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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 “义”的层次性构建

 

《水浒传》中 “义”的层次性构建 吴建华 阎续瑞 “义”起源于父系氏族公社后期的祭祀活动,“义”的本义是祭祀之礼,是礼仪。《说文解字》中说: “义,己之威仪也,从我羊。” 《周礼》云:“凡国之大事,治其礼仪。” 郑玄注:“古者仪但 为义, 今时所谓义者为谊。”因此,合理、适宜的事称“义”。《论语》云:“闻义不能从, 闻善不改, 是我忧也。”(《论语•述而》)既然是合理的, 正当的,那自然就要捍卫其中的价值。所以孟子说: “生,亦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后来, 经过逐渐引申,“义”被进一步赋予相宜、规范、善等更概括的抽象内涵,代表着人生中坚决捍卫的崇 高价值、庄严境界,也就是人的终极目的和根本价值。 “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义很广,一切合乎情理的思想和行为,都可以纳入“义”的范畴。“义” 作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精神,深深地侵入到中国人心理结构的深层,化为拂之不去,驱之不尽的 潜意识和本能性情感。在《水浒传》中,带有“义”字的回目就有12回之多。“义”渗透了众好汉的心 灵,成了其中的集体无意识,在书中,“义”以其丰富的蕴涵构建了特殊的层次性结构。 一、不可逾越的“天义”——天理道义,替天行道 《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宋元时期“泛农民趣味” 的小说。作者在创作和合成这部作品时,大量探寻借鉴 史料,以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真实风貌,同时也就更多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特征和哲学信仰。 “天理道义”的宿命论籍此得以表现。“天理道义”的思想根源始于西汉。董仲舒为给大一统的专制政 体提供一种合法性的论证,推演了一套“君权神授”的“天命”理论。“天子如何听命于天呢?是通过 ‘天人感应’,也就是通过灾异,即天文变异和水旱来对天子示警……董仲舒又吸取了阴阳家的‘五德 终始’之说,把自古以来的改朝换代说成并不是人事,而是像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一样是由 上天来安排的……” 在统治阶级的强力推广下,这种更新了的儒家思想从此迅速得以壮大。与之同时或 稍晚,谶纬之说在今古文斗争中出现。其后这一传统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使灾异与神话同学术思想 混合杂糅,逐渐形成对天理倾向的预言。于是谶纬之说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 于是,《水浒传》诸多故事,英雄人物的一切行为都在冥冥中遵循一个标准,即是否符合天理道义, “顺天”还是“逆天”。其外在表现,则是书中人物一出现时的“暗示”或随后境遇即可看出其结局的 “端倪”;在人的力量无法完成某一任务时,决定人物命运的神鬼异力与先天预兆便应时而出。 《水浒传》中的描写是北宋后期的事,此时虽然内忧外患,奸臣当道,民不聊生,但历史洪流中的广大 《水浒传》群众创作者并没有抱定以破坏与再建之心来书写现实,而更多的历史旁观者与受害者,也就 是广大民众,希望能够有仁政的出现,但是他们看不到哪个新兴的力量能真正顶替宋朝。况且,这不是 创造历史,而只是创造故事。在这种矛盾思想的驱动下,一方面人们在努力依靠天命维持着北宋王朝后 期的苟延残喘,一方面又期待着“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现象的实现。由于尚“破”不尚“立”的思想极 为浓重,加之对“德者”标准和出身的严格定义,被人们所支持的新兴势力就少之又少了,梁山起义队 伍是一只极少数能获得人们认可的队伍,并且这也有“遇洪而开”的天意。 在第一回中,洪太尉将“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一百单八魔君放出,紧接着书中写道:“却不 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 余者无论是否行仁 政,有雄略,得民心,但上升到“天理更替”的道义循环中时,无一例外不被承认和受到批判。试以 《水浒传》中另外几股势力作以比较: 河北田虎值水旱频仍,民穷财尽,人心思乱时纠集亡命,捏造谣言,煽惑愚民,此是“逆天”,《水浒 传》即贬诬之;江南方腊原是歙州山中樵夫,因去溪边洗手,水中照见自己头戴平天冠,身穿衮龙袍, 以此向人说自家有天子福分,因而造反。《水浒传》亦贬斥之;淮西王庆迫于无奈而造反,《水浒传》 亦漠然待之。 抱定了这个天理道义的大标准,似乎《水浒传》中的一切是非都了然了,一切英雄史观所无法 解释的麻烦也都迎刃而解了。开篇用民间瘟疫盛行,暗示宋朝元气大损,天下并不太平;一切英雄的鲜 活生命与豪气灵动,都摆脱不了“天理道义”的束缚;一切谶纬预兆和灵异现象,都是上天意志的体 现。作者开篇即言一百单八魔君出世是“宋朝必显忠良”,正是受这种思想支配的历史宿命论的表现, 也是对“义”的最好阐释。宋江更直接是上天的天魁星下凡,第四十二回九天玄女授三卷天书与宋江, 对他说:“玉帝因为星主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暂罚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在七十一回,宋江与 众英雄大聚义时,“感通上帝”,使西北乾方天门开了一个天眼,授予他们天文;而那首宋江得了天助 的古风(42回)更是说得明白:“昏道气运将颠覆,四海英雄起微族……瑞气盘旋绕郓城,此乡生降宋 公明……毫杰交游满天下,逢凶化吉天生成。他年直上梁山泊,替天行道动天兵。”他的出现正是上天 派下来替天行道的。 “替天行道”出自《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 替天行 道即是指将富人的余财拿来救济百姓,对社会财富的分配进行调整。这说明当时社会普遍实行的是“损 不足而奉有余”,统治阶级靠压榨下层民众来集聚财富,而人为(包括皇帝)已无法控制,在这种背景 下,“替天行道”成为梁山泊聚义树起的一面旗帜,也可以看作是他们的共同纲领、基本指导思想和行 动依据。道是天道,行道是维护正义,其共同点是纲道已失,由我们代行。这个道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秩 序和道德规范。这是神圣的、永恒的,是超自然的“天”的意志,天不变道亦不变,“替”只是暂时的 代替。 二、为政者的道德理想——忠义与仁义 孟子曾说:“天下之本在国”。(《孟子•娄离上》)国家的利益历来被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胸 怀大志的人,宋江义不容辞地把“忠君报国”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在活捉了朝廷命官时,宋江总是把 他们释放,并反复对他们说明自己“并无异心”,只是要等“朝廷赦罪招安”,“归顺朝廷”,“与国 家出力”,用忠义之心让他们实心归附于自己。在八十二回中,张叔夜对宿太尉说:“这一班人,非在 礼物轻重,要图忠义报国,扬名后代。若得太尉早来如此,也不教国家损兵折将,虚耗了钱粮。此一伙 义士归降之后,必与朝廷建功立业。”他们的归降,更鲜明地打着“护国”的旗号,向东京进发(84 回)。而招安后,他们接到破大辽的诏书,宋江等人大喜:“某等众人,正欲如此。与国家出力,立功 立业,以为忠臣。……便当尽忠报国。”(83回)为国家出力正是他们一贯的志愿。宋江以“报国”为 己任,也无怪乎作者自始至终都以一种欣赏的态度来写他们的忠义。 忠义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由来已久。自周朝始,等级制度开始不断系统化和规范化,周 公制礼的实质就是确定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和秩序。人被分为五级: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官 分九品,尊卑有序,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秩序。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高踞在金字塔的顶端,成为 国家的代表、权力的象征。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只要人人做到忠,其统治就会稳固。因此,统治者特别 提倡“忠义”。《忠经》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乎忠。……为国之本,何莫由 忠。” 儒家更把“君为臣纲”作为三纲之首,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规范就是“忠”。在帝制时代,君主视 国家为私有财产,臣子称君主为“君父”,所以,忠于国家,忠于民族,有时就成了对皇帝一个人的忠 诚,成了“愚忠”。 金圣叹说:“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 宋江将这里所说的“忠”和“义”都运用 到了极致。忠君思想在宋江头脑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并异常顽固,他虽然认识到了大宋朝贪官当道,污 吏当权,殴死良民,涂炭百姓,而愿“替天行道”、“保境安民”,但却不认为这是皇帝的错,而是 “朝廷不明”、“奸臣闭塞”,“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 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71回)他起义的目的是要归顺 朝廷,与国家出力,所以“只愿早日招安,别无他念。”(71回)而在第一百二十回,他饮了朝廷所赐 的有毒药酒,即将赴死时还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 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忠义可谓达到了愚的程度。在梁山队伍中,除李逵等极少 数人能喊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口号外,大多数人反而是从王者视野去体认自己的行为,用自己 认同与膜拜的忠义观念来约束自己,锁住自己,最终走向招安与覆灭。同时也可看出,忠君思想作为一 种普遍的传统观念,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地禁锢了人们。 为政者的另一道德理想是“仁义”。“仁”的道德表述是“忠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义”的合理性的一个高层次体现,是孔子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 在《水浒传》中,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集团已经认识到了下层民众力量的伟大。“天视自我民视,天听 自我民听。” 孟子曾指出:“保民而生,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形象地比喻说: “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做大事者,要想获得成功,就要重视人 民的力量,获取人民的支持。这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而要想得到人民的拥护,则须爱民,何谓爱 民?“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 娄离上》)爱民即要为民谋利、使民富足和“为民除害”。宋江之所以大得人心,正是因为做到了“仁 义”。 宋江突出的思想品质就是同情人民、关心民众,上梁山以前,他就以救困扶危闻名于世:“每每 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18回),被称作 “及时雨”。上梁山以后他仍然保持这方面的思想品德,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所规定的严明军纪上:宋 江命令梁山泊队伍攻破一个地方以后,“不许杀害百姓,放火烧人房屋”,“不可分毫侵害百姓”(41 回)。在每次战役过后,都是“大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但凡攻克城池,便打开仓廒,“将粮米俵 济满城百姓”,“馀者亦装载上车,将回梁山泊仓用”(67回),正因为如此,梁山泊的部队所过之处的 纪律严明和施行仁义,受到人民的欢迎。 在《水浒传》中,宋江做到了“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是“天下归之”、万民归心的领导 者,受到人民的爱戴。书中第六十四回借活闪婆王定六之父的一席话盛赞梁山泊的“仁义”:“他山上 宋头领,不劫来往客人,又不杀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宋江这伙,端的仁义,只是救贫济老,那 里似我这里草贼!若待他来这里,百姓都快活,不吃这伙滥污官吏薅恼!”(65回)。他们 所到之处,“乡村百姓,扶老挈幼,烧香罗拜迎接”(58回),其受到人民拥戴如此,究其因,也正因为 他们以一颗赤诚之心行“仁义”的必然结果。 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准则——情义与侠义 金庸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所以历千年而不断壮大, 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 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 又一次的站起来, 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 描写“情义”,颂扬“情义”,是《水浒传》作 者文学创作的自觉。有些论者给《水浒传》下“反传统”、“反文化”、“非忠义性”、“流氓意识” 的惊人断语,这显然不符合作品实际及作者创作思想的实际。在《水浒传》中,最突出而一以贯之的, 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颂扬, 特别是对“义”的精神的颂扬。也正因书中浓墨重彩地描写许许多多 的英雄之“义举”, 讴歌了普遍存在于各类人物身上的“义气”,才使小说具有令人热血沸腾的英雄精 神,自成书以来影响了世界各地千千万万的读者。 以宋江为例,他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始终扮演着急人之难、仗义疏财的角色,并有着浓浓的人情味。 第三十八回,当李逵借钱未果时,宋江取出十两银子送与李逵;当戴宗告诉宋江,李逵贪酒好赌,借给 他的银子大都有去无回时,宋江笑道:“量这些银两何足挂齿。由他去赌输了吧。若要用时,再送些与 他使”。当李逵再度赌输了钱,自觉无钱回请宋江时,宋江大笑道:“贤弟,但要银子使用,只顾来问 我讨”。所以,书中评价宋江,“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18回)。宋江 不顾个人安危,急人之难的品格使其成为江湖崇奉的“贤者”。当宋江得知朝廷要缉拿劫取生辰纲的晁 盖等人时,冒死为晁盖等人通风报信,并为此吃了官司,走上了与主流社会渐行渐远之路。宋江的利他 主义行为为他赢得了江湖世界的普遍赞誉;当宋江在柴进庄上避祸时,偶遇身患疟疾的武松,因武松秉 性刚烈,且好醉酒打人,所以,柴进一干人等都不喜欢武松,对他比较冷淡,而宋江却不然,他不仅用 自己的钱给武松买衣服,而且处处照顾武松,直至武松病情痊愈。不仅如此,在与武松临别之时,宋江 还专门为他送行,并送盘缠给他。同是武松,几次受到张青夫妇的百般照看,张青夫妇恐怕火家误伤武 松,周密到不允许他们带刀杖外出的地步;又如鲁智深,听说金老父女的不幸遭遇后,不禁大怒。虽与 他无关,却主动勇敢地承担了解救金老父女和教训郑屠的义务(3回)。桃花山原寨主周通下山被李忠打 败,便请李忠上山坐第一把交椅;曹正之待 杨志,杨雄之用石秀,燕青之敬卢俊义,无不是朴素而真挚的情义表现。 金钱和利他行为的双重投入为宋江众人赢得了人气,获得了江湖世界的广泛认同,并因此拥有了较高的 社会声望。《水浒传》中众好汉的情投意合使得梁山泊前期的发展如铜墙铁壁一般无人可以撼动。 与情义同时存在的是“侠义”,梁山泊队伍是以“义”(后来演变为“忠义” )为伦理准则的豪杰相逢 和英雄际会,他们的行为主要是“任侠施仁”。鲁迅先生在论述《三侠五义》等侠义派小说是指出: “……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浒传》中底人物……源流则仍出于《水浒》。” 如把后来的侠义小说的源流追溯到《水浒传》,则《水浒传》的源流则可追溯到自古以来的游侠传统。 在作者的观念中,梁山英雄即是豪侠。书中所塑造的英雄形象继承了自秦以来的侠的所有传统品格。它 对英雄的赞词是“豪杰”、“英雄”、“好汉”、“壮士”之类,但在作者观念里这些赞词与侠是异名 而同实。“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水浒传》其实是一部歌颂侠客义士的史诗。 “以武犯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梁山好汉侠义的重要体现。梁山泊聚集着一百零八人,他们或 先或后,或多或少,都有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壮举”,在官府看来,皆属“以武犯禁”的人物。 鲁智深与金氏父女素未谋面,但却一直帮助他们脱离虎口,以致自己只好出家做了和尚,为救林冲,他 又做不成和尚,只有去落草;再如杨志,杀死了专以敲诈行凶,肆意抢夺为生的“没毛大虫”牛二,不 仅为东京街上除了一害,而且还敢作敢当,不连累众人,到官府自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李逵的 这种人格精神更为突出,即使他的宋江哥哥有了过失,他也要教训一番。有人冒充宋江抢夺了刘太公的 女儿,李逵信以为真,回到梁山泊,砍倒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得粉碎,并挥动板斧,抢上 忠义堂,要杀宋江(73回)。李逵的行为表明,为了除邪扶正,扫尽不平,他可以付出巨大的代价,甚 至不顾兄弟结义之情。在《水浒传》里,多次大规模行动,都集中表现了聚义群体抱打不平的“侠 义”。如大闹清风寨救宋江、江州劫法场救宋江和戴宗、打高唐州救柴进,上泰山教训擎天柱任原,等 等。 仗义疏财,扶危济贫是梁山英雄行义的另一种表现,也最能赢得百姓的信赖。宋江相貌不扬,地位不 显,但他有“呼保义”、“及时雨”的绰号,因为他仗义疏财,“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从 此山东、河北闻名”。晁盖、柴进也有“仗义疏财”的美名。晁盖是郓城东溪村的富户,专爱结识天下 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柴进本是大周 柴世宗嫡派子孙,有宋太祖敕赐的誓书铁券,沧州横海郡称他为“柴大官人”,他专爱结识天下好汉, 不惜救助发配的人,酷似《游侠列传》中的朱家。以财济人,最得被压迫、被剥削 的市井细民之心。《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从“义”出发,一方面视金钱如粪土,广济天下,另一方 面将被官府敲诈勒索去的财宝视为不义之财,所以出现了“智取生辰纲”之举,把梁中书十万贯金珠宝 贝的不义之财,巧妙夺取,为壮大梁山泊事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义”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始终是最重要的文化观念之一。在《水浒传》中,“义”表现明显的层次 性,即不可超越的“天意”,即天理道义,替天行道;为政者的道德理想,即忠义与仁义;人与人的交 往准则,即情义与侠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市场经济的观念极大地冲击 着积淀在国人思想深处的传统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其中“义”文化观念也受到了强烈冲击,以致出现 了诚信危机、“金钱至上”、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人与人之间心灵逐渐疏远等畸形现象。因此,我 们应该在构建和谐社会视域下,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社会语境,充分认识理解书中“义”的层次性文 化蕴涵,以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去看待《水浒传》中的“义”,取长补短,通过批判地继承其精华,为 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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