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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检讨

 

百年《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检讨 许勇强 李蕊芹 摘要:《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是《水浒传》研究史上一大难题,自上世纪20年代胡适鲁迅肇始, 虽经几代学人努力,但距问题的最终解决仍有相当漫长的路。本文从梳理百年《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 的成果入手,分析了四种常用研究方法各自的特点及其不足,提出将《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与作者考 定、版本溯源和本事探考等结合的综合立体研究法。 关键词:《水浒传》 成书时间 研究方法 元末明初说 嘉靖说 《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是《水浒传》研究史上一大难题,从上世纪20年代胡适鲁迅开始,虽经几 代学人的努力,但距问题的最终解决仍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反思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 该问题的最终解决和新世纪水浒学的健康发展均大有裨益。 成书时间诸说 从胡适鲁迅建立当代《水浒传》研究范式以来,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一是元代说。陈中凡认为“《水浒传》当为元人产品,元代以前不能有此创作了”。他认为《水浒 传》从体制上来看“实由元人‘词话’嬗变而出,较宋人话本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从语言方面看 “《水浒传》采用当代人民口语,可与元曲中互相印证”。于是作者得出自己的结论:“此书当作于元 代中叶,即十四世纪前半期,从体制和语言两方面可以得到证明。”[1]王利器认为《水浒传》根据周宪 王杂剧和瞿佑《归田诗话》中的材料以及《水浒传》语言有的在明代已经不通行等证据认为《水浒传》 也“不是明人作品”。他从《水浒传》内证入手,根据小说中的行省制度、爪哇国名和其他地名等七条 证据认为“《水浒全传》成书于元代,故多举当时之事为言,从而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氛”[2]。黄霖从 《靖康稗史》的作者耐庵的考证入手,结合吴读本的有关资料,认为此耐庵即《水浒传》作者施耐庵, “施耐庵当为宋末元初钱塘(今杭州)人,他曾于元初编集了一本简略的《水浒传》”[3]。 二是元末明初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鲁迅和郑振铎基本上都主张《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在元 末明初[4]。袁世硕根据《水浒传》所写宋代故事在地名、职官名、人事称谓等许多方面大都符合宋代社 会的实际,而杂用元代事语的情况并不多的现象认为小说祖本成书的时间“当不晚于元末明初”[5]。徐 仲元认为,从嘉、万以迄清初,凡是谈及《水浒传》及其作者(施、罗)的几乎都把时代说成或传为南 宋末以迄明初,而从记述之口气来看则象是对遥远的过去的回忆或追述,“这表明,嘉、万时人都把 《水浒传》的成书传世说成是很久远的事情了。反之,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水浒传》之作者与时代虽聚 讼纷纭,其说不一,但自嘉靖初以来,几乎没有人说成甚或怀疑为当时(嘉靖)人所为。各种有代表性 之说法,虽然大都染有扑朔迷离之色彩,但却没有人怀疑或说出施耐庵系当时人某某之托名(施之托名 说是到近代才明确)”。因此,作者推断,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水浒传》(祖本)的成书时代及其 作者距嘉靖时确实已远。在嘉靖以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此种题材与倾向之作品,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造成较少流传机会之情形以及较少确切真实之有关记述文字,因此才形成嘉靖以来对于《水浒传》及其 作者之时代的聚讼纷纭、猜测不一的局面”,而这恰好说明了《水浒传》的成书是在元末或者明初[6]。 三是明初说。周维衍认为,《水浒传》一书中有不少府州名称和相关的地理知识是宋代并不存在而 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这就为探求《水浒传》的成书年代提供了证据。作者具体考察了“江西信州”、 “临淮州”、“蒲州”等地名,认为《水浒传》写作于元代的说法便不能成立,“最后成书必定是在明 代”。作者又从“南京健康府”这一出现在明洪武十年(1377)的地名和小说中元代独有地名的偶然出 现两条证据,认为汪道昆汪、周亮工二氏所说洪武初成书的记载是正确的,“《水浒传》最后成书必是 在明初,更具体地说,当在洪武四年至十年之间,不可能在洪武十年以后。认为成书于元代,或元末明 初,或嘉靖年间这三种说法都不可取”。[7] 四是成化弘治说。李伟实在《从水浒戏和水浒叶子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一文中认为《水浒传》的 成书时间是在宣德成化之间。他通过元代水浒戏和明初朱有燉《黑旋风仗义疏财》和《豹子和尚自还 俗》两出水浒戏的分析,认为“元杂剧中没有留下小说《水浒传》彼时已成书的痕迹,从宣德年间朱有 燉的两出水浒戏里也看不到《水浒传》的影子”,因此《水浒传》不产生在元末明初,而是产生在宣德 八年之后。他又通过明人笔记关于成化年间水浒叶子的记载,并参考明末陈老莲绘画的水浒叶子和清代 以至现在还在民间流行的水浒纸牌上面的人物图像,进一步断定《水浒传》小说的产生最早也不得早于 成化前期。[8]后来他根据杜堇《水浒人物全图》又进一步考定“《水浒传》产生于明弘治初到正德初这 二十年间”[9]。 五是嘉靖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戴不凡最早提出《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其实并无其人,极可能就 是郭勋门下御用文人的托名”[10],这实际上就把《水浒传》成书时间界定在嘉靖初年。此后张国光从 “小说中地名有明代建制”、“没有反映宋元时期的民族矛盾”、“嘉靖前文献没有提到《水浒 传》”、“嘉靖前不可能出现白话文如此高超的作品”和“《水浒传》受《三国演义》影响”等五个方 面进行论证,认为《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不早于嘉靖十一二年[11]。次年他在《再论水浒成书于明嘉靖 初年》中提出四条证据力证《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为嘉靖十一二年左右[12]。最近十年石昌渝先生是嘉 靖说的代表者,他先后撰写了《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等六篇文章,从白银的使用、小说中的武 器、明初戏曲等方面考证《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元年至十九年这样一个时段”[13]。   在以上诸多说法中,以“元末明初”说最为流行,也是目前学界多数人采纳的一种观点。                研究方法举隅   《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论著虽有数十篇之多,但概言之其切入问题的角度无非以下几种。   一、从小说演进规律看元末明初是否能够产生《水浒传》这样伟大的小说。郑振铎曾认为“长篇小 说的进步是嘉靖以后的事。在此时之前,其文笔都是比较幼稚的。……长篇小说到了这个时候,正是黄 金时代的开始,《金瓶梅》、《西游记》、《封神传》与《西洋记》也后此不久便出现。白话的技巧已 臻于纯熟而超隽之境,一切的叙写描状,都深邃而婉曲,精悍而活泼,真切而完美”[14]。这实际上是 继承了鲁迅的文学进化论观点,承认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却忽略了其发展所具有特殊性,故而马幼 垣批评其为“一面之词”。后来张国光把这一点作为嘉靖说的论据之一。他认为“从文学进化的观点来 看,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我国白话文学发展至成熟期的一个标志”,郑振铎上述观点“等于承认了 在嘉靖以前不可能出现白话文技巧如此高超的《忠义水浒传》”,“因此它的时代就不会早于明中叶” [15]。反对者则认为任何规律都有特例,不能够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看待这个问题。   二、从现存与小说有关的文献入手考证小说成书时间。从现在发现的文献上看,嘉靖以前没有关于 《水浒传》作者版本的信息,我们关于《水浒传》作者与版本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嘉靖时的《七修类 稿》、《百川书志》和《西湖游览志余》等著作。不少学者据嘉靖时人记录的作者为元人的材料出发, 认为小说成书时间当为元代或元末明初,这以胡适、鲁迅等为代表。但部分学者则从嘉靖万历时期大量 版本的出现与此前小说版本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沉寂入手,认为嘉靖时才被著录的《水浒传》成书时代应 该在嘉靖时期,这以张国光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明初以前从无人提到过《水浒》,而所有可考的早期 述及《水浒》的文献,均出现于嘉靖以后”,“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水浒》版本,既以嘉靖郭刻本为 最古,而明人读评《水浒》的文章的时间上限,也都不超过嘉靖初年”,所以《水浒传》成书时代应该 在嘉靖时期。[16]   三、从小说文本的内证入手考察《水浒传》的成书时间,这是当前研究《水浒传》成书时间运用最 多、成绩也最显著的方法。大体来说又可分为考察小说地理描写、风俗、典章制、小说语言等方面。如 袁世硕先生根据《水浒传》地名、职官名、人事称谓考证小说祖本成书的时间“当不晚于元末明初”; 而张国光则从小说“鼓吹招安与宣扬道教”与没有反映宋元社会矛盾等方面考证小说成书于嘉靖年间; 王利器从《水浒传》语言有的在明代已经不通行等证据认为《水浒传》也“不是明人作品”;石昌渝先 生从朴刀、杆棒、子母炮这些武器与白银使用论定小说成书于嘉靖初年等。这种方法虽然比较客观,取 得的成果也比较突出,但也存在许多互相矛盾之处。   四、从传播接受角度考察小说成书时间,这主要以李伟实、王丽娟为代表。如前所论,李伟实通过 小说插画、水浒人物叶子和朱有燉戏曲中所反映的小说人物绰号、情节与《水浒传》的比较考证小说成 书于成化弘治间。王丽娟从《词谑》入手,通过考证崔铣、李开先等评论《水浒传》的时间,从而断定 《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下限应不晚于嘉靖九年,又通过对《词品》、《戏瑕》、《百川书志序》的细致 分析,再结合杨慎与崔铣、文征明之间的关系,推断出《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上限应不早于嘉靖三年 [17]。另外她还从感性与理论两方面分析运用传播接受理论研究《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合理性[18]。传 播接受这个新兴理论的引入为《水浒传》成书时间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但该理论在具体运用上 还有一些生吞活剥的迹象,也不能够完全妥善的解释《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一些特殊现象。             关于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   从以上研究视角切入《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尤其是文本内证法成绩最著,但 他们的缺陷也比较明显。   首先,文学发展规律是否可以作为学术考证的论据还值得考虑。虽然文学发展具有一般的规律,但 我们也不能够排除其发展的特殊性。因此以文学发展一般规律来否定《水浒传》成书于元代还须谨慎。 马幼垣在批评郑振铎时说:“小说发展固然有常规,这不等于说绝不容有例外……援常规以为附带说明 是可以的,直视作实证则很难站得住脚。”[19]   其次,如何客观公正的评价历史文献的价值。现存传世文献是在经历过无数劫难后才流传下来的, 其文献和考证价值尤其值得重视。比如在《水浒传》作者文献的问题上,是嘉靖人的记载可靠还是今人 的推论更可靠?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前人的记载是错误的,那就最好是相 信古人的话。否则抱着怀疑一切甚至否定一切古代文献的态度,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将陷入举步维艰的 尴尬境地。   再次,内证法固然比较客观,但就世代累积型小说而言,由于受小说材料来源的时间、空间的多维 性、复杂性影响,这就决定了小说的语言、地理描写、风俗、典章制度等材料不能够成为考证小说成书 的绝对证据。例如小说语言的考证就必须考虑到作者因小说故事发生背景而有意拟用宋元人俗语的情 况,如果贸然根据文本中的宋元俗语来考证小说成书必然胶柱鼓瑟;而地名的考证则必须考虑到伴随小 说插增和刊刻而产生晚近地名窜入的可能性。如果不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仅仅攻其一端而不及其余,就 会出现运用同一研究方法而得出元代说与嘉靖说这样矛盾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沈伯俊师在《多一些辨 证思维——古代小说作家生平研究刍议》一文中曾有所论及[20]。   最后,运用传播接受等新方法来研究小说的成书时间是很值得提倡的,但这种理论并不能够完全、 合理的解释《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一些问题。如有的研究者从文学时效性价值出发,认为一部作品“若 在某一时期它产生轰动效应,这个时期就应该是它问世初期”,但套用这个理论来解释《歧路灯》这部 作品就不是很适合。那么《水浒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情况呢?再如张国光、李伟实和石昌渝诸先生均 以朱有燉水浒戏与今本《水浒传》人物情节差异进行立论,其实这也很值得商榷。因为我们既不能因为 朱有燉的不知情就断然否定《水浒传》在明初存在的可能性,这在小说早期以抄本形式流传的时候是很 常见的现象。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水浒戏和《水浒传》人物情节的不同就认为朱有燉不知道《水浒传》 的存在。由于创作主体思想意识和艺术视野、审美趣味的差异,作家在创作戏曲时未必都能够严格遵循 小说文本亦步亦趋的进行再创作,这样就自然会出现作品与题材的不一致现象。因此郑振铎说:“盖戏 曲作家的描写与叙述,原是往往与流行的书本不很相同的……戏曲家之运用材料是极自由的,决不会为 流行的小说所拘束。”[21]   总的说来,以上几种研究方法互有不足之处,而《水浒传》成书时间的材料又非常少,且不少文献 之间也相互乖戾,在目前文献不足征的前提下,就需综合运用以上多种研究方法,并将《水浒传》成书 时间研究与《水浒传》作者考定、版本溯源和本事探考等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立体的综合研究体系,才 有可能最终解决这一世纪难题。譬如《水浒传》成书时间与小说版本形态的关系就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众所周知,《水浒传》先后经历了几次插增,因此研究《水浒传》成书时间必须考虑到原本、插增这种 版本演变问题。就原本来说很可能创作时间在元末明初,因此其中包含有大量宋元习语,故王利器先生 以此为据考定小说成书于元代;而田虎、方腊等部分显然是后起插增的,其中必然包含有明代社会文化 的痕迹,因此有的论者据此考定小说创作时间为明初甚至嘉靖时期。如果考虑到小说的插增问题,上述 许多争论就自然冰释了。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如张宁从小说中的货币信息进行考 察,认为:“《水浒传》的主体创作分两阶段:前一阶段在洪武末至永乐初年,某作者在旧有水浒故事 的基础上,写出一个内容大致完整但较为粗略的稿本,因此在‘前半部’、‘后半部’都有明显是用钞 的情节;后一阶段在成化到嘉靖初年之间,另一作者大幅度添写润色,最终成书。大量的用银(特别是 用碎银子)的情节,是他无意间留下的证据”[22]。虽然张文的观点还值得进一步商榷,但其研究思路 无疑与笔者是相通的。   当然,就目前研究态势来看,由于与《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相关的作者考定、版本溯源和本事探 考等均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仍将继续争论,暂时还不能得到彻底解 决。         参考文献 [1]陈中凡.试论水浒传的著者及其创作时代[J].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 [2]王利器.水浒全传的来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3]黄霖.宋末元初人施耐庵及“施耐庵的本”[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5期. [4]可参见《水浒传考证》、《中国小说史略》、《水浒传的演化》诸作。 [5]袁世硕.水浒传作者施耐庵问题[J].东岳论丛,1983年第3期. [6]徐仲元《施耐庵热与水浒传作者》[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7]周维衍.水浒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从历史地理方面考证[J].学术月刊, 1984年第7期. [8]李伟实.从水浒戏和水浒叶子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J].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 [9]李伟实.从杜堇的水浒人物全图看水浒的成书年代[J].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 [10]戴不凡.疑施耐庵即郭勋[A].小说见闻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125. [11][15][16]张国光.水浒传祖本探考——兼论施耐庵为郭勋门客之托名[J].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 [12]张国光.再论水浒成书于明嘉靖初年[J].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13]参见石昌渝.从朴刀杆棒到子母炮——水浒传成书研究之一[J].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水浒传成书 于嘉靖初年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林冲与高俅——水浒传成书研究[J].文学评论,2003 年第4期;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续考——答张培锋先生[J].文学遗产,2005年第5期;水浒传成书年代问 题再答客难[J].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明初朱有燉二种偷儿传奇与水浒传成书[J].文学遗产,2009年第 5期. [14][21]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A].中国文学研究[J].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112、118、108. [17]王丽娟.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证[J].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1期. [18]王丽娟.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方法的思考[J].湖北大学学报,2004年2期. [19]马幼垣.水浒论衡[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8,36. [20]沈伯俊.多一些辨证思维——古代小说作家生平研究刍议[J].南开学报,2005年1期. [22]张宁.从货币信息看水浒传成书的两个阶段[J].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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