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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水浒传》成书时间论争述评

 

近十年来《水浒传》成书时间论争述评 刘相雨 一、论争的背景 《水浒传》的成书时间问题,是困扰学术界的难点问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水浒传》放在 “元明传来之讲史(下)”来讲述,并没有指出它具体的成书时间。后来,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 变迁》中指出,《水浒传》中宋江招安的情节,“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 乃明初加入的”。 建国以后的几部权威的文学史,多将《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定为“元末明初”。例如游国恩等主编的 《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和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都是如此。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虽然没有明确地给出《水浒 传》的成书时间,但是该书将《三国演义》《水浒传》分别安排在第七编“明代文学”的第一章、第二 章,而把产生于明代嘉靖以后的《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安排在第八章、第九章;这种章节的安 排,似乎也在表明《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为“元末明初”。 《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说,是一个为当代多数学者所接受的观点。不过,“元末明初”是一个 很宽泛、很模糊的时间概念,比如“元末”应该从哪一年算起,“明初”又应该到哪一年截止,都没有 一个明确的时段划分。仅就“明初”来说,从明朝建立(1368年)到《水浒传》刊刻的嘉靖年间(1522 年—1566年),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了。从《水浒传》的版本情况来看,学者们一般认为,今存较为完 整的《水浒传》百回本为万历己丑(1589年)天都外臣序的《忠义水浒传》。 另外,万历三十八年 (1610年)容与堂刊印的《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也是较早和较有名的百回本。 一般情况下,我们判断一部书的“成书时间”,往往依据作者的生平经历、自序以及该书的出版、刊刻 日期或相关的序跋等等情况综合来判断。 但是,《水浒传》的作者自明代以来就有施耐庵、罗贯中等种 种说法,他们的生平资料都少得可怜,这为判断《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增加了很大难度。至于从 《水浒传》的文本(即“内证”)去探讨其成书时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由于《水浒传》是一部世 代累积型的长篇小说,从南宋以来的“说话”艺术到元、明的杂剧、传奇作品,不同时代的作者都在叙 说着水浒故事,都会在《水浒传》中留下或多或少的时代痕迹。叶德均早就指出,《水浒传》中对于 “灯市”、“酒库”、“锦体”、“圆社”等内容的描写,“还保存宋元人的本来面目”。 另外,以什 么样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基础,也是学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水浒传》成书时间的模糊性和宽泛性,使学者们感到很不满足,促使他们去探讨《水浒传》成书的更 为具体的时间。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石昌渝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提出《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在“嘉 靖初年”。“一石激起千层浪”,“嘉靖初年”说的提出,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张培峰、陈松 柏、沈伯俊、萧相恺、苗怀明、侯会、张宁等学者纷纷发表对这一观点的态度和看法,形成了《水浒 传》研究的一大热点。由于石昌渝等学者的文章,大多发表在中国最权威的学术刊物《文学遗产》上, 相关的论争也主要以《文学遗产》为阵地,因此,这一论争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 二、《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的主要依据 石昌渝提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是经过了深思熟屡的,他的研究方法也是逐渐明晰起来 的。他在《从朴刀杆棒到子母炮——〈水浒传〉成书研究之一》提出,“研究《水浒传》的成书,可以 有多个视角,可以选择不同的切入点,若单就其人物使用的武器,从朴刀杆棒到带甲上马,从冷兵器到 火炮,未尝不可以理出一条演进的线索来。在这各类武器中以凌振的子母炮为最先进,也最具威慑力, 它既是宋江等人的武器演进之终点,也是《水浒传》成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该文中,他以朴刀、杆 棒、子母炮等兵器为切入点来研究《水浒传》的成书时间,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都十分新颖。后来,他 又发表了《〈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以下简称《考》),借鉴吴晗研究《金瓶梅》成书时间的 方法,“从这些作者所不经意的疏略处,找出他原来所处的时代,把作品和时代关联起来”。 在此基础 上,他又发表了《〈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续考——答张培峰先生》(以下简称《续考》),将《水 浒传》的成书时间进一步确定为嘉靖初年。 从石昌渝的论文来看,他提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的主要依据如下: 1.朴刀和杆棒:他根据《宋史》《元史》等史料以及宋元时期统治者对兵器的种种禁令,认为“朴刀杆 棒是民间打斗通常使用的器械,非真正意义的兵器”,朴刀“其实是务农器械,安上长柄谓之朴刀,安 上短柄谓之畲刀”。《水浒传》将朴刀作为正式的兵器来描写,特别是“军官也使用朴刀”、“正规战 争中将领也使用朴刀”,“说明《水浒传》的作者与朴刀流行的时代相去甚远”,《水浒传》的写作时 间要晚于元杂剧《争报恩三虎下山》和明初杂剧《梁山七虎闹铜台》。 2.土兵:他认为,《水浒传》中所描写的那种维持地方治安、类似皂隶仆役的土兵,特别是在阳谷县跟 随武松做日常杂务的土兵,既不是北宋、南宋时期战斗力较强的土兵(元代没有土兵),也不是明代成 化年间尚能战斗的土兵,而是明代弘治以后“竟列舆皂之中,捕挐民犯”的土兵。 3.碎银子的使用:他指出,在《水浒传》中,即使在偏僻的乡村酒店,也可以用“碎银子”付帐,而 “碎银子”乃是白银作为流通货币的形态标志,“《水浒传》绝无使用纸币的描写,甚至用铜钱也罕 见,市场交易不论款额大小,几乎专用白银”;他根据中国经济史、货币史的一些材料,认为白银作为 流通货币,“最早也早不过弘治正德年间,据《明史》,它更像嘉靖初年货币情况的写照”。 4.腰刀:他指出“腰刀,不能望文生义,解释为系于腰间的刀。诚然,它可挎在腰间,但它是专有名 词,指一种特殊型制的短柄刀”;他认为腰刀不是宋、元时代的产物,宋代的兵器中没有腰刀,元代使 用的是环刀,“腰刀产生在环刀之后,是明朝才有的兵器”,腰刀成熟并普及的时期在“戚继光活动的 嘉靖时期”,戚继光把“腰刀的形制加以定型和规范,并装备到全军,对腰刀的普及起到重要作用。” 他因此认为,“《水浒传》写人人都佩腰刀的情况,无论如何不会发生在明初”。 5.子母炮:他认为《水浒传》第55回中描写的子母炮即“佛郎机炮”,该炮“出现在正德末,开始制造 和装备军队在嘉靖初,这个时间非常确凿,如此便铁定了《水浒传》写它的时间,其上限不可能早于正 德末年”。 另外,他还根据明代万历年间吴从先读到的《稗史水浒传》与今本《水浒传》之间的巨大差异,得出结 论说“这《稗史水浒传》的成书或修订时间在正德末年或稍后,证明在正德末年以前根本就不存在《水 浒传》一书。” 综合以上诸种情况,石昌渝提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 笔者认为,石昌渝这种从文本内部、文本细节方面寻找《水浒传》成书时间和证据的作法具有重要的启 发性和开创性,特别是在《水浒传》成书研究陷入困境和停滞状态的情况下,这种方法无疑开创了一种 新的研究思路。不过,这种研究方法一开始就存在着风险,即我们研究《水浒传》时使用的文本多是万 历年间刊刻的,我们很难证明这种文本细节方面的差异不是刊刻者改的而是原来文本中就一直存在的。 三、《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的论争 (一)、朴刀和杆棒:最先对石昌渝的论文提出质疑的是陈松柏。他在《朴刀、杆棒、子母炮辨疑》 (以下简称《辨疑》)中指出,朴刀、杆棒都应是正式的兵器,朴刀决不是畲刀;畲刀是农具,即“将 柴刀柱上一根长约四尺的木柄”,“用这种长柄的刀干那种超负荷的活可就轻松舒服得多了”。 笔者认为,在朴刀、杆棒问题上,两人的争论其实并没有建立在一个共同基点上。石昌渝认为杆棒不是 正式的兵器,主要是从其“实”——杆棒的杀伤力来说的,它不如铁质武器的杀伤力大;陈松柏主要是 从其“名”上来说,《水浒传》第2回就将棒列为“十八般武艺”之一,怎能说它不是正式的兵器呢?陈 松柏认为,“朴刀”的“朴”并没有“削冶”的意思,朴刀“是以‘朴类’木头为柄的特定的刀”。陈 松柏关于“朴刀”得名的解释固然未必正确,但是石昌渝认为“朴刀之得名,应与砍伐有关”的推论, 似乎也有点仓促。从石昌渝与陈松柏论文中所列举的证据来看,笔者也认为朴刀、杆棒应是正式的兵 器。 (二)、土兵:关于土兵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水浒传》中描写的土兵是否属于南宋的土兵? 张培锋在《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以下简称《考辨》)中认为,“自南宋 起,土兵之隶属即归提刑司,而宋代提刑司的主要职能就是负责刑狱和治安防务”,因此《水浒传》描 写土兵维持地方治安,恰好证明《水浒传》的作者熟悉南宋土兵制度。石昌渝在《续考》中反驳说,南 宋时的土兵“归路一级的提刑掌控,又驻扎在营寨,它就不可能分散到州县衙门去充当皂隶的角色”, 而武松所带领的“充任杂役的土兵却专为县衙所辖,它反映的决非南宋土兵制度”。张培锋认为,南宋 土兵和官兵被“私役”的现象十分严重,以致于朝廷不得不屡次下令禁止,他以徐梦莘《三朝北盟会 编》等文献中被用来“擎肩舆、供伎巧、服厕役”的士兵为例,说明“官兵尚如此,土兵被私役就更是 司空见惯的事”。(《〈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再质疑》,以下简称《再质疑》)萧相恺、苗怀明 也进一步强调,“土兵地位低下,为军官的仆役,绝不是从明成化时开始的。有宋一代,不要说土兵, 就是禁军,也常常沦为军官的仆役”。(《〈水浒传〉成书于嘉靖说辨证》,以下简称《辨证》)另 外,萧相恺、苗怀明认为,《水浒传》中写到的土兵分布的范围和维护治安、缉捕盗贼的职能都与南宋 相似,应是“宋元兵制的反映”。(《〈水浒传〉成书于嘉靖说再辨证》,以下简称《再辨证》) 2.元代有没有土兵? 石昌渝认为元代没有土兵。张培锋列举了《元史》卷十七黄坚请调土兵讨伐黄胜许事、卷一百六十八陈 天祥“用土兵收李必聪山寨”事、卷一百四十议立“土兵元帅府”三则事例,证明元代也有土兵。 (《考辨》)萧相恺、苗怀明也根据《钦定续通志》的相关记载,认为元代有土兵。(《辨证》)石昌 渝在《续考》中认为张培锋所举《元史》中的土兵,或指乡民自卫组织或指乡丁或指屯垦之兵,他们都 不可与“政府编制中的土兵混为一谈”。石昌渝认为,“‘土兵’一词,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含义:一 指政府兵制的一个兵种,即兵制中的土兵;二指地方世家豪族和少数民族土司所组建的自卫武装,这种 ‘土兵’宋元明清各代都有”。石昌渝在《〈水浒传〉成书年代再答客难》(以下简称《再答客难》) 中认为,“元代无土兵建制,乃是国家兵制的规定。个别金元文献中记某时某地称某地方武装为‘土 兵’,并不能改变元代土兵建制的事实”。 关于元代有没有土兵,双方的分歧在于对文献的理解不同。另外“有没有土兵”和“有没有土兵制度”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元代没有“土兵制度”但不一定没有“土兵”。 3.明代的土兵及其战斗功能 石昌渝认为,明代成化初年才恢复土兵制,成化以前没有土兵。张培锋以《明史》卷159、卷166、卷317 中的记载为例(《考辨》),萧相恺、苗怀明以《明史》卷318、卷331、卷316、卷310的记载为例 (《辨证》),说明在明代成化以前就有土兵。石昌渝认为张培锋、萧相恺、苗怀明所提到的土兵或是 少数民族土司之兵或在明代成化以后,因此不足为据。(《续考》《再答客难》)萧相恺、苗怀明还提 出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二有关于土兵的相关记载。石昌渝则回答说《涌幢小品》中提到的土兵也是 土司之兵。(《再答客难》) 笔者阅读《《涌幢小品》时,发现其中除了其他几位学者提到的有关土司之兵的记载外,还有一处关于 土兵的记载。其中提到明朝初年,胡深在缙云地区,就已经建议成立土兵,“令有田者,米十石,出一 人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计之,米二十万石,当得精兵二万人。军无远戍之劳,官无养兵之费,而二 十万之粮固在也。行之数年,使所在兵强而财阜,此制最善”。 章溢父子兄弟也亲自实行了这一方法, 只是当时还没有形成土兵制度。 张培锋认为,“自宋至明一直有土兵,但形态多样,更替复杂,且‘战时’和‘平时’的职能有所区 别。《水浒传》所描写的土兵当属‘平时’的状态,隶属于州县,确实‘形同皂隶’,但这一点丝毫不 能证明必定属于明代正德年间以后的情形,用来判断《水浒传》的创作年代是证据不足的”。(《考 辨》)萧相恺、苗怀明也认为,宋、元、明都存在土兵,土兵的兴衰和战斗力是不能以朝代来划分的, 土兵的职能也有两种,“一是隶属于边将,承担防守、击退来犯或开拓边疆的任务”,“一是在地方担 任剿捕叛逆、土匪、盗贼的任务”。(《辨证》)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第一个问题,即《水浒传》中描写的土兵是 否与宋代的土兵情况一致?如果二者是一致的,即使元代、明代没有土兵,《水浒传》的作者也可能以 此作为写作的素材。 笔者在阅读《水浒传》时也发现,《水浒传》的土兵分布甚广,在华阴县(第2回)、郓城县(第13回、 第18回)、阳谷县(第22回、第24回、第26回)、江州(第40回)、沂水县(第43回)都有土兵的存 在,其职能也大体相似,即维持治安、缉捕盗贼,这与南宋土兵的情况较为接近。石昌渝强调宋代的土 兵不可能沦为杂役,证据并不是很充分的。 笔者认为,在土兵问题上,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禁令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政府严禁军官私役土兵,其 实正反映了土兵被军官私役的情况十分严重,以致于政府不得不屡屡发出禁令。也就是说,对于同样的 史料,人们有时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另外,笔者注意到,《明史•兵志》提到明代“卫所之外,郡县有民壮,边郡有土兵”,明代的土兵似主 要应用、分布于边关地区。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关于明代的土兵的建制、职能等情况的研究还不够充 分。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这方面的研究,则问题的解决会容易一些。 (三)“碎银子”的使用 石昌渝认为,宋朝的货币是铜钱和铁钱,元代的货币包括白银和铜钱,而主要形态是纸币,明朝初期流 行的也是纸币,“在中国历史上,白银成为货币是明朝中期才发生的事情”。(《考》)石昌渝再三强 调,白银如果作为贮存、馈赠等手段,就不是流通的货币。白银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作为支付的手段时, 才能称为流通的货币。 张宁支持石昌渝的观点,他认为:“货币史研究和官私文献史料都显示,银两在元末明初的流通远未达 到《水浒传》中广泛而深入的程度,仅是一种次要货币,多用作政府、势豪之家的贮藏手段和大额支付 工具,以及用于富商大贾之间的大宗交易”,在此基础上他认为“石文以用银的情节质疑元末明初说, 合乎史实,至少说明正统以后有人在早期稿本的基础上做了大量添写润色”。不过,张宁认为“社会专 用白银”的时间要早于嘉靖初年,“可上溯至成化,嘉靖初年是下限”。(《从货币信息看〈水浒传〉 成书的两个阶段》 张培锋则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与南宋同时的金朝,白银已成为主要货币。元代以后,白银更成 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为了说明这一点,张培锋举了关汉卿《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包待制智斩鲁斋 郎》、杨显之《郑孔目风雪酷寒亭》、高文秀《须贾大夫谇范叔》等四部杂剧中使用“碎银子”的例 子,说明“元朝人交易时普遍使用银子”。(《考辨》)石昌渝在《续考》中认为,张培锋所举元杂剧 用的是明代臧懋循修改过的《元曲选》本,如果以此为依据,需要证明“引文为元刊本原有而不是臧懋 循后加的”。平心而论,石昌渝的要求虽然有点过分,但仍然是合理的。后来,张培锋在《再质疑》 中,又举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小孙屠》中有“略有些小银子,权当酒钱”的句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石昌渝认为该例句中有一“权”字,恰好证明银子不是流通的货币。(《再答客难》) 萧相恺、苗怀明认为宋元和明初,官方确曾禁止用银代输,也曾经下令禁止民间用银子作为货币,但是 朝廷“并非始终严禁,民间用银交易的情况大量存在”,他们举了《皇朝文献通考》《历代名臣奏议 录》《元史》等文献中的事例说明这一问题,又从《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找出了十则例子,证明元 代民间交易是用银子的。(《辨证》) 石昌渝在《再答客难》中指出,“银要成为流通货币,前提是必须要有满足市场流通需求的白银数量。 这是一个不可违逆的经济法则”,而这个时间在明代成、弘以后,他认为“百姓拿自家出产的实物换取 金银以代输,与把金银作为货币去购买实物,乃是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发生的、两种实质完全不同的经 济行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石昌渝认为《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十则例子都不 能说明问题。 笔者认为,《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小张屠焚儿救母》中“怎莫这付药值银十两”以及《张鼎智 勘魔合罗》中“正末与银了”的“银”都是指银子,没有什么疑问。石昌渝将其中的“银”解释为银 钞,说:“元代戏曲、小说中称值银多少两,并不等于要付白银,实际所付可能是相当于白银价值的钱 钞”。(《再答客难》)笔者认为,石昌渝的这种说法是缺乏依据的,有强词夺理之嫌。 萧相恺、苗怀明在《再辨证》中重申,宋、金、元政府曾经允许民间以银代输,则百姓中就会出现以银 贸易的情况,而金哀宗时曾有过开放民间用银的政令,元代政府禁用银两而又未始终严厉禁止,且时禁 时不禁,因此,民间交易用银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 2、《水浒传》中是否有使用纸币的描写? 张培锋列举《水浒传》第7回、第12回、第24回中的“坏钞”“钱钞”等词语,说明《水浒传》中“并非 只是使用银子交易,也使用纸币和铜钱”。(《考辨》) 石昌渝认为《水浒传》中的“钱钞”是指钱财,“坏钞”是指破费银子,并不是在使用纸币。 侯会则另辟蹊径,得出了《水浒传》人物使用纸币的结论。他根据《水浒传》第9回柴进赠给林冲“一斗 白米,米上放着十贯钱”,他认为如果这十贯钱是铜钱的话,按照中国元明的衡制推算,就有七十多 斤,“不知披枷带锁的林冲如何负担得了”。《水浒传》第25回武大给郓哥数贯钱、第16回杨志手下的 士兵凑了五贯钱买酒喝,都存在这种情况。因此,他认为“林冲、武大以及杨志麾下军汉所收授、携带 的钱贯,可能不是铜钱,而是纸钞”。 笔者认为,侯会的这一结论是可信的。侯会还注意到《水浒传》中“凡遇官府悬赏及民间大额交易,仍 以钞贯计算”。他进而认为,“《水浒传》所展示的生活场景中,白银作为硬通货成为主要货币,铜 钱、纸钞地位相对低下,这正是明代前期(嘉靖以前)货币流通的重要特点”。 (《疑〈水浒传〉前半 部撰于明宣德初年》) 笔者认为,《水浒传》中官府悬赏均以“贯”计算,说明纸钞或铜钱是当时的法定货币。如第2回华阴县 悬赏三千贯捉拿朱武、杨春、陈达三人,第3回渭州悬赏一千贯捉拿鲁达,第11回沧州悬赏三千贯捉拿林 冲,第22回郓城县悬赏一千贯捉拿宋江,第31回孟州悬赏三千贯捉拿武松。宋江等人上了梁山以后,官 府悬赏的额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第43回中,“那榜上明明写着赏一万贯钱捉宋江,五千贯捉戴宗, 三千贯捉李逵”。在宋代,铜钱是法定的货币;在元代和明初,纸钞是当时法定的货币;铜钱和纸钞都 是以“贯”来计算的。官府悬赏以“贯”为单位,说明白银还不是当时的法定货币。 3、《水浒传》中的货币信息与成书时间 石昌渝根据《水浒传》中“碎银子”的普遍使用,推测其成书可能在“嘉靖初年”。侯会、张宁基本上 同意石昌渝的观点,又各有补充和发挥。 侯会根据《水浒传》第17回何涛给弟弟何清十两银子,说:“银两都是官司信赏的,如何没三五百贯 钱”,推测当时银、钞的比例为1:50,而这个比例是正德初年(公元1426年)银、钞的比例,因此,他 怀疑《水浒传》的前半部(大致为前四五十回)撰于明宣德初年。 后来,他又撰文再次肯定了这一银、 钞的比例。(《〈水浒传〉成书时间再探讨》) 张宁认为宣德初年的银、钞比为1:150,而不是1:50,《水浒传》中用钞的情节如写于明代,“时间当 在洪武末至永乐初”。在此基础上,张宁提出《水浒传》创作的两阶段说,“前一阶段在洪武末至永乐 初年,某作者在旧有水浒故事的基础上,写出一个内容大致完整但较为粗略的稿本,因此在‘前半 部’、‘后半部’都有明显是用钞的痕迹”,“后一阶段在成化到嘉靖初年之间,另一作者大幅度添写 润色,最终成书。大量的用银(特别是用碎银子)的情节,是他无意间留下的证据”。 萧相恺、苗怀明则根据《水浒传》中对“花银”的描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他们提出《水浒传》有六 处写到“花银”,分别在第2回、第14回、第15回、第36回、第40回、第75回 ;写到“纹银”的只有一 处(百二十回本第103回)。他们认为这是百回本《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的重要证据”。(《再辨 证》) 沈伯俊指出,“在元代至明初的小说中,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交易中使用的货币是多元化的,白银、铜 钱、纸币都有,而白银的使用则明显地居于主导地位”。他举出了宋元明的小说话本中12例用银的情 况,3例用铜钱的情况,6例银、钱并用的情况,3例银、钞并用的情况;宋元讲史话本中4例用铜钱的情 况;《永乐大典•魏征梦斩泾河龙》中也写到了用银交易的情况;明初的文言小说《剪灯新话》《剪灯余 话》中,则是银、钞并用的。他认为“从元代到明初的小说中,白银的使用真是随处可见”;“在元杂 剧中,白银的使用也是居于主流地位”;而在《水浒传》中除了使用银子,还使用了铜钱,在百回本的 前30回中就有14处描写用钱的情况,因此,“《水浒传》写到的日常消费中,银、钱并用,而以白银为 主。这种情况,与大多数元代话本小说、元杂剧相类似”。(《文学史料的归纳与解读》,文艺研究 2005年1期) 笔者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仅仅从货币信息来判断《水浒传》的成书时间,还显得证据不足, 还需要做更为细致的研究和发掘。不过,石昌渝对“碎银子”的重视,促使学术界对《水浒传》中货币 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 (四)腰刀 石昌渝认为腰刀是明代才有的武器,张培锋不同意这种看法。张培锋认为,元杂剧《冯玉兰夜月泣江 州》中已有“持着腰刀,将俺父亲并兄弟、家童、梅香、梢公,尽行杀死”的句子,说明元朝人早已使 用“腰刀”。(《考辨》)石昌渝认为张培锋所举元杂剧的例子在版本上有问题,需要证明“腰刀”一 词是“元本原来就有而不是臧懋循自己写的”。石昌渝强调梁山好汉们“挎着腰刀在城镇里大摇大摆的 情况不会发生在严禁兵器的时代”,其时间应该在明代正德以后。(《续考》)张培锋在《再质疑》提 出了新的证据,即宋代梅应发、刘锡同撰《宝庆四明志•四明续志》卷六和宋代周应合撰《景定建康志》 卷三十八中都有军队配备腰刀的记载,“这表明,至晚在南宋时期,腰刀就已经是一种常见的兵器,在 军队中使用量很大,相当普及”;他还举了南宋诗人杨万里《十山歌呈太守胡平一》中的第六首,其中 写道:“王黄二盗久弛声,手捧腰刀白昼行”,说明宋代就已经存在着《水浒传》中那种“挎着腰刀在 城镇里大摇大摆的情况”。萧相恺、苗怀明在《辨证》中也指出,从南北朝到宋金元都有关于腰刀的记 载。(其中部分证据与张文相同) 石昌渝在《再答客难》中认为,萧相恺、苗怀明在文中所列举的腰刀与《水浒传》中的腰刀不同;《水 浒传》中的腰刀是普遍使用的特定的兵器,刀身比较长,应该在三尺左右,有刀鞘,可以系在腰上。 萧相恺、苗怀明在《再辨证》中重申,从各种文献记载来看,“宋代作战时士兵曾大量使用腰刀”。他 们认为,石昌渝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水浒传》中的腰刀与宋代文献记载中的腰刀有什么本质的区 别,也未能证明它与明代《武备志》《练兵实纪》中腰刀的相同之处。 笔者认为,腰刀在明代以前就大量出现,应是不争的事实。至于《水浒传》中描写的腰刀是哪一个时期 的腰刀,则还要做进一步的考察。 (五)子母炮 子母炮是石昌渝《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的最为重要的依据,因为其它几条证据提供的都是一 个大致的时间,只有子母炮的时间比较确定。 陈松柏、张培锋、萧相恺、苗怀明等学者,都曾指出《水浒传》中关于“子母炮”的描写,很可能是作 者想象的产物,并不一定是写实的。即使其描写是写实的,学者们也提出了一些质疑。 陈松柏指出,石昌渝在《考》中所引用的四则材料都是来说明“佛郎机”的,但是并没有说明“佛郎 机”就是“子母炮”;而且《水浒传》中的“子母炮”与“佛郎机”并不是一回事。张培锋在《考辨》 中也认为,仅仅根据“子母炮”与“佛朗机”的类似性就断言它们是一种东西,证据是不足的。萧相 恺、苗怀明在《辨证》中认为,《筹海图编》和《元明事类钞》等文献中都将“佛郎机”和“子母炮” 并列,“显见得这是两种不同的武器”。他们认为,子母炮“不过是一种相当简单的火器”,是戚继光 时代即将被淘汰的武器。 石昌渝在《续考》《再答客难》坚持认为子母炮即佛郎机,“大将军”“子母炮”“子母瓶”等都是 “佛郎机”的别称。 萧相恺 苗怀明在《再辨证》指出,子母炮和佛郎机的文献记载不同,它们的形制、制造方法、使用方法 和功效等方面都完全不同,因此“那个时期的子母炮非佛郎机,十分明显”;《水浒传》的子母炮,比 起明代文献记载中的佛郎机、子母炮要落后很多,很可能是一种“天坠炮”的武器。 学者们关于子母炮的论争,焦点在于子母炮是否佛郎机。笔者认为,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还不能将两者 划上等号。如果子母炮并非佛郎机,那么,《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就缺少了一个最为可靠的 证据。 四、论争的意义 这场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论争,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在这场论争中,石昌渝先生功不可没。虽然 他的研究结论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是他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却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和热 情,促使学术界深入、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这对于问题的最终解决大有帮助。在学术界,有时候提出 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有意义。笔者认为,这场论争的意义在于: 首先,该论争对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论争中,论辩双方使用的材料、方法等 都不再局限于文学的范围,而是广泛涉及到经济史、军事史、火炮史、兵器史、兵制史、货币史等领 域。对于文学以外的这些专业性知识,许多学者都是从头学起。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能将其它领域的专 家联合起来进行探讨,将会节省我们很多时间,得出的结论也会更加合理一些。 其次,要重视电子文献检索。我们注意到,在这次论争中,许多学者在搜集论辩材料时,都使用了电子 文献检索,特别是《四库全书》的全文电子检索,这使得一些非常生僻的材料都能够被利用起来,极大 地方便了研究者。 再次,要注意文献的版本。石昌渝曾经指出,有些学者在论述“腰刀”和“碎银子”等问题时,多次引 用《元曲选》中的相关材料,而《元曲选》的版本是不可靠的。萧相恺、苗怀明在《再辨证》中认为, 在版本的问题上不能采用双重标准:石昌渝认为《元曲选》中用银的例子可能是臧懋循所改,那么 “《水浒传》中用银的例子会不会也是后来的出版者修改过的呢?” 另外,笔者认为,在解读相关文献时,应该在整个的语言环境中来解释其含义,不能断章取义或望文生 义,也不能强词夺理或对于己不利的证据置之不理。只有正视问题,才有利于问题的最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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