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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浦玉生之一:《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说”

 

人生苦短,时间有限。每天一小时的毛笔绳头小楷写智慧城日记,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想上网再博客 一下,但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所以又关注网络,看别人博客我。这里选几则与水浒有关的博客,均提到 我的,故曰:博客浦玉生 博客浦玉生之一: 《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说”(2012-05-03) 《水浒传》成书于何时,这是一个颇有历史的话题,一直以来争议不断,迄今为止,归结起来看, 较有影响的即有元代说、元末明初、明初说、成化弘治说、嘉靖说[1]等数种,然虽如此,问题却没有得 到很好地解决。笔者在这里旧话重提,自然也不可能提供新说,而笔者所谓的“新说”,实乃改变一下 思路,换个角度考虑,如果能由此提供一个可以证明其中某一观点的路径,或有助于该观点更具说服 力,从而使其渐为学界接受,也未尝不是一个创新,俗云“旧瓶装新酒”是也。当然,由于笔者试图摆 脱以往或“依据作者断定成书时间”、或“通过版本来考察成书时间”[2]的惯性思维,因此,也就不可 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可兹商榷的地方,还请方家指正。 一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成书问题上,笔者同意《水浒传》成书于宣德八年之后,换言之,《水浒 传》成书的上限应当不早于宣德八年,这一观点除了主此说者所提供的论据外,实际上还可从《水浒 传》中对江浙、山东两地城市坊镇、地形地貌、路线方位等描写的不同证明之。在《水浒传》一书中, 大体可分为北方水浒系统和南方水浒系统,北方水浒系统以山东为主关涉周围几个相邻的地域,南方水 浒系统则以江浙为主,如果具体来说,北方水浒系统其中心在梁山泊,南方水浒系统其中心则在苏杭。 然而,对比作者对两地的描写,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大凡涉及到山东境内的地理方位、风物人 情、城市坊镇等都比较混乱,如《水浒传》中经典的“智取生辰纲”故事,晁盖、吴用等人假扮贩枣子 的客商,推着江州车儿,“从濠州来,贩枣子去东京卖。”濠州(今安徽凤阳)在东京东南,济州(今 山东巨野)在东京东北,“从濠州贩枣子往东京去,北上徐州再西行即可,济州在徐州北173公里,何需 经过济州?”[3]又如《水浒传》第十二回,杨志对王伦说他“流落在此关西”。当时杨志筹集了一担金 银,进京(今开封)打点,应是向西南方向走,怎么由西向东,路经梁山呢?路经梁山怎么是“在此关 西”呢?诸如此类,书中比比皆是;而江浙一带,作者写起来却驾轻就熟,非常自然,以苏杭为例,学 者甚至发现,即是精确到每条街道,也是非常准确吻合的。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异议,比如马成生先生即 认为《水浒传》的地理态势描写,“虽然大的城市(苏州)……全是对的,但有关苏州较小的一些地 名,则又不相符了,难以‘对口’。”[4]但古今地貌及城市建制等有别,不能以今正古,浦玉生先生据 史料证之,进一步断定“一部《水浒传》正是有了施耐庵熟知的苏州一些人和事的融入,才使梁山英雄 反衬得有血有肉,可歌可泣。”[5]既然作者对江浙一带非常熟悉,而对山东则比较陌生,故出错也就不 仅必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诚然,如从生活常识看,的确合乎情理,一个人如对某地不熟,让其写 起来如临其境,毫厘不爽,似乎也不可能,何况中国古代不如现代,交通便利,到某地可以乘坐飞机高 铁,朝发夕至,当日可达。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按照学界目前的观点,“《水浒传》的作者 或主要作者是罗贯中,不容怀疑,也不容忽略。”[6] 2006年8月,在山东举行的“罗贯中与《三国》、 《水浒》国际研讨会”上,得到来自国内外500位专家的认可,业已达成共识,[7]而《水浒传》的作者 罗贯中,其籍贯经过学者考证,断定为山东东平人,一改以往罗贯中为太原人的旧说,即便施耐庵,关 于其早年曾经游离山东的传说也不少,甚至据说还曾经担任过郓城县县令,是否如此,姑且不论,如说 二人对山东十分陌生,可能性不大,按理,《水浒传》中不应该出现这种南辕北辙、随意为之且最为基 本的常识性错误。可问题却并非如此,那么这种颇为矛盾的现象也就不得不引起足够注意,如仅仅指出 何处舛误实与解决问题相距甚远,也无济于事。 二 众所周知,《水浒传》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作品,且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科学, 是否剥夺了该书作者的创造性贡献,但一个不容更改的事实是,水浒故事并非完全杜撰,在成书之前, 水浒故事便以各种形式广为流传。但比较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在故事的传承上,或者说,作为 一部所谓的“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很大程度上主要集中在《水浒传》中与之相关的北方水浒故事系统 中。因此,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必须承认,成书之前水浒故事也在经历着一个经典化的过程,这 种经典化不仅体现在人物性格上,比如李逵、鲁智深、燕青等,还体现在故事本身。作为性格,《水浒 传》作者如果想要继续保持其经典性,那么只能在此基础上继续下去,并最终使经典更加典型化,否则 不但破坏了李逵的性格,也很难悦众。同样的道理,任何艺术人物都生活在特定的艺术环境中,故事的 发展、性格历史的成长都由此决定,比如关于晁盖之死,“在早期水浒故事中,无论是《宣和遗事》, 还是元代‘水浒戏’,他的早死已经形成广泛共识,《水浒传》作者显然吸收了这一情节。”[8]这也意 味着,《水浒传》作者在接受重构过程中,为保持故事文本的经典,必然尽大可能地遵循原来故事文本 的内在结构及其相应的行为逻辑,而文本中所涉及到的城市坊镇、地域风物正是故事进展所必须的结构 纽带及逻辑线索,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而在水浒故事流变中,自宋代以降,水浒故事曾发生过由历史记 述转向艺术记述的变异,期间,野史稗乘道听途说者众多,作者不一,当然不可能人人都是山东人,或 对山东人尽皆知,风物人情、城市坊镇等难免不出现错误,比如以宋江起义的据点论之,转述中即有太 行山说、梁山泊说、太行山梁山泊说等数种,太行山又名五行山、王母山、女娲山,位于今山西高原与 河北平原之间,呈东北——西南走向,北起北拒马河谷地,南至山西、河南边境的沁河平原;而梁山泊 在今山东省西南部,完全是一座境内孤山,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应该说,稍具地理常识也不应附会在一 起,而事实却偏偏使之发生关联,说明传说者在地理常识方面确无所知,马幼垣言:“那个梁山泊与见 于《水浒》书中的梁山,除了地名一样外,地形却丝毫不相似……编写《水浒传》的作者,不管他是 谁,肯定从未去过梁山。他笔下的梁山是水浒传统(如太行山系统的故事)和幻想的结合。读者如把鲁 西的梁山说实为《水浒》书中的梁山就大杀风景了。”[9] 395话虽如此,幸而最终还是较早固定下来成 为不可改变的经典,从而省却不少公案。之于其他则不尽如此,在元代水浒杂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经 典情节是,几乎每部水浒杂剧,其开场往往先由宋江以独白的形式交待其上山经过,在今存的六部元代 水浒剧中,少有例外,且大同小异。兹以《李逵负荆》为例说明之,(冲末扮宋江,同外扮吴学究,净 扮鲁智深,领卒子上。)宋江诗云: “涧水潺潺绕寨门,野花斜插渗青巾。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某,姓宋名江,字公 明,绰号顺天呼保义者是也。曾为郓州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迭配江州牢城。路经这梁山 过,遇见晁盖哥哥,救某上山。后来哥哥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推某为头领。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 二小伙,半垓来的小偻儸,威镇山东,令行河北。某喜的是两个节令:清明三月三,重阳九月九。如今 遇这清明三月三,放众兄弟下山,上坟祭扫。三日已了,都要上山,若违令者,必当斩首。”[10] 这段话同样被《水浒传》作者完全吸收,洋洋洒洒达数万余字,成为《水浒传》一书极为重要的部 分,相当精彩,如细细甄别,不难发现,在这段话中,宋江于郓城县杀了阎婆惜,做下人命官司,被迭 配江州,江州,古代所指区域不止一处,但不管哪一处,都在山东南部,而梁山泊在郓城以北,宋江所 经路线应该由郓城南行,而不可能绕到北部的梁山泊这个偏偏有贼人出没的地方去送死。然不由此经 过,宋江上山也就失去依据,水浒故事也就难以为继了。《水浒传》据此改编,不可能不知其中谬误, 却仍义无反顾,其道理即在于这种谬误之于文本结构、情节发展已水乳交融,经典内化,难以剥离,只 能由此,才能使之完整统一,否则吻合了事实,但难以想象的是,《水浒传》自此会是何等模样,是否 还会被列入四大名著之一都是值得怀疑的问题。所以,《水浒传》中北方水浒故事系统这种混乱地理常 识的错误实在不是作者的错误,更不是作者于山东十分陌生所致,实乃服务于艺术真实之需,反而更加 说明,作者能够摆脱现实的拘泥而迁就于艺术的高明和远见。不过也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即北方水浒故 事系统中,相关山东镜像的记述不是作者独创,乃由于此前经典水浒故事文本中就已如此,这也即是 说,如果将《水浒传》置于水浒故事流变过程中加以考察,作为“世代累积型”的北方水浒故事系统其 产生的时间要早于《水浒传》成书的时间,而这一时间的下限已经到了元代末期,换言之,《水浒传》 的成书当不会早于元代末期北方水浒故事系统仍然持续的阶段。1920年,胡适《<水浒传>考证》云: “元朝水浒故事非常发达,这是万无可疑的事。元曲里的许多水浒戏便是铁证。但我们细细研究元曲里 的水浒戏,又可以断定元朝的水浒故事,决不是现在的《水浒传》,又可以断定那时代决不能产生现在 的《水浒传》。”[11] 14这个“细细研究”虽然未有涉及地理常识等相关问题,但结论应该算得上异曲 同工,堪为肯綮。 而与之相比,《水浒传》中南方水浒故事系统的形成则要晚得多。①关于南方水浒故事系统,在《水 浒传》成书之前,并非于史无征,比如方腊事迹,王偁《东都事略》卷十一有载:“宣和三年二月,方 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陷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 战于清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他如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等亦有或详或略的记载。 然当北方水浒故事腾涌于民间一发不可遏时,南方水浒故事系统则少有人问津,即便学者认为已成规模 且为后来的《水浒传》奠定了故事框架的《大宋宣和遗事》也仅于第七段草草交代,走马观花,浮光掠 影而已,并未真正展开叙述。至于元代水浒杂剧,据笔者统计约有二十六种,以角色论,也多限于李 逵、鲁智深、张顺等数人,尤以李逵为主,虽大多散逸,无法窥知全貌,然从其名目看,也多限于梁山 泊周围,既有逾越者,而总体上仍局限于北方地域范畴之内,这是毫无疑问的。元明之际水浒戏约有八 种,即《九宫八卦阵》、《王矮虎大闹东平府》、《梁山五虎大劫牢》、《梁山七虎闹铜台》、《鲁智 深大闹消灾寺》、《一丈青闹元宵》、《征方腊》。仅有《搬运太湖石》、《征方腊》等少数剧目可以 明确无误认定为南方水浒故事。明初朱有燉作有两部“偷儿传奇”,即《仗义疏财》、《豹子和尚自还 俗》,据剧情看,梁山泊仍据于中心地位,完全属于北方水浒故事系统。经此梳理可知,其一,大致可 以清楚《水浒传》作者在创作中,以江浙一带为故事背景的水浒故事并不像北方水浒故事系统那样有着 丰富的素材可以参照,以致于迁就成说而不拘于现实,在保持经典的同时不免按部就班、中规中矩的嫌 疑,但这样一来,反倒为作者创作提供了更多可以想象的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既然没有业已完 善的故事文本为其提供参照,其故事背景的叙述,大凡涉及城市坊镇、地域风物时,也只能服从现实而 难及其他了。其二,通过梳理,我们明确意识到,时至明初,南方水浒故事系统依然没有产生大量的经 典文本,这说明,南方水浒故事系统还没有正式形成,偶尔有之,也甚为简略,其他有关南方水浒故事 系统中的个别元素还没有大量渗入进来,所以也就不会造成地理方位等史地运用方面的错误以致《水浒 传》作者处理不便只得妥协服从于艺术真实。这也即是说,就像北方水浒故事系统那样,如果南方水浒 故事系统的故事元素渗入到各种艺术形式中,《水浒传》创作当不可能没有借鉴,但奇怪的是,彼此双 方这种相互承续的痕迹并不突出。对于这一现象,愚以为,合理的解释当是,此时《水浒传》还未成 书。但问题是,既然已经存在《征方腊》这样以描写南方水浒故事为主的杂剧,那么就不得不作全面考 虑:其一,假如《水浒传》产生于此前,《征方腊》诸剧据《水浒传》改编。惜《征方腊》诸剧已难得 一见,但按元杂剧体制,一本四折,外加一楔子,其规模已非常可观,与元前稗官野史、道听途说者言 有着本质的区别,《征方腊》诸剧改编《水浒传》不是没有可能。其二,假如《水浒传》产生在《征方 腊》诸剧之后。我们发现,由元前的零星记载至元末明初《征方腊》诸剧的出现,与文学史上由简到 繁、由琐言到敷衍成篇及至形成宏大的叙事这一文学演变的规律正相吻合,也与北方水浒故事系统的累 积发展最终由《水浒传》完成经典化的过程相一致。出于此,笔者以为当以后者可能性最大,也最合乎 常理。 三 上述推断是否禁得住推敲,其实并非没有旁证。也就在同时或稍后,朱有燉创作的两部水浒戏因明 确的时间题署而具有相当重要的文献价值[12]。关于其创作根据,朱有燉在每部剧作前都有小引注明, 比如《豹子和尚自还俗》小引云:“暇日观元之文人有制偷儿传奇一帙,名之曰《豹子和尚自还俗》。 用是以适闲中趣,且令乐工演之,观其态度以为佐樽之一笑耳。君子耻一物之不知,欲令后学以广其异 闻焉。”《黑旋风仗义疏财》亦云:“小说多载宋徽宗时,有宋江之徒者,亦义贼也。惟名李逵者,尤 能疏财仗义,后皆归顺于宋朝,除武功大夫,分注诸路巡检使,后以平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宣和遗 事》中载之甚详。”明确声明自己创作的水浒杂剧所依据的是元代水浒杂剧及小说《大宋宣和遗事》, 绝对不提《水浒传》一书。 如果《水浒传》产生在前,那么,朱有燉当有所知而无须另有所本。这里有三点可能:其一,周府 藏书甚丰,其东书堂藏书楼,藏书之多,有明一代闻名遐迩,清阮葵生《茶余客话》称:“明代藏书, 周晋二府。”以其贵为藩王之尊,完全有便利获得各种书籍;其二,在明宗室中,朱有燉“博闻多 能”,(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七十)“勤学好古,留心翰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而于 通俗文学一途并未因身为天潢贵胄,而视之为小道末技,相反却以传统的文学观念来提升其地位,其本 人也染指其间,创作了大量的杂剧作品,在这些杂剧作品中既有水浒戏,说明朱有燉对水浒故事很感兴 趣,如《水浒传》成书,朱有燉不可能对这样一部素有“行中第一”之誉(天都外臣《水浒传序》)的 作品视而不见;其三,藩府文人众多,其中不乏于小说创作富有业绩者,如瞿佑(1347-1433),曾著有 《剪灯新话》,早年生活在钱塘(今属杭州)一带,据《天机余锦》、《乐府遗音》及《归田诗话》中 的记载看,瞿佑早期交游多为杭州地区文人,既有同僚及好友如桂孟平、吴植、金冕、湛文衡、张彦 刚、蔡希孟等人,也不乏由元入明的遗老,如杨维桢、徐大章、凌云翰、王叔载、张仲举辈,[13]假定 《水浒传》作者系《百川书志》著录的“钱塘施耐庵的本”,那么,瞿佑是完全有条件知道这一消息 的,且其曾于永乐元年至永乐六年在周府以长史之职生活了六年,也完全有机会告知朱有燉。再如李昌 祺,虽然官居河南布政使之职,但于通俗文学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公务余暇,曾仿《剪灯新话》创作 《剪灯余话》,不尽如此,更重要的是,此人赅博过人,世比通儒,据钱习礼《河南布政使李公墓碑 铭》载,李昌祺早年曾经参与纂修《永乐大典》:“会修《永乐大典》,礼部奉诏选中外文学士以备纂 修,公在选中,”《永乐大典》“例凡经传子史,下及稗官小说,悉在收录,与同事者僻书疑事有所未 通,质之于公,多以实归,推其该博,精力倍人。”如果《水浒传》已经成书,以其博识,李昌祺当有 所知。何况二人私交甚好,正统四年朱有燉去世后,李昌祺作有《题牡丹图》诗一首以悼之,其中有句 云:“平生同有爱花心,每到开时辄共吟。垂老凄凉空见画,人间何处觅知音?”况且朱有燉水浒戏创 作于宣德八年(1433),李昌祺正在河南任上,“李昌祺如果知道《水浒传》,岂有不知会既有藏书之 好、又自创杂剧的好友朱有燉,让朱有燉写出如此稚拙的李逵和鲁智深的故事?”如果《水浒传》问 世,李昌祺以其学识当有所知,然事实是朱有燉“却毫无所知”[14],说明李昌祺并不知情,《水浒 传》是否问世也就不言而喻了。此外,如果我们完全接受《水浒传》作者或主要作者为罗贯中,其籍贯 在山东东平,那么,从地理位置上言之,东平与周藩所在地开封谈不上毗邻,也算不上很远,朱有燉完 全可以假地理之便而获知《水浒传》一书的信息并购求之。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朱有燉创作水浒杂 剧之后,直至明代中叶李开先等人才开始以传奇的形式创作水浒戏,这也就是说,期间有相当长一段时 间再也无人参与水浒戏创作,而且,从李开先等人所作的水浒戏看,多本于《水浒传》,这一情况显然 与朱有燉及其前的创作情况迥异,不能不令人疑惑,如《水浒传》早已问世,何以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无 人改编呢?种种推测都在暗示当此之际《水浒传》一书并未问世。 至此,我们不妨结论,即《水浒传》当成书于《征方腊》之后,也即南方水浒故事系统经由《征方 腊》杂剧的初步规模而最终发达,否则,其依据不足,而朱有燉的创作实践,进一步确定《水浒传》成 书的上限当在宣德八年,这也就是说,我们难以考证其成书的下限,但其上限大致不出宣德八年,即便 如此,其意义也相当深远,“因为超过这个界限,也就等于承认《水浒传》成书于元代,‘有元一代之 文学’恐怕也就要改写,否则,也就成了明代文学的标志性著作。”[12]假如这一推论成立,那么不妨 再作进一步思考,即朱有燉水浒戏在创作时没有参照《水浒传》,《水浒传》创作是否受到朱有燉水浒 戏的影响呢?比如李逵仗义疏财的性格,就与元代水浒戏主要侧重于表现李逵的智勇与粗豪不同;又如 招安的结局,虽然史书有载,但于稗官野史中并不十分突出,元杂剧更因为历史条件使然多表现其除暴 安良、敢于对抗官府的侠义精神,只有到了朱有燉水浒戏,作者出于身份地位、政治环境等因素的考 虑,这种接受招安、皈依朝廷的意识才愈发鲜明,这些在《水浒传》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若说作者 受朱有燉水浒戏影响似乎不是没有可能,原因在于,朱有燉杂剧影响广泛,李梦阳《汴中元宵》诗云 “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钱谦益《列朝诗集》亦云:周宪王“制《诚斋乐府》传奇若干 种,音律协美,流传内府,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且其贵为藩王,表率之下,风从响应者甚多,于文 人中的影响力极大。如真是这样,朱有燉水浒戏的价值将被重新评估,其文学地位将会进一步提升。 注: ①王学泰先生在其专著《水浒·江湖》一书中,即采用了南北水浒系统说,但是按王先生的意思, 所谓南北水浒系统其区别在于作者自身地域,并未考虑到各个水浒故事文本中所描写的内容,如南宋时 期有关水浒的史料,说话等,因为作家多生活在南方,故尽管故事所发生的地域在北方,如杨志买刀、 生辰纲等,也被视之为南水浒故事系统。笔者以为,以作者地域划分南北水浒故事系统,不如以作品所 描写的地域划分更为合理,因为对水浒故事流变的研究最终还是要以文本研究为旨归。 发表于《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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