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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序跋视野中的《水浒传》接受

 

明清序跋视野中的《水浒传》接受 贵州 王猛 《水浒传》甫一问世,由于其题材内容的特殊性,就如何认识这部小说的思想性质,便在社会接受中聚 讼纷纭。作为一面重要的窗口,明清序跋对此有较多地反映与讨论,集中体现于对《水浒》其书,以及 宋江和水浒群雄的评价。在明代,这一评价经历了由贬斥到褒扬再到贬斥的态度变化;在清代,虽同样 在褒贬的轮替中循进,但肯定中不乏否定,否定中亦不乏肯定。 《水浒传》最早的版本,出现不晚于嘉靖年间,因为嘉靖时李开先的《词谑》提到20册本的《水浒 传》,高儒的《百川书志》亦录《忠义水浒传》100卷。《水浒传》嘉靖序跋未见,但从一些文人笔札, 可见到当时人对这部小说的态度,最典型的是嘉靖前期田汝成的看法,其《西湖游览志馀》称:“《水 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坏之报如 此!”[1]这句话被后人反复引用。显然,不满甚至仇恨的态度,在《水浒传》早期接受中颇为流行,这 是官方主流意识程朱理学进行僵化而保守地道德灌输的结果。 情况在嘉靖后期发生了扭转,随着思 想界心学思潮的逐渐发展和盛行,个人独立思考和个性精神的弘扬,明人对《水浒传》的认识也进入了 破冰期。嘉、万时期的张凤翼就首先对“诲盗说”表示质疑,其《处实堂集•续集》中的《水浒传序》 云:“兹传也,将谓诲盗耶,将谓弥盗耶?斯人也,果为寇者耶,御寇者耶?彼名非盗而实则盗者, 独不 当弥耶?”而称“传行而称雄稗家,宜矣。”[2]显示了一种开明超脱的态度。 其后,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的《水浒传叙》,则表达了一种对这部小说的全新认识:高度评价宋江的才 能,对水浒群雄逼上梁山表示谅解,对他们侠义行为进行褒奖: 卢俊义以下,俱鸷发枭雄,跳梁跋扈。而江以一人主之,始终如一。夫以一人而能主众人,此一人者, 必非庸众人也。使国家募之而起,令当七校之队,受偏师之寄,纵不敢望髯将军、韩忠武、梁夫人、 刘、岳二武穆,何渠不若李全、杨氏辈乎? 余原其初,不过以小罪犯有司,为庸吏所迫,无以自明。……遂啸聚山林,凭陵郡邑。虽掠金帛,而不 虏子女。唯剪婪墨,而不戕善良。诵义负气,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是亦有足嘉者。[3] 联系三年前王圻《续文献通考》尚称“《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4]尤见此序思想 认识的宝贵,可谓思想界悄然发生变化的一个征兆。天都外臣除了对水浒人物予以同情和肯定,还对当 时流行的“诲盗”说进行辩驳,提出了“权教”说:“有世思者,固以正训,亦以权教。如国医然,但 能起疾,即乌喙亦可,无须参苓也。”“权教”说对其后人情小说序跋的“以淫说法”论,或许不无影 响。 天都外臣之后,明人序跋对《水浒传》内容高度评价和对梁山英雄溢美之词的,有日趋升温之势,其中 影响最广的是“忠义说”。作为早期的《水浒传》序跋之一,李贽《忠义水浒传叙》首先提出这一观 点。 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浒之众何以一一皆忠义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则谓水 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 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 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 李贽从忠君的角度提出了《水浒》忠义说,虽然反映了其思想的局限,但他是针对封建专制的腐败黑暗 有感而发,言他人所不敢言,足以振聋发聩、惊世骇俗。况且也只有如此,长期笼罩在《水浒传》头上 的诲盗说才能被一扫而尽,从而促进小说的接受与传播。 万历中后期,忠义说及赞美水浒群雄的话语盛行一时: 彼盖强者锄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贫者周之,冤屈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原其心虽未必为 仁若博施济众,按其行事之迹,可谓桓文仗义,并轨君子。(天海藏《题水浒传叙》) 兹余于《水浒》一编,而深赏其血性,总血性有忠义名,而其传亦足不朽。(五湖老人《忠义水浒传 序》) 《水浒》惟以招安为心,而名始传,其人忠义也。施、罗惟以人情为辞,而书始传,其言忠义也。所杀 奸贪淫秽,皆不忠不义者也。(大涤徐人《刻忠义水浒传缘起》) 天海藏针对《水浒传》社会接受中的误读,从侠义的角度赞美水浒英雄,强调其行事之“义”;五湖老 人受心学思潮的影响,赞扬水浒人物的真气、血性,以与社会上的伪道学、假名士之流形成对比,进而 肯定其忠义;大涤馀人将《水浒传》视为治世良方,认为它具有忠义的教育意义,可以“化血气为德 性,转鄙俚为菁华”。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小说序跋对水浒人物的评价,或赞其才能,或赏其率性,或论其侠义,受李贽的影 响,基本上都是围绕忠义的主题而评说,《水浒》忠义之说可谓深入人心。不过,到了明末清初情况却 发生了陡转,除了明末大涤余人《刻忠义水浒传缘起》、杨明琅《叙英雄谱》寥寥数篇继续称赏水浒英 雄忠义之外,反忠义说、诲盗说则一度盛行。而此前《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卷首《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 劣》的出现可谓一个预兆: 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 学,真强盗也。然能以此收拾人心,亦非无用人也。当时若使之为相,虽不敢曰休休一个臣,亦必能以 人事君,有可观者矣。 容本刊于万历三十年(1610),首次骂宋江“假道学,真强盗”,只是并没有否认其才能,尚不失客 观。但对梁山好汉,总体上还是以强盗视之,体现了一种认识的转变。 真正反对《水浒传》忠义说的代表,当是金圣叹及其《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二》: 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 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 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 贼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 这种对《水浒传》的恶毒仇恨,表面上看一点也不逊于嘉靖时期的田汝成。可是如果联系金圣叹其他文 字,问题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忠义说为李贽所首倡,对宋江尤为其赞赏,而金圣叹不仅提出反忠义 说,而且极端痛恨李贽推崇的宋江,宣称“《水浒传》独恶宋江”;对于李贽提出的“《水浒传》,发 愤之所作也”的著名论点,金圣叹也大唱反调,说《水浒传》是“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 只是饱暖无事,又置心闲”,而舞文弄墨的结果。两人观点似乎完全相左,水火不容。可是细读序文, 金圣叹身上却又不无李贽的影响。《读第五才子书法》称赞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 到底”,无疑是李贽“童心说”的诠释。接下来的一句“写李逵色色绝倒,真是化工肖物之笔”,而 “化工”、“画工”说也是李贽文艺批评惯用的术语。显然,无论是思想认识和艺术观念,金圣叹身上 都有李贽影响的痕迹。 既然如此,金圣叹为何独独对《水浒传》的看法迥异李贽呢?且从金圣叹本身的思想看,也不无自我矛 盾:他一边痛骂“宋江等一百八人”,恨不得食肉寝皮,但除了宋江等寥寥几人之外,又赞赏和同情梁 山的其余众多好汉。对反抗精神最强烈的李逵等人、对反抗意志最坚定的林冲尤为称颂,他誉之为“上 上人物”。上述种种矛盾,究竟是金圣叹思想的复杂性所致,还是本人某种程度上的话语策略?联系明 末“盗贼”四起,明朝统治风雨飘摇的社会背景,可以说二者兼而有之。金圣叹之所以反对以忠义归于 水浒,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妄以‘忠义’予之,是则将为戒者而反将为劝也”,这才是其反忠义的根 本原因;之所以“独恶宋江”,是因为宋江是招安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此路一开,“恶知不将有若 干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者呼?”联系崇祯对农民起义剿抚并用手段的屡屡破产,尤其张献忠等人 以招安为手段让朝廷蒙受重大损失,严酷现实让有着一定正统思想的金圣叹增强了对招安的反感,并因 此而痛恨宋江。所以说,金圣叹反忠义、恶宋江只是果,不是因,他大体上还是同情,甚至喜爱水浒英 雄的。 与道光年间俞万春不同,后者痛恨《水浒传》,为消除《水浒传》的社会影响而创作《荡寇志》,金圣 叹却是喜爱《水浒传》的,为了消除《水浒传》的诲盗色彩,他不惜以“六经注我”的态度,牵强附 会。比如对“水浒”一名的解释,袁无涯刻本《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卷首的《忠义水浒全传发凡》 说:“传不言梁山,不言宋江,以非贼地,非贼人,故仅以“水浒”名之。——浒,水涯也,虚其辞 也。盖明率土王臣,江非敢据有此泊也。”而《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二》则说: 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日“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 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 两相对照,金圣叹为达到自己意图,主观臆断的倾向十分明显。类似的例子很多,从这一方面来说,金 圣叹痛恨宋江,主张《水浒》反忠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话语策略,是为了表达自己特定历史背景下的 社会认知而已。 总之,《水浒传》的命运在明代中后期接受过程中,经历了从盗贼,到忠义,再到盗贼的认识上变化, 这或许不是偶然,较早咀咒《水浒传》的田汝成曾经有过“讨贼”的经历,明末的金圣叹也处于“盗贼 遍野”的时代,小说的接受与解读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可谓息息相关。 清代的《水浒传》接受大都在金圣叹评说的框束和突破中展开。清初和晚清前期,由于社会时空的某种 近似,金说影响较大,诲盗、反忠义之说泛滥;清中期和晚清后期,由于历史语境或话语背景的转换, 对金说的影响有程度不等的突破,往往肯定梁山人物,认可招安情节。 清初社会政局未稳,反清起义此起彼伏,社会时空类似金圣叹评《水浒》之明末,所以序跋对《水浒 传》的接受受金圣叹的影响较为明显,它们继续举起“诲盗说”的标牌批评这部小说,以水浒英雄为盗 贼,否定明代以来主流的“忠义说”。如王望如顺治十四年《评论出像水浒传总论》就责备《水浒传》 “严于论君相,而宽以待盗贼”,其后果是“令读之者日生放辟邪侈之乐,且归罪朝廷以为口实,人又 何所惮而不为盗”,并批评倡忠义说者为小说“冠以忠义”,“益令盗贼作护身符”。而序者尤为钦佩 金圣叹评本《水浒传》: 金圣叹所评,……发明作者大象之所在。抬举李逵,独罪宋江。责其私放晁盖,责其谋夺晁盖。其旨 远,其词文。而余最服其终之以恶梦,俾盗贼不寒而栗……。余不喜阅《水浒》,喜阅圣叹之评《水 浒》,为其终以恶梦,有功于圣人不小也。 同样,桐庵老人顺治丁酉《五才子水浒序》亦持反忠义说:“此百八人者,始而夺货,继而杀人,为王 法所必诛,为天理所不贷,所谓忠义者如是,天下之人不尽为盗不止,岂作者之意哉?”甚至认为金圣叹 因过分关注《水浒传》“文章妙天下”,“其作者示戒之苦心,犹未阐扬殆尽”。 在受金说影响的同时,清初序跋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明人观念的折中与融合,如桐庵老人序对水浒群 雄的才能给予肯定,对他们的生不逢时表示同情:“苟生尧舜之世,井田学校各有其方,皆可为耳目股 肱奔走御侮之具。不幸生徽宗时,或迫饥寒,或逼功令,遂相率而为盗耳。” 这种意识倾向,直接影响了清中期序跋的变化,其代表者是乾隆五十七年赏心居士所写的《后水浒 叙》:“夫以群焉蚁聚之众,一旦而驰驱报国,灭寇安民,则虽始行不端,而能翻然悔悟,改弦易辙, 以善其终,斯其志固可嘉,而其功诚不可泯。”序文肯定小说招安情节,肯定水浒群雄招安后所作所 为,称许之为英雄豪杰,与明代忠义说遥相呼应。这种微妙变化,与清代统治进入全盛稳定时期内恃自 信、外示宽大不无关系。不过该期由于文字狱之严苛,相关序跋较少。 晚清局势风云变幻,序跋所反映《水浒传》的接受情况较为复杂,大致可分晚清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予 以考察。前期受金圣叹的影响较清初更大,是《水浒传》传播、接受的低谷期;后期则表现为突破金说 的框束,是《水浒传》传播、接受的又一高峰期。 晚清前期的相关序跋集中于咸丰、同治年间,这一时期总体的社会现状是内忧外患,千疮百孔,政局动 荡,尤其是咸丰在位期间,太平天国起义迅速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同治时期虽然矛盾相对缓 和,号称“中兴”,但太平天国运动依然波及数年,社会并不太平,如半月老人《续刻荡寇志序》所称 “近世以来,盗贼蜂起,朝廷征讨不息,草野奔走流离,其由来已非一日。”因此,这一阶段对《水浒 传》的接受,与明末清初类似,金圣叹诲盗、反忠义、恶宋江等思想盛行一时: ……施耐庵先生《水浒传》并不以宋江为忠义,众位只须看他一路笔意,无一字不描写宋江的奸恶,其 所以称他忠义者,正为口里忠义,心里强盗,愈形出大奸大恶也。圣叹先生 批得明明白白:“忠于何在? 义于何在?“总而言之,既是忠义, 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忽来道人《结水浒全传引 言》) 施耐庵先生以卓识大才,描写一百八人,尽态极妍,其铺张扬厉,似著其任侠之风,而摘伏发奸,实写 其不若之状也。然其书无人不读,而误解者甚夥,非细心体察,鲜不目为英雄豪杰。(徐佩珂《荡寇志 序》) 对于《水浒传》的作者,他们大都认可金圣叹施作罗续说,同时认为施耐庵原作实为揭发水浒人物之奸 盗诈伪,只是微言大义,皮里阳秋,一般读者难以领悟而已;而罗贯中招安后的续作,以百八人为忠 义,则误导读者,贻害后世。如古月老人咸丰三年《荡寇志序》:“独不解夫罗贯中者,以伪为真,纵 奸辱国,殃诸梨枣,狗尾续貂,遂令天下后世,将信将疑,误为事实,是诚施耐庵之罪人,名教中之败 类也。” 半月老人同治十年《续刻荡寇志序》亦云:“迨至有罗贯中之《后水浒》出,直以梁山之一百 八人为真英杰、真忠义,而天下之祸即由是而始。” 纵观这一阶段反映《水浒传》接受情况的序跋,没有一篇是为《水浒传》文本而作,且大多重视从传播 角度分析《水浒传》的“危害”,如忽来道人《结水浒全传引言》:“莫道小说闲书,不关紧要,须知 越是小说闲书,越发播传得快,茶坊酒肆,灯前月下,人人喜说,个个爱听。他这部书既已刊刻行世, 在下亦不能禁止他。”虽不能完全禁止《水浒传》的传播,但在如此主流话语背景下,《水浒传》无疑 进入了传播的低谷。 晚清后期相关序跋集中于光绪年间,这一时期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和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序者往往突破金 说的框束,以西方政治思想学说观照本土君主专制的腐朽现实。他们同情水浒英雄的不幸,肯定其才能 与侠义,对造成“逼上梁山”事实的权奸予以抨击。如光绪十四年天南遁叟(王韬)《水浒传序》: 试观一百八人中,谁是甘心为盗者,必至于途穷势迫,甚不得已,无可如何,乃出于此。盖于时宋室不 纲,政以贿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呜呼!谁使之然?当轴者固不得不任其咎! 联系义和团之扶清灭洋的现实,以及序者挽救国家危亡、抵御外敌入侵的意图,这一时期的序跋虽时有 盗贼之说,但更多的是称颂梁山英雄的侠义壮举,极力反对金圣叹的腰斩水浒,并肯定小说后半部招安 情节,如陈枚《水浒传序》: 惜权奸筹国,招致无术,遂使群雄各逞血性,显出一番闹热。及命将讨伐,而将且愿隶下,彼时乾坤为 何如哉?卒之反邪归正,出谷登乔,矢公宋室,为王前驱,功业烂然。……吾愿天下正气男子,当效群雄 下半截,而垂戒前途之难束缚,则此传允为古今一大奇书,可以不朽矣。 甚至还出现了通过抨击金圣叹评《水浒传》,从小说中挖掘现实价值,以配合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篇 章,如光绪三十四年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序》,就认为小说“独能发绝妙政治学于诸贤圣豪杰之 先”,“平等而不失泛滥,自由而各守范围”,“而谓果无可取乎?”称金圣叹评本是《水浒》传播史上 的劫难,“又横遭金人瑞小儿之厉劫,任意以文法之起承转合、理弊功效批评之。致文人学士,守唐宋 八家之文,而不屑分心;贩子村人,惧不通文章,恐或误解”误导了读者的接受取向。并且序者认为, 因为小说“纯重民权发挥公理”,体现了平权、自由、民主等思想,所以是“祖国之第一小说也”。将 《水浒传》提高到古典小说最高水平来看待,无疑这是《水浒传》接受史上的最高峰。 综上可见,明清时期《水浒传》的接受情况极为复杂,其盗贼与忠义、招安与反招安等话语轮替, 往往和现实发生密切联系,是从经世需要的角度认识和看待《水浒传》的思想内容和性质,这与这一历 史阶段实学思潮的兴盛不无关系。此外,《水浒传》的接受与明清时期轴心人物的评说影响甚巨,明代 后期大体上为李贽忠义说所笼罩,而清代则很难摆脱金圣叹的影响,在金说的突破与框束中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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