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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四大名著论纲

 

         传统文化与四大名著(论纲)           欧阳健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大名著是经得住考验的。2010年4月第七次全国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国民最喜爱的图书中, 《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居前四位。四大名著不单好,且是常研常新、常 读常新的。因为它们的丰富性、多义性,及由此引发人们进行思辨的潜在能量,是难以穷尽的。我们常 讲“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除了其他方面,中国历史上产生过《三国演义》、《水浒 传》、《西游记》、《红楼梦》,它们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至今还对广大群众发挥陶冶功能, 恐怕也得算上一条。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方法、待人接物的态度,为什么和外国人不一样?很大程度上, 是受到四大名著的影响。耐人寻味的是,四大名著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它和传统文化密切相连,而且它 们恰好各自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三国演义》讲的是国家,《水浒传》讲的是社会, 《西游记》讲的是自然,《红楼梦》讲的是家庭——国家、社会、自然、家庭这四个方面。是人类社会 最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四大名著分别揭示这四个方面,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相辅相成的整体。 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 这是《三国演义》最精髓的一句话,是《三国演义》的灵魂与核心。我们知道,《三国演义》写的是东 汉末年之事。那时天下大乱,英雄辈出,龙争虎斗。时代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天下(国家)是谁 的?谁应作国家的主人?这也是《三国演义》所提出的尖锐的问题。 从正统讲,汉献帝是“天子”(“天子”这个词是中国人发明的,意即天之子。天是最公平、最正直、 最大公无私的。皇帝受命于天,作为天的儿子,代天牧民。),但当时的天下已经不是他的了;董卓、 袁绍、吕布、曹操、孙权、刘备等等,都想战胜对手,成为天下的主宰。伴随着这种形势,孔明、张 松、华歆等人,在不同场合说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话。这三人的政治身 份、态度不尽相同,却都说出同样的见解。这种见解是从《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衍化来的, 符合传统文化的本义。“尧舜”是圣贤,也是天子,人皆可以称王称帝,便成了举世认同的思想。《三 国演义》这种思想是很了不得的,它和陈胜吴广所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一样,具有浓厚的民主色 彩。 《三国演义》的本意,不在倡导人人都去争天下,而是宣扬“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观 念,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双向选择”,有句话很有名,就是“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亦即 臣子选择君主的权利。这种观念是《三国演义》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可以举几个例子。“贤臣择主而事”的典型是赵云。他原来是袁绍的部下,在“奔走四方,寻主事之” 的过程中,虽一郡之人皆愿倾心归附势大力强的袁绍,以为投奔他会有好的前途,而赵云却独回心投奔 穷途的公孙瓒,说:“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这是他的第一个 选择。后来发觉公孙瓒亦为袁绍等辈,他又毅然弃之投奔了刘备。赵云选择的标准,就是所奉对象是否 为明主,是否仁义,能否寄托自己的理想,实践自己的抱负。 再如诸葛亮,是个很有韬略的人。但晋初士大夫“多讥亮托身非所”,甚至说若“委质魏氏,展其器 能,诚非陈长文(陈群)、司马仲达(司马懿)所能颉颃”。以诸葛亮之才略,若追求个人功业,委质 魏氏,投靠东吴,皆可展其器能;然他方以管仲、乐毅自命,以兴微继绝为己任,在刘备极为困顿的时 候,看中他是寄托理想的明主,毅然决然地担当起辅佐的重任。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反面的典型是田丰。他本是袁绍的谋士,尽心竭力,却为袁绍所忌,终至杀害,临死时讲:“大丈夫生 于天地之间,不识其主而事之者,是无智也;不识嫌疑而进之者,是不明也。”《三国演义》又引用孙 盛的话说:“诸侯之臣,义有去就。……诗云:‘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言去乱邦,就有道也”。这 种“背暗投明”的思想,同正统的“愚忠”相比,无疑是一个大的飞跃。 《三国演义》最推崇刘备,肯定刘备是“有道之君”,是值得为之效忠的“明主”。有道无道,以什么 为标准?以对人民大众的态度为标准。刘备固然算个七弯八拐的“皇叔”,但他不是靠皇叔取胜的。他 是“贩履织席为业”,早已降落到底层的手工业者,他靠对民众的关切来赢得民众的信赖。“诸葛亮舌 战群儒”,陆公纪曾以“汝刘豫州虽中山靖王苗裔,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履之庸夫”相讥,诸葛 亮坦然答道:“昔汉高祖皇帝,起身乃泗上亭长,宽宏大度,重用文武而开大汉洪基四百馀季。至于吾 主,纵非刘氏宗亲,仁慈忠孝,天下共知,胜如曹操万倍,岂以织席贩履为辱乎?汝小儿之见,不足共 高士言之”。刘备樊城之败,十几万民众要跟他走,行动迟缓,跑了二十多天,被曹操一日一夜赶上 了,连诸葛亮都要他放弃民众,而刘备不肯为之。有个叫习凿齿的历史学家,说:“刘玄德虽颠沛艰险 而信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 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所以,刘备是可成大事之人。 区别“明主”与“暗主”的分水岭,是“义”与“不义”。如董卓,去打黄巾,又怕死,将社赛村民, “引军围住,尽皆杀之,掠其妇女财物,……悬头千馀颗于车下,连轸还都,先报董太尉杀贼,大胜而 回。”在董卓无数不义行为中,害民比起篡国来,更为大不义。 吕布生得器宇轩昂,一表非凡,武艺超群,力敌万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凭借天赋的优势,加 上有心怀忠义、识见高超的陈宫辅佐,未尝不能一展宏图。然而,吕布却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反复小人。 他作为丁原的义儿,支持过他反对董卓,当董卓送上名马金珠后,便翻手之间杀了丁原,转眼又拜董卓 为义父了。后来中了王允的连环计,又把董卓杀了。这种毫无气节、纯粹为一己私利驱使,被张飞骂为 “三姓家奴”。吕布的不义,品德恶劣,终于使他陷于众叛亲离,殒命白门楼,受到千古读者的唾弃, 是十分自然的。 总之,《三国演义》的要义,可归结为对国家的态度。国家是天下人的国家,不属任何具体个人。谁能 主宰国家,关键在于对民众的态度如何。关心民众、以仁为本的,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进而得到天 下。反之,则不行。这就是《三国演义》给我们的启示。 二、“四海之内皆兄弟” 有关人的本质有很多种定义,马克思曾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说,人不是装在口袋里的马 铃薯,必然要产生一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人称为“伦”。“伦”,有辈、类的意思,又 有条理、道理的意思,最后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 《水浒传》好讲的东西有很多,长期以来,都说它是歌颂“农民起义”的。而我觉得,《水浒传》的本 质是一部社会小说。大家想想,《水浒传》最生动、最重要的情节,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杨志卖刀杀 牛二,宋江怒杀阎婆惜,武松斗杀西门庆,还有林冲的故事,多发生城镇里,如东京、渭州、江州、大 名府等,换句话说发生是在市民社会里。列宁说,农民就好像麻袋里的马铃薯。而市民不一样,它有集 成的社会关系,要交换、有分工。所以,《水浒传》宣扬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表明社会活 动的广泛、社会联系的广泛。而农民背朝黄土脸朝天,不愿意背井离乡,就没有“四海”观念。《水浒 传》的精神提倡人与人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碰到了困难,得到了人家的帮 助,你说谢谢,他回答不要谢,“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就是中国特色。 《水浒传》的核心就是提倡“义”。这里的“义”包含:处理“义”与“利”的矛盾时,要舍利以取 义。即为他人而“仗义疏财”和“见义勇为”。这些都是崇高的美的行为。 比如,宋江为什么叫“及时雨”?因为经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 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都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受他赍助的有卖糟腌 的唐牛儿、卖汤药的王公、流落郓城的阎公阎婆等。还有一条需要注意,宋江的职业是县衙门里的押 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案子可重可轻,但他并不仗势欺凌百姓,“好行方便,每每排难解纷, 只是周全人性命”,这就赢得了“上下敬爱,满县人没一个不让他”。宋江还能平等待人,始终如一, “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 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武松被柴进冷待,宋江却十分敬重他,非怪武松要满口称赞“是大丈 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 再如,鲁达为什么可爱?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虽官居提辖,却没有家庭产业,只是一味见义勇 为,抱打不平。他的身份很奇怪,其实是小说创造出来的见义勇为的典型。当鲁达和史进喝酒正在兴头 上,被一女子的哭泣搞得很烦,尔后听说金翠莲被郑屠迫害,不仅慷慨赠银,送她父女外出逃生,还三 拳打死了这个恶霸。这是《水浒传》最精彩的情节之一。他说:“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 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 翠莲?”鲁达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与金翠莲没有任何关系,总是“没事找事”,解脱平民于危 难之中。这种疾恶如仇的刚烈心肠和“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的豪侠气慨,是他赢得人们热爱的根 本原因。 《水浒传》的最大亮点是“除暴安良”。中国人绝不是好事之徒,最是安分守己的,非常善良、勤劳、 正直。也正因如此,当不平与压迫降临时,当这种压迫到了忍无可忍之时,就不得已被逼上“梁山”。 “逼上梁山”四个字千古闪光,赋予了被压迫人民起来反抗、起来斗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电视剧唱的 “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不合《水浒传》本意。“逼上梁山”,一个“逼”字,说明反 抗是被动的。这其中的最大体现者是林冲。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一向安分守 己,逆来顺受。当高衙内调戏林冲之妻后,高俅得知不仅不好好管教,居然说:“若为林冲一个人,须 送了我孩儿性命,却怎么是好?”毫不顾及林冲是自己的下属,与陆谦等设下毒计,再三要谋害林冲。 陆谦卖友求荣,设计让林冲误入白虎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写林冲取出刀来,喝道:“泼 贼!我自来又和你无什么冤仇,你如何这等害我!正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这八个字不要轻 轻放过。陆谦的卑鄙行径,受到古今读者一致的鄙夷,这就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的深意。现在流 行翻案风,把好人说成坏人,坏人说成好人。但没有人会为陆谦翻案。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精神值得发扬。因为现在社会上还有弱势群体需 要人们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进行救助;许多公益事业需要人们慷慨解囊,“仗义疏财”,加以支 援。总的来讲,建立全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繁荣,是《水浒传》给我们 的启迪。 三、“四方民物俱昭融” 这句话需要解释一下。“民”,即人。“物”,是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昭融”包含发扬光大,也包 含和谐亲密之意。我们知道,人类是生活在大自然环境中的。从本质上讲,《西游记》讲的就是人和大 自然的关系。 《西游记》的主体情节是唐僧西行取经,但作者关注的不是佛经本身,而是“取经”的过程。这与许多 探宝盗宝故事不一样。玄奘孤征万里,历十七载,经五十馀国,《大唐西域记》写途中艰险道:“山谷 高深,峰岩危险,风雪相继,盛夏合冻,积雪弥谷,蹊径难涉”。胡适说,为了表现取经的艰苦,《西 游记》采用了“用奇异动人的神话来代替平常的事实”:“沙漠的风沙渐渐的成了黄风大王的怪风和罗 刹女的铁扇风了,沙漠里四日五夜的枯焦渐渐的成了周围八百里的火焰山了,烈日炎风的沙河渐渐的又 成了八百里‘鹅毛飘不起’的流沙河了”。也就是说,《西游记》着重写的是人在取经过程中如何克服 自然界造成的困难。有的困难采用写实的手法加以表达,如无生命的山川河谷,还有由形形色色动物植 物化成的妖怪。这里特别要讲一下“妖怪”的问题。过去老说,妖怪是封建迷信的说法,唯心主义。其 实,“妖怪”都是大自然的动物或植物幻化而成的。如《西游记》所写的狮子怪、大象精、老鼠精等 等,即使是幻化而成的困难的体现。 《西游记》里有个比西方文化还高明的观点。西方文化讲人类要“战胜自然”、“征服自然”,“向自 然索取是我们的任务”。但《西游记》并没有“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观念,而是主张人和自然 的和谐相处。《西游记》开卷诗讲述作者的天道观:“自从盘古破鸿濛,开辟从兹清浊辨。覆载群生仰 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就道出了天、地、人的统一,“三才”定位、万物并育的观念。吴承恩有 《二郎搜山图歌》,中云:“我闻古圣开鸿濛,命官绝地天之通。轩辕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 融”,揭示了人类与“群怪”之间的关系。无论是黄帝铸镜,还是夏禹铸鼎,都是为了识别自然界的异 物,以保障人类的安全和利益;对“有害”的妖物,要注意避开,甚至要予以斩除;但自然是人类赖以 生存的前提,绝对不能将“怪物”一概斩尽杀绝。最理想的境界是“四方民物俱昭融”,人和物各得其 所、互不相扰。这种精神,在《西游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妥善处理人与大自然的相互关系,是《西游记》的核心主题。小说既写到了优美的山水胜景,如“一派 白虹起,千寻雪浪飞”的水帘洞,“金光万道,瑞气千条”的五台山,“岩前草秀,岭上梅香”的万寿 山,皆是婀娜多姿,充满生机,是人和生物栖息繁衍的最佳场所;同时,又写到了许多恶山恶水,如 “八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若过得此山,就是铜脑盖、铁身躯,也要化成汁”的火焰山,“八百流沙 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沉底”的流沙河,则是大自然对于人类、同时也是对于一切生物 生存空间的限制和留难。还有那“夹道柔烟乱,漫山翠盖张,密密槎槎初发叶,攀攀扯扯正芬芳,遥望 不知何所尽,近观一似绿云茫”的荆棘岭,从自然生态的角度看,本来是堪称优美的,但“荆棘蓬攀八 里里”的过分繁茂,使得只有蛇虫可伏地而行,对于人则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于是就转化为一种“有 害”的存在。这种关于自然环境“优”、“劣”判断的相对性,在稀柿衕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典型。柿子 是极好的果品,八百里满山尽挂金色的柿果,亦可算得上是极好的景致,但听凭柿树自生自长,不加管 理,熟烂了的柿子无人采摘,落在地上任其堆积腐烂,遂成了环境污染之源,便朝着反面转化了。 《西游记》主张顺应自然,但不赞成放弃对于自然的必要干预。小说中的取经之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 说是一条在广阔的范围内巡视督察自然界生态平衡之路,而孙悟空所担负的则是改造恶劣环境的责任。 他盗得芭蕉扇,行近火焰山,“尽气力挥了一扇,那火焰山平平息焰,寂寂除光;喜喜欢欢又扇一扇, 只闻得习习潇潇,清风微动;第三扇,满天云漠漠,细雨落霏霏”,改善了八百里的生存环境,使万物 得以自由滋长,“地方依时收种,得安生也”。他又使猪八戒拱开稀柿衕,“千年稀柿今朝净,七绝胡 衕此日开”,都属于这种性质。《西游记》还认为,这种干预是应该有个限度的,并且应当采取正确的 方法。面对八里荆棘岭的拦阻,沙僧提出用“学烧荒”的方法,一把火将它烧了,便遭到了务过农的猪 八戒的反对:“烧荒的须在十来月,草蓑木枯,方好引火,如今正是蕃盛之时,怎好烧得!” 构成大自然的,除了崇山峻岭、大江深渊等地理环境,还有那由形形色色的动植物组成的地球居民群 体。如何处理人与万物的关系,同样是神怪小说关怀的主题。张载《西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 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也与。”他认为,人 类应当以天地之体为体,以天地之性为性,人既然是天地的子女,就应该将世上的万民看作自己的同胞 兄弟,将世上的万物都看作是人类的朋友。人与万物相比,有许多长处:人有意志,万物则大多没有明 晰的意志;人能言,万物则大多不能以确定的音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因此,在处理与万物的关系 的时候,人相对来说是处于主动的和支配的地位的,正因为如此,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理所当然应该充 当万物的代言人,去关心它们的利益。《西游记》在处理人与异物的关系时,正是遵循这种精神行事 的。如观音往擒红孩儿,事先嘱咐土地山神把这团围打扫干净,要三百里远近不许一个生灵在地,孙悟 空暗中赞叹道:“果然是个大慈大悲的菩萨!若老孙有此法力,将瓶儿望山一倒,管甚么禽兽蛇虫!” 这种自责精神,就孙悟空而论,是难能可贵的。这就让我联想到,关云长水淹七军,白娘子水漫金山, 现代的花园口决堤。应该学学《西游记》这种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精神,其中大有深意。对大自然要有爱 护的态度。 当然,大自然的万物亦有其“正”、“邪”、“善”、“恶”的区别,如果不加区分,不加控制,任凭 生物种群自然生长,任凭“邪”、“恶”的势力泛滥滋长,其结果是不堪收拾的。孙悟空一路上剿除妖 怪,既是为了扫除前进的障碍,又是为了拯救更多的生灵。如红孩儿盘踞在号山的火云洞,众山神都被 弄得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齐向孙悟空呼吁:“万望大圣为我等剿除此怪,拯救山上生灵。”他 在通天河除金鱼怪,为的是救陈家二童性命,“从此根除,永无伤害”。值得注意的是,《西游记》对 妖怪的处置之法,不赞成将妖怪斩尽杀绝,而要给它们以生路,准许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实际上 是承认一切生物都享有生存权利,表现了一种通达的精神。现在讲环境文学。生命文学,早在《西游 记》就有了。只有那万劫不复的白骨精之类,才是要坚决予以消灭的。 四、“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有关《红楼梦》的解读,分歧很大。有说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家庭小说、爱情小说,甚至有说是宫廷 秘史。莫衷一是。我觉得,作为一般的读者,我们只要就《红楼梦》文本本身去欣赏它,不要管什么宫 廷秘史。这种说法既无意思,又无根据。 《红楼梦》讲的是家庭问题。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古人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古人对夫妇这一伦是特别看重的。孔子 编《诗经》,第一首《关雎》,就是讲的男女关系。夫妇组成了家庭,成了社会的基础。这个问题,从 古到今,从现在到未来,概莫例外。有人鼓吹要摧毁家庭,这是空想。家庭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 夫妇应该如何组成家庭?这是社会学上的绝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乃在是否以爱情为基础。马克思 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爱情是不存在任何附加条件的。《红楼梦》写了贾府这样的大 家庭,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始终居于小说的中心,它的历史地位和独特价值,体现在为爱情主题增 添了新的色彩,灌注了新的灵魂。 从进化的角度讲,异性的相吸到最后的结合,最终是为了种族的繁衍;择偶的标准,有利于种族群体的 优化,就是好的。试看自然界各种动物,不论飞禽、走兽、昆虫,莫不以“力”和“美”为争取异性的 主要手段。惟独人这种社会动物,号称高等动物,人何尝不知道“力”和“美”,却有了另外添加出来 的“势”和“利”的标准,这两个标准却是低等动物所没有的。对于门第与金钱的要求,在很多场合下 却成了决定的因素,于是出现了许多悲剧。对后代的繁衍,肯定是不利的。有鉴于这个情形,中国的文 学却不曾袖手旁观。常有人问我,文学有什么用。我说,没有文学、没有《红楼梦》,你可以照常吃 饭、睡觉;但文学却有“无用之用”。看过文学的人,有高度文学修养的人看待问题,就与没有文学修 养的人大不一样。还有一条,文学讲的是“美”,是“正义”,是“善”。在历史长河中,在社会现实 中,不公平之事太多,好人不得好报,坏人嚣张跋扈,好像做好人不如做坏人。但是文学不一样,历史 也不一样,必须把好人写下来,把坏人写下来。“春秋笔法”,孔子说:“笔则笔,削则削”,“而后 乱臣贼子惧”。秦桧害死了岳飞,但没有人因为我是秦桧而骄傲。所以,文学与历史学就是弘扬正义 的,就是给人以正义的、信念的力量。一个民族有希望,就是因为有文学,有历史。现在回到文学来。 针对择偶标准的“势”和“利”,中国文学创造了一种“才子佳人”模式。从“凤求凰”的司马相如、 卓文君到“待月西厢下”的张君瑞、崔莺莺,“才子佳人”的标准在“才”、“貌”。貌,是外在的 美;才,才是内在的美:内美与外美结合,方构成完美的境界。这是对于传统的“势”、“利”观的抵 制、否定和抗争。“才子佳人”久演不衰,道理就在这里。 但是,这种模式亦有局限性。它所标榜的“才”,无非是吟诗作对,《苏小妹三难新郎》,“闭门推出 窗前月,投石冲开水底天”。“才”的内涵的褊狭性,反映了才子佳人爱情观的局限。最大问题是,一 对男女似乎只要诗才高妙,人物出众,就一定会成就美满的姻缘,这就未免把爱情看得太简单了。 所以,《红楼梦》提出了新的问题。大观园中有许多美好的女子,宝玉似乎也有些泛爱主义,“见一个 爱一个”。但他是有选择的。他是在考察。第九十一回写黛玉问宝玉:“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 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 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 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弱水”是古代传说中的河流,“弱水三千”指水量很大。这 种观点,在《诗经?出其东门》就有体现,云:“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林黛 玉、薛宝钗都是佳人,她们的诗才连贾宝玉也自愧弗如;相比起来,林黛玉的毛病比薛宝钗多,“心较 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善疑和多病,是她两大致命弱点。但宝玉“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 瓢饮”,以自己的忠贞和专一,还是决定选择林黛玉。忠贞和专一,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过去认为是 太封建了,太保守了,其实是非常高尚的,值得推崇的。宝玉最终选择黛玉,是因为两人志同道合。宝 黛爱情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是因为建立在共同志趣亦即对人生道路的抉择的基础之上的。《红楼 梦》在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志”的问题。从“才”、“貌”两端,发展到 “志”,强调志同道合,是《红楼梦》的贡献。请千万相信我的话,你将会受用无穷。 当然,什么是“志”?古今中外的理解都有不同。一百年前,中国有个伟大的女性秋瑾,在1907年创办 《中国女报》,提出妇女在政治解放的同时,要实现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她在《敬告姊妹们》中说: “我们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 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 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 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 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一百年前的女子,爱取名“竞雄”、“赛雄”,客气一点至少 是“亚雄”,她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秋瑾写了《勉女权歌》:“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 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这是一 百年前秋瑾的声音,喊出了时代最强烈的声音。 不想,百年之后的《中国女报》,却在介绍女子如何拼命地打扮自己,推销自己。我感慨:从前是“足 儿缠得小小的”,现在是“脚趾涂得花花的”,从前是“头儿梳得光光的”,现在是“头发染得黄黄 的”。过去的喜儿,宁愿变成白毛女也不愿受黄世仁的凌辱;如今的喜儿,却排着队等候黄世仁一轮一 轮的相亲考核。过去宰相女儿王宝钏相中的薛平贵,是个叫花子,因为她看准薛平贵是个人才;比起贪 图大款的财富而从此唱不成《春天的故事》的歌星,不知要高明多少倍。这一百年来,回到我前面所讲 的,是技术越来越精密,精神却越来越空虚;形式越来越多彩,内涵却越来越贫乏。这个问题相当严 重。我们老了,只能发发牢骚,说说而已。今天讲这些话,一方面是我研究四部小说和中国文化的粗浅 心得,同时给大家一点善意的提示。不知道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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