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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检讨

 

百年《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检讨 江西 许勇强 李蕊芹 《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是《水浒传》研究史上一大难题,从上世纪20年代胡适鲁迅开始,虽经几代学 人的努力,但距问题的最终解决仍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反思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该问 题的最终解决和新世纪水浒学的健康发展均大有裨益。 成书时间诸说 从胡适鲁迅建立当代《水浒传》研究范式以来,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一是元代说。陈中凡认为“《水浒传》当为元人产品,元代以前不能有此创作了”。他认为《水浒传》 从体制上来看“实由元人‘词话’嬗变而出,较宋人话本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从语言方面看“《水 浒传》采用当代人民口语,可与元曲中互相印证”。于是作者得出自己的结论:“此书当作于元代中 叶,即十四世纪前半期,从体制和语言两方面可以得到证明。”[1]王利器认为《水浒传》根据周宪王杂 剧和瞿佑《归田诗话》中的材料以及《水浒传》语言有的在明代已经不通行等证据认为《水浒传》也 “不是明人作品”。他从《水浒传》内证入手,根据小说中的行省制度、爪哇国名和其他地名等七条证 据认为“《水浒全传》成书于元代,故多举当时之事为言,从而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氛”[2]。黄霖从《靖 康稗史》的作者耐庵的考证入手,结合吴读本的有关资料,认为此耐庵即《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施 耐庵当为宋末元初钱塘(今杭州)人,他曾于元初编集了一本简略的《水浒传》”[3]。 二是元末明初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鲁迅和郑振铎基本上都主张《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在元末明 初[4]。袁世硕根据《水浒传》所写宋代故事在地名、职官名、人事称谓等许多方面大都符合宋代社会的 实际,而杂用元代事语的情况并不多的现象认为小说祖本成书的时间“当不晚于元末明初”[5]。徐仲元 认为,从嘉、万以迄清初,凡是谈及《水浒传》及其作者(施、罗)的几乎都把时代说成或传为南宋末 以迄明初,而从记述之口气来看则象是对遥远的过去的回忆或追述,“这表明,嘉、万时人都把《水浒 传》的成书传世说成是很久远 的事情了。反之,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水浒传》之作者与时代虽聚讼纷纭,其说不一,但自 嘉靖初以来,几乎没有人说成甚或怀疑为当时(嘉靖)人所为。各种有代表性之说法,虽然大都染有扑 朔迷离之色彩,但却没有人怀疑或说出施耐庵系当时人某某之托名(施之托名说是到近代才明确)”。 因此,作者推断,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水浒传》(祖本)的成书时代及其作者距嘉靖时确实已远。 在嘉靖以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此种题材与倾向之作品,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较少流传机会之情形 以及较少确切真实之有关记述文字,因此才形成嘉靖以来对于《水浒传》及其作者之时代的聚讼纷纭、 猜测不一的局面”,而这恰好说明了《水浒传》的成书是在元末或者明初[6]。 三是明初说。周维衍认为,《水浒传》一书中有不少府州名称和相关的地理知识是宋代并不存在而到了 明代才出现的,这就为探求《水浒传》的成书年代提供了证据。作者具体考察了“江西信州”、“临淮 州”、“蒲州”等地名,认为《水浒传》写作于元代的说法便不能成立,“最后成书必定是在明代”。 作者又从“南京健康府”这一出现在明洪武十年(1377)的地名和小说中元代独有地名的偶然出现两条 证据,认为汪道昆汪、周亮工二氏所说洪武初成书的记载是正确的,“《水浒传》最后成书必是在明 初,更具体地说,当在洪武四年至十年之间,不可能在洪武十年以后。认为成书于元代,或元末明初, 或嘉靖年间这三种说法都不可取”。[7] 四是成化弘治说。李伟实在《从水浒戏和水浒叶子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一文中认为《水浒传》的成书 时间是在宣德成化之间。他通过元代水浒戏和明初朱有燉《黑旋风仗义疏财》和《豹子和尚自还俗》两 出水浒戏的分析,认为“元杂剧中没有留下小说《水浒传》彼时已成书的痕迹,从宣德年间朱有燉的两 出水浒戏里也看不到《水浒传》的影子”,因此《水浒传》不产生在元末明初,而是产生在宣德八年之 后。他又通过明人笔记关于成化年间水浒叶子的记载,并参考明末陈老莲绘画的水浒叶子和清代以至现 在还在民间流行的水浒纸牌上面的人物图像,进一步断定《水浒传》小说的产生最早也不得早于成化前 期。[8]后来他根据杜堇《水浒人物全图》又进一步考定“《水浒传》产生于明弘治初到正德初这二十年 间”[9]。 五是嘉靖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戴不凡最早提出《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其实并无其人,极可能就是郭 勋门下御用文人的托名”[10],这实际上就把《水浒传》成书时间界定在嘉靖初年。此后张国光从“小 说中地名有明代建制”、“没有反映宋元时期的民族矛盾”、“嘉靖前文献没有提到《水浒传》”、 “嘉靖前不可能出现白话文如此高超的作品”和“《水浒传》受《三国演义》影响”等五个方面进行论 证,认为《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不早于嘉靖十一二年[11]。次年他在《再论水浒成书于明嘉靖初年》中 提出四条证据力证《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为嘉靖十一二年左右[12]。最近十年石昌渝先生是嘉靖说的代 表者,他先后撰写了《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等六篇文章,从白银的使用、小说中的武器、明初戏 曲等方面考证《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元年至十九年这样一个时段”[13]。 在以上诸多说法中,以“元末明初”说最为流行,也是目前学界多数人采纳的一种观点。 研究方法举隅 《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论著虽有数十篇之多,但概言之其切入问题的角度无非以下几种。 一、从小说演进规律看元末明初是否能够产生《水浒传》这样伟大的小说。郑振铎曾认为“长篇小说的 进步是嘉靖以后的事。在此时之前,其文笔都是比较幼稚的。……长篇小说到了这个时候,正是黄金时 代的开始,《金瓶梅》、《西游记》、《封神传》与《西洋记》也后此不久便出现。白话的技巧已臻于 纯熟而超隽之境,一切的叙写描状,都深邃而婉曲,精悍而活泼,真切而完美”[14]。这实际上是继承 了鲁迅的文学进化论观点,承认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却忽略了其发展所具有特殊性,故而马幼垣批 评其为“一面之词”。后来张国光把这一点作为嘉靖说的论据之一。他认为“从文学进化的观点来看, 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我国白话文学发展至成熟期的一个标志”,郑振铎上述观点“等于承认了在嘉 靖以前不可能出现白话文技巧如此高超的《忠义水浒传》”,“因此它的时代就不会早于明中叶” [15]。反对者则认为任何规律都有特例,不能够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看待这个问题。 二、从现存与小说有关的文献入手考证小说成书时间。从现在发现的文献上看,嘉靖以前没有关于《水 浒传》作者版本的信息,我们关于《水浒传》作者与版本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嘉靖时的《七修类稿》、 《百川书志》和《西湖游览志余》等著作。不少学者据嘉靖时人记录的作者为元人的材料出发,认为小 说成书时间当为元代或元末明初,这以胡适、鲁迅等为代表。但部分学者则从嘉靖万历时期大量版本的 出现与此前小说版本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沉寂入手,认为嘉靖时才被著录的《水浒传》成书时代应该在嘉 靖时期,这以张国光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明初以前从无人提到过《水浒》,而所有可考的早期述及 《水浒》的文献,均出现于嘉靖以后”,“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水浒》版本,既以嘉靖郭刻本为最 古,而明人读评《水浒》的文章的时间上限,也都不超过嘉靖初年”,所以《水浒传》成书时代应该在 嘉靖时期。[16] 三、从小说文本的内证入手考察《水浒传》的成书时间,这是当前研究《水浒传》成书时间运用最多、 成绩也最显著的方法。大体来说又可分为考察小说地理描写、风俗、典章制、小说语言等方面。如袁世 硕先生根据《水浒传》地名、职官名、人事称谓考证小说祖本成书的时间“当不晚于元末明初”;而张 国光则从小说“鼓吹招安与宣扬道教”与没有反映宋元社会矛盾等方面考证小说成书于嘉靖年间;王利 器从《水浒传》语言有的在明代已经不通行等证据认为《水浒传》也“不是明人作品”;石昌渝先生从 朴刀、杆棒、子母炮这些武器与白银使用论定小说成书于嘉靖初年等。这种方法虽然比较客观,取得的 成果也比较突出,但也存在许多互相矛盾之处。 四、从传播接受角度考察小说成书时间,这主要以李伟实、王丽娟为代表。如前所论,李伟实通过小说 插画、水浒人物叶子和朱有燉戏曲中所反映的小说人物绰号、情节与《水浒传》的比较考证小说成书于 成化弘治间。王丽娟从《词谑》入手,通过考证崔铣、李开先等评论《水浒传》的时间,从而断定《水 浒传》成书时间的下限应不晚于嘉靖九年,又通过对《词品》、《戏瑕》、《百川书志序》的细致分 析,再结合杨慎与崔铣、文征明之间的关系,推断出《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上限应不早于嘉靖三年 [17]。另外她还从感性与理论两方面分析运用传播接受理论研究《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合理性[18]。传 播接受这个新兴理论的引入为《水浒传》成书时间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但该理论在具体运用上 还有一些生吞活剥的迹象,也不能够完全妥善的解释《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一些特殊现象。 关于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 从以上研究视角切入《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尤其是文本内证法成绩最著,但他们 的缺陷也比较明显。 首先,文学发展规律是否可以作为学术考证的论据还值得考虑。虽然文学发展具有一般的规律,但我们 也不能够排除其发展的特殊性。因此以文学发展一般规律来否定《水浒传》成书于元代还须谨慎。马幼 垣在批评郑振铎时说:“小说发展固然有常规,这不等于说绝不容有例外……援常规以为附带说明是可 以的,直视作实证则很难站得住脚。”[19] 其次,如何客观公正的评价历史文献的价值。现存传世文献是在经历过无数劫难后才流传下来的,其文 献和考证价值尤其值得重视。比如在《水浒传》作者文献的问题上,是嘉靖人的记载可靠还是今人的推 论更可靠?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前人的记载是错误的,那就最好是相信古 人的话。否则抱着怀疑一切甚至否定一切古代文献的态度,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将陷入举步维艰的尴尬 境地。 再次,内证法固然比较客观,但就世代累积型小说而言,由于受小说材料来源的时间、空间的多维性、 复杂性影响,这就决定了小说的语言、地理描写、风俗、典章制度等材料不能够成为考证小说成书的绝 对证据。例如小说语言的考证就必须考虑到作者因小说故事发生背景而有意拟用宋元人俗语的情况,如 果贸然根据文本中的宋元俗语来考证小说成书必然胶柱鼓瑟;而地名的考证则必须考虑到伴随小说插增 和刊刻而产生晚近地名窜入的可能性。如果不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仅仅攻其一端而不及其余,就会出现 运用同一研究方法而得出元代说与嘉靖说这样矛盾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沈伯俊师在《多一些辨证思 维——古代小说作家生平研究刍议》一文中曾有所论及[20]。 最后,运用传播接受等新方法来研究小说的成书时间是很值得提倡的,但这种理论并不能够完全、合理 的解释《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一些问题。如有的研究者从文学时效性价值出发,认为一部作品“若在某 一时期它产生轰动效应,这个时期就应该是它问世初期”,但套用这个理论来解释《歧路灯》这部作品 就不是很适合。那么《水浒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情况呢?再如张国光、李伟实和石昌渝诸先生均以朱 有燉水浒戏与今本《水浒传》人物情节差异进行立论,其实这也很值得商榷。因为我们既不能因为朱有 燉的不知情就断然否定《水浒传》在明初存在的可能性,这在小说早期以抄本形式流传的时候是很常见 的现象。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水浒戏和《水浒传》人物情节的不同就认为朱有燉不知道《水浒传》的存 在。由于创作主体思想意识和艺术视野、审美趣味的差异,作家在创作戏曲时未必都能够严格遵循小说 文本亦步亦趋的进行再创作,这样就自然会出现作品与题材的不一致现象。因此郑振铎说:“盖戏曲作 家的描写与叙述,原是往往与流行的书本不很相同的……戏曲家之运用材料是极自由的,决不会为流行 的小说所拘束。”[21] 总的说来,以上几种研究方法互有不足之处,而《水浒传》成书时间的材料又非常少,且不少文献之间 也相互乖戾,在目前文献不足征的前提下,就需综合运用以上多种研究方法,并将《水浒传》成书时间 研究与《水浒传》作者考定、版本溯源和本事探考等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立体的综合研究体系,才有可 能最终解决这一世纪难题。譬如《水浒传》成书时间与小说版本形态的关系就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众所 周知,《水浒传》先后经历了几次插增,因此研究《水浒传》成书时间必须考虑到原本、插增这种版本 演变问题。就原本来说很可能创作时间在元末明初,因此其中包含有大量宋元习语,故王利器先生以此 为据考定小说成书于元代;而田虎、方腊等部分显然是后起插增的,其中必然包含有明代社会文化的痕 迹,因此有的论者据此考定小说创作时间为明初甚至嘉靖时期。如果考虑到小说的插增问题,上述许多 争论就自然冰释了。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如张宁从小说中的货币信息进行考察, 认为:“《水浒传》的主体创作分两阶段:前一阶段在洪武末至永乐初年,某作者在旧有水浒故事的基 础上,写出一个内容大致完整但较为粗略的稿本,因此在‘前半部’、‘后半部’都有明显是用钞的情 节;后一阶段在成化到嘉靖初年之间,另一作者大幅度添写润色,最终成书。大量的用银(特别是用碎 银子)的情节,是他无意间留下的证据”[22]。虽然张文的观点还值得进一步商榷,但其研究思路无疑 与笔者是相通的。 当然,就目前研究态势来看,由于与《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相关的作者考定、版本溯源和本事探考等 均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仍将继续争论,暂时还不能得到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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