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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之石碣与北宋党人碑关系之考论

 

《水浒传》之石碣与北宋党人碑关系之考论 山东刘洪强 《水浒传》第71回出现了石碣。这石碣的出现不同寻常,先是天空中一声巨响,一道霞光铺满天 空,紧接着一个火球从天上钻入地下。在这火球钻入处挖出了一个石碣,这石碣上面有人皆不识的龙章凤 篆蝌蚪之书,非常神秘与吊诡。经过一个道士的翻译,原来这石碣上写的是三十六天罡星与七十二地煞星 的姓名,亦即梁山一百单八好汉的名字全在上面。[1] 石碣在《水浒传》中的意义重大,有很浓的象征与隐喻意味。金圣叹对石碣就非常重视。他在第一回说: “一部大书七十回,以石碣起,以石碣此,奇绝。”[2](P11)第十五回吴用劝说阮氏三雄入伙,阮氏三 雄所在的村庄为石碣村,金圣叹说:“水浒之始也,始于石碣;水浒之终也,终于石碣。石碣之为一定之 数,固也。”[2](P228)在第七十一回,金氏评《水浒传》曰:“石碣天文……重将一百八人姓名一一 排列出来,为一部七十回书点睛结穴耳。盖始之以石碣,终之以石碣者,是此书大开阖。”[2](P1191) 杜贵晨师有《〈水浒传〉为“石碣记”试论》认为“《水浒传》实可以视为一部托于‘石头’意象为叙事 总构的一部放大展开的‘石碣天文’,一部绿林江湖故事的‘石碣记’”。[3]的确发现了小说中石碣的 奥秘。 以上的论述都说明石碣的重要。当然石碣的重要与否并不在于评论者的观点,而是在小说《水浒传》中的 一种客观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水浒传》第一回中并不是石碣而是石碑,“石碣”是金圣叹添加改动的,不过“碣”是 “圆顶石碑”,《后汉书•窦宪传》李贤注云:“方者谓之碑,员者谓之碣。”[4](P817)这样石碑与石 碣也就一样了。 《水浒传》写石碣“前面有天书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后也有天书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注著 众义士的姓名”,不但是一百零八人宿命的象征,也是《水浒传》的一大总结。 这样重要的石碣文字是如何产生的呢?《水浒传》的作者为什么要用石碣的形式把梁山的好汉的名字公布 出来?笔者认为,《水浒传》中石碣的原型在于北宋之际的党人碑,而《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与蔡京等 人斗争实际上有北宋的党争影子。陈冬根先生《〈水浒传〉与北宋党争关系初探》已经注意到《水浒传》 与北宋党争的关系,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5]笔者认为陈先生指出《水浒传》与北宋党争 的关系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并没有提到党人碑与石碑的关系。 笔者认为,《水浒传》与北宋党争或北宋社会的关系最重要的不在于陈冬根先生所说的那三条,而在于 《水浒传》中的石碣(其实就是石碑)其实影射了北宋的党人碑。 一、 《水浒传》与北宋的党人碑、“宋太祖誓碑” 北宋的党人碑,简单地说,就是宋徽宗崇元年间,奸相蔡京为打击政敌,将司马光等“奸党”姓名刻在石 碑上,昭示天下。 宋神宗时,宰相王安石变法,任用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推行新政,这样就以王安石为中心形成了所谓 的新党,司马光、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却不同意新法,这伙人就是所谓旧党,因此旧党被王安石等人 排斥,或贬官或致仕。 后由新法带来一些弊端且加以新党内讧(如吕惠卿与王安石之弟安国不合)等,这时旧党得势,神宗死 后,哲宗继立,但年才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这时司马光出而为相,不遗余力地排斥新党诋诽新法 等。但由于矫枉过正及内部分裂等原因,旧党又下野,新党又执政,这样反反复复,从党争发展为党锢之 祸。每一党派上台都对对方施行打击报复,最后到了人身攻击。 哲宗崩,徽宗立。徽宗崇宁元年,蔡京入相。当蔡京独专大权时,一意排斥旧党,不许旧党作官,要治旧 党的罪,他还把旧党定性为奸党,并先后三次刻石立碑。第一次他把司马光、文彦博等一百二十人的名字 刻在端礼前的石碑上,崇宁元年九月。 《宋史•徽宗纪一》载: 乙未,诏中书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6](P365) …… 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 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6] (P365) 这样立了一个石碑,由于一个石碑影响不大,多有人不知端礼门御笔石刻,所以有大臣“欲乞特旨降睿 旨,具列奸党,以御书刻石端礼门姓名,下外路州军,于监司长吏厅,立石刊记,以示万世”。[7] (P2036) 徽宗立即令人抄录此碑,分送全国各地,遗漏了一些人姓名,总共只有九十八人。这样奸党的姓名就传遍 了全国。 这是第二次,事在崇宁二年九月。关于为何只有98人,学者说法不一,如王学泰先生认为“这 块党人碑与立于端礼门者小有差别,剔除了其中的武臣、内臣,只有九十八人。”[8](P63) 《宋史•蔡京传》载: 时元祐群臣贬窜死徙略尽,京犹未惬意,命等其罪状,首以司马光,目曰奸党,刻石文德殿门,又自书为 大碑,遍班郡国。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宁、绍圣之政,则又籍范柔中以下为邪等。凡名在 两籍者三百九人,皆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6](P13724) 这次在崇宁三年六月。这可见党人影响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波及人数之多。而且我们知道,党人碑有繁 简两个版本,在民间的是人少的简本,在宫廷的是人多的繁本。 现在党人碑存桂林龙隐寺,至今完好。这块碑是第三次所立之碑,共三百九人,不过目击者说只有三百八 人。宋云彬先生《元祐党人碑》说:“碑上镌的姓名,自司马光以下凡三百九人,但我仔细数来,却只有 三百八人……碑上明明分着‘文臣’、‘武臣’、‘内臣’三大类。[9](P45) 有意思的是,后来局势发生变化,党人碑反而成了光荣碑。党人的后代重刻党人碑来表彰祖上的荣耀。如 《挥麈录•挥麈后录》卷一: 有前日力辟元祐之政者,亦饕厕名,愚智混殽,莫可分别。元长意欲连根固本牢甚,然而无益也,徒使其 子孙有荣耀焉,识者恨之。如近日扬州重刻元祐党人碑,至以苏逈为苏过。[10](P51) 《水浒传》上石碣刻有好汉的名字,而党人碑上刻有奸党(其实大多时忠臣)名字,事情的背景又同时发 生在宋徽宗时代,这些相同之处足资联想。我们来比较两者的相似之处。 首先,都把姓名刻在石碑上。有趣的是,梁山的石碣上有一百八人,而民间流传的党人碑是九十八人,数 字如此接近且都带有一个八字。梁山好汉是分天罡地煞两类的,天罡星为三十人,而地煞星为七十二人。 党人碑也是分等级的,分为“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四类,也有天罡、地煞遥遥相映。 其次,宋江与司马光等人都是天下的星宿下凡。宋江等人名见石碣,是天上星宿下凡已经是众所周知的。 其实党人碑上的人同样也是星宿下凡。《坚瓠集》: 元祐党人碑,首列文臣曾任执政司马光等二十七人,次列曾任待制以上苏轼等四十九人,三列余官秦国等 一百七十七人,四列武臣张巽等二十五人,五列内臣梁惟简等二十九人,后列为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章 惇二人,共三百九人。徽宗亲书一通立于文德殿六之东壁,州县厅事则蔡京笔也。时永嘉林灵素以方术 幸,徽宗赐号金门羽客。一日侍宴太清楼下,见碑稽首。徽宗怪问,灵素对曰:“碑上姓名皆天上星宿, 臣敢不稽首!”[11](P497) 我们知道,党人碑上都是司马光、苏轼等人,这些著名的文人在古代都被目为文曲星下凡。在《水浒传》 “引首”中有“文有文曲,武有武曲”的说法;在《儒林外史》上也曾用天上的星星来比喻地下的文人, 如第一回“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12](P14)胡屠 户骂范进“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12](P34)可见在古代把做官的人尤其是做官的 文人都称为“文曲星”,也就是天下的星宿下凡。褚人获《坚瓠集》虽然成书于清初而非宋代,但是相信 这种说法是一直在民间流传的。 第三,《水浒传》中第71回的石碣是在地下挖出的,而第一回中的石碑是在殿宇中锁着的,而地下一个大 洞中就藏着“魔君”。而党人碑后来就藏在山洞里。 《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一》“其洞昔为释迦寺,僧庐甚盛,宋人之刻多萃其间,后有《元祐党人 碑》,则其尤著者也。今已废弃,寂无人居”。[13](P105) 明清之际《所知录》记载: 一日,遥向荆棘丛指曰:‘此境大佳’。命军卒劚开一径,邀予并马入其中。朗朗大如百间屋,其东壁有 党人碑,搨墨如新。闻数百年矣,今日始见,盖所谓“龙隐洞”也;[14](323-324) 后来有人也有间接记载,如《南天痕》卷十: 庶吉士钱秉镫常过漓江,同敞与之游龙隐洞;洞大如百间屋,东壁有党人碑,闭数百年矣。[15](172) 这条记载虽然出现于明清之际,也未必可靠,但是,作为小说素材来说,它只要存在且流传于人们的口头 就足够了。 最后,宋江等与蔡京的斗争有党争的影子。《水浒传》可以简化为梁山好汉与蔡京、高俅为首的两派的斗 争,也可以看成是忠奸之争。 一,朝廷或他人往往称宋江等人为“党”,如第40回黄文炳称“眼见得这人也结连梁山泊,通同造意,谋 叛为党”;第54回高俅说“今有济州梁山泊贼首晁盖、宋江,累造大恶,打劫城池,抢掳仓廒,聚集凶徒 恶党”。这虽然是朝廷对反叛者一贯的称呼,但考虑到《水浒传》描写的宋江起义与北宋党争发生在同 时,这也是需要注意的。 二,梁山好汉在《水浒传》中被称为“魔君”,如第1回“不得妄开,走了魔君”,第2回“此殿内镇锁着 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其实在宋代蔡京也被称为魔君,在钱 世昭《钱氏私志》: 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师,蔡谓徐曰:“且喜天下太平。”是时河北盗贼方定,徐云:“天上方遣许多魔君, 下生人间,作坏世界。”蔡曰:“如何得识其人?”徐.笑云:“太师亦是。”[16](P4) 在王士禛《香祖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徐神翁谓蔡京曰:“天上方遣许多魔君下生人间,作坏世界。”蔡曰:“安得识其人?”徐笑曰:“太师 亦是。”按《水浒传传奇》首述误走妖魔,意亦本此。然不识蔡京为是天罡,为是地煞耳。神翁语见《钱 氏私志》。[17](P243) 虽然两则材料大体相同,但王士禛用《水浒传》来解释蔡京,这表明就王士禛看来,两者是有关系的。实 际上,我们不管蔡京是不是属于“魔君”,但这条记载使蔡京与魔君联系起来了。 三,《水浒传》中的韩忠彦就是与蔡京斗争的旧党人。小说中写韩忠彦同情梁山好汉,主张招安,而蔡京 等人反对。 四,梁山好汉最后被害与党争中奸臣害忠臣相同。《水浒传》中宋江等人征方腊回来后,有的被奸臣逼 死,其下场与旧党迫害新党相似。 五,在三百零九人中,被流放的很多。这大概类似水浒传中的发配,如宋江、林冲、武松、卢俊义、朱仝 等都有被发配的经历。 据文献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得天下后,刻下一个碑,上写永不诛杀大臣等字,藏于太庙之中,关于此事, 两宋之交的曹勋《松隐集》、陆游所作《避暑漫钞》均有记载,后者引《秘史》而最为详细: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錀封闭甚严。因勑有 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勑。上诣室前,再拜升 阶。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余皆远立庭中。黄门验封启錀,先入焚香明烛,揭幔,亟走出阶下,不敢 仰视。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 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漏泄。虽腹心大臣,如赵韩王、王魏公、韩魏公、富郑公、王荆公、文潞 公、司马温公、吕许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纵任,亦不知也。靖康之变,犬戎入庙,悉取礼 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观。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 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 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中,曹勋自虏中回,太上寄语云,祖宗誓碑在 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18](P6) 关于宋太祖誓碑的有无,学界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这个“传说”却是完全存在的,这就会影响了《水浒 传》的作者。誓碑封闭甚严,且每朝皇帝都要来拜,这种神秘气氛,如《水浒传》第一回的隐秘的石偈何 其相似! 我们知道,《水浒传》中的柴氏子孙已经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了。作为曾经的龙子龙孙的柴进之叔柴皇城 被殷天锡殴打辱骂,气病身亡;柴进去帮叔父理论,还没有分辨,对方就要对他打骂;李逵打死了殷天 锡,高廉把柴进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把柴进下在牢里,还把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全都抄扎了。 除了柴氏子孙,其他的好汉也受到毒害,如宋江、卢俊义被暗中下毒,这对功臣的杀害很大程度上对宋太 祖誓碑的反讽吧?反讽的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而宋徽宗毒酒杀功臣,虽然宋江、卢俊义并不是宋徽宗 亲自下手杀害,但是正是由于他的昏庸颟顸以及纵容才使奸臣们得以有乘之机。 二、《水浒传》与明代《东林点将录》 《水浒传》中的石碣与党人碑两者是如此相似,早在明代就有人把党人碑与石碣联系起来。在明代有人就 把用梁山好汉来比拟结成一党的朝臣。明末时,东林党人与阉党势同水火,两党斗争极为激烈。 《明史•王绍徽传》卷306 初,绍徽在万历朝,素以排击东林为其党所推,故忠贤首用居要地。绍徽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 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忠贤所喜。[19] 我们知道,比喻的前提是两者必须有可比之处。阉党为何想起用梁山好汉来比拟东林党人呢?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管梁山好汉与东林党人,都是一个关系极为密切的集团,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因此具有可比性。这样就给我们一个启示:东林党人与梁山好汉相似,那么北宋的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不 正也像梁山好汉吗? 清初王渔洋在《分甘余话》中说: 汪文冶洋度以《复社姓氏录》见寄,见先赠尚书府君名,不胜悲感。录中所载吾邑七人,吾家诸伯父居其 五。内王补之衮,则益都人,太仆少卿带如先生潆之弟,而误入新城者也。因忆天启中宵人造《东林籍 贯》及《点将录》诸书,载先伯祖太师霁宇公、叔祖考功季木公姓氏。今日观之,何异宣和之《党人碑》 乎?[20](P104) 渔洋先生看出《点将录》与党人碑有关系,而《点将录》就是以梁山好汉为模板制作的,那么党人碑就与 梁山好汉有关系了。 水浒传中一百八人具有集团性的特点,很容易让人比附一个党派的人。后来又出现了诗坛“点将录”,清 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近人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继之,吴江范镛《诗坛点将录》。甚至还有把 女人也比作是《水浒传》之一百八人的。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二《史部•传记类存目四》提要曰:   《东林点将录》……其书以《水浒传》晁盖、宋江等一百八人天罡地煞之名,分配当时缙绅。[21] (P864) 宋江等人可以分配当时缙绅,则缙绅也可以比喻成宋江等人。读了张亚权先生《“点将录”:一种富于民 族特色的文学批评形式》很受启发,[22]不过,我觉得“点将录”直接来源于梁山上刻有好汉姓名的“石 碣”,而“石碣”来源于“党人碑”。 总之,石碣与党人碑有密切的关系,石碣的构想受到党人碑的影响。在我看来,《水浒传》中的石偈及石 偈村是由北宋的党人碑脱胎而来,《水浒传》的故事虽然有北宋党争的影子但与它并不相同也不需要相 同,《水浒传》中的石碣是由作者踵事增华的结果。 附:党人碑: 注释: [1]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 [2]施耐庵《水浒传》,李卓吾、金圣叹评,山东文艺出版社1995年。 [3]杜贵晨《〈水浒传〉为“石碣记”试论》,《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4]范晔《后汉书》,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年。 [5]陈冬根《〈水浒传〉与北宋党争关系初探》,《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 [6]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7]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8]王学泰《多楼梦随笔》,学苑出版社1999年。 [9]宋云彬《宋云彬杂文集》,三联书店1985年。 [10]王明清《挥麈录》,上海书店2001年。 [11]褚人获《坚瓠集》,李梦生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2]吴敬梓《儒林外史》,张慧剑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13]徐弘祖《徐霞客游记》,褚绍唐、吴应寿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14]钱秉镫《所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5]凌雪《南天痕》,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六辑,大通书局1987年。 [16]钱世昭《钱氏私志》,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 [17]王士禛《香祖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8]陆游《避暑漫钞》,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 [19]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20]王士禛《分甘余话》,张士林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 [21]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 [22]张亚权《“点将录”:一种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形式》,《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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