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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所读《水浒传》版本相关材料的辨正

 

关于毛泽东所读《水浒传》版本相关材料的辨正 ——再与佘大平商榷 宋培宪 针对佘大平先生在研究毛泽东与金本《水浒传》之关系的系列论文①中所提出的“毛泽东一辈子 (除晚年外)所读的《水浒传》都是金本。只是到了晚年才读到了100回本和120回本”的观点,以及 “毛泽东的一生,除晚年而外,发表过许多与《水浒传》有关的文章、讲话,但从未提到过什么宋江投 降打方腊的问题,这足以证明毛泽东一辈子(除晚年外)所读的《水浒传》都是金本”的推论,笔者提 出了两点不同意见②(一、毛泽东绝非“只是到了晚年才读到了100回本和120回本”的;二、毛泽东早 年与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之所以反差较大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也相当地复杂,但总体上是并不矛 盾的)以与佘先生商榷。承蒙佘先生不弃,又在《水浒文化研究》上撰文重申前论③。而我拜读之后有 一个非常明显地感觉:即,论争固然是由于对毛读《水浒》版本的具体问题而引起,但实际上牵涉到的 却是对有关材料的辨正问题,而如何客观、允当地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甄别与判断,则又不仅仅事涉某 一个具体论题,而且牵连到文学研究领域的诸多话题,故再写此文,以与佘先生商榷,并请佘先生及方 家教正。 一、笔者所征引的数则材料,已充分地证明了佘先生所说毛泽东“只是到了晚年才读到了100回本和 120回本”《水浒传》的看法是不能够成立的。 佘先生曾在数篇大作中一再申明如下之观点:“毛泽东一辈子(除晚年外)所读的《水浒传》都是金 本。只是到了晚年才读到了100回本和120回本”(语见《全本〈水浒传〉伴随毛泽东的革命人生》), “一生都在阅读金本《水浒传》的毛泽东,可能是在晚年接触到了金本以外的版本”(语见《研究〈水 浒传〉的传播史,开创水浒研究新局面》),“毛泽东晚年以后,才读的了百回本《水浒传》,知道了 宋江投降打方腊的故事”(语见《毛泽东晚年与金本〈水浒传〉》。其中心论点,恰如其在《研究〈水 浒传〉的传播史,宣传“英雄〈水浒传〉”》④文中所概括的那样:“毛泽东一辈子(除晚年外)所读 的《水浒传》都是金本”。 而事实上究竟如何呢? 粗粗读过之后,我直观性地感觉到与以往储存在记忆里的印象颇有出入。为了求得正确的答案,我开始 了文献资料的寻找。经过一番爬梳,共得到如下数则材料: 一是董志英的《毛泽东轶事》(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第63页上有这样一段文字:“阴历十月的 韶山冲,……走来了一个挑书箱的少年,这就是刚被井湾里私塾先生赶出来的‘反叛’学生,13岁的毛 泽东。原来这天上午,毛泽东背着老师偷偷地读《水浒全传》”。 二是陈晋的《毛泽东谈文说史•〈水浒传〉的启迪》(原载《瞭望》,1991年第44期),说是1944年“7 月初,延安平剧院正式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百二十回本的《水浒 传》”。 三是《汪东兴日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6月版)“随毛主义第一次出访苏联(1949年12月16日—— 1950年3月4日)”中的第126页在“1949年12月26日”所记:“毛泽东处理完国内的事在会客室里散步, 推门出来看我在看书,问我:‘又在看什么书?’我说:‘在中国大使馆借了一部《水浒》。’主席 说:‘《水浒》这部书有一百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你看的是哪种?’我说:‘我借的这部是一百二 十回的线装本。’”而在同书的第140页更记载说:1950年1月17日,“毛泽东在大厅里散了一会儿步, 走到我值班的房间,看到我正在看《水浒》,问:‘快读完了么?’我说:‘刚看完了六十五回,还有 五十多回没看完。’毛泽东说:‘六十五回,是不是‘托塔天王梦中显圣,浪里白条水上报冤’?’我 说:‘是的,主席你对《水浒》这么熟悉,给我讲讲这个故事好不好?’主席说:‘好啊,我就给你讲 讲这个故事。’” 上举三则资料,第一则明言毛泽东13岁时所读的是《水浒全传》;第二则说的是1947年《三打祝家庄》 创作小组“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第三则更是十分清晰地记载着1949年底至 1950年初访苏时期的毛泽东对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已是相当熟悉,熟悉到你指出哪一回,他就能 将该回的回目标题准确说出、并对其中的故事也了如指掌的程度了。而第一次访苏时候的毛泽东,也仅 仅只是56岁生日刚过的年龄。相对于一个最终享年80多岁的人来说,这种五十几岁的年龄,是无论如何 也不宜划为“晚年”段的,就更不用说1944年毛泽东51岁在延安的时候了。 因此,似用不着再加讨论,仅由如上所征引的数则材料,就已充分地证明了佘先生所说毛泽东“只是到 了晚年才读到了100回本和120回本”《水浒传》的看法是并不能够成立的。 二、佘先生对有关资料的甄别与判断,要么是向“根据”要“根据”,要么是“怀疑”材料的“可信” 度,如此一来,请问佘先生:究竟是什么样的材料才合乎您所说的“常理”?又是什么样的材料才能算 得上是“确切的证据”呢? 而就笔者所引用的上述三则材料,佘先生在其《也谈毛泽东所读〈水浒传〉的版本问题——敬答山东宋 培宪先生》一文中,可以说是一一给予了申辩。归纳起来,大致可概括为如下两点: (一)向“根据”要“根据” 我举昆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董志英《毛泽东轶事》中所载“13岁的毛泽东”因“背着老师偷偷地读 《水浒全传》”而被私塾先生赶出学堂的例子,以证明毛泽东并非如佘先生 所说“一辈子(除晚年 外)所读的《水浒传》都是金本”。佘先生在承认“以此书为证据是非常有力的”之后,紧接着做了如 下的辩解—— 董志英说13岁的毛泽东所读的就是《水浒全传》,根据是什么?是毛泽东后来回忆的?毛泽东从未作过 这样的回忆。是毛泽东的老师后来回忆的?没听说过。是毛泽东的亲友后来回忆的?也没听说过。看来 只能是董志英自己说的。 请问:对于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毛泽东本人、毛泽东的老师、毛泽东的师友等如果在之后的回忆中 并未提起过,就能说事情未曾发生过吗?这显然是在向“根据”要“根据”。而如果事事都要“连环 套”,那可什么人都没辙!好在最近我又找到了另一则旁证材料,在《毛泽东读〈水浒传〉》一书的第2 页中有这样的一段更为详细的记载:“1906年秋天,13岁的毛泽东从韶山冲桥头湾私塾结业后,在父亲 的陪同下,来到了井湾里私塾毛宇居门下。……一天,同学们在课室里温习功课,毛泽东……悄悄地从 怀里摸出一本绣像足本《水浒全传》来。……正当他看得入神的时候,……突然间,一只大手从后面伸 过来,猛地一下把那本《水浒全传》抢走了”⑤ 。当然,如果佘先生仍然以“《毛泽东读〈水浒传〉》 一书说13岁的毛泽东所读的就是绣像足本《水浒全传》,根据是什么”来相诘问的话,我照样是没有办 法来回答的。 然后,佘先生列举两个证据,证明在毛13岁的时候——那是1906年——是不大可能读到《水浒全传》 的:一是胡适于1921年写在《〈水浒传〉后考》中的一段话:“我去年做考证时,只曾见着几种七十回 的《水浒》,其余的版本我都不曾见着。”二是郑振铎在1929年撰写的《〈水浒传〉的演化》一文中感 叹:“(金本)却打倒了,湮没了一切流行于明代的繁本、简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余氏本、郭氏 本……使世间不知有《水浒传》全书者几三百年。《水浒传》与金圣叹批评的七十回本,几乎结成一个 名辞,除金本外,几乎没有所谓其它《水浒传》。” 平心而论,佘先生所列举的以上两则材料是很具说服力的。正像我从来不否定毛泽东终生爱读金本《水 浒》而却不认同毛泽东只是到了晚年才“接触到了金本以外的版本”一样,我也同样承认在毛泽东13岁 时的1916年,甚至到了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也就是胡适、郑振铎等先生发表有关《水浒传》研究文 章的时候,金本之外的《水浒》难得一见,——因为这已被《水浒》传播史上的有关文献所证明着。但 问题的关键在于:难得一见与事实上的存不存在绝非一码事!况且,胡适先生所说的“其余的版本我都 不曾见着”与郑振铎先生所说的“几乎没有所谓其它《水浒传》”(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也都 并未否认金本之外尚有其他版本《水浒》之存在的客观事实,只是说不易寻见和难得一见而已。 再者,就连佘先生自己也只得如实地这样表述着:“毛泽东13岁的时候——那是1906年——是不太可能 读到《水浒全传》的”;至于说到“胡适在研究《水浒》的时候,还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到处寻找 《水浒》的多种版本”,金本之外其余的版本“都不曾见着”,“在这之前14年的穷乡僻壤的韶山冲怎 么会有《水浒全传》?”这一问,问得固是颇有道理。但另一方面却又反过来印证着任谁也并不能够否 定的世上还有其它版本存在的事实,只是说明了胡适寻而未见的实情而已。况且,世间的有些东西,越 是在繁华的都市未必有,反而是在穷乡僻壤则未必无。比如,一些颇有价值的古人字画和文物古玩,在 乡村旮旯中不断被发现的例子还少吗?古玩、字画既如此,谁又能保证说书籍非如此呢?所以说,既然 在当时并不能够完全排除掉除金本之外的其它《水浒》版本的存在,那么,一切就皆有可能!因之,佘 先生所讲的“不大可能读到”,也就只能算作是通常情况下的可然而非必然! (二)对有关文献“可信”度的“怀疑” 我认同毛泽东对金本《水浒传》特别钟爱的意见,但不同意“毛泽东一辈子(除晚年外)所读的《水浒 传》都是金本”的看法,尤其认为佘先生所讲的毛泽东“只是到了晚年才读到了100回本和120回本” 《水浒传》的观点是不能够成立的。为了说明毛泽东绝非“只是到了晚年才读到了100回本和120回本” 《水浒传》的,我在拙文中引用了两种资料来证实自己的论点: 1.陈晋在《毛泽东谈文说史•〈水浒传〉的启迪》中说:1944年“7月初,延安平剧院正式成立了《三打 祝家庄》创作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佘先生自是要坚持己说的,所 以作文以答。但说实话,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佘先生会在与我进行商榷的文章中竟然说出“我不知道陈晋 是根据什么能这么肯定地说‘创作小组’从毛泽东那里借来的《水浒传》就是百二十回”这样的话来! 2.据《汪东兴日记》的记载:早在1949年底至1950年初,访苏时期的毛泽东已是对120回本的《水浒传》 十分熟悉,熟悉到汪东兴才说自己“刚看完了六十五回”,毛泽东就能准确地道出“六十五回,是不是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浪里白条水上报冤’”这样的程度!而佘先生在与我进行商榷的文章中则说: “这些资料是否完全可信?我认为应该讨论。”——面对这样的辩驳,我也同样是无言以对。 陈晋,是一位治学严谨且成果颇丰的学者,身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党的文献》杂志主编、 研究员,《毛泽东思想研究》编委,曾先后出版过《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文人毛泽东》、《毛泽 东之魂》、《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毛泽东谈文说史》等多部著作,是人们所公认的海内外知名毛泽 东研究专家。 面对陈晋先生的资料,佘先生说“我不知道陈晋是根据什么能这么肯定地说‘创作小组’从毛泽东那里 借来的《水浒传》就是百二十回本。”佘先生,请您原谅我的直率,我只好说:您不知道归您不知道, 但陈晋之所以明言延安平剧院《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百二十回本的《水浒 传》,”而不是百回本,更不是七十回的金本,当是应该有根据的!而笔者之所以这样认为,当然并非 因其身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和《党的文献》杂志主编的显位,也并非因其著述颇丰之故,而是 建立在陈晋是一位严谨的学者这一基础上的。试问:如果连对像陈晋先生这样的毛泽东研究专家著述中 的资料,在未有确凿材料可据的前提下都可以以“我不知道是根据什么”为理由来加以否定的话,那我 们还能相信谁(哪种资料)呢?又以什么理由来相信谁(那种资料)呢? 况且,陈晋先生的资料也并非孤证,最近在读书时,我又发现了一则与之几乎相同但内容上却详尽得多 的文字记载,说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延安平剧院又想起了毛泽东提议将三打祝家庄故事改编剧本的 事。于是,同年7月初,延安平剧院正式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并从毛泽东那儿借来了一百二 十回本的《水浒传》,构思中又请齐燕铭来指导帮助。由于此事是毛泽东率先建议的,于是他们又向毛 泽东进行了汇报”,“于是,剧组的人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几易其稿,历时7个月,至1945年2月22 日,才开始公演此剧,《解放日报》并发表了消息。毛泽东看了后,也给作者、导演、演员们写了一封 祝贺信。信中说:‘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作成 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 ⑥。 这则材料,也十分明确地指出:延安平剧院《三打杜家庄》创作小组在1944年7月初是“从毛泽东那儿借 来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难道佘先生也要质疑它,“是根据什么能这么肯定”的吗?我则觉 得,佘先生与其怀疑上述材料的可信度与真实性,反而不如对此时的毛泽东是否真正读了这个一百二十 回本的《水浒传》进行质疑倒更有力一些。因为,尽管书是从毛泽东那里借来的,但并不能就可说明此 时的毛泽东就一定是读过了的。正像现在我们个人书房里的所有图书,虽然在所有权上属于自己,但有 些书却并未曾读过。然则,现在的出版物多,个人存书未曾全读也属正常。而在当时,图书尚远没有当 下丰富,更何况毛泽东是如此地喜爱《水浒传》,按常理推测,他应该是读过了的。如果他以前读的是 金本,现在有了120回本,当是更应读过 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佘先生在质疑“我不知道陈晋是根据什么能这么肯定地说‘创作小组’从毛泽东那 里借来的《水浒传》就是百二十本”之后,紧接着则有如下的宏论: 我从《毛泽东论文艺》中看到另一则资料——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看了延安平剧院(根据金本《水浒 传》)新编演的《逼上梁山》以后,当即就非常高兴地给该剧的编导写信说:…… 看了这则资料以后,我们还能肯定“创作小组”从毛泽东那里借来的《水浒传》就是百二十回本吗? 我真不明白:佘先生所征引的这则资料,与1944年7月初《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 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又何以见得“看了这则资料以后我们还能肯定‘创作 小组’从毛泽东那里借来的《水浒传》就是百二十回本吗”这两着之间的因果关系! 而假若真要寻觅两者之间⑦的联系和关系,恐怕所能得出的结论,则又恰恰是佘先生所不愿看到的。因 为,其一,佘先生所说“毛泽东看了延安平剧院(根据金本《水浒传》)新编演的《逼上梁山》以后” 云云,这括号中的“根据金本《水浒传》”,我不知从何来的?请佘先生标明出处;其二,《逼上梁 山》一剧,“为了加强林冲形象的革命意义,特别是为了体现当时抗日的背景,以及与投降派的斗争, 在林冲与高俅的冲突中,又加进了是不是主张抗击边患的内容。其实,在《水浒传》百回本和百二十回 本中,本来就有体现梁山好汉爱国情愫的‘抗辽’内容。《逼上梁山》把这层意思加在了林冲上梁山之 前,强化了林冲形象的思想厚度和这出平剧的现实作用。”⑦倘若照此推断,即便不能肯定地说平剧 《逼上梁山》就是根据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改编的,却也实在找不出其由金本改编而来的任何依据(因 为,这其中至少不排除两种可能,一是由金本改编而加进了抗辽的内容,二是径自据百回本或百二十回 本改编),而按常理来讲,既然“抗辽”内容在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中才有,而在金本中则无,因之, 其乃是据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改编而来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一些;其三,《逼上梁山》创作于1943年的延 安,至1944年的新春首演,而在其后半年,也就是1944年的7月初,延安平剧院在进行《三打祝家庄》的 创作时,恰恰又是“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将这两次文艺活动联系起来进行 考察,是能看出一些个中端倪的。退一步讲,佘先生所说的《逼上梁山》是“根据金本改编”,不知据 从何来?而《三打祝家庄》据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改编,则是有陈晋先生的《毛泽东谈文说史》文 献可证的,是是非非则并不难判 断。 现在,再来说说《汪东兴日记》吧。对日记的作者汪东兴,凡是四、五十岁以上年龄的人们都并不陌 生: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中顾委委员,1955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1916年生,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47任毛泽东贴身警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曾先后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总参警 卫局局长。汪东兴从1947年到1976年一直负责毛泽东主席的警卫工作,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 的责任。跟随毛泽东近30年,亲历和见证了许多重大事件。《汪东兴日记》则正是汪东兴对跟随毛泽东 转战陕北、第一次出访苏联和重上井冈山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用汪东兴自己的话说:“现在的 这本《汪东兴日记》,原来也并不是一本书。它不过是我不同时期根据自己所担负的工作的需要。从做 好工作和学习的角度出发,随时随地记录下来的几段日记”⑧ , 而在2010年6月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再 版的《汪东兴日记》之“再版前言”和“再版后记”(写于2010年4月)里,这位年已94岁高龄的老人又 分别加上了“我愿以真实的方式回忆历史”和“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和日记的本来面目,这次再版没有 对内容进行增加和修改”这样两句颇有分量的话。 为了说明我所认为的毛泽东绝非“只是到了晚年才读到了100回本和120回本”《水浒传》的观点,我征 引了《汪东兴日记》所记1949年12月26日和1950年1月17日汪东兴在保卫毛泽东访苏期间,因汪东兴阅读 从驻苏大使馆借来的120回本的《水浒传》,二人之间的两次对话、交流。 而佘先生对上举资料的看法却是—— 这些资料是否完全可信?我认为应该讨论。 佘先生为什么认为《汪东兴日记》中的相关内容“应该讨论”?其理由何在呢?佘先生说了: 首先,所谓《汪东兴日记》,写得不象日记,应该是回忆录吧。如果是回忆录,能将40多年前的事情 “回忆”得如此详细、具体,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读了佘先生的上述文字,真使我如坠五里雾中:且不说佘先生擅自更换概念,先将日记说成是回忆录, 再说“如果是回忆录”“其真实性值得怀疑”;只说说为什么“如果是回忆录”,“其真实性”就“值 得怀疑”呢?按照佘先生给出的理由是:“如果是回忆录,能将40多年前的事情‘回忆’得如此详细、 具体,其真实性值得怀疑。”我是越来越搞不明白了:为什么“‘回忆’得如此详细、具体,其真实性 值得怀疑”?而若按这个逻辑来推理,那么,岂不是说假如“回忆”得很模糊、很笼统,其真实性就用不着 怀疑了呢?实事求是地说,回忆得是否“详细、具体”与是否具有“真实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更非因果关系。依我们大家的经历来讲,有些事情虽然过去了好多年,但依然记忆犹新,当时的情景仍 会历历在目,像这种情况,我相信恐怕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的。更何况,汪东兴当时正读到了第六十 五回,而毛泽东顺口就说出了“六十五回,是不是‘托塔天王梦中显圣,浪里白条水上报冤’?”如此 随口而出,又是如此准确无误,实让汪东兴惊叹不已,不得不由衷地钦佩毛泽东记忆力的惊人,所以才 印象特别深刻!此其一;其二,事情固然是发生在1949年底和1950年初,《汪东兴日记》则初版于1993 年,二者之间也的确相距40多年。但佘先生也许是搞错了吧?既曰日记,按常理推测,当是记在当时, 也或许存在着有些内容是后来补记的可能。但总不至于就是在一九九几年才写,写过之后马上就出版 吧?那么佘先生所言“能将40多年前的事情‘回忆’得……”的话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其三,既然佘先 生有意无意中提到了“日记”和“回忆录”的区别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道说道这两种文体。所 谓“日记”,通常指的是对每天所遇到的和所做的事情的忠实记录,有的兼记对这些事情的感受;而 “回忆录”,也是记述个人所经历的生活或所熟悉的人物及历史事件的。二者尽管有所区别,但在记录 个人所经历的事情方面却具有着共同的特征。写作起来,也并不是如楚河汉界、泾渭分明的。更何况, 这两种文体,本来就不是像公文那样一定要具有固定的格式,灵活性还是蛮大 ,也是因人而异的。 佘先生对《汪东兴日记》中的相关内容存疑,并认为“应该讨论”的第二个理由是: 其次,当时新中国在苏联建立大使馆才两个多月,许许多多的外交大事还急待办理。许多大事 还茫 无头绪,大使馆却准备了在国内也很难看得到的120回《水浒传》任由汪东兴借阅,这似乎有点浪漫,也 有点不合常理。 这个理由,就更称不上理由了。何以见得?因为,新中国的驻苏使馆的确是刚刚建立,众多的外交大事 也确实是急待办理,这些都是事实。但这与大使馆里存有此书、并将此书借给汪东兴阅读又有什么关 系?按佘先生的看法,是说120回本的《水浒传》在当时的国内“也很难看得到”。而我要说,“很难看 得到”只能说明此书稀少,却并不能够排除当时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里就有此书!既然有此书,“任由 汪东兴借阅”,哪又有什么“浪漫”?怎么“不合常理”?须知,汪东兴是陪同毛泽东访苏时的少数人 员之一⑨,是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安全负有绝大责任的贴身警卫。向大使馆里借套古代小说读读,有 什么好奇怪的呢?再者说了,毛泽东自少年时期起就喜欢读《水浒传》,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也一 直对此书钟爱有加,这在党内党外皆不是什么秘密。那么,新中国的驻苏使馆说不定还正是为应毛泽东 来苏后的不时之需而有意准备的呢?虽然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但这一猜测也并非全无道理吧?因为凭 毛泽东的地位和威望,完全有这种可能啊。即使如佘先生所说,这种120回本的《水浒传》就是“在国内 也很难看得到”,但只要有,即使不仅仅是为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准备需要,在当时的条件下,大使馆 里备有此书,也根本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更何况,在当时的社会上早就流传着仅是1929年万有文库 初版的《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就达6500册这一不算很少的数量呢(详后)? 写到这里,我还想说些题外话。以汪东兴后来曾任过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再加上他日记中所记的 是与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有关活动中的内容,按常理来说,中央有关单位——譬如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等部门,是应该对《日记》中的有关史实核对过的。假如当时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里压根儿就没 有120回本的《水浒传》,或许汪东兴并未曾借阅过,而《汪东兴日记》中竞煞有介事地这样写了,并且 又堂而皇之地正式出版了,这岂不是有点开国际玩笑的味道? 因此,既然《汪东兴日记》中言之凿凿地记载着他曾在1949年12月26日和1950年1月17日分别阅读过120 回本的《水浒传》,在他看的过程中,毛泽东又亲口说出了65回的回目就是《托塔天王梦中显圣,浪里 白条水上报冤》,那么,这些资料,就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也就没有什么“应该讨论”的必要。也许, 《汪东兴日记》中所说毛泽东对120回和100回的《水浒传》非常熟悉、非常感兴趣的内容,似乎有点 “着力渲染的意思”,但却绝非是“离开事实”的。“渲染”不“渲染”,与材料的“真实性”没关 系,前者充其量只可用于对其文字表述上的评判而已。倒是佘先生在发表过“应该讨论”观点之后的一 些话,我觉得还是很客观的:“既然自1924年以后一直有人在翻印120回和100回的《水浒传》,毛泽东 在这个时候还是可能读到它们的。”我在这里也不妨作一补充:即,在我深入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当 中,幸有我大学时代的授业恩师古今教授将他珍藏的商务印书馆1957年9月据1929年10月“万有文库版” 120回的版本重印的《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二册)⑩提供给我。据版权页的“印数6501——16500” 推断,在万有文库版“1929年10月初版”《一百二十回的水浒》时,其印数当为6500册。这就不仅印证 了在1929年10月之后的社会上流传着6500册万有文库版120回本《水浒》的客观事实,而且具有着如果说 1906年13岁时的毛泽东所读的不是《水浒全传》的话,那么,至迟在1929年10月之后的15个年头的跨度 里,也就是1944年(时年的毛泽东为51岁)绝非是其晚年阶段,是完全有可能读到、而据现在掌握的材 料可证,是确确实实读到过百二十回本的。 总之,我认为由以上数则材料已可证明佘先生“毛泽东一辈子(除晚年外)所读的《水浒传》都是金 本”的推论不能成立。但佘先生却说:我所列举的几则材料“还不能完全证明毛泽东在晚年之前是否读 到了金本以外的《水浒传》”。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完全证明”这一点呢?佘先生说:“要想完全 证明这一点,只能是毛泽东自己的读书活动。”然则,我不得不问:“毛泽东自己的读书活动”又具体 指何呢?好在佘先生在文末告诉给大家了:“最扎实的证据就是毛泽东的著作中那些对《水浒传》的评 论。” 我是越来越找不着北了!这不是等于没说吗?“毛泽东自己的读书活动”就是 “毛泽东的著作中那些对 《水浒传》的评论”,而倘若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那些对《水浒传》的评论”文字里又确实并未曾明确 说到他老人家究竟是在何年何月读到金本之外的《水浒传》的记载⑾,难道此事就将成为永远也无解之 谜了吗?在这里我要表达的是:除了毛泽东本人的评论,其他一些亲历者和见证人(如汪东兴)的材 料,不也是照样可以“证明”吗? 最后,我还要对以下两点再次予以申明: 一是我从来不否认毛泽东对金本《水浒》的特别钟爱。其一生中读得最多的《水浒传》版本是金本。这 种看法与佘先生是并无二致的。 二是恰如佘先生所言:“宋先生非常注意’晚年’一词的含义。”是的,正像您并不反对说毛泽东确 实读过金本之外的《水浒传》一样,我们论点上的根本分歧正是在于是不是毛泽东“只是到了晚年才读 到了100回本和120回本”的问题,而这个对“晚年”的界定恰是争论的焦点,我当然是要特别在意的。 说毛泽东喜读金本《水浒传》,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与说毛泽东只是到了“晚年以后”才读到其他版 本的《水浒传》则完全是两码事。不知佘先生以为然否? 注释: ①分见佘大平:《金本〈水浒传〉伴随毛泽东的革命人生》、《研究〈水浒传〉的传播史,开创水浒研 究新局面》、《毛泽东晚年与金本〈水浒传〉》。 ②详见宋培宪:《也谈毛泽东所读〈水浒〉的版本》,《水浒争鸣》(第十二辑),团结出版社2010年 12月出版。 ③佘大平:《也谈毛泽东所读〈水浒传〉的版本问题——敬答山东宋培宪先生》,详见《水浒文化研 究》(总第4期),2011年9月出版。 ④详见《水浒争鸣》(第十二辑),团结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⑤董志新著,[毛泽东读四大名著系列]之《毛泽东读〈水浒传〉》,万卷出版公司2011年1月第1版。 ⑥孙琴安著,《毛泽东与中国文学》,重庆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38~139页。 ⑦董志新著,《毛泽东谈〈水浒传〉》,万卷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96页。 ⑧《汪东兴日记》“前言”,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6月版。 ⑨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毛泽东的随行 人员有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31页。 ⑩《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二册),系商务印书馆用该馆“万有文库版一百二十回的水浒版本重 印”,“1929年10月初版”时印数为6500册,至1957年9月重印时“印数6501——16500”册。 ○11在《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7月版)所选择的七部有关 毛泽东早期生活的著作之一《毛泽东自传》中,我们也只能翻检到诸如“在我年青时,我不顾教师的告 诫,读了《岳飞传》、《水浒传》、《反唐》(即清人褚人获《隋唐演义》)、《三国》和《西游记》 等书”(详见该书第5页)的说法,而毫无关于上述诸书究竟属于哪种版本的记载,而这在习惯上也是通 常如此的。否则,倒真是“有点浪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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