地理环境及当时文学思潮的熏 染,其出版的重点是文学价值较高的书籍,《水浒》繁本便是由这里刻印的。而以福建建阳为首的刻书 中心,因所处地区偏僻,没有江南富足的经济条件,其所销售的对象大多为文化水平不高的城市市民阶 层, 出版商看到这种《水浒》简本正好适应了他们的审美需求。 接受群体的不同审美追求及不同地域 出版商的经营理念,是导致《水浒》繁简两大系统产生的又一原因。 (3)小说版本的特性。小说版本的特殊性是可以任意删改,“小说历来被士大夫认为是无关宏旨的 小道,不受重视,任何好事的文人都可以随意增删、润饰乃至大段地改写。” “尤其是中国古代通俗小 说作品,从来就没有关于‘著作权’或‘版权’的政策法规,也没有约定俗成、行业共遵的出版惯例, ‘谁都可以任意修改,不仅抄时可以改,就是刻时也可改。’” 人们阅读小说既不是追求“绝对真 理”,也不是获悉“标准答案”,只是为了消遣娱乐而已,对于一般版本研究上的“求真”、“求一” 终极指向便不存在了。 这样就造成了版本繁杂的局面,《水浒传》版本繁简两大系统的出现也与此有 关。 2、关于《水浒传》繁简关系,自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将《水浒传》版本划分为简本与繁本两大系 统之后,对于《水浒》繁简先后关系,学术界向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现撮述如下: (1)由简增繁说。最早持此种说法的是胡适与鲁迅两位学者。1921年,胡适在《<水浒传>后考》中说: “百十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四回本,《征四寇》本,这四种本子的田虎、王庆两部分,好像是用 原百回本的原文,虽不免有小改动,但改动的地方大概不多。”“大概原本虽然幼稚,有时颇有他的朴 素的好处。我们拿百十五回本,《征四寇》本,百二十四回本的末段和郭本的末段比较之后,就不能不 认那三种本子为原文而郭本的末段为改本了。” 1920——1926年鲁迅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 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时提出在《水浒传》演变史上,百十五回简本在先,而繁本在后。“一百十五回 《忠义水浒传》……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 本,盖近之矣。……若百十五回简本,则成就殆当先于繁本,以其用字造句,与繁本每有差违,倘是删 存,无烦改作也。又简本撰人,止题罗贯中,周亮工闻于故老者亦第云罗氏,比郭氏本出,始着耐庵, 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当是后起,非古本所有。” 鲁迅先生是通过对当时所知繁本与简本的文本 内容、文字风格,以及作者署名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认真比勘,并根据“倘是删存,无烦改作”的推测 得出简本先于繁本的结论。 1928年,俞平伯在《论〈水浒传〉七十回古本之有无》一文中赞同鲁迅简本演为繁本之说 。1929年,郑 振铎在《水浒传的演化》一文中说:“书坊贾人,对于些少的删节是敢于从事的。至于如上文所举的二 段,鲁达打死镇关西与武松打虎,一百十五回的坊本,竟与《郭本》相差两三倍之多,却决不是他们所 能动手删改的。且在文字上看,我们也决不信一百十五回的文字是会由《郭本》删成的。鲁迅先生说: ‘若百十五回简本,则成就殆当先于繁本,以其用字造句,与繁本每有差违,倘是删存,无烦改作 也。’……坊贾们的能事,实不在于删而在于增。一部可以销行的书,他们往往要一续再续三续。…… 建阳坊本,本不删削原文,如他们所出版的《三国志演义》等都与原文无二,当然不会对《水浒》加以 删削的了。”“元末明初,有罗贯中,……这部书便是许多今本《水浒传》之所出。……其一部或全部 的原文,似仍存在各种简本《水浒传》中。” 郑先生主要还是依据鲁迅先生“倘是删存,无烦改作”并 结合书贾刻书读主观心态得出简本先于繁本的结论,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倘是删存,无烦改作”并不 太合乎常理,为了更好的删节,改作有时也是必要的。 1948年,赵景深《<水浒传>简论》也认为繁本出于简本,他说:“最初的《水浒传》招安后即紧接受平 方腊,文字简陋,文杏堂五湖老人评本或者保存了罗贯中的一些原文”,“到了郭勋府重编《水浒》时 便改成繁本。所以这是《水浒》创作光大的时期,这本子在招安后加入了征辽的部分。原因是嘉靖间常 有俺答和倭寇来犯,所以添了这一大段,以作警惕和鼓励的意思。” 1954年,何心在《水浒研究》中说:“百十五回简本乃是现存各本中成立最早的本子,因为它最接近原 本”。并列举三种证据:(一)许多百十五回的回目与繁本不同,(二)百十五回叙述任何人讲话都用 “曰”,(三)百十五回虽是简本,有几处文字反而比繁本为多。但是现在能看到的百十五回本都是明 末清初翻刻的《英雄谱》本,经过了删节,其祖本的刊行一定在现存各本之前,但是现在没有发现。 对 于何心先生的所依据的三个证据王根林《论<水浒>繁本与简本的关系》 便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指出百 十五回本为一种晚出本,当在“评林本”之后。 1979年,齐裕焜在《略谈<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一文中也持此观点。 1980年,聂绀弩《论<水浒>的简本 与繁本》一文堪称由简增繁说的一篇力作。他说:“既然最早的长篇小说的完成,有一个文字技术的逐 渐精细,故事情节的逐渐合理,思想性、艺术性逐渐提高的过程,那么,简本《水浒》就是繁本的未完 成品,繁本是由简本加工改造而来,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他列举的主要例证有:一是繁本与简本演化 方式不同。简本在繁本出现以前,演进过程是正常的,基本上是由低到高的发展。繁本出现之后,简本 不再向前发展,它的发展过程已经完成,被繁本所扬弃。二是工作者的工作态度不同。繁本的刻工都相 当精细,而且错误一本比一本少;简本则都粗制滥造,讹错触目皆是,它们只是唯利是图的书商榨取文 化水平和购买力都低的读者大众的工具。 三是繁简本形式上的差异。简本、繁本的题署不同,简本署名 只有一个,要么罗贯中,要么施耐庵,而繁本除了金圣叹本之外都是施、罗并题的。如果简本在先,繁 本在后,这种现象就很容易理解,反之则令人费解。 但书贾为了节省笔墨,或者出于其他牟利因素的考 虑,这种现象也不能排除。从“引首”名称的有无看,繁简两本的先后顺序是昭然若揭的。聂绀弩并以 鲁迅先生对话本、拟话本的划分办法,把简本称为水浒故事的话本阶段,把繁本比作水浒故事的拟话本 阶段。 这后一条根据有些似是而非。他的观点也遭遇后人反驳。欧阳健在评聂绀弩的《水浒五论》时, 肯定“《水浒》成书过程中确实存在过由‘小本’水浒故事到大部《水浒》,由简略到繁富的过程,这 是由《水浒》的创作特点决定的”。但他不同意聂绀弩拿容与堂本与双峰堂本作对比,就得出由简到繁 的结论。 1983年,柳存仁《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也提出“一百十五回本之《水浒》实早于百回本 也。”“愚见以为可以作为简本系统代表之一百十五回本为一本身独立,文字简陋俚俗,因而亦为时代 较早之一种本子。此一简本绝非‘略本’”。 柳存仁先生是将《残唐五代演义传》中一首描写李存孝打 虎之勇的古风文字与《水浒传》各本用以描写武松打虎的文辞相比勘,从文辞的异同得出百十五回简本 当在各本之前的结论。单以描述同类事件文字之异同,便断定百十五回本先于众繁本未免有些武断,因 为承袭话本而来的章回小说,这种描述性的文辞似乎有一种程式性的倾向。 1992年,何满子《水浒概说》也倡此说:“若问简本在先、还是繁本先出这一聚讼未决的问题,从《水 浒传》发展的全过程言,可以肯定,最早出现的必是简本。” 他认为《水浒》原始文本是依据《宣和遗 事》在梁山好汉招安后接以征方腊结束,应是一种文事俱简的文本。在《从宋元说话家数探索<水浒>繁 简本渊源及其作者问题》一文中说:“要之,简本出自‘讲史’,繁本导源于‘小说’,本是两科、两 个系统。以《水浒》的故事系统完整的本子来说,简本形成在前,繁本‘集撰’于后。” 何满子从水浒 故事来源于宋元“说话”艺术这一前提出发,提出早期的水浒故事一直依徙在长篇的“讲史”和短篇的 “小说”之间。以《水浒》的故事系统完整的本子来说简本形成在前,繁本“集撰”于后。所谓“集 撰”,就是集合短篇话本的《水浒》故事而撰成长篇小说之谓。繁本集撰之时,必以先出的简本为情节 发展的轮廓所据;繁本既出,简本也就会在繁本的精彩之处加以充实。这种在发展中的相互取资,由简 增繁,由繁删简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难以理清。 纵观由简增繁说产生以来的各家论述,基本上着眼于文学自身发展所遵循的由低到高、由简到繁不断 深化提高的一般性规律。这未免是问题简单化、程序化了,文学自身发展还存在着许多的反复性,《水 浒传》版本演进中的由繁删简便是一例。 (2)由繁删简说。由繁删简说由来已久,明代学者汪道昆、胡应麟,清代学者周亮工等均有相关论述。 而20世纪以来首先对由简增繁说发难者是胡适先生。1929年胡适改变先前在《<水浒传>后考》中的观 点,他在《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一文中说:“鲁迅先生所举的理由,颇不能使我心服。他论金 圣叹七十回本时,曾说:‘然文中有因删去诗词,而语气遂参差者,则所据殆仍是百回本耳。’这可见 ‘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之说不能完全成立。再试看我所得的《百二十四回本》,删节更厉害了,但改 作之处更多。……这可见删节也往往正有改作的必要,故鲁迅先生‘删存无烦改作’之说,不能证明 《百十五回本》之近于古本,也不能证明此种简本成于百回繁本之先……” 胡适所言,不无道理。因为 删存与改作,并不互相排斥,完全可以同时进行。他认为百十回本和百二十四回本等等简本大概都是胡 应麟所说的坊贾删节本。 1932年,孙楷第在《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中也持简本出于繁本观点。他说:“以是言之,则文 简事繁之《百十回本》,实就百回本删节。友人郑西谛君谓简本如《百十五回本》等,实自罗贯中原文 出,非自行之百回本出,殆亦非笃论。……以此类推,则《水浒传》中吾人认为佳文字及重要文字,在 百十五回本中因陋儒之指摘而衔冤铲落者,当亦为数不少。” 他所持的论据为“所以知其为删略而非祖 本者,以语不缮完明之。”如卷八宋江吟反诗篇,简本改原文“学吏出身”为“出身虽留得一个虚名” 不知所云。 此外,“其最堪注意者,为评者以个人意见所加之许多拟删符号,……以崇祯间熊飞刊百十 回本校之,则拟删之处,熊本果削去不录。” 1953年,郑振铎在为《水浒全传》所作的序中修正了他早年《水浒传的演化》中所提出的简先繁后说, 改为繁先简后,并认为删繁为简的是闽中书贾。他说:“大约十七世纪初期(明万历间),当时出版业 中心之一的福建建安,就印行了各种本子的《水浒传》,现在所看到的有一百一十回本、一百十五回 本、一百二十四回本等,统称为闽本。……书坊抢着刊行小说,又要出奇制胜,吸引读者。所以他们便 把一百回的原文大加删节,又凭空添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这就成为所谓‘文简事繁’本。”他 还说:“最没有价值的是那些‘文简事繁’的闽本。它们求‘文简’的结果,把百回本的原文,刮去了 肌肉,榨出了血液,只留下一付枯骨架子,作品便完全被损坏了。” 他的这种观点,对于后来的《水浒 传》版本研究影响很大。 1957年王古鲁在《“读水浒全传郑序”及“谈水浒传”》中一文也持此说,“文简事繁之百十回本。源 出于‘水浒志传评林’本,而‘评林’本实在是根据古百回本(容与堂本的底本)删节而成的,确不是 出于今行之百回本”。“文简事繁本,既然出于古本百回本(即李评本的底本),‘成就当先于繁本之 说’,就站不住脚了。” 80年代之后,由繁删简说在此前诸学者论述的基础上以其更为坚实的论据在与由简增繁说角逐中占据了 上风。王根林《论<水浒>繁本与简本的关系》 一文,对何心《水浒研究》中主张由简增繁说的三个论据 进行一一辩驳:何心提出百十五回本回目多与繁本不同,且工拙悬殊。王文用“评林本”、百回本与百 十五回本的回目进行比勘,分两种情况进行反驳:一种情况:此等回目自“评林本”就与繁本不同,百 十五回本与“评林本”大同小异。这是因为“评林本”刻者以“拙劣幼稚”之文笔删繁而成。另一种情 况:是此等回目仅见于百十五回本,而为“评林本”所无。这缘于“评林本”所无回目,百十五回本在 进行补漏时未参见繁本而创造出“拙劣幼稚”的回目来;对于何心说百十五回本叙述人物讲话时用 “曰”而各繁本则用“道”。王文在比勘“评林本”与天都外臣序本时发现,并未如何心先生所说的那 样绝对。何心说,百十五回本几处文字反比繁本多。王文认为这缘于百十五回本的刊刻者为追逐商业利 益、招徕更多读者,在重刻“评林本”时增补了它疏漏的地方所致。这些论述是建立在作者所主张的繁 本在前“评林本”在后而百十五回本更在“评林本”之后的观点的基础之上而得出来的。 1982年,范宁《<水浒传>版本源流考》一文中也认为简本出于繁本。各个简本都是直接从繁本删节而来 的,《评林本》的底本是二十卷本,即二十卷百回本。至于简本之间刻印时间的早晚问题,他认为,以 繁本为底本,插入田虎、王庆故事而成的各种简本应该以《水浒志传评林》为最早,因为它保留下许多 从繁本到简本的痕迹,其他简本都要靠后。百十五回本和《评林》本字句不同,详略互异,表明两个本 子没有前后继承关系 。 1982年,《水浒争鸣》第1辑发表了日本学者的两篇论文:一是白木直也的《<水浒传>的传日与文简 本》 ,称“在中国从明末至清,对此类书均认为系俗本中之俗本,入民国后仅剩有由《二刻英雄谱》改 编之清刊《汉宋奇书》的《水浒传》。……然入民国后关于《水浒传》之研究,竟一跃而认为《汉宋奇 书》之《水浒传》,‘文辞蹇拙,体制纷纭’‘草创初就近于原本’云云。其后,中国之水浒研究均带 有此类色彩。这在从旧至新几乎所有文简本均有网罗的我国,对把那认为原本的看法实感难以想象。本 来文简本始于十六世纪后半,万历之初,经福建建阳书贾之手而始创,以当时通行之文繁全二十卷一百 回本大加删节”。二是大内田三郎的《<水浒传>版本考——中心是繁本和简本的关系问题》 ,作者通过 比勘繁本《水浒全传》和简本百十五回本,说明二本在字句和回目方面的不同,认为简本是繁本的节 本。 海外学者马幼垣是80年代开始涉足《水浒》研究,马先生以他一贯严谨持重的治学态度解决了各简本之 间的承袭问题、现存最早简本组织成分问题、《水浒传》各部分的成熟先后问题等关乎《水浒》研究的 几大难题,为当代《水浒传》版本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对《水浒》简本由繁本删节而来的结论成为 当前关于《水浒》繁简先后关系的定论。 1983年,在《呼吁研究简本<水浒>意见书》中,他认为“我自己对繁本简本的源始问题和相互关系,没 有结论性的看法,主要是觉得目前治《水浒》版本的成绩,尚未能完满解决这些难题。”“在结束本文 之前,仍需重申我的立场,繁本简本如何因承,我觉得目前没有勉强搬出答案来的必要。” 1985年,在 《排座次以后<水浒传>的情节和人物安排》中,对于主繁先简后说者以为是铁证的一条材料,即梁山征 辽,兄弟不失一名,征田虎、王庆后仍然个个健在,马幼垣认为,此种说法不妥之处甚多,并列举五种 理由: 其一,征辽和征方腊是除金圣叹腰斩本外,无论繁简都有的故事,征田虎、王庆则仅见于各种简本和晚 出的繁简合并本,因而就存在写作年代不同的可能,不该一并论列; 其二,征辽时梁山好汉无一人阵亡,可说是夸张,但与征田虎、王庆时的死亡者必为降将,性质不同, 论述时应有所区别; 其三,征辽故事有可能比田、王故事晚出,因此新出场人物必须与征辽部分相始终; 其四,繁本各部分并非同时成立,简本亦然,故不能因若干部分晚出便可证明整体繁本与简本孰先孰 后; 其五,繁本与繁本之间差别不大,但简本之间却相异甚多,很有必要个别处理,因此繁、简系统的先后 问题不可进行简单化的断定。孤文寡证只能导致似是而非的结论,况且,评林本以前的简本原有多种, 今仅见残本两种(插增本两种),方腊的章回仍尚待发现,未知数太多,径下断语,并无必要。 对于简本招安以后各部分的写作次序,马幼垣认为,征田虎早于王庆和方腊。征辽既完全独立,上下不 连贯,其写作时间可以早于田虎,也可以后于王庆。 1986年,在《从招安部分看<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中,主张“《水浒》成书以后的修改该是多元、多 次,和多方向性的,绝对不可能像大家争论了数十年,不是繁删自简,便是简增自繁,单向发展那样简 单。” 1988年,他在《嵌图本<水浒传>四种简介》一文中说:“争辩简本繁本之孰先孰后,等于说,若 按文字之异同,《水浒》版本只有两类,也等于说,《水浒》的演变仅经过一次单方向的改易,实在过 度把问题简化了。……简本之间既然文字如此分歧,各本的个别来历和相互关系这种基本问题却几乎不 曾有人问津,把研究焦点集中在简增自繁或繁删自简,根本就发错问题。这种方法上的错误使研究者忽 略了简繁诸本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多元性的,循环交替的。” 在此前诸篇文章论证的基础上,在《两种插增本<水浒传>探索——兼论若干相关问题》 中得出了由繁删 简说。马先生将插增甲本、插增乙本、评林本与容与堂本进行对勘,通过各本文字删改的异同,得出插 增甲本、插增乙本及评林本都是删节本,插增乙本近似于容与堂本,为最近似原简本的本子。此后,马 先生在《水浒人物之最》的序言《我的<水浒>研究的前因后果》中对当前《水浒传》版本的繁简先后关 系作了总结:“争论七八十年、向无定论的简本、繁本先后问题,已因有足够的插增本供分析而达到结 论,简本只可能是从繁本删出来的。现存繁本以容与堂本为最古,可靠程度也最高。” 从现有文献及研 究成果看,他的结论是正确的。 1999年,刘世德《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 一文通过对传统上视为繁本的《京本忠义传》 的认真考察,认定其仍是简本而非繁本,因此再次论证了简本出于繁本。黄俶成于《施耐庵与<水浒传 >》一书中将双峰堂本与容与堂本一些内容对勘之后,也认为双峰堂简本是由书商删改容与堂繁本而来 的。并且,他说:“胡适、鲁迅、郑振铎在二三十年代率先研究《水浒》版本的衍变,并都认为由简衍 繁。……如果胡、鲁二位多活几年,看到新发现的众多旧本,也会改变看法。” (3)双源并行说。严敦易的《<水浒传>的演变》持此说。他从《水浒传》成书过程中所具有的“讲史” 与“小说”先天性的矛盾,得出繁本与简本之间可能没有直接的交流,而是一个源流的派衍。“水浒传 的‘繁’、‘简’问题,也许只是原来传本的歧异与不同,他的源流是二重的性质,而不是一种祖本的 加工或是删节。”“数百年来,‘简本’始终保持了它的一个系统,而研究者也还没有明确地指出‘简 本’从‘繁本’删节的规律,并尝试把他们对照归原,这俱可旁证‘繁’、‘简’或实系出于二元,而 很难作简出于繁的概括的定论”。“原则上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4)繁简递嬗说。欧阳健的《<水浒>简本繁本递嬗过程新证》持此说。欧阳健的繁简递嬗说是在对由简 增繁说与由繁删简说修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认为由简增繁与由繁删简两种观点都各有一个方面的真 理,又都不免失之偏颇,“只有以辩证的观点把《水浒》不同形态的版本之间的关系看成一个密切相关 而又相互递嬗的发展过程,才能对这一问题作出比较合乎实际的阐述” 。他并将这一过程分为从“有 田、王而无辽国”之简本发展为“去田、王而加辽国”之繁本、由“有辽国而无田、王”之繁本删节为 “有辽国而无田、王”之简本、在“添加改造后的田、王”之繁本产生前后出现了“插增旧本田、王部 分”之简本三个阶段。 纵观20世纪以来各家关于《水浒传》版本繁简先后关系的论述可知,主由简增繁说的学者着力于将《水 浒传》的版本演进放在文学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上加以论述,而缺乏充分的文献依据,因而不够扎实。 持由繁删简说的学者立足于《水浒传》版本衍变的特殊性,并凭借充分的版本文献及细致的文本比勘作 为支撑,因而方法比较科学,结论比较可信。而繁简递嬗说,着眼于《水浒传》演进史的复杂过程,也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插增“田、王”二传问题 《水浒传》简本与繁本(除百二十回本与金批七十回本)除了文字上的繁简以外,另一显著的差别就是 有否插增“田、王”故事。“田、王”二传的插增关乎《水浒传》演进史、《水浒传》祖本的性质如何 阐释的问题,因此也是《水浒传》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20世纪以来,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聚焦于如下 几个面向: 1、插增“田、王”二传的原因。这部分主要包括《水浒传》各部分生成、流变所处的的不同时代特 征、编写者与接受者求“多”、求“全”的心理及《水浒传》自身的特质三方面。 (1)《水浒传》各部分生成、流变所处的不同时代特征。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 中说: “然破辽故事虑亦非始作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自慰, 复多异说,不能符合,于是后之小说,既以取舍不同而分歧,所取者又以话本非一而违异,田虎王庆在 百回本与百十七回本名同而文迥别,殆亦由此而已。”鲁迅先生所说的“田、王”二传在百二十回本与 百十五回本的差别,是由于“田、王”二传在产生、流变过程中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所造成的。 (2)编写者与接受者求“多”、求“全”的心理。欧阳健《水浒新议》中云:“招安——立功—— 封侯,是《宣和遗事》所遗留的《水浒》结局的模式,后世所有的《水浒》版本,都没有违背这一模 式。在这模式中,……惟有‘立功’一节却有最大的可塑性。……于是,在求‘多’、求‘全’的心理 支配下,扩而大之,增益附会,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水浒》是先增田、王二传,这在《水浒》 中也可以找到坚实的内证。” 欧阳健先生所分析的原因是从《水浒》编写者与接受者特殊的心理视角阐 释插增“田、王”二传的缘由。 (3)《水浒传》自身的特质。何满子认为,《水浒》是一种依徙于讲史体与小说体之间的小说类 型,它是“讲史”与“小说”的结合,是在“讲史”的框架下合缀“小说”故事而成的。 讲史体话本追 求的便是故事的完整性,其叙述概略、情节简单,这只是一种故事框架性质小说,为之后编写者插增 “田、王”二传提供了便利。 2、“田、王”二传的演进历程。这部分主要包括“田、王”二传的性质及“田、王”故事的原型两 个方面。 (1)“田、王”二传的性质问题。关于“田、王”二传的性质问题主要是探讨“田、王”二传为原 本所有还是为后人插增的问题。 持“田、王”二传为原本所有的主要是胡适、鲁迅、聂绀弩、何心、欧阳健、洪东流等学者。1921 年,胡适在《<水浒传>后考》一文中将各本《水浒传》综合起来分为六大部分,征田虎、王庆处于第四 部分,通过百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等本子的对勘,认为“田虎与王庆两寇——是原百回本有 的,郭本始删去,至百二十回本又恢复回来;百十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四回本也都恢复回来。” “百十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四回本,《征四寇》本,这四种本子的田虎、王庆两部分,好像是用 原百回本的原文,虽不免有小改动,但改动的地方大概不多。” 大约同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 发表了类似看法,“一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已而受招安,破辽,平田虎,王庆,方腊, ……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 矣。”“又有旧本,似百二十回,中有‘四大寇’,盖谓王、田、方及宋江,即柴进见于白屏风上御书 者。……然破辽故事虑亦非始作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 自慰,复多异说,不能符合,于是后之小说,既以取舍不同而分歧,所取者又以话本非一而违异,田虎 王庆在百回本与百十七回本(百二十回本与百十五回本)名同而文迥别,殆亦由此而已。” 鲁迅先生不 仅指出“田、王”为原本所有,并结合水浒故事生成的历史背景,认为其产生的时间当在北宋末年至南 宋这一段时期。 1954年,何心在《水浒研究》中依据柴进入禁院所见“四大寇”之名及高俅落难往淮西投柳世雄两 个例证反驳持“田、王”二传为后插增的观点,认为田虎王庆事为原本所有 。 1982年,欧阳健在《<水浒>简本繁本递嬗过程新证》一文中是将《水浒传》看成是繁简递嬗的互进 过程,并将《水浒》演进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有田、王而无辽国”之简本发展为“去田、 王而加辽国”之繁本,从中便可看出“田、王”二传为《水浒》最初的简本所有。同时,他根据《水浒 传》所遵从《宣和遗事》中水浒故事“招安——立功——封侯”的模式,结合“讲史”体话本求 “多”、求“全”的特质,认为最先融入水浒故事的是“田、王”二传部分。 而在第三阶段在“添加改 造后的田、王”之繁本产生前后出现了“插增旧本田、王部分”之简本中,根据宋江征王庆一役中“损 将甚多”,“比征河北大辽不同”的情况表明“现存简本中的田、王二传,确乎是最初《水浒》简本的 残留,……” 2007年,洪东流在《水浒解密》一书中将《水浒传》版本分为“正本”与“旁宗”两大系统,对于 旁宗支系的《水浒》简本中“田、王”部分的来源,他认为“‘村学究’们的本子中‘淮西、河北’二 事,也非自创。其所据‘底本’,乃是罗氏‘古本’《宋江演义》,正是有罗氏‘古本’承继下 来。……关键要害在于,必须得知并确信,罗氏草创‘古本’《宋江演义》的确实存在。” 持“田、王”二传为后人插增的学者较多,主要有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王利器、陈新、何满 子、徐朔方、马幼垣、李永祜及日本学者大内田三郎。首标此说的学者是郑振铎。1927年,郑振铎《巴 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在介绍了《水浒传》“插增本”概况后说“最初的《水浒 传》,当是仅叙一百零八人的出身,梁山泊的鼎盛,以及被收抚后,出征方腊的故事的。……不仅‘田 虎王庆’的故事是插增的,便是‘征辽’的故事也是插增的。” 1929年,在《水浒传的演化》一文中, 他认为“征辽、征田虎、征王庆的三宗大事,乃无疑的是后来的‘插增’,而为原本之所无。”他所持 的论据仍是主由繁删简说者的那条铁证:征辽、田虎、王庆时梁山好汉无一人阵亡而仅方腊一役就损伤 过半。此外,另一证据是:“无论任何的后来的本子,除了七十回的金删本不算,在‘全伙受招安’以 前的情节,都是相同的,‘在张顺夜伏金山寺’以后的情节也都是相同的,只是中间的叙述征辽及田 虎、王庆的一大段却是各本不同。” 在《水浒传的续书》一文中,郑振铎通过对《水浒后传》作者陈忱 为避免异族统治者的疑忌处处表示此书作于明万历以前而不得不割舍征田、王的故事的举动,证明“征 田、王的二段故事,为万历时候的‘新增’,乃是人人都知的事实了。” 1932年,孙楷第在《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中同意郑振铎的观点,“若田虎、王庆故事,则显以 有征辽事之《水浒传》为底本而增出者,其出于明人之手,尤无疑义,西谛以为即闽书贾所增,盖为近 之。” 1948年,赵景深在《<水浒传>简论》中认为“大约此后如黎光堂百十五回本、富沙刘兴我本、 ……都是简本,都有征田虎王庆的事。最有趣的是:田虎王庆的故事是硬插进去的,又不敢更动原故 事,……” 。 1955年,王利器《试论<水浒>王庆田虎二传——王田二传与真人真事》一文认为“所有简本都有王庆、 田虎故事,书林美其名曰‘插增田虎王庆’,或曰‘增补’,这说明王、田故事是新加的。”又据何动 辑《武侯秘演禽书》卷八《占贵贱论》中记载“宋江,宋徽宗时人,……后朝廷招顺,征北有功,擒田 虎,征方腊,……征西征北……”。 此书是万历十六年金陵文林阁刊本,说明第一个插增田虎、王庆 本,至少在万历十六年已刊行。 1982年,徐朔方在《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一文中主要是通过《水浒传》各部分中田虎、王 庆差异最大,好像尚未定型及征辽、平田虎、王庆中梁山众英雄无一人伤亡两个证据阐述他的观点“征 方腊的故事在水浒传说的初期就组织进去了,……征辽故事加入较迟,最后才是田虎、王庆的故 事。” 海外学者马幼垣研治《水浒》一贯持谨慎态度,他说:“我治学有一固执之处,对于不可能掌握天 下所有重要一二手资料的题目,宁可碰也不碰。《水浒》正属这类题目。” 他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在 插增“田、王”二传问题的研究上也同样有所体现。1982年,在《影印两种明代小说珍本序》一文中, 他首先驳斥了郑振铎对于田虎、王庆两部分出自余象斗之手的看法。 1985年,在《排座次以后<水浒传> 的情节和人物安排》中,他认为“我相信田虎、王庆部分是后加的,意指不论简繁之间的关系如何,这 两部分应比简本中招安以前任何故事为晚。田虎、王庆这两部分,也该是写于不同时候,有先后之 别。”这主要是从田、王两部分中梁山对降将的不同态度上进行论证的,“田虎部分让宋江极度扩充阵 容,王庆部分则设法把非梁山人马遣散。这种增减对比情形的解释是,王庆故事的写作年代比田虎要 晚。”“田虎、王庆部分人物消长的对比,梁山人马与降将功能的对换,……都说明田虎、王庆两部分 为不同作者所写,而王庆之部后出,只得处处谋求消弭前手制造降将冗多的后遗症,以致其他方面的表 现打了折扣。”虽然王庆部分成立晚,却有其特早的一面。对于这一点,作者是从王庆的出身较其他三 寇详细、王庆发迹前后判若两人及两部分文笔迥异来阐释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论出“王庆故事前后 两截,来源不同,性质迥异,年代自然也有分别,合编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很晚的事。” 1998年,在《寻 微探隐——从田王降将的下落看<水浒传>故事的演变》一文中,作者首先列出选择田王两部分的降将作 为考察对象的理由:一是读者对真正的田王故事陌生;二是读者多用百二十回本,田王二传真相隐晦较 深;三是梁山队伍中有降将的加入是田王部分的特色。之后,作者用罗真人指点公孙胜征淮西事之例, 证明田王两部分出自一人之手。其后又通过这两部分对待降将不同的态度及征方腊部分在清理降将残余 时手段极其疏漏抵牾,得出“倘人物少的繁本方腊部分出自人物多的简本方腊部分,梁山原班人马和田 虎降将的出现就不会如此泾渭分明了。”即简本《水浒》方腊部分是从繁本删出来的结论。 此外,在 《两种插增本<水浒传>探索——兼论若干相关问题》一文中,作者通过田王两部分同样存在着像简本其 他部分一样无视文法、文意的删减得不成样子的文句,得出田王两部分也是删节出来。 通过坚实严谨的 研究,2006年,马先生在《水浒人物之最》的序言《我的<水浒>研究的前因后果》中对此问题做了总 结,“招安以后的故事,不管独见于简本,还是兼见于简繁两系统,都是后出的,且有写得极劣的(如 简本中的田虎故事),但简本独有的故事仍有可助理解今本《水浒》出现前的演化过程者。” 1992年,何满子《水浒概说》中依据《水浒传》是在“讲史”的框架下连缀“小说”而成的特点,认 为《水浒》最初应是一种文事俱简本,其故事情节只包含梁山全伙受招安及平方腊事。又据袁无涯刊本 《忠义水浒全书•发凡》中所称“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一句,认为招安以后接征田、王段落是 《水浒》演进的第二阶段,时间至早当在元明之际甚至靠后。 2006年,李永祜在《<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与孟繁仁诸先生商榷》一文中,依 据简本出自繁本的观点,结合各繁本中“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这样类似的偈语 及吴从先《小窗自纪》中也未提“田、王”二寇的例证,得出“田、王”二传非出自罗贯中之手,而是 简本作者创造出来的。 (2)“田、王”故事的原型问题。“田、王”二传插增既然是《水浒传》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那 么其中的“田、王”故事的原型问题也是有必要讨论了。首先涉及这个问题的是胡适先生。1920年,胡 适在《<水浒传>考证》一文中认为“最重要的是《征四寇》叙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庆遭高俅陷害,迭 配淮西,后来造反称王的事。这个王庆明明是《水浒传》今本里的王进。” 他首先看出王进与王庆有近 似之处,王进事可能据王庆事而来。1921年,胡适《<水浒传>后考》一文通过《征四寇》、百十五回本 及今本百二十回本中王庆与王进事迹的比较,得出今本《水浒》移王庆故事往书首,并易王庆为王进, 百二十回本中的王庆故事是改写出来的,“大概百二十回本的编纂人也知道‘高俅恩报柳世雄’一回的 人物事实显然和王进一回的人物事实有重复的嫌疑,故他重造出一种王庆故事,把王庆写成一个坏强盗 的样子。” 1957年,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中主张《水浒传》中的王进事可能与《醉翁谈录》杆棒类的《王 温上边》相关。 马幼垣《真假王庆——兼论<水浒传>田虎王庆故事的来历》一文首先介绍了前人关于王庆的相关探讨, 在此基础上,从两款四式的王庆故事、王进在《水浒传》书首扮演的角色、一真二假的王庆及田王故事 的来历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王庆/王进故事可能与南宋初年抗金忠义军有关,他的事迹在被吸纳进 《水浒》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相当零散。到了万历间坊贾要添加此部分时,便将王进故事分成 几部分吸收进来,并为照应到四大寇之名,将王进改为王庆,以使得情节连贯统一。同时田王二传在情 节上的前后相承,说明二传同出于一人之手。 此外,尚有侯会在《水浒源流新证》 中认为《三遂平妖 传》中的王则就是王庆的原型。 这种对小说人物原型的考证,一方面有利于建立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的文化血缘关系,但不少情况 下往往陷于繁琐考证,结果是在小说与历史之间划上了等号。 3、“田、王”二传的意义与价值。对于研究“田、王”二传的意义与价值,可以从其自身价值及其 在《水浒传》演进史上的价值两个维度来看。 (1)“田、王”二传自身的价值。欧阳健在《王庆论》一文中提出王庆形象本身具有反面形象的美学价 值。其反面形象的美学价值在于,《水浒》通过特定典型环境中一系列风波迭起的矛盾冲突的生动描 写,真实而深刻地塑造出来的一个具有丰富复杂的多层次多侧面性格的反面人物,是一个“真”而“不 美”的矛盾统一体。王庆的“丑”是为了衬托梁山英雄的“美”,这是理解王庆形象美学价值的关键所 在。 (2)“田、王”二传在《水浒传》演进史上的价值。胡适《<水浒续集两种>序》中说“此书(《征四 寇》)中写王庆和柳世雄和高俅的关系一大段,用这一段来比较今本《水浒》第一回写高俅王进柳世权 的关系的一段。这种比较是很有益的,不但可以看出今本《水浒》的技术上的优点,还可以明了《征四 寇》在‘《水浒》演进史’上的位置。” 他首先注意到王庆与王进事的相似处在研究《水浒传》演进史 的意义。此后,赵苕狂在《征四寇考》 一文中也注意到这方面问题。 1985年,马幼垣在《排座次以后<水浒传>的情节和人物安排》一文中认为:“梁山一百零八名头目 排座次后的故事究竟应是怎样的,除了问题本身的意义外,还关系到《水浒》演易的过程。”“排座次 以后的情节可划分为五大部分,各有不同的性质和成立的背景。排座次以后原有故事的范围可以延续至 梁山受招安。辽国、田虎、王庆、方腊(包括覆灭)各部分分别出于不同作者及年代,其中成立最晚的 可能为王庆之部。” 1998年,在《寻微探隐——从田王降将的下落看<水浒传>故事的演变》一文中,又 主张“不列它们(田王部分)入研究范围,《水浒》演化的过程就得不到整体的理解。” 通过对上述关于“田、王”二传相关问题的讨论可知,对田、王两部分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这部 分自身的价值所在,而且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水浒传》的版本演进史等问题。 (三)关于《京本忠义传》残页问题 自1975年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沈津两位学者发现了两张《水浒传》残页之后,《水浒》研究界便对它各 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以刘世德、李永祜两位学者的观点最为独到、论述最为精辟。对《京本忠义 传》残页的研究有助于《水浒传》祖本、《水浒传》版本演变史及《水浒传》繁简关系等问题的解决, 因而学界从《京本忠义传》残页刊刻年代、《京本忠义传》残页的性质及《京本忠义传》残页的意义与 价值三个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 1、《京本忠义传》残页刊刻年代。以主明正德、嘉靖说为多。 (1)正德之前说。最早主此说的是李骞和刘冬、欧阳健。1985年,在《<京本忠义传>考释》一文 中,李骞认为“《京本忠义传》残叶的存在说明作者所写的最早的版本就是繁本”,“早于嘉靖刻水浒 残本,它是一切《水浒传》版本的祖本,是作者编写《水浒传》的原始本。” 他列举三个证据:容与堂 本在文字上对《京本忠义传》进行了加工,对个别词汇如“每”、“将”作了改写;容与堂本第八十一 回的回首诗中“事事集成《忠义传》,用资谈柄江湖中”;《京本忠义传》残页分“则”不分“回”。 刘冬、欧阳健《<京本忠义传>评价商兑》一文中认为“《京本忠义传》的成书年代应早于嘉靖本”,这 主要是以《京本忠义传》的书名,即《忠义传》应是《水浒》的本名;人称代词“每”的使用及大量宋 元俗字的应用三个证据为论据。 2000年,黄俶成《施耐庵与水浒》 一书认为,《京本忠义传》残页应为现存最早的《水浒》版本。 而黄氏在后来的两篇文章《<水浒>版本衍变考论》 、《20世纪<水浒>版本的研究》 中则进一步推论 《京本忠义传》虽非祖本,却较接近祖本;《京本忠义传》的成书年代可推至洪武、永乐间。2009年, 宁稼雨在《水浒闲谭》中称:“《京本忠义传》虽然刊刻于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但成书可能在元末明 初,是现存百回繁本中最早的本子。” (2)主正德、嘉靖间说。首先持此说是《京本忠义传》残页的发现者顾廷龙、沈津两位学者。在 《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一文中他们认为“经鉴定,《京本忠义传》可能是明代正德、嘉靖 间书坊的刻本,此书各公私藏家书目均未著录,比今天所见其他《水浒》各本更近于原本面貌。”他们 所持的论据是此版本无回目,每半页上端有一句话的标题,并引用郑振铎《水浒全传序》中说:“全书 只分若干节或若干条,每节或每条之前只有内容提纲似的一句话作为标题。”郭本有回目无标题,可证 明残页早于郭本。 宏烨在《上海图书馆善本书一瞥》一文中也持此说,“从残页的字体、纸张等风格来 看,应为明正德、嘉靖间书坊所刻。” 1983年,陈辽在《郭刻本<水浒>非水浒祖本——兼谈<水浒>版本的演变》一文中通过容与堂本与 《京本忠义传》残页的比勘,发现容与堂本在文字上对《京本忠义传》残页进行了改进与增饰,陈辽推 导出“刻于正德、嘉靖年间的《京本忠义传》采用的是较早的《水浒》版本,早于郭刻本”的结论。 1986年,马蹄疾《水浒书录》称“《京本忠义传》二十卷,明嘉靖间刻本。……此本残页之出现,不仅 是现存繁本中最早的本子,也是现存所有《水浒传》版本中最早的一种刻本。” 1992年,何满子在《水 浒概说》中引用了顾廷龙、沈津两位学者的观点,认为《京本忠义传》残页应为正德、嘉靖间刻本。 1993年,刘世德《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一文认为,正德、嘉靖间刻本的版式一个 重要特点是版口为白口,字体是一种僵硬呆滞的方体字,而这些特点《京本忠义传》残页均符合。 (3)嘉靖之后说。1984年,张国光《评<忠义传>残页发现“意义非常重大”论——<关于《京本忠 义传》>一文之商榷》一文主要批驳了刘、欧文中所提刊刻于元末明初的观点,并就“每”字的使用、简 体字的使用等做了一一反驳。张氏认为《京本忠义传》残页只可能刊刻于万历坊间,而不可能成书于正 德、嘉靖间,更不可能是元末明初的本子。 2008年,谢卫平《<水浒>版本研究在日本——兼谈国内相关情况》一文在介绍日本《水浒传》研究 情况时,引录了日本学者白木直也关于《京本忠义传》的看法。白木直也认为此残页属于简本中的一 种,应刊刻于万历中后期。他的依据为《京本忠义传》的题署类似于“四知堂刊本”、“藜光堂刊 本”,不应为嘉靖前的刻本;一句话标题,“藜光堂本”也有,不能成为论据。 2、《京本忠义传》残页的版本性质,属于繁本抑或简本。 (1)《京本忠义传》残页为繁本说。首先主张此说的是残叶发现者顾廷龙和沈津。1975年,在《关 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一文中,他们提出《京本忠义传》残页应为二十卷百回繁本。主要依 据:一是李开先《词谑》云:“……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钱曾《也是园书目》也有“旧本 罗贯中《水浒传》二十卷”的记载,而残页版心标明为“十卷”,相当于容与堂本第四十七回和五十 回,如以五回为一卷,可推知《京本忠义传》应为二十卷百回本。二是将容与堂本与《京本忠义传》残 页相比勘,发现较容本简略,容本可能在《京本忠义传》残页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说明《京本忠义 传》残页为繁本中较早的本子。 宏烨在《上海图书馆善本书一瞥》一文中亦认为“此残页为二十卷一百 回本,属于繁本系统。” 1985年,李骞在《<京本忠义传>考释》一文中通过容与堂本与《京本忠义传》残页的对勘,从文字 数量上证实“《京本忠义传》不是属于简本系统,而应属于繁本系统。 同年,刘冬、欧阳健《<京本忠 义传>评价商兑》一文通过嘉靖本、评林本与《京本忠义传》残页比勘,发现评林本215字、《京本忠义 传》447字、嘉靖本521字,《京本忠义传》字数与嘉靖本接近,并且嘉靖本将《京本忠义传》中某些文 言话语改为较通俗的口语,这些均说明“《京本忠义传》是地地道道的繁本”。 欧阳健通过将嘉靖本、 容与堂本、《京本忠义传》对勘后说:“以《容与堂本》为代表的《水浒》繁本所具有的主要优点,如 描写细腻,口语生动,即所谓‘游词余韵’、‘神情寄寓’等长处,《京本忠义传》也都具备了,因 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繁本。” 1986年,马蹄疾《水浒书录》认为“此本残页之出现,不仅是现存繁本中最早的本子,也是现存所 有《水浒传》版本中最早的一种刻本。” 1992年,何满子《水浒概说》一文认为“将残页与作为今存繁 本的代表容与堂本相应篇页对勘,除了用字较古朴,简体、俗体字较多,证明其写成早得多以外,叙述 语言的流畅、对话的生动、细节描写的委曲尽情,两者都很接近,可做嘉靖以前一种艺术水平已相当高 超的《水浒传》繁本早已存在的铁证。” (2)《京本忠义传》残页为简本说。最早主此说的是张国光先生,他在《评<忠义传>残页发现“意 义非常重大”论——<关于《京本忠义传》>一文之商榷》一文中,批驳了顾廷龙、欧阳健等学者的观 点,提出《京本忠义传》残页为简本。 1985年,马幼垣《现存最早的简本<水浒传>——插增本的发现及其概况》一文称:“文革时期上海 图书馆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叶不单为简本,其年代且可能较任何一种插增本为早,……插增本比任 何现存简本为早这说法,目前还未有修正的必要。” 1993年,刘世德《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一文认为,《京本忠义传》是简本而非繁 本,并且是一种从繁本向其他简本过渡的早期坊间删节本。首先,通过容与堂本与《京本忠义传》字数 的比勘,发现《京本忠义传》残页相应部分的字数少于容与堂本。其次,通过容与堂本、天都外臣本与 《京本忠义传》正文部分的比对,发现《京本忠义传》的文字同于简本而异于繁本。再次,从“京本” 二字冠名看乃是明代福建刻书业推销的一种手法。从上述三个方面推论出《京本忠义传》残页是一种简 本。 2008年,谢卫平《<水浒>版本研究在日本——兼谈国内相关情况》一文接受日本学者白木直也的观 点,即《京本忠义传》为简本之一种,刊刻于万历中后期。他提出论据有:以“京本”二字题署不见于 任何繁本而与诸简本相类似;评林本、藜光堂本的“三打祝家庄”部分与《京本忠义传》相同,均在第 十卷;《京本忠义传》中含有简本系统特有的节缩文字法。 2009年,李永祜《<京本忠义传>的断代断性与版本研究》一文认为《京本忠义传》“刊刻于嘉靖初 年福建建阳书坊;它对繁本作了较少的删节,是介于繁、简两大系统之间的过渡性删削本。”他主要是 将容与堂本、评林本与《京本忠义传》残页在对话、描写、字数三个方面进行比对而推导出的结论。 3、《京本忠义传》残页的意义与价值。由于各家对《京本忠义传》残页看法的严重分歧,导致对其学术 价值的评价也高低不同。相对而言,刘世德、李永祜两位学者的观点比较客观、合理。 1975年,顾廷龙、沈津在《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一文中认为“……此书各公私藏家书 目均未著录,比今天所见其他《水浒》各本更近于原本面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京本忠义传》的 题名。《水浒传》宣扬投降主义,美化叛徒宋江,主要是通过标榜‘忠义’,……残页干脆把《水浒》 标名为《忠义传》,再清楚不过地点明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意。” 用当下时尚的政治斗争话语 解读古代文学作品,方法既不可取,结论自然也靠不住。 1983年,刘冬、欧阳健在《关于<京本忠义传>》一文中“高度评价上海图书馆发现此一残页的巨大 功绩”,并认为“在元末明初之际,一部成熟的《水浒传》就已经出现”。 其思路并不严谨。陈辽在 《郭刻本<水浒>非水浒祖本——兼谈<水浒>版本的演变》一文中说“我认为,《京本忠义传》就是这个 (罗贯中的本)一百卷本的重刻本或翻刻本。由于修改了前七十卷,又增加了后三十卷,‘的本’《水 浒》的主题变了,原来是歌颂宋江等人的斗争和反抗的,现在变为歌颂宋江等人的‘忠义’了。” “‘施耐庵的本’仍然是繁本。从现存的《水浒》版本看,繁本的出版年月均早于简本。” 其论述立足 于《京本忠义传》残页的研究对《水浒传》版本演进、构思立意的价值,有一定说服力。 1985年,李骞《<京本忠义传>考释》一文对《京本忠义传》残页的价值评价更高,“《京本忠义 传》不但是《水浒》版本中最早的一个繁本系统的本子,而且是《水浒》诸种版本中一个唯一的祖 本”,“《京本忠义传》残叶的发现结束了《水浒传》版本争论的历史,给水浒版本的研究开创了一个 新的历史阶段” 。 而张国光先生《评<忠义传>残页发现“意义非常重大”论——<关于《京本忠义传》>一文之商榷》 一文则与上述诸家相反,“此一版本仅两张残页,且又是简本,而简本最近在国外已有研究者寻访到国 内从未著录和闻知的几种本子,故此《忠义传》残页的发现谈不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更不应夸张 说上图这一偶然发现有‘巨大功绩’也。” 张先生因认定其为简本便断定无甚价值,也未免过于主观臆 断。 对《京本忠义传》残页的研究以刘世德《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与李永祜《<京本忠 义传>的断代断性与版本研究》两文较有份量。1993年,刘世德在《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 位》一文中对《京本忠义传》残页在《水浒传》版本演变史上的地位做了界定。(1)、《京本忠义传》 残页在《水浒传》版本演变史完成了两种过渡:其一,完成了从繁本向简本的过渡。在简本系统中《京 本忠义传》是最接近繁本的一种简本,它无论是在字数上还是在对正文的删节程度上都较其他简本而更 近于繁本。其二,完成了从白文本向上图下文本的过渡。简本属于通俗书籍,它们要迎合特定的读者阶 层的欣赏需要,《京本忠义传》残页的标目与万历间简本的插图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水浒传》版本的 演变中,标目本和插图本(繁本)的结合,便导致上图下文本(简本)的产生。(2)《京本忠义传》残 页的发现是解决《水浒》繁简先后关系及嘉靖、万历之前有无《水浒》刊本这两个问题的线索。《京本 忠义传》是简本而非繁本,并且是一种从繁本向其他简本过渡的早期坊间删节本。 此本题署以“京本” 二字冠名是万历福建建阳书商为招徕读者所惯用的伎俩,此前应有所谓的“京本”即南京刊刻本《忠义 水浒传》。此刊本应为正德、嘉靖之间或之前的一种繁本,这从高儒《百川书志》、晁瑮《宝文堂书 目》及周亮工《因树屋书影》的相关著录可证。 2009年,李永祜在《<京本忠义传>的断代断性与版本研 究》一文中对《京本忠义传》残页在《水浒传》的版本演进史上的作用作了全面论述,“《京本忠义 传》是《水浒传》由繁本向简本转化历程的一个中间环节,它的销路上的局限性,刺激、促进了放手大 删大削的简本涌现,这就是它起的历史作用。” 《京本忠义传》之所以在《水浒》版本演进史上湮没无 闻是由其自身的缺点及其后诸简本本身的优势决定的。《京本忠义传》既无繁本的“游词余韵、神情寄 寓处”,自然为文人学士所不满,又无其后诸简本所具有的为市民阶层审美需求所设置一幅幅精美生动 的插图,它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自然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统观对《京本忠义传》残页有关问题的争论,可以发现,截至目前,对于此二残页的时代不能确定,简 本繁本没有共识,对其价值的争论多属揣测想象之言,更不乏肆意夸大之辞,因而,对这一问题诸多方 面的争论仍将持续,但难有定论。看来除非有更多与《京本忠义传》直接相关的文献发现,否则围绕它 的一切争论不会有定论。 三、《水浒传》简本系统诸版本研究概况 《水浒传》“‘繁本’的研究尚很不足,‘简本’的研究更为不足。” 造成简本研究尤其薄弱的一个主 要原因是简本许多版本分散于世界各地公私藏家,而又极为繁杂紊乱,很难进行汇总比勘,研究工作殊 为艰难。受到版本资料的限制,各地研究者各有侧重,但重点还是集中于“插增本”、“评林本”等几 种主要的版本上。马幼垣、刘世德便是这方面的佼佼者。马幼垣曾赴欧洲调查遗落在欧洲各国的《水 浒》版本,并大有斩获。他目睹了许多以期学界未知的《水浒》简本,并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究,涉及文 献补遗、简本演进史、简本系统划分等一些重大问题。刘世德则集中于对“评林本”、“刘兴我本”、 “英雄谱本”等现存几个版本的甄别考究,其中最突出者是对“映雪草堂本”的概况、性质、底本等问 题的探讨。 (一)《水浒传》简本系统版本繁杂及研究匮乏的原因。 1、《水浒传》简本系统版本繁杂的原因。(1)《水浒》版本特质。《水浒传》作为现存最早的通俗小 说,可以随意删改、版本纷繁复杂的特性,而且尤有甚者。这种特性更能从《水浒》简本的版本状况上 体现出来,单就现存的“插增本”便包含斯图加特本、哥本哈根本、巴黎本、牛津残页、德莱斯顿本、 梵蒂冈本繁简各异的不同本子。正如郭英德所说:“至于那些‘文简事繁’的各种版本《水浒传》,由 于各本正文文字删改情况不同,前后源流关系也颇为复杂,因此几乎不可能恢复这一版本系统的文本 ‘原貌’,甚至可以说这一版本系统原本就没有一个单一的祖本。” (2)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及书商的营销手段。市民阶层不讲求文辞的雅致,而是追求故事的有趣与 热闹, 加之求“多”求“全”的心理特质,那些文辞粗俗、故事完整的简本便受到他们的青睐。书商为 了迎合市民群体的心理,对《水浒》一改再改,造成了版本繁杂的局面。“明代中叶以后,刻印日繁, 简本、繁本杂出,书贾为了牟利,任意删削凑合成书,是简本竞出的主要原因。” 2、《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匮乏的原因:(1)简本自身原因与研究方法不当。《水浒》简本是 “村学究所损益”之俗本,是“刮去肌肉,榨出了血液,只留下一副枯骨架子”的删节本,不具备繁本 “游词余韵”、“委曲详尽,血脉贯通”的优点,被文人学士所摒弃,在学术界也一向未受到重视。 “我以为在把简本《水浒》贬为枝叶,评得一文不值以前,总该平心静气,先好好地把简本的各种本子 逐一详细分析,也给各种繁本以同样的看待,再用不先存彼此的观念和等量齐观的态度,去推断繁简各 本的价值和各本之间的关系,然后始尝试作全盘性的论断,这才是正确公允的研究程序。” (2)材料分散整理困难与国内研究资料的贫乏。《水浒传》重要的本子分散于世界各地,中国、日 本、欧洲平分秋色,每一区域中又散存好几处,在《水浒》研究中,能够掌握半数重要本子的并无几 人。国内在简本方面整套公开影印的善本仅“评林本”一种,仅限印一千套,流出海外的寥寥无几,研 究者见过此书的不多。其他简本像“英雄谱本”、“汉宋奇书本”在民初极为易得的清刊本,现在也凤 毛麟角了。 (二)《水浒传》简本系统诸版本研究概况。20世纪以来《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以80年代为界可分 为前后两个不同阶段。80年代以前基本上还处于一般性介绍阶段,涉及《水浒传》简本系统版本介绍的 相关学者主要有郑振铎、孙楷第、刘修业、柳存仁与马蹄疾等 ,其中又以马蹄疾先生的介绍较为系统、 全面;80年代以后,《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跨入了新的阶段,而以马幼垣、刘世德两位学者的研究具 有代表性,可以说体现了当前《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的最高水准。 1、插增本。首先对《水浒传》插增本有所留意的是郑振铎。自1927年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 小说与戏曲》一文中对插增本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之后,在1929年的《水浒传的演化》一文中,郑振铎 认为“这部《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其版式与余氏双峰堂所刊的《三国志传》完全相同,上格为 图,下格为文字,纸张也是相同的,可证其为同一的刊本。《三国志传》题着‘书坊、仰止余象乌批 评,书林、文台余象斗绣梓。’…… 余氏刻书的时代是万历之间(《三国志传》刊于万历壬辰,《诗林 正宗》刊于万历庚子),这部《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想亦出于这个时候。” 郑先生用余象斗所刊 刻的《三国志传》、《四游记》等书与《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作比勘,认为插增本《水浒》亦出 于余象斗之手。由于其他学者无缘目睹“插增本”及郑振铎在学界的声望,他介绍性文字在其后几十年 间极具影响力。 进入80年代,《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的沉寂局面才逐渐被打破,而聂绀弩、马幼垣等学者功不可 没。1980年,聂绀弩《论<水浒>的简本与繁本》一文将《牛津残页》、《英雄谱本》、《插增本》、 《评林本》等诸简本相互对勘,通过它们在正文文字的繁简差异,得出《双峰堂评林本》之类由《刘兴 我本》之类加工而来,《插增本》又由《双峰堂本》加工而来的由低级经中级到高级的依次演进的结 论。 从中可以看出,他是将《插增本》看作为《评林本》的高一级演进阶段,这恐怕与事实稍有不符, 单单从《评林本》、《插增本》的署名“增补校正”与“插增”字样便可推知《评林本》应刊刻于《插 增本》之后。 真正打开《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新局面的要数马幼垣先生。1981年,马幼垣《牛津大学所藏明代 简本<水浒>残叶书后》一文在指出聂绀弩《论<水浒>的简本与繁本》疏误之处的基础上对《牛津残叶》 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牛津残叶》的历史研究概况。第一次公布 其存在的是荷兰汉学家兑文达,之后有法国汉学泰斗戴密微的介绍,而在日本则有学者白木直也的报 道。第一次向国人介绍此文献的是聂绀弩的《论<水浒>的简本与繁本》一文。《牛津残叶》,藏于英国 牛津大学卜德林图书馆,是作者通过牛津大学教授杜德桥之助而得。(2)对《牛津残叶》版本方面的研 究。首先,作者针对聂文中通过《插增本》与《评林本》在正文文字方面的比勘得出《插增本》在文字 上繁于《评林本》,《插增本》出于《评林本》的结论及郑振铎认为《插增本》也出于余象斗之手的疏 误而援引五例加以辩驳:《评林本》、《插增本》的署名“增补校正”与“插增”不同;《评林本》移 置前本回首诗及书前“题水浒传叙”的上栏“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的提示;《评林本》所缺回目、 回首诗及所移置的回首诗就见于《插增本》;余呈之事的处理不同;《评林本》的刊刻年代,据戴密微 所证应为万历二十二年。据以上五例,作者推出《评林本》晚出于《插增本》,《插增本》与《评林 本》同出余象斗之手纯属臆断。其次,《插增本》、《评林本》及《牛津残叶》的关系及《插增本》的 总卷数。作者根据《插增本》、《评林本》及《牛津残叶》三者在版式上大同小异的特点推出《插增 本》共有二十四卷,《牛津残叶》亦同。(3)《牛津残叶》的抵欧经过及其刊刻年代。对于《牛津残 叶》的抵欧经过,兑文达有详细的报道:荷兰人于1595——1597年远航东印度群岛时得自爪哇的中国商 人。后来,一位英国人访问荷兰莱顿,莱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的墨路腊将《牛津残叶》送与 他。从《牛津残叶》的抵欧历程可知此残叶并非一页,另有其他部分可能存于欧洲。另外亦可知,《牛 津残叶》当是万历初年的刻本,《插增本》亦当刻于此时。 1982年,在《影印两种明代小说珍本序》一 文中,作者主要介绍了斯图加特本版藏概况及其独特的价值。斯图加特本,藏于西德斯图加特邦立瓦敦 堡图书馆,残存第九卷和第十卷两卷,内容讲自柴进帮助林冲得草料场差事起,至秦明被花容等所掳, 偶有缺页,可弥补各本无招安前情节的缺憾,由德国人魏汉茂获知。斯图加特本是现存各插增本中唯一 保存梁山英雄排座次之前的部分,其自身价值当在其他残本之上。 1985年,马幼垣《现存最早的简本水 浒传——插增本的发现及其概况》一文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插增本》的研究现状。最早有 关《插增本》的记述是古恒为法国国立图书馆中的东亚藏品所做的编目中提及的。第一个见到此书的小 说专家是郑振铎,他在1927年所作的《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中对《插增本》版本 情况有较详尽的介绍。此外,海外研究《插增本》的学者尚有戴密微和白木直也。同时,作者纠正了郑 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记述《插增本》残存第二十卷和第二十一卷半卷的疏 误,认为仅存一卷又四页,即三十三页。(2)《插增本》版本方面的研究。作者根据内容的先后次序, 将《插增本》分为甲本与乙本两大系列。斯图加特本、哥本哈根本、巴黎本、牛津残页为插增甲本,德 莱斯顿本、梵蒂冈本为插增乙本。之后,作者主要从两种插增本的版式方面的异同进行了比勘,纠正了 前人记述的一些谬误。(3)《插增本》的抵欧经过。莱顿大学荷兰语文研究所得邵博先生在此方面有所 探究。据其考证,1603年,荷兰探险家兼海军上将韩斯璩截击了葡萄牙大型商船“凯达琳娜”号,其中 第二批货物中包含许多中文书籍,《插增本》当在其列。插增甲本现存各部分极为零散,而每一部分却 相当完整,这说明各部分的拆分是有意为之的。十七世纪的欧洲,购买这类中国书籍只不过是为了好奇 和炫耀的目的,而不管是否是全本。书商明白这一点,所以将书拆散出售。 之后,马幼垣在《两种插增 本<水浒传>探索——兼论若干相关问题》一文中,作者对这两种插增本的相关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梳 理。他主要是从两种插增本简名的界定,插增甲本、插增乙本与评林本三者之间的关系,插增甲本、插 增乙本与评林本三者的性质及插增本的总回数四个方面进行论述:(1)两种插增本简名的界定。插增甲 本、插增乙本简名的界定只是按发现先后,无演变先后的含义。(2)插增甲本、插增乙本与评林本三者 之间的关系:插增甲本、插增乙本与评林本同出一源;插增甲本、插增乙本与评林本既同出一源,却又 互有优劣,最好的解释是各自发展;最接近原始简本的是插增本。作者是以简本删自繁本的理论为依据 的,通过容与堂本与插增甲本、插增乙本文字上的对勘证明插增乙本是现存各简本中最接近简本原初面 貌的本子。(3)插增甲本、插增乙本与评林本三者的性质。作者通过三者所含有的漏字以致文不成句及 删去主词或受词的人称习惯的普遍现象,证明这三个本子,正如万历至清初刊行的其他简本一样,错字 漏字星罗棋布以致造成阅读障碍,是一种胡乱删节的劣质品。(4)插增本的总回数。作者从刘兴我本在 分回标目上与插增本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通过刘兴我本与插增本在回目异同上的比勘,根据第九回的不 同分法,将插增本分为一百十四回或一百十五回两种情况。 1985年,李国才《论巴黎所藏<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一文通过《插增本》与 《评林本》的比勘论证《插增本》在简本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作者经过将《插增本》与《评林本》在 卷数多少、文字的繁简优劣、版面行款的异同及插图的数量多寡、刻工粗精几个方面进行比对后,得出 “尽管《插增本》和《评林本》之间存在着许多相类似的地方,可是它们并非有直接的关系;《插增 本》是早于《评林本》的。”又依据《评林本》“题水浒传叙”上栏的“水浒辨”的记载,证明在《评 林本》刊行之前尚有诸多种《水浒》简本而《插增本》只是其中一种插增“田、王”故事的简本。而要 查证这些《水浒》简本的原貌,《插增本》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2、评林本。最先对评林本进行关注与探讨是孙楷第。1932年,在《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一书 中,孙先生提出:“此双峰堂本《水浒志传评林》,或即象斗所刊,或其后人刊之,固不可知。……友 人郑西谛君于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见《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亦余氏刻本,……则 与西谛所见非一本。……观其命名,于增补之外,加‘校正’‘评林’字样,似增补事已属过去,所矜 者为校正与集评。意西谛所见为原本,而此为重刊本,即从西谛所见本出者。……虽非一本,正不妨以 一本视之。” 孙先生未将评林本与插增本作比勘,却“意西谛所见为原本,而此为重刊本,即从西谛所 见本出者”,是比较主观的。 1987年至1992年,马幼垣发表了两篇关于1956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评林本的补遗文章《影印评 林本缺叶补遗》、《影印评林本缺叶再补》。在《影印评林本缺叶补遗》一文中,作者首先说明因王古 鲁先生不慎失落了一张照片造成了影印本相应的缺失了两个半页即卷九页十一下和页十二上的情况。而 缺失的这两个半页关乎着评林本的总回数问题,因而有补全的必要。作者通过日本学者大内田三郎,用 内阁文库藏本的相应部分补上了所缺的卷九十二页上。 而在《影印评林本缺叶再补》一文中,马幼垣说 明虽通过内阁文库藏本补全了所缺的卷九十二页上,但十一页下这个半页没有补全,评林本的回数问题 仍无法解决,因为卷九的十一页下才是问题的关键。在1985年,马幼垣依靠早稻田大学的福井文雅教授 的帮助,得到了日光轮王寺柴田昌源大僧正的许可,用慈眼堂藏本的相应部分补全了所缺的卷九十一页 下。在补遗工作完成之后,马幼垣通过对评林本的回目划分情况进行系统地分析与梳理,推导出评林本 应为二十五卷一百零三回的结论。 之后,在《评林本<水浒传>如何处理引头诗的问题》一文中作者通过 对余象斗处理评林本引头诗的特殊方式探究了如此处理的原因与余氏的刊刻心态、评林本的底本及评林 本与其他简本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余象斗对引头诗的处理毫无计划;刘兴我本的文字虽与评林本相近而 评林本却不是它的底本,由于刘兴我本非直接承继评林本而来,遇到评林本删减得无法卒读的地方可通 过刘兴我本看出原意;评林本的底本是一种与插增乙本相当近似的简本而不是繁本。同时,马幼垣指出 “田、王”部分的引头诗并非出自余象斗之手,早期的插增本已是如此,直至余氏编刊时通过合并、弃 用等手段是该部分的引头诗数量大为减少。 在《从评林本<水浒传>加插的诗句式评语看余象斗的文抄公 本色》及《寻微探隐——从田王降将的下落看<水浒传>故事的演变》两篇文章中,马幼垣阐述了评林本 是偷窃货,其刊刻年代不仅在插增本之后而且亦在四种嵌图本之后的观点。此外,在《简本<水浒传>第 九回的问题》一文中针对评林本第八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之后直接第十回《朱贵水 亭施号箭、林冲雪夜上梁山》这一疏漏问题,马幼垣认为不应由余象斗负责。刘兴我本、藜光堂本及二 刻《英雄谱本》,均大致同于评林本的分布情况。 1984年,日本学者大内田三郎《<水浒传>的语言——关于<水浒志传评林>本的用语研究》一文主要是从 语言学的角度,通过将评林本与百十五回本在用语方面的差别来探讨通俗小说的口语化问题。作者着重 从实词与虚词两个方面用同义词改换的方法来阐述上述观点。 1993年,刘世德《谈<水浒传>双峰堂刊本的引头诗问题》一文主要探讨了评林本移置引头诗、引头诗异 文及评林本的底本三个方面的问题:评林本移置引头诗有极大的随意性,而其主要理由是为了缩减篇 幅,节省工料;引头诗异文最为突出的是全书的引头词,从“闲阅水浒全传,论天罡地杀威名”的诗句 中,推出评林本不仅写于《水浒传》成书之后,而且写于插增田、王二传之后,这表明评林本出现于繁 本产生和流传之后。而对于引头诗异文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后人的改动,改动者的文化水平不高,无法细 心体察原作的用意;评林本的底本应为天都外臣序本。 3、嵌图本四种。作为《水浒传》简本上图下文常见版式的一种变式,《水浒传》的嵌图本主要包括藜光 堂本、刘兴我本、李渔序本及慕尼黑本四种,这种划分形式主要依据马幼垣《嵌图本<水浒传>四种简 介》一文中对此种版式的界定,“这些本子虽然仍是半叶一图,但图并不占尽上层横面的全部位置,因 图的两旁各有两三行和版框高度一样的文字,图下当然全是文字,而标题排在图的上面。这样一来,图 的四周全是文字,如嵌其中,因此杜撰‘嵌图本’这名词来形容这些本子。” 在文中,马先生着重从这 四种本子的插图与附带的标题两个方面来探究各本之间的关系。首先,依据这四种本间标题的异同将其 分为两组,藜光堂本与刘兴我本为一组,慕尼黑本与李渔序本为一组,两组的插图截然不同。在此之 后,通过刘兴我本两条错误的标题断定刘兴我本早于藜光堂本,而后对李渔序本因页数减少而删去几张 插图与藜光堂本因增加页数而添加几张插图这两种情况进行分析比勘,认为李渔序本应晚于藜光堂本。 在此基础上,作者归纳出“这四本后于评林简本,自成系列,分为两组,刘兴我本或者早过藜光堂本, 而慕尼黑本在李渔序本之前的可能还要高些,两组之间的先后则不易下断语。” 后来在《寻微探隐—— 从田王降将的下落看<水浒传>故事的演变》一文中,马幼垣纠正了上述的论断,申明“我以前误判以为 插增本之后就是评林本。实情并非如此,评林本原来是偷窃货式,其前身是我称之为嵌图本的本子。” 1982年,官桂铨《<水浒传>的藜光堂本与刘兴我本及其它》一文着重探讨了藜光堂本与刘兴我本的关 系、藜光堂本与刘兴我本的刊刻地与编刊者两方面的问题。根据前人研究,推知藜光堂本也是刘荣吾刻 的。同时,对于“富沙”的地理位置说法不一的问题,作者进一步引用了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中的 相关论述,从“富沙”、“潭阳”等建阳古今地名的演变论证了“富沙”即是福建建阳。 1985年,范宁 《东京所见两部<水浒传>》一文对其在日本东京所见的两个版本《鼎镌全像水浒忠义志传》、《李卓吾 评点忠义水浒传》作了简要介绍。其中关于《鼎镌全像水浒忠义志传》,作者认为这个本子即柳存仁在 《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提到的日本薄井恭一《明清插图本图录解说》中所记载的富沙刘兴我刊 本。此外作者依据书中第七十四回前有“软弱安身之本”六言诗一首,评林本无而容与堂本有的情形得 出这个本子直接从繁本删削而来,只是参考了评林本而已。 1986年,刘世德《谈<水浒传>刘兴我刊本— —<水浒传>版本探索之一》一文着重对刘兴我本的刊刻年代、刘兴我本的性质及与其他简本的关系两个 方面进行探讨:(1)依据刘兴我本卷首序文末尾题署“戊辰长至日,清源汪子深书于巢云山房”,认为 “戊辰”应是崇祯元年,刘兴我本也应刊刻于崇祯年间。(2)通过将百回本、刘兴我本、评林本、英雄 谱本等诸种本子回目的异同及删节情况进行比勘,认为刘兴我本是从百回本删节而来的简本,它与英雄 谱本最接近而与雄飞馆刊本关系最远。 4、三十卷本。《水浒传》三十卷本,分为两种,即宝翰楼刊本与映雪草堂刊本。“宝翰楼刊 本”,全称《宝翰楼刊文杏堂批评忠义水浒全传》,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映雪草堂刊本”,全 称《映雪草堂刊文杏堂批评忠义水浒全传》,藏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哲文研究所,为明刻清补本, 原明刻本已佚。1984年,刘世德在《谈<水浒传>映雪草堂刊本的概况、序文和标目——<水浒传>版本探 索之一》一文着重探讨了映雪草堂本的概况、映雪草堂本序文与宝翰楼刊本的异同及映雪草堂本的标目 特点等问题。(1)映雪草堂本突出一个“全”字。这可从其标目和各卷的书口及各卷的卷首均印有“水 浒传全本”、插图书口印有“水浒传全像”的现象中得知;映雪草堂本的刊刻地应为苏州。映雪草堂本 上冠以“金阊”二字,金阊为苏州的别称;映雪草堂本的插图根据标目绘制,表现的是动态的故事情 节;映雪草堂本刊刻于崇祯年间,主要依据的是映雪草堂本扉页和各卷卷首题署只标有“施耐庵”一 人,这是崇祯年间特别是贯华堂刊本刊刻后盛行的一种风尚。(2)通过将映雪草堂本序文与宝翰楼刊本 序文进行对勘,发现宝翰楼刊本的序文为原文而映雪草堂本的序文是删节文,并且序文将施耐庵、罗贯 中并举,说明写于万历年间,比映雪草堂刊本要早。而从序文以“全本”与“赝本”、“繁本”对举, 说明映雪草堂刊本是一种简本。(3)映雪草堂本的标目问题。作者将映雪草堂本的标目与容与堂本、袁 无涯本及其它简本比勘,发现卷一至卷二十一及卷二十二、卷二十九、卷三十近于袁无涯本而卷二十三 至卷二十八近于评林本。并且,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八的标目有相对的独立性,为后人所加。出现这种现 象的原因是出于以“全本”为号召的广告术的驱使。 1985年,《谈<水浒传>映雪草堂刊本的底 本 ——<水浒传>版本探索之一》一文重点是探讨映雪草堂刊本的底本是繁本中的哪 一种的问题。(1)认为贯华堂本不是映雪草堂刊本的底本,因为映雪草堂本虽有“金圣叹评”的字样, 但贯华堂本的许多独异的地方而映雪草堂本无。(2)袁无涯刊本也不是映雪草堂本的底本。 (3)映雪 草堂本的底本属于百回繁本中的容与堂本。容与堂本的错字,映雪草堂本沿误而天都外臣序本不误;天 都外臣序本的错字,容与堂本与映雪草堂本均不误;文句上映雪草堂本异于天都外臣序本,同于容与堂 本与袁无涯本之处;文句上映雪草堂本同于容与堂本,异于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本,而天都外臣序 本、袁无涯本各自相异之处;文句上映雪草堂本同于容与堂本,异于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本,而天都 外臣序本、袁无涯本各自相同之处。其次,容与堂本分为甲本、乙本两种,映雪草堂本的底本是乙本而 不是甲本。 同年,刘世德《<水浒传>映雪草堂刊本——简本和删节本——<水浒传>版本探索之一》一 文着重从映雪草堂本的正文方面探讨其性质问题。(1)从字数上看,映雪草堂本是简本的一种。(2) 从与繁本的对照看,映雪草堂本乃是一种删节本。(3)映雪草堂本是来源于繁本的删节本的原因: 由 于删改个别字句,造成意思模糊、语气断隔,甚至产生不知所云的感觉;由于删去人名,致使下文显得 突兀;由于删改原文,造成错误的拼凑,致使失去原意、情节失当;由于删改文字,出现了移花接木、 张冠李戴的错误;由于删改而使得一些文句出现不通的现象。 1984年,大内田三郎《<水浒传>版本考——关于<文杏堂批评水浒传三十卷>》一文着重探讨文杏堂 三十卷本的成书过程、成书年代及底本等问题。(1)从语言方面看,通过《水浒全传》与三十卷本的比 勘,可看出三十卷本的很多语言包含在繁本《水浒全传》中,证明了三十卷本和百十五回本一样是一种 删节本。(2)通过百十五回本与三十卷本在语言上异同的对勘,从两种语言上的极大差异,证明两者的 成书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同时,依据三十卷本有“金圣叹评水浒全传”这样的题署,说明三十卷本刊刻 于贯华堂本之后的崇祯年间。(3)从“移置阎婆事”与“田、王”二传两方面在三十卷本、百回本及百 二十回本的异同上的展示,表明三十卷本是承袭一百二十回本而来,其刊刻年代当在百二十回本之后。 1985年,陈树崘《映雪草堂本<水浒全传>简介》一文主要从映雪草堂本与宝翰楼本的区别、映雪草堂本 的回目特点与映雪草堂本的性质三方面对映雪草堂本的相关情况作了探讨。(1)宝翰楼刊本与映雪草堂 本不是一个本子。(2)映雪草堂本的回目特点:单言标目较多,而每两则常常对偶,与其他本子的偶句 回目一致,这表明这种单言标目是析偶句回目而来。(3)评林本、映雪草堂本与袁无涯本“田、王”部 分三种本子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映雪草堂本的评点非 5、其他简本。主要包括南图出像本、雄飞馆刊本、征四寇本、汉宋奇书本四种本子。 (1)南图出像本。对于此种本子的研究主要是马幼垣先生。在《南京图书馆所藏<新刻出像京本忠义 水浒传>考释》一文中作者着重探讨了南图出像本的性质及其跟北图出像本的关系。首先,通过回目与引 头诗的比较,证明南图出像本是一个浓缩本。在对两种插增本与南图出像本回目的比勘后,发现插增甲 本、插增乙本及南图出像本三者述事是统一的,这表明自两种插增本始,简本《水浒》在情节和章回划 分上已达到相当的共识。在对评林本与南图出像本的引头诗的比对后,发现南图出像本的引头诗全被删 去,回中的插词保留的比例也不高,这说明南图出像本是一个浓缩本。通过对南图出像本中余呈之事的 处理,归纳出这个本子所讲的余呈事是胡扯模式的缩小版,它和评林本无直接的承继关系,文字的极度 浓缩也表明它是一本相当晚出的本子。对于南图出像本跟北图出像本的关系,作者通过两种出像本在处 理回目时均有因编写者不甚认真以致出像回目与正文不统一的现象及仅见于两种出像本而未见与其他本 子的特例现象,表明两种出像本之间关系密切。 (2)雄飞馆刊本。刘世德先生在《雄飞馆刊本<英雄谱>与<二刻英雄谱>的区别》一文中作者重点探 讨了《英雄谱》初刻本与二刻本的异同及二刻本删节诗篇的原因。通过对初刻本与二刻本在内容、分集 形式、字体、批语及回目这几个方面的对勘,作者发现初刻本与二刻本是相同的。初刻本与二刻本的不 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文字的改动及诗句的删略上。关于二刻本删节诗篇的原因,作者通过对二刻本删节诗 篇的情况及初刻本与二刻本的页数的比对,归纳出二刻本为了节省纸张,才删去插入许多插入的诗词。 (3)征四寇本。对征四寇本有所留意的学者有胡适、赵苕狂及柳存仁。1920年,胡适在《<水浒传> 考证》中主张“这部《征四寇》确是一部古书,……《征四寇》这部书乃是原百回本的下半部。” 而在 1923年《<水浒续集两种>序》一文中,胡适先生又认为“这部水浒续集是合两种书做成的。一部是摘取 百十五回本《水浒传》的第六十六回以后,是为《征四寇》。……《征四寇》一书,外间止有石印的劣 本。这部书确是百十五回本的后半部;我们现在既知道百十五回本里不但保存了百回本里征辽和征方腊 的两大部分,并且还保存了最古本里征田虎和征王庆的两大部分,那么,这部《征四寇》确也有保存流 通的价值。” 1936年,赵苕狂《征四寇考》 一文同意胡适在《<水浒续集两种>序》一文中的观点。 1957年,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一书中,首先纠正了胡适在《<水浒续集两种>序》 一文中的疏误之处。胡适认为《征四寇》是从第六十六回起截取百十五回本的,但柳存仁通过细勘伦敦 博物馆藏本,认为应是从第六十七回起截取的。同时柳存仁也不同意胡适称百十五回本为英雄谱本,因 为英雄谱本有两种,百十回本、百十五回本。柳存仁还分析了《征四寇》刊刻的原因,由于金批本的风 行而使百十五回本少为人所知,所以《征四寇》便以续书的新面目问世。 (4)汉宋奇书本。对汉宋奇书本有所论述的主要是日本学者大内田三郎。在《<水浒传>的语言—— 关于简本(百十五回)的文章》一文中,作者着重探讨了简本的编辑者在以繁本为底本出版简本时如何 删节繁本文章这个问题。作者认为简本文章之所以变得简短,是依靠对繁本文章句子成分及句子的省略 而实现的。作者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进行探讨:连谓式复杂谓语被省略;省略定语,只保留定语中心词; 几百字范围内的长篇被省略;短句也随处被省。 (三)《水浒传》简本系统的价值与地位。《水浒》诸简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保持《水浒传》的 一些原貌及在《水浒传》演变史上的作用,基于这种缘由,《水浒》诸简本在《水浒传》研究中的地位 也由此而定。对于此方面的问题,之前已有一些学者有所留意,本部分在此略作阐述。 1923年,胡适在《<水浒续集两种>序》一文中已涉及到《水浒》简本的史料价值、自身的文学价值 及在水浒演进史上的地位等方面的问题。首先,胡适先生认为《征四寇》具有史料方面的价值,“《征 四寇》一书,外间止有石印的劣本。这部书确是百十五回本的后半部;我们现在既知道百十五回本里不 但保存了百回本里征辽和征方腊的两大部分,并且还保存了最古本里征田虎和征王庆的两大部分,那 么,这部《征四寇》确也有保存流通的价值。”其次,胡适先生阐述了《征四寇》自身所具有的文学价 值。作者主要例举了鲁智深圆寂与宋徽宗在李师师家酒醉后梦游梁山泊两段文字,说明《征四寇》带有 较强的文学意味。最后,他论述了《征四寇》在《水浒传》演进史上的地位。他特别强调应注意“此书 中写王庆和柳世雄和高俅的关系一大段,用这一段来比较今本《水浒》第一回写高俅王进柳世权的关系 的一段这种比较是很有益的,不但可以看出今本《水浒》技术上的优点,还可以明了《征四寇》在 ‘《水浒》演进史’上的位置。” 1932年,年孙楷第在《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一书中阐释了评林本在《水浒传》演进史上的 作用,“此本增多田、王故事,于旧本原有文字删略殊多,实为书肆妄作因陋就简之俗本。……然其价 值不在于书之善否,而在水浒故事演化中历史上的地位。” 1982年,白木直也在《<水浒传>的传日与文简本》一文中着重从江户时代的通俗小说重图的风尚来 阐述《水浒传》简本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影响力与作用不容低估。作者认为“文简本虽然在内容精彩方面 不及繁本,却仍能在我国有其存在价值。”这主要缘于江户时代通俗小说重图的风尚,作者还援引了曲 亭马琴在编译《水浒》时提到李卓吾本无像赞,文外另有画,画每一页绘三四回的事例。 1985年,李国才在《论巴黎所藏<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一文中阐述了《水浒 传》繁本与简本在《水浒》研究中各自的价值与意义。他申明“在这部名著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发 展方面,无疑繁本的作用更大些,而在保留著作的原始面貌和使这部著作能广泛流传,则简本起了更大 的作用。” 郭英德也有类似之论 。1992年,左东岭在《中国小说艺术演进的一条线索——从明代<水浒 传>的版本演变谈起》一文中着重论述了《水浒传》简本系统在小说观念的近代化上的作用。作者认为正 是缘于闽中书贾所持的“故事”至关紧要的理念,在对诗词细节大胆删节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突破了原 本《水浒传》不可更易的禁锢,从而开始了该作品重新修改补充的历程。而这种风气也波及到繁本系统 中,从简本流行至金本出版,时间不过数十年,小说观念却已经从重诗词到重故事再到重人物的几番重 大转折。作者还援引了金圣叹在批点《水浒传》中运用了内外视角相互转换等重要理论手段。 2003年,侯会在《<水浒>简本与张骥》一文中着重分析了《水浒》简本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素 材取舍上的作用与价值。从《水浒传》中征剿方腊的“张招讨”究竟应为何人展开论述,根据其与刘光 世并提,推断出这位“张招讨”应是张俊。进而依据张俊虽身为“中兴四将”之首,但其有加害岳飞的 史实而名声不好,所以后世诸繁本只将其概称为“张招讨”。然而简本的编写者却发现了这一疏漏,在 他们编刊时将这位有名无实的“张招讨”改换为明代中叶因镇压浙闽矿工、农民大起义的功臣张骥。从 对“张招讨”这个人物的演变考释中,作者认为“今天的研究者则可借此进一步了解《水浒传》的成书 情况:《水浒传》的素材来源,并不仅限于宋代的农民起义,还应包括元明两代的农民战争及民族战争 史料;这一选材原则,甚至被简本创作所继承,‘张仲德’的名字在简本中出现,即为此提供了一个小 小的证据。” 四、《水浒》简本研究之反思 20世纪以来的《水浒传》简本研究走过了一条由一般性的简略介绍到较深入、全面的考证研究的历程, 尤其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马幼垣、刘世德等学者筚路蓝缕、艰苦努力下,已经收获了一些成果。但 是,《水浒传》简本系统这块处女地还有很大的待开垦空间。为使未来的《水浒传》简本研究取得更大 的突破和超越,我们认为应该努力寻求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的突破与创新,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彻底转变重繁轻简的学术观念,确立繁简版本等量齐观的思想。《水浒传》繁本有“游词余 韵”,血肉丰满,文学成就高,因而受到历代精英文士的青睐,在现代学术界也是如此。但就《水浒 传》接受史整体系统而言,简本系统的传播范围、社会影响并不逊于繁本系统,甚至远超后者。从出版 史与通俗小说互动关系而论,简本以更加通俗的形式、更加低廉的价格,迎合了广大基层读者的需求, 刺激其文化消费的欲望,从而推动民间刻书业的发展。刻书业的壮大反过来又推进包括通俗小说在内的 大众文化的繁荣。我们可以这样说,从传播学角度讲,简本系统与繁本系统在《水浒传》传播史上的历 史作用是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当今学界应当树立两种系统等量齐观的意识,不可厚此薄彼。 就小说研究而言,文简事繁的简本系统体现出强烈的重视故事性、可读性、通俗性的倾向,顺应了明代 中叶后社会性质变异、大众阅读兴趣变迁的潮流,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小说观念的转变,并促进了通俗小 说传播范围扩大及小说创作的兴盛。因此,对简本历史价值的充分肯定是未来简本研究取得实质突破的 前提。 其次,增加科技投入,扩大《水浒传》版本研究的范围。以前制约《水浒》版本研究的主要障碍之 一是研究者物质条件的蹇涩。众所周知,社会科学工作者科研资金大多十分贫乏,动辄捉衿见肘。由于 《水浒传》众多版本散存于欧美、日本诸国,许多研究者无法走出国门实地调查这些版本文献,不能获 取全面的存世版本资料,研究工作就无法开展下去,该领研究就会停滞不前,更不用说有所突破了。因 此,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希望能有专门的国家社科基金或省部社科基金支持这项研究,当然,学 者也可争取横向资金支持。 第三,立足现有版本资料,展开细致深入研究。如马幼垣先生所讲,在不预设结论的原则下,多做 不怕繁琐的专题版本实验应是今后探讨《水浒》演化问题的正确方向。 《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尤须枯 燥繁琐的版本比勘工作。从专题版块研究再逐步扩至整个简本系统,乃至整体《水浒传》版本系统,这 应是比较切实可行的理路。 第四,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水浒传》版本研究的质量和水平。计算机技术在《水浒传》 简本研究中的应用前景就很广阔。《水浒传》版本的数字化和计算机自动化比对为《水浒传》版本研究 提供了一种更加快捷、方便也更客观准确的途径。由于《水浒传》诸简本多采用上图下文的形式,利用 计算机图文比对的功能,可以为《水浒传》简本演化研究提供新的突破。这方面,首都师范大学的周文 业先生已经做了一些有益探索,并取得了一些进展。 第五,在无新的版本材料可供研究的背景下,现阶段可将研究重心放在《水浒传》简本系统的传播 与接受史的领域。 这方面学界已有论述,此不赘叙。 王辉 刘天振 附录:20世纪以来《水浒传》简本研究主要论著 胡适《<水浒传>考证》,见1920年亚东图书馆初版汪原放标点《水浒》卷首。 胡适《<水浒传>后考》,见1921年亚东图书馆再版汪原放标点《水浒》卷首。 胡适《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原载《小说月报》1929年第9期,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4•胡适 文存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胡适《<水浒续集两种>序》,见192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水浒续集两种》卷首。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北新书局1925年初版,1931年北新书局出版修订本。 俞平伯《论〈水浒传〉七十回古本之有无》,原载《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第4号。 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收入《郑振铎文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版。 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收入《郑振铎文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郑振铎《水浒传的续书》,见《郑振铎文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郑振铎《水浒全传序》,见1954年人民文学社出版《水浒全传》卷首。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赵苕狂《征四寇考》,见1936年世界书局版《续水浒》。 赵景深《<水浒全传>简论》,收入《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 何心《水浒研究》,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 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资料室辑《水浒研究论集》,东北人民文学研究部教材出版科1955年版。 《水浒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 柳存仁《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收入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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