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与征四寇故事 马场昭佳（日本） 《水浒争鸣》编辑部按： 马场昭佳先生是日本留学生，发表此文时正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此文研究了70回 金本《水浒传》成为“定本”并逐渐淘汰其它所有《水浒传》版本的基本情况。此文可能有不周、不妥 之议，但无不实之词，更没有学术界某些专家学者对70回金本《水浒传》那样的偏见。鉴于中国大陆地 区60年来所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明清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等等，都没有关于70回金本《水 浒传》传播历史的论述，此文值得一读。 此文原发表在《水浒争鸣》第八辑（湖北崇文书局2006年出版），为了给各位朋友研究《水浒传》 的传播历史提供资料，特在网上重新发表。 　　明代中期集大成的《水浒传》[1]问世以后一直到现在，受到世世代代众多人的欣赏。但是，它不仅 被接受为娱乐性读物，由于其故事的内容很过激，历代统治者认为是诱发盗贼、叛乱的最有害图书，好 多次禁止其发行。这个事实反而显示《水浒传》对明清两代社会的影响非常大。这样脍灸人口的《水浒 传》，现在我们能看到多种多样的版本。换句话说，《水浒传》在明代中期问世以后，对其整个故事构 成、文章表现等进行过几次改变，出版了多种多样的《水浒传》版本，例如文繁本一百回本、一百二十 回本、七十回本，文简本一百四回本、一百十五回本等等。 　　但是一般认为，这样活跃的出版情况只是明代中期到末期大约一百年间发生的现象。因为，郑振铎 在1929年发表的《水浒传的演化》中所说的如下的看法成为学术界的常识： 　　不料在明末清初之时，却有了一位金人瑞氏，以他的无碍的辩才，强造了一部七十回本的《水浒 传》出来。更不料他这一部“腰斩”的《水浒传》，却打倒了、洇没了一切流行于明代的繁本、一百回 本、余氏本、郭氏本……使世间不知有《水浒传全书》（指文繁本一百二十回本：引用者）者几三百 年。《水浒传》与金圣叹批评的七十回本，几乎结成一个名辞。除金本外，几乎没有所谓其他《水浒 传》。 　　按照这个看法，金圣叹（1608？—1661）崇祯十四年（1641）出版的七十回本，一开始问世就淘汰 了其他的版本，在整个清代成为了唯一的通行本。换言之，明代人和现在的我们一样能够接触多种多样 的《水浒传》，而清代人的《水浒传》环境则是非常限制的。这个郑振铎的看法和金圣叹当创作七十回 本时做的措施“腰斩”这个冲击性单词，在以后的《水浒传》研究界上固定下来了[2]。 　　但是，这个看法所根据的是，有“无碍的辩才”的金圣叹所创作的七十回本在文学性质方面比其他 的版本卓越，就是说只对版本的考察而已。这里没有记载当时情况的史料等客观性证据。所以，我们不 能不怀疑，没有客观性检验就可以断定在整个清代三百年之间《水浒传》就只是七十回本。 因此本稿集中到七十回本《水浒传》与征四寇故事这两点，将清代的《水浒传》接受情况再一次加以检 讨，显示其本来面貌。 　　一、七十回本《水浒传》与征四寇故事 　　论说清代的接受情况之前，我们应该先整理一下有关本文注意到的对象《水浒传》七十回本与征四 寇故事的基础知识。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水浒传》版本，依照文章表现的精粗，区分两个系统，一个是情节丰富的文繁 本；另一个是用简略的文章提示故事概要的文简本。其中文繁本依照内容的多寡又区别为三种：一是明 代中期面世的保存最古形态的一百回本；二是万历年间插入征田虎、王庆的一百二十回本；三是崇祯十 四年金圣叹创作的七十回本。文简本则把一百回本加工简略并插入征田虎、王庆的故事。 　　本文给予焦点的征四寇故事就指的是这些版本中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和文简本的后半部分。其 梗概如下： 　　在梁山泊集结的宋江等108人，打败朝廷派遣的军队，显示自己的实力后归顺了朝廷。然后作为官军 征伐了敌对朝廷的集团（异民族王朝辽、河北田虎、淮西王庆、江南方腊）。但是由于最后的征方腊， 梁山泊集团也崩溃了。 　　从这个内容可以看出，征四寇故事主要描写宋江等108人和朝廷的关系，其重点就在于成为朝廷的正 规军的宋江等征伐四个敌对集团[3]。但是，七十回本没有这个征四寇故事，因为它是由其他版本的前半 部分（即梁山泊聚义之前的部分）构成的。 下表是基于内容的有无看以上诸版本之间的差别： 梁山泊聚义之前 征四寇故事 征辽 征田虎王庆 征方腊 文简本 O O O O 文 繁 本 一百回本 O O X O 一百二十回本 O O O O 七十回本 O X （表格中O表示有，X表示无） 　　对于征四寇故事的评价，在明代已经提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见解。代表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就是讨 论《水浒传》评价的时候一定要提及的两个人，即李卓吾与金圣叹。 　　李卓吾（1527—1602）正面反对当时对白话小说的蔑视，而给予《水浒传》、《西厢记》等文学作 品很高的评价。他对《水浒传》的态度就在《忠义水浒传序》（附在一百回本容与堂本卷头及他自己的 著书《焚书》卷三）上表现得很清楚： 　　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 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 也。 　　李卓吾对于征辽及征方腊表示肯定的态度，因为这两个战役解决作者心中的愤懑。换言之，他对 《水浒传》中的征四寇故事给予很高的评价。不过他这样的评价，不仅在解决作者内心的不满这个地 方。他注意到，实际上破辽和打方腊的是“啸聚水浒之强人”，即原来破坏朝廷秩序的、而且一看就与 忠义完全不相联的盗贼集团宋江等。接着上文： 　　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与君侧矣。 　　这就意味着，他想，由盗贼出身的宋江等也为了朝廷竭尽忠义，这样极端例子的征四寇故事就强力 地引导一般读者对朝廷尽忠[4]。所以，对李卓吾来说，征四寇故事就是证明宋江是忠义好汉的故事，当 然也是《水浒传》中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 　　与此相反，对征四寇故事给予和李卓吾完全不同的评价的，就是反对原有的《水浒传》、删除征四 寇故事而创作七十回本的金圣叹。他的主张记载于七十回本卷首的自序之一<序二>[5]： 　　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 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是则将为戒者，而反将为劝耶？ 　　金圣叹之前一般认为，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个人参与整个《水浒传》的创作，例如上举的李卓吾。金 圣叹则作出严格的区别，梁山泊聚义之前是施耐庵写的，而以后的征四寇故事则是“后世不知何等好乱 之徒”即罗贯中续写的。然后金圣叹还加以说明，施耐庵的创作意图是通过描写“恶之至、迸之至”劝 诫社会上的盗贼行为，但是罗贯中并不理解施耐庵的意图，而加上表现忠义的征四寇故事，因此《水浒 传》就变成了推奖盗贼的小说。换句话说，金圣叹认为，《水浒传》有原来是盗贼的宋江等归顺朝廷而 尽忠的征四寇故事，就反而导致愚民粗糙地模仿，推向盗贼行动[6]。 　　我们不能否定，金圣叹创作七十回本的立场是宋江等只是盗贼而不是忠义。这样的态度，例如在宋 江说“忠义”的场面上表现得很清楚，因为金圣叹都加以“权诈”、“奸诈”等消极的评语。但是我们 不得不怀疑<序二>上写的梁山泊聚义之前的故事就是劝诫盗贼。现在一般认为，金圣叹<序二>上所说的 有关作者的说法，和他的贩卖战略（表明由于复刻自己所藏的施耐庵古本重现施耐庵原来的创作意图， 而冠以“第五才子书”的名字）一样，只是金圣叹的捏造而已[7]。所以我们虽然不应该无批判地相信其 理由，但是可以说金圣叹认为征四寇故事只不过是蛇足，因此当他创作七十回本的时候进行“腰斩”原 有《水浒传》包含的征四寇故事。 　　总而言之，征四寇故事在《水浒传》上的位置，李卓吾和金圣叹两个人的看法完全相反。不过毫无 疑问的是，征四寇故事在《水浒传》评价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就这点，以下讨论的清代也一样。 　　　　　　　　　　　　二、从明代继续（清代前期） 　　我们开始议论清代的《水浒传》接受情况。不过，清代是连续三百年的很长的时代，只有一次讨论 整个情况是不可能的。所以本节考虑从清朝成立到雍正年间这一阶段。 　　首先，我们要看清代前期刊刻的《水浒传》。这方面已经有一些版本研究，发现了一些七十回本以 外的版本。我们按照先行研究，提举其中几个代表性的版本。 　　一百回本有芥子园本、无穷会本、石渠阁补刊本三种版本。按照佐藤练太郎的意见，芥子园本由刻 工黄诚之（1632—1699）的生没年代可以看作康熙年间的版本；无穷会本则由于改变当夷狄的词能看作 是清初的版本[8]。高岛俊男详细解说，石渠阁补刊本的一些版心有“康熙五年石渠阁补”，所以它是名 叫石渠阁的书店在康熙五年（1666）增补某个版本而出版的。高岛还认为，现存的石渠阁补刊本是更 后，肯定是雍正年间再增补而出版的[9]。文简本则有两个《英雄谱》，一个是一百十五本，一个是一百 十本。这《英雄谱》稍微特殊的版本，一名《汉宋奇书》表示，与《三国演义》合刻，上层三分之一是 《水浒传》，下层三分之二是《三国演义》[10]。 　　另外，当时著名的藏书家钱曾（1629—1701）的藏书目录《也是园书目》卷十（通俗小说）有“旧 本罗贯中水浒传二十卷”。因为这本书和最初期一样由五回构成一卷，又因为特意写“旧本”，所以钱 曾所藏的《水浒传》可推为明代中期出版的最初期的一百回本。 　　以上所述，只限于现在可看的版本和记述，我们确认以一百回本为主的、包含征四寇故事的《水浒 传》在清初也仍然存在。但是只靠这些，只证明一百回本等在清初也仍然存在，而不能明白怎样流通 的。所以我们其次加以分析这个时期受到《水浒传》的触发而创作的文学作品。我们探究这些作品怎样 认为《水浒传》，就可以了解那个《水浒传》是七十回本还是其他的版本，而这一定反映着当时的《水 浒传》流通情况。首先我们要看《水浒传》的续书。 　　《水浒传》的续书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陈忱（1613？—？）撰，康熙三年（1664）出版的《水浒后 传》[11]。该书以北宋南宋交替期为背景，而描写宋江等一○八人及其子孙由于种种因果再集结，最终 以李俊为首定居海外的另一个天地暹罗，又受到南宋朝正式封王。一言以蔽之，描写他们的日后谈。其 开始第一回有简洁总括前作的记述： 　　梁山泊一百八人，虽在绿林，都是心怀忠义，正直无私。皆为官私逼迫，势不得已，潜居水泊，却 是替天行道，并不殃民。后来受了招安，遣他征伏大辽，剿除方腊，屡建功勋，亡身殉国。 　　这里明确阐述宋江等归顺朝廷，立了大功。这个功绩即征四寇故事之中，提及征辽和征方腊，而不 触及田虎、王庆，所以《水浒后传》能看作一百回本《水浒传》的日后谈。而且，认为宋江“虽在绿 林，都是心怀忠义，正直无私”，因此可以看到《水浒后传》对他们采取非常好意的立场。他们的幸存 者李俊等在《水浒后传》中也作了好多次忠义性的活动。作为很明显的例子，我们要看第三十七回的他 们的行动。 　　宋高宗被南下的金军包围于牡蛎滩，而李俊等成功破败金军，救出宋高宗。然后，宋高宗许可李俊 等谒见，对他们说： 　　朕久知宋江和卿等心怀忠义，为朝廷立功。……今日朕家危难，又藉卿等相救，真是功垂竹帛，百 世流芳。 　　忠义的终极对象皇帝即宋高宗亲自表示感谢，这就最清楚地表示着李俊等是忠义的，宋高宗表示李 俊等的已故同伴宋江等也是忠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以宋江等为忠义的《水浒后传》还是在一百回本 《水浒传》是忠义的故事的前提下创作来的。 　　清代前期受到《水浒传》的触发的文学作品不限于其续编。其例之一是钱彩和金丰撰于康熙二十三 年（1684）出版的《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以下略《说岳全传》[12]）。该书描写南宋初期的名将 岳飞及其子孙和义兄弟的活动。有关岳飞的故事与《水浒传》一样，也有元杂剧《东窗事犯》、明熊大 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很长的历史，不过在这些演变史上与有关《水浒传》的故事群并没有直接关 系。但是，《说岳全传》利用其故事展开的时间即南宋初期与《水浒传》展开的北宋末期颇近，还利用 明代的《水浒传》热潮，所以出场一些梁山泊好汉及其子孙[13]。 　　就对《水浒传》的认识而说，《说岳全传》也与《水浒后传》完全相同。从如下的发言能够看出 《说岳全传》是征四寇故事之后的故事： 　　周侗道“……小儿跟了小徒卢俊义前去征辽，没于军中。”（第三回） 　　起龙道“……我弟兄两个，是水浒寨中百胜将军韩滔的孙子。当初我祖公公同宋公明受了招安，与 朝廷出力，立下多少功劳。”（第六十三回） 　　前者是后来成为岳飞的师傅及义父的周侗的说辞，后者则是韩起龙会见岳飞的儿子岳雷时的说辞。 这两个人明白地说，宋江等受到朝廷的招安，然后去征辽等对朝廷做出贡献。不过不提及田虎和王庆， 我们可以说《说岳全传》参见的《水浒传》是一百回本。 　　作为表示宋江等是忠义的好例子，我们注意到其子孙之一阮良的行动。 第二十七回，金国的兀术大败于岳飞而被追逼到黄河边，偶然碰到一个渔夫，依赖渡到对岸。兀术又表 白自己的身份而要收买渔夫。但是这个渔夫即阮良说： 　　我是中原人，祖宗姻戚俱在中国，怎能受你富贵。……我父亲叔伯，名震天下，乃是梁山泊上有名 的阮氏三雄。我就是短命二郎阮小二爷爷的儿子，名唤阮良的便是。你想，大兵在此，反在这里救你， 那有这样的呆子？只因目下新君登位，要拿你去做个进见之礼物。 阮良拒绝兀术的提案，要抓住他，不过毕竟让他逃走了。 　　从这个阮良的说辞，我们可以理解他对朝廷的忠诚心，就是对异族兀术提出的富贵不屑一顾，还要 捉住威胁宋朝的他而提交朝廷[14]。而且此后，他顺从岳飞去参战立功，为朝廷作贡献。 　　如此顺从朝廷的不只是阮良。《说岳全传》出场的几乎所有的梁山泊好汉及其子孙对朝廷直接地或 间接地尽力立功。换言之，他们都可以看作和忠义的名将岳飞一样。但是他们进行这样的活动，必须有 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就是《水浒传》是忠义的故事。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说岳全传》所采取的是， 由征四寇故事显示忠义的故事的一百回本《水浒传》。 　　此时期根据《水浒传》创作的两个作品都是在背景方面根据征四寇故事而成书，在内容方面则以 《水浒传》为忠义的故事。所以这些创作的前提，一定要包含征四寇故事的一百回本《水浒传》的流 通。如果七十回本以外的版本已经不流通了，创作这样续编的可能性就完全没有了。这是因为七十回本 没有征四寇故事，而且故事展开的前提是，宋江等只不过是盗贼集团而不是忠义的好汉。 总而言之，清代前期不仅七十回本、还有一百回本等也广泛地流通而接受。归根到底，清代前期的《水 浒传》接受情况与明代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三、《水浒传》七十回本的定本化（清代中期） 　　前节的考察表示，清代前期与明末之前一样，种种版本仍然存在而且广泛流通。如此诸版本的林立 状态，以后也仍然继续着吗？我们要从考察乾隆年间的趋势来回答这个问题。 　　乾隆年间有关《水浒传》的趋势之一，就是创编宫廷大戏《忠义璇图》[15]。这是把《水浒传》编 成为二百四十出的戏曲。关于其创编的详细情况，皇族的礼亲王昭梿（1776—1829）《啸亭续录》卷一< 大戏节戏>记述： 　　乾隆初，纯皇帝以海内升平，命张文敏制诸院本进呈，以备乐部演习，凡各节令皆奏演……其后又 命庄恪亲王谱蜀汉三国志典故，谓之《鼎峙春秋》；又谱宋政和间梁山诸盗，及宋金交兵、徽钦北狩诸 事，谓之《忠义璇图》。 　　这说明，皇族的庄恪亲王（康熙帝的第十七子允禄，1695—1767）是《忠义璇图》的编辑责任者。 但是实际上创编的是他的御用文人周祥钰、邹金生等[16]。庄恪亲王参与《鼎峙春秋》、《忠义璇图》 的创编，是大概因为他的前任者张文敏（名照，1690—1745）乾隆十年（1745）去世。所以我们可以推 定《忠义璇图》的完成是乾隆十年。 　　乾隆年间初期在宫廷中创编的《忠义璇图》把哪个《水浒传》戏曲化了？看其内容，征四寇故事 中，除了辽朝按照史实被金朝讨伐以外，其他三个战役都有，所以《忠义璇图》根据的《水浒传》不是 一百回本或七十回本。而且，田虎部下的邬梨、琼英的形象不与文简本、而与一百二十回本一致[17]， 可以断定它根据的是一百二十回本。 　　光靠宫廷中把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作为戏曲的底本，不能讨论社会全部的《水浒传》流通情 况。但是一个清楚的是，乾隆十年七十回本以外的版本一些人依然看到。 　　乾隆年间发生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创编《忠义璇图》，大约四十年后的乾隆五十七年（1792）出版 了《续水浒征四寇全传》（一名《荡平四大寇全传》，以下称《征四寇》）。《征四寇》实际上并不是 有关《水浒传》的新作，而无非是由文简本《英雄谱》一百十五本的后半部分四十九回，即征四寇故事 单独刊行的[18]。为什么这样的结构不彻底的书问世了？其关键从赏心居士在该书卷头写的序中可以找 到： 　　闲阅《水浒》一书，见其榜曰“第五才子”，则与《三国志》诸书同列，而非野史稗官所可同日语 也，明矣。然自纳款倾葵之后，尊卑列序之馀，竟恝然而止，杳不知其所终，是与天地珍重生才之心， 岂不大相径庭哉？ 　　关于这赏心居士的来历完全不详，但他无疑对自己看过的《水浒传》半途而废极为不满。但是值得 注意的是，他所说的《水浒传》是什么。“自纳款倾葵之后，尊卑列序之馀，竟恝然而止，杳不知其所 终”，这说明就相当于七十回本的最后地方。而且如上所述，“第五才子”是金圣叹为了区别自己创作 的版本与其他的版本而起的标题。所以，赏心居士所看的《水浒传》可以断定为七十回本。 更正确地说，根据当时的环境，只能看到七十回本。如果包含征四寇故事的一百回本《水浒传》仍然广 泛流通而接受，写这样的序文的可能性完全没有。 　　就该书的出版，也可以说一样。如果一百回本依然流通，并非给予特别关注的征四寇故事就没有故 意起别的名字而出版的必要。换言之，出版《征四寇》的事实，就暗示着在当时的环境下七十回本已经 成为了惟一的《水浒传》。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忠义璇图》完成的乾隆十年与《征四寇》出版的乾隆五十七年之间，《水浒 传》流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我们看到这时期人对《水浒传》的言论，就能理解他们对《水浒 传》的认识的确发生了动摇。乾隆年间中期人阮葵生（1727—1789）在《茶馀客话》卷十八<水浒传>中 说： 　　《水浒传》，或作罗贯中作，又云施耐庵作。妄言诲盗，其子孙三世喑哑。 　　他不能判断《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还是罗贯中，但是金圣叹自序指出，《水浒传》的作者只 是施耐庵一个人，而罗贯中并不是其作者。如果阮葵生能得到的《水浒传》只有七十回本了，他一定不 算罗贯中是其作者。所以阮葵生肯定知道包括征四寇故事在内的《水浒传》。另一方面，和阮葵生大概 同时的翟灏（？—1788）在《通俗编》卷二十说： 　　陆友仁《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则江降后，自有攻讨方腊等事，《续传》所演，皆不为无因。 他把征方腊表现为“续传”。这与阮葵生相反，认为征四寇故事是《水浒传》的一部分的人不会说。换 言之，翟灏认为《水浒传》与征四寇故事是不同的作品，而且他不知道七十回本以外的版本的存在。 《水浒传》意味着包含征四寇故事的一百回本等，还是只指七十回本？这样的认识不是一下子变成的， 而是经过一些时间渐渐变化的。所以我们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推定，七十回本确立了《水浒传》的定本的 地位在于从创编《忠义璇图》到出版《征四寇》之间，即从乾隆年间中期到后期。 　　　　　　　　　　　　四、七十回本定本化后的征四寇故事（清代后期） 　　前节的考察说明，从乾隆年间中期到后期，一百回本版本被淘汰了，以后只有七十回本成为《水浒 传》了。在本文开头所提及的郑振铎的见解可说是半正半错。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乾隆年间之后的 嘉庆年间以降，七十回本中没有的征四寇故事怎么样？和被淘汰了的一百回本一样，完全散佚了吗？回 答这个问题，先要看清代后期人对《水浒传》的认识。 　　就代表该时期的见解的人，我们要提举俞万春（1794—1849）。他是咸丰元年（1851）出版的《水 浒传》的续书《荡寇志》（一名《结水浒全传》[19]）的作者。《荡寇志》从七十回本的结尾开始，这 表示它是七十回本《水浒传》的续书。而且，俞万春把宋江等一○八人彻底描写为坏人，他们都被朝廷 征讨而死于非命。如此憎恨宋江等的俞万春，在《荡寇志》开头表明自己对《水浒传》的认识： 　　缘施耐庵先生《水浒传》，并不以宋江为忠义。众位只须看他一路笔意，无一字不描写宋江的奸 恶。其所以称他忠义者，正为口里忠义，心里强盗，愈形出大奸大恶也。圣叹先生批得明明白白：忠于 何在？义于何在？……乃有罗贯中者，忽撰出一部《后水浒》来，竟说得宋江是真忠真义。 　　俞万春这里说明，施耐庵与罗贯中两者对宋江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就是施耐庵创作的《水浒传》以 宋江为装着“忠义”的假面具的大坏人，然而罗贯中捏造了劣质续书《后水浒》而以他为忠义的好汉。 于是俞万春赞成施耐庵而反对罗贯中，在《荡寇志》中把宋江描写为非常凶恶的大恶人。但是一看就知 道，这个俞万春的说法与金圣叹自序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这并不是俞万春独自的看法，而是在 相信金圣叹自序为事实的前提上做出来的见解。 　　如此金圣叹自序中的施耐庵与罗贯中的关系相信为真的，不仅是俞万春。例如，清末光绪年间，邱 炜萱在《菽园赘谈》（1897刊）《水浒传》中说： 　　何物罗贯中强起干预，妄行续貂，七十回以前，被其窜改者亦复不少，实《水浒》一大厄也。至毅 然以忠义之名褒群盗，更为耐庵所不及料。 还有民国初期，钱静方在《小说丛考》（1916刊）《水浒演义考》中说： 《水浒》实元季施耐庵先生所撰，罗所编者，特征四寇之《后水浒》耳。……谓宋江招安之后，以征四 寇立功，此真画蛇添足，大失施耐庵《前水浒》之本旨矣。 　　两者都认为，罗贯中完全不了解施耐庵的创作意图而创作劣质续书，这和俞万春的看法完全一样。 以上三者的见解都和金圣叹自序一样，这个原因果然归根于七十回本成为了《水浒传》的通行本。原来 只不过是金圣叹捏造的施耐庵与罗贯中的关系，由于七十回本成为了定本，在《水浒传》作者的消息方 面占有了绝对性位置。而且与此相反的说法完全没有了，其可靠性必然高大了，最后变为说明《水浒 传》的演变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俞万春等都提及罗贯中创作《后水浒》，而且对它的评价非常严厉，例如“续 貂”、“画蛇添足”。但是，罗贯中所创作的是征伐四个贼寇的忠义的故事，从他们如此的说法来看， 这个《后水浒》并不是清代后期重新出世的续书，而实际上是征四寇故事而已。若如此，只能接触七十 回本的他们也知道征四寇故事。 　　他们对征四寇故事知道了多少？这样提问是因为，他们对征四寇故事的批判是在金圣叹自序中已经 找到的，因而和关于作者的说法一样，不能完全否定把它简单地抄袭的可能性。换言之，只要知道金圣 叹自序，就能写如上的对征四寇故事的批判。但是，俞万春等并不是那样简单地抄袭的。因为《后水 浒》当时确实在读者之间流通，他们肯定能够得到。就其流通情况，镜水湖边老渔写的《荡寇志跋》有 仔细的记载： 　　近时粤中坊本，又改《后水浒》之名为《征四寇》，仍图煽惑愚民，而以“征寇”二字与“荡寇” 二字相混杂，殆伏莽犹未靖欤。 　　这篇跋文是采取靠近《荡寇志》的立场而批判的，但可以看出《后水浒》有时改变其名字而仍然广 泛流通。 　　清代后期人认知征四寇故事的最大的证据，从胡适写《〈水浒传〉考证》时的环境可以找到。这篇 论文，上海亚东图书馆在民国九年（1920）排印七十回本的《水浒》时附载其卷头的、是中国第一次有 “科学性”的《水浒传》研究成果。但是一看就知道，胡适在该论文中只使用七十回本《水浒传》。因 为他当时以为《水浒传》只有七十回本，其他的版本都被淘汰而不存在了。就只能看到七十回本《水浒 传》的环境来说，胡适和俞万春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胡适写《〈水浒传〉考证》的时候，其实已经使用前节提及的《征四寇》，而且加以说明“坊 间现行”，可见很容易得到的。换言之，不能看到一百回本的时候，也容易参看《征四寇》。而且胡适 介绍其内容，与现在我们知道的征四寇故事完全一致。所以可以说，胡适之前的俞万春等也十分知道在 社会上广泛流通的《后水浒》即征四寇故事，而加以批评。 　　总而言之，一百回本被淘汰了的清代后期以后，征四寇故事作为《后水浒》、《征四寇》这样与 《水浒传》不同的作品，又认为其低劣的续书，也继续出版。但是两者分开的原因不仅是征四寇故事是 否忠义的故事。两者的版本，成为了《水浒传》的七十回本属于文繁本，《征四寇》则属于文简本的一 部分。文章表现上有非常明显的差别，清代后期以后的人几乎不可能认为《征四寇》与七十回本《水浒 传》原来是同一个作品。 　　　　　　　　　　　五、结语 　　以上所论说的清代的《水浒传》接受情况，就是如下： 　　从入清以后到乾隆年间前期，包括征四寇故事在内的一百回本《水浒传》也广泛地流通而为读者接 受。换句话说，金圣叹明末清初创作的七十回本，并不是一问世就淘汰其他的版本。七十回本《水浒 传》确立了惟一通行本的地位，就是从其面世大约一百年后，即乾隆年间中期到后期。但是征四寇故事 此后也作为《征四寇》这样七十回本的低劣性续书，占有次要性地位，而继续受到人民的欣赏。另外， 在中国再确认包含征四寇故事的一百回本等《水浒传》，是胡适发表《〈水浒传〉考证》之后，下表是 简洁地图示这个过程： ~乾隆中后期： 《水浒传》“梁山泊聚义之前” “征四寇故事” ↓ ↓ 乾隆中后期~： 《水浒传》 《征四寇》 　　征四寇故事为什么从《水浒传》分离？其原因果然由于征四寇故事自身的性质。最后我们考虑一下 这个问题。 　　征四寇故事，与《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聚义之前有很多区别。第一，梁山泊聚义之前描写各个人的 活动，征四寇故事则描写梁山泊集团的动向。所以前者集中到各个人而能详细地描写，后者则不免没个 性的进展。第二，前者集中到某个社会上的各个事件，后者则是从政治上的观点，即朝廷怎样维持全体 社会的秩序来描写的。换言之，前者由于描写各个事件的细节而获得具体性，后者则由于处理政治上的 问题而其抽象性加大了。第三，在使用的语言上有明显的差别。依照高野直子、小松谦对一百回本的详 细调查，梁山泊聚义之前白话语汇很多，征四寇故事则文言语汇很多[20]。 　　两者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别，起源于《水浒传》成书史中的演变。众所周知，除了《水浒传》以外， 《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白话小说中的一些故事，从宋代的说唱和元代的杂剧中都能找到其原形。 但是《水浒传》中有如此来历的，实际上只限于梁山泊聚义之前的故事。征四寇故事则除了征方腊以 外，完全找不到小说成书以前的说唱、杂剧，而且这个征方腊其实也只不过是简单的概述。例如，大概 成书于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只有“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这十三个字；明初的皇族 周宪王朱有燉（1379—1439）创作的北曲系杂剧《黑旋风仗义疏财》由五折构成[21]。其中最后第五折 有征方腊的故事，不过这是简单的经过而已。当然这些故事里完全没有像现行《水浒传》那样梁山泊集 团崩溃的悲剧性。而且，征四寇故事中的一部分明显是从先行作品中借用的。例如，我们可以指摘，征 辽借用了有关《杨家将演义》的说话[22]。 　　总而言之，征四寇故事的完成明显晚于梁山泊聚义之前。而且考虑到文学史上的常识，即白话小说 的隆盛起源于明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的参与，我们可以说，征四寇故事明代前期完全还没有形成，而是 明代中期，即《水浒传》成书时或者与此不远时文人创作的。 　　我们注意到比小说获得更广泛阶级人们欢迎的地方戏，就更了解梁山泊聚义之前与征四寇故事之间 有明显的差别。我们要从陶君起整理有关《水浒传》的戏曲的《京剧剧目初探》（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7）中采取的水浒戏曲的数值来看这个情况。以梁山泊聚义之前的故事为题材的戏曲有如“林冲夜 奔”、“挑帘裁衣”等50种。与此相反，有关征四寇故事的则仅有“涌金门”、“龙虎玉”、“武松单 臂擒方腊”3种，而且这3种都是有关征方腊的。这个数字说明，梁山泊聚义之前的故事受到广泛的喜 好，征四寇故事则除了只有概述的征方腊编为几个戏剧以外，几乎没有在读者心里扎根。总之，文人创 作的征四寇故事留在于只有会识字的文人才能欣赏的小说世界，不能超过其界限而发展。 　　考虑到如此征四寇故事的性质，金圣叹当创作七十回本时舍掉它的做法，不能说是看透《水浒传》 的本质而作下的吗？郑振铎等不少人把金圣叹的做法表现为“腰斩”，不过这个表现有一个无条件的前 提，即一百回本《水浒传》是其完全的形态。但是金圣叹的做法实际上应该如高野直子、小松谦指出的 那样，排除附着本质性的多余添加物，而不应该说“腰斩”，即从齐全的东西做出来不完整的东西。 以上，我们以《水浒传》与征四寇故事为中心而追究清代的《水浒传》接受情况，但是不免俯瞰各个现 象的表面。本文提举的各个现象还有很多要从思想、社会、文化等复合的观点来更精致的考察。这些详 细的考究，要作以后的课题。 　　　　　　　　　　　　　　　　　　　　　　智慧城编校 [注释] [1] 《水浒传》的成书年代有元末明初说等不同的说法，笔者赞同高岛俊男《水浒传的世界》（大修馆 书店、1987，第十一章：谁写水浒传？）、李伟实《从水浒戏和水浒叶子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 （《社会科学战线》第四十一号，1988）等沿着文学史、社会史的见解，采取明代中期说。 [2] 高岛俊男《水浒传的世界》，第十五章“截断水浒传的男人”。大木康•藤井省三：《新的中 国文学 史》，1997年，第一部第一章。张国光：《<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中州书画社、1981年，前言等。 [3] 严格地说，一百回本上宋江等征讨的对象是辽与方腊这两个，不能算为“四”。但是本文不看重其 差异，为了议论的方便起见，一百回本上的也作为“征四寇故事”。 [4] 关于《忠义水浒传序》上的李卓吾的见解，参见井上浩一：《李贽与金圣叹——读书论的差异及其 思想的背景》，《中国——社会与文化》第十五号，2000年。 [5]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 [6] 关于金圣叹的见解，参见中钵雅量：《中国小说史研究——以<水浒传>为中心》，汲古书院，1996 年，第二部第五章“金圣叹的水浒传观”。 [7] 高岛俊男：《水浒传的世界》。 [8] 佐藤练太郎《关于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东方学》第七十一号，1986年。 [9] 高岛俊男：《水浒传<石渠阁补刊本>研究序说》，见《伊藤漱平教授退官纪念中国学论集》，汲古 书院，1986年。 [10] 马蹄疾编著：《水浒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1] 《古本小说集成》所收。关于《水浒后传》，参见Ellen Widmer 《The margins of utopia: Shui-hu hou-chuan and the Ming loyal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龚维英：《简析 <水浒>两种续书——<水浒后传>和<荡寇志>比较研究》，《贵州社会科学》第一百五十三号，1988年。 [12] 《古本小说集成》所收。 [13] 关于《说岳全传》与《水浒传》的关系，参见渡边宏明：《<说岳全传>与<水浒传>》，《法政大学 教养部纪要•人文科学编》第九十二号，1995年。龚维英：《<说岳全传>：<水浒>的特殊续书》， 《贵州 社会科学》第一百五十八号，1999年。 [14] 关于《说岳全传》中出场的阮良等人物对宋朝的忠义，参见笠井直美：《（我们）的境界——岳飞 故事在通俗文艺的言说中的国家与民族（上）（下）》，《言语文化论集》第二十三卷第二号、第二十 四卷第一号，2002年。 [15] 《古本戏曲丛刊九集》所收。关于宫廷大戏，参看陈芳：《朝气时期北京剧坛研究》，文化艺术出 版社，2001年。关于《忠义璇图》，则参看谢碧霞：《忠义璇图的关目与排场》，《水浒戏曲二十种研 究》，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1年。 [16] 陈芳《前揭书》第二章第一节。 [17] 征田虎中出场的人物形象，在文简本与一百二十回本并不一样。参见笠井直美：《<水浒>中的“对 立”构图》，《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一百二十二号，1993年。 [18] 胡适：《<水浒续集两种>序》（附载《水浒续集》），亚东图书馆，1924年，卷头。 [19] 《古本小说集成》所收。该书不是俞万春生前出版的，而是他去世后其子和朋友们加以编辑出出版 的。关于《荡寇志》，参见龚维英注11《前揭》论文、高明阁：《<荡寇志>对<水浒传>的反扑》，《明 清小说研究》第二号，1985年。 [20] 高野直子•小松谦：《<水浒传>成立考——从语汇与术语来研究》，《中国文学报》第六十 五号， 2002年。 [21] 小松谦：《内府本系诸本考》，见《中国古典戏曲论集》，汲古书院，1991年。文中指摘，北曲杂 剧基本上是由四折构成的，所以这篇戏剧是破格的，恐怕是朱有燉的实验作品。 [22] 中钵雅量《前揭书》第二部第三章“杨家将演义与水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