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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光与“当代红学”

 

张国光与“当代红学” ——张国光《红楼梦》研究评述 胥惠民 摘要:张国光高举“当代红学”大旗,目的在总结六十多年来红学界的是非功过。“两种《红楼梦》, 两个薛宝钗”,是他的“当代红学的宣言书”。他猛烈批判红学两个“凡是”派的代表周汝昌,深入论 述高鹗的巨大贡献;批判周汝昌支持的红学丑闻“震惊人类的发现”,捍卫中国红学和中国学术的荣 誉;与欧阳健论战,肯定胡适新红学和脂评本发现的重大意义,这一切都是为了中国“红学”健康地迈 向21世纪。 关键词:当代红学;周汝昌;欧阳健;红学健康发展 一、“当代红学”的内涵与外延。 《红楼梦》的研究历史大体可以分这么三个阶段:旧红学时期、新红学时期、当代红学时期。自从《红 楼梦》开始流传以来,五四运动以前,所有的评点派、索隐派都属于“旧红学”这个流派。从五四运动 到四十年代末则是新红学派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代表人物是胡适、俞平伯、顾颉刚,代表著作是《红楼 梦考证》、《红楼梦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直到现在,则是“当代红学”时期。 这只是一个大体的划分,其实评点派、索隐派几乎没有中断过,可以说是和《红楼梦》流传相始终。在 新红学派时期索隐派还出了几个大家,如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红楼梦》是“专演清世 宗与诸兄弟争立之事”;景梅九《红楼梦真谛》同意“林黛玉代表明,薛宝钗代表满”的观点。 至于当代红学,那就更丰富多彩了,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的主流红学界以外,新红学、评 点派、索隐派也有所发展。冯其庸、王蒙、周汝昌等人也都出版过各自评点的《红楼梦》或者《石头 记》,影响甚大。在周汝昌身上表现得更复杂,红学界内界外都把他划入新红学考证派,他自己却说: “我久蒙世人称号为‘考证派’,其实他们识力不高,看不清我自一开始就是一个‘索隐派’”(《红 楼小讲》231页)。周汝昌身处当代红学时期,究竟是考证派还是索隐派?怎么准确认识周汝昌红学的属 性,是红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乎今后《红楼梦》研究的健康发展。这些内容都属于当代红学,它 包容了红学的所有流派。 1988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武汉湖北大学召开了“首届中国当代红学研讨会”。张国光先生在这次盛 会的开幕词中说: 我们认为当代红学已经有了三、四十年的历史,它所研究的复杂的内容,需要认真地清理;它所走过的 曲折的道路,需要全面地反思;它所取得的丰富的历史经验,需要科学地总结;它所留给我们的沉重的 教训,更需要大家深刻地记取。特别是1954年,以批判《红楼梦研究》开始的当代红学,历二十年之久 一直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影响之下艰难地举步,在理论上造成了莫大的混乱。—— 《红学新澜》第二期 这就是当代红学的任务。张先生先后连续主持召开九次全国当代红学盛会,通过反思,总结几十年来 《红楼梦》研究的经验和教训,以达到拨乱反正的目的。所以,张先生从一开始高举“当代红学”的大 旗,它就是批判的,战斗的,通过审视评判上个世纪后半期红学的是非功过,来为研究《红楼梦》和曹 雪芹清理道路。这大约就是这个概念的外延吧。 二、“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张国光“当代红学的宣言书”。 1987年12月张国光先生的《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论应充分评价高鹗续改〈红楼梦〉的贡 献》发表(见《古典文学论争集》,武汉出版社1987版)。全文四万多字,共谈了十四个问题,是张先 生对红学长期思考的结果,我们可以把这看作张先生“当代红学的宣言书”。 张国光以“两种〈水浒〉,两个宋江”,“金圣叹评改〈水浒〉有重大贡献”享誉学术界。他立足版 本,对《水浒传》不同版本做了深入研究,得出了金圣叹评改本《水浒》无论思想还是艺术都远远优于 其他本子,实现了替金圣叹翻案的目的。后来他又把这种立足版本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延伸到其他领 域,对《西厢记》提出“两种《西厢记》,两个崔莺莺,两个红娘,金圣叹批改《西厢记》有重大贡 献”的命题;对《红楼梦》提出“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高鹗续改《红楼梦》有重大贡献”的 观点。 针对红学界对《红楼梦》作者的争论,他提出“应承认曹雪芹对八十回原稿和高鹗对后四十回续书的著 作权”。他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校本,“殊不知这种校注本就前八十回来说,距离曹 雪芹的原意也可能(只能说是可能)临近了,但是它和高鹗续的后四十回的距离却更远了,所以不问可 知这种校注本是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是枘凿不入的本子。”他认为曹著前八十回是一个距离定稿还远 的、正在修改中的稿本,世界上也没有作家能够仅凭大半本远未定稿的作品而被称为“最伟大的作家” 的。鲁迅认可的就是曹雪芹、高鹗共同完成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广大读者欣赏、赞叹的也是这种 本子;“而一些红学界推崇的却是早已退出出版市场的八十回本”。对曹雪芹的不虞之誉,对高鹗的求 全之毁,是不公平的。 他认为,对《红楼梦》进行“探佚”也是必需的,“但如果要说建立什么‘探佚’之‘学’,却未免过 甚其辞。问题还在于这种‘探佚’的结果并不能为曹雪芹增加多少光采,倒反而显得原作者的艺术构思 平淡无奇。” 张国光指出,学术界极端贬高的代表作是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电视剧《红楼梦》正是这种倾向的 代表,“无理排斥高鹗续书是《红》剧缺乏对观众吸引力的主因”。 他用了三节文字专门作“《红楼梦研究》批判之批判”,提出“《红楼梦》前八十回为曹雪芹的‘自 传’说何错之有?”“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说符合曹雪芹原意”;“‘左钗右黛’观念形成于百二十 回《红楼梦》流行以后”。 他评价曹雪芹和八十回本《红楼梦》的思想时说: 它确乎是一部充其量只有哀怨情绪,而并无够得上称之为愤怒的反抗色采的内容。(《古典文学论争 集》第432页) 曹雪芹在政治上毕竟是一个软弱者,他未免只记得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却忘掉了“言之者无罪,闻之 者足戒”的古训。他只是袭用了金本《水浒》伪施序所谓《水浒》“谈不及朝廷”的说法,却不了解这 话乃是金圣叹用来作为迷惑统治者视线的“保护色”,而在《水浒》批文中,金圣叹却用了抨击昏君奸 臣、贪官污吏的大量评语,来“抵消”这样一些饰词。至于《水浒》对封建统治阶级罪恶的揭露更是淋 漓尽致。但《红楼梦》却是尽量地避免“干涉”朝廷政治。即使有所涉及也是含蓄有余,浅尝辄止,生 怕触及封建统治阶级的痛处。而小说中不断地出现的什么“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万年不 易之朝”等等谄媚性的词句,尤属败笔。至于公开声明反对“讪谤君相”的野史,这就更加反映了曹雪 芹政治上的保守性。(《古典文学论争集》第433页) 道人所未道,发人所未发。批评曹雪芹,批评《红楼梦》,“这是过去的红学家们从来没有触及,但却 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全文十四个问题,前十三个问题都是为第十四个问题“高鹗续改本《红楼梦》为我国古典爱情悲剧之最 和世界上伟大的爱情悲剧之一论”做铺垫的。这部分通过八个问题,从不同侧面论述《红楼梦》是我国 最伟大的一部悲剧。1、论王国维、胡适悲剧观的局限。张国光指出:王国维悲剧“解脱之道则在于出 世”云云,从而否定了这部小说的所有积极意义。胡适肯定高鹗续书的悲剧成就,比俞平伯先生公正得 多。我们今天的任务则是“从理论上深入探讨高鹗在曹著基础上把《红楼梦》推向中国爱情悲剧顶峰的 贡献”。2、论以黛玉为悲剧主人公是高续本的一大特色。在曹著中,宝钗没有丝毫对不住黛玉的地方。 但在高鹗笔下,宝钗一进贾府,就伪造“金玉良缘”,一心想当宝二奶奶,与黛玉处于势不两立的地 位;这样黛玉的唯一出路就是死亡!3、高鹗笔下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张先生认为,插足宝黛爱 情的第三者宝钗主要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等优越条件战胜对手,这样宝姑娘就成为封建势力的宠 儿和代表。“因此读者在读完百二十回全书以后,自然会冷静地分析一下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社会原 因,从而把批判的锋刃指向封建社会的深层。”4、论高鹗写黛玉之死的美学意义。在曹著中,对黛玉之 病,贾府从来没有吝惜花大量钱财为之诊治,她的死既不是社会原因,也不能归咎于贾府任何人。高续 本则完全不同。5、论高本《红楼梦》堪与《罗密欧与朱丽叶》媲美。张先生在把两部作品作了比较以后 说:“高鹗把黛玉之死放在两种思想的尖锐斗争中来描写,这就更能深深地震撼读者的心灵,而且会激 起人们对于破坏美好的事物的恶势力的愤慨!”7、论黛玉绝粒、焚稿、惊梦等回为悲剧《红楼梦》之顶 峰。“曹雪芹仅只是为悲剧《红楼梦》奠定了基础,这是因为前八十回没有多少令人泪下的情节。”但 高续黛玉之死就不同了,哈斯宝说,“即使铁石心肠的汉子也要为之神伤心碎”。8、论掉包计为悲剧 《红楼梦》之高潮,宝玉因此而出家表现了他的强烈反抗性。张先生说,“掉包计的毒辣不仅是害死了 一个绝代丽人黛玉,而且使‘天下第一情种’宝玉永蒙不白之冤,抱恨终天。”宝玉在考中举人之后出 家,表明自己不负黛玉之情。他在最后指出宝玉出家的意义: 如果宝玉是在贾家彻底破产之后出家,那出家就是消极的,而且几乎可以说为了找衣食之路的一种手 段。而高鹗写宝玉中了举人本可以做官,又写了贾家虽然远不如前,但现状仍然可以维持下去,宝玉完 全可以继续过他的温暖小家庭生活,甚至可以飞黄腾达;但他一切不顾就毅然出走了。这样写就反映了 他对黛玉的忠贞。……高本所写宝玉的结局,从宏观上来看是很有意义的,理由就在于此。 这种分析发人所未发,道人所未道,无疑是很深刻的富于启发的认识。 三、猛烈批判红学两个“凡是”派的代表周汝昌,深入论述高鹗的巨大贡献。 张国光在《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的第八部分指出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极端贬高的代 表作”,把周汝昌 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但没有来得及充分展开讨论。 四年后他用《是破除“盲目诋斥高鹗”的偏见的时候了——向当代红学名家周汝昌先生进一言》(《湖 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5期第21——27页)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周汝昌氏研究《红楼梦》的总目标只是八个字:“极端崇曹,彻底贬高。” 这八个字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周汝昌红学观“凡是”派的本质:“凡是前80回就是绝对的好、 一切皆好;凡是后40回就是绝对的坏、一切都坏。或者说,凡是曹氏写的都好,凡是高氏写的都坏。这 种红学‘凡是主义’,正是绝对化的表现形式。”(常林炎《当代红学中的“双两论”与“凡是 论” 》,《红学新潮》第4页)张先生尖锐地指出,红学界学风不正,“这些人所写的文章,如非捕风 捉影之谈,就是鸡毛蒜皮之见……犹有甚者,在红学领域还不断有人炮制伪文物、伪史料,以假乱 真。”这个人就是周汝昌。要使当代红学从误区走出来,就要对于这种不正的学风勇于开展批评;“之 所以重点批评周汝昌氏”,就是为了贯彻实事求是精神,“推动我国红学研究,摆脱当前的困境,走向 真正的繁荣”。 他认为周汝昌“入室操戈——抨击胡适的提倡《红楼梦》程乙本之用心”,“是为了和胡适‘立异’以 ‘鸣高’的需要”。“周汝昌氏对胡适更是攻之不遗余力,却‘忘却’了自己正是由胡适引上红学研究 的道路的。”他本来是胡适借给他看了甲戌本以后才开始研究脂本的,“他却用甲戌本这个武器作为反 胡适的凭藉。过河拆桥,确实未免作得太过分了。”入室操戈,无实事求是之意,正是周汝昌四十多年 来一直陷入红学误区的泥淖,而且越陷越深的原因之一。 他指出周汝昌“是这样一位经常自炫掌握了‘最惊人的珍秘材料’不惜作伪并乐于传伪的名家”。例如 “伪造曹雪芹遗诗”“准备交《文物》发表”;为伪“雪芹画像”辨护,反复纠缠不休等等。周汝昌是 红学界以伪乱真的大家,关于曹雪芹的伪文物层出不穷,与周氏有着密切关系。 “周氏把红学分为研究曹雪芹、原本石头记、探佚和脂评四大支”,目的还是为了反对高鹗。揭示周汝 昌是“极端崇曹,彻底贬高”的总根子,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以新天下人的耳目。 1993年张国光发表第二篇批判周汝昌极端“崇曹贬高”的论文《高鹗续<红楼梦>是“阴谋活动”吗?》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2期第73——80页) 这篇文章说周氏“把曹雪芹抬上第33重 天,而把高鹗打入18层地狱”。周氏尊曹雪芹为“超人”,评曹雪芹“他是一个惊人的天才,是古今罕 见的一个奇妙的‘复合构成体’——大思想家、大诗人、大词曲家、大文学家、大美学家、大社会学 家、大心理学家、大民俗学家、大典章制度学家、大园林建筑学家、大服装、陈设专家、大音乐学家、 大医药学家……。他的学识极广博,他的素养极高深。这端的是一个奇才绝才。”张先生指出:“这哪 里是什么学术研究?这和封建时代向皇帝上尊号,要罗列字典中一切好字眼有什么不同?” “这不仅是 溢譽,简直是阿谀”。 周汝昌“神化”曹雪芹的目的既要否定胡、俞,又要打倒高鹗。对高鹗由人格上的毁损到政治上的诬 陷,把高鹗的文化活动“上纲”为政治问题;为诬陷高鹗,对旧资料作出新的附会;伪造曹稿后30回早 已写成且并未迷失说;由攻击高鹗的“狗尾续貂”,到诬陷他“砍貂续狗”;伪造曹雪芹为殉《石头 记》而含恨九泉说。文革中及其以后,周汝昌对高鹗的诋诬登峰造极,深刻揭示了他诋毁高鹗续《红楼 梦》是“阴谋活动”的背后是别有目的的。 “至于周汝昌创造的高鹗、乾隆、和珅三家共享120回《红楼梦》著作权说,更会造成红学研究的混乱, 曹雪芹地下有知,能不提出强烈抗议?” 张先生还揭示周氏的《红楼梦“全璧”的背后》“贻笑中外”;他的程甲本、程乙本《红楼梦》是由皇 家武英殿修书处用《四库全书》活字版式印成违背常识,正好暴露了这位文化部门的高级专家缺少文 化。 张国光指出:“由此可见,周汝昌对高鹗的攻击诽谤无所不用其极。本来他的一系列‘反高’‘ 妙论’ 是不值一驳的,但由于他在红坛的‘权威’地位,也就很少有人敢于触犯他。加上他出的书印数又多, 还到处发表‘宏论’,这样,他的谬说影响就十分广泛了。而这也就是40年来我国红学研究一直陷入盲 目崇曹贬高误区的症结所在。” 正是由于张国光这种义正词严的批判,才刹住恶意攻击后40回的坏风气。 四、批判周汝昌支持红学丑闻“震惊人类的发现”,捍卫中国红学和中国学术的荣誉。 1992年3月13日《书刊导报》发表特约撰稿人段献民的《震惊人类的发现:〈红楼梦〉应有两部——王国 华替曹雪芹完成〈太极红楼梦〉》。文章第一部分《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致函中宣部揭示出一个巨大的发 现》,周汝昌说:“我认为王国华做的工作是有重要价值和深远影响的。这门专学建立以后,红学上的 所有重大问题(争议)都可以顺利解决。这不仅是‘红学’的事,它实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课 题,巨大贡献,所关至为重要。”《书刊导报》的编者按说:“著名的《红楼梦》研究权威周汝昌慧眼 识才,发现了一位青年红学家,这位青年学者发现了两部《红楼梦》,结构的《红楼梦》与故事的《红 楼梦》。这位青年学者的成功,使他自己成为中国第一个探索小说学中结构学的人。为世人前所未闻, 为学者前所未想。”据段文说,1988年7月介绍王国华贡献的材料“摆到中央有关领导的案头”。由于有 “研究权威”的揄扬,于是产生轰动效应,大陆及香港数十家报刊纷纷摘载此文,从而引起海内外学人 的广泛关注。 周汝昌支持“王国华替曹雪芹完成《太极红楼梦》”在国际上败坏着中国学术界的威信,好像中国学术 界就是被这样一群“胡吹冒料”不着边际的人把持着似的。 同年3月17日、24日,张国光在为湖北大学元明清研究生举办的红学讲座上列举了十四证,力辩所谓“太 极红楼梦”乃违背常识之作,严正批评“红学权威”周汝昌氏导演这一闹剧及其作伪、传伪的不良学 风。章凡据此撰写了《真是一个“震惊人类的发现”吗?——张国光教授对“太极红楼梦”提出商榷》 (《书刊导报》1992年5月15日),报道了张先生的观点。1988、1989年,张先生曾为王国华创造条件, 让他参加这两次当代红学会。王国华向会议提供的《红楼梦》结构图,违背红学基本常识,不为会议专 家承认。“张教授指出红学界的这一新闹剧,实乃红学权威周汝昌导演的结果。周氏目的不过是想借此 宣传自己的‘重大发现’而已。”他还指出,“周氏的浮夸风是一贯的”。章凡补充此文后,又以《所 谓“震惊人类的发现”,纯属欺人之谈!——张国光教授严正批评为违背常识的“太极红楼梦”滥作广 告的周汝昌氏学风不正》发表于《理论月刊》1992年第6期。 1992年5月14日,张国光亲自组织主持了第三次当代红学研讨会,及时对此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批评。在学 术会上,安徽师大严云受教授说:“把结构研究作为‘真正的、名符其实的《红楼梦》研究’的关键, 是很可笑的。王国华却提出,‘曹雪芹到后来就是为结构而写作的’,实在是臆测之词。……不过是把 被他肢解了《红楼梦》的碎片,塞进他自己杜撰的框架中去。”(《“结构红楼梦”的提出,是对〈红 楼梦〉的否定》《红学新澜》第三期第5页)黄冈师专黄海鹏教授指出:“居然有‘没有故事情节’而只 有结构的作品。那么这结构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那大概像‘皇帝的新衣’那样,不是凡夫俗子所能看 到的。”(《“震惊人类”之余》《红学新澜》第三期第6页)白盾教授批评道:“关于‘太极红楼 梦’,乃是多次闹剧中的一次更荒唐的闹剧而已。它离开了文学的、哲学的、科学的逻辑知识,乃是一 种黔驴技穷的表演,这只会令人齿冷的。”(《红学新澜》第三期第19页) 为此,周汝昌发表了《周汝昌谈“太极红楼梦”》(扬子晚报1992年8月12日)、《周汝昌谈红学研究中 的新问题》的公开信(书刊导报1992年8月21日),进行反批评,为自己辩护。 张国光用《学风不正 令人齿冷——对周汝昌“条陈”八点的驳答》(见《红学新澜》第四期),系统 揭露周汝昌对此应负的责任,指出“周汝昌的浮夸风是一贯的”,严肃批评了周汝昌“大言不惭”的错 误,“还应看到周汝昌的‘廉价奉送桂冠’,从来不看对象的作风,已是习惯成自然”。不论谁投到他 的门下,他就吹捧谁,从不管是非曲直。纪中、秦融、董柯采访张国光,发表《〈太极红楼梦〉风波又 掀新澜——张国光对周汝昌最近公开信发表的有关〈太极红楼梦〉的论争文章全面进行批评》(武汉 《文化报》1992年10月16日)张国光尖锐指出:周汝昌应负导演《太极红楼梦》闹剧的总体责任;王国 华的研究毫无意义;王国华的《红楼梦结构表》实乃数字游戏;曹雪芹《红楼梦》只完成78回,后边30 回没有流传下来,这样编制全书结构对称图只能是主观臆测,徒乱人意;污蔑高鹗续书是用武英殿《四 库全书》活字版式印成的,竟不知白话小说不登大雅之堂,《四库全书》根本不予采录,焉能为之排 印;周汝昌就自己支持王国华说,“给中央的报告材料确实是我写的,我将向党中央负责,向学术向道 德负责,向人民负责,更向中华文化负责”,张先生质问道:大言不惭,言不由衷——周汝昌真的敢 “向党中央负责”吗?这显系欺人之谈。 正是由于张国光先生等严肃学者对周汝昌和王国华及时地批评,才维护了中国红学的荣誉,也维护了中 国学术的荣誉。 五、与欧阳健论战,肯定胡适的新红学与脂评本发现的重大意义。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红学界曾发生了一次以胡适和《红楼梦》脂评本真假为核心的红学大论战。挑 起这次论战的是欧阳健先生,据欧阳自称:他原来没有写过《红楼梦》的论文,而是直到1990年夏因撰 写《古代小说版本漫话》才“染指《红楼梦》的版本”的,“不意稍一涉足”,“径得出脂本乃后出之 伪本,而程甲本方为《红楼梦》之真本的结论”。《复旦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发表欧阳健《〈红楼 梦〉“两大版本系统”说辨疑——兼论脂砚斋出于刘铨福之伪托》,对历来为学术界所认同的脂评本早 于程本说提出质疑,认为脂评本出于后人之手,脂砚斋实为刘铨福托名,是为适应胡适自叙传说的需要 而制造的伪本。为了扩大“脂批伪托说”在学术界的影响,欧阳健1992年在全国多家刊物上发表8篇系列 文章,全面阐述程本早于脂本、脂批系后人伪托的观点。1994年他的《红楼新辩》出版,这本书的内容 简介中说:“这是一部向‘新红学’及其理论基础进行尖锐挑战的著作。作者证明‘脂评石头记’是伪 本,脂评中有关作家身世和素材来源的批语,也是完全不可靠的,只有程甲本才是《红楼梦》的真 本”。“ 本书所阐述的观点,被誉为‘震撼红学的新说’,‘红学新革命’,对红学的方向、前途将产 生巨大影响”。于此同时,欧阳健还认为曹寅的孙子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它是康熙年间的另 一位曹雪芹所著。㈥还广为宣传他整理出版的程甲本是第一次出版。 在这次论战中,冯其庸、蔡义江、张国光等先生都参加了,其中张国光先生撰写的论文尤多,有以下多 篇:《对〈欧阳健的一封信〉的评议》(红学新澜,第六期,1995年)、《关于我国第一桩红学官司答 记者问》(《四川社科界》,1995年第4期)、《不要走索隐派和程本旧评家的老路——评欧阳健的〈红 楼梦的美学与红楼梦版本〉一文》(《江汉论坛》,1995年第10期)、《论胡适考证〈红楼梦〉并创立 “自叙传说”的历史贡献——兼析〈红楼梦谜〉与〈红楼新辨〉之谬》(《湖北大学学报》,1996- 1)、《所谓“欧阳健的红学新发现”,果真是香港李知其的旧发明——就涉及港台与国外学者的“红学 笔墨官司”问题答记者问》(《红学新澜》,第八期,1997年8月)等。 这次欧阳健挑战的核心内容有三:彻底否定胡适新红学的贡献,认为脂评本《石头记》是伪书,只有程 甲本是《红楼梦》的真本。 张国光在《论胡适考证〈红楼梦〉并创立“自叙传说”的历史贡献——兼析〈红楼梦谜〉与〈红楼新 辨〉之谬》一文中,首先用高度肯定胡适新红学的贡献来揭示欧阳之谬。他根据1964年毛泽东说的“蔡 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比较对一点”,认为 “要尽快地为‘新红学派’恢复名誉”; “重新肯定胡、俞创立并坚持的自传说,借以加强对近几年甚嚣尘上的索隐派的谬论的批判力度。” 张先生指出,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香港李知其分四次出版了他的《红楼梦谜》,猛烈批 判胡适是“新红学闹剧的导演”,“洋荤买办”,“把无数青年人引向一个不能容忍的异己的路子”。 欧阳健也不满意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虽“经历了七十年的风风雨雨,至今未动摇其权威地位。” 李知其认为甲戌本1927年出现,“恐怕是民国初年一撮在胡适身旁的人物,为了迎合胡适富于投入感的 认同宝玉的心态而写的。类此最新报道曹家消息之批注在庚辰本等出现,更是后来的事了。”欧阳健也 亦步亦趋地断言脂本为伪书,甲戌本乃是著名藏书家刘铨福“做了手脚”,所谓脂砚“就是……刘铨福 自己。”“刘铨福超越时空的限制,以介入的姿态与作者神游”。 李知其否认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曹雪芹”是一个谜语,只是一个说书的人,是个“乌有旗 人”。欧阳健也说:“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不过是小说家言而已。”“曹寅的曹家与写《红楼 梦》的曹雪芹是否有某种关系是大有怀疑的”。“《红楼梦》,清代人一般都说它成书于康熙末年…… 也许不无道理。”剥夺了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 李知其推崇程甲本,欧阳健也推崇程甲本。 张国光先生得出结论:“所谓‘欧阳健的红学新发现’,果真是香港李知其的旧发明” !这样欧阳健的 《红楼新辨》在1994年被某些报刊抄得火热且称为“红学史上划时代的新发现”,就完全不能成立。 张先生驳斥脂评本伪书说时指出,由于胡适发现宣传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也得以面世。“正是由于 脂本的出现,才使读者对曹雪芹的创作动机、过程有多的了解,而且得以进一步认识曹氏家族的内部矛 盾,和曹雪芹原拟的全面写作计划,及其已散佚的后30残稿的大体面目。所以说,如果没有发现甲戌脂 评本而仅只有用活字排印的程本的话,我们就无法认识戚蓼生续本也是一个脂评本和它的价值;就会误 认为程本全出曹雪芹一人之手。而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对索隐派是极为有利的。”科学地肯定了胡适发 现甲戌本及其他脂评本的意义,为绝大多数红学家所认可。直到现在,否定脂评本的也只有欧阳健、曲 沐、宛晴、吴国柱、克非等几人而已。 张先生大声疾呼:“要警惕索隐派的卷土重来”!他在《不要走索隐派和程本旧评家的老路——评欧阳 健的〈红楼梦的美学与红楼梦版本〉一文》中点破 “欧阳健的红学‘新发现’竟然与以‘赓续索隐读者 旧说’为主旨的《红楼梦谜》一鼻孔出气”,这一切无不是“欧阳决心要走‘索隐派’的旧路的自我表 白”。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欧阳健发表了两万五千馀字的长文《<红楼梦>文本新诠》(此文以上、下 两篇的形式分别刊登于《红楼》2000年第2期、第3期),经过他的“新诠”即索隐,“红楼”变成了 “妓院”,“金陵十二钗”变成了“妓女”。他说:“红楼向来就是妓院的别称。”“明清时期的南 京,妓女喜名其居曰‘楼’,‘红楼’遂为秦淮曲院之别称。”“从原型看,贾母本来就不是谁的生 母。贾母者乃‘假母’的谐音。《北里志》云:‘妓之母多假母,亦妓之衰退者为之’”;“《红楼 梦》中邢夫人、王夫人不从夫姓,而冠以己姓,盖袭自秦淮旧院‘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而来 者”。经过他的考索,金陵十二钗全变成了妓女。不幸而被张国光先生言中,欧阳健显示了索隐派的真 面目。 六、为了中国“红学”健康地迈向21世纪。 这个标题是张先生一篇论文的题目,副题是“论红学界要为反对弄虚作假的不良学风和文风”。他认为 “欧阳健编造的‘脂评本系伪本’、‘唯程甲本是〈红楼梦〉原本、真本’且由他‘最先校注出版’之 说,纯属无稽之谈”;“杨向奎、周汝昌氏长期鼓吹的‘曹雪芹祖籍丰润而非辽阳’说,和由此派生的 ‘丰润人曹渊为〈红楼梦〉原始作者’说”,竟然再次剥夺曹雪芹的著作权,是很荒谬的。 他在《是破除“盲目诋斥高鹗”的偏见的时候了——向当代红学名家周汝昌先生进一言》指出:红学领 域“不断有人炮制伪文物、伪史料,以假乱真。有的名家竟充当这种伪劣文物的义务宣传员。还有的搞 浮夸风,不是危言耸听,就是瞎吹乱捧:一只绣花针,他可以吹成参天大树。这样以来,本来应该是清 澈见底的一泓‘红学’湖水,就被搅成一团浑水。”其典型代表就是新索隐派龙门红学的“泰斗”周汝 昌。 他主张“红学‘打假’需要及时”,“贵在坚持”。 回过头去评价20世纪红学成就时,绝对不能忽视张国光“当代红学”的重要意义。极端的“崇曹贬高” 思想产生于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流行于文革之中,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几乎成为一种潮流。曹 雪芹的80回《红楼梦》难以离开高鹗续补的后40回而流传。《红楼梦》的定本是120回,而不是80回。正 是由于张国光的斗争,才刹住恶意攻击后40回的风气。张国光认真总结20世纪红学的经验教训,恢复高 鹗续改本的地位,解决了读懂《红楼梦》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 参考资料: 1、张国光《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兼论应充分评价高鹗续改〈红楼梦〉的贡献》,《古典文学论 争集》,武汉出版社,1987-12 2、张国光,《澄清历史迷雾,开拓红学新宇——论1954年批判红学家俞平伯先生和〈文艺报〉主编冯雪 峰同志之误》,《红学新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3、张国光,《论〈红楼梦〉的著作权应由高鹗和曹雪芹平分》,同上 4、张国光,《首届中国当代红学研讨会开幕词》,《红学新澜》第二期,1989年1月 5、张国光,《是破除“盲目诋斥高鹗”的偏见的时候了——向当代红学名家周汝昌先生进一言》,湖北 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6、张国光,《学风不正,令人齿冷——对周汝昌“条陈”八点的驳答》,红学新澜,第四期,1992年10 月 7、张国光,《高鹗续〈红楼梦〉是“阴谋活动”吗?》,《红学新澜》,第五期1994年10月 8、纪中 秦融 董柯,《〈太极红楼梦〉风波又掀新澜——张国光对周汝昌最近公开发有关表〈太极红 楼梦〉的论争文章全面进行批评》,武汉《文化报》1992-10-16 9、张国光,《〈太极红楼梦〉的十谬》,《文化报》,1997年4月3日 10、张国光,《回顾1992年的一场“红学”闹剧——对周汝昌先生反诘文章的驳答》(节录),《改革 论坛》1992年第4期,又载于《红学新澜》,第五期1994年10月 11、张国光,《关于我国第一桩红学官司答记者问》,张国光,四川社科界,1995年第4期 12、张国光,《对〈欧阳健的一封信〉的评议》,张国光,《红学新澜》,第六期,1995年10月 13、张国光,《究竟是欧阳健的“新发现”还是李知其的旧发明?——驳所谓脂评〈石头记〉三种纯出 民国书贾伪作说》,张国光,《红学新澜》第七期,1995年12月 14、张国光,《不要走索隐派和程本旧评家的老路——评欧阳健的〈红楼梦的美学与红楼梦版本〉一 文》,江汉论坛,1995年第10期 15、张国光,《所谓“欧阳健的红学新发现”,果真是香港李知其的旧发明——就涉及港台与国外学者 的“红学笔墨官司”问题答记者问》,《红学新澜》,第八期,1997年8月 16、张国光,《论胡适考证〈红楼梦〉并创立“自叙传说”的历史贡献——兼析〈红楼梦谜〉与〈红楼 新辨〉之谬》,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17、张国光,《对红学界弄虚作假的不良学风和文风的论析》,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4年第6 期; 18、张国光,《为了中国“红学”健康地迈向21世纪——论红学界要为反对弄虚作假的不良学风和文 风》,《红学新澜》第五期,1994年10月 19、张国光,《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试论如何理解毛泽东对〈水浒〉、〈红楼梦〉的评论》,《湖 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原刊载于《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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