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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水浒把好汉当好人来演绎

 

新水浒把好汉当好人来演绎 山东 刘传录 《水浒传》中108名梁山好汉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但是从具体的人物活动中可以看出梁山上其实只有两 类人,一类是土匪、恶霸等社会底层的渣滓;一类是没有信仰的的朝廷官员和军队的叛徒。他们在所谓 的忠义的引导下,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但遮盖不了他们不是好人的表述,尽管有侠义的鲁智深,他也 不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还有山东人的代表武松,他也滥杀无辜。逼上梁山的林冲,他也反叛朝廷。行 侠仗义、杀富济贫在梁山上根本没看到,但是到了新水浒中,导演为了收视率,一味符合观众心理,增 加女性内容,把好汉都写成了好人。主要表现在 一、极力迎合观众心理。影视剧的目的就是增加收视率,所以对于水浒人物的偏好与改编,也随着观众 的口味而变化着,老版水浒批判现实主义的男性视角现在变为浪漫理想主义的女性视角。原著中孙二娘 的本名不如她的外号“母夜叉”来得响亮。但是卖人肉包子的她在影视剧中华丽转身,成为一个忠肝义 胆的“侠女”。孙二娘由何佳怡扮演,不但扮相爽朗切合人物,性格也作了调整,使其更符合现代人的 审美。其他不管是女好汉,还是淫妇无不符合现代人的观念。原著中的英雄不近女色在新版《水浒传》 中变成了铁汉柔情,情深难舍的鲁智深、开口闭口娘子的林冲……英雄心理刻画丰富,形象丰满增色不 少。同时缺少爱情细胞的梁山英雄也有了爱情的冲动,鲁智深是梁山上侠客的代表,最受人欢迎,为了 迎合观众的口味,《新》水浒增加了鲁达与被自己救下的女子金翠莲感情戏;受人关注的古代二奶也有 了今天二奶的要求,无师自通的喜欢上了家庭,新水浒中阎惜娇发现宋江私通晁盖的书信以后,不是向 宋江的要一百两金子,而是要挟宋江将其娶进宋家大门,给个名分。   二、把观众熟悉的人物极力表现为符合观众心态的英雄。梁山好汉的形象在今天观众的思维定势中 已经成为英雄的代名词,特别是观众熟悉的宋江、武松、李逵三人,导演更是比原著给了更多的漂白。 在《水浒传》原著中,宋江其貌不扬,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而与原著毁誉参 半不同的是,新版《水浒传》中张涵予所饰演的宋江忠义智慧,雄才大略,宋江发现阎惜娇的奸情后, 还写了休书,同意她和张文远一起过,不追究她的责任。证明宋江心胸极其宽广、豁达,大英雄、大性 情。再加上张涵予一贯的真男人形象,让观众感到魅力四射。对于他杀害阎婆惜的罪名,导演也给予了 弱化处理,把一个杀人行凶案篡改为“误杀”, 争夺招文袋之际,宋押司慌乱中将匕首错捅在了婆惜腹 上,宋江看着血渍渗出的阎婆惜,充满怜爱地说:“你休要出声,我这就救你。”而阎婆惜在临死之 际,考虑的竟然是宋江的安危!她使出最后的力气,说了一句:“你不要管我,你快走!”让很多新女 性喜欢上了宋江。对于宋江的卑鄙,导演也与原著有一拉开了距离,《新》水浒中为使秦明归降,是王 英、刘唐命人假扮秦明四处烧杀,致使秦明全家被慕容知府所杀;而不是原著中的宋江授意。 武松是战神级的英雄,原著中他乱杀无辜是他一生的耻辱,特别是武松杀嫂更是他的致命弱点,新水浒 在武松欲杀王婆之际,潘金莲挡在了王婆与武松之间,顺着武松挥刀的方向迎上去,刀子狠狠插进其胸 膛。武松眼眶湿润,潘金莲含泪狂笑:“我是淫妇?不错,我就是天下第一淫妇!”化解了武松杀嫂的 累赘,也给金莲的死一个唯美。 导演还冒天下大不韪,把梁山上最让人看不起的董平拉进了好人的范畴,“冲关一怒为红颜”的董平比 吴三桂的道德水准还低得多,他看上了程万里的女儿,遭到拒绝后怀恨在心,投降梁山后,赚开城门杀 了程万里全家,惟独留下程小姐,霸占为妻。就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新水浒演绎成程万里是杀害董平 全家的仇人,打破东平府后程婉儿悬梁自尽;好一个烈女,好一个英雄。 三、避免杀人的血腥场面。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个个都是杀人魔王,战争是水浒的主旋律,杀人的血腥 场面是不可避免的,用今天的眼观看这都是丑陋的,新水浒在情节和场面上都做了很好的处理,让英雄 清白。让人感觉到英雄杀人是不得不的,原著中杨雄在翠屏山上将潘巧云和丫鬟迎儿都杀了。《新》水 浒中杨雄在翠屏山上只杀了潘巧云,让人不心堵的轻一些。对于弱者,新水浒处理的让人容易接受,原 著李逵杀害小衙内的手法让人发指,《新》水浒中小衙内是在朱仝和李逵的争抢中坠入山崖而死,给人 留下更多的是遗憾。原著中武松亲手杀死了玉兰。新水浒中《血溅鸳鸯楼》一段中,与武松相好的丫头 玉兰是因为为武松说话被张都监命人关起来饿死的,保护了武松形象,减少了对杀人的反感。 原著和今天相距几百年,人们的观念早已变化,审视原著只能有过去的思维观念。新水浒却是用今天的 眼光来看待古典的思想,不能不对古代的思维做一个全新的诠释,比如说,潘金莲被定为千古淫妇,实 际上用现在眼光来看,她也有喜欢别人的权利,她还是追求自己幸福、是封建社会妇女解放的典范呢! 所以新版按现在的眼光把人物又重新加工刻画,观众是最好的评价。 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 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政府杜梦华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九日,毛泽东同志为山东省阳谷县石门宋合作社《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题 写的按语中说道:“请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同志注意,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 乡••••••”,对阳谷县是“武松故乡”做了肯定。由于武松形象的正面性,又由于《水浒传》、《金瓶 梅》两部文学巨著对武松家乡叙述不一,故而学术界对武松故乡的认识不统一,阳谷县和清河县也分别 打出了“武松故乡”的牌子,特别是阳谷县委、县政府围绕打造“武松故乡”,开发建设了景阳冈、狮 子楼名胜风景区,恢复重建了千年古城,“景阳冈”、“狮子楼”、“武松”、“武松故乡”已被注册 商标并生产出各类生产、生活用品和商品,有的形成产业,成为阳谷经济的支柱,武松精神得到了充分 的发扬。本文从文学、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等多个方面试证:“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 一、北宋时期武松确有其人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有不少是虚构的,有的纯属虚构。而作为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的《水浒传》, 其取材是有依据的,尽管人物、故事也有虚构,但是,武松这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确有其 人。 (一)《水浒传》是以宋江等三十六人领导的“梁山水泊农民起义”为历史依据的。关于宋江起义,在 历史文献中有零星记载。《宋史•微宗本纪》、《张叔夜传》、《东都事略•侯蒙传》、《中国通史》 《中国历史通览》中均可找到证据。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国历史通览》第519页 载:“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稍前,宋江领导京东路的农民举行起义。起义军活跃在河北、京东、淮 南一带。大约在方腊起义失败的前后,宋江等三十六名首领接受了宋朝的招安,起义就此失败。”我们 都知道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小说《水浒传》中,武松排在宋江等三十六名首领第十四位,这 三十六人中必定有武松的原型。 (二)《水浒传》成书前,水浒故事就在民间广泛流传。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中就记有《捕头孙 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篇目,应该就是《水浒》人物孙立,杨志、鲁智深和武 松的故事。施耐庵、罗贯中就是在宋元以来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再 创作,才写成了《水浒传》这部作品。水浒传中的人物像武松等,南宋时期就传颂着他们的故事,不是 施氏随意杜撰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肯定“武松生活在北宋时期”。 (三)《临安县志》、《西湖大观》、《杭州府志》、《浙江通志》中也记载了北宋时期杭州府提辖武 松为民除恶的侠义壮举。说武松是浪迹江湖的卖艺人,“貌奇伟,常使技于涌金门外”、“非盗也”。 当时知府高权见武松武艺高强,邀入府内,先当都头,后提任提辖。后来高权被奸臣诬陷而罢官,武松 因受牵连被赶出府外。新任知府蔡鋆是大奸臣蔡京之子,无恶不作,百姓恨之入骨,在一次蔡鋆出府寻 欢作乐时,武松奋不顾身,刺杀蔡鋆,终因寡不敌众,被捕入狱,死在狱中。上述《临安县志》、《西 湖大观》、《杭州府志》、《浙江通志》等史籍,应为官方正史,所记武松资料自然可信。 (四)在杭州西湖西冷桥畔有武松墓。此墓修建于1924年,1955年被平毁,1964年4-5月间将墓石搬运到 龙井鸡笼山时还有骨骸。2004年06月22日《都市快报》发表的《武松墓里有骨骸最早不在西泠桥》文章 中说:据搬运墓石到龙井鸡笼山的汽车驾驶员朱家昌师傅和原杭州园管局工程师王胜林先生回忆:拆墓 那天,便到西泠桥北草坪上去围观。“武松墓挖开后,里面的棺柩已经腐朽,尸体仅存一些白骨,工人 们把侠骨盛进了骨瓮,由汽车运往鸡笼山。”武松最早葬在钱塘江畔,《西湖新志》卷九引《西湖杂 记》:“谓国初江浒人,在进泷浦下掘地得石碣,题曰武松之墓。若是,则应在钱塘江畔,未识孰 是。”《西湖新志》编纂时(20世纪20年代)已明确西泠桥边有宋义士武松墓。传说是武松惨死狱中 后,当地“百姓感其德,葬于杭州西冷桥畔”,后人立碑,题曰:“宋义士武松之墓”。今天的西湖武 松墓,是根据 2004年浙江省一名人大代表建议,在专家学者的论证基础上,由杭州市在原址恢复重建 的。 以上资料表明:北宋时期武松确有其人。 二、打虎确有其事 现在有人认为,当今的景阳冈在阳谷县城东距县城二十公里,地处平原,与东部山区有黄河阻隔,并非 藏龙卧虎之地;即使有虎,虎乃兽中之王,凶猛无比,人与虎相比,势单力薄,降龙伏虎只是天方夜 谭。武松打虎的故事自然也是杜撰出来的。然而,历史地看,武松打虎确有其事。 (一)“景阳冈”的名字起源于后周世宗时期。据康熙十二年《张秋镇志》记载:张秋,古名涨秋口, 因连年秋季河水上涨,泛滥成灾而取名。五代周世宗显德初年,曾遣宰相李谷治堤于此。景阳冈原名东 沙堌堆,五代周世宗显德初年(公元955年),宰相李谷在此修堤治水,因积劳成疾病逝于此地。百姓感 念其治水之德,奏请葬李谷尸体于东沙堌堆之上,周世宗柴荣十分感动,钦赐御碑一通立于墓旁。碑文 写道:李谷学禹居山冈,脚蹬大堤面朝阳,亲手绘下好风景,万人歌颂李宰相。此七绝中前三句尾字倒 念为“景阳冈”,遂将东沙堌堆改名为景阳冈。这一记载,不仅说明了“景阳冈”来历,还证明了景阳 冈作为阳谷县的一个地名在宋之前就已经存在。 (二)阳谷县景阳冈和平阴、泰安群山相连。《宋史•地理志》记载当时黄河大致经河北馆陶县、清河县 西,进入山东。从沧州乐陵、无棣入海;清康熙五十五年《阳谷县志》记载阳谷县在北宋政和年间“属 郓州东平郡”,在东平郡范围内的阳谷县和平阴、东阿、寿张、中都、须城诸县之间并无大的河流相 阻,阳谷县东部的景阳冈再向东去十里为东阿县位山、苫山、鱼山,再去东十八里便是东平县的银山 镇,与腊山、平阴之群山及泰山连成一片,景阳冈实处在泰山山脉之西麓。清康熙十二年《张秋志》记 载:景阳冈有“九岭十八堌堆”之称,林木茂盛、杂草丛生。在当时从东部山区跑到景阳冈附近一只猛 虎,应该是极其正常的事情,对“景阳冈上有大虫”这件事不应怀疑。 (三)武松赤手空拳打死猛虎的可能性在情理之中。 1、武松有“万夫不当之威风”。《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写宋江在沧州柴进家里观看武松时就感到有武松 “万夫不当之威风”。又问武松:“二郎因何在此?”武松道:“小弟因酒后醉了,与本处机密相争, 只一拳,打得那斯昏沉……”。“只一拳”就表现了武松的力气。 2、武松胆量过人。在“三碗不过冈”酒店里,常人三碗便可醉倒的“透瓶香”酒,武松连饮十八碗,还 不觉醉意。我们不排除小说有夸张之意,但武松的酒量恰恰是超人的。柴进评价武松说:“但吃醉了 酒,性气刚。”武松豪饮十八碗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3、武松机智勇猛。当猛虎凶气大发,“一扑”、“一掀”、“一剪”、“一兜”、“又是一扑”的时 候,武松则“只一闪”、“只一躲”、“又一闪”、“又只一跳”,躲避了猛虎的锋芒,待猛虎几经折 腾失去锐气以后,才被武松按在地上,一股作气,痛打而死。打虎过程入情入理,让人信服。 4、古代英雄伏虎之事屡见不鲜。仅《水浒传》中就有三则打虎的故事,除武松之外,还有解珍解宝登州 射虎、李逵沂岭杀四虎;二十四孝故事中的杨香打虎等等,这些故事,都被黎民百姓世代相传。 (四)“武松打虎处”碑为南宋时期的碑。此碑高1.5米,宽0.6米,上书“武松打虎处”五个行书大 字,周围和背面的字大部分看不清了,有几个字依稀可认,但意思已不能连贯。1988年12月3日《聊城日 报》刊登了署名许继善的文章题目为《我请朱复戡先生鉴定武松打虎处碑》,文章中说1988年9月11日著 名金石学家朱复勘教授来阳谷,时任聊城地区人大工委主任的许继善同志陪同游览景阳冈,朱复戡教授 将“武松打虎处”碑逐字详审后说:“从‘武’字和‘虎’字看,明人没有这个写法,宋人才有这个写 法,由此判断,当是南宋时期的碑”。此碑乃南宋初期所立,距武松打虎的时期较近。此碑可以说是与 《水浒传》相关的不可多得的文物,现立于景阳冈武松庙内,更是景阳冈镇冈之宝,因此,我们可以认 为打虎确有其事。 三、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 故乡一词,可有两种理解,一是出生成长地;二是工作或居官地。具有武松故乡之称的地方应该依这两 个方面来确定。 (一)北宋时期有两个清河县。《水浒传》中说武松出生在清河县,《金瓶梅》中说武松出生在阳谷 县,到底是哪个县,值得探讨。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时期有两个清河县,一个是今河北省清河 县,另一个是江苏淮安。据淮安历史沿革记载,宋元明清时期,清河为县,民国初期(1914年)因与河 北省清河县同名,才改为淮阴,至今淮安市仍保留清河区的区划。小说中武松从沧州回清河县探望兄长 武植,并不知其兄武植在阳谷县卖炊饼,兄弟二人见面是打虎后在阳谷县城巧遇。从武松回老家选择的 方向看,说武松回今淮阴(北宋清河县)倒是合情合理。不然的话,他为什么出沧州向南越河北省清河 县城100公里来到河北清河南边的阳谷县境呢? (二)清河县是武植的家乡而不是武松家乡。今河北省清河县城东有一个武家那村,曾经叫过孔宋庄, 就是《水浒传》中描写的武松的老家。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2009年4月中旬我们前去考察,武树常先 生(武植第25代孙,中国金瓶梅学会会员)接待了我们,他说:《武氏族谱》记载,武植原是山西晋阳 人氏,1414年只身迁到河北省清河县。武植身材高大,先在潘家做工。潘家见武植聪明伶俐,将女儿潘 金莲许配武植为妻。后来,潘家供武植读书,考取进士,充任阳谷县令。生活中的武植与《水浒传》、 《金瓶梅》中描写的武植大相径庭;潘金莲也是名门淑媛,并非淫荡之人;更没有武松这位宋朝的弟 弟。河北省清河县武家那村(孔宋庄)不是武松的家乡。《武氏族谱》记载证据确凿,不可不信 。我们 去淮安实地考察,除了还保留着清河区建制外,其他与武松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以清河县作为“武松 故乡”是不妥当的。 (三)阳谷县具有称“武松故乡”的独特条件。与清河县比起来,阳谷县作为“武松故乡”更具有独特 的条件。 1、小说《金瓶梅 》中写武松是阳谷县人氏。山东省水浒文化研究会会长杜贵晨先生1996年2月2日在 《中国贸易报》撰文说“孤立地看,《水浒传》写武松是清河县人氏,到阳谷县打虎,无所谓对错。但 是,清河、阳谷都是实有之地,他既然写武松是清河人,那么他从居北的沧州横海郡南行,去清河探 兄,路经阳谷,阳谷就应该在清河的北面。然而无论古今,地理上的阳谷都在清河的南面,比清河离沧 州还远。这样,《水浒传》写武松从沧州回清河取道阳谷,就不是一般地绕了远路,而是经过清河过家 门而不入,到了阳谷,又折回来清河,这就不合情理。看来《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先生发现 了这个破绽,并且正确的认识到,只要把武松的籍贯‘清河’和他景阳冈打虎的‘阳谷’对调,这破绽 就没有了”。除了杜贵晨先生分析的理由外,我们还可以认为:兰陵笑笑生先生发现前书将武松的籍贯 写错了,后书又改正过来的。 2、阳谷县是武松最扬眉吐气的地方。与武松有关的地名还有青州二龙山、杭州六合寺等等,二龙山是武 松落草避难的地方,六合寺是其看破红尘、出家向善的地方。而武松在阳谷县的英雄壮举在人们的心目 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武松因打虎除害受到阳谷老百姓的拥戴,受到当时县令的赞赏;在阳谷县衙 充当都头,在当时也算得上“光宗耀祖”之事;斗杀西门庆,为兄报仇、为民除霸,更彰显了武松的英 雄形象。这里即使抛开《金瓶梅》中对武松是阳谷县人氏的肯定,阳谷县也是武松的第二故乡”。 3、阳谷有对武松文化的独特传承。(1)“二哥”是尊称。在阳谷境内相互不熟悉的人见面、问路、打 招呼先喊“二哥”,若喊“大哥”对方就不高兴,因为,“二哥”是武松,“大哥”是武植。(2)“武 松”名字已成为重要的品牌。以“武松”名字命名的武术学校、企业班组、产品商标等不计其数。(3) 文化旅游、古城建设均以塑造“武松形象”为主题。城标为“武松打虎”铜雕;狮子楼内有四组“武松 故事”雕塑;景阳冈内有武松庙,武松是阳谷县人民心目中的“神”;县城的街、路均按照《水浒传》 的描写恢复了名称。(4)阳谷县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提出的口号中也有对“武 松精神”的弘扬。 武松因打虎而流芳。阳谷因武松而扬名。“武松”成了阳谷的“代名词”,“武松故乡”是阳谷的独特 文化旅游品牌,“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非阳谷莫属。 论杭州道教文化对《水浒传》“忠义”思想的影响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刘天振 王辉 《水浒传》被冠以“忠义”之名最早见于嘉靖年间高儒《百川书志》:“《忠义水浒传》一百卷。 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个版本虽至今仍未见到,但以“忠义”二字冠其首,可以看出在明 代嘉靖年间《水浒传》的“忠义”思想拥有广泛的接受基础。后来万历年间天都外臣序百回本《水浒 传》、新安黄城之刻本《水浒传》、容与堂刻本《水浒传》、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等均有“忠义” 二字。百回本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石碣文“侧首一边是‘替天行 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而《水浒传》中“忠义”题旨阐释表现的一种显著方式,是道 教观念及仪式。这种独特的情节构筑方式与宋元明以来杭州地区浓厚的道教文化氛围存在密切的关联。 一、《水浒传》及其作者与杭州的深厚渊源 杭州地处东、西两浙之间,为鱼米富庶之区。北连大运河南端,南临钱塘江下游,河运海运,贯穿 东西南北,具有十分优越的发展条件。北宋之后,杭州更是以惊人的速度飞速发展。而到了赵构以杭州 为“行在”、建立南宋王朝时,杭州便成为皇亲贵族、上层文士及各类商贩与低层艺人的集聚地。陆游 《老学庵笔记》云:“大驾初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南宋时的杭州不只是“东南第一 州”,而且可称作“中国第一州”。 [1] 杭州的娱乐业相当发达,其中的“说话”艺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宋周密《武林旧事》第六卷《诸色伎 艺人》,辑录“诸色伎艺”506人。其中“说话”类93人,占总数近五分之一;而“说话”类中的“小 说”一目达52人,占据了总数的十分之一有余,[2]这足见“说话”艺术的重要性,尤其是“小说”类。 杭州是宋元说话艺人最集中、说话行业最兴盛的城市。在“四大名著”中没有哪一部像《水浒传》那样 与杭州存在血脉相连的关系,在当时的城市中也没有那个城市能像杭州那样,为《水浒传》的问世提供 那么充分的条件。在杭州诸色“说话 ”话本中,最受欢迎,也最热门的便是那些以“水浒故事”为题材 的“小说”话本和“讲史”话本,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载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序“宋江事见于街 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3]即是明证,同时也可看出如李嵩这样 的文人及士大夫对其重视的程度。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七《艺文赏鉴》:“李嵩,钱塘人, 李从训养子,工人物、山水、道释,尤长于界画。……今所画,略无内家人物、仪卫供帐与吴俗文身戏 水之流,……披阅中,欲使人心目迟回,有感慨吊惜之怀,无追攀壮浪之想。”[4]李嵩正生活于宋元交 替、战乱纷扰,民族矛盾日渐激化的时代,这样的客观形势最容易激发正统士人的忠君爱国思想。这与 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与《序》中流露的忠君爱国思想是一致的。龚圣与的《赞》称宋江“不假称 王,而呼保义。”称吴用“乂国安民”,称关胜“云长义勇,汝其后昆”。宋元之际的《大宋宣和遗 事》是一部讲史式的“说话”底本。从其中的九天玄女授天书“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 邪”中也可见出后来《水浒传》“忠义”主旨的端倪。之后,在元人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六《送朱 女士桂英演史序》中所记的杭州“说话”艺人朱桂英所说的“道君艮岳”故事就来源于《大宋宣和遗 事》。更重要的是其中流露出的“忠义”思想“曰忠曰孝,贯穿经史于稠人广座中,……”。[5] 元末明初杭州书会才人施耐庵在前代说话艺人世代积累的基础上集成了章回体小说《忠义水浒传》。嘉 靖年间高儒《百川书志》云:“《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从“钱塘施 耐庵”这一署名上,也提供了施耐庵是杭州书会才人的依据。王利器《<水浒传>是怎样纂修的?》一文 认为:“施耐庵是书会中人,自然和其他书会中人叫做什么庵一样,也起一个艺名叫做耐庵。”[6]他还 引用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中“说经”人有余俟庵、啸庵、借庵、……,“小说”人有俞 住庵、陈可庵。施耐庵将杭州地区的风土名物、民间传说、地理方位等各个方面都写进了《水浒》中, 从中可见他对杭州的熟悉与热爱。(一)杭州的地理环境融入《水浒》中。《水浒》“征方腊”大半是 写杭州地区,大到高山大川、雄关名城,小到村落寺庙、四季花卉都被具体、准确地融入作品中。如写 宋江主力攻下秀州后即经临平山来到皋亭山直逼东新桥扎寨。至时,三路分兵攻杭州。作者对西湖的描 写,先通过一则《水调歌词》,按时间次序描绘了桃杏、鲜藕、金菊、寒梅等花卉,真切地点名了西湖 四季的景色。更有一首《临江仙》,按平面结构描绘了西湖主要风景的特色。(二)真人真事的融入。 1、关于皋亭山扎寨,2、关于独松关战役,3、关于乌龙岭战役,4、关于乌龙神助战之事等均来源于朱 元璋与张士诚的战事,在《明史》、《建德县志》、《方舆纪要》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三)民间传说 的融入。如关于张顺事迹的传说便是由忠臣伍子胥、金华将军曹杲的传说而来。(四)杭州“崇道”风 尚的融入。“崇道”风尚在两宋时期尤为盛行,这与统治集团的大力推崇有关,宋徽宗自诩为“教主道 君皇帝”;而在统治集团大力推崇下的道教也往往体现着统治集团的意志,呈现出忠君护国的色彩。这 一点是本文的重点,容下一节详述。 二、宋元时期杭州“崇道”风尚及所体现的忠君护国思想 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产生、发展、兴盛的过程无不表现着与传统文化的种种纠葛。“中国 根柢全在道教”,“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7]早期道教便有一种向统治政权靠拢的倾向,《太 平经》中便有“忠君”思想的展现,如“治有三名,君、臣、民”,“父母者,生之根也;君者,授荣 尊之门也”。[8]在此之后,道教为了进一步摆脱民间鄙俗气息,争取上层士人的青睐,不断进行清教整 合,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葛洪、陶弘景、寇谦之等都是这一趋势的助推者。如《抱朴子•对俗》所引《玉 钤经》:“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9]而陶 弘景的《真灵位业图》则将神仙由上到下依次分为等级森严的七个阶梯,“虽同号真人,真品乃有 数”,“搜访人纲,究朝班之品序;研综天经,测真灵之阶业”,[10]俨然是封建秩序在仙界的映射。 道教这种忠君护国的文化倾向在宋元时期道教发展的历程中更有明确的体现。 两宋元时期是道教迅猛发展时期,一方面,道教在这时有世俗化的倾向。道教在流传过程中与宋元话本 相结合,与社会生活、民风民情相契合,这样就更深入到民间世俗之中而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 在《水浒传》有深刻体现。[11]另一方面,道教与统治阶级合作,在统治集团大力提倡下呈现出忠君护 国的正统色彩。这时为统治者所扶持的是龙虎山的正一派(天师道)、全真教及由天师道与儒家思想相 结合而产生的净明道。两宋时期,道教自身获得迅猛发展,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道教与宋王朝所处的 政治形势息息相关。北宋时期,王朝积贫积弱,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角力中时常处于不利的境地。 统治者为了缓和国内外重重矛盾,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便利用道教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力,推出 君权神授的惯用伎俩。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宋真宗赵祯与宰相王钦若制造的两次“天书”降临与“圣 祖”降灵事件,以便缓和因在“澶渊之盟”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而造成的社会矛盾。宋真宗利用道教降神 仪式来巩固、深化统治政权的方式对《水浒传》中以道教斋醮科仪的形式来推动情节发展,特别是《忠 义堂石碣受天书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回通过这种方式确立梁山“替天行道”、“忠义护国”的方针 的结构手法不无影响。南宋统治者对道教的态度基本与北宋一致,自高宗始至度宗,崇道风尚一直很盛 行。在道教信仰上,南宋王朝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崔府君”、“四圣真君”——北极紫微大帝管 辖下的天蓬、天猷、翊圣、真武四将,作为皇室的保护神。据《南渡录》说,高宗作为人质从金营出逃 途中,假寐于磁州崔府君庙,梦神人告以追兵将至,以泥身护送他渡江而得以逃脱金人的追捕。高宗回 朝后,崔府君被敕封为“护国显应兴福普佑真君”,并在京城建“显应观”专祀。[12]这些神将便成为 “忠君”、“护国”的功臣良将。在绍兴初,兴建万寿宫、东太乙宫、显应宫;绍兴十六年,兴建“四 圣延祥观”。宋孝宗淳熙三年,为北真武大帝建佑圣观。宋理宗在位期间兴建龙翔宫、西太乙宫,等 等。[13]这些道教宫殿基本上是随着宋王室政治中心迁居杭州后在都城重新兴建的,它们本身具有赵宋 王室“家庙”的性质。[14]这种频繁宫殿修建事宜不外乎借道教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力来巩固王朝的统 治,成为王朝的保护神,“护国”、 “忠君”。 蒙元贵族以武力统一华夏,面对境内民族众多、信仰各异的局面,怎样才能使他们臣服于大元帝国,借 助宗教势力可谓是一个极好的办法。因为龙虎山天师道是江南很有势力的道派,故天师道受到元世祖忽 必烈的关注,据《元史•释老传》载:忽必烈在平定江南的至元十三年,即召嗣汉第36代天师张宗演赴 阙,“因命坐,赐宴,特赐玉芙蓉冠、组金无缝服,命主领江南道教,仍赐银印。”[15] 由上论述可见,宋元时期的道教在统治集团大力推崇之下,已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不可或缺的力量, 它处处体现出“忠君”、“护国”的正统色彩。同时,由于这一时期道教日趋世俗化,越来越渗透到社 会的各个角落,深入民间生活之中,与宋元话本相结合便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水浒传》正是在这 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孕育发展起来的,不可能不受到这种“崇道”风尚的熏染,再加上《水浒传》本身 的英雄传奇题材,使得这部长篇章回小说在“崇道”思想背景下呈现出“忠义”的思想主旨。 三、《水浒传》“崇道”倾向与“忠义”思想之连结 《水浒传》整体故事情节可以说是放在道教大框架、大背景下展开的,“水浒故事”的发展线路也是完 全遵循着道教的两位仙人(九天玄女、罗真人)意志而延展开来。这一显著特征是由《水浒》成书的特 定背景、特殊体裁所决定的。宋元之际在统治集团的大力推崇下,道教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其中龙虎 山的正一派(天师道),在张继先时成为官方所指定的道教诸派首领和统治者所倚重的道派,被视为 “道教正宗”。 南宋王朝在“尊道”方面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崔府君”、“四圣真君”——北极 紫微大帝管辖下的天蓬、天猷、翊圣、真武四将,作为皇室的保护神。元时期的全真教受到元朝统治者 的隆重恩遇,其掌教丘处机曾获成吉思汗所授虎头金牌及玺书,奉命掌管天下道教,诏免道门赋役。 [16]因为龙虎山天师道是江南很有势力的道派,故天师道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关注,据《元史•释老传》 载:忽必烈在平定江南的至元十三年,即召嗣汉第36代天师张宗演赴阙,“因命坐,赐宴,特赐玉芙蓉 冠、组金无缝服,命主领江南道教,仍赐银印。”[17]从中可见宋元统治者在把道教作为巩固统治权力 的手段方面,其用心是一致的。这样道教就成为封建皇权的保护神,道教自身具有了“忠义”、“护 国”的功能。而且,道教世俗化的一种重要表现是对通俗文艺形式的渗透,宋元“说话”与元杂剧中都 有鲜明的体现。这方面,学界已有很多讨论。“说话”艺术与元杂剧正是孕育《水浒传》成书的两股最 重要力量。因此,《水浒传》的崇道倾向及弘扬“忠义”是由其成书过程和孕育环境所造就的。《水浒 传》中涉及道教内容的章节有以下几部分:(《水浒传》百回本) 回目 回数 道教相关章节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第十五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书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浑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渡燕青射雁 第九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第九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在这几部分中,明显体现出“忠义”、“护国”主旨的,如引首中“一日骑驴下山,向那华阴道中正行 之间,听得路上客人传说:‘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那陈抟先生听得,心中欢喜,以手 加额,在驴背上大笑,攧下驴来。人问其故,那先生道:‘天下从此定矣。’”第一、二回中“……进 得汴梁城,闻人所说: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普施符箓,禳救灾病,瘟疫尽消,军民安 泰。”第四十二回中“娘娘法旨道:‘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 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娘娘法旨道:‘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北幽南 至睦,两处见奇功。’”第五十三、五十四回中“吾今传授与汝五雷天罡正法,依此而行,可救宋江, 保国安民,替天行道。”第七十一回中石碣文“侧首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 字。”等等。特别是其中的第十五回(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第四十二回(还道村 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及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书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均是推动 故事情节发展的关捩,它们自身所呈现的忠义思想使整部作品弥漫着忠烈之气。 由上观之,宋元时期杭州“崇道”风尚体现出强烈的忠君护国倾向,南宋“说话”和元代杂剧中的水浒 故事均曾受到当时道教意识的渗透,因此,《水浒传》的崇道倾向与宣扬“忠义”与宋元时期杭州道教 意识的政治取向存在很深的关联。 (本文的撰写参考了马成生先生《杭州与水浒》一书,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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