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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人传奇伦理型豪侠论

 

明代文人传奇伦理型豪侠论 ——以“水浒戏”为研究显例 湖北田兴国 流传至今的明代文人传奇“水浒”戏曲作品,大致包括李开先《宝剑记》、陈与郊《灵宝刀》、沈璟 《义侠记》、许自昌《水浒记》、李素甫《元宵闹》、范希哲《偷甲记》,沈自晋《翠屛山》等作品。 它们大多产生在明代中后期、特别是万历以后的传奇繁盛期,这与明代文人传奇勃兴繁盛态势相呼应, 还有宣扬忠孝节义的豪侠传奇作品如许自昌《节侠记》,许三阶《节侠记》、青山居士《盐梅记》、无 名氏《赠书记》等作品,与“水浒”戏曲一起构成秉承忠义的伦理型豪侠概略图谱。 一 “水浒”戏曲直接取材于明代长篇白话英雄传奇《忠义水浒传》。文人传奇家在接受心理的驱动下,自 然而然地接受其忠义观念并且把它一直贯穿于水浒传奇作品改编的整个过程,小说《水浒传》经过传奇 戏曲化而搬上舞台,大大丰富了明代文人传奇豪侠作品的内涵与数量。水浒豪侠传奇作品可说是自觉秉 承忠义的豪侠群体,明代文人传奇中的水浒豪侠戏基本承袭小说《水浒传》的总体设计框架与情节构 置。水浒豪侠在乱世澒洞中挺生,豪侠们面临的是“朝廷上是非颠倒,清浊溷淆。权门希宫监爱憎,言 路论交游同异。蔡京、童贯、朱勔、高俅,搅得不成世界,使天下英雄豪杰在在离心”(《灵宝刀》第 30出),“奸佞盈朝,豺狼当道,不思为民为国,但要自私自利”,“只看他一个生辰,惊动多少地 方,刻薄多少小民,如今人人思乱,家家动摇,岂是太平景象”(《水浒记》第11出),朝廷上蔡京、 童贯、朱勔、杨戬等权臣奸相相互勾结沆瀣一气,上欺天子,下虐官民,中级政权组织也一样加意搜刮 钱财以奉迎上层蔡京、高俅等人,江州知府蔡九、高唐州知府高濂等,基层的官吏则更加惨毒、无恶不 作,如孟州城张团练、张都监等人,整个王朝的政治机构官僚体系全部笼罩在这张大网之中,上中下联 成一体,勾勒出水浒豪侠真实的生存图景。“生辰纲”的劫夺便成为梁山豪侠官逼民反、啸聚水泊的直 接导火索。催生出水浒豪侠们波澜壮阔的行侠仗义武装反抗贪官的生存斗争画卷。 《水浒记》较详细地展演出晁盖等人“智劫生辰纲”这一重大关目。东溪村保正晁盖,“不轻然诺,果 然季布千金。有意酬知己,直是侯赢一剑”(第8出,),解救前往东溪村投奔的赤发鬼刘唐,道士公孙 胜也前来寻求晁盖商量智取生辰纲一事,吴用策划众人装扮成贩枣子的山东客商,预先埋伏于黄泥岗 上,邀约卖酒为生的白胜,用蒙汗药药倒押运生辰纲的杨志等人,倾出枣子满载生辰纲而去,本着为侠 兴义的规范性要求,公孙胜考虑到事发之后,“少不得连累地方,又不是我们倡义的本义了。不若叫白 胜哥出在本府”(第14出)。“智取生辰纲”揭开水浒豪侠充满血性的生存活动的大序幕,从而为水浒 豪侠的壮烈侠义情怀奠定“行义”的思想基调。劫取贪官酷吏搜刮民间得来的不义之财,共举义旗啸聚 水洼为寇,形成一股强大的军事集团。《水浒记》详细铺展出水浒豪侠两个主要人物的上山经历。晁盖 在《水浒记》中不居主要地位,而宋江才是所有水浒戏曲中的真正领导者、真实主角(生),对他的出 场传奇家作了浓重的气氛上的渲染,“盖世忠肝,包身义胆,然诺重似丘山。酬死士万金之散,答君恩 一剑时悬。且雌伏,自功曹有日,名重鼎铉”,他“期郭解,效虞卿,剑横天外八风清,生平志业匡唐 舜,还待中原致太平”,“气压三河,名倾六郡。非闾阎之豪右,设财役贫;岂今古之英雄,解纷排 难。歌鱼击筑,堂前会列佳宾;屠狗椎埋,门下养成虎士。燕赵之声名不朽,萧曹之刀笔可投”(第2 出),忠肝义胆、重然诺酬死士与答君恩从字词语句的排列组合上也可窥见传奇家创作宋江唱辞、科白 的煞费苦心,其忠肝与答君恩居于首与尾,深层上潜隐着宋江豪侠性格的基本趋向是由忠出发,最终落 实到“答君恩”上,他的豪行侠举皆在于“还待中原致太平”的英雄志向。文人传奇家在第2出比较隐晦 的写出晁盖与宋江的基本区别,晁盖则是“诛谗佞,酬吾愿”,宋江是“佐王国,真吾愿”(第2出), 诛谗佞是豪侠义激之发,佐王国也就只能接受招安。宋江广结天下豪侠,施贫赈乏救人于厄困,赢得 “及时雨”美名,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本就已思虑谋定在官军追捕时公孙胜作法,遁往梁山而去的策 略,当宋江得知官军追捕晁盖等人的消息时,极力用言语稳住送文官员,自己却飞马赶往东溪村晁家庄 报信,此举是豪侠的基本之道,宋江毕竟冒着生命危险,劝晁盖等人迅速逃亡;施恩于阎婆惜母女,被 逼纳其为侧室。晁盖等人感于宋江的义气派人送感谢文书及黄金作酬劳,被阎婆惜抓住把柄进行要挟, 激怒宋江,被宋江愤而杀死,流窜江州,醉意恍惚之中题诗于壁吐露自己的一腔心曲。“他时得遂凌云 志,肯笑黄巢不丈夫”(第26出),通判黄文炳告发宋江题反诗于壁,被江州知府蔡九投入监狱。晁盖 率梁山豪侠们长途跋涉,大闹江州法场,宋江随之一同啸聚梁山水泊之中。 《水浒记》重点描写了宋江上梁山之前的三件重要事情,一是报信于晁盖,直写宋江之义;二是恨杀阎 婆惜,突出宋江不近女色的豪侠本性,它表现为《水浒记》全剧的重心所在;三是流窜江州题反诗于 壁,从而被投入监狱。一二两事是豪侠本色,第三件则在宋江身上涂抹上英雄心性的油彩。剧作简化了 小说中宋江上山的艰难曲折,而变得干净利落,也没有在行动上接受招安,只是在思想上凸显出招安的 强烈意向,把小说中晁盖建立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与接受招安的思想意蕴表里为一,表现出 明代文人改编《水浒传》小说的同一思想倾向,从而成为改编水浒戏的思想总则,也几乎成为一种创作 公理而定型下来。“替天行道旌旗漾,看忠义堂颜高敞,管指日招安达帝乡”(第32出),替天行道、 忠义堂、招安表现为文人传奇在叙事中所采用的一种思想策略,豪侠游走于江湖,便冠之于替天行道、 啸聚于水浒梁山,则众豪侠皆集结于忠义堂下,羽翼渐丰、势力扩充而又时机成熟,便由招安思想走向 招安的实际行动,上合天道下合人情,其鲜明的血性论证出水浒豪侠的正义与合理性,内在自觉与外在 认同,水浒豪侠赢得了人们的接受与喜爱。古代中国的下层民众基本上限于“快”的心理感受层,因而 便把自己的生存不快寓托在水浒豪侠之类人物的虚幻之中不能自我振拔。 《水浒记》以宋江反上梁山为主线展开全剧情节,以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为副线衬托宋江之豪侠, 重心落在“宋江杀惜”事件上,“万恶淫为首”的经典性规范性话语一直激荡在中国古人的心灵之间, 作为豪侠,在实际生存中基本上也是不沾染此症,明代随着经济在整个王朝的发展,社会风俗急剧的由 俭趋奢转变,使明代现实生活中的豪侠也加入到放情纵欲的行列,但在文学作品中的豪侠与现世中的豪 侠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水浒传》对女性的基本态度处于贬抑蔑视视域 ,即使女侠也男性化了。水浒豪 侠传奇相较于《水浒传》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明代文人传奇家津津不疲的改编了几乎《水浒传》中豪 侠与女性关系的几次剧烈冲突的情节,形成水浒豪侠传奇作品中历久不衰的经典关目。如宋江杀惜、武 松杀嫂、石秀杀嫂、卢俊义杀妻等重要情节关目。不近女色、甚至杀死淫乱的女性定型为豪侠传奇作品 中展示其性格特征的一个经典场景。阎婆惜与张文远眉目传情并很快难舍难分,原因就在于宋江忙于交 结天下豪侠,疏于甚而不近女色的性格基质密切相关,即使被宋江捉刀杀死变成鬼魂,也仍然不忘与张 三郎的私情,虽然传奇家采用一种冥报的方式惩罚人间的奸夫淫妇,同时又含有阎婆惜始终不忘张文远 的情感,以至死后鬼魂也仍想与其成就幽冥夫妻,说明私情的穿透力,尽管传奇家强行纳入伦理道德框 架作为笔伐对象。 武松杀嫂更是人所共知的水浒情节场景,潘金莲不满于三寸丁谷树皮的丈夫武大郎,见其小叔子武二威 风凛凛一表人才,便从心底喜爱上武松,文人传奇家用潘金莲自己的独白道其嫁于武大的缘由。“只因 向年私通家主,被主母妬恨,逼勒嫁差了对头”(《义侠记》第5出,以下同),人物出场就已为潘金莲 的性格打上了“淫乱”的伦理印记,其心喜武松亦在“淫”的思想轨辙之内,“奴家一见武二,就看上 他。常把眼角传情,话头勾引,他却时时妆假,只做不知”,潘金莲一意想把武松勾引入其圈套,沈璟 用了详细的科白动作提示:“(小旦关门科,生随行科)(小旦)叔叔脱了汗透的衣服,凉快些好。 (与生解带科)(生走开白)我倒不热!(小旦)奴家浸得一壶凉酒在此,与叔叔饮三杯。(生)生受 嫂嫂。(小旦)后生家,吃个成双杯。(又斟科)(生)我吃就是,不劳嫂嫂多说。(生另斟科)武二 回敬嫂嫂一杯。(小旦)多谢叔叔。今日没人在此,奴家有句话”。这一场景,对潘金莲勾调武松的心 理情感通过科白动作与话语非常细腻真切地展演出来,潘金莲迎进武松,关门替武松脱衣解带,而武松 走开,潘金莲又斟酒与武松同饮,武松却要等武大回来,潘金莲主动请武松饮酒,武松回敬等一系列动 作与对话活画出潘金莲的急切心态与武松的冷淡推扼态势,潘金莲想方设法费尽机关也没能使武松就 范,于是,她便只好直言述其心志:“(小旦斟酒,先饮半杯,对生唱)叔叔,此意你知么?伊休诈, 把这杯残酒饮干咱”,殊不知,武松冷眼旁观潘金莲表演多时,此时已是愤恨难耐,“(生夺酒泼科, 怒喝)我是含牙戴发,况先人清白传家,怎么教败伦伤化。(怒云)嫂嫂,你快不要想这等勾当,倘有 些风吹草动,我眼里认得是嫂嫂,拳头却不认得”(第8出),满以为武松是故意装出的伪君子作态,没 成想武松是秉持人伦纲常的英烈汉子、豪侠心性,夺酒泼撒怒斥潘金莲伤伦败俗,丝毫没有表现出香粉 心肠,羞愤难当的潘金莲恶人先告状,向武大述说武松如何调戏自己,武松却没有怎么辩白,只是搬出 武大家,在王婆的怂恿与教唆下,怀着报复心理的潘金莲马上与西门庆一拍即合,却被卖查梨的郓哥知 晓,领着武大去捉奸,反被西门庆踢伤,王婆撺掇潘金莲用药毒死武大,以图与西门庆作长久夫妻。武 松从东京公干回紫石街,却不见武大只见其兄的灵堂,武大入梦告诉武松其冤死苦情,武松寻访证人何 九,何九拿出武大烧剩遗下的有毒症状的骨块,又一起寻访卖梨的郓哥请他一起赴官作证,由于县里不 准其状,武松随即采取个人报复行动,分请街坊四邻强逼到武大灵前,威迫潘金莲、王婆在武大灵位前 道说杀人真情,先杀潘金莲,捆绑王婆然后杀死西门庆,奉祭亡兄于灵前。“终正奸淫罪,终吐男儿 气”(第18出),文人传奇家展演武松的“正奸淫罪”不可谓不大快人心。沈璟从潘金莲出场就铺叙其 “私通家主”,见武二仪表堂堂,心生勾引之情,被武松拒绝,又与西门庆两情合洽勾搭成奸且害死亲 夫武大,在伦理纲常上已是罪不容诛,在这样的心理欣赏条件下,就很容易瞩目于伦理而遗忘人本身的 生理心理情感等正当生存需要的满足实情,从而为武松的豪侠之举喝彩,其实,文人传奇家用伦理置换 了人的正当生存需求,达到其审美快感效果。 《翠屛山》石秀的豪侠之举与武松相仿,文人传奇家刻意追摹《义侠记》的创作模式与观念,潘巧云见 到石秀心里就认为是“好个美少年“,”孩儿心上也喜欢“(第6出,),潘巧云用言语激挑石秀,说 “有个打虎的武松也是这等喜欢他,那厮倒不肯从顺。后来那嫂嫂有些什么事儿,倒被那厮行凶杀坏了 许多人”,石秀却认为“好,他干得正气”,潘氏不以为然,“什么正气?据奴看起来,那武松是个呆 子”,同调相怜潘金莲乃“一片好心”被武松辜负,石秀不愿与潘巧云多加周旋即刻出离房门,潘巧云 又认为石秀:“原来是个俗子”(第8出),此场景与武松受潘金莲挑弄大致相同,细摹淫妇心态与言 行,两个场景几乎可以叠加成一体,只不过武松沦为被品评的对象,在潘巧云看来是个“呆子”,石秀 在其眼中亦是个“俗子”,可见“豪侠”在“淫妇”眼中是不讲情面的冷肠之人,作为“俗子”的石秀 把潘巧云的所言所行埋藏心底,观其与和尚裴如海来往密切,就把潘巧云的“淫行”向兄长杨雄说知, 要他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图谋晚上捉奸,而杨雄却借酒性道出对潘巧云的愤怒,潘氏诬陷石秀几次三番调 戏自己,使杨雄对石秀产生怀疑,石秀难忍恶气,遂在夜晚守候杀死打更传递信息的胡头陀,后杀死从 门中走出来的裴如海,并把刀留下布成情斗奸杀的场景,取去衣服作证见,其“杀得爽快”的报复心理 明晰可见(第23出),石秀再次向杨雄道明真相并把衣服作凭证,终使杨雄相信了石秀。杨雄回家诓骗 潘巧云与迎儿上岳庙进香,把两人引到翠屛山,剥衣杀死两人,豪侠们在对待奸夫淫妇的态度上表现相 当坚决,并查明真情,在事情面前使淫妇认罪,应该说杨雄、石秀诛杀淫妇与武松的做派属于同一内 涵,此剧也极力摹刻潘巧云的淫情,交待她原是寡妇再嫁,对渲染其淫态就有一定的事理基础。 卢俊义之妻贾氏本就对卢俊义的不常亲近心怀不满,一旦传说卢俊义加入梁山且受仆人李固的逼胁,便 与李固苟合,侍女春英与其成奸,眼见李固日浸于酒糵之中,又与张文远苟合成奸且是主仆两人同侍张 文远,传奇家渲染女性的“淫情”已达至水浒戏曲的极致,渲染越重,奸夫淫妇就越该杀,给人毫无怜 惜的心理感受。奸夫淫妇不仅在水浒豪侠认为该杀,而且在审美效应上也会造成对其诛杀场面的心理快 感误区。血性与伦理紧紧扭结于一体,血性展示豪侠的不近女色,对淫妇不仅口诛笔伐与实际诛杀,烘 托其人格,又显示其理论上的正义性与合理合情。实质而论,之所以出现淫妇奸夫,根本原因在于水浒 豪侠自己的“不近女色”观,娶了妻子而不给予其情感的满足,让其成为独守空房的活寡妇,却又不察 女性的情感要求实际,罪魁在己而又以己之力断送淫妇之性命,这一点当然是不会顾及也不肯顾念的。 豪侠有意识的冷落女色,在传奇家却被置换成一种无意识作为,似乎是天生不近女性性格,在生存论上 考虑则失之过甚,更不合人性发展的需要,他们也无视中晚明现世生活中的豪侠生存方式所致。对女性 淫乱的诛杀,渲染暴力的快感在小说与文人传奇中表现一致,它正好应证出“中国文化经久不衰的关键 在于它是一种原始文化和文明文化的独特的结合体。它的根源一方面深潜在原始时代的丰富积累之中汲 取营养,另一方面伸展到文明社会的肥田沃土中获得沾溉,我们因此可以称之为典型的两栖文化”[1] (P171),中国文化的两栖性建构于野蛮与文明的有效结合基础上,实际也是人类本性的一种独特表 现,明代文人传奇豪侠作品通过力的渲泄达到维护纲常的目的,人伦纲常代表文明,力象征野蛮与原始 本能,文明与野蛮同在,文明的维护不是通过文明的方式,却采用了原始野蛮,使野蛮成了文明的捍卫 者与保护人,这是文化的悖论也是人类自身发展的悖论,水浒豪侠传奇既体现出典型的力的崇高之美, 也透示出某种人性的阙失。 “英雄志,游侠情”本质上表现为明代文人传奇豪侠戏曲的精核(《义侠记》第33出)。“水泊聚英 雄,替天行道相同”(《翠屛山》第27出),水浒豪侠秉持忠君报国观念于剧中出场,宋江、武松、石 秀、林冲、徐宁等人皆是如此。宋江“借萑苻避死淹留,敢与王家(相为)仇寇?拼忠肝义胆相酬。代 天行道,心无僝僽,齐等待招安时候”(《翠屛山》第3出),豪侠在同聚梁山之前或奔走江湖路遇不平 便拔刀相助,或者在朝为中下级官僚,忧国尽忠但被奸臣所阻等情状,落草梁山为寇,凑满天罡地煞同 归朝廷,博得个封妻荫子、显亲扬名。“今古英雄称义侠,报恩雪忿名高。请看名将出衡茅”(《义侠 记》第1出),“且逍遥逢时遇主,(看)名将出衡茅”(《翠屛山》第4出),从水浒豪侠仗义行侠的 基本动机预设看来,“把忠贞自秉,休教负此生”(《义侠记》第13出),即可概括出水浒豪侠的性格 及人格特征。明代文人传奇豪侠戏曲把“英雄志”与“游侠情”结成一体,其内质则在于“自秉忠 贞”,因而表现为非常明确的“儒侠”观认识。晁盖在小说中组建的大厅为“聚义厅”,明代文人传奇 定型化为“忠义堂”,几乎在所有的宋江、晁盖出场的水浒豪侠传奇中都是一概的“忠义堂”,那么, 其中的微奥也就不言自明了。“聚义厅”标显出梁山众豪侠的个性平等与相互尊重。义之上再也没有什 么更高的规范要求,“忠义堂”却是由“忠”凌驾于“义”之上的,统率兼摄一切,无形中解构了 “义”的人性规范而置于“忠”之下,“忠”的伦理品格十分显明,如此就有一种等级秩序上的不平等 性,即必须慑服于皇权脚下,在梁山,豪侠必须服从宋江的领导,尽管明代文人极力张大水浒豪侠的义 气,但毕竟遮掩不住“忠”的统摄性与不平等性。传奇文本与舞台形象塑造的豪侠实质上是一类变形的 有明确目标的豪侠,这种豪侠内蕴上则是英雄的内涵。自秉忠贞的水浒豪侠缺乏侠的人性因素,多出浓 重的血腥气与伦理品格,也具有一股浓重的文人士大夫气息。《水浒传》在戏曲传奇化过程中同时也被 文人士大夫化了。其儒侠、侠儒的相互对等相互认同在水浒豪侠传奇世界已经得以定型,正如章太炎所 论“儒之大者乃任侠之雄也”[2](P439),豪侠形象、豪侠内涵的儒学化是水浒豪侠传奇体现出来的根 本内涵。 《义侠记》本于《水浒传》著名的“武十回”,采用了武十回中的经典情节场景。武松寻兄路过景阳 岗,在偶遇中打死老虎,为当地百姓除掉自然之害,是谓景阳岗打虎除凶,显其天生神力与胆魄;显名 于阳谷县拜为土兵都头,与兄武大郎完聚,其嫂爱其风标人才,言语动作挑逗被扼,,反谗陷武松调戏 自己,意欲武氏兄弟反目,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并踢伤武大后又毒死之,武松访明真相,诛杀奸夫淫妇 并马泊六王婆,在刀剑血泊中重振彝伦纲纪,显其精细有胆略及浓厚的伦理色彩;充军孟州道,为报施 恩礼遇旋又在饮尽十六七碗酒后乘兴醉打蒋门神,逼其归还快活林并向施恩公开致歉,显其报恩之重之 性及精湛的武艺;张都监收其为亲信,其“待我又好,且在此住过几时”(第28出),且许诺把侍女楚 兰许聘武松为小妾,武松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但被张都监诬为盗贼即刻清醒,武松大闹飞云浦,杀死 两公差及蒋氏两弟子,血溅鸳鸯楼,痛杀张都监、张团练与蒋门神三人,并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 也”(第30出),显其报怨之狠、机智果敢敢作敢为的豪侠作风。武松的豪侠行动展示出侠的原始胎质 “力”,一种观念“报”,即恩怨分明,报恩之重与报怨之狠视为“报”的一体两面之事。报恩与报怨 凸显出血性特质,在此血性特质中裹挟着强烈的伦理品格,复合伦理性质的“报”思想观念出之于豪侠 之强力,在舞台上戏曲文本中立塑成一个活生生的血性男子汉形象。武松一直耿耿于与国出力,恒常衔 结“雨露恩波”之慨,宋江等也不留武松在梁山聚义,他也不把宋江写与施恩的书信给施恩,以免施恩 上梁山污了一世清白,接受招安与武松婚礼同时进行,达到才子佳人戏曲中大小登科的同等效果,只不 过换成英雄与贞女而已,文人传奇家张扬的忠义观就这样深入豪侠骨髓。吕天成评“武松一萑苻之雄 耳,而闾里少年,靡不侈谈脍炙;今度曲登场,使奸夫、淫妇、强徒、暴吏种种之情形意态,宛然毕 陈,而热心烈胆之夫,必且号呼流涕,搔首瞋目,思得一当以自逞,即肝脑涂地而弗顾者。以之风世, 岂不溥哉”[3](P161),披揭出武松的豪侠行径目的在于讽世的创作主旨,豪侠、忠义、招安与讽世功 能已自觉地内涵着明代文人传奇家对豪侠的理性认识与形象阐释。 水浒故事传奇戏曲化的作品现今所见最早的就只有李开先《宝剑记》。此剧的讽刺意蕴、干预现实的热 情与激愤、其鲜明剀切的程度全都浓缩在“宝剑”这一意象上。“宝剑”象征着一种豪侠人格,它可以 诛佞锄奸,亦可以保扶社稷,文人传奇家开宗明义地提出“诛谗佞,表忠良,提真托假振纲常”的旨趣 (第1出),全剧在“纲常”观念视域内展开情节推动故事发展。林冲阖家大小全都在“纲常”的亲身践 履中尽持其节,把林冲由小说中的一介武夫改为少习儒业、后弃儒从戎,参与朝廷征剿方腊,屡立军功 被封为征西统制,因上表纠弹童贯冒替军功,奸邪专权,贬为巡边总旗,受张叔夜荐举做了禁军教师。 感愤于童贯、高俅之流以私损公,利家损国的奸佞行为,又愤而上章弹劾其“朝廷听信高俅拨置,遣朱 勔等大兴土木,采办花石,骚动江南黎庶,招致塞上干戈。此辈反称贺时世太平,不管闾阎涂炭”(第6 出),豪情满怀幻想“虽不能拜将封侯,也当烈烈轰轰做一场”(第2出),高俅与童贯合谋赚其带剑误 闯白虎节堂,构陷其谋刺上官被打入死牢。其妻张贞娘上本击鼓鸣冤,官里发下开封府尹重审,府尹杨 清轻判为流放沧州。高朋见张贞娘色美请人说合遭峻拒,请陆谦、傅安设计害死林冲,火烧草料场中, 林冲手刃仇人,在无路可走情形下逃往梁山存身,在个体生命形式遭到致命威胁时,林冲始终信守的回 家与老母妻子团聚的幻想被无情毁灭,百般无奈逼上反抗道路,这种反抗实质也仅是生存的另一种形 式,同时就暗含着“复”的哲学内蕴在里面。“按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专心报水浒,回 首望天朝。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第37出),对个体生命存在形式而言,从根本上说,忠与孝都 表现为外在的,一旦生存形式突遭阻绝,其求生意志就会极力张大存在的生命形式力度,以求取生命形 式的自我保存。林冲素持忠孝,但在生命形式濒临绝境,也不得不抛开外在形式的束缚逃往梁山,“这 一去,博得个斗转天回,须教他海沸山摇”(第37出),个人恩怨,驱除奸邪与振兴纲常就这样复杂的 交织一体。张贞娘在高朋的威逼下,势不屈服以败伦丧纪,锦儿替嫁使其与王婆逃离东京,被王进持剑 赶上,王进感于张贞娘的贞义与王婆的节义,还其宝剑义释其逃生,自己也远投经略相公而去。政治与 婚姻、伦理与政治交互同构,共同阐述政治之忠与伦理之贞孝节义,两者本质是一致的,表现出中国政 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的基本特色。林冲统兵攻打东京、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朝廷绑缚高氏父子送入 军前割腹剜心、碎尸万段,忠与奸的斗争以忠大获全胜告终,一切冲突矛盾归于平息协调。暂栖水浒以 图忠孝两全的林冲,重新获取“大丈夫忠孝两全,身名俱美”圆满之境(第50出),“冤仇若不分明 报,枉作人间大丈夫”的豪侠烈性与真气贯穿全剧。皇帝诏旨曰:“朕惟帝王之经略天下,必以褒察忠 者为先。况孝者所以事君,忠臣多出于孝子之门。朕闻统制林冲,典兵机而屡成策集之勋,愤谗佞而两 上艰危之疏。几不免于虎口,非故逆夫龙鳞。警化同情宋江等,数万来归,心本无他,功有足録”(第 52出),其“萃忠孝于一门,播馨香于千古”。以人间最高形式从理论上肯定林冲等梁山豪侠暂借水泊 “逆天”行动的合理与正义性。“节孝佳人,忠贞烈士,天教重旧衣冠”(第52出),林冲全家的忠孝 节义烘托出传奇家淑世淑人的改编目的,其完满结局与圆融心态的获得,关键在于文人传奇家美花了人 间最高统治者帝王的形象,这是明代文人传奇家豪侠作品的一个总的创作先决条件与心理期待。 二 《元宵闹》、《偷甲记》在思想观念上与前述作品有些微的差异。《元宵闹》卢俊义甫一出场就铺叙他 的文韬武略,带有文人的极大夸饰性,在后面的情节进展中与卢俊义的这一上场道白颇不相符,可说是 言过其实。其有志于用世倒是表达出明代文人的真实心态,也可算作是传奇家本人的自诩表征。卢俊义 与其他梁山人物不同之处在于他是被梁山豪侠骗请上山的,而不是自己主动投奔梁山,其被动性比其他 人物更显突出。与《水浒传》小说在此点保持一致。宋江与吴用耍计谋派时迁去惊扰卢家,吴用便化装 为算命先生卜其近日有灾变临身,劝其前往“巽”方避难,并留藏名偈一首,卢俊义随即带仆人李固收 买货物前往东南,经过梁山几番交战被掳掠上山,宋江邀其入伙被其严词拒绝。“焉肯就此滔天大逆, 以玷终身?惟义士谅之”(第8出),宋江令梁山豪侠纵放李固回家,谣传卢俊义投入梁山为贼,李固用 吴用留偈诗隐含的每一句首字连成整句“卢俊义反”,要挟贾氏就范成其苟合之情,并逐走燕青,卢俊 义回家被李固告密投入死牢,获蔡福多方施济不死,梁山豪侠在元宵观灯之夜混入城中救出卢俊义,杀 死奸夫淫妇奔梁山而去。水浒众豪侠“颙望招安,同作良臣”(第27出),他们披挂整齐下山迎接招安 圣旨。《元宵闹》在一定程度上较明显地发生了一种忠与义的矛盾处理方式,卢俊义作为豪侠钦重宋江 的义士品格,但作为王朝顺民则必须忠于自己的朝廷,上梁山正好是一种调剂过渡的最好环节,在接受 招安中使忠义走向一种勉强的和谐境域。其他的水浒豪侠戏也一样具有这样的形式,只不过在卢俊义身 上表现得比较明显突出罢了。 《偷甲记》徐宁“侠令千寻,雄心万丈”(第2出),感叹负才不遇,同时朝廷征派名将呼延灼进讨梁山 水泊,几次交战宋江等人败于呼延灼的连环甲马阵,宋江等人急切之间派时迁前往徐宁家盗取其祖传雁 翎宝甲,并引诱徐宁上山教授勾镰枪法,徐宁感于宋江等人的义士风范,向梁山兵丁传授枪法,但他坚 决拒绝加入梁山行列,在宋江的心理攻势下,徐宁处于痛苦的矛盾漩涡中,“况江等死于呼延灼之阵 中,不过戮一败残贼首,死于徐将军剑下,独无能一义侠美名,实出至情,毫无别念”(第20出),宋 江既求又捧,在“义”的面前徐宁很惶惑,其内心“平生志刚,忠孝时时讲,到而今失路,万劫难偿” (第20出),入绿林成为强盗就与忠臣孝子发生剧烈的精神冲突,他沉浸于失却忠孝的观念意识而难以 振拔,讽刺宋江“招了待怎么?纵然的招安天眷,也只好裹头蒙面”,“更堪怜,简编载骂绵绵”(第 28出),徐宁的忠义观是一种理想而天真的绝对的忠义观。他欣赏感佩宋江等梁山豪侠的侠心义胆,却 不认同他们的不忠行为,忠与义在徐宁身上发生剧烈冲突。教授勾镰枪法即使其忠义受到莫大玷辱,忠 孝与侠义之间的紧张即使在接受招安之后仍得不到有效消解。“我违背朝廷,甘心从逆,谓之不忠;有 堕先声,遗羞宝甲,谓之不孝;妻子情深,不复留恋,谓之不仁;感激交情,不解终始,谓之不义。为 人在世,忠孝仁义,四字皆亡,安得不死”(第20出)徐宁认为自己忠孝仁义皆丧,那么,对于他的生存 之真也只有一途,自杀以谢天下(朝廷、祖宗、妻子、朋友)。呼延灼同样面临徐宁似的抉择,其子为 宋江所获,感宋江等人恩义劝说乃父投降梁山,“论宋公明为人呢,尽可交结得,只是名义不正耳。若 是爹爹入山,说得他们一同归附朝廷,不特我们忠节完全,抑且还有廓清山海之绩”(第30出),呼延氏 父子没有徐宁那样偏执的认识,投奔梁山接受朝廷招安,但他们也认为“名义不正”,而婆媳俩认为 “他是忠良士,节义流;为何的,共贼俦?今虽招抚名还臭,这冠和佩,看越羞”(第35出),闺阁中 人亦紧持此种看法,徐宁与呼延父子、婆媳、忠良之士与强盗贼属的观念对立始终流荡在全剧的情感漩 流之中并居于主导地位。 招安之后的水浒豪侠们也各有所适,有回归朝廷复作忠臣,有流落山野隐居遁世的等等,公孙胜逍遥远 遁,汤隆、时迁、戴宗随同偕隐并拜其为师。梁山豪侠“侠骨天成,并叙梁山大义”(第1出),襟抱为 国出力的忠义观念走向招安的最后结局。明代文人传奇家把啸聚山林的豪侠基本定格为盗,只不过在前 面加上限定词“侠”,成为“侠盗”,表现为所有水浒豪侠传奇的共识。在“盗”的名目之下各寓其心 态,“倘有日宋大哥也做了盗君皇帝,少不得时酒保定是个盗学名家”(第4出),时迁的戏谑言辞具有 深刻的“盗学”意蕴,“可怪那些世上人,他只笑我是人间盗贼,我却偏笑他是井底的蛤蟆。几曾见降 下柳盗跖来做了柳下惠的兄弟,谁不晓得吕不韦却是始皇帝的爹爹。只要我这盗通天地,哪怕你这草里 官家”(第4出),盗跖与柳下惠兄弟俩,一为盗,一为仁人君子,吕不韦盗取秦朝权柄,嬴政终成正 统,强调的是“盗通天地”与“替天行道”遥相呼应,也暗含一定的紧张,通天地之盗如果顺天意反抗 朝廷就属正当之举,如果不顺天意,则表现为逆天之行,讥刺了历代君王皆是由“盗”而得,道学先生 也是盗学而已,抨击不可谓不深切中肯,人君的盗学内涵、道学的欺盗性质反证出以盗自名的豪侠的天 成性特征(真),形成真与假的对比。“大盗回头,坚心入道。盗道不难,难于导道。盗精盗髓,盗气 盗神。道以盗成,盗从道济”(第34出),“大盗回头”即英雄回首,专心修道,盗取大道并不难,如 世间道学先生之盗,难于导入道的真实境域,盗精盗髓,盗气盗神即汲取自然界天地日月之精华以培气 固元,盗道相成,道以盗成,盗以道济,既在阐解修道的辨证过程,根底却是阐释人间的盗道相济相成 的社会历史哲学内涵,肯定了梁山豪侠的正义合理性,显然是《庄子•胠箧》中的理论阐拓。 《偷甲记》全剧就建立在盗以天道为深厚根基的传统思想文化土壤中。此剧在《水浒传》小说的传奇戏 曲文人化中的表现是矛盾冲突最为复杂的豪侠传奇作品,宋江对招安也有一种矛盾心态的展露,“固日 解甲归降,吾心素愿,然而投戈就缚,众志安从”(第5出),他也考虑到梁山豪侠对招安会持有不同态 度,由此显现出一种游移之意,戴宗对招安就有自己的基本看法:“他则要安臣节,决不肯定远图,只 恐怕聪明反被聪明误。更可惜弟兄樽俎文和武,须省得乘时莫把人情忤。若待去洗兵鱼海作逋囚,又何 妨凭凌一怒可也安黎庶”,戴宗深知安于忠臣之节不图远虑,担心招安反被招安误,也就可惜梁山豪侠 的文武才能与一腔热血,有一种推翻朝廷的意韵表现出来,并且这种认识阐述得相当清楚,“非是俺无 穷望,也只是就势图。从来窃国为君父,再休得悠悠不断成耽误,再休得扬扬得意安门户。总不如把乾 坤重整令诸侯,那时节修仁修义,到犯不着春秋怒”(第6出),希望宋江不要游移依违,如果自己定乾 坤令诸侯,那也就用不着春秋的褒贬了,其中仍体现出“盗道”哲学观。宋江的游移、戴宗的坚决推翻 朝廷再定乾坤与剧作最后的走向招安形成极大反差。文人传奇家的矛盾心态也可由此窥视而出。徐宁、 呼延灼父子、婆媳忠孝与忠义之间的紧张对立,在招安声中仍没能消解,虽然传奇家在叙事策略上构造 出“盗道互济”哲理且认为只有盗才能真正入道,凸显出“盗”的天成性质(真),但作为“真”的盗 却趋向“盗学先生”所谓的“道”(招安)亦就是假,那么,《偷甲记》从哲理内蕴上即深潜着真与假 (盗道与盗学先生)的严重对立,因此,全剧的矛盾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尽管在形式上使盗归于君的统 摄之下取得和合效果,实际上表层的协调遮蔽着深层的激烈冲突。《元宵闹》与《偷甲记》基本上属于 同一思想格调的水浒豪侠传奇作品,与前面的传奇作品显属于不同的文本与舞台阐释层面,特别是《偷 甲记》是所有水浒戏中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豪侠传奇作品(思想观念上的冲突)。它是从历史哲学的高 度阐释其冲突的。这种冲突也全息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自身的矛盾特征。从此角度而言,《偷甲 记》是所有水浒戏当中思想意蕴最深刻的作品。而人与自然互盗互生宇宙哲学总原理“盗”是人类历史 哲学原理“盗”的生存根据,从最深层的思想文化基质阐释着梁山豪侠生存活动的总根源,但作为宇宙 哲学总原理的“真”却又归于“盗”的表层之“假”,文人传奇家本身陷入了深沉的迷惘与困惑之中。 与水浒豪侠传奇思想题旨相仿佛而不属于水浒戏的豪侠作品也尽力勾画着这种儒侠形象。《节侠记》、 《埋剑记》、《盐梅记》等作品皆是。十七岁的太仆寺丞裴伷先“伉侠好交,多才负气”(《节侠记》 第2出,下同),与其叔父裴炎感于“太后暱狎邪佞,残害忠良。杀子屠儿,弑君酖母,犹复包藏祸心, 窥窃神器”(第2出),劝导裴炎延迟征讨李敬业等人的逆反之举,以期劫迁太后于内殿,奉迎太子还 朝。武则天改元易服取李唐代之以武周,宰相裴炎在殿上与李秦授争论,坚决拒绝武则天的自立作法, 武三思、李秦授构陷裴炎与李敬业同谋,被押赴市曹斩首。裴伷先直言劝谏武则天重立唐室归政于李姓 天下,被杖打一百流放岭南而去。在岭南他广结流放岭南官吏张说、布衣俞文俊、铁骑将军刘生等人, 担心遭到朝廷李秦授等人谗构,携带家眷私归故里,被发觉改流塞外,李秦授、武三思打算在途中杀害 裴伷先,思摩可汗素钦裴炎、裴伷先两人,认为是朝中直言诤臣,亲自带人迎接裴伷先,押解差人由于 受果毅都尉李多祚恩惠,才没有于路途之中陷害裴伷先,思摩可汗把女儿嫁给裴伷先以慰其流放寂寞之 苦,李秦授为杀死裴伷先又奏说谶语有“伐武者刘”,武则天下旨杀天下流人,目的却只在裴伷先,李 多祚差勇士赍书前往塞外报信,裴伷先携带妻子遁逃,虽得刘生力战而死相保,但仍被追兵抓回准备斩 首。武后退居别殿,李姓王朝复振,张昌宗、武三思等辈俱已授首,朝廷赦免流人之罪,李秦授在塞外 监斩裴伷先,李多祚急速赶往救下,裴伷先一下子由被杀之人转为监斩李秦授之官,朝廷升其为工部尚 书兼幽州帅,官场的风云变幻在李秦授的话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近来世上的事,大率反复不常。 比如适终李秦授坐在上边监斩老爷,谁想一时间就掇将转来,老爷到监斩李秦授。如今或者又是个圣旨 到来,依先着李秦授监斩老爷,也未可知”(第30出),官场仕途“抱虎眠”的特征令文人既欣羡又惧 怕。此剧重在写裴伷先等对李唐王朝的忠诚,反对的是乾坤易位的颠倒事实,忠诚与节侠混而为一,凸 显其“也只为万古纲常,由来妇道无相抗,怎临朝擅夺乾纲”(第6出),在当下视域则是一种性别意识 优越感的失落,裴伷先在于广结天下豪侠,其被难得其助力,果毅都尉李多祚多方设法使其免于一死, 刘生保护裴伷先战死等皆是报其结交重知己之恩,“这都是相公一生忠义之报,平日结客之功”,“忠 贞节侠”在于其气节(第32出),总体而论,这部作品从叙事艺术策略及结构展示方面都是很粗糙的作 品,忠奸冲突完全设置于李秦授、武三思辈的陷害忠良,但从本质上李秦授与裴伷先并没有什么根本利 益冲突,因而使全剧的表现力度大打折扣,其节侠形象似是而非。《盐梅记》王媵儿在饥荒与官府的双 重逼压下被迫起义反抗,偶遇宋道光结成连理,听闻宋道光阐述“三纲五常”之理顿熄操戈雄心,自觉 皈依妇道伦理境域。解散兵卒助成宋道光功名。女扮男装假行制府威权,诛杀九尾狐祸害民间、听讼断 狱准情而行,实是行侠仗义平不平。王媵儿解散兵卒但她本人并没有皈依王化,而是以欺瞒之策遨游民 间。王媵儿的豪侠作派与“三纲五常”浅表层虽显一致,但深层处于激烈冲突之中。 三 水浒豪侠传奇津津于忠孝节义观念以此设置传奇构架,从每个水浒豪侠聚义啸聚梁山开始,指向他们的 终极归趋:接受朝廷招安。宣扬彰明“世上本无难做事,常言只怕有心人”(《水浒记》第17出),只 要豪侠出现,世上也就没有难做之事,因为没有碰到“有心人”,与“天下多有不平事,世上难遇有心 人”(《紫钗记》第53出)形成一种反差,从这种反差中透显其豪侠的理想性特征。水浒豪侠的基础在 于维护纲常,其诛锄奸夫淫妇、权奸佞臣等名义与“法”处于悖逆地位,而其在更深层面则又维护着政 治伦理的正常轨道,不过以其豪侠方式行之,“英雄志”与“游侠情”交互构织,以“英雄志”为其旨 归,秉承忠义的伦理型豪侠无论是出身于下层,抱有“名将出衡茅”的志愿,还是身在朝廷的将领,两 者都走向忠孝节义的境域,而世人感慕的即是“人人若把心平等,世上谁人吃大拳”(《义侠记》第26 出),达到人心平等也只能是明代文人心造的幻像。 伦理型豪侠主观上自觉维护忠孝节义等纲常伦理,接受朝廷招安与忠于朝廷为其表征;伦理型豪侠出于 功名伦理观念、信守儒家之道,极力赢获社会的认可朝廷的认同,以便从绿林步入朝廷;其豪侠行为多 以力胜,表现粗豪,且血腥浓重,这与明代文人对豪侠内涵的认识有根本关系,从明代文人传奇豪侠作 品世界可以觇知,明代文人的豪侠观是一种模糊的宽泛的观念,豪侠传奇中“侠士”、“义士”、“节 侠”、“义侠”、“英雄”、“刺客、“豪杰”等概念几乎处于等同地位,以及中晚明人刊刻《水浒 传》为《江湖豪客传》,与《三国演义》合刻为《英雄谱》情况也使两者为一。而《三国演义》小说基 本可以代表明代文人的英雄观:“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 也”[4](P263),与明代文人豪侠作品相比勘,则水浒豪侠当属英雄之列,其他的可以大致呼之为豪 侠,不管是豪侠抑或英雄,明代文人传奇均不以写实见长,而主要是一种写梦文学,尤其是其中的豪侠 形象。更是作家与读者“英雄梦”的投射[5](P9)。明代文人传奇豪侠作品的出现,也主要基于读者的 “梦英雄”和“英雄梦”,“前者指其不满世间不平与黑暗,希望有侠客拔刀相助,惩恶扬善;后者指 向阅读中不自觉地‘替入’,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角色,实现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实现的梦想”[5] (P220),作家的希望、观者的“替入”是一种人性心理的需要与满足,所以在此意义上说,“小说是 一种需要,展现一个世界”[6](P49),明代文人传奇的豪侠作品,亦是一种需要,它满足了人们在当 下现世中的一种迫切的需要,展现出一个豪气飞扬的豪侠世界。明代文人的豪侠作品世界,一以侠客许 人,一以侠客自许[6](P12),它表现出明代文人传奇家的双重情结,也体现出豪侠世界的幻设性情 感,它们与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结合,透显出人们潜抑的英雄崇拜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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