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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张国光

 

怀张国光 欧阳健 有人对我写“三会刘世德”表示不解,说:你与刘世德好像没甚过节,是不是射错了靶子?纵然要 写“治学磨难”,对你造成伤害的,莫过于张国光、冯其庸,为什么不以他们为对象呢? 我在《小孩•大人•老头》中曾说:年青人,“不论他个子长得如何高、力气变得如何大、学问加得 如何多,他仍然不能经历老人经历过的那一段历史。——在历史的体验上,他仍然要向过去的大人、现 在的老头请教。”我写《稗海潮》是“积极存史”,为后人留下我们这一代学人如何认识问题、如何处 理问题的客观记录,帮助他们鉴往知来、提高处理问题的选择能力;而不是“把话传来传去”,揭发 “伏藏”与“隐私”,更不是宣泄怨讟,造谣滋事。 司马迁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 贤贤贱不肖。”我虽不敢自比太史公,但确实想把《稗海潮》写成一部“呼唤学术界公理和良心,荡涤 学术界腐败和庸俗”(侯忠义先生语)的稗海《春秋》。除了“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尤为紧要 的是“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 从现象上看,我与刘世德没有过节,连脸都没有红过,现在见面,仍能客气相待。在学术上,除为 “迎春是谁的女儿”争论过“老爹”、为《春柳堂诗稿》争论过“服官”的确解,也无大的分歧。对于 刘世德,我已写了“一会”、“二会”、“三会”,哪怕写到“七会”、“八会”,也多半是平淡无奇 的笔墨,其间的涵义,只有会心人方能看出。 而我与张国光先生(后文直书名讳,非不敬也)的关系,借用水稻专家陈永康的话,叫做“三黄三 黑”。许多人只知他和我是“对手”,却不知他呼我为“同盟军”,我们间由学术派生出来的碰撞、磨 难、激荡、冲突,铺陈开来,还是大有写头的。 但不知什么缘故,当我回忆往事,张国光留给我的,竟是某种敬意;在他故去后,我的博客转发过 好些纪念他的文章,贴出过他给我的友好的信件。说心里话,我真有些怀念他了。而这种敬意和怀念, 在与刘世德的对比中益发增强了:张国光为了顾全大局,免去自己常务副会长,使“中国水浒学会”重 新登记成功;而年届八十的刘世德贪恋名位,拒绝到民政部登记,致使“中国三国学会”至今仍为不合 法社团。 还以学会问题说事。许多人只知矛盾是由谁来担任中国水浒学会会长开始的:刘世德对会长有兴 趣;但作为主要创建人,张国光可不是三国学会封神的姜子牙,自然不肯相让,于是请出了吴晓铃先生 任会长,张国光任常务副会长,刘世德只任“普通”副会长,怨恨之声不断。 其实,这还是表面现象。若从为稗海“积极存史”着眼,张国光和刘世德,是不同的典型,两相对 比,高下立判: 对于张国光来说,他要的只是一个水浒学会。他要水浒学会的目的,是为了活跃学术——当然也包 括宣传他的学术观点——。他当了水浒会长,事无巨细,都亲自操持,任劳任怨;到了别的学会(如三 国学会),则安于做一般的会员,从来不胡乱放炮。 刘世德要的却是一打学会。他参与策划了几乎所有的古代小说学会,除了水浒、三国,还有儒林外 史、西游记、红楼梦的学会。他当了会长,从来不做具体工作,除了1982年首都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学 术讨论会,没有张罗过任何学术活动,每次都是坐在主席台上,安享他人的劳动成果。 再从治学态度看。张国光是以学问为生命的人,是可以为自己的观点拼命的人。凡是赞同自己观点 的人,他都视为战友、同道;凡是不赞同自己观点的人,他都视为对手、敌人。他可以为战友、同道献 上赞词,毫不吝惜;他可以向对手、敌人掷去炮弹,毫不手软。你要说这是他的优点,换个角度,又是 他的缺点。但不论如何,张国光总以自己的真面展示给大家,他搞的是阳谋。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他的最 大长处:对后学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大力提携。这就是他去世后有那么多弟子怀念他的原因。 刘世德是以学问为手段的人,是为了某种目的可以改变自己观点的人。他自己承认三十年是在写大 批判的文章中过来的。写惯了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的文章,新 时期中,虽然“身居学术要地,早就功成名就,常有宏文问世”,但从“奉中央首长之命”否决施耐庵 的考察成果,到曲意迎合冯其庸的“曹雪芹墓石”,在所有小说研究领域,归纳不出他的代表观点。他 不属于任何流派,毫无建树。张义春说刘世德是“红学裁判员”,其实也是“红学运动员”。 相反,张国光靠自己的拼搏,建立了三大功勋: 第一,把金圣叹从“反动文人”,提升为杰出的文学理论家; 第二,把与《水浒》无关的武汉,提升为《水浒》研究的重镇; 第三,把名不见经传的武汉师院,提升为闻名的湖北大学。 一生有这三大功勋,可以说没有白来这个世上。张国光不是完人。他的“双两说”,不是没有可议 之处;他的待人接物,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他立了功,也惹过祸。我曾经当着他的面,对王陆才先生 说:“你们湖北大学,是功在国光,过在国光。”但他是小说研究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他的离去,让 “稗海”少了些风潮,也让大家感到了寂寞。我既要写《稗海潮》,自然不能让张国光缺席。他和我个 人的“不愉快”,应该说是小事,但学术上的问题,似不能含糊了之。文天祥《正气歌》说:“在齐太 史简,在晋董狐笔”。愿我的《稗海潮》能学到“太史简”、“董狐笔”,真正做到“善善恶恶,贤贤 贱不肖”,而不取“成王败寇”、为尊者讳的态度,哪怕是“吃力讨不了好”,也在所不计。 2011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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