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与刘基是至交说（下） 浦玉生 三、学术思想 刘基的文章才气、抱负与性格，都是博大的，然而与施耐庵在思想深度、政治观点、人生态度上又有 很大差别；生活际遇更是迥异。但是施耐庵《水浒传》的忧时愤世，与刘基诗文中的忧时愤世是同样的强 烈，可以说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一样的。他们曾经是契友、至交，也决非偶然的。 出于对贪官污吏的痛恨，经由对元末社会的观察和思索，刘伯温得出了官逼民反的结论。刘伯温《感 时述事十首》之五以官逼民反为主旨，词语剀切之至：“古人有战伐，诛暴以安民。……但恐胥及溺，是用 怀悲辛。”诗的关键一句是“致乱有其因。”这个“因”在朝廷方面：滥杀生灵，掳掠百姓，横征暴敛。贪官 污吏横行霸道的结果，是使民众动辄遭遇祸患。为了逃得一条性命，只好铤而走险，啸聚山林。元朝的官 吏，在善良的百姓面前是狼，在造反的强梁面前是羊。平日如凶神恶煞，而一上战场，却坐失良机，致使 小病酿成膏肓之疾：当成千上万的“耕桑子”（农民）被裹挟着加入起义队伍时，元朝的大势已去，局面再 也不可挽回。 《水浒传》开头便写高俅发迹和逼走王进的事，施耐庵的用意是什么呢，评点家金圣叹有两段精彩的 分析：“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有以也。”金圣叹的分 析，直指导致天下大乱的“因”，他的意见是“乱自上作”。这与刘伯温说的“滥官舞国法，致乱有其因”可以 互相印证。陈文新在《刘伯温：智略人生》一书中说，高俅这样的“滥官”玩弄国法，将王进这类忠良逼得 走投无路，国家能不乱吗？自然，王进虽被逼也仍未造反，但逼得太甚因而奔上梁山的却大有人在，林冲 即是代表。林冲是颇能逆来顺受的：高衙内调戏他的妻子，他受“不怕官，只怕管”的观念支配，自行熄灭 了胸中怒火。他被陷害刺配沧州，还打算“挣扎着回来”。在前往沧州途中，两个解差对他肆意折磨，他还 是低声下气。直到最后，高俅派人火烧草料场，他不逃走就会被判死刑时，才下定决心上了梁山。刘伯温 说：“人情各畏死，谁能坐捐身？所以生念虑，啸聚依荆榛。”这仿佛是在剖析林冲的心理。林冲听了，一 定也会首肯的。 官逼民反，刘伯温与《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水浒传》的前身是《江湖豪客 传》。读刘伯温传记和诗文，我们经常可能看到刘伯温在宦海沉浮，在退进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他的 《秋兴》七首就格外显得沉郁：“一自中原万马奔，江淮今有几家存？龙韬豹略痴儿戏，稼（禾旁加农）李 夭桃猛士门。废垒秋风销战骨，荒郊夜雨泣冤魂。江湖愁绝无家客，伫立看天泪眼昏。”该诗次联写朝纲之 不振，尾联写一已之流浪，身在江湖，心存魏阙，追原祸始，不胜怨怒之情。此诗出现了“江湖”二 字。 当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之后，挥师进击张士诚，为了师出有名，先传檄声讨张士诚的罪恶状：“惟此姑 苏张士诚，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刘伯温将张士诚比喻于江湖之 人。这就为施耐庵写《江湖豪客传》埋下伏笔。 《水浒传》是以张士诚农民起义为背景的。元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正月，张士诚在高邮建立政 权，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年号天佑（衣旁右字）。作为元朝的官吏，刘伯温此时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看 待农民起义的。特别是在他隐居了两年多，接受一项任命：江浙行省都事。于是他来到了杭州，协助行院 判石抹宜孙剿“贼”，他在《次韵和石未公春雨见寄》中写道：“小人务苟且，君子惭素餐。高牙对多垒， 肉食徒王官。周纲虽云弛，一匡赖齐桓。莫惊沟浍盈，雨息当自干。” “周纲虽云弛，一匡赖齐桓”二句， 是说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诗中的“周”是比喻元朝，“齐桓”则是比喻石抹宜孙。这一比喻是耐人寻味 的。其实刘伯温以齐桓公比石抹宜孙，其实是鼓励他自创基业。施耐庵的诗文中也常用“江湖”二字，如元 曲《秋江送别》中就有“遍历江湖”之句，他在为江阴许恕家的族谱作序时也说：“仆与令尊翁，先后浪荡 江湖，而掌教澄江，桃李遍植，……”当然，《江湖豪客传》因为太露太直，所以直到后来才有了一个隐晦 曲折的书名来：《水浒传》。“水浒”二字出自《诗经》：“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这是一首歌颂周王朝古 公 父自迁于岐山，奠定了周王朝的基础。施耐庵是站在同情张士诚农民起义的立场上的。这里的周朝暗 合张士诚的“大周”国号。据宋代洪迈著《容斋随笔》“稷有天下”一节介绍，“是时，稷始封于邰，古公方 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这里说的古公 父（即太王）刚刚在梁山下修筑城 邑。所以说又与梁山水泊联系上了，“水浒”二字确是任何字词都无法比拟的。 综上所述，施耐庵与刘基是契友、至交之说，并不是一城一乡、某时某刻的流行观点，而是全国多处 地方，数百年来一直流传的事实。我们如果从考证施耐庵生平的角度去读刘基的诗文和相关历史材料，将 会发现更多的关于施、刘是至交的历史事实，这是不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