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水浒戏研究述评 　　　　　　　　　　　　　　　　　窦开虎 　　水浒戏是以梁山宋江为首的108员英雄好汉故事为题材的戏曲作品。自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事迹经史 乘、文人笔记、诗文记载以来，因其独特的魅力和丰富的文化意蕴，引起了民间艺人和文人普遍关注， 在宋元话本及戏文中广为流传，最终发展为家喻户晓的英雄故事。至元蒙时期，因此题材与时代之高度 契合，在戏曲这一艺术形式成熟之始就得到了众多戏曲艺术家的青睐，形成了“水浒戏”创作的第一次 高峰。且历经明清两代，水浒故事一直是戏曲舞台上倍受欢迎的题材之一。长期以来，水浒戏不仅为广 大民众所喜闻乐道，而且也为广大文学研究者所关注。从元代钟嗣成《录鬼簿》始，元明清戏曲家就以 各种不同的方式（剧目著录、点评、选本收录）记录着水浒戏创作，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见证了水浒戏 的发展。这些零星记载与评跋涉及领域广泛，方式灵活多样，为以后水浒戏研究提供了基本线索，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但从严格意义上讲， 这些研究以主观感悟，即感性理解为主，还处于自发研究阶段，虽 不乏真知灼见，但亦不可避免地带有比较明显的随意性。再加各家分类标准不明，致使后人无从把握， 这都给水浒戏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还算不上对水浒戏的真正研究。真正的水浒戏研究是从20世纪开始 的。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水浒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领域逐步拓宽，研究论著大量涌现，呈 现出繁盛局面。这些研究与元明清三代的记录评跋相较而言前进了一大步，除梳理旧有史料，对水浒戏 作者及本事的查考和辨正外，更加重视水浒戏所体现的时代特征，更加重视水浒戏创作者思想、心态和 生存状态的考察，更加重视水浒戏宏观理论的探究。具体说来，一个世纪的清代文字狱研究可大体分为 三个阶段，各阶段又有其独特特征。 　　一、水浒戏研究的第一阶段：20世纪初到1948年 　　这一阶段为水浒戏研究的初始期。此时期研究水浒戏的学者主要有以王国维、吴梅为代表的戏曲学 家与以鲁迅、郑振铎为代表的文学家。 　　王国维《曲录》是一部集大成的戏曲剧目著作，对他所见元明清三代水浒戏作了全面的著录。在其 基础上，他在《宋元戏曲史》一书《元剧之存亡》一节对部分水浒戏之存亡作了考证，存目有高文秀 《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康进之《梁山泊李逵负荆》、李致远《都孔目风雨还 牢末》、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几剧 。由于王国维所处时代，一些稀见戏曲文献尚未问世，故对水 浒戏剧目的著录尚有遗漏。 　　吴梅《曲海目疏证》就黄文旸《曲海目》进行厘正考误增补，亦对水浒戏剧目作了系统的著录，并 对部分剧目作了简要而精当的案语。但将沈自晋《翠屏山》一剧归入沈璟，陈与郊《灵宝刀》一剧题为 任诞先 ，二说有误。当然，此著作和王国维《曲录》一样，对部分水浒戏剧目有所遗漏，且都没有著录 晚清水浒戏剧目。另外，吴梅先生亦采用传统点评方式对部分剧作作了简要而中肯的论述，如对朱有燉 《豹子和尚》、《仗义疏财》二剧的评点，“《豹子和尚》四折，演鲁智深出家事。此事不见耐庵《水 浒传》。元剧中，尽有赋梁山事，为《水浒》所未载者，不独此剧然也。”“余尝谓梁山遗事，传述繁 多。耐庵一传，未尽搜集。即如元剧中《燕青博鱼》、《双献功》等事，皆出耐庵《水浒》之外，不独 此剧情节轶出施氏手也。” 涉及明代后水浒戏创作与《水浒传》之关系，发前人所未发。 王国维与吴梅研究开启了20世纪水浒戏研究的门户，虽出于草创阶段，仍有各种问题有待解决，但他们 二人的研究为水浒戏研究提供了两条研究模式——即以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接收西方理论的戏曲现代研究 模式和吴梅为代表的戏曲传统研究模式，为后世戏曲研究确立了新的范式，奠定了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 现代格局。 　　在王国维和吴梅稍后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水浒戏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涉及水浒戏的社会效 果，有人认为水浒戏能够“牖民智” ，陈独秀在其《论戏曲》一文中将《武松杀嫂》、《翠屏山》、 《乌龙院》等剧列入鬼怪、淫戏一类，认为其“大不合情理”，“伤风败俗，莫此为甚” ，虽结论不 一，但对二十世纪水浒戏研究开辟了新天地。 　　二三十年代对水浒戏研究取得的最大成果是水浒剧目钩沉以及水浒戏和《水浒传》关系的论述。这 是和《水浒传》形成和演化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对此作了或详或略的探 讨。胡适认为元代水浒戏有19种，指出“元朝的水浒故事决不是现在的《水浒传》”，但南宋以降的宋 元话本和元代的水浒杂剧是《水浒传》的两大渊源，实开后世各家文学史持此论者之先河。并据剧作分 析认为当时剧作家对水浒人物的描写还处于“自由创作的时代”，诚为的论，但作者最后说“元朝文人 对于梁山泊好汉的见解很浅薄平庸，他们描写人物的本领很薄弱”， 抹煞了元代戏曲家创作的成就。鲁 迅认为在元杂剧中“屡取水浒故事为资财，宋江燕青李逵尤数见，性格每与今本《水浒传》中者差违， 但于宋江之仁义长厚无异词” ，措辞精炼中肯，惜未充分论证，仍带有随笔性质。郑振铎在对《水浒 传》成书之前的水浒戏深入考察的基础上，认为现存元明水浒戏剧本有七种，并据剧作描写和《水浒 传》少有联系得出当时或有另外一种《水浒传》在流行，只是尚未发现而已的结论。并指出：“那时， 水浒的故事，还没有成为现在的固定的样式。那时，雄视一切而足以消灭那许多附庸的歧异的故事，如 太阳之照射于朝霞似的《水浒传》还没有出来，所以杂剧家不妨每个人任意的写他的所要写的英雄，任 意的写他的所创作的故事。他爱怎么创造，便可怎么创造，他爱怎么描写，便可怎么描写，不象后来作 家之有一部《水浒传》横梗在心上也。” 另外，郑振铎结合元代社会现状指出在那个社会清官之不可 靠，“倒还是植于英雄们的武力的，来的痛快！其实，在黑暗的时代，也只有‘此’势力足以敌‘彼’ 黑暗的势力耳。”深入分析了元代水浒戏产生的原因，并进一步指出元代水浒戏的特质：“然而，恐怕 连这也是空想！” 诸如此类，都为水浒戏研究独立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这些研究将各种原始材料展 现在读者面前，避免了水浒戏研究中因资料贫乏而出现的主观臆断等浮泛倾向，对水浒戏研究新领域的 开拓具有揭橥作用。这些研究在剧目考证外，仅仅将水浒戏作为其中一部分材料为自己观点做支撑，并 没有将水浒戏看作一个独立的领域来进行研究。 　　二、水浒戏研究的第二阶段：1949到1978年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之前，水浒戏研究的主要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献（史料）整理。傅 惜华先生《水浒戏曲集》第一次提出了“水浒戏”这一名称，预示着水浒戏独立地位的确立，本书收集 了元明清三代现存21种水浒戏，对每剧之作者、著录书目、版本都作了详尽的考证。 后来傅惜华先生又 在《元代杂剧全目》、《明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清代杂剧全目》等书中，对整个水浒 戏进行了考证，包括剧作作者、存佚、本事、版本流传等方面，研究颇为全面，可以说是此时期水浒戏 曲文献研究和整理的代表成果，为水浒戏研究之发展积累了资料，提供了文献资料。 二是对元代水浒戏研究方面。本时期的几部文学史在谈到元杂剧时得出中肯的论述，如“《李逵负荆》 是现传元人水浒戏里最优秀的作品”，“康进之和高文秀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家” ，高文秀“《双献 头（功）》与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堪称元代‘黑旋风杂剧’的双璧”，“传世的《黑旋风李逵负荆》 成功地塑造了李逵的英雄形象，并且通过人物性格的描写，揭示了梁山英雄与人民的血肉关系。” 并对 二作从人物形象、艺术手法、人物性格等方面作了简略的分析。叶庆炳认为：“盖梁山泊位于今山东省 寿章县东南梁山之下，而文秀则今山东东平人，两地相去不远。水浒故事，本发源于山东，然后由北而 南；文秀近水楼台，制为杂剧，故能描述特详，其对《水浒传》之影响较《大宋宣和遗事》为大，固无 疑也。”首次从地域角度研究水浒戏；他还从手法和风格方面对高文秀杂剧作了分析，认为：“文秀杂 剧多以白描手法为之，风格极近关汉卿。” 但也有很明显的缺陷：一是论述过于简略；另一方面，关注 目光仅限于康进之、高文秀二人以及《李逵负荆》、《双献功》二剧，对人物的分析则主要涉及李逵一 人。倒是本时期几篇单篇论文对水浒戏研究作了开拓，如陈中凡、王永健认为水浒戏和一般的公案剧不 同点是因为“平反冤狱的力量来自梁山泊”而非清官官吏，农民“在现实的教育下，已经开始从幻想中 清醒过来，把除不平、求解放的希望寄托于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梁山泊英雄好汉”身上。 谭行从人民性出 发认为“‘李逵负荆’是一本富有生命力的剧作，它在今天还可以给广大的读者以美学的享受，对培养 人民新的道德品质仍起着有效的启发作用。” 王季思认为“它（水浒戏）是反映当时广大农民要求推翻 地主阶级的统治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当时人民的革命性”， 论述深入，但带有那个时代浓烈的政 治色彩，有过度拔高之嫌。 　　这一阶段的水浒戏研究尽管在文献整理和个别剧作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受当时意识形 态和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左的倾向等时代印记非常明显。另外，这一阶段文学史和论文研究仅涉及元 代水浒戏，明清两代水浒戏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宏观研究仍处初级阶段。 　　三、水浒戏研究的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思想的解放，水浒戏各个方面都有论者涉猎，并取得了卓著的成果。 　　1．专著研究 　　水浒戏研究经过长时期的酝酿阶段，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独立地位，其标志便是水浒 戏研究专著的出现。在此之前，值得一提的是宁宗一先生《元杂剧研究概述》之《元杂剧水浒戏研究综 述》对1985年以前的水浒戏研究从剧作概貌、思想倾向、艺术特征、李逵形象和兴盛原因等五个方面作 了概述，对前期水浒戏研究作了理论上的总结，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水浒戏研究专著 。1985年后，两 本水浒戏研究专著的出现标志着水浒戏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一是王晓家的《水浒戏考论》，其中 收录了自宋元开始至本时期290种水浒戏，在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可说是集前此研究之大成。本书从水浒 戏产生的历史源流、本事来源、思想艺术、人物塑造以及演出情况等几个方面，考校论述作品的本质源 流及其创作始末，揭示出各个时期水浒戏创作的总体特征以及水浒戏与《水浒传》的关系，得出一些具 有普遍性的规律性的理论，涉猎广泛，但在论证方面过于简略。 一是刘靖之的《元人水浒杂剧研究》， 本书将研究目光集中在元杂剧方面，该书先对水浒故事的时代背景、历史记载、故事流传、人物数量以 及活动地域作了详细考证，然后对元代十本水浒杂剧之存亡、写作年代、时代背景及各剧之著录、版 本、人物、故事内容、布局、宾白、曲文和剧本所反映的元代时代现状诸多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在其 基础上对元代水浒戏进行了总括性的论述。本书还对元代以后的水浒戏创作情况作了简单的论述，是水 浒戏研究的一本力作。 　　2．文学史（戏曲史）、戏曲选注研究 　　本期几部有代表性的文学史，如郭豫衡《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等在涉及水浒戏时 都用了大量篇幅给予介绍。林庚《中国文学简史》从水浒戏来源（话本小说的“公案、朴刀”类）、与 《水浒传》关系、水浒戏内涵转变（变盗为侠）、水浒戏主题传统的形成（替天行道）、出现原因（理 想寄托）、剧情、艺术手法、人物性格和形象以及戏曲语言等方面作了论述。 　　戏曲作为独立学科之最重要标志便是专门的戏曲史大量出现，在这些戏曲史中，水浒戏作为研究中 心之一颇受重视。徐金榜《中国戏曲文学史》在《元杂剧分类概说》之“忠智豪杰剧”一类中列举了当 时代表剧作如《李逵负荆》、《双献功》、《黄花峪》、《争报恩》、《燕青博鱼》等剧，并从剧情等 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以《李逵负荆》中李逵这一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作为元杂剧艺术成熟的重要表现。 明杂剧类型中，列举了《梁山五虎大劫牢》、《梁山七虎闹铜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 排九宫八卦阵》、《豹子和尚自还俗》、《黑旋风仗义疏财》等剧，认为“很显然，在这些作品中，水 浒英雄的革命性和人民的鱼水关系不见了，它们对农民起义作了歪曲的描写。”指出了水浒戏主题的变 化。《明传奇分类述略》一节在“描写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歌颂英雄义士的作品”一类中以水浒戏为首 选，列举了李开先《宝剑记》、许子昌《水浒记》、沈璟《义侠记》、沈自晋《翠屏山》等剧，并对 《宝剑记》从反映社会现状、写作意图、人物形象、语言等方面作了详尽论述。《清传奇分类一览》节 “描写英雄豪杰的作品”一类中以水浒戏为代表。论及清代地方戏中认为“最大量的是描写历史上的军 事斗争、歌颂英雄人物的作品”中列举了《神州擂》、《庆项珠》、《祝家庄》、《扈家庄》等优秀水 浒戏。 黄卉《元代戏曲史稿》对康进之、高文秀及其剧作作了分析，并以水浒戏为例论述元代戏曲的审 美形态。 郭英德《明清传奇史》将《宝剑记》列专节予以介绍，并对《水浒记》、《翠屏山》等水浒传 奇有简略的介绍。 有些论者以戏曲选注的方式对水浒戏给与了关注，赵景深、胡忌《明清传奇选》选李开先《宝剑记•夜 奔》、丘园《虎囊弹•山门》； 顾肇仓《元人杂剧选》中选康进之《梁山泊李逵负荆》一剧； 隗芾《元 明清戏曲选》选康进之《梁山泊李逵负荆》、朱有燉《黑旋风仗义疏财》、李开先《宝剑记•夜奔》、无 名氏《打鱼杀家》四剧； 王季思《元人杂剧选》选康进之《李逵负荆》一剧； 胡忌《元代戏曲选注》 选康进之《李逵负荆》第二折； 王起等人《中国戏曲选》选入李文蔚《燕青博鱼》（第三折）、康进之 《李逵负荆》（第二、三折）、李开先《宝剑记•夜奔》、许自昌《水浒记•谋成》、邱园《虎囊弹•山 门》、无名氏《庆项珠》六剧； 王永宽等人主编之《清代杂剧选》收有张韬《戴院长神行蓟州道》一 剧。 其中有些戏曲选集在前言中对一些水浒戏作了论述。 　　3．论文研究 　　据统计，本阶段水浒戏研究主要论文大约有114篇，由于数量较多，现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大 类。 　　（1）宏观研究 　　这一阶段，宏观研究的论文约有60多篇。研究者既有已经成名的专家学者，也有初次参加学术研究 的新人 　　本阶段大多研究者从水浒戏与《水浒传》的成书、演化、传播是否有关系予以论述。胡适《〈水浒 传〉考证》后，大多数论者在考察《水浒传》的演化过程中，普遍认为元代的水浒杂剧是《水浒传》的 来源之一。游国恩、章培桓、袁行霈等几家有代表性的文学史都一致认为如此。何心《水浒研究》一书 专门对《水浒传》和元代水浒杂剧的承传关系作了论述，认为“《水浒传》编撰的时候，这种杂剧早已 流行，所以作者可随意采取，收入书中”， 马幼垣认为 “在宋元以来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话本、戏 曲的基础上，经过作家的再创造，长篇说部《水浒传》在元末明初诞生了”， 聂绀弩说“那些与《水 浒》有关的，都可能就《水浒》的原始材料。所以，这些剧作家，也可能就是《水浒》小说的若干程度 的作者”。 与此同时，严敦易认为《水浒传》未从水浒戏取材，故未受其启发之说首开先河。此后曲家 源对水浒戏和《水浒传》作了详细对比后亦持此论。 林庚对元代、明初水浒戏和《水浒传》从人物数 量、兵力部署方面作了详细的对比，指出二者“是无法混为一谈的”，“至于卅六天罡则源自《宣和遗 事》，亦无关‘水浒戏’”的结论。 陈松柏从思想内容、喜剧与悲剧、早期的雏形和成熟地形象、主要 人物形象、故事的不同五个方面进行论证，得出“尽管元末明初水浒杂剧已风靡一时，却并未对《水浒 传》的成书构成影响”、“应该可以肯定元末明初杂剧与《水浒传》的成书没有半点关系了”的结论。 也有研究者从水浒戏出发考察了《水浒传》的成书年代。李伟实通过元明水浒戏的分析，特别是通过明 初朱有燉《黑旋风仗义疏财》和《豹子和尚自还俗》两出水浒戏的分析，认定《水浒传》不产生在元末 明初，而是产生在宣德八年之后；又通过明人笔记关于成化年间水浒叶子的记载，并参考明末陈老莲绘 画的水浒叶子和清代以至现在还在民间流行的水浒纸牌上的人物图像，进一步断定《水浒传》小说的产 生最早也不得早于成化前期。 此外还有王永健《从明初的“水浒戏”看〈水浒传〉祖本的成书年代》 （《水浒争鸣》1984年第三辑）、田兴国《元人“水浒”戏——〈水浒传〉小说成书的重要基础平议》 （《水浒争鸣》2008年第十辑）、胡玲霞《元水浒戏之“替天行道”思想对〈水浒传〉主题的奠基》 （《当代人》2008年第6期）、齐裕焜《水浒戏的贡献不可抹杀》（《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2期）、 宋金民《水浒故事在元代没有定型》（《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等文都从不同角度考查了水 浒戏与《水浒传》成书的关系。 另外，在考察《水浒传》的演化这一问题时，有论者亦对水浒戏的一些问题作了论述。如水浒戏出现的 社会心理，文基认为：“虽然只不过是想慕而已，却也聊足以快意，正如唐末之盛行剑侠故事，刘邦之 吟着‘安得猛士守四方’，李晔之叹着‘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一样的心理。这都是时代的变化使 他们不得不有这样的心情。” 剧作家何以热衷“水浒”题材，乐蘅章认为“水浒故事的历史性格中，除 了史实的传述以外，还有一种比史实更重要的事物；除了那个时代的苦难之外，还有比苦难更让人永远 关怀的事物，应该就是前面说的，处在恶劣境遇中，人类起而应对的一种积极的精神，一种彻底的、有 所力行的作为。水浒故事，即使在它的草创时期，就赋有对抗恶运的性格，这就是当时宋代人民艰苦中 的自处之道，也永远是一个民族所以久存的自处之道。”“水浒（尤其是元杂剧）变匪为英雄，正是要 梁山泊一群替那个时代的人去做这份苦工作。唯其如此，也才让我们这个民族在国衰政敝的苦难下，仍 有奋起而为的精神表现。” 　　从《水浒传》的传播来看，王平认为“《水浒传》的人物与故事之所以能够家喻户晓，与“水浒 戏”的长期盛演不衰密切相关。早在长篇小说《水浒传》成书之前，“水浒戏”已经成为元杂剧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中一些内容后来被小说所采用。《水浒传》成书并陆续刊行之后，根据小说改编的“水浒 戏”更为繁荣；反过来，“水浒戏”的演出又进一步促进了小说的广泛传播”。 高日辉认为“在《水浒 传》成书并传播的早期，小说还没有完全占领‘水浒’接受市场，水浒杂剧仍然是市场的主体。这样， 明代前期的水浒戏很自然地主要还是接受元代水浒戏的影响”。 　　还有论者对《水浒传》与水浒戏做了比较研究。如王晓家《从《宝剑记》与《水浒传》的比较谈剧 本改编》（《齐鲁艺苑》1992年第4期）、韩鑫《由〈水浒传〉改编的〈宝剑记〉〈义侠记〉——兼论古 代叙事文学样式的变换及其创作方法》（《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1期）、涂江艳《元杂剧水浒戏与小 说〈水浒传〉比较》（江西财经大学2006年硕士毕业论文）、《元杂剧水浒戏与小说〈水浒传〉的主题 比较》（《沧桑》2006年第5期）、崔茂新《元代水浒戏与〈水浒传〉诗性结构的先期发育》（《东方论 坛》2006年第5期）、胡浮艳《从〈宣和遗事〉〈水浒传〉到〈水浒记〉——对阎婆惜故事流变的考察》 （《水浒争鸣》2008年第十辑）、时红《明清水浒戏与小说〈水浒传〉》（《四川戏剧》2009年第2 期）、王瑜瑜《有意的高扬与无意的颠覆——〈水浒记〉传奇与〈水浒传〉小说之比较研究》（《中国 石油大学学报》2009 年第4期）、王前程《明人水浒戏对于〈水浒传〉的诠释及其积极意义》（《菏泽 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等。 　　在这些研究中，学者在考查《水浒传》时将目光对准水浒戏，在求得立论依据的同时，获得了一些 有创获的见解，对水浒戏研究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但不足在于水浒戏仍作为《水浒传》研究的附庸。 本时期将水浒戏作为独立观照对象的单篇论文也大量涌现。如黄竹三《元代水浒戏的思想倾向》通过元 代水浒戏与元代社会的考查，指出元代水浒戏作者的创作思想倾向。 金宁芬《略论明清水浒戏的思想特 点》列出水浒戏39种，从总体上论述了明清水浒戏的思想特点。 刘靖之《元代之后的水浒戏》罗列明清 水浒杂剧五种并与元代水浒杂剧作了比较，明清水浒传奇六种并从内容、体制等方面加以论述，对地方 水浒戏剧目和剧种作了论略。 佘大平《元人水浒杂剧的忠义思想》（《江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1 期）、《明初五种阙名水浒杂剧考论》（《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亦涉及明初杂剧整体思想特 色。随后研究者从各个方面对水浒戏的作了深入研究。他们或将之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如梁积荣《元杂 剧中的水浒戏》（《山西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刘方政《义的实践与忠的努力——论元明水浒戏》 （《齐鲁学刊》1992年第6期）、陈桂生《论元代的水浒戏》（《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1994年第1 期）、江蛰君《论水浒戏》（《光明日报》1998年5月14日）、王齐洲《元代水浒戏三题》（《江汉论 坛》2000年第8期）、李之亮《元杂剧中的宋朝戏》（《戏曲艺术》2004年第2期）、白小金《元明清水 浒杂剧简论》（《九江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邱苇《明代水浒传奇研究》（暨南大学2006年硕士毕 业论文）、朱仰东、李建霞《清代水浒戏漫谈》（《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2期）、张俊卿《浅 谈明代文人传奇中四部水浒戏的两性关系》（《安徽文学》2007年第11期)、仇爱丽《元代“水浒戏”女 性意识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毕业论文）；或考察主题及其演变，如王强《元明水浒戏主题 的嬗变》（河北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李承锋、陈建平《元代水浒戏题材探源》（《全国〈水 浒〉与明清小说研讨会暨大丰市施耐庵研究会成立20周年庆典专辑》2005年）、朱仰东《试论元代水浒 戏的戒妓主题》（《菏泽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或研究艺术特色，如王诗昌《论元杂剧水浒戏的 艺术特色》（《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或分析其人物特征，如张燕瑾《平民化的英雄》 （《人民政协报》2001年8月14日）、吴华峰、周燕玲《文人化的草莽英雄——论元杂剧水浒戏的人物特 征》（《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或探讨创作的文化生态问题，如王晓家《元杂剧“水浒 戏”的文化意识及其影响》（《戏曲研究》1996年第3期）、胡淑芳《元杂剧情节模式与元代社会》 （《艺术百家》2000年第4期）、陈建平《士人儒意识与平民侠意识的交融——元代水浒戏的文化透视》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6期）、《水浒戏与中国侠义文化》（中国艺术研究院2005年博士论 文）、《士人意识与平民意识对侠意识的重新编码——明清水浒戏的文化透视》（《戏曲研究》2008年 第1期）、徐学辉《水浒戏盛于元代刍议》（《菏泽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邱媛媛《元杂剧作家 人格理想在水浒戏中的表现及成因》（《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朱小利《元杂剧“水 浒戏”中家庭婚姻问题的社会内涵》（《四川戏剧》2006年第6期）、孙宁《穷亦兼善天下——试论元代 水浒戏中体现的作者的人格理想》（《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年第4期）、王前程《元人水浒 戏的创作模式与宋元民族意识》（《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虞江芙《论朱有燉妓女戏和水 浒戏中的藩王意识》（《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或定位其地位及价值，如宋子俊《试论元 代水浒戏的思想价值及其地位》（《西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或就其中某一群体进行探视，如陈 建平《漠视与异化——男权强势话语支配下的元明清水浒戏女侠形象》（《水浒争鸣》2006年第九 辑）、张福洪《论元水浒戏对女性形象的道德评判》（《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或涉及其 传播接受，如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2006年博士毕业论文）、齐学东《水浒故 事的接受美学》（福建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毕业论文）、舒媛媛《水浒故事之流变与传播研究》（福建 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毕业论文）；或探索其与地域的关系，如李献芳《水浒戏在黄河流域的发展》 （《齐鲁学刊》1994年第6期）；或考证水浒戏表演，如傅学斌《例说早年水浒戏及其人物脸谱》（《中 国京剧》2004年第7、8期）；还有论者就水浒戏研究作了研究，如张国光《一篇综论元明清水浒戏的力 作——江蛰君先生遗稿〈论水浒戏〉读后》（《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王丽娟《20世纪水 浒故事源流研究述评》（《中州学刊》2003年第3期）、王学锋《20世纪朱有燉生平及剧作研究述评》 （《艺术百家》2006年第7期）等。 　　（2）微观研究 　　本阶段微观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元杂剧中《李逵负荆》或李逵研究。如熊文钦、石麟《从水 浒戏到〈水浒传〉看李逵形象的发展》（《水浒争鸣》1982年第一辑、王晓家《康进之与他的水浒戏》 （《齐鲁艺苑》1983年第3期）、孙建国《一部杰出的歌颂性的幽默喜剧——试论元杂剧〈李遗负荆〉》 （《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华世忠《细节之升华 生活之化解——谈康进之及其〈李逵负 荆〉》（《阜阳师院学报》1993年第1期）、杨仁立《〈李逵负荆〉喜剧效果的形成》（《黔南民族师范 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唐清弟《谈元杂剧〈李逵负荆〉的心理描写》（《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 1995年第1期）、门立功《康进之及其〈李逵负荆〉》（《济宁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阙真《〈李 逵负荆〉喜剧艺术二题》（《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陈文《关于〈李逵负荆〉》（《人文 杂志》1997年第2期）、徐子方《〈李逵负荆〉简说》（《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4期）、黄田子《论 〈李逵负荆〉对元杂剧的贡献》（《船山学刊》2004年第1期）、杨有山等《试论〈李逵负荆〉的歌颂性 喜剧特征》（《四川戏剧》2009年第6期）、刘清华《论〈李逵负荆〉杂剧中“不协调”手法的运用》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陈汝衡《元明杂剧中的黑旋风李逵》（《戏曲艺术》1979 年第12期）、于汀《谈谈元杂剧中李逵戏的特点》（《惠阳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郑喜林《元杂剧 张飞李逵形象与观众审美心理》（《渤海学刊》1992年第4期）、门庭《元杂剧中的李逵戏漫议》（《聊 城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陈建平《元杂剧中的李逵形象探析——兼论元代水浒戏与〈水浒传〉 人物描写的演变发展关系》（《水浒争鸣》2005年第八辑、曾凡安《吸收•分解•延伸•传奇化——从元杂 剧水浒戏看〈水浒传〉中李逵形象的塑造》（《水浒争鸣》2006年第六辑）、梁洁《现存元杂剧中李逵 形象研究》（《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荆清珍《论元代“水浒戏”之李逵形象》（《阿坝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4期）、裴云龙《文人对游民的认同与隔膜——剖析李逵形象从水浒戏 到〈水浒传〉的变迁》（《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夏之卷）、王晓霞、张振谦《两种“水浒”，两个李 逵——从元杂剧“水浒戏”到明清小说〈水浒传〉》（《四川戏剧》2008年第6期）、梁洁《现存元杂剧 中李逵形象的人文关照》（《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蔡健《元杂剧水浒戏与小说〈水浒 传〉中李逵形象比较分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等。一是明传奇中《宝剑记》研究。 如徐扶明《李开先和他的“林冲宝剑记”》 （《文史哲》1957年第10期）、王永健《一本别具一格的水 浒戏——浅谈李开先的〈宝剑记〉》（《苏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8期）、卜健《李开先及其〈宝剑 记〉》的再认识》（《汉中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李永祥《〈宝剑记〉三题》（济南教育学院学 报）1999年第1期）、祝肇年《〈宝剑记〉述评》（《戏剧》1997年第4期）、史春燕《〈宝剑记〉声腔 管窥》（《中国文化报》2000年8月17日）、李献芳《李开先的〈宝剑记〉与明中叶社会思潮》（《曲靖 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甘子超《〈宝剑记〉结构管见》（《红河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谭真明《异类的忠臣——〈宝剑记〉之林冲形象简析》（《戏剧》2004年第3期）、《论〈宝剑记〉之艺 术创新》（《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邱苇、程国赋《〈宝剑记〉叙事结构研究》（《四川 戏剧》2006年第2期）、王军明《林冲形象的嬗变——从〈水浒传〉到〈宝剑记〉》（《时代文学》2010 年第6期）等。 　　还有一些研究也涉及到其他剧作与人物。如翟建波《从鲁智深形象的改造看〈水浒传〉的思想倾 向》（《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杨道治《一曲梁山英雄的颂歌—略论元杂剧〈鲁智深喜赏黄花峪〉 的人物形象》（《戏曲艺术》1987年第4期）、张筱梅《〈燕青博鱼〉与宋元关扑风习》（《东南大学学 报》2002年第3期）、伊永文《从〈燕青博鱼〉看市民的戏剧欣赏习惯》（《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 4期）、黄欣《〈大妇小妻还牢末〉中刘唐形象的矛盾性及其意义》（《安康师专学报》2005年第4 期）、朱仰东《〈争报恩〉中李千娇形象新论》（《菏泽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徐扶明《〈水浒 记〉与〈宋十回〉》（《艺术百家》1994年第4期）、笠井直美《关于日本御茶之水图书馆藏金陵世德堂 刊〈水浒记〉》（《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2期）、宋子俊《元杂剧中的李逵和鲁智深形象考述——兼 论〈水浒传〉与水浒戏的继承与发展》（《戏曲研究》1995年第1期）、宋子俊《元杂剧中的宋江和燕青 形象考述》（《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李承锋、陈建平《明清传奇中林冲形象的文化意蕴》 （《水浒争鸣》2006年第9期）等。还有些学者对水浒地方戏进行了研究，如王晓家《本事取自〈水浒后 传〉的四种水浒戏》（《当代戏剧》1985年第7期）、果维《〈野猪林〉〈坐楼杀惜〉A、B》（《戏剧之 家》1998年第2期）、王建《柳子戏水浒剧目研究》（《菏泽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张俊卿《京剧 水浒戏的草根性特征》（《戏曲文学》2009年第7期）等。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论文虽少，但却是水浒戏研 究的重要有机成分，开拓了水浒戏研究的领域。 　　综上所述，近百年水浒戏研究已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呈现出一些值得人们关注的特征，归纳起 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研究队伍扩大，研究成果显著 　　研究队伍的扩大，成果的涌现，本身就说明了学术研究的进步。水浒戏研究第一个阶段，研究者主 要以王国维、吴梅、鲁迅、郑振铎为代表。他们的研究还是作为整个元杂剧研究中的一小部分，还没有 独立成科。虽有学者涉猎到水浒戏的社会效果研究，但数量不多且影响较小。第二阶段由于时代原因， 虽对水浒戏的文献整理和元代水浒戏研究取得发展，但没有出现有影响的论著。第三阶段研究进入繁 荣，研究者、论文、专著大量涌现，文学史也予以充分的关注。研究者既有资深学者，又有初次进入学 术研究的新人，尤其是一些高校研究生为研究注入新鲜血液，开拓了水浒戏研究的领域。他们共同构成 了水浒戏研究庞大的队伍，推动水浒戏研究向纵深发展。研究论文与专著大量涌现，本阶段单篇论文约 98篇，专著2部，这是前两个阶段所未曾遇到的现象。一些文学史、戏曲史、戏曲选注也对水浒戏给予了 充分的关注，扩大了水浒戏研究的影响。 　　2.水浒学会的开展对水浒戏研究的推动作用 　　水浒戏研究伊始并没获得独立地位，而是作为《水浒传》研究附庸出现。改革开放后几次水浒学会 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水浒戏研究的发展，这是水浒戏在第三阶段研究出现繁荣的一大原因。同 时，水浒学会的开展为水浒戏研究提供了除高校学报外的另一重要阵地——《水浒争鸣》。几次水浒学 会，尤其是2006年水浒学会期间，所发表的系列水浒戏研究论文，既有宏观研究，又有个案研究，使水 浒戏研究突破了前期局限于《李逵负荆》或李逵的研究范囿，带动了水浒戏研究，与此同时或稍后，学 者纷纷撰文从各个角度掀起水浒戏研究的高潮，将水浒戏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3．研究角度和方法由单一趋向多元 　　水浒戏研究的第一阶段，注重实证研究，重在史实考证、剧目著录、作者考证，。虽有学者关注到 水浒戏对社会的影响，但论文不多，影响不大。研究方法单一，仍采取旧式的点评方式。第二阶段研究 在文献整理和元代水浒戏研究方面取得突破，但由于受到当时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的影响，研究角度和 方法仍较为单一。第三阶段研究角度和方法渐趋于多元化。既有宏观研究，又有个案研究，涉及思想倾 向、艺术特色、地域研究、主题嬗变、文化透视、传播接受、人物形象演变等领域，尤为突出的是本阶 段水浒戏与时代文化的结合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发展，如陈建平《士人意识与平民意识对侠意识的重新 编码——明清水浒戏的文化透视》、王前程《元人水浒戏的创作模式与宋元民族意识》、李承锋、陈建 平《明清传奇中林冲形象的文化意蕴》都是这方面有益的尝试。这些论文，既深化了水浒戏研究的内 容，又拓展了水浒戏研究的领域。 　　水浒戏研究总体上已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水浒戏研究仍在很大程度上与 《水浒传》研究结合在一起。这些论文大多作为《水浒传》成书与传播研究的一环，研究结论没脱出胡 适与严敦易的范囿，只是在吸收和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订和整理工作。其次研究对 象不均衡，从总体上说，重元代水浒戏研究，轻明清水浒戏研究，至于地方戏中水浒戏研究投注的力度 就更小了。具体而言，元代水浒戏重《李逵负荆》，明代水浒戏重《宝剑记》，其他水浒戏则很少有人 论及。其次文献整理单一。虽然傅惜华《水浒戏曲集》对水浒戏作了系统整理，但对水浒戏曲专门的校 点工作还没开展。虽有论文谈到水浒戏的传播接受，但水浒戏在戏曲文本中的传播接受研究目前尚无人 问津，至今还没有一篇论文涉及这一领域。所有这些，都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或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