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仁见智说宋江 在古典文学名著当中，尚没有哪一个典型形象能像宋江那样引起如此持久、广泛的争议，喜欢宋江 的，褒之为“上上人物”，是忠义双全的典范，认为宋江为君则为明君，为相则为贤相，为将则为良将，为 臣则为忠臣；厌恶宋江的，贬之为“假道学、真强盗”，是葬送梁山好汉的刽子手，是封建统治者的走狗和 帮凶……不怎么忠实于原著的电视剧《水浒传》播出后，人们更是对宋江深恶痛绝，最客气的评价，他也至 少是个糊涂虫、窝囊废！ 而无论褒还是贬，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宋江是梁山英雄之魁，是《水浒传》中领袖群伦的人 物，梁山好汉皆唯其马首是瞻，唯其命令是从，这绝不是偶然的。《宋史》中说宋江“其才必过人”，没有 过人之处，他成不了梁山之魁，恐怕早就成了王伦第二了。如果认为宋江是个小人、窝囊废，哪么怎么来 看待他麾下的梁山好汉？一部悲壮的英雄史岂不成了一部窝囊的狗熊史？ 《水浒传》在明代又叫《宋江传》，理解了宋江，便理解了《水浒传》的悲剧意义，也就理解了施耐 庵、罗贯中的创作初衷。北宋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北方的辽国不断进犯，金国虎视眈眈，客观形 势亟需华夏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叙》中云：“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 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军俘虏北去，囚禁至死），则称大破 辽以泄愤。”所以，作者在写宋江受招安后，紧接着用了七回的篇幅写宋江征辽，征辽得胜后才去打方腊。 可以说，作者在宋江身上寄予了自己的理想，极力想把宋江写成一个忠义双全的完人。 宋江曾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在［满江红］词中又说：“义胆包天，忠肝盖地。”他坐 上梁山泊第一把交椅后，便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可以说，如果不把“义”与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联 系到一起，只讲小团伙、小兄弟之间的哥们义气，那么这“义”字还有什么意义呢？ 作者力图使“忠”和“义”在宋江身上达到和谐的统一，岂不知在当时黑暗的现实中，二者是矛盾的。梁 山好汉们大多是犯了“国家法度”的人，是腐败政府的对立面，宋江要顾全“义”，那就做不到对政 府“忠”（如他私放晁盖等人），这就让宋江跳进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怪圈，以至人们对他的理解出现了偏 差。宋江之“忠’，我们似应理解为对国家之忠、对民族之忠，他所梦寐以求的，是“边庭上一枪一刀”抗击 外侮、保民安国。他在［满江红］词中说：“统豺虎，御边幅。……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因此才盼 望“早招安，心方足”。虽然作者将宋江的实力描写得非常强大，但在当时外患当头形势下，宋江一伙是无 力争夺天下称王图霸的（史载张叔夜仅用一千人便迫使宋江投降了）。宋江谋求招安，除了御侮卫国的目 的外，当然也有为弟兄们寻条出路的考虑。占山为王终非长久之计，联合当局一致对外，恐怕这是宋江迫 不得已的选择。不久，金兵南下，不仅灭了北宋，陆续也将黄河以北占山为王者以及抗金军民组织的“忠义 社”一一消灭了。 宋江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如仗义疏财、大度爱才、知人善任等，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与曾被 一些史学家指为“愚忠”的岳飞一样，到头来却被昏君奸臣毒死了，死得不明不白、可悲可叹。这说明，与 昏君奸臣合作，注定没有好结果。因此作者写道：“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为了突出该书的 悲剧效果，作者没写宋徽宗、蔡京、童贯之流的可悲下场，而是在卷末悲愤地写道：“煞曜罡星今已矣，谗 臣贼相尚依然。”作者希望人们痛恨的，不是宋江，而是昏君奸臣，是腐败的政府！遥想历代多少国家的赤 子，饱受不公正的待遇，有的蒙冤致死，却一片痴情不改：“宁肯国家负我，而我不负国家。”对于他们， 我们怎么忍心再去作过多的指责呢？ 而时代毕竟进步了，人们的思想毕竟解放了。经过多年的“无限忠于”之类的灌输，人们对“忠”腻味透 了，厌恶宋江也正由于他的“忠”。人们希望的是宋江与昏君奸臣对抗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话说 回来，如果这么写，《水浒传》便失去了悲剧意义。明人陈忱撰《水浒后传》，写李俊等幸存的梁山好汉 重举义旗，在南海建国，李俊称王，皆大欢喜。但是读罢，总觉不如《水浒传》赋予的悲剧意义震撼人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