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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大义”探源

 

梁山“大义”探源 丁永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梁山因《水浒传》而立县,因当年梁山好汉聚义而成就英雄之名,今天乃至今后,梁山仍将以“大义” 为精神支撑,驱策着人们再创辉煌。 那么,梁山大义的历史渊源在哪里?这是个需要讨论的课题。 本文刍探之。 “梁山人”溯源 梁山建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但梁山县境及其周遍地区却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最早发祥地之一。 1981年9月18日,山东省沂源县文物普查工作者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到土门镇进行文物考察。在该镇九 会村东北的骑子鞍山根,距下崖洞南约60米处,发现一块猿人头盖骨化石。同年10月27日和11月11日,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吕谔先生与山东大学、山东省文物局、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的考古人员,对该地点 的地质、地貌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查,继而又发掘出头盖骨一块、眉骨2块(包括大部分顶骨、部分枕 骨和额骨)、牙齿6颗(左上侧门齿2颗,左右上第一前臼齿各1颗,左上第二前臼齿1颗,右上第二臼齿1 颗)、肱骨、股骨、肋骨各一段。1982年5月21日,考古工作者继续探寻,在化石出土的第三地点,又发 现猿人牙齿2颗,与首次发现的猿人牙齿属于同一个体。经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及北京大学有关教 授、专家考证,确认系40—50万年前的更新世中期成年猿人的骨骼化石,现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与此 同时,还发现了肿骨鹿、野猪、犀牛、老虎、巨河狸等10余种共生哺乳动物化石。考古学家将上述猿人 化石命名为“沂源猿人”,与驰名中外的“北京猿人”处于同一时期。 “沂源猿人”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山东人,证明了山东人的祖先早在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在这 块千山万壑、河流纵横的古老土地上,狩猎、劳作、生息、繁衍,创造了值得骄傲的远古文明。 随后,“沂源猿人”的后裔们被称为“东夷人”(《齐鲁武术史话》),在生产和和生活过程中,向四周 发展,梁山一带则是他们早期迁徙之地。 据《山东省梁山县地名志》,“远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定居,耕种稼樯,烧 制陶器,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在距今大约4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从游牧进入定居的东夷族 人就在梁山地区发展了农业、畜牧业和原始手工业(烧制陶器、石灰)。勤劳智慧的东夷族人在本族手 工艺术的基础上吸收了华夏族工艺的特点,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新工艺,形成了既类似于东夷族文化, 又不同于东夷族文化,既类似于华夏文化,又不同于华夏文化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种文化,考古学上称 它为青堌堆类型的文化”。 《山东省梁山县地名志》中说的“青堌堆类型的文化”有两个遗址,其一为 位于梁山县城东北12.5公里处、今属梁山县小安山镇的青堌堆村附近的“青堌堆文化遗址”,其二 是“贾堌堆文化遗址”,在梁山县城西北11、5公里今属梁山县大路口乡辖区的“贾堌堆”村西约200米 处。就目前已发现的资料,该类型文化遗址在梁山以外的其他地方尚未发现,当为循古汶水西来的东夷 人和循济水东来的华夏人共同创造的文化遗迹,时间当在距今4500年到5000年间,正是蚩尤率领“东夷 人”出鲁中山区向华北平原发展势力时期,这里当为“后勤基地”。期间,蚩尤与黄帝遭遇并在“涿鹿 (又称浊陆,即‘在河济之间为浊水所斥散漫的原野’)”发生血战。蚩尤战败被杀后,华夏人融入, 在这里共同创造了“既类似于东夷族文化,又不同于东夷族文化,既类似于华夏文化,又不同于华夏文 化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种文化的青堌堆类型的文化”。因此,从考古意义上说,“东夷人”成了至今发 现最早的“梁山人”。 古文献记载:“东夷人腰挎共箭……粗犷勇武,仁义柔顺”,“东夷人勇武有力,是出名的武士”,蚩 尤就是其杰出的首领。因蚩尤的义勇是公认的,战败后的蚩尤被黄帝封为“兵主(战神)”,“后来天 下又乱,黄帝画蚩尤的形像,威慑天下,天下都以为蚩尤不死且居黄帝之幕府,于是八方万邦皆为弭 服”。 周以前的梁山精神 蚩尤战败后,黄帝将原蚩尤所辖东夷人“分而治之”,择其善者迁出原住处,四散各地;对其不服从管 理者,不仅迁徙他地,还实行强制性的刑管和镇压。对此,《黄帝本行记》写道: 蚩尤既死,黄帝迁其类之善这于邹屠之乡,其不善者以木贼之。 从史前直到夏商时期,历史上虽有“九夷”之说,梁山所在的今山东辖区始终是东夷人活动的中心区 域。夏商时期,今山东境内有150多个以姓氏为纽带的方国,今梁山县境域至少有须句国。此时期,东夷 人因其固有的“勇武”精神而势力强大,反叛意识浓厚而不服统治,屡次参加相关叛乱。 周武王伐纣灭商后,为了统治商朝的遗民,把商王朝直接控制的领地分为四个区:原殷都朝歌(今河南 省淇县)为豳,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又名禄父)掌管。同时将朝歌以东地区(今河南省郑州市一带) 为卫,封给武王的弟弟管叔姬鲜掌管;朝歌以西地区(今河南省新乡一带)为鄘,封给武王的弟弟蔡叔 姬度掌管;朝歌以北地区(今河南省汤阴县一带)为邶,封给武王弟霍叔姬处掌管,共同监视武庚,总 称“三监”。第二年(约前1045年),周武王病逝,其子姬诵即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由周公旦 摄政,代成王行事。管叔因企图继王位,对周公旦摄政极为不满,于是散布流言,并煽动蔡叔、霍叔, 以“周公将不利于孺子”为借口,怂恿武庚及东夷诸方国公开叛乱。周公旦面对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敌对 势力,多方权衡,决定兴师东征。周公东征历时3年之久,不仅彻底平定了武庚之乱,同时消灭了参加叛 乱的 “五十多个”东夷诸国。 为了彻底消除商朝残余势力对周朝的隐患,周公将辅佐他的两个最得力的人物分封到东夷人旧地:一个 是他的长子伯禽,在原商奄国(今曲阜)建立鲁国,一个是最有功的大臣姜子牙,在薄姑(今临淄)建 立了齐国,在东方代行西周统治权,以镇抚东夷人;另封“降周”的微子启于宋(治今河南商丘),建 立宋国;封周武王少弟康叔于朝歌,建立卫国;同时,营建东都洛邑(成周),迁“殷顽民”于此。 以上是“微子义徙梁山”和“梁山七器”出土于梁山的历史背景。 从今梁山仅存的“青堌堆文化遗址”和“贾堌堆文化遗址”看,最上层基本止于晚商时期,当为被周公 当作“顽民”迁出之故。据此可知,那个时候的梁山人,主要保持着东夷人反叛意识浓厚的“勇武”精 神。 “忠义”精神初定型 齐、鲁始封时,仅为各“方百里”的诸侯国之一,但用意深远:封齐之初即授姜子牙以“五侯九稗,实 得征之”的征伐大权(《史记•齐太公世家》),意在振抚东方,成为后世齐国称霸的基础;封鲁国之 时,将一些传世文物、典册、礼器等特赐于鲁,王室的“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让鲁国享有 “王礼”(《左传•定公四年》、《礼记•明堂位》),意在保存、传承周文化于东夷之地,使之成为礼 乐之都。 不过,终西周之世,梁山所在的东夷人活动区仍是诸侯林立、多国并存的局面。时今梁山辖区东、北为 须句国,西、南为宋国领地。 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坐大,齐、鲁疆域迅速扩大,诸侯小国相继被吞灭,至春秋后期,基本占领 了整个东夷人活动中心区,“齐鲁之邦”的今山东省辖区基本成型,时今梁山境域属于鲁国。 战国时期,鲁国公室衰微,“状如小侯”,国土日削,缩至曲阜周遍一带,公元前256年为楚国所灭;而 齐国则经历政权更迭,田氏伐齐,四方争霸,疆域扩至今鲁豫冀边界,几今今山东全境。时今梁山境域 属于齐国。 从公元前11世纪周封齐、鲁,随着齐、鲁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内部联系加强,民族融合,人 文同化、交流,到了战国末期,完成了由东夷文化到齐鲁文化的形成、确立、发展演变而定型,初步形 成有别于中原、燕、赵、秦、晋、吴越、荆楚等的齐鲁文化圈,同时,作为地域概念也趋明朗,“齐 鲁”成为天下向慕的“礼义之邦”了。 现在看来,齐、鲁两国地域特征和气候条件不同,周公和姜太公又一文一武,各有过人的建树,各有特 点,对当地的影响也不尽相同。鲁国出了孔子、孟子、颜子、曾子等,以思想道德建设为主,涌现出以 实现周礼为己任的一批文化圣人。齐国受姜太公的影响,姜太公是武将,思想比较解放,不因循守旧, 敢于大胆创新,强调治国治军方略,出现了孙子、管子等以实践于国家社稷为根本的一批文化圣人。潜 移默化,“忠义”最终成了齐鲁文化这一总特征。 自然,齐、鲁在“忠义”这一总特征下有所侧重,如鲁人多文质彬彬,齐人给人们的印象则是粗犷刚 烈,他们可杀而不可辱,面对挑战,置生死于度外,全力施为,一决雌雄。而梁山一带作为齐、鲁西陲 结合部,则兼具之。 就是说,到秦统一中国时,梁山人完成了从东夷文化到齐鲁文化的转变,“忠义”初步定型为梁山人的 基本精神特征。 “兵”精神的注入 除了齐鲁文化这一基本特征外,梁山人也打有“兵”精神的烙印,这是由梁山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梁山一带地处鲁中山区与黄河淤积的华北平原的交接地带,济水和汶水在这里交汇入大野泽,然后循鲁 中山区北沿入海,为“鲁人”出群山西征和中原人东征之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据《左传》记载,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冬,筑郿”, 这所谓“郿”就是兵营,在梁山北。 战国中期,魏国图霸,开挖鸿沟,形成了以今开封地区为中心的鸿沟水系,济水纳入其中,虽为“贡” 道,实际还是军用为主。《左传》记载鲁成公四年(公元前287年)“冬,城郓”,这“郓”,也是兵 营,在梁山南。 就是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梁山一带就设有兵营。 秦统一中国后,国家仍是战火不断。项羽和刘邦争霸时期,梁山一带属于项羽的地盘,时“郿”称“鲁 城”。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乌江自刎后,楚地全都投降了汉王刘邦,“独鲁不下”,因鲁人 不相信项羽已死。“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 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 这里说的“独鲁不下”之“鲁”,指的就是此“鲁城”。如今,“楚霸王项羽墓”仍在,位于梁山东北 大王山西大王峪内。 史料记载,梁山北3里有“吕母垞”,东3里济水上有“吕母桥”,为新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所建, 时吕母起义军据此迎战欲东来拜祭泰山的王莽,使王莽终未能如愿。 今小安山南何官屯有“安民亭”,这安民亭所在,也曾是个军营,为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官渡之战的 第二年),曹操因为军粮短缺,把部队带到尚有存粮的东平“就食修整”以同黄河以北袁军相持的地 方。对此,《三国志•荀彧传》有如下文字: 建安六年(辛巳,公元201年),太祖就谷东平之安民,粮少,不足与河北相支,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 讨刘表。彧曰:“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馀烬, 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太祖复次于河上。 句中之“安民”,为免于居民运谷之劳的意思,后人在此建“安民亭”以纪念之。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东晋朝廷北上进攻前燕时,曾开辟洸汶运道运送军粮,在这里入济水“至于东阿, 以征之,临阵斩兰。”(《晋书•荀羡传》),时间在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十三年后的太和四年 (公元369年),桓温再次北伐前燕,未走洸汶运道,另开了桓公沟,在大野泽北入的济水。 据杜贵晨教授提供的资料,官军直接“寨于梁山”在五代时: 乾宁元年二月,王及朱宣战于渔山,大败之。二年八月,又败宣于梁山。十一月又败之于钜野。(《新 五代史》卷一《梁太祖本纪上》) 庞师古,曹州南华人,初名从。以中涓从太祖,性端愿,未尝离左右。及太祖镇汴,树置戎武,始得马 匹五百匹,即以师古为偏将,援陈破蔡,累有战功。及朱珍以罪诛,遂用师古为都指挥使。乃渡淮,饷 军于庐寿,攻滁州,破天长,下高邮,沿淮转战,所至克捷。寻代朱友裕领军,攻下徐州,斩时溥首以 献。遂移军伐兖州,入中都,寨于梁山,败朱宣之众,袭至垒下,又破朱瑾于清河。从讨汶阳,与朱 瑄、朱瑾及晋将史俨儿战于故乐亭,大捷而回。(《旧五代史》卷二一《庞师古传》) “兵”精神的内涵是什么?服从、勇武、义无返顾是也。 “宋江”的升华 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组摄制的《寻找水浒》中说,在梁山县境内出土的这些历代文物中, 只有宋代文物稀有到几乎空缺,梁山县文物历史在宋代出现了断层,因为那时候的梁山地区一片汪洋。 是的,五代到北宋时期,黄河因失治而频繁决口,凡于滑、澶 、濮、魏等州河段南决,溃水都沿济水、 濮水故道流入梁山一带,形成当时长江以北最大的“梁山泊”。《宋史•杨戬传》说,“梁山泊,古巨野 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 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赖其蒲鱼之利”的梁山泊被朝廷为增加岁收“设置括田所(西城所)”括 占,赋税额巨增,百姓无以谋生,“相聚为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宋江起义。 宋江起义从政和四年至政和末已发展到有头领36人的气候。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十二月朝廷曾下诏 对其招抚,时宋江没有就范。此后,起义百姓分别以宋江的旗号四处出击,或“横行齐、魏”,或“出 入青、齐、单、濮间”,“转掠十军,官军莫敢撄其锋”、“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被所到之处的官府 分别称为“河北剧贼”、“山东盗”、“京东贼”、“淮南贼”等,并留有被蒋圆和张叔夜分别击溃于 沂州和海州的败绩。宣和四年三月,宋江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并率部进京面圣,谁知竟是“政治诱降”, 被识破后旋即复叛。时正值折可存征方腊凯旋回朝复命,皇帝随亲书诏书,令其“捕草寇宋江”,其主 要将领“不逾月”即被捕杀。宋江等遭到镇压后,其余部仍在固守梁山继续进行反抗,直到宣和六年 (公元1124),受到东平府知府蔡居厚的诱骗,“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 宋江起义是失败了,但其对社会的影响却随着以后的历史变迁而越来越大,以至在400年后的明代中叶, 演义成享誉四方的经典名著《水浒传》。 历史典籍没有留下宋江和他的起义成员的具体活动细节,他们的事迹通过口碑和各种艺术形式流传了下 来,后被有选择地保留在《水浒传》中。《水浒传》毕竟是小说,但当时的“小说”是被分类入“史 部”的,记录的自然是客观的“存在”,虽属于“升华”了的客观事实,也当是对当时梁山人精神和事 迹全面考察后的结果。 关于《水浒传》中彰显的梁山人的大义特征,孔得雨老师已有专门介绍,这里不赘述。可以肯定的是, 北宋末年的梁山泊本就是因地势低洼而容纳的客水,梁山泊渔民也是来自周遍和各地的“难民”,是梁 山泊自然地“任其汇聚而来,又纵其辐散而去”,而孕育出了其高远宏阔、放眼天下、磅礴大气的“水 浒气”。 客观就是如此。在宋江起义军被彻底镇压后不久,梁山泊的渔民张荣重新集结力量,“聚众梁山泊”起 义,继续开展同北宋官府的斗争。“靖康之难”发生后,金军南下,所到之处,烧杀劫掠,给北方人民 造成极大灾难。在这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刻,张荣毅然将矛头由宋朝廷转向金军,给金军以 很大地打击,成为与山西太行山区的“八字军”、河东地区的红巾军、河北地区的五马山寨义军齐名的 北方抗金义军之一,梁山泊也随即成了金兵南犯的屏障之一。 在梁山泊,张荣全力抗金,先后经过连续两次的同金军血战,虽被金军先后破“船万余”、“舟千 余”,仍保持斗志不减。后在大军压境下主动进行战略转移,由梁山泊沿南清河安全南撤,在鼍潭湖和 缩头湖连续迎战并大败金军,迫使金军北归,时在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三月。时张荣“自京东来未 尝承王命”,遂投奔驻扎在镇江的宋将刘光世,正式成为宋军。此后,张荣被南宋朝廷任命为泰州知 州,接管了长江口一带的防务。 现在看,水浒中的宋江,当有张荣的影子。 新一代梁山人的崛起 “靖康之难”发生后,宋室南渡,梁山一带伦为金国统治。 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8年),“杜冲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成为黄河夺淮入海的肇始。时 为黄河最不稳定的时期,也是梁山泊从盛到衰的时期,水至则“漂没千里,复成泽国”,水退即“涸为 平陆,安置屯田”。此后,梁山泊逐渐失去黄河水的大量补给,由于多次黄河行洪,泥沙淤积,仅剩下 几个离开梁山的分散的小湖,只是在黄河洪水泛滥情况下,涸出的耕地又遭淹没灾害而已,已不再是常年 积水的八百里梁山泊了。 元、明以来,京杭大运河开通,梁山一带因交通便利而各地移民迁来,新一代梁山人逐步崛起,经济进 入快速发展时期。这从梁山现有村庄建村年代即见一斑——截止2011年(据《梁山文化概览》),梁山 现境域村庄697个,建村年代分别为:唐代3个,宋代10个,元代9个,明代602个,清代71个,民国2个。 可见,新一代梁山人从形成到崛起,正是《水浒传》成书和广泛传播时期,其人格和精神的形成,无不 受《水浒传》赋予给108位好汉的人格和精神之影响。 我们知道,文化在中国与西方有很大差异,中国的文化是“教化”,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水浒也不例 外——写于元代中叶“没有大聚义以后情节”之《水浒传》“的本”是鼓动人们“反元”;而完善于明 代中期的《水浒全传》则是劝人们对朝廷“忠义”,因为,明朝毕竟是汉人当权,属于自己的政府。但 到了明朝末年,腐败盛行,人民对朝廷怨声载道,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朝廷虽无力惩治腐败,但 对起义者却极端残忍——杀,在此背景下,“没有大聚义以后情节”的“金本水浒”出笼了。 在梁山,“金本水浒” 出笼前发生了李青山起义。 我们知道,不论历史上的宋江,还是《水浒全传》中的宋江,其人生轨迹基本上都是“起义——打击官 府——招安——覆灭”,只是《水浒全传》中的宋江是主动招安,并增加了招安后为朝廷建功立业内 容。而李青山起义的轨迹几乎完全是对《水浒全传》中宋江的模仿,而结局则与历史上的宋江相同—— 招安后旋即被斩杀!可怜李青山,本一代枭雄,只因对《水浒全传》中的宋江一味仿而行之,不仅将大 有希望的明末“梁山泊事业”白白葬送,还造成朝廷禁水浒、对梁山勒石清地,彻底毁掉了梁山宋江寨 等建筑文物! “金本水浒”出笼后,明朝灭亡,中国又伦为另一个“异族”统治时期——清朝。期间,朝廷虽对《水 浒传》屡加严禁,但“金本水浒”仍长盛不衰,形成“有清一代坊间‘一本独尊、诸本皆废’之刊行现 象”。并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介绍到西方的《水浒传》,所选择的版本就是这个。所以,新 一代梁山人在人格和精神塑造上,很大程度上多受“金本水浒”的影响。 还有,明清时期的京杭运河梁山段,由于历史上黄河洪水的泛滥淤积造成的特殊地势,设置了稠密的拦 河船闸,目的是保持河水的深度以保障行船,客观上却造成了行船的障碍,成了最为“堵车”的一段, 自然成了人流、物流、文化信息流的枢纽。时梁山一带沿运河一线船闸附近形成了向两岸辐射的一系列 繁华集镇,有力地带动了梁山一带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但就运河对梁山一带影响的经济方面讲,主要是商业,而那时的商业同西方传来的“无商不奸”的今天 不同,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儒商”,其“儒”的内涵如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信”,而这个“信”自然潜 移默化地融入到新一代梁山人身上。 所以,彰显阳刚色彩的“水浒气”和运河带来的“信”,构成了新一代梁山人的人格和精神之主流。有 清以来,梁山一带尽管屯兵割据的地理环境已不在,仍屡屡成为农民起义发生地、甚至不在梁山起义也 把他们的家眷先安置在梁山,可为注脚。 大义梁山 清文宗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六月十八日,黄河在兰阳(今河南兰考县)铜瓦厢附近溃决,洪水分股 东北流,在张秋镇汇合,冲毁运河堤防,向东夺大清河入海。改道后的黄河,将大运河在十里堡村北拦 腰截断,被分为南北两段。因北有金堤阻挡,梁山一带沦为黄泛区二十年!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山东巡抚丁宝桢主持在黄河南岸修筑上起东明谢家庄(今谢寨)、下至十里 堡、长250里的障东堤(即南金堤),因防御能力不高,屡屡决口,梁山一带仍为黄河自然滞洪区,百姓 流离失所。 新中国成立后,梁山一带正式设立县级政府,国家通过工程措施对这里予以管理,至1958年讯前(即改 建水库以前)完成,总面积943平方公里,名称上虽沿用“东平湖”滞洪区,但政府则叫“梁山县”。按 山东省水浒研究会会长杜贵晨教授的说法,“今山东省梁山县乃共和国初期因梁山而设,实际上也是因 《水浒传》而设。在中国历史上因一部小说而设行政建置的,梁山恐怕是空前未有,也可能是后无来着 的一例!” 可以说,在黄河改走今河道到防洪工程完善这不算短的时期内,梁山人身上,自然也打上了“团结、务 实、开拓、拼搏、奉献”之黄河精神的烙印。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外国列强的政治、军事入侵和文化渗入,中国发生了最剧烈的社会变 革,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崇仰信念产生了动摇和批判。期间,梁山人虽然在文化上既经历了特殊的、甚至 痛苦的冲突、融合与转变,也参与了为挽救和发展民族文化乃至革命文化的形成、发展,但是,深受水 浒文化熏陶,不仅留守的还是因各种原因走向四方的梁山人身上,具有阳刚色彩之“水浒气”依然明 显,所到之处,应景时毅然“亮剑”,呵护着人间正义。以至至今仍被所到之处的世人誉为“梁山好 汉”。 欧阳健教授2011年9月16日在上海大学的讲演时说,“中国文化的元气,尤在最具生命力的阳刚、激情与 ‘天行健’的始源精神,‘水浒气’的存在,是中国文化经久而不衰的象征。” 历史在延续,传承的是那些“正能量”。 改革开放的今天,梁山县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水浒文化为特征的梁山精神被阐释为“既能反映一方 地域文化特点,又体现这里的人文性格”的“大义”——“大,即豪放大气,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 美无痕,大爱无疆;义,即忠义、道义、信义、情义”。 所以,“大义梁山”已成为梁山县展示给世人的鲜亮的名片。 ● 丁永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梁山因《水浒传》而立县,因当年梁山好汉聚义而成就英雄之名,今天乃至今后,梁山仍将以“大义” 为精神支撑,驱策着人们再创辉煌。 那么,梁山大义的历史渊源在哪里?这是个需要讨论的课题。 本文刍探之。 “梁山人”溯源 梁山建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但梁山县境及其周遍地区却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最早发祥地之一。 1981年9月18日,山东省沂源县文物普查工作者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到土门镇进行文物考察。在该镇九 会村东北的骑子鞍山根,距下崖洞南约60米处,发现一块猿人头盖骨化石。同年10月27日和11月11日,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吕谔先生与山东大学、山东省文物局、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的考古人员,对该地点 的地质、地貌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查,继而又发掘出头盖骨一块、眉骨2块(包括大部分顶骨、部分枕 骨和额骨)、牙齿6颗(左上侧门齿2颗,左右上第一前臼齿各1颗,左上第二前臼齿1颗,右上第二臼齿1 颗)、肱骨、股骨、肋骨各一段。1982年5月21日,考古工作者继续探寻,在化石出土的第三地点,又发 现猿人牙齿2颗,与首次发现的猿人牙齿属于同一个体。经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及北京大学有关教 授、专家考证,确认系40—50万年前的更新世中期成年猿人的骨骼化石,现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与此 同时,还发现了肿骨鹿、野猪、犀牛、老虎、巨河狸等10余种共生哺乳动物化石。考古学家将上述猿人 化石命名为“沂源猿人”,与驰名中外的“北京猿人”处于同一时期。 “沂源猿人”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山东人,证明了山东人的祖先早在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在这 块千山万壑、河流纵横的古老土地上,狩猎、劳作、生息、繁衍,创造了值得骄傲的远古文明。 随后,“沂源猿人”的后裔们被称为“东夷人”(《齐鲁武术史话》),在生产和和生活过程中,向四周 发展,梁山一带则是他们早期迁徙之地。 据《山东省梁山县地名志》,“远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定居,耕种稼樯,烧 制陶器,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在距今大约4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从游牧进入定居的东夷族 人就在梁山地区发展了农业、畜牧业和原始手工业(烧制陶器、石灰)。勤劳智慧的东夷族人在本族手 工艺术的基础上吸收了华夏族工艺的特点,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新工艺,形成了既类似于东夷族文化, 又不同于东夷族文化,既类似于华夏文化,又不同于华夏文化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种文化,考古学上称 它为青堌堆类型的文化”。 《山东省梁山县地名志》中说的“青堌堆类型的文化”有两个遗址,其一为 位于梁山县城东北12.5公里处、今属梁山县小安山镇的青堌堆村附近的“青堌堆文化遗址”,其二 是“贾堌堆文化遗址”,在梁山县城西北11、5公里今属梁山县大路口乡辖区的“贾堌堆”村西约200米 处。就目前已发现的资料,该类型文化遗址在梁山以外的其他地方尚未发现,当为循古汶水西来的东夷 人和循济水东来的华夏人共同创造的文化遗迹,时间当在距今4500年到5000年间,正是蚩尤率领“东夷 人”出鲁中山区向华北平原发展势力时期,这里当为“后勤基地”。期间,蚩尤与黄帝遭遇并在“涿鹿 (又称浊陆,即‘在河济之间为浊水所斥散漫的原野’)”发生血战。蚩尤战败被杀后,华夏人融入, 在这里共同创造了“既类似于东夷族文化,又不同于东夷族文化,既类似于华夏文化,又不同于华夏文 化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种文化的青堌堆类型的文化”。因此,从考古意义上说,“东夷人”成了至今发 现最早的“梁山人”。 古文献记载:“东夷人腰挎共箭……粗犷勇武,仁义柔顺”,“东夷人勇武有力,是出名的武士”,蚩 尤就是其杰出的首领。因蚩尤的义勇是公认的,战败后的蚩尤被黄帝封为“兵主(战神)”,“后来天 下又乱,黄帝画蚩尤的形像,威慑天下,天下都以为蚩尤不死且居黄帝之幕府,于是八方万邦皆为弭 服”。 周以前的梁山精神 蚩尤战败后,黄帝将原蚩尤所辖东夷人“分而治之”,择其善者迁出原住处,四散各地;对其不服从管 理者,不仅迁徙他地,还实行强制性的刑管和镇压。对此,《黄帝本行记》写道: 蚩尤既死,黄帝迁其类之善这于邹屠之乡,其不善者以木贼之。 从史前直到夏商时期,历史上虽有“九夷”之说,梁山所在的今山东辖区始终是东夷人活动的中心区 域。夏商时期,今山东境内有150多个以姓氏为纽带的方国,今梁山县境域至少有须句国。此时期,东夷 人因其固有的“勇武”精神而势力强大,反叛意识浓厚而不服统治,屡次参加相关叛乱。 周武王伐纣灭商后,为了统治商朝的遗民,把商王朝直接控制的领地分为四个区:原殷都朝歌(今河南 省淇县)为豳,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又名禄父)掌管。同时将朝歌以东地区(今河南省郑州市一带) 为卫,封给武王的弟弟管叔姬鲜掌管;朝歌以西地区(今河南省新乡一带)为鄘,封给武王的弟弟蔡叔 姬度掌管;朝歌以北地区(今河南省汤阴县一带)为邶,封给武王弟霍叔姬处掌管,共同监视武庚,总 称“三监”。第二年(约前1045年),周武王病逝,其子姬诵即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由周公旦 摄政,代成王行事。管叔因企图继王位,对周公旦摄政极为不满,于是散布流言,并煽动蔡叔、霍叔, 以“周公将不利于孺子”为借口,怂恿武庚及东夷诸方国公开叛乱。周公旦面对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敌对 势力,多方权衡,决定兴师东征。周公东征历时3年之久,不仅彻底平定了武庚之乱,同时消灭了参加叛 乱的 “五十多个”东夷诸国。 为了彻底消除商朝残余势力对周朝的隐患,周公将辅佐他的两个最得力的人物分封到东夷人旧地:一个 是他的长子伯禽,在原商奄国(今曲阜)建立鲁国,一个是最有功的大臣姜子牙,在薄姑(今临淄)建 立了齐国,在东方代行西周统治权,以镇抚东夷人;另封“降周”的微子启于宋(治今河南商丘),建 立宋国;封周武王少弟康叔于朝歌,建立卫国;同时,营建东都洛邑(成周),迁“殷顽民”于此。 以上是“微子义徙梁山”和“梁山七器”出土于梁山的历史背景。 从今梁山仅存的“青堌堆文化遗址”和“贾堌堆文化遗址”看,最上层基本止于晚商时期,当为被周公 当作“顽民”迁出之故。据此可知,那个时候的梁山人,主要保持着东夷人反叛意识浓厚的“勇武”精 神。 “忠义”精神初定型 齐、鲁始封时,仅为各“方百里”的诸侯国之一,但用意深远:封齐之初即授姜子牙以“五侯九稗,实 得征之”的征伐大权(《史记•齐太公世家》),意在振抚东方,成为后世齐国称霸的基础;封鲁国之 时,将一些传世文物、典册、礼器等特赐于鲁,王室的“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让鲁国享有 “王礼”(《左传•定公四年》、《礼记•明堂位》),意在保存、传承周文化于东夷之地,使之成为礼 乐之都。 不过,终西周之世,梁山所在的东夷人活动区仍是诸侯林立、多国并存的局面。时今梁山辖区东、北为 须句国,西、南为宋国领地。 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坐大,齐、鲁疆域迅速扩大,诸侯小国相继被吞灭,至春秋后期,基本占领 了整个东夷人活动中心区,“齐鲁之邦”的今山东省辖区基本成型,时今梁山境域属于鲁国。 战国时期,鲁国公室衰微,“状如小侯”,国土日削,缩至曲阜周遍一带,公元前256年为楚国所灭;而 齐国则经历政权更迭,田氏伐齐,四方争霸,疆域扩至今鲁豫冀边界,几今今山东全境。时今梁山境域 属于齐国。 从公元前11世纪周封齐、鲁,随着齐、鲁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内部联系加强,民族融合,人 文同化、交流,到了战国末期,完成了由东夷文化到齐鲁文化的形成、确立、发展演变而定型,初步形 成有别于中原、燕、赵、秦、晋、吴越、荆楚等的齐鲁文化圈,同时,作为地域概念也趋明朗,“齐 鲁”成为天下向慕的“礼义之邦”了。 现在看来,齐、鲁两国地域特征和气候条件不同,周公和姜太公又一文一武,各有过人的建树,各有特 点,对当地的影响也不尽相同。鲁国出了孔子、孟子、颜子、曾子等,以思想道德建设为主,涌现出以 实现周礼为己任的一批文化圣人。齐国受姜太公的影响,姜太公是武将,思想比较解放,不因循守旧, 敢于大胆创新,强调治国治军方略,出现了孙子、管子等以实践于国家社稷为根本的一批文化圣人。潜 移默化,“忠义”最终成了齐鲁文化这一总特征。 自然,齐、鲁在“忠义”这一总特征下有所侧重,如鲁人多文质彬彬,齐人给人们的印象则是粗犷刚 烈,他们可杀而不可辱,面对挑战,置生死于度外,全力施为,一决雌雄。而梁山一带作为齐、鲁西陲 结合部,则兼具之。 就是说,到秦统一中国时,梁山人完成了从东夷文化到齐鲁文化的转变,“忠义”初步定型为梁山人的 基本精神特征。 “兵”精神的注入 除了齐鲁文化这一基本特征外,梁山人也打有“兵”精神的烙印,这是由梁山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梁山一带地处鲁中山区与黄河淤积的华北平原的交接地带,济水和汶水在这里交汇入大野泽,然后循鲁 中山区北沿入海,为“鲁人”出群山西征和中原人东征之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据《左传》记载,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冬,筑郿”, 这所谓“郿”就是兵营,在梁山北。 战国中期,魏国图霸,开挖鸿沟,形成了以今开封地区为中心的鸿沟水系,济水纳入其中,虽为“贡” 道,实际还是军用为主。《左传》记载鲁成公四年(公元前287年)“冬,城郓”,这“郓”,也是兵 营,在梁山南。 就是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梁山一带就设有兵营。 秦统一中国后,国家仍是战火不断。项羽和刘邦争霸时期,梁山一带属于项羽的地盘,时“郿”称“鲁 城”。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乌江自刎后,楚地全都投降了汉王刘邦,“独鲁不下”,因鲁人 不相信项羽已死。“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 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 这里说的“独鲁不下”之“鲁”,指的就是此“鲁城”。如今,“楚霸王项羽墓”仍在,位于梁山东北 大王山西大王峪内。 史料记载,梁山北3里有“吕母垞”,东3里济水上有“吕母桥”,为新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所建, 时吕母起义军据此迎战欲东来拜祭泰山的王莽,使王莽终未能如愿。 今小安山南何官屯有“安民亭”,这安民亭所在,也曾是个军营,为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官渡之战的 第二年),曹操因为军粮短缺,把部队带到尚有存粮的东平“就食修整”以同黄河以北袁军相持的地 方。对此,《三国志•荀彧传》有如下文字: 建安六年(辛巳,公元201年),太祖就谷东平之安民,粮少,不足与河北相支,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 讨刘表。彧曰:“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馀烬, 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太祖复次于河上。 句中之“安民”,为免于居民运谷之劳的意思,后人在此建“安民亭”以纪念之。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东晋朝廷北上进攻前燕时,曾开辟洸汶运道运送军粮,在这里入济水“至于东阿, 以征之,临阵斩兰。”(《晋书•荀羡传》),时间在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十三年后的太和四年 (公元369年),桓温再次北伐前燕,未走洸汶运道,另开了桓公沟,在大野泽北入的济水。 据杜贵晨教授提供的资料,官军直接“寨于梁山”在五代时: 乾宁元年二月,王及朱宣战于渔山,大败之。二年八月,又败宣于梁山。十一月又败之于钜野。(《新 五代史》卷一《梁太祖本纪上》) 庞师古,曹州南华人,初名从。以中涓从太祖,性端愿,未尝离左右。及太祖镇汴,树置戎武,始得马 匹五百匹,即以师古为偏将,援陈破蔡,累有战功。及朱珍以罪诛,遂用师古为都指挥使。乃渡淮,饷 军于庐寿,攻滁州,破天长,下高邮,沿淮转战,所至克捷。寻代朱友裕领军,攻下徐州,斩时溥首以 献。遂移军伐兖州,入中都,寨于梁山,败朱宣之众,袭至垒下,又破朱瑾于清河。从讨汶阳,与朱 瑄、朱瑾及晋将史俨儿战于故乐亭,大捷而回。(《旧五代史》卷二一《庞师古传》) “兵”精神的内涵是什么?服从、勇武、义无返顾是也。 “宋江”的升华 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组摄制的《寻找水浒》中说,在梁山县境内出土的这些历代文物中, 只有宋代文物稀有到几乎空缺,梁山县文物历史在宋代出现了断层,因为那时候的梁山地区一片汪洋。 是的,五代到北宋时期,黄河因失治而频繁决口,凡于滑、澶 、濮、魏等州河段南决,溃水都沿济水、 濮水故道流入梁山一带,形成当时长江以北最大的“梁山泊”。《宋史•杨戬传》说,“梁山泊,古巨野 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 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赖其蒲鱼之利”的梁山泊被朝廷为增加岁收“设置括田所(西城所)”括 占,赋税额巨增,百姓无以谋生,“相聚为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宋江起义。 宋江起义从政和四年至政和末已发展到有头领36人的气候。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十二月朝廷曾下诏 对其招抚,时宋江没有就范。此后,起义百姓分别以宋江的旗号四处出击,或“横行齐、魏”,或“出 入青、齐、单、濮间”,“转掠十军,官军莫敢撄其锋”、“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被所到之处的官府 分别称为“河北剧贼”、“山东盗”、“京东贼”、“淮南贼”等,并留有被蒋圆和张叔夜分别击溃于 沂州和海州的败绩。宣和四年三月,宋江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并率部进京面圣,谁知竟是“政治诱降”, 被识破后旋即复叛。时正值折可存征方腊凯旋回朝复命,皇帝随亲书诏书,令其“捕草寇宋江”,其主 要将领“不逾月”即被捕杀。宋江等遭到镇压后,其余部仍在固守梁山继续进行反抗,直到宣和六年 (公元1124),受到东平府知府蔡居厚的诱骗,“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 宋江起义是失败了,但其对社会的影响却随着以后的历史变迁而越来越大,以至在400年后的明代中叶, 演义成享誉四方的经典名著《水浒传》。 历史典籍没有留下宋江和他的起义成员的具体活动细节,他们的事迹通过口碑和各种艺术形式流传了下 来,后被有选择地保留在《水浒传》中。《水浒传》毕竟是小说,但当时的“小说”是被分类入“史 部”的,记录的自然是客观的“存在”,虽属于“升华”了的客观事实,也当是对当时梁山人精神和事 迹全面考察后的结果。 关于《水浒传》中彰显的梁山人的大义特征,孔得雨老师已有专门介绍,这里不赘述。可以肯定的是, 北宋末年的梁山泊本就是因地势低洼而容纳的客水,梁山泊渔民也是来自周遍和各地的“难民”,是梁 山泊自然地“任其汇聚而来,又纵其辐散而去”,而孕育出了其高远宏阔、放眼天下、磅礴大气的“水 浒气”。 客观就是如此。在宋江起义军被彻底镇压后不久,梁山泊的渔民张荣重新集结力量,“聚众梁山泊”起 义,继续开展同北宋官府的斗争。“靖康之难”发生后,金军南下,所到之处,烧杀劫掠,给北方人民 造成极大灾难。在这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刻,张荣毅然将矛头由宋朝廷转向金军,给金军以 很大地打击,成为与山西太行山区的“八字军”、河东地区的红巾军、河北地区的五马山寨义军齐名的 北方抗金义军之一,梁山泊也随即成了金兵南犯的屏障之一。 在梁山泊,张荣全力抗金,先后经过连续两次的同金军血战,虽被金军先后破“船万余”、“舟千 余”,仍保持斗志不减。后在大军压境下主动进行战略转移,由梁山泊沿南清河安全南撤,在鼍潭湖和 缩头湖连续迎战并大败金军,迫使金军北归,时在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三月。时张荣“自京东来未 尝承王命”,遂投奔驻扎在镇江的宋将刘光世,正式成为宋军。此后,张荣被南宋朝廷任命为泰州知 州,接管了长江口一带的防务。 现在看,水浒中的宋江,当有张荣的影子。 新一代梁山人的崛起 “靖康之难”发生后,宋室南渡,梁山一带伦为金国统治。 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8年),“杜冲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成为黄河夺淮入海的肇始。时 为黄河最不稳定的时期,也是梁山泊从盛到衰的时期,水至则“漂没千里,复成泽国”,水退即“涸为 平陆,安置屯田”。此后,梁山泊逐渐失去黄河水的大量补给,由于多次黄河行洪,泥沙淤积,仅剩下 几个离开梁山的分散的小湖,只是在黄河洪水泛滥情况下,涸出的耕地又遭淹没灾害而已,已不再是常年 积水的八百里梁山泊了。 元、明以来,京杭大运河开通,梁山一带因交通便利而各地移民迁来,新一代梁山人逐步崛起,经济进 入快速发展时期。这从梁山现有村庄建村年代即见一斑——截止2011年(据《梁山文化概览》),梁山 现境域村庄697个,建村年代分别为:唐代3个,宋代10个,元代9个,明代602个,清代71个,民国2个。 可见,新一代梁山人从形成到崛起,正是《水浒传》成书和广泛传播时期,其人格和精神的形成,无不 受《水浒传》赋予给108位好汉的人格和精神之影响。 我们知道,文化在中国与西方有很大差异,中国的文化是“教化”,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水浒也不例 外——写于元代中叶“没有大聚义以后情节”之《水浒传》“的本”是鼓动人们“反元”;而完善于明 代中期的《水浒全传》则是劝人们对朝廷“忠义”,因为,明朝毕竟是汉人当权,属于自己的政府。但 到了明朝末年,腐败盛行,人民对朝廷怨声载道,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朝廷虽无力惩治腐败,但 对起义者却极端残忍——杀,在此背景下,“没有大聚义以后情节”的“金本水浒”出笼了。 在梁山,“金本水浒” 出笼前发生了李青山起义。 我们知道,不论历史上的宋江,还是《水浒全传》中的宋江,其人生轨迹基本上都是“起义——打击官 府——招安——覆灭”,只是《水浒全传》中的宋江是主动招安,并增加了招安后为朝廷建功立业内 容。而李青山起义的轨迹几乎完全是对《水浒全传》中宋江的模仿,而结局则与历史上的宋江相同—— 招安后旋即被斩杀!可怜李青山,本一代枭雄,只因对《水浒全传》中的宋江一味仿而行之,不仅将大 有希望的明末“梁山泊事业”白白葬送,还造成朝廷禁水浒、对梁山勒石清地,彻底毁掉了梁山宋江寨 等建筑文物! “金本水浒”出笼后,明朝灭亡,中国又伦为另一个“异族”统治时期——清朝。期间,朝廷虽对《水 浒传》屡加严禁,但“金本水浒”仍长盛不衰,形成“有清一代坊间‘一本独尊、诸本皆废’之刊行现 象”。并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介绍到西方的《水浒传》,所选择的版本就是这个。所以,新 一代梁山人在人格和精神塑造上,很大程度上多受“金本水浒”的影响。 还有,明清时期的京杭运河梁山段,由于历史上黄河洪水的泛滥淤积造成的特殊地势,设置了稠密的拦 河船闸,目的是保持河水的深度以保障行船,客观上却造成了行船的障碍,成了最为“堵车”的一段, 自然成了人流、物流、文化信息流的枢纽。时梁山一带沿运河一线船闸附近形成了向两岸辐射的一系列 繁华集镇,有力地带动了梁山一带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但就运河对梁山一带影响的经济方面讲,主要是商业,而那时的商业同西方传来的“无商不奸”的今天 不同,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儒商”,其“儒”的内涵如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信”,而这个“信”自然潜 移默化地融入到新一代梁山人身上。 所以,彰显阳刚色彩的“水浒气”和运河带来的“信”,构成了新一代梁山人的人格和精神之主流。有 清以来,梁山一带尽管屯兵割据的地理环境已不在,仍屡屡成为农民起义发生地、甚至不在梁山起义也 把他们的家眷先安置在梁山,可为注脚。 大义梁山 清文宗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六月十八日,黄河在兰阳(今河南兰考县)铜瓦厢附近溃决,洪水分股 东北流,在张秋镇汇合,冲毁运河堤防,向东夺大清河入海。改道后的黄河,将大运河在十里堡村北拦 腰截断,被分为南北两段。因北有金堤阻挡,梁山一带沦为黄泛区二十年!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山东巡抚丁宝桢主持在黄河南岸修筑上起东明谢家庄(今谢寨)、下至十里 堡、长250里的障东堤(即南金堤),因防御能力不高,屡屡决口,梁山一带仍为黄河自然滞洪区,百姓 流离失所。 新中国成立后,梁山一带正式设立县级政府,国家通过工程措施对这里予以管理,至1958年讯前(即改 建水库以前)完成,总面积943平方公里,名称上虽沿用“东平湖”滞洪区,但政府则叫“梁山县”。按 山东省水浒研究会会长杜贵晨教授的说法,“今山东省梁山县乃共和国初期因梁山而设,实际上也是因 《水浒传》而设。在中国历史上因一部小说而设行政建置的,梁山恐怕是空前未有,也可能是后无来着 的一例!” 可以说,在黄河改走今河道到防洪工程完善这不算短的时期内,梁山人身上,自然也打上了“团结、务 实、开拓、拼搏、奉献”之黄河精神的烙印。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外国列强的政治、军事入侵和文化渗入,中国发生了最剧烈的社会变 革,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崇仰信念产生了动摇和批判。期间,梁山人虽然在文化上既经历了特殊的、甚至 痛苦的冲突、融合与转变,也参与了为挽救和发展民族文化乃至革命文化的形成、发展,但是,深受水 浒文化熏陶,不仅留守的还是因各种原因走向四方的梁山人身上,具有阳刚色彩之“水浒气”依然明 显,所到之处,应景时毅然“亮剑”,呵护着人间正义。以至至今仍被所到之处的世人誉为“梁山好 汉”。 欧阳健教授2011年9月16日在上海大学的讲演时说,“中国文化的元气,尤在最具生命力的阳刚、激情与 ‘天行健’的始源精神,‘水浒气’的存在,是中国文化经久而不衰的象征。” 历史在延续,传承的是那些“正能量”。 改革开放的今天,梁山县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水浒文化为特征的梁山精神被阐释为“既能反映一方 地域文化特点,又体现这里的人文性格”的“大义”——“大,即豪放大气,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 美无痕,大爱无疆;义,即忠义、道义、信义、情义”。 所以,“大义梁山”已成为梁山县展示给世人的鲜亮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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