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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庵墓志》辨正

 

《施耐庵墓志》辨正 安徽陈传坤 摘要:民国间修撰之《兴化县续志》载录了元人王道生所撰之《施耐庵墓志》,该墓志提供了《水 浒》作者施耐庵行状之确切证据。但是,因该墓志面世时间远离作者的时代,由此质疑之声不绝如缕。 本文就反对者提议的“质疑”点一一辨析,借助语源和典章故实等佐证该墓志文本并无违背其他文献史 料之处,反证《施耐庵墓志》之可信无疑。 关键词:施耐庵墓志;语源;史料辩证;至顺辛未 中图分类号:I207.413 施耐庵究竟何许人也?上世纪20年代,现代学术开山大师胡适与鲁迅等先后提出了“托名说”:胡适在 《〈水浒传〉考证》中称,“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 字。”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云:“比郭氏本出,始署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 [1] 但是,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随着苏北陆续出现一些有关兴化施彦端字耐庵并涉及《水浒》作者的文 字资料,这个问题逐步有人重视起来;到了五十年代,刘冬、黄清江两先生调查取证后撰文《施耐庵与 〈水浒传〉》[2],从此,有关兴化施彦端字耐庵问题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但是,因史料和文物证据之稀缺,迄今为止学界主伪派和认真派相互责难不已。其中,民国三十二年 (1944)修撰之《兴化县续志》,其《施耐庵墓志》,提供了确切的施耐庵行状而备受责难。下文即以 《兴化县续志》所载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为论述主线,从其文本语源和典章故实等方面,勾稽史料论 证怀疑论者之妄,揭橥该墓志之用语和典章故实并无违背其他文献史料之处,佐证《施耐庵墓志》所述 当无异议。 一、起源:施耐庵实有其人? 1928年11月8日,胡瑞亭在上海《新闻报》“快活林”版面刊发了《施耐庵世籍考》一文,披露苏北流转 之“施耐庵墓志”,考订施耐庵乃元末明初泰州白驹场(今江苏兴化、大丰)人,但可惜并没有引发学人 进一步探究的兴趣。 1951年夏,《苏北大众报》负责人刘冬听闻兴化一带有施耐庵遗迹,即安排同事黄清江实地查访,实地 勘察收获了施耐庵神主、施耐庵墓碑以及民国三十五年纂修之《兴化县续志》中王道生《施耐庵墓志》 等新材料。1952年9月,他们合写《施耐庵与〈水浒传〉》一文,刊于《文艺报》1952年第21号,旋即引 起学术界的注意。 1952年10月,文化部以聂绀弩为首的施耐庵调查组首次实地勘察取证,1953年调查组以徐放执笔撰写了 《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但是,该报告未能及时发表,而且经多次政治运动,辗转秘 藏,直到1985年12月终于得以刊发。此为后话,不赘。 至1979年,江苏兴化县新垛公社施家桥又发现施廷佐墓砖及铭文《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内有“□祖 彦端”字样。1981年10月29日,大丰县大道公社和瑞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施俊杰献出《施氏长门谱》 (即《施氏家簿谱》),这个家谱为民国七年(1918)手抄本,自始祖“彦端公字耐庵”起至十八世孙 止。一系列文字材料和文物的发掘问世,使得兴化—施彦端—耐庵—《水浒》的证据链,串联了起来。 使得小说《水浒》题署之施耐庵实有其人且兴化施家桥施家为其后裔之论,呼之欲出。 1982年,时为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负责人的刘冬再次赶赴兴化实地考察,在判定文物的真实性后撰文 《施耐庵四世孙施廷佐墓志铭考实》[3],指出《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为“施耐庵确有其人的铁证”。 随后,他以江苏社科院的名义邀请国内数位知名学者前往一同考察。但是始料不及的是,主伪方与认真 方就此产生严重分歧,随后掀起了一场源于兴化而波及全球的“80年代施耐庵热”。热归热,但诸如施 耐庵墓志等资料是否为“现代人”伪造等诸问题,最终仍未达成学界共识。 二、墓志文本的来源问题 距离1982年那场争论风波,三十馀年过去了,墓志真伪争议的烟尘渐行渐远。但近几年,有关施耐庵墓 志真伪问题在一些刊物上翻新出现。一方质疑,一方势必释疑,惟如此学术研究方能寸进,学术争议方 能回归理性取得新的进步。为此,我们更应理智地思考:究竟是我们研究问题的逻辑有问题?还是研究 方法有问题? 朔本清源,要搞清《施耐庵墓志》的真伪,首先搞清文物的来龙去脉,其次是搞清史料的来源再作评 论。《施耐庵墓志》从何而来?还要追溯到上世纪初期《兴化县续志》的版本源流,及其中有关施耐庵 材料的来龙去脉。 在1953年徐放先生撰写的《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第一部,即为“《兴化县志》上有关 施耐庵的材料和这些材料的来龙去脉”。其中一一著录《兴化县志》全部五种本子,即嘉靖三十八年以 前的胡志、万历十九年的欧志、康熙年间的张志、咸丰年间的梁志和民国三十二年的李志。前四中版本 不见有施耐庵的材料,惟民国三十二年的李志,即《兴化县续志》,有四处载录有关施耐庵的信息: 1.施隐士墓:载卷一《舆地志》之七第十二页《宅墓补遗》,注称:“在县境东合塔围内施家桥,葬元 隐士施耐庵。淮安王道生撰志。” 2.《施耐庵传》:载卷十三之六第九页《文苑补遗》。 3.卷十四之二第四页《艺文志•书目•小说家类》载:“《水浒》,施耐庵著。” 4.《施耐庵墓志》:载卷十四之三第二十一页《艺文志•古文补遗》。 据文化部调查组报告,1918年左右,正当李详(李审言)提倡续修《兴化县志》,《续志》坐办兼分纂 人刘仲书,到白驹镇调查古迹名胜,见施氏宗祠供有施耐庵先生神主,疑即《水浒》作者;及问白驹镇 杨雨孙,到施家桥借得《施氏家谱》(约尺长,五寸宽,半寸厚,连史纸抄),见有淮安王道生作的 《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的《家传》,便抄了下来,征得李详同意,留作县志的补遗。 据欧阳健先生考证[4],李详(1859-1931),字审言,兴化人,在骈文、方志、金石、目录、选学等方 面均有杰出成就。光绪三十二年(1906),两江总督端方创办“江楚编译官书局”,聘李详为帮总督 纂;宣统元年(1909),张人骏任两江总督,改“江楚编译官书局”为“江苏通志局”,聘李详为分 纂;1913年,“江苏通志局”恢复,冯煦任总纂,聘李详为协纂,参与修订《江苏通志》。1923年,李 详任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1928年,他与陈垣、鲁迅、胡适等12人一起,被中央研究院聘为特约著述 员。 1919年,时任兴化知县的赵兴霙再任兴化县知事,聘李详为总纂续修《兴化县志》。此年,李详命刘仲 书(1880-1955)到白驹采访。等到刘仲书汇报所得的材料后,李详表示: 施耐庵先生因为著《水浒传》而坐过大牢,也因为著《水浒传》享了大名,可惜他的生平事迹,不独胡 欧张梁四种县志未采入载明,就是他的子孙谈到他的真相,也是“讳莫如深”。现在民国成立,文字既 不为科举所束缚,人物又不为专制政体所限制,县志有所记载,从此更没有什么顾忌,那末,大文学家 的施耐庵,我们可以从宽采访他的古迹和遗闻,一一载入“补遗”栏中。[5] 于是,他们遂在卷一《舆地志•宅墓补遗》载施隐士墓,卷十三《文苑补遗》载《施耐庵传》,卷十四 《艺文志•小说家类》载“《水浒》,施耐庵著”。卷十四《艺文志•古文补遗》载《施耐庵墓志》。 关于《施耐庵墓志》原稿和《兴化县续志》上载录的原文是否出入的问题,文化部1953年徐放先生的调 查该报告明确:“我们在兴化王益谦先生手,得到续修《兴化县志》时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原稿两份…… 原稿《施耐庵墓志》和《兴化县续志》上所载的原文是毫无出入的。” 至于《兴化县续志》所载《施耐庵墓志》,与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所录的文字存在略微差异问题, 亦须换位思考。该调查报告通过对杨继云、施复苏等的调查,确知胡瑞亭是兴化县仓库文书,为调查户 口到过白驹1928年从施熊手抄去《施氏家谱》,后撰文《施耐庵诗籍考》刊登在《新闻报》上。由此可 证:刘仲书和胡瑞亭是在不同的时、地——一在1919年,一在1928年;一在施家桥(通过杨雨孙看 到),一在白驹镇(从陈铮处访得)——抄录了《施氏家谱》(非同一版本)上载的《施耐庵墓志》。 由于胡瑞亭是供报纸发表的,文字有所“节录”,遂致详略之别。 而且该调查报告还引刘仲书的话:“至于《兴化县续志》中的《施耐庵墓志》上所说施耐庵‘生于元元 贞丙申岁’、‘殁于明洪武庚戌岁’,都是照《施氏家谱》亲笔抄录的,不会错。”彻底排除了《兴化 县续志》上的《施耐庵墓志》据胡瑞亭增益的可能。 既然续志所载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文本材料来自《施氏家谱》,显然家谱的版本及其来源至关重要。 目前看来,除了苏北文联丁正华、苏从麟1952年前期发现的《施氏总谱》有两个版本外,1952年文化部 调查组又访得了六个《施氏支谱》和一个尚未公布的《施氏族谱世系》。 而后的1978年,兴化施家桥施耐庵墓地附近又出土了施延佐墓砖及其《处士施公延佐墓志铭》,经专家 辨认,出土的墓志铭表明,在兴化施家桥和大丰白驹镇一带,元末明初曾有一位施以谦之父、施廷佐之 曾祖的施彦端。结合二十五年前,即1952年文化部调查组所见的施祥珠版本家谱,其中载录的“施氏族 谱世系”曰: 第一世:始祖讳彦端字耐庵行一,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元末自苏迁兴后徙海陵白驹,因占籍 焉。明洪武初,徵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孔门第五十七贤之常公之裔,葬于白驹镇 西北圩施家桥。 施氏族谱中的“始祖讳彦端字耐庵行一元至顺辛未进士……隐居著《水浒》自遣……”,与王道生《施 耐庵墓志》记述的“公讳子安字耐庵……为至顺辛未进士……先生之著作有……《江湖豪客传》即《水 浒》”等,足可相互印证。搞清楚这一基本事实,足以认定《施耐庵墓志》的文献性质,可以放心用来 处理施耐庵的生平身世。 三、辨清墓志文本的语源 兴化施彦端是否字耐庵、是否为《水浒》作者?三十年来,凡是给出肯定答案的其主要根据有四点: 一、《施氏家簿谱》中“始祖彦端公”右侧下旁注着“字耐庵”三字,且经江苏省公安厅于1982年10月 检验证实 “‘字耐庵’三字与《施氏家簿谱》字迹为同一个人所写”,非后人妄添;二、既然王道生 《施耐庵墓志》文本材料来自《施氏家谱》,而《施氏族谱》中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中有“先公 耐庵……著《水浒》”字样。三、出土的施延佐墓砖指明施以谦之父、施廷佐之曾祖即施彦端,确认实 有其人;四、王道生《施耐庵墓誌》中也有“字耐庵”以及“著《江湖豪客传》即《水浒》”字样。 而质疑派主要是就族谱、墓砖铭文、县志所录墓志三者之间的联络关系发难。杭州师大马成生质疑族谱 的真实性,其反复发文称:江苏省公安厅所证实的“‘字耐庵’三字与《施氏家簿谱》字迹为同一个人 所写”,只证实“字耐庵”三字是中华民国七年(1918)僧满家手录《施氏家簿谱》时的手迹,证实此三 字出于僧满家之手,但是此三字究竞是僧满家于何时添注上去的?不得而知。[8] 再者,马先生在质疑 的文中还强调:1978年出土的墓砖铭文《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中,“施廷佐是施彦端曾孙,然而,砖 上刻着的也是‘曾祖彦端’,并无什么‘耐庵’字样。此《铭》是出土文物,无疑具有极高的史料价 值。这,就使旁添的‘字耐庵’三字‘疑’上加‘疑’了。”[9] 对此,欧阳健先生认为,满家于民国七年(1918)出家为僧,特手录《施氏家簿谱》以为纪念,故“字耐 庵”三字为满家于民国七年(1918)所录;而且,据1953年徐放考察报告称,他们当时看到的几本《施氏 家谱》,在“字耐庵”处,该三字一律写在行侧,否定了后来填补的可能。 其他的质疑问题还有不少,下面以墓志为起点,不妨看看历来质疑派都有哪些疑点,以及这些质疑是否 成立。 图表 1:《兴化县续志》中王道生《施耐庵墓志》。 现先转录《施耐庵墓志》全文如下: 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 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 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尚可缕述;公之面目,余虽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 岁,享年七十有五,届时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烛畅谈先生轶 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 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 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生乱世,则虽 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室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与余墙 一间,惜余生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述元(文昱之字),迁其祖墓而葬于兴化之大营 焉,距白驹镇可十八里,因之,余得与流连四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 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 呜呼!国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负,以鹰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作,小人当道之世哉! 先生之身世可谓不幸矣。而先生虽遭逢困顿,而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遂闭门著书,以延岁 月,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 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 下面,针对《兴化县续志》以上载录文本,质疑声音层出不穷,试一一辨析、反驳。 (一)关于墓志语源是否是近代或清代以后用语的问题 1、“校对”一词的出处。 查汉语大词典“校對”条:明•沈德符(1578—1642)《野获编•著述•国学刻书》:“近年北监奏请重刊 二十一史,陆续竣事,进呈御览,可谓盛举矣,而校对卤莽,讹错转多。”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 一:“命朱珪、戈涛、卢文弨、翁方纲等,校对于翰林院后堂东宝善亭内。” 由此可知,“校对”一词在明代万历时代已在使用,并非现代人的用语。 2、“水浒”称谓的出处。 例证一: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编成于万历十四年)卷一百七十七《经籍考•传记类》: 《水浒》者,罗贯著。贯字贯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 详。 例证二:明•许自昌(1578—1623)《樗斋漫录》(约编成于万历三十七八年前后)卷六: 宋江何尝从军也?宋师何尝胜辽也?余藏《癸辛杂志》《宣和遗事》,所载详略不同。若田虎、王庆归 功《水浒》,固不足辨,如蓟州、五台,此事正属契丹,宋人岂能掉臂出入耶? 例证三:明•钱希言《戏瑕》(自序于万历四十一年)卷一: 《点鬼簿》中具有宋江三十六人事迹,是元人钟继先所编。《宣和遗事》亦载宋江并花石纲等事,施氏 《水浒》,盖有所本耳。一云,施氏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因润饰以成篇者也。 由此可知,称谓《水浒》一名,在明代嘉靖万历时代已广泛使用。 (二)关于字或号“子安”在谱内重名犯讳的问题 有人认为,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中“公讳子安,字耐庵”之“子安”——施子安,指的是家谱中第十 二代的“子安”,由此反证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显系伪造。 对此,欧阳健先生认为,子安应为施耐庵之名,彦端为尊号,由于这个名为当时人所罕知,所以其十二 世也恰巧取了同一个名,正如江阴祝塘梧塍《徐氏族谱》凡例云:“人既散处,闻问鲜通,其幼辈之犯 尊讳及等辈之多复名,既难枚举,有一字号而三四人共之。”而且,在《施氏家谱》中不同代亦有同名 者,如第九世和第十五世,均有“东来”可证。[7] (三)关于“某即某”是否“现代人才有”的问题 墓志有“《江湖豪客传》即《水浒》”字样,为此,何心先生等质疑称:“《江湖豪客传》,即《水 浒》”等“不是明代人的口语,而是近代的口语”。至今,此质疑点仍有学者唱和道:“为何这个王道 生提前六百多年便运用起来?” 其实仔细探究,明代已有例证。如袁无涯《忠义水浒全书》“发凡”: 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 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而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 小家照应之法。[6] 由此“郭武定本即旧本”可见,明代即有某即某的说法,此并非六百年之后的现代人才有的“语言口 吻”。 四、关于施耐庵科第问题 此问题来源于墓志中“至顺辛未进士”一句。比如,李骞先生在《谁是〈水浒传〉》的作者》中质疑 称: 先说“至顺辛未进士”,根据《元史•选举志》记载,元朝开科选士一共进行了七次,分别是仁宗延佑二 年、延佑五年;至治元年;泰定元年、泰定四年;天历三年(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元统元年。 《元史》虽然是皇家修订的,或许有很多不利于统治者的史料会被删除,但是开科考试这样无足轻重的 事是断不会漏记的,而且这七次考试是有一定规律性的,即每次科考相隔三年。王道生所说的“至顺辛 未进士”,是指施耐庵在公元1331年考取进士,这纯属奇闻,因为至顺辛未这年元朝根本就没有开科考 试,施耐庵又怎么考取进士? 那么是不是王道生将“至顺元年”误为“至顺辛未”?然而,至顺元年的进士名单中并无施耐庵的踪 影。进士已属天子门生,高中皇榜的人史书上应该不会有误。 再看王道生的“曾官钱塘二载”说,钱塘就是现在的杭州。如果施耐庵在杭州做过官,那怕是个不入流 的小官吏,即使《元史》上没有记录,地方志上也应该有零星记载,但《浙江通志》、《杭州府志》、 《钱塘县志》等地方史书上,元代的大小官员名单中就没有施耐庵或施子安其人。以此推论,王道生的 《施耐庵墓志》完全是无中生有、道听途说的闭门造车,因为历史上就没有施耐庵其人。[10] 那么,史料上究竟有没有“至顺二年辛未及第”之说呢?这个问题,此前学界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解 释,故此今天仍被很多质疑者反复提及。 其实,这个疑案已经欧阳健先生近日揭秘。原来,“元至顺辛未二年进士”实际上确实没有发生过,这 就是《元史》不载的原因,但是根据其他史料记载,像《浙江通志》上,却载录“至顺二年辛未”榜, 这便是有名无实的“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疑案。[11] 《浙江通志》历来被称为佳志,学术价值、历史价值极高。按,《浙江通志》创修于嘉靖三十年 (1551),成书于嘉靖四十年(1561),康熙二十三年(1737),付刻成书,《钦定四库全书》即据此 刊本予以收录。但是,该志却载录“至顺二年辛未”榜。比如杨观其人故实,见乾隆《钦定四库全书》 中之钱惟善《江月松风集•卷十二•杨隐君挽诗》序曰: 杨隐君挽诗 君讳亮,字明叔,上饶人。其子观,登至顺二年进士第,授饶州录事,再授翰林检阅而君 卒,学士揭公志其墓。 图表 2 :《钦定四库全书》中杨隐君挽诗条之“至顺二年进士”字样。 图表 3 :《杨隐君挽诗》 或许,还有人疑问《钦定四库全书》,该处是否有笔误可能?答案是否定的。其旁证是同治版《广信府 志》,亦如此载录杨观故实。见《广信府志•隐逸传》卷九十七《揭文安集》: 上饶杨亮,字明叔,元高士也,与钱惟善为友,子观,至顺二年进士,为翰林检阅。亮卒,钱惟善挽诗 有“身入风涛亲在念,恩沾雨露子登科”之句,载《江月松风集》。 图表 4:《广信府志•隐逸传》卷九十七《揭文安集》之“至顺二年进士”字样。 那么,“至顺辛未进士”究竟原因何在?据欧阳先生考证,其中有一段政治原因在焉。比如元代的刘 基、张宗元、宇文公谅等,其参加会试的时间在1333年春二月,其实所用的年号仍是至顺,称“至顺四 年进士”并无不当,但《元史》等却刻意模糊了其具体年代信息。如张宗元,雍正《开化县志》卷六 “选举”载录为:“至顺元年,秘书监。府志缺榜,旧志缺年。”旧志为什么会“缺年”?可能是本人 不愿说明。雍正志录作“至顺元年”,至顺元年庚午(1330)确有一科,却非张宗元应考的那科。《浙 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一“文苑”便来了个通融之法,作“至顺初进士”。然至顺通共才四年,怎能把至 顺四年说是“至顺初”呢? 再如刘基,《明史》本传作:“元至顺间,举进士,除高安丞。”用了个“至顺间”,含糊了之。又如 叶岘,《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六“孝友”有传,中云:“母尝病心痛,扶持不离侧。母怜之,令外 息。岘夜潜入间壁扪心达旦。母终,举进士,历官南安尹。”通过叙事,巧妙地回避了中进士的年代。 但是今天看来,《浙江通志》毕竟还是录入了其实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至顺三年壬申”、“至顺二年辛 未余阙榜”。在《浙江通志》中,刘基,连同张宗元、徐祖德、叶岘等均是“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 却不承认实际上是“元统癸酉李齐榜”。由此可证,元人王道生称施耐庵“至顺辛未进士”,并非不可 解。 此外,有人以施耐庵之名不见于《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为怪。其实,是亦不足为疑。据欧阳先生考 证,钱大昕《元进士考》载:元统元年(即至顺四年)癸酉科进士百人,自同同、李齐、余阙,至虎理 翰、张兑,共41人。[12] 其中,它包括《浙江通志》已录为元统癸酉(1333)李齐榜的许广大,录为至 顺三年壬申(1332)的宇文公谅,录为至顺二年辛未(1331)余阙榜的刘基、叶岘;尚缺59人,包括 《浙江通志》已录的徐祖德、张宗元、徐益、程元善。杨观、施耐庵不在其列,不足为异。 《浙江通志》中“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以及《钦定四库全书》、《广信府志》等史料上“至顺二年 进士”的存在,是史料呈现于世人面前的,虽然其掩盖了历史的真实面目——但这却也反证了“至顺二 年辛未进士”之说确实存在,证实施耐庵墓志所记述之“耐庵……为至顺辛未进士”并非后人向壁虚 构。总之,家谱以及续志所载《施耐庵墓志》为后人伪造说之立论,难以成立。 (本文承蒙欧阳健先生不吝指教并提供有关文献、资料,特此鸣谢。2011.06.19 陈传坤记) 参考文献: [1] 胡适.《水浒传》考证[M].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79:1-6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8:96-100. [2]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施耐庵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3] 刘冬.施耐庵四世孙施廷佐墓志铭考实[J].江海学刊,1982,(3). [4] 欧阳健.高水准的社会历史调查——1952年文化部施耐庵调查成果评估[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 2011,(1). [5] 刘仲书.施耐庵历史的研究[M].稿本.兴化市图书馆. [6] (明)袁无涯.忠义水浒传全书发凡[M].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十七),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 [7] 欧阳健.关于《水浒》作者施耐庵之我见[J].吉林大学学报,1983,(6). [8] 马成生.或疑或信重说施耐庵——近数十年来有关《水浒传》作者的论述[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版),2010.(9):4—7. [9] 马成生.“钱塘施耐庵”难与兴化施彦端“合一”[M].水浒争鸣(第十一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9. [10] 李骞.谁是《水浒传》的作者[J].文学自由谈,2007.(4) [11] .欧阳健.“古代小说与人生体验”博客:http://qianqizhai.blog.hexun.com/62309103_d.html (访问时间:2011年6月20日8:08) [11] 钱大昕.元进士考[M].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五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58-61. 作者:陈传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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