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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所见《水浒传》鲁西文化考论

 

《申报》所见《水浒传》鲁西文化考论 章 琦 【摘要】作为近现代著名报刊,《申报》对《水浒传》的评论颇能引领时代思潮。评论者以《水浒传》 作者为中心,发掘《水浒传》中的鲁西文化并与施耐庵高度结合,形成一条稳定而不失变化的“思想 链”。鲁西施耐庵、施耐庵之为鲁西文化符号、兴化施耐庵是思想传播与变异的三大重要环节。 【关键词】《申报》;《水浒传》;鲁西文化;兴化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申报》刊登了一系列研究《水浒传》作者的文章,重在考察施耐庵的生平籍 贯。胡适此前在《水浒传考证》中的论断—“‘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 一个假托的名字”1受到了挑战。笔者忝列莫其康先生主编《施耐庵研究》之编务助理,该书“相关链 接”与“存目辑览”部分共著录《申报》文章五篇。今复核原件,“《水浒传》的作者于时夏《申报》 1933.2.6”2应为12月6日,笔者对此处失校负有一定责任。此外,《申报》1935年5月15至16日有《谁把 水浒的中心放到郓州?》,1948年7月6日有《施耐庵与姓张的》,二文原符合“存目辑览”的入选标 准,又为笔者失收。其中,《谁把水浒的中心放到郓州?》当是以鲁西文化语境研究《水浒传》及其作 者的早期文章,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 一 《自由谈》是《申报》著名的副刊,曾以两期版面连载了《谁把水浒的中心放到郓州?》,署名分别作 “棱鹿”和“棱磨”,孰是孰非,较难判断。明人朱诚泳《拟古》诗有“翩翩鹤氅衣,棱棱鹿皮冠”3, 元代谢应芳《菩萨蛮》词云“锋棱磨尽方藏拙,老怀羞对天孙说”4,是知二者均可成辞,不失为一有趣 现象。翻撷杨廷福、杨同甫《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蔡鸿源 《民国人物别名索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 订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等书,均未获线索。《谁把水浒的中心放到郓州?》的作者笔名含 糊,生平不详,尚待考索。该文对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考证却是直截了当,观点 鲜明。 上篇结合宋代正史、笔记与元杂剧,认为宋江等人起初在太行山落草,中途流寇齐魏,凑齐三十六人, 后来在淮河流域有一段固定的时间。《水浒传》中的梁山泊,既非历史上宋江等人的唯一根据地,也与 《黑旋风双献功》里“寨名水浒,泊号梁山⋯⋯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过讵野金乡,北靠青齐兖郓”有 一定距离。《水浒传》为何要做如此加工?“棱鹿”指出: 把梁山泊固定到郓州的是谁?这因大家并未发过如上的疑问,所以也未有人探求过,我也没有试解答问 题的能力与欲望。空洞地自然可推定是写今本水浒的最初的底本的人。在宣和遗事与罗本水浒之间,似 也容不下几次改变,若竟是只一次,就非是施耐庵不可了。就水浒的内容看,写这书的人该是个鲁西 人,不会是杭人的施耐庵。 一言以蔽之,施耐庵是梁山泊地理位置的唯一改动者,乡土情结是促使改动的原因。这一首创观点并未 在后世引发相关讨论,但不影响其历史意义。在“棱鹿”看来,施耐庵是鲁西人,“杭人的施耐庵”暗 示另一个叙事系统: 但宋江的故事,南方人似自有特殊的传说,或者曾有杭人写的并非后来水浒所祖的宋江一书也可能。两 者的关系,决不十分密切。杭州那时书业是相当发达的,也许后来初本的水浒流行,杭州也刻过,被书 贾胡乱加上当地所识悉的作家的名字。以后笔记所载也传此讹。 上述言论生发的背景,见于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三国宋江演义》条:“三国、宋江二书乃 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5《水浒传》的祖本问题 众说纷纭,今人陈松柏归纳了七种主要说法6。造成分歧的理由有很多,不过,“杭人写的并非后来水浒 所祖的宋江一书”却是以往未曾考虑到的。这是在“鲁西施耐庵”的大前提下的学术创见。 《谁把水浒的中心放到郓州?》的上篇开门见山,直接立论,下篇则从几个侧面加以佐证。首先是水浒 改编者罗贯中,“旧题其籍贯为东原,倒是极近郓州的地方”。其次是水浒的地理记载,“北到大名, 南到济州,东西东昌7,里程日期都颇正确,蓟州,青州,东京就不大可靠,对江南的建康无为江州,简 直渺茫,这焉能出于南人之手”。最后,水浒人物虽然几经加工改造,其鲁西本位观却不曾动摇。“遗 事虽不曾说各人的乡贯,大致是可以看出并无南人的,也没有宋江迭配江州的事。那末使宋江南边来一 行,带许多南人上梁山的故事,一定是南人编造的。到水浒大结集才一律加入”。编造的依据可能是元 杂剧,可能是杭人写的宋江一书,也可能基于各地“特殊的传说”。“棱磨”无意探讨故事演变的具体 方式,而在文章结尾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水浒的人物本多,因之似未引起两地同争一人的事,但各地一定把其所传说的人在梁山的位置看得极 高。也许水浒如不是鲁西人写,宋江的领袖地位也会摇动吧。这也足看出水浒的中心落在郓州,原是偶 然。作者一方面想成就其中心,一方面又受各地传说的限制,遂显出支绌的状态,不正很值我们注意 吗? 水浒中心设在郓州的“偶然”,与施耐庵的鲁西籍贯有关。或许限于《申报》的版面,或许出于副刊的 文风,上下两篇的论证并不追求学者型的严密,却充满才子型的灵气。《谁把水浒的中心放到郓州?》 的最终落脚点,不是力图将施耐庵的生平查得水落石出,而是更加凸显鲁西文化对《水浒传》的影响。 施耐庵“支绌”的创作状态,是鲁西文化与各地传说碰撞、交融的结果,直接反映到《水浒传》的语言 与情节 之中。 二 施耐庵把水浒的中心放到郓州,棱鹿(或棱磨)认为他是鲁西人,但没有进一步确定他就是郓州人。文 中提到:“水浒传中的地理固可以作推测作者的生地的根据,水浒中的语言,对这方面也很可有帮助, 有这两项直接研究材料,而我们在有了几十万字的关于水浒考证文字的现在,仍并未解决作者的生地问 题。”作者的生地问题,一方面受限于直接研究材料,另一方面不阻碍更高层面的问题的解决。 施耐庵从虚无的“乌有先生”,到实际上确有其人,最终定格为形而上的鲁西文化符号。该符号的形 成,在于《水浒传》作者与作品的高度对应。于时夏《水浒传的作者》说:“施耐庵的著述,不止水 浒。还有志余,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等书。罗费中确为施耐庵门人,曾替耐庵做过著述 帮手。”(《申报》1933年12月6日)但是学界并不认同这样的表述。除了少数遗诗佚曲,施耐庵唯一且 广受赞誉的作品就是《水浒传》。《申报》1930年2月10日和11日两度刊登三星舞台“全部水泊梁山”的 广告,开头就打出“施耐庵的水浒传,在中国文学界永垂不朽”的旗号。(周)瘦鹃《小说杂谈》(十 一)言:“吾国作家如曹雪芹施耐庵,其功力之伟,不亚西方诸贤。”只可惜“施氏所作,止一水浒, 终不如西方诸贤之人各十数书,或数十书也”(《申报》1919年9月9日)。在时人眼里,施耐庵等同于 中国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庄禹梅,笔名病骸,因著《孙中山革命演义》等,“擅小说之天才,艺林群 推为‘当代施耐庵’”((《申报》1929年9月22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令民众联想到水浒的英 雄聚义,而辛亥革命在山东特别是鲁西的情况,强化了施耐庵的鲁西文化符号功能。先看一则耐人寻味 的“笑话”—望梅的滑稽短篇小说《新梁山泊》: 看官,你们认识我么?我便是宋朝时候,梁山泊首领及时雨宋江的子孙,名叫宋命是也。 那一百零八将的子孙,都是我的盟兄盟弟。一向聚集在梁山泊内,专以革命为主义。 哈哈,不料去年武汉一役,竟被他们先弄成功。我们趁此机会,也就在水浒之南,另行组成了一个新梁 山泊的政府。那时就在一百零八将中,公选了几个人,充当总长、次长、议员、议长各种名目。我便做 了大总统,外人自然是轮不着的。 后来听见清廷倒了,我们越发要替天行道。把总统府、参议院、国务院移到水浒之北,重新选举□8— 长、议员、总理、总长。 智多星吴用的子孙,名叫吴志。大家公举他充了正议长。 金钱豹汤隆的子孙,名叫汤花。大家公举他充了副议长。 惟有国务员最淘气,会做的却不肯做,肯做的人家又不许他做。到如今弄得那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 煞,成日价在梁山泊里吵做一团,好不热闹。咳,可惜施耐庵活不到今日。但是我知道耐庵的末世孙, 名叫奈何的,现尚在世。烦看官们寄语一声,请这施奈何先生,编一部新水浒出来,给我们现在的梁山 泊众好汉表扬表扬啊。 《新梁山泊》发表于《申报》1912年7月27日,笑中含泪,无可奈何。作者望梅有感于时局,借题发挥, 可谓望梅止渴。文中涉及的主要历史事件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孙中山 在南京(所谓“水浒之南”)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溥仪退位。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所谓 “水浒之北”)就任临时大总统。充正、副议长之事,可能指1912年4月17日,“山东省临时议会成立, 举张映竹为议长,刘冠三、王讷为副议长”9。谐音宋(送)命、吴(无)志云云,“外人自然是轮不着 的”、“越发要替天行道”等语,暗含作者对山东革命的失望。研究发现,“山东独立,只具虚名,而 无其实”10。从领导者来说,原山东巡抚孙宝琦迫于压力,被革命派推举为山东都督,但他仍与清廷及 袁世凯保持密切联系。“独立”之后,山东的各项政策维持原状,对革命运动的抵制和镇压却是有增无 减。就革命形势而言,革命派势单力薄、矛盾重重,顽固势力和德国军队互相勾结,可谓内忧外患。而 且“辛亥革命在山东的斗争带有显明的地域特点,主要表现在山东的东部和西部地区革命斗争的形式和 程度是不一样的”11。东部如烟台、青岛,比中西部济南等地的斗争更为激进彻底。如果说轰轰烈烈刻 画梁山起义的施耐庵是“古典”,“今典”便是其“末世孙”施奈何了。 辛亥革命期间,山东、上海两地联系紧密。创办于上海的《申报》,以其广泛的覆盖面成为两地沟通的 媒介。施耐庵及其《水浒传》,扎根于鲁西,盛行于江南,又契合革命思潮,是很好的宣传材料。革命 最终失败了,《水浒传》又作为表达不满的素材。《申报》1912年8月30日之《桐阴清话》云: 我读施耐庵水浒传楔子,什么龙虎山张真人府内有一间空屋,被胡涂的高太尉,把历代封锁扯开,掘去 巨大压石,遂把前代所收总长在内的妖氛,一齐放出来。即有许多天罡地煞,落在人间,害得百姓吃了 苦,有天没处诉。想近来南北统一,张真人早经逃走,太尉也没有权了。我想呈请大总统,把此屋封锁 起来,留作永远的纪念室,未悉准也不准? 民众意识到革命派鱼龙混杂,不乏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者。梁山好汉的叙述立场发生转移,更偏向史 官眼中的“强盗”。强盗谋上了总长等职位,前代总长等辈亦为强盗,难分彼此。“施耐庵”们以前被 要求“编一部新水浒出来”,现在自觉打算新编水浒。王红绡《新说海周旋录》将《施耐庵》条列于首 位(《申报》1926年1月23日): 我和耐庵在三年前就订为文字神交了。其时我打算办一种月刊,定名《强盗杂志》,请他担任撰述。他 立刻覆书应允,于是我们常常通信起来。末后,强盗杂志因官厅不准发行,没有出版。他来信很发了一 阵牢骚,说民国的军阀官僚,一个个都是些有面具的强盗,名义上是官,实际上有甚于打家劫舍的朋 友,正在撰《新水浒》一书揭开他们的面具云云。现在此书大约已将杀青了,出版后,一定能博得大多 数人的欢迎。他的字写得很潦草,每次来信,都是累累千言,可见他对于著作上的兴趣,非常浓厚。 不难看出,“累累千言”不是出于“著作上的兴趣”,而是和潦草的字迹一起抒发愤世的心情。施耐庵 的文化符号逐渐从政治上淡退,而回归于文学本身。梁山好汉的尚武精神,使得现代武侠小说尊奉《水 浒传》为范本。其时武侠小说名作家,南有湖南向恺然(平江不肖生),北有河北赵焕亭。《申报》 1931年6月14日给他们作广告,一曰“南宗名手,叙事以华茂畅达胜”,一曰“北派专家,用笔以深切沉 着胜”,人称“说界两杰”。而赵焕亭的《英雄走国记》,“与水浒传同一滋味”。后两处引文,在原 文中以大号黑体醒目标示。原文还引袁世凯次子、民国四公子之一袁克文(寒云)的话说:“古有施耐 庵,今有赵焕亭。”赵焕亭不谙武艺,但因交游广泛,善于观察,其武侠小说创作可与文武兼修的平江 不肖生分庭抗礼。施耐庵确乎也是文武全才的。1930年11月16日,《申报》推荐《当代武侠奇人传》, “布局有水浒之谨严,事实无其虚泛”,又举书中人物—有“天下第一手”之称的孙禄堂为例,“论武 艺,施耐庵当甘拜下风”,夸赞得颇具商贾气息。1930年的孙禄堂年届古稀,仍击败日本高手的挑战。 而“民国初年,盛行言情小说⋯⋯缠绵悱恻,满纸哀音,人们称之为鸳鸯蝴蝶派,此后一些作者纷纷摩 仿,每况愈下,读者觉得厌腻了,一个大转变,喜读虎虎有生气的武侠小说”12。挖掘《水浒传》的文 艺性,突出施耐庵的文韬武略,既是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纠正,也是对鲁西文化的颂扬,意图警醒整个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三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艾布拉姆斯教授明确提出了艺术批评的四大要素: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 “尽管任何像样的理论多少都考虑到了所有这四个要素,然而我们将看到,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 倾向于一个要素。就是说,批评家往往只是根据其中的一个要素,就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和剖析艺 术作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借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13。根据《水浒传》艺术家(作者)这一要 素,可以看到鲁西文化在《申报》的传播与变异。变异的显著特征是江苏兴化施耐庵的发现。 1946到1947,亦即《申报》停刊的前两三年,施耐庵的籍贯成为讨论的热点。如前所述,该讨论并非承 袭1935年“鲁西施耐庵”而来,而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辅以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袁吉人《耐庵 小史》等地方文献,证明“兴化施耐庵”的真实性。代表作有鲍雨《施耐庵在“白驹场”》(1946年10 月29日)、焘㫰《“白驹场”缀语》、王者兴《施耐庵与张士诚》(均为1946年11月4日)、喻蘅《施耐 庵事迹之新商榷》(1947年5月31日)。文中透露,兴化、东台一带的白驹场,有施耐庵的坟墓与祠堂。 施耐庵早年在兴化与张士诚同门学艺,两人功夫不相上下,后又参加张士诚的起义。施耐庵晚年隐居白 驹场,著《水浒传》自遣。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的发现,施家墓志铭、地 照、地券的出土,“兴化施耐庵”的观念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此同时,“兴化施耐庵”的历史真实强 化了“鲁西施耐庵”的艺术真实。白驹场离鲁西较杭州为近,更有地缘文化的认同感。鲁西论怀疑了杭 州,引发白驹场同样的求索精神,难能可贵。 “鲁西施耐庵”的高强武艺与英雄气概,源于欣赏者(读者)对梁山好汉的普遍认识,“兴化施耐庵” 则将这种认识具体落实。这方面的文章除王者兴《施耐庵与张士诚》外,还有(喻)蘅发表在《苏北》 杂志1945年第1期的《张士诚和施耐庵》。有了张士诚起义的历史背景,施耐庵的形象更饱满,更能切合 时代宣传的需要。《水浒传》的作者与作品之间,也有了强烈的呼应。1948年的《申报》可见读者对呼 应的直观感受,松浦《施耐庵与姓张的》后半部分: 如宋江恐被人逮捕,隐姓潜逃时,人问其姓,必回曰:“小可姓张”;吴用携李逵赚卢俊义上梁山,也 对人称李逵是“张黑子”;戴宗带李逵上山找公孙胜,公孙之老母询李逵姓甚,戴宗答曰:“此人姓 张”;凡此类例子举不胜举,总之,诿称假姓时,在水浒中都说姓“张”。 不知道是一件偶然的事,或是故意如此?如说“偶然”为之,这么一大部小说中竟会有这许多假姓 “张”的人,于理也不通;如说“故意”为之,那末施耐庵与姓张的定有密切关系:非亲人即仇人;否 则断不会如此念念不忘于姓“张”的。 松浦的困惑和敏锐,无形中加深了施耐庵与张士诚的“密切关系”,又为“兴化施耐庵”助阵。施耐庵 的籍贯自然是唯一的,但其文化归属可以呈现多元面貌,只要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合理的交集。“鲁西施 耐庵”与“兴化施耐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推进了《水浒传》的传统研究与现代阐释。在近现 代著名报刊中,唯独《申报》能容纳并发出如此评论,显得慧眼独具,卓尔不群。评论者从文献出发, 紧随时代,将施耐庵与鲁西文化紧密相连,最终落脚于江苏兴化,构建出一条稳中有变的“思想链”。 《申报》以其舆论的前沿性与影响力,开启了当代相关讨论的先河。如曹先锋在认可“《水浒传》的作 者施耐庵是江苏人”的前提下,“从周铎笔记、施桑林遗迹、刘司业墓碑和《水浒传》对郓城一带的地 理、口语、风情的描述可以说明,施耐庵在郓城确实担任过训导”14。因此,兴化施耐庵对鲁西(南) 一带十分了解,在《水浒传》里如数家珍也不足为奇了。 注解: 1. 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实业印书馆1942年版,第47页。 2. 莫其康《施耐庵研究》,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431页。 3. (明)朱诚泳《小鸣稿》,卷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元)谢应芳《龟巢稿》,卷十一,四部丛刊三编景钞本。 5. (明)郎瑛《七修类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页。 6. 参见陈松柏《也谈〈水浒传〉的祖本》,《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27—128页。 7. 原文如此,疑为“东到东昌”。 8. 原字漫漶,疑为“议”字。 9. 马庚存《山东辛亥革命大事记(1905—1913)》,《春秋》2011年第5期,第18页。 10. 鲁研《试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山东独立运动》,《文史哲》1961年第2期,第13页。 11. 杜耀云《辛亥革命在山东特点试探》,《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6期,第70 页。 12. 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283页。 13. [美]M.H.艾布拉姆斯著,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4. 曹先锋《施耐庵任郓城县训导考》,《水浒争鸣》2006年总第9辑,第276、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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