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 惜 刘 操 南 先 生 马成生 听到刘先生逝世的消息，浙江《水浒》研究会的会员都感到无比的悲痛！ 记得是在1983年10月下旬，在杭州道古桥畔的华西旅馆，召开浙江《水浒》研究会成立大会。来自 全省各高等学校与文化科研单位的二、三十位代表，在酝酿研究会的领导班子时，一致感到要有一个学术 上的带头人与指导者。经过广泛思索，充分讨论大家一致公认治学严谨、知识广博，并在《水浒》研究上 已有显著成就的刘操南先生最合适。于是，便决定请刘先生担任名誉主席。当我们几个会务组成员向刘先 生表达了这个意思之后，先生很快便欣然同意了。随之先生即平和地大家一起聊《水浒》研究以及如何开 展研究会的工作问题。记得当时着重谈了两个方面：一是对《水浒》，先要来个“拨乱反正”，把《水浒》 研究与《水浒》教学工作引到正路上来；二是除了参与讨论全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外，必须结合浙江的实 际，充分利用省内的有利条件，深入研究《水浒》中一、二个问题。据此，不久便很自然地提出一个“突破 点”，即重点研究发生于我省的《水浒》“征方腊”部分。它既可以利用我省各县的地方史志，更可以进行 实地考察，如山川形势、语言风俗、民间典故等等，分析它们与《水浒》的密切关系。我省《水浒》研究 会的初期工作，基本上就是这样开展的。而后，我们在省内和全国的《水浒》学术研究会上，提供了不少 有分量的论文，受到许多同行的赞扬和鼓励。这里刘先生的指导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1988年秋天，省第六届《水浒》学术研究会前夕，我们准备编印论文集《水浒研究与欣 赏》第一集。刘先生非常高兴，给予我们热情的鼓励，他答应立即为刊物题写书名。在编写过程中，我们 几个搞具体工作的人，难免还有些不安：这几十篇论文，二十几万字，虽然各有特色，总还缺乏“压卷”之 作。然而，就在这时刘先生送来一篇宏文《试论〈水浒传〉的成书及简、繁两种版本系统的关系》，几近 两万字，观点鲜明，材料充实。自然把它冠于卷首。此文为这个论文集提高档次，增添了光彩。我们几个 编委，在说不出的欣慰之际，不由猜想， 可能刘先生早就意识到 这一点而特意赶写出来的吧，对刘先生的崇敬之情，不禁再次而生。到次年 10月，我们编印《水浒研究与欣赏》第二集时，刘先生又送来一篇大著《兴化施彦端与施耐庵史料考 辨》。这两辑论文集，与各省兄弟学会交流，均得到很好的评价。刘先生实实在在为大家撑了腰。 我省《水浒》研究会成立之后，每年都有一次学术讨论会，分别在建德、淳安、金华、湖州、丽 水、温州、舟山等地轮流举行。会前，刘先生都几乎有具体的指导；会后，也常一起总结经验。除非有特 殊事故，刘先生都亲自与会，为会务组出谋划策，做“把舵”工作。有好几次，刘先生不便报销，全是自费 参加。1995年深秋，第十三届研讨会在睦州（即梅城）召开。此时，刘先生已在便血，身体很虚，可他顾 不上去医院作检查，还是振作精神，参加了会议全过程。并且还去考察了乌龙山这个《水浒》“睦州战 役”的古战场，与大家一起畅谈《水浒》作者是如何把这一带的山川形胜融于《水浒》之中的。会后刘先生 便一病不起住入医院……先生之好学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对浙江《水浒》研究会，刘先生不仅是总体上的指导，对一些学术研究中的具体问题，还常常有 精辟的见解。在八十年代初，苏北、上海、北京等地不少学者认为：苏北的施彦端就是施耐庵，也就是 《水浒》作者，他们发表论文、讲话，一时沸沸扬扬形成“施耐庵热”；他们的共同“力证”，就是施满家抄 的《施氏家簿谱》中，在“始祖彦端公”右旁，注有“字耐庵”三字。不少不同意“施彦端”即“施耐庵”的 学者，根据“字耐庵”三字的墨迹较淡，因而断定为“不是施满家当时手迹”，可能是后来另加。这样的反 驳，有一定的力量，但还不够。刘先生全面研究了施氏宗谱，罗列其有关称呼，便别开生面地指出：从“通 例”看“始祖彦端”，“盖属祗有名者，名以字行，故称彦端公”，彦端如果有“字”，后代不会如此称呼，就 因无“字”，故子孙不避为讳而称“彦端公”。这样一分析，“字耐庵”三字之不足为据，便显得更为有力。 我们在十分佩服刘先生的见解之际，就在治学方法上也感到是一种示范（智慧城的编者注：编者并不完全 赞同此处对施耐庵这一学术观点的理解和认识）。 刘先生，我们老一辈尊敬的学者，虽然永远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那孜孜不倦地投身于学术研 究，亲切热情关怀后辈的风范，自在我们中间永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