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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女英雄以达意的创新之举

 

塑女英雄以达意的创新之举 —— 以顾大嫂为例品析《水浒传》的主题突破 湖北 张冬梅 青海 王新林 【摘要】《水浒传》,一部不朽的惊世之作给后人开拓了无限的研讨空间。本文从百回本《水浒传》所 描绘的女英雄中选取不大受人关注的母大虫——顾大嫂的人生经历进行案例分析、讨论后认为作者施耐 庵塑造的女英雄形象成功地服务了小说的主题思想,塑造出了栩栩如生的女英雄形象,是对文学史上塑 造人物形象的一大突破,从而进一步充实了《水浒传》在思想上和手法上的创新精神。 【关键词】 水浒传 思想主题 顾大嫂 女英雄形象 金圣叹说得精妙:“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 者。”[1]《水浒传》这部流芳百世的佳作,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探索研究资源,人们探究的角度灵活、 范围广泛,涉及到史学、哲学、文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在人物形象的分析上,很多探究者 从男英雄的角度入手进行了详尽的剖析,对小说人物形象中占据篇幅较少的女英雄,却没有给予特别的 关注,甚至以男性化为由轻轻带过,而我认为这些女英雄形象同表现作品主题之间的关系以及作者塑造 这些女英雄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别有深意,同样有着深入探索的空间。 由于时代色彩的晕染,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水浒传》产生了不同的版本和多样的解读结果。本 文选取百回《水浒传》中名列第一百零一位的女英雄——顾大嫂作为研讨对象,通过分析该英雄投奔梁 山的故事同《水浒传》主题——“乱自上做”“官逼民反”“全忠仗义”之间的关系,从而探索作者施 耐庵敢于推陈出新、打破传统的文学创作思想和手法,通过塑造女英雄的人物群体形象来表现作品主题 的特点。同时,也力求为大家进一步了解女英雄形象在《水浒传》中的作用、地位等提供思考的切入 点,进而为我们进一步加深对《水浒传》思想主题、人物形象、价值尺度等方面的思考和认识提供一定 的参考。 一 “正是从以‘忠义’为主体的伦理判断出发,《水浒传》着力描写的是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一下, 以宋江为首的江湖豪侠、绿林好汉和以高俅为首的贪官污吏、恶霸劣绅之间正义与邪恶的冲突,并通过 这一冲突热情歌颂了梁山英雄‘全忠仗义’、‘替天行道’、‘辅国安民’的正义事业,深刻地揭示了 奸邪专权、误国殃民、迫害忠良的黑暗现实。”[2]按照《水浒传》表现“忠义”的主题思想来说,小说 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在乱自上作的黑暗时代背景之下,老百姓民不聊生,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命保证,他 们别无选择,唯有行侠仗义、同黑暗的统治势力作斗争才能求得生存的故事。在女英雄顾大嫂的故事经 历中,充分体现了这一主题。   (一)表兄弟被陷害——“乱自上作”的必然   从故事背景来看,《水浒传》中的顾大嫂及其两位表弟生活在北宋年间。在我国历史的进程中,宋 朝是历经唐朝强盛发达之后,结束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而建立起来的政权,本身处于一个乱世刚刚结束 之后的相对和平时代,没有长久的发展和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做铺垫,再加上北宋周边辽、西夏、契 丹等政权的存在和干扰,北宋很快陷入了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状态。    “不患贫而患不安”,北宋常常受到外部侵扰,老百姓难以有修养生息的机会。北宋政权对于外敌 辽、西夏的入侵不仅权且屈膝,而且在打胜仗的条件下,仍然结下“澶渊之盟”等和约,屈辱赔款。这 已经充分体现出了北宋政权实力的薄弱和统治者的懦弱。在对外妥协的状况下,北宋统治者只能通过对 内的强权和压迫来暂时缓和矛盾,苟且偷安。为了应对巨额赔款,北宋各级统治者不顾一切地敛财,完 全不顾百姓死活,千方百计收刮民脂、压榨百姓。老百姓的税务负担极其沉重,难以维持生计。更为严 重的是,如此对内对外政策,形成恶性循环,以至于统治者不得民心,渐渐失去了对内的掌控能力,难 以维护国家内部的安宁,进而也有了水泊梁山势力得以壮大的背景。   除开历史事实的历时性视角,在《水浒传》原文中,作者同样将社会背景从其他人物形象的经历中 以共时性的视角给读者做了呈现,表现了当时社会从上级统治者不作为开始的一个社会秩序混乱不堪, 官商为非作歹,统治者只图权钱的极为衰落、黑暗、腐朽残暴的时代。“渭州城里金氏父女有冤而无处 申告;桃花村的大户刘太公遭桃花山强人强娶女儿而无计可施,全然得不到官府的保护,反而自认是 ‘大王治下的百姓’;瓦罐寺里的强人生铁佛、飞天夜叉更是强抢了民女肆意淫乐。良善者受欺凌,伸 张正义者流落江湖,而欺人害人者却逍遥自在”[3]。正如清人王韬在《水浒传序》中曾激愤所言:“试 观一百八人中,谁是甘心为盗者,必至于途穷势迫,甚不得已,无可如何,乃出于此。……呜呼!谁使 之然?当轴者固不得不任其咎!”[4]    由此,无论是从历史实际的历时性角度来看,还是从同顾大嫂生活在同一社会背景下的其他人物的 共时性角度切入,顾大嫂生活在一个“乱自上作” 的黑暗社会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显然,作者以平民眼 光搜罗素材、塑造典型。在作者施耐庵的笔下,顾大嫂的故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由乱自上作的背景缘 起。解珍、解宝二兄弟作为猎户猎杀到老虎,本是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而毛太公却不齿于用欺骗手段 要占为己有。而毛太公的儿子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名官员,不仅对父亲有悖道德的行为没有进行劝阻,反 而借助手中的权力帮助自己家人谋私利,知法犯法,为虎作伥。后又采用欺骗的手段将解珍、解宝二兄 弟骗入官府,并将其逮捕,而且不分青红皂白,熟视法规于无睹,草菅人命,非要置解珍、解宝二兄弟 于死地以泄自己的私愤,逼得无辜的解珍、解宝二兄弟走投无路,实在是可恶、可恨之极。从毛太公及 其儿子的身上,反映的正是当时社会毫无章法,统治者只为聚敛财物而不择手段,大力欺压百姓,置百 姓于不顾的现实。   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出,顾大嫂生活在这样一个难以安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其两个表弟解珍 、解宝飞 来横祸,遭到毛太公父子的无理欺负、陷害,是当时黑暗社会平民老百姓的普遍遭遇,是在当时社会背 景下司空见惯的常态,也正是“乱自上作”的明证。   (二)营救表兄弟之决定——仗义之举的基点   解珍 、解宝两兄弟对顾大嫂并没有直接经济利益关系,而顾大嫂不嫌弃解珍 、解宝两兄弟,不惜 一切代价去营救,甚至不顾惜自己的性命安危,表面上看是鲁莽、多管闲事,实际上则是忠于亲情的平 民意识在驱使着她,是其重情重义的表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不信任, 甚至为了追求一己私利而不惜伤害、抛弃亲人的种种行为,在普通平民顾大嫂眼里,是多么的卑微和可 笑。   有探究者认为,顾大嫂的悲剧源自于她摊上了穷亲戚。而我们认为,顾大嫂本身的生活价值取向是 其仗义之举的基点。如果她一味考虑营救两位表弟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会给自己造成悲剧,她根本不会 去营救,更不会采取劫狱这样陷自己于没有退路的方式去营救,她大可做一些没有实质效果的营救行 动,最后以营救失败来告知于众,同样可以保全自己的生活。然而,如果顾大嫂是这样的人物,估计就 不可能出现在《水浒传》之中,更不会成为小说中用以表现主题的英雄。从小说“忠义”主题的角度 看,我们不能认为顾大嫂为营救两位表弟而上梁山是一个悲剧,或者说是顾大嫂的麻烦,作者正是选取 了一个新的层面,揭示一个普通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由点及面,反映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   (三)顾大嫂劫狱、上梁山——“官逼民反”主题的凸现   在黑暗的现实社会面前,在“人吃人”的水深火热之中,在任人宰割的背景下,“不在沉默中爆 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源自于人求生的本能,源自于人对希望的追求,梁山英雄走向反抗的道路,实 为一种迫不得已的明智之举。   “《水浒传》的悲剧意蕴首先表现为‘逼上梁山’。诚然,在一百单八将中,主动上梁山的也不乏 其人,但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主要人物无不都是由于‘全忠全义’、‘替天行道’,在贪官污吏、恶霸 劣绅为代表的黑暗现实的逼迫下,为了人类所必须具备的起码的生存需要铤而走险,投身梁山。”[5]我 们来看看顾大嫂极其两个表弟的经历,如果当时的社会政治清明,公道犹存,百姓生活安居乐业,解 珍、解宝二兄弟就不会无缘无故在自己没有触犯法律的情况下反被恶人先告状而入狱,更不会被莫须有 的罪名逼上绝路;如果当时的官员秉公执法,顾大嫂也可以通过法律、上访等合理合法的手段帮助自己 的表兄弟摆脱困境,那么她肯定也就不需要、也更不愿意走上劫狱的道路。顾大嫂解救解珍、解宝二兄 弟而上梁山实为被官府所逼,迫不得已的下下之策。 在整个故事前后,解珍 、解宝两兄弟落难,实属被迫害,本来是为官府效力,结果却因官商勾结而 陷入生命绝境,是社会黑暗、官逼民反的前兆;顾大嫂别无选择,只能劫狱的行为过程,则是官逼民反 的过程;最后,落草梁山,同样是官逼民反的结果。从整个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来看,充分彰显了 官逼民反的小说主题。              二   有探究者认为,《水浒传》中表现得是排斥女性的英雄世界,梁山中的女英雄是被异化了的形象 [6],但是,从顾大嫂的人物形象,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力图构建一个正面的人物形象,她具有不 亚于男性的女性英雄气概,对凸显原著的思想主题有很好的印证力。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是为主题服务 的,顾大嫂这位女英雄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敢作敢为、富有生活气息,同男性英雄一样具有凸显小说 主题思想的作用。小说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水浒传》中顾大嫂的形象塑造是成功的,无论从小 说鉴赏的角度,还是从凸显小说思想主题的角度,都具有跟李逵、武松、鲁智深等男英雄同样的作用。 从这一角度思考,小说中女英雄顾大嫂的形象同男英雄一样是可以为正常理念所接受的,并不是异化的 形象。   在对《水浒传》塑造的女英雄形象进行理解中,还有探究者认为“作者为我们塑造的三员女将不仅 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没有独立的思想,更缺乏女性的气质与色彩。”[7]然而,在顾大嫂的人生经历中, 我们看到了顾大嫂自身的生活状态,她对待自己远房亲戚不嫌贫爱富的仗义态度,是其重情重义,敢想 敢干,有勇有谋,巾帼不让须眉等忠义、正直、果敢的性格特点的展现,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为人 之姐的大气性格,给读者留下了大大咧咧、待人诚挚的“花木兰”气质和色彩。所以,为解救自己的穷 亲戚也好、远房亲戚也好,她不惜牺牲自己安宁的小日子而甘心上梁山到处征战,是其追求正义、重视 亲情的优秀品格的表现,更是对作品主题“忠义”二字的有力而生动的阐释。 还有探究者认为,《水浒传》中梁山的女英雄虽然是作者歌颂的对象,但是人数少得可怜,不如妓女等作 者要揭露、批判的女性对象塑造得成功[8]。但是,从顾大嫂形象的塑造对主题的凸显这一角度来讲,小 说对女英雄的正面塑造同样是成功的,不逊色于作者要揭露、批判的女性对象。从某种意义上看,如果 说作者塑造的潘金莲等淫妇形象是对现实的批判,那么,对顾大嫂等女英雄的塑造,则是对造反大业正 义性的追求。或者说,从反面映衬了力图正面歌颂的女英雄的正义,从而进一步突出主题。具体从顾大 嫂的形象来看,作者的创作意图很明显。作者塑造的潘金莲、王婆、阎婆惜、潘巧云等市井女性忘恩负 义、见利忘义,令人厌恶;相比之下,顾大嫂重情重义的英雄形象更加难能可贵、让人可歌可敬;同 时,顾大嫂本人的人生经历,已经从正面表现了作品的思想主题,一个普通的妇女将自己的命运与水浒 英雄的抗争义举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综合正反两个方面,从表现主题的角度切入,小说对顾大嫂这 一正面女英雄形象的塑造,不仅不逊于反面的女性人物形象,而且别有新意。 如果说“在《水浒传》中,荣登英雄榜的三位女性都只是为了在战场上杀人而存在,……《水浒传》中 的女性一辈子都活在男性的阴影里;她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凸显男性的绝对权威。”[9]那么,顾大嫂就是 一个毫无意义的典型了,她的存在也仅仅是为了服务作品的思想主题。然而从小说情节的设置我们看 到,顾大嫂的故事由缘起到最后结束,人物个性鲜明、人格独立,形象鲜活。大事几乎全由她一人主 持、出谋划策,果断刚强,救的是她的亲戚,辅助帮忙的是她丈夫、大叔子等男性。顾大嫂并非一辈子 活在男性的阴影中,或许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男性还生活在顾大嫂这样的女性英雄的阴影之 下。如此看来,顾大嫂这个女英雄并不亚于男性。况且顾大嫂是在现实的逼迫下,不得不起义造反的主 人公,她是为了情意、忠义的实现而存在,并非单纯的为战场杀人而存在。 虽然很多探究者“从作者创作的角度,认为是作者对女性的偏见和淡薄;从文本角度认为小说是一个反 女性的作品;从分析人物形象入手,则认为小说中的女性是人格、人性或两性关系的异化。”[10]但我 们从《水浒传》“乱自上作”、“官逼民反”、“忠义”的主题思想入手,对顾大嫂的故事进行个案解 读、分析认为,在《水浒传》中,顾大嫂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女英雄形象,作者像钟爱自己笔下的男英雄 一样,给予了顾大嫂充分的歌颂和肯定。而且,作者通过这一典型,也充分发挥了艺术典型为思想主题 服务的积极功能。               三   除了顾大嫂以外,施耐庵在《水浒传》之中还塑造了另外两位和男性好汉站在同一个列队里的女英 雄,这三位女将构成了《水浒传》中的女性英雄群体,同样成为了小说的主角。   塑造人物形象为文章的主题思想服务是优秀作品必备的基本特点,而《水浒传》作为我国古代著名 的四大名著之一尤其表现突出。金圣叹赞叹不已:“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原因固然是 多层面的,在塑造女英雄方面,施耐庵的突破大概也是重要的因素。   为了表现文章主题,作者能够另辟蹊径,从当时社会几乎不存在的现实中创新出了一个新的群体— —女英雄群象,突破了时代的局限,成为了文章的一大亮点。从时代背景上看,在封建社会时代,无论 是作者本人生活的现实社会,还是作者在作品中描绘的时代,在男耕女织的封闭式封建经济体制下,男 性始终是社会的主角,他们主宰王权,他们掌控政治,他们主导经济。而女性只有遵从“三从四德”、 始终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上,扮演着附属品的角色,她们没有主体的意识,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健全 的人格。然而,就是在这种主导思想占据主流的时代,作者却创造出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自己的思 想、有独立的能力、有自主的言行、和男性并肩而立的女英雄形象,体现出的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这是作者突破时代的局限而呈现出的智慧的亮点,也是作者在民间流传的女英雄故事中汲取了营养,开 启了思路。   从女性人物形象本身来看,在当时的社会中,为人们关注的占主流的女性形象主要是两种:一种是 遵从当时时代和社会的要求遵守纲常、逆来顺受、倍受封建制度压迫和残害的贤妻良母、贞妇烈女形 象;另一种则是为了自己的各种欲望而不惜一切手段违背社会公德和法律法规的荡妇淫女。前者是社会 的正面典型,是统治阶级和社会主流大肆宣扬和歌颂的形象,是用以对女性进行正面的引导,从而继续 对其进行统治、压迫、迷惑和愚化的典型;而后者则是社会的反面典型,是统治阶级和社会主流大肆批 判和惩处的形象,是用以从反面对女性进行惩戒,从而规范女性努力向前者形象进行学习和效仿的典 型。通过这两种人物形象,不断维护男性主权社会地位的统治体制。这两种女性形象在当时成为许多作 家创作的原型。而《水浒传》则一反常态,作者施耐庵在把握当时社会中主流女性形象的同时大胆创新 突破,打破常规,运用艺术性的手法塑造出了新的女性形象——区别于社会中主流的两种女性形象的第 三类女英雄形象,这类女英雄在现实社会中较少原型,创作难度相对较大,而在施耐庵的笔下,他们却 栩栩如生,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这也许正是这些女英雄受到读者喜爱并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作者创造出了精彩的女英雄形象并成功地达到了用以为主题服务的目的,是对当时社会女性 形象的一个大突破,充分体现了作者善思善想的智慧。   如果跳出女性的圈子,从英雄形象来看,《水浒传》同样实现了创新。在《水浒传》之前的文学创 作中,若论起英雄形象,男性英雄在社会中处处皆是,横扫有“女英雄”之说。在现实生活中,男英雄 形象的原型很俯首皆是,而女英雄形象的原型却难以寻觅。然而,施耐庵却敢于“无中生有”,敢为天 下先,大胆地创造女英雄形象,开拓了英雄形象的创作领域,极大地丰富了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形象。 从《水浒传》本身的创作过程来看,学界比较公认的对《水浒传》影响较大的著作是《大宋宣和遗 事》,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金圣叹在点评《水浒传》时已经为我们做了梳理:“《宣和遗事》具载三 十六人姓名,可见三十六人是实有。只是七十回中许多事迹,须知都是作书人凭空造谎出来。”[11] 《水浒传》借鉴了《宣和遗事》中的三十六位英雄人物形象,但这三十六人中却并未包含任何女英雄形 象。所以,女英雄的形象无论是在作者施耐庵生活的现实社会人群中还是当时的文章著作中都可谓凤毛 麟角、鲜为人知,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作者能够引领女性走进英雄的世界,成为英雄群体之中的 一份子,成为鲜活的“这一个”,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在创作思想上的创新。   同时,在缺乏大量现实原型和借鉴材料的情况下,作者独树一帜,精心构建,正如金圣叹所认为的 那样“因文生事”[12],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大胆塑造新的人物形象群体,给女英雄正位,, 奠定了女英雄群体形象的重要地位,也更加凸显了文章的思想主题。《水浒传》中的女英雄人物虽然为 数不多,但她们这些形象的出现却已经显示着一种新的人物群体形象在意识上的觉醒,为后世文学创作 带来了启发。可以说,施耐庵在《水浒传》创作中拓展了思路,创新了表现手法,大胆突破了传统格 套。《水浒传》在塑造女英雄形象方面体现出的打破传统、推陈出新、大胆创新的内在特质,强化了小 说《水浒传》的艺术功能,丰富了《水浒传》的艺术魅力。 注释: [1]天津古籍出版社:《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三》,2006年版,第3页。 [2][5]宋克夫:《乱世忠义的悲歌——论〈水浒传〉的主题及思维方式》,《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1993年第6期。 [3][4]齐昀:《“邦分崩离析”的表征——从家庭伦理角度看〈水浒传〉中的悲剧女性》,《青海社会 科学》,2006年第1期。 [6]钱国莲:《〈水浒传〉的女性价值评判体系》,《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 期。 [7]臧国书:《〈水浒传〉女性群像的类化与解读》,《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8]刘相雨、刘富伟:《〈水浒传〉的女性景观》,《济宁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9]吴璇:《从〈水浒传〉女性人物形象看作者的女性观》,《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1期。 [10]朱占青:《水浒传女性形象:市民阶层文化心理的折射》,《安徽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 6 期。 [11]天津古籍出版社:《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读水浒之法》,2006年版,第9页。 [12]天津古籍出版社:《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读水浒之法》,2006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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