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 红 @ 2000-11-20
《苏州杂志》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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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启沉冤录
朱 红
明洪武七年(1374),苏州出了一宗大案,上任不足两年的知府魏观和幕僚高启、王彝被逮送
南京。不久传来消息:魏观和王彝问斩,高启以腰斩处死。苏州人惊得目瞪口呆。问什么罪名?说
是"有异图"。用现在话说,就是"有不可告人的企图"。稍懂律法的人都明白,这是证据不足的推
想,以此作为罪状何以服天下人?朱元璋冷静下来也觉过头了,允许死者家属收葬,但没有平反。
后来硬汉御史练子宁曾以高启等人为例劝皇帝不要滥杀,说明当时人对此案就有看法,只因是皇帝
定的案,谁也不敢多嘴。
朱元璋死后,人们对此案不免要议论评说了。尤其是高启之死更令人痛惜,因为他是明初诗坛
的大家,诗评家对他的作品很推崇。清人赵翼称他"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
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并说"论者推为(明代)开国诗人第一"(见《瓯北诗话》)。这话并
非过誉,且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样一位大诗人,至少给开国皇帝的"文治"添了光彩,朱元璋为何要
置他于死地?
不想当官
高启字季迪,长洲(今苏州市)人。家住苏州城北齐门外。元末时期,这一带的风水似乎特别
好,涌现了不少才士。出众的有高启、王行、徐贲、张羽等十人,人称"北郭十才子"。高启又与杨
基、张羽、徐贲并称"吴中四杰"。但无论是"十才子"还是"四杰",高启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过了其他
人。
高启博学工诗。少年时却喜欢钻研历史,甚至声称只有史学才是"经世具"。但他生于末世,长
于战乱,无法伸展经世的抱负,于是一头栽进诗的王国里去了。张士诚占领苏州后,着意罗致文
士,出面的是他的部属饶介。高启的好多朋友都成了饶介的座上客,而饶介也很欣赏高启,要推荐
他当官,然而饱读历史的高启谢辞了,可能他看出张士诚志在割据,难成气候。为免麻烦,他索性
举家避居到吴淞江北的青丘大树村,住在岳父周仲达家。青丘原属甫里,后划归唯亭,是个僻静的
去处。据他的外甥周立记述,高启在青丘时而"混迹于耕夫钓叟之间",时而"酣畅歌咏,以适其
趣",时而"静处一室,图书左右,日事著作",似乎逍遥世外。其实并非如此,如《秋日江居写
怀》说:"风尘零落旧衣冠,独客江边自少欢。门巷有人催税到,邻家无处借书看","终卧此乡应
不憾,只忧飘泊尚难安",就透露了他的心情。他自号青丘子,在此写下不少诗文,其中《青丘子
歌》表露了自己不慕名利,一心追求诗艺的志趣。
明洪武二年(1369),诏修《元史》。尽管高启不想出山,然而名声在外,仍被征赴南京,当
上了翰林院国史编修官。修史完毕,又奉命教功臣子弟。有天皇帝想到了史馆的人,在便殿召对。
其实这是一次考察性谈活。谈下来皇帝对高启很满意,当即任命为户部右侍郎,相当于管经济的中
央副部长。高启不想当,原因大概是这位皇帝不好伺候,臣下没有安全感。例如朱元璋当过和尚,
臣下的贺表里有"光"、"生"等字,便像阿Q一样疑心是讥嘲,致使多人被杀。但是叫你当官你不
当,这也危险,朱元璋已经杀了一批不肯出仕的人了。因此高启的回话很小心,按沿袭的说法是,
他"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见《明史》本传),但据冯时可《高侍郎季迪传赞》,是推说自己年轻
没有管理经验,而且不懂经济。这话比较合情理,皇帝同意他辞归。于是高启心情轻松地回到青
丘,继续当他的苦吟诗人。
卷入漩涡
洪武五年(1372),皇帝命魏观出任苏州知府。朱元璋对京畿重地的苏州一直很重视,因为那
里曾是张士诚经营了十一年的老窝,树倒老根在,需要得力干部去铲除旧影响,建立新朝的权威。
他先派陈宁去治理。陈宁为政苛猛,人称"陈烙铁"。苏州至今有"一烙铁烫平"的俗语,即出典于
此。朱元璋对他很欣赏,但也知道老用烙铁不利于这个财赋之区的恢复和发展。于是改派了老成持
重的魏观。魏观上任后,一反陈宁的苛政,首重精神文明建设。他聘用了高启、王行、王彝、张羽
等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大兴文教,还帮高启把家从青丘迁回苏州,安置在夏侯里(现十梓街西段,
锦帆路南口对面,原有夏侯桥)。高启有文说"家住城东",即指此地。
这里有个问题:为何高启放着现成的中央副部长不当,却肯屈就市级职务,而且还是编外人
员?我在前面已有交代:开国雄主猜忌心重,高启害怕在他身边工作。这从他放归后的诗里可以看
出。他说:"请看留侯(张良)退,远胜主父(主父偃)族",分明流露了"伴君如伴虎"的心理。而
魏观的情况不同。高启跟他在南京就熟识,了解他的为人,且又是服务桑梓,自然乐意。
有了专家学者相助,魏观很快打开局面,治理得很出色,并得到了皇帝的表扬。次年升任四川
省参政,因苏州绅民请求留任而未行。洪武七年,经他为民请命,皇帝同意将原定的高额田赋减去
一半。就在这当口却出事了!
原来朱元璋在任命魏观的同时,派出另一人担任苏州驻军的长官,以便互相监督。此人就是朱
元璋淮西起事时的老部下、都指挥使蔡本。蔡本到任后,发现魏观遇事不跟他通气,却同一批"臭
老九"打得火热,分明看不起他这个大老粗,不由肚膨气胀起来。你魏观是打陈友谅破武昌后才参
加进来的,资格浅着呢!虽然当过国子监祭酒(相当中央教委主任),可也曾犯错误降过职,有什
么资本敢在我老蔡面前翘尾巴?因此他要拿点颜色给魏观瞧瞧!
然而魏观清廉勤政,没有贪污腐败的把柄可抓。可是存心要整人,鸡蛋里也能挑出骨头来。蔡
本终于挑出了两根"骨头":一是迁建苏州府治。早先府治设在吴子城(今体育场、大公园一带),
张士诚据苏后,为在子城建造王宫,就将府治迁到胥门内的都水行司。魏观到任后,觉得办公地点
潮湿狭窄,又见子城在火烧齐云楼后已成一片废墟,就想把府治迁回去。二是重开锦帆泾。这是子
城西边的河道,张士诚作过一番治理,后因战争破坏而大部淤塞。为方便古城的水上交通,魏观决
定疏浚。这两项工程本属市政建设范围,所以没向皇帝打报告就动工了。蔡本一看,机会来了!马
上向皇帝举报,说魏观在张士诚王宫基地上大兴土木,显然"有异志"。并检举高启为新建的府治写
了上梁文,为魏观吹喇叭抬轿子。
朱元璋得报吃了一惊。但他不信魏观有称王的野心,即命御史张度前往调查。调查结果无非是
搞了两项工程。但张度也是个角色,他懂得皇帝"宁左勿右"的心理,于是在汇报说,魏观的作为
是"兴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意即蓄意恢复张士诚时代的旧观。朱元璋本来对苏州不大放心,生
怕张士诚的"残渣馀孽"伺机搞复辟,现在听到魏观他们搞这样的名堂,何异为张士诚招魂?不由火
冒三丈,杀心顿起。
罹祸之由
按理说,此案魏观是首犯,为什么倒是高启处刑最重?据祝允明《野记》载,还不止拦腰一
刀,而是"截为八段",可见朱元璋对高启肯定恨透了。
查《明史》高启本传可知,问题出在高启写的上梁文上,朱元璋看了非常生气。那末其中究竟
写了什么"恶攻"的话呢?对不起,《明史》未载,而且原文佚失,不得而知。现在只剩下一首《府
治上梁》诗,这是应酬之作,仅末两句有点意思:"大梁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在广庇中。"这是借大
梁歌颂魏观的双关语,顶多算拍马屁,以此定罪恐怕够不上。但在《元和唯亭志》里倒有高启上梁
文的蛛丝马迹,卷十三中说到了这件事:"观欲徙郡治于子城,启为作上梁文,有'龙蟠虎踞'语。
卫帅(蔡本)劾之,为危言以动上。"可见朱元璋恼火是为这四个字。按照皇帝的逻辑,"龙蟠虎
踞"之地当为帝王所居,你把张士诚住过的地方也称"龙蟠虎踞",岂非大逆不道?
其实高启被杀还有前因。据《明史》本传透露:"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 之未发也。"就是
说,上梁文只是导火线,祸根早就伏下了。那末是哪首诗出了毛病?清人徐轨认为,是高启的《题
宫女图》:"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此诗触及宫
闱隐私,与御史张尚礼的《宫怨》诗相类。朱元璋读了张尚礼的诗,"以其能摹写宫闱心事,下蚕
室死"(见《续本事诗》)。而赵翼《瓯北诗话》认为,惹祸的还有《题画犬》诗:"莫向瑶阶空吠
影,羊车半夜出深宫!"这不是暗示皇帝荒淫吗?但也有人认为这是附会。清人朱彝尊在《静志居
诗话》中说,《题宫女图》与《题画犬》两诗,是讥刺前朝元顺帝的,跟明初宫掖不相干。今人金
性尧先生也赞成此说。
但《明史》所说必有根据,这个问题在《吴郡甫里志》中有答案。卷六《高侍郎季迪传赞》中
说:"启所撰《青丘子歌》有'不闻龙虎苦战斗'句,上恶其语。"朱元璋为何厌恶这句诗?因为高启
写这首诗的当时,朱元璋正与元军、陈友谅、张士诚三方强敌在"苦战斗",有时处境很困难。龙兴
之主在出生入死之际,你诗人不来呐喊助威倒也罢了,竟然表示不闻不问,你屁股坐到哪里去了?
其实诗中还有"不肯折腰为五斗米"句,表示对做官毫无兴趣,这也是朱元璋所忌恨的,因为《志》
中未说,只能作为猜想。
上述《元和唯亭志》和《吴郡甫里志》都是不常见的乡镇志,却保存着正史未载的资料,给后
人留下了宝贵的线索。
绝命残诗
高启在南京时,朱元璋为何没有向他摊牌,反要升他当侍郎?想来有几点原因:一是《青丘子
歌》是开国前的作品,后来他有好些歌颂"圣朝"的诗,不正说明思想有转变吗?二是他与杨基、徐
贲不一样,未被张士诚罗致,没有历史问题;三是征修《元史》召之即来,说明能与新朝合作。只
是后来他要求辞官回乡,皇帝就有想法了。虽然表面优容,甚至还发二十四银子给他作路费,但在
肚里却记着他的诗账和辞官账。皇帝的账比高利贷还要厉害,到时候就要了你的命。老实说,"吴
中四杰"都为新朝出过力,但皇帝没有忘记他们的账:杨基和徐贲当过张士诚的幕僚,张羽有诗追
怀元朝,高启是老账加新账,所以一个个都没有好下场。
高启死时年仅三十九岁,正当创作的盛期。据他的学生吕勉回忆说:高启和王彝被逮送南京
时,"众汹惧丧魄,先生(指高启)独不乱。临行在途吟哦不绝。有'枫桥北望草斑斑,十去行人九
不还','自知清彻原无愧,盍请长江鉴此心'之句。"这显然是高启的绝命诗,可惜吕勉没有引全。
这后两句诗使我想到了一位近人在冤死前说的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两者仿佛有相通之
处。如今朱元璋和高启都已成了历史人物,但是后人对他们的感觉不同。在读高启的诗集时,充满
了敬仰和惋惜之情,而翻开厚厚的洪武皇帝传,只觉得浓浓的血腥气扑鼻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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