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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庵故乡考察散记

 

施耐庵故乡考察散记 王春瑜 3月初,尽管北京今年春早,身穿毛线衣即可走上大街。但草木尚未转青,依旧是冬日景象。站在八 达岭的古长城上远眺,华北平原,莽莽苍苍,一派北国风光。而一到江南,风光便大不一样了!当我在 南京车站下车,在玄武湖边漫步时,马上惊喜地看到,柳树已绽出鹅黄色的嫩芽,水滨碧草如茵,春意 盎然。 当然,我来南方,并不是为了“迎取春光入画笺”。比江南春色更吸引我的是,大丰县白驹乡是我国古 代优秀长篇历史小说《水浒》作者施耐庵的故里。早在去年9月和10月,大丰县人民政府即先后成立了施 耐庵史料调查小组、施耐庵史料文物征集小组,陆续发现了关于施耐庵的珍贵文物及史料。作为一个史 学工作者,我欣喜地感到,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悬案——《水浒》作者到底是谁,这个谜,即将 揭开;施耐庵的身世,将大白于天下。正是怀着这样兴奋的心情,我迎着春光,在施耐庵的故乡苏北平 原考察了二十多天,受到了盐城地区文化局、大丰县和兴化县人民政府、白驹公社等有关部门的热情接 待与大力支持。此刻,当笔者在长江边上一座古老的小城,动手写这篇考察散记时,二十多天来的所见 所闻,仍令我感到振奋不已。 从去年秋天以来,在江苏——特别是在苏北地区,正在兴起一股施耐庵热。笔者在南京、扬州、盐城、 大丰、兴化等地,所接触的人,不论是学术工作者、老干部,还是农民、身份不详的旅客,一说起施耐 庵,便啧啧称羡,眉飞色舞。但是,这股施耐庵热是怎样兴起的?我到了大丰,从县政府、县委的负责 人及施耐庵史料、文物征集小组的同志那里了解到,去年7月26日,台湾的赵知人先生在《大华晚报》 上,发表了《施耐庵的故里及遗迹》的文章。他满怀深情地回顾了抗战胜利后访问施耐庵故里、坟墓及 其后裔的情景: 施耐庵先生,是江苏省兴化县白驹镇(笔者按:今白驹镇属大丰县)施桥村人……据施氏族谱记载: “吾族始祖耐庵公,明初自苏迁兴”。……施先生隐居于此后,即不问世事,在白驹镇专心从事《水浒 传》的写作。……笔者当时所能看到施族中最古老的屋宇,要算是白驹镇北街的“施氏宗祠”了。据其 族谱记载:宗祠是施公故居改建而成的。……一代大文学家施先生的坟墓,在施桥村东边一处高地上, 墓园及墓地基占地约一亩余,四周植有古松及翠柏,间有杨柳和古槐,郁郁苍苍,非常壮观。……据施 耐庵十七世孙施树春等老人讲,每年清明节前3天,住在附近村落的施姓后裔,祭祀的仪式极为隆重,此 风相沿数百年而不缀。 他还断言,综合“施氏故里及其遗迹”,《水浒》的作者乃施耐庵,“这是令人无可怀疑的”。不久, 江苏省柳林副省长看到了这篇文章,十分关注。他当即指示省城建局,召开大丰、兴化等有关县的城建 局长会议,讨论进一步摸清大丰白驹镇施氏祠堂、兴化施家桥施耐庵墓的情况,开展施耐庵史料的调 查,并考虑在白驹镇建立施耐庵纪念馆,以及修建施家桥施耐庵墓等问题。省城建局的领导,对这项工 作抓得很紧。大丰、兴化两县,积极响应。就大丰县来说,很快成立了有县委宣传部、县政府办公室、 县文教局负责人参加的工作班子,积极开展施耐庵史料、文物的调查、征集工作。陈如祥县长亲自出 马,在白驹公社召开了群众大会,讲明调查、征集施耐庵史料、文物的重大意义。后来,白驹公社又连 续召开了几次群众大会,并宣布了保护以及献出施耐庵史料、文物的奖励办法。同时,还分别召开了施 耐庵后裔、白驹镇老年居民座谈会,了解有关史料、文物的线索。县、公社广播站,更是反复广播。这 样一来,白驹公社附近沸腾起来了!男女老幼,人人争说施耐庵,个个关心找文物。这种盛况,不仅是 施耐庵死后五百多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即使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如果施耐庵地下 有知,肯定会热泪盈眶地用他的如椽彩笔,写下这一页珍贵篇章的吧?我想,台湾省的赵知人先生以及 所有关心施耐庵及其《水浒》的文化、学术界的朋友们,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也一定会像当年金圣叹评 (水浒)时发出的赞叹那样,连称“不亦快哉!”的。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耐庵《水浒》时?我们盼望这一天早日来临。 家谱、墓志、地券的发现 正是在广大群众的协助下,有关施耐庵的重要史料、文物才迅速被发现。 去年10月23日,在白驹镇大会堂召开了近六百人参加的第一批献出施氏史料、文物授奖兑现大会。会 上,施耐庵的第十七世孙、七十四岁的施文秀,以及杨宜官等八人,分别获得物质奖励。消息不胫而 走,飞快传遍了全县。仅仅五天后,即10月29日,大丰县调查组的张袁样、陈远松,便得到了施俊岳、 陈新远提供的施氏家谱线索。11月9日,张袁祥、陈远松往返160里,在大丰县大道公社和瑞大队社员施 俊杰家,征集到《施氏家簿谱》(长门谱)。这是1918年施耐庵第十八世孙施满家的手抄本。施俊杰慨 然将原件献出,并高兴地说:“这是我们施家的事,不要政府奖励。”这本家谱很有价值。比起五十年 代初期学术界在苏北发现的施氏家谱(支谱),它不仅也以“第一世始祖彦端公字耐庵”为开端,从而 证实了施氏家谱,不管是长门还是支门,都是奉施耐庵为始祖。更重要的是,此家谱内收乾隆四十二年 (1777年)施耐庵第十四世孙施封写的《施氏长门谱序》。据此序“族本寒微,谱系未经刊刻,而手抄 家录,……相延不坠……”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早在明代,施氏即修过家谱,世代相传;而 这本新发现的施氏长门谱,则是因旧谱失火被毁后,在乾隆中叶重新修辑”的,距今也已二百余年了, 过去,学术界的某些人,只看到五十年代初发现的施氏族谱,是清朝末年修的,便怀疑施氏家谱的可靠 性,认为施姓奉施耐庵为始祖,是慕名所致,不足信。现在,我们读了《施氏家簿谱》,便不难看出, 上述怀疑是不能成立的。① 11月9日,白驹公社马家三队青年社员王显庆,向施耐庵史料、文物征集办公室,献出施耐庵第九世孙施 奉桥地券一块。3月13日,笔者在白驹公社“施耐庵史料、文物征集办公室”,仔细端详了这块地券。这 是一块罗地砖,长35.5厘米,宽35厘米,厚5厘米,是363年前,埋在施奉桥棺前的。十分难得的是,上 刻 398个字,绝大部分的字都清晰可辨;它详细记载了施应昌等为其父施奉桥送终、茔葬的经过。开头 写道:“今据大明国直隶杨(按:原刻如此,乃扬字之误)州府高邮州兴化县白驹场……先公施公奉桥 存……年五十一岁,……卒于万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七日丑时”。末署“万历四十七年岁次已未季冬月 庚午吉旦立券”。查《施氏家簿谱》载谓:“明朝邑庠生,第九世,讳字奉桥,古泉长子,元配葛 氏。”与施奉桥地券,互相印证,可以说,这块地券是施氏家谱可靠性的铁证。这件重要文物发现的过 程,是很感人的。王显庆在献出地券时,曾激动地说:“爸爸听到征集文物广播的那天晚上,睡在床上 想了很长时间,夜里把我叫醒,告诉我在三里窑有块罗地砖,上头刻了很多字,要我第二天就去寻找。 爸爸说,县里重视文物,我们晓得一些情况的,就要认真找,用得着,用不着先别去管它,大海里捞 针,捞捞看嘛!”第二天清晨,王显庆即在其父王学松的催促下,赶到三里窑外祖父家的废砖堆里,找 到了施奉桥地券。王学松父子这种热心查找文物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当然,类似施奉桥地券的珍贵文物,非止一件。3月19日,在兴化县政协老同志的座谈会上,县教育局许 勤同志给我看了施耐庵儿子施让地券铭文抄件,以及施耐庵四世孙施廷佐墓志铭原件。施让地券,早在 1962年清理施让墓时就出土了,有关文物部门也派人去看过,并拍了照片,原件后来放在兴化县文化 馆。可惜的是,在十年动乱中,这块地券又不知去向,现正在查找中。铭文计238个字,它的重要学术价 值,是在于证实了五十年代初期发现的施氏族谱(刊于1952年第21期《文艺报》)和这次发现的《施氏 家谱簿》中所录的“淮南一鹤道人”杨新撰(写于明朝代宗景泰四年,即1453年)《故处士施公(即施 让)墓志铭》的真实性。过去,学术界有人怀疑这篇墓志铭是假的,因而其中“先公耐庵……隐居著 《水浒》自遣”的重要记载,也就被轻易否定。从施让地券看来,立券的时间,铭文开头明确记载: “维大明景太四年二月乙卯朔,越有十五日壬寅”。这与杨新撰施让墓志铭末署时间“景泰四年岁次癸 酉二月乙卯十有五日壬寅立”,完全相同。这就充分表明,杨新撰施让墓志铭,与立施让地券,是在同 一时间,地券铭文,说不定也是杨新起草的。尽管1962年清理施让墓时,并没有发现施让的墓志铭,其 原因不外乎是:事实上,施让墓早在1958年农民平整土地时即被发现,到1962年有关部门闻讯去清理 时,仅剩残墓,除朽棺一口、地券一块、部分碎瓷外,未见它物。但是,这并不排斥有人早在1958年刚 发现施让墓时,即已拿走施让墓志铭的可能性。当然,也有可能杨新写好墓志铭后,施家由于经济或别 的原因,没有刻石,仅仅在罗地砖上刻了地券,而墓志铭的文字被保存下来,载入家谱。这种现象在明 清时期的家谱中,也是司空见惯的。显然,有了施让地券铭文的物证,杨新在距今529年前关于施耐庵在 白驹隐居著《水浒》的记载,应当是真实可信的。关于施廷佐墓志铭,《光明日报》2月10日刊载的《施 耐庵重孙墓志铭在兴化发现》,已经作了介绍,此处从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在盐城地委宣传 部宣传科长曹晋杰处了解到,他在1979年8月初,与大丰、兴化二县宣传部的同志,去白驹采访时,即在 兴化大营公社施桥大队,发现了施廷佐墓志铭,并抄下铭文中的开头二行及末署一时间的文字。没有想 到,在他们走后,墓志铭未能及时送往县文化馆保护,在社员施应满家中被当作磨刀砖用,等到大丰县 调查小组去年12月2日在施应满家看到这块墓志时,大部分字已模糊不清。因此,赤布在《光明日报》报 导的施廷佐墓志铭文,远非全貌,对照曹晋杰抄下的文字,少了一些字,而且有些字是带关键性的。对 此,笔者拟专文考证,这里不详述。由此我们想到,普及文物知识,宣传保护文物的重要性,在苏北的 某些农村,直到去年12月初,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致施廷佐墓志铭这样重要的文物,遭到严重 损害,使人感到太遗憾了! 白驹·施耐庵墓·蔡公杰 本文前引的赵知人先生文章中所描述的“非常壮观”的施耐庵墓,现在怎样了?3月13日,我以迫不及待 的心情,与大丰县副县长高济宽、文教局副局长陈云飞等同志,一起驱车至白驹镇,参观了施氏祠堂遗 址、古老的街道、传说中施耐庵写《水浒)时住过的茅家园等地。白驹附近,地形复杂,河流密如蛛 网,从镇周围不少地名叫某某垛可以推知,古代,这里本有湖泊。环顾白驹镇周围的地理环境,会使你 很快联想起梁山泊,感到这里确有《水浒》气。下午,我们坐船航行一个多小时,来到了兴化县新垛公 社施家大队,凭吊施耐庵墓,墓园占地约一亩,植有数株杨槐。正南面,有砖砌牌坊一座,高约一丈五 尺,三门,中门匾上题“耐庵公坊”四个大字。土冢前,正中立有墓碑一块,高四尺许,阔约一尺五 寸,厚约四寸。正面碑文上款是:“民国三十二年春兴化人民公建”,中题“大文学家施耐庵先生之 墓”,下款是:“陈同生敬书”。碑的反面,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兴化县长蔡公杰的题词,文 谓:“……余于癸未春衔命来宰兴化,时国难方殷,倭寇陷境,县市城镇悉沦敌手;我政府乃于广大农 村中坚持焉。邑之东北隅有施家桥庄者,施氏之故庐也。考施氏族谱所载,先生元末避张士诚之征而隐 居于此。施氏之墓在庄之东北,以年久失修,一抔黄土,状殊冷落。……余酷爱《水浒》之含义深刻, 尤慕先生之萃励襟怀,爰重修其庐墓,以为后人风。或不为非乎?于竣工之日,因题其颠末。”可惜从 1943年以来,此墓就未再被认真修理过,牌坊、墓碑,都因常年风化而有所损坏。我们相信,兴化县人 民政府不久即重建的施耐庵墓,将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国内外学术工作者及广大群众的面前。我从墓 地附近施氏后裔及老社员处得知:1943年修墓时,在坟前曾挖出数块古砖,一个壮实的小伙子,只挑得 动四块;在“文化大革命”的年头,红卫兵曾来扒坟,但他们用钉钯掘下去,发现砖头是用糯米汁、石 灰砌成的,坚固异常,只好望墓兴叹,灰溜溜地走了;墓东侧原有砖砌的墓道,现已被泥土封堵;施耐 庵之子施让墓,四世孙施廷佐墓,均离此墓不远,在明代,这里应是环绕祖坟的墓群,也就是俗语祖茔 地。凡此种种,都表明了施耐庵墓确实是座古墓,决非弄虚作假的产物,无怪乎从明朝到解放前,住在 白驹和施家桥的施氏后裔,年年清明都要前来扫墓、祭祀,纪念他们的祖先施耐庵了。 从墓地归来,我被蔡公杰县长在抗日游击战争的艰难岁月里,隆重修建施耐庵墓,深深地感动了。这件 事,是我党重视历史遗产、珍惜祖国文物优良传统的体现。同是抗日战争的年月,八路军为了从日本侵 略者手中抢救出山西赵城金藏四千多卷,与敌寇浴血奋战,牺牲了不少战士,终于将这批珍贵古籍妥善 保存下来,解放后交由北京图书馆收藏。蔡县长修理施墓,与八路军的抢救文物,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熠 熠生辉的篇章,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如今蔡县长在哪里?我在扬州拜访扬州师范学院孙达五副院长时, 才从他那儿打听到,蔡公杰现任江苏农学院副院长。3月28日晚,我去蔡公杰家拜访他,感谢他热情地接 待了我。他生于1918年,今年六十四岁。他满怀深情地回顾当年修墓时的情景说:“1942年,我从李堡 区区长任内,调到兴化县当代理县长,后正式任县长,当时只有二十四岁,还是个小伙子呢!”他告诉 我,当时兴化除他这位县长外,还有两个县长,一个是城里敌伪政权的县长,还有一个是国民党韩德勤 手下的顽军县长。我们的抗日政权,依靠人民,与敌、伪、顽斗,坚持在兴化水乡。此时兴化县属苏中 区第二专员公署领导,专员是陈同生。陈专员曾几次跟他谈起施耐庵,他便下决心修建施耐庵墓。毕竟 是年轻啊,有股冲劲,他找来施姓族长,请他吃了饭,看了他带来的施氏家谱,认为施耐庵确有其人, 便很快拨了四十担小麦,作为买石碑、砖瓦、石灰、工人工资的经费,委托因身体不好,正在施家桥休 养的永丰区区长杨莆仙负责施工。也不过花了个把月,施耐庵墓就修建好了!蔡老带着自豪的神情,告 诉我:“这件事,当时影响很大。尤其是在敌占区,很多人都说:新四军并非都是泥腿子,有识之士, 不乏其人。修建施耐庵墓,表明他们是尊重历史、文化的!”——我以为,这些当年敌占区的人,说得 很对。蔡公杰、陈同生等老同志,都的确是尊重祖国历史、文化的有识之士! 从蔡老家告辞出来,我在古老的扬州街头漫步,沉思。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几千年 来,我们的祖先“江山代有才人出”,涌现出很多杰出的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画家……他们是我 们民族的骄傲,应当永远受到子孙后代的崇敬。《水浒》作者施耐庵,正是其中的一位,他同样应当受 到景仰。是的,关于他的身世,学术界过去有分歧,今后也还会争论下去。但是,那种否定历史上有施 耐庵其人的论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烟花三月下扬州”。不,我是烟花3月离扬州——踏着春光归去,满怀确有施耐庵其人,并在大丰白 驹、兴化施家桥一带最终著成《水浒》的历史信念。二十多天来的苏北考察,将使我终生难忘。再见 吧,施耐庵故乡的乡亲们! ① 这里,我想更正一条史实:2月1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刊登了我写的《大丰县调查施耐庵史料喜获 成果》的消息,其中说到这本施氏家谱,内录“淮南一鹤道人”杨新在明朝景泰四年(1453)撰写的《故 处士施公墓志铭》,其中有“先公耐庵……国初,徽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的记 载。这是不确切的。最近我在大丰县核对了《施氏家簿谱》原件,发现并无“国初……”至“自遣”这 行字,应予更正,以免以讹传讹。但1952年发现的施氏家谱内录杨新撰施让墓志铭,有此一段记载。其 原因,以后在专题论文中将予以阐明。 1982年4月1日写于姑苏 (《光明日报》1982年4月25日) 王春瑜(1937— )江苏建湖人,生于苏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作者附记: 此文原刊《光明日报》,后编入拙著《“土地庙”随笔》(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历史上有无施 耐庵其人,以及原兴化县、今大丰县白驹镇一带的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是否就是《水浒》作者施耐庵, 这是学术问题,大概要永远争论下去,本不足为怪。令我奇怪的是,本文发表后,除了受到某县人士到 处写信告我刁状外,更有一个风派文人,写信给当时手握大权的某位领导告黑状,污蔑我去苏北调查施 耐庵史料时,打某位领导的旗号。显然,他是想用政治手段解决学术争论,借手把我打下去,我义正辞 严地给有关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彻底调查此事。何满子先生不久前在《文汇报》上著文《写一部告密 史如何?》我举双手赞成。没有一个告密者不是诬陷者。有这样的人在,文坛、学苑就难以平静。 1998年3月22日于老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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