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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三国》《水浒》是“坏书”

 

据说《三国》《水浒》是“坏书” ——刘再复《双典批判》质疑一二三 作者:滕云 “文化批判”质疑   有两位老朋友知道笔者近年沉潜《三国志》等史籍,思考《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心史问题,来电话 聊天,问我读没读过刘再复近著《双典批判》。笔者孤陋寡闻,过了相当时日,才找来刘著开读,是北京 三联书店2010年7月版的电子书。本为广闻见,不料疑窦随阅读而生。姑记之,就正于论者及同好。   《双典批判》批的判的是两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论者声言他作的不是文 学批评,而是“文化批判”。谓:文学批评“重心是审美判断(美)”;文化批判“重心是伦理判断 (善)”。他说从文学批评角度,“应承认它们是非常杰出、非常精彩的文学作品”,但从文化批判角 度,双典的“文化意识”“精神内涵”“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人性原则等价值要素”,却有“严重 问题”,“精神毒素”极大,“质疑其价值取向的严重问题,便成了当代文化人的重要使命”。   这些言说令笔者生疑:(1)文学批评只管审美丑,不管审善恶;难道善恶不关美丑?(2)文学批评 只管艺术形式,不管“精神内涵”?文化批判是可以和文学批评切割甚至悖逆的吗?(3)作为自然界的 生物,譬如罂粟花、老虎,美毒、美恶有机一体;双典作为精神创造物,有“巨大的艺术性”,有“严重 的精神毒素”,是二元组合体吗?二元的关系是一元(精神毒素)被另一元(艺术性)“蕴藏”,一个 (艺术性)挟带另一个(精神毒素)的关系吗?论者斥其毒而葆其艺,所说能自圆否?于学理圆融否? (4)双典“价值取向”既伪又恶且毒,其艺术魅力却使之穿越时空传播久远,这种单凭艺术性解析作品 生命力和双典历世传流因由的论说,学术含量如何?(5)论者还倡言双典读者愚盲说,愚者为美毒不 分,盲者为“按其习惯性思维代代相传”,“默默接受”,“在无意识中已完全接受经典中的价值取向和 精神毒素”。呆、愚不可名状之余,可以名状的是论者对愚众阅读中饮鸩吞毒形景的“传神写照”:他 们“在欣赏的快乐中已遗忘叩问与质疑”。这就是论者对一个“吸毒”群体、“瘾君子”国族应物象形之 写。双典的传播史、接受史,就这样被论者“伪形”为双典流毒史、读者吸毒史。论者对双典及双典读者 如此发难,于历史实践、现实实践是相符的吗?于接受美学学理是相符的吗?(6)自称肩负“重要使 命”,对双典作“文化批判”,肃双典毒,祛双典魅,为灵魂迷失的双典读者启发愚蒙的这位“当代文化 人”,对其个人著述自命自任自是自矜,那是他的事。至于双典是否从兹终结了读者时代,愚众是否就跌 着撞着随论者踏倒双典那两扇“地狱之门”,抢着挤着随论者奔彼方“天堂”去也,那就让人们拭目以待 吧。   “中国的地狱之门”是《双典批判》导言的大标题。犹似判官升堂,扫一眼案上摆放的《三国演义》 《水浒传》,惊堂木一拍,先断喝一声。接着判词迭连而出:“五百年来,危害中国世道人心最大最广泛 的文学作品,就是这两部经典。”“一部是暴力崇拜;一部是权术崇拜。两部都是造成心灵灾难的坏 书。”“这两部小说,正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水浒传》是中国的一扇地狱之门……《三国演义》 是更深刻、更险恶的地狱之门。”断喝声声,端的是好呀么好家伙。   “地狱之门”是论者援引的西方艺文一典故。论者的阐释是"水浒中人"与"三国中人"处于地狱般的生 存状态之中,其价值观念如同地狱一般沉重与黑暗”!“可怕的是,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仍然在影响和破 坏中国的人心,并化作潜意识继续塑造着中国的民族性格,现在到处是"三国中人"和"水浒中人"!   老实说,这些言说的现实所指令笔者反感,但现在笔者仅从学术理性略述几点质疑:(1)《水浒》 是否宣扬了暴力崇拜?(2)《三国》是否宣扬了权术崇拜?(3)双典读者都是暴、权崇拜的习染者、传 播者、践行者吗?(4)双典真该担待“五百年来”“危害中国世道人心”的罪名吗?中世、近世、现 代、当代,世道祸福如何,人心危安怎样,史鉴昭彰,事实俱在,问责于一部《水浒》一部《三国》,这 是什么话?这就是“文化批判”的史识史观吗?(5)论者说事行文,喜好绝对化的全称判断,概念打滑 即概念“自由行”是其思维惯性。他能从所谓的《水浒》暴力崇拜、《三国》权术崇拜,自由滑到“中国 的人心”,再自由滑到“中国的民族性格”,眼也不眨,笔下的虚连线就变成了实等号。就逻辑言, 这“论辩的魂灵”地道吗正当吗磊落吗?就事实言,真实吗客观吗公正吗?(6)中国“现在到处是"三国 中人""水浒中人",意谓:中国普天之下莫非膜拜权术之辈,率土之滨皆为依恃暴力之徒。论者不分男女 不论老少排头砍去靡有孑遗。这就是论者“文化批判”水平?(7)论者横扫面广面全犹不满足,还要刨 深兜底,这就是其所谓暴、权崇拜“已进入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成为中国国民性的一部分”。这 就是要剜心。对中国人连砍带剜。论者刀笔劲厉如此,是“文化批判”吗?拿“文化批判”说事,够使 吗? “暴权崇拜”质疑   论者所举的《水浒》“暴力崇拜”的事证,有一个特点:对统治者残民罪行,从轻发落或忽略不计; 批判目标专注于造反者并放大其“滥杀”行为。论者刀笔恰与《水浒》笔锋反向。《水浒》写朝廷无道, 官逼民反;写造反怒涛冲决城池,复仇愤火烧毁衙署。论者则声讨造反者“屠城”“灭门”,以此挞伐造 反有理。倒好像贪官污吏是苦主,倒好像造反者“黑暗”“反人性”。   事实上,《水浒》不但不崇尚而且反对滥杀无辜。第40回梁山好汉们江州劫法场,李逵乱砍乱杀时, 晁盖大叫:“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在场的其他好汉,也只是“看着土兵便杀”,“杀倒土兵狱 卒”。第41回写梁山好汉打无为军杀仇人黄文炳,宋江号令“只为黄文炳那贼一个,却与无为军百姓无 干。他兄(引者按:指黄文炳之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不可分毫侵害百姓”。第43回李逵杀了 地方恶霸后,“性起来,把猎户排头儿一味价搠将去”;这时在场的梁山泊另一头领朱贵“喝道:"不干 看的人事,休只管伤人!"李逵方住了手”。第61回,阮氏三雄唱山歌:“虽然我是泼皮身,杀贼原来不 杀人。”即便对李逵,小说也写了他有事母至孝,并不胡乱杀人的另一面:当听李鬼谎说他扮李逵翦径是 为赡养老娘时,李逵停下要砍杀李鬼的斧子,“自肚里寻思道:我特地归家来取娘,却倒杀了一个养娘的 人,天地也不容我。罢罢,我饶你这厮性命”。这些足可显示,《水浒》写暴力、造反,写杀人,却并非 崇拜暴力崇尚杀人。   但论者铁定心把《水浒》写暴力等同为、强调为崇拜暴力。《水浒》第30、31回,写武松诛除滥官污 吏地方恶霸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此之前详细铺叙二张一蒋几番设局要害死武松,可论者只轻轻说了 句“设圈套捉拿武松”,而把武松杀仇说成“一场血腥的屠杀”;极致夸张甚至改篡原文,把武松夜袭鸳 鸯楼杀张张蒋,不得不先杀楼下马夫、丫环改称为“小马夫”“小丫环”;把武松所杀宅中妇女改称 为“张都监女儿、儿媳、养媳”,使之幼龄化、亲属化,以加大加重武松的残忍,并把张张蒋及家眷变为 受害者,把武松变为加害者。   武松怀着为民除了害,为友灭了敌,为己报了仇的释然,离开张都监宅院时自言自语:“我方才心满 意足。”对此论者解读为“武松沉浸于杀人的快乐与兴奋”,并发挥说:“武松杀人杀得痛快,施耐庵写 杀人写得痛快,金圣叹观赏杀人更加痛快,《水浒》的一代又一代读者也感到痛快”;“后代读者面对惨 不忍睹的血腥,却一个个一睹为快,一睹再睹,看热闹,看好戏,看血的游戏。个个欣赏站立在血泊中的 高大英雄,代代赞美站立在血泊中的英雄”。论者竟然向“一个个”“一代代”读者质问:“这种英雄崇 拜”“是正常的,还是变态的?是属于人的,还是属于兽的?”论者还任性推衍道:“一种"嗜杀"的变态 文化心理,已经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不得不说,论者实在太矫情,也太信口雌黄了。他把武松公仇私恨已报的释怀,偷换为“杀人的快乐 与兴奋”;把武松的杀仇偷换为“杀人”,偷换为“血腥的屠杀”,偷换为“杀人杀得痛快”;把读者的 读《水浒》偷换为“看血的游戏”,言下自然是指《水浒》写的是“血的游戏”;又把读者的“看热 闹”“看好戏”,偷换为“嗜杀”;又把“一个个”读者,偷换为“一代代”读者;又把他歪曲的读者文 学阅读行为心理,偷换为社会行为心理;更把读者有限的文学阅读心理,偷换为无限的“民族集体无意 识”,而且是“变态的”“嗜杀的”“属兽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在叙事行文捣鬼小伎俩后面挟带意识形 态机心,这是正当的“学术”、正常的“学人”能做的吗?   同样的“文化批判”逻辑,他也用到批《三国》。《三国演义》本来有极其丰沛深厚的历史、文化、 人文、审美内涵,论者弃之弗顾,只盯着汉末群雄逐鹿、三国纷争中的权谋演释做文章。他把《三国》界 定为“一部心术、心计、权术、权谋、阴谋的大全”。并列五个词项,以壮批判声威,其实只是同义反 复。他的批《三国》,就是以虚胖的权术体量,去遮蔽《三国》筋骨发达血脉充盈的历史、人文生命机 体。他无限膨化权谋概念,把权谋与权术、诡术、骗术、伪装术……画上全等号,又与黑心、黑暗、厚黑 画上全等号。他说《三国》“全书所呈现的政治、军事、外交、人际等领域,全都凸显一个"诡"字,所有 权术全是诡术”。说“《三国》诡到人性的最深处”,“到处是诡人诡士,诡舌诡言……在日常生活中则 充满诡情、诡态、诡行”。对《水浒》、对《三国》,论者“文化批判”的逻辑一仍其贯,你《水浒》写 暴力,你就是暴力崇拜;你写杀戮,你就是嗜杀;你读者喜欢《水浒》,就是拜暴、嗜杀;你中国人一代 代读《水浒》,嗜暴好杀就是你的国民性。逻辑照推:你《三国》写权谋,你就是崇拜权术;你读者喜欢 读《三国》,就是醉心权术,倾心机诈;你一代代读者喜欢读《三国》,说明“心机权术已成为华夏民族 的一种集体性格”。这样的“批判”逻辑,除了歪曲事实之外,连形式逻辑的同一律都明目张胆抛弃一 边。   鲁迅《南腔北调集》里有一篇杂文《捣鬼心传》,说有些人颇有些鬼鬼祟祟的脾气,能捣鬼。其捣鬼 术的精义,是必须含蓄、浑沦;忌发挥,忌明白说出,不能使所捣的鬼太分明。《双典批判》批《水浒》 暴力崇拜、《三国》权术崇拜,在事实判读的浑沦化和伦理判断的浑沦化上,深得捣鬼正脉。浑沦就是囫 囵,混淆事物、事理、概念质的规定性的界限,以便论者按主观需要颠倒是非。论者引用双典的事例,除 了有意改篡、曲解原文原意外,就是用浑沦化障人眼目,只讲《水浒》写暴力写杀人,不分谁施暴谁抗 暴,不分正义杀人非义杀人,一概浑言暴力、杀人;只讲《三国》写权术,不分谋略、计策、智慧、机变 与权术、阴谋、诡诈、伪骗之别,一概浑言权术。在伦理判断上,不分作恶与惩恶、加害者与造反者,浑 言“暴力”把造反者诬为加害者加以否定;不分权谋的是非善恶,浑言“权术”加以排斥。浑沦化对人的 效用是障眼,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对己的作用是便于论者偷换概念,偷换论题。也许是为壮己声威,也 许是为掩人眼目,《双典批判》常常征引鲁迅言论;论者不敢改篡鲁迅原文句,但他敢改篡鲁迅原文义, 在浑沦化、似是而非中捣鬼,贴大牌挟带、推销自己的私货。例如他说“鲁迅批判李逵那种"排头砍去"的 以杀人为大快乐的造反”,这话后半句就是论者走私的私货。鲁迅在《流氓的变迁》《集外集序言》等文 章中,的确表述过对李逵排头砍人的粗蛮个性的反感和憎恶,但根本没有指斥李逵以杀人为乐,更没有由 李逵个性的蛮劣而株连中国国民性。论者又说:“一种"嗜杀"的变态文化心理已经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 识,鲁迅一再批评中国人喜欢看同胞们杀头,骨子里是血腥式的自私与冷漠。”这话一头一尾都是论者夹 塞进来的私货。在《呐喊·自序》《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铲共大观》等文章和小说《药》《阿Q正传》 《示众》中,鲁迅表达的就是对国人愚弱、麻木的痛心疾首,表露的就是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注意的用 心,根本没有引申出什么“民族集体无意识”来,更没有也不可能像论者伪造的那样,给国人扣上“骨子 里是血腥式的自私与冷漠”甚至“嗜杀的变态文化心理”的黑帽子。论者为了营销其《水浒》《三国》使 中国的人心陷入暴、权崇拜的核心理念,也把鲁迅强绑过来,说“第一个发现双典与中国国民性相通的是 鲁迅。他在1935年就说:"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与 水浒气的缘故"。引文确是鲁迅的话,但论者由此说鲁迅“发现双典与中国国民性相通”,则是其一厢情 愿。笔者复验《叶紫作〈丰收〉序》,结合鲁迅作此文的时代背景和叶紫小说的内容,不难看出,鲁迅指 的是20世纪30年代外敌入侵、军阀内乱、国危民艰的社会现实、社会情绪,与《三国》反映的社会离乱情 势、《水浒》反映的官逼民反情形,遥相照映;所谓“三国气”“水浒气”,就是现实社会病象与历史社 会病象交叠的时代气象,与国民性毫不相干。论者曲解、挟持鲁迅以遂其私,其文心文格、其“文化批 判”质地是高是下,无须更多置评。论者强拉鲁迅为他站台,借批《三国》批《水浒》,剑指中国国民 性、中国社会现实。在过程中他刻意浑沦化了,但浑沦只是手段,他必须发挥批双典的延伸效应,这才是 他的真正目的。仅仅就双典批双典,其“文化批判”的终极目的岂不落空?可发挥了,人们明白其意图, 蒙骗效果就有限了。论者注定摆脱不开两难境地,这不是他无能,是他无奈,毕竟他手持的就是双刃剑。 “侈大之言”质疑   除悠谬的话外,《双典批判》的表述风格,是爱把话讲到极端、极致、满当当,高、大、全。譬如, 他假批双典平台唱更大的戏,对中国文化史作大批判:他敢讲“中国汤尧禹舜时代的上古原形文化,没有 权术,只有真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战国策》等兵家、法家、道 家、纵横家等著作出现,中国文化才发生巨大的伪形”。请看这位论者的气魄,连古帝世条都不理顺,连 古帝禅让之间、世袭之际,以及部族战争中无量的杀伐血腥都不闻不见,就敢断言“上古原形文化,没有 权术,只有真诚”;他拾取洋人“伪形”说唾余,搭建其原形伪形文化组合论(论者早年撰有“性格组合 论”)的中国文化史观,高企云端,动辄指点此为“原形文化”彼为“伪形文化”,说“原形文化是指一 个民族的原质原汁文化,即其民族的本真本然文化;伪形文化则是指丧失本真本然的已经变形变性变质的 文化”。且不说“民族的本真本然文化”是个绝对化、既玄又虚、拒绝发展观的概念,只说论者大嘴一 张,出口气就喷黑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太半,打入变形变性变质的“伪形中国文化”黑名单,这是口含天宪 呢还是滑稽?   又譬如,论者欲为“五四”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易帜,说“如果"五四"运动不是把孔夫子作为 主要打击对象,而是把《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作为主要批判对象就好了”。妙哉,他就这样为自己发 动“双典批判”背书。一个“学人”自矜自倡如斯,自娱自乐如斯,也实在是难见的文摊一景。   再譬如,论者对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四大名著,重新评价,两部升天,两部入泥。说《红楼梦》《西 游记》“属原形文化”,给中国人启“天堂之门”;《三国演义》《水浒传》“属于伪形文化”,陷中国 人于“地狱之门”。他毁谤《三》《水》,我们上面见识不少了,现在来介绍一点他对《红》《西》的绝 赞。这一毁一赞,是对应颇工的。一方面,他诋毁“三国中人布满心机权术”,“争夺你死我活”;一方 面,他绝赞“大观园中人不知何为心机”,“诗意栖居”——却有意屏蔽原典对贾府中人一个个乌眼鸡似 的勾心斗角的描写,抹杀原典对金钏、晴雯含冤惨死的地狱光景的揭露。一方面,论者谤斥《水浒》暴力 崇拜,一方面绝赞《西游》中“唐僧、孙悟空师徒搭配”是“童心和慈悲心融合为一”的“天才结 构”“伟大隐喻”,绝赞“紧箍咒这个圣物”暗示“造反必须具有行为准则和道德边界”——却闭口不提 慈悲佛祖的一手遮天,阴谋镇压孙悟空五百年,虽生犹死;唐僧念动慈悲菩萨偷偷配置的“圣物”紧箍 咒,孙悟空一次次痛得死去活来。论者绝口不提这是“佛心”“慈悲心”的“原形”呢还是“伪形”;这 是中国“本真本然”的本土文化呢还是东渡的西方“救世主”文化。这般假话连篇伪言累牍的绝诋与绝 赞,你说它是“原形批判”呢还是“伪形批判”?   论者诋“三国中人”只有心机没有心灵,“水浒中人”只把女性当物,都是对人的物化;转过头来, 他绝赞《红楼》使尤物成圣,使木石变人。这是他说的:“贾宝玉本为石头,林黛玉本是绛珠仙草,《石 头记》乃是石头草木(自然物)化为人并不断向心灵深处走进和不断向"空"提升的感悟过程。”读者诸 君,论者莫不是把小说当巫书了吧?只要是正常人读《红》,没有不懂木石前盟是作者采取的神话式、寓 言式虚写手法、小说家言,只有巫觋或魔术师才会向人宣称他在《石头记》中,觑见了现实版木石大变活 人的戏码。论者还好意思就此煞有介事地向人训示“《红楼梦》是物的人化”!木石变人故事宣讲罢,他 又编排“乱伦的婚外恋者”秦可卿“圣化”的故事。据论者说,《红》把秦氏“写成最可爱的人”,“不 仅才貌双全,而且是一个未被发现的哲学家与管理家”,“简直是个天才”。说作者“献给”秦氏“最美 的笔墨,描画出最美的形象”,“还把她送入天堂”。说《红》把秦氏放在“无善无恶,无是无非,但都 很美”的“审美境界”中呈现,使秦氏上达“高于道德境界的天地境界和宇宙境界”。读者切莫以为论者 脑子少根弦,读不懂《红》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叙事艺术,读不懂《红》写秦氏的用笔既实既虚、既真既 假、既直既曲、既美既刺,读不懂秦氏的来历与归结不是什么天堂而是太虚幻境。不,论者脑子不是少根 弦而是多根别有所图的弦,使他抛开真正的《红楼梦》的人性笔墨——连“仙姝”林黛玉,也只写她的青 春诗心、人间情怀,不隐讳她的“小性儿”,没有仙化她圣化她;至于对秦氏,《红楼》用的就是曲笔隐 笔,曹雪芹根本不可能有把秦氏单挑出来造神造圣之念。把秦氏谀为天人、天地美人、宇宙美人,只是论 者制式大话,是他“批判”思维之弦弹奏的梦幻曲,与《红》无干。   有意思的是,“双典批判”舞台上,满台唱彻批判调,独独为一个男角一个女角唱颂歌,男角是宋 江,女角是秦可卿。论者大批特批《水浒》写暴力造反,而大捧特捧宋江的妥协投降,说“宋江开辟的招 安大思路”“是破天荒的、了不起的大思路”,是“放弃一切暴力手段”的“和平哲学”“妥协共存的哲 学”,是“革命侠客精神”,是“新的历史精神”,“今天,这恰恰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符合人性的基本 方式”;他干脆把宋江封为“圣贤”。《双典批判》为宋江专设一章,标题曰“《水浒传》中的地狱之 光”。为了树宋江,惯于拉鲁迅作大旗的论者公开砍旗:鲁迅指宋江为“流氓”“奴才”(《流氓的变 迁》);论者对着叫板,夸宋江是“侠客”“圣贤”。论者吹捧宋江的词语如天花乱坠,却又清一色属于 政治、政治性、政治路线、政治立场一类,这很特别,很有意味。他称宋江为“黑暗王国的光明个案”, 无独有偶,他称秦可卿为立于“天地境界”的宇宙美女。论者特意使污点证人秦可卿超凡入圣,为他指认 的《三》《水》女性物化作反证。此女就是论者“批判”思维的“人性证明”和“审美”符号,彼男则是 论者“批判”思维的政治标杆。一男一女被纳入论者“批判”法眼,是论者“批判”之梦心仪的梦中人。   与《红楼》《西游》一起被论者归入“原形文化”系统的有一部古籍《山海经》,他绝赞《山》 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形象性原形原典”。对论者的这一断言,人们也是要考核一下的。笔者重新研索《山 海经》,查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的相关章节,参考多种古文化、古神话学者的著 述,得知学界公认,《山海经》是收录中国古代神话材料最多的一部古书,但第一,所录神话材料无系 统、零星、断片;第二,此书经秦汉人增益。因此,论者所谓“整个中华文化原形原典”云云,纯属无根 游谈。另外,论者指称的“山海经英雄”,也颇为狗血,头名英雄女娲,她补天、造人的传说,《山海 经》均不涉及,只是在后世撰述的文明神话里才出现。论者给原始先民原始思维余绪中遗存的精卫、夸 父、刑天等人禽同体、半神半人的神话“人”物,加上许多极致社会化、文明化、精神化、道德化、圣贤 化的绝赞,或“文青”式煽情,或唯美式讴歌,也许可炫惑某些年轻读者眼球,却只能博识者一粲。诚如 鲁迅所言,后世人们“叙说”古神话的文章,“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设想较高,而初民之本 色不可见”(《中国小说史略》)。《双典批判》对《山》的绝赞,不但“失其本来”,而且无中生有; 不但“设想较高”,而且无限拔高;不但“有所粉饰”,而且改容换魂。论者把对文明时代的人杰高大上 歌赞的咏叹调,用来给蒙昧时代的原始神祇唱赞诗,徒显既假大空又荒唐荒诞。不过笔者明白,论者如此 拜神,实有弦外旨,他是借吹嘘“山海经英雄”“不知功利、不知计算、只知造福人类”,是具“赤子情 怀”的“建设性英雄”,来反衬、批判《三国》《水浒》中那些他所谓只知拜权崇暴的“破坏性英雄”。 论者的“学术”机心人们是看得出的,论者为圆其“文化批判”梦,可以让学术背书。   汉人作《书经》的纬书,说“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本来是胡编 乱造欺世惑人,却煞有介事言之凿凿。鲁迅直截了当一语评之:“汉人侈大之言,不可信”(《汉文学史 纲要》)。看来不但汉代热衷做纬书的伪儒好侈大之言,当今时代的“文化精英”也有这般嗜好。对于现 代好侈大之言者,醉心于高大上、假大空之言者,我们还可以奉上鲁迅的另一句话“豪语的折扣其实也就 是文学上的折扣,凡作者的自述,往往须打一个扣头”,有的“应该折成零”(《准风月谈·豪语的折 扣》)。对《双典批判》中层出不穷的豪语,人们肯定要打折,甚至折到零以下。   把《水浒传》《三国演义》看作“坏书”,不算《双典批判》的发明。检点一下王利器辑《元明清三 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前案甚多。《双典批判》向《三国》《水浒》控罪的调门,与历代部分皇帝、文 人并无二致,区别是:皇帝们以专制权力施禁,《双典批判》论者则发动“文化批判”以图掘根;皇帝们 文士们“老土”了点,只会骂《水》《三》是“贼书”“恶书”,论者却不但会说双典是“坏书”,还会 洋气地西化地说双典是“地狱之门”。   由他和他们禁去批去吧,《三国》《水浒》长留天地间。时人嗤点流传赋,不废江河千载流。 (2016年8月8日《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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