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居然也成为“四人帮”的影射工具 湖北 单长江 “文化大革命”十年，对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来说，既是一场文化浩劫，也是一场政治浩劫。就连古典 小说名著《水浒传》，也被这场政治文化浩劫牵涉其中，成为“水浒传播史”上一道为他国罕见的政治 文化奇观乱象。 一、“评水浒”运动之前影射宣传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的三叉戟专机摔下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也由此宣告了 “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灭亡。1973年8月，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大会将批判林彪反党集团作为会 议的重点，但又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年，二十年要进行一次，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条 件下继续革命”，并要求全党应具有所谓的“反潮流精神”。本次大会，江青、姚文元当选为政治局常 委，张春桥为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康生任副主席，“王、张、江、姚四人帮”在政治局内形成，从此 有恃无恐地加紧政治迫害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 是年7月至9月，即中共十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都提及孔子、秦始皇，并由此指出林彪是 “尊儒反法”的。因而，此前全国范围的“批林整风”，自1973年9月起转变为“批林批孔”运动，从而 将文化批判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而直接控制“批林批孔”运动的，正是“四人帮”一伙，尤其是 江青、姚文元。1974年元月1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元旦献辞》，强调全党“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 法思潮的批判”，而“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 分”。其实，“四人帮”使用的方法是政治文痞惯常的手法——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以兜售其奸。他 们搞的这场运动，其批判矛头其实是直指周恩来总理，所以，名为批孔，实为批周。在他们的指使、授 意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刊发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兼论儒法斗争的社会基础》、《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孔丘其人》等批判 文章，都突出强调批“宰相”，批“折中主义”；或者声称“反复辟”、“反倒退”，以反对周总理加 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和保护、解放一大批老同志的干部政策。更为卑鄙无耻的是，他们甚至在文章 中，用孔子重病在床，来影射也已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对其进行人身攻击。 “四人帮”还借《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重要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发表社论、文章，号召“各级 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议”、“来抓”，以阻滞周总理主抓的国民经济 建设。在这场变了调子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一伙直接操纵了几个流毒深广的写作班子， 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上海市委写作组、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等，并以“梁效”、“柏青”、 “罗思鼎”等几十个笔名，炮制了大量毒汁四射的文章。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也组 织形形色色的写作班子，标以花样翻新的笔名，按“梁效”的既定调，翻版出大量文章发表在地方报纸 上。一时间，各个报刊的文章政治大捧满天飞，却又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甚至形成“小报抄大报，大报 抄梁效”的局面，千篇一律，万马齐喑。这无论是在中国文化史上，还是在世界新闻史上，都是极其罕 见的。 如前所述，林彪反党集团粉粹后，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一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同志 又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他们为纠正“文革”中“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回归正确轨道，做了大量工 作。但是“四人帮”却认为这是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倒退”、“复辟”，是用“生产阻 碍革命”。于是，他们便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大肆进行所谓的“反复辟”、“反回潮”，鼓噪激 进的青少年“反潮流”。如“白卷英雄”张铁生在参加1973年6月30日大学生物理化学考试时交了白卷， 同时却在试卷背面向有关领导写了对文化考试“有着极大地反感”的信。“四人帮”本来就把当时的文 化考试视为“反攻倒算”，得到此信后如获至宝，立即将张铁生的信加“编者按”在7月19日的《辽宁日 报》头版头条发表，《人民日报》及全国报纸纷纷转载，视张铁生为“反潮流”的英雄。最先转载此信 的上海《文汇报》于8月4日发表署名“姚青新”的文章《劝君莫奏前朝曲》，把建国后的十七年称为 “前朝”，把赞成严格大学招生考试说成有“思故怀古情绪”。此后又有北京12岁小学生黄帅的“来信 事件”。“四人帮”党羽迟群、谢静宜认其是批判“师道尊严”的典型，12月12日，《北京日报》在 “编者按”中盛赞“这个12岁小学生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12月28日《人民日报》“编者按”再次肯 定“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流毒开火”。一时间，“停课闹革命”风靡全国大中小学。“四人帮”一伙还 借“风庆轮事件”，批判“代表儒家卖国路线的崇洋媚外思想”，批判“洋务派”，“李鸿章中堂”， 矛头明显指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总理和国务院有关部委。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周总理病情加重，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 作，使“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梦想落空。而邓小平顶住巨大压力，对各条战线进行强有力的整顿，强调 安定团结，力图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果然不分众望，整顿工作迅速见效，各地的混乱局面迅速扭 转。但是，“四人帮”一伙借助把持着的新闻舆论阵地，大力宣扬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 动，公开提出“走资派还在走”的谬论，甚至还提出“反经验主义”。这些阴谋活动，明显是针对以邓 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干部和正在进行的整顿工作。到了1975年，毛泽东也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长期 “文革”动乱的不满情绪深感不安，所以反复强调要搞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要把经济搞上去。 他甚至批评江青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四人帮”对整顿工作的舆论围 攻。1975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电讯《学习革命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大好形势，全 国铁路货运量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就是配合全国整顿工作、特别是铁路系统整顿工作的一篇重要报 道。针对宣传战线和文艺界长期冰封的局面，毛泽东在1975年7月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指出：“样板戏 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他还指出，由于新 闻、文艺工作者惧怕“四人帮”森严的文网，“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根据毛泽 东的指示精神，邓小平同志解禁了一批“四人帮”禁锢的电影。当时，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作家张天民 的剧本，拍摄了反应石油战线典型、铁人王进喜英雄事迹的故事片《创业》。但是，反革命政治嗅觉极 其灵敏的江青，很快罗织了十几条罪名，要把《创业》“枪毙”掉。无奈之下，张天民只好写信给毛泽 东告御状。毛泽东阅信后，就在他的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 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文艺政策。”毛泽东的批示，有限度地支持了邓小平对文艺 战线的整顿，也是对“四人帮”践踏党的百花齐放文艺方针的严厉批评。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 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讲了话。根本不管农 业的江青也窜到了大寨，两次请部分文艺工作者和记者吃饭，“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在谈话中放肆 地攻击邓小平，并公开发泄对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指示的不满。新华社记者将江青的讲话内容向副 社长穆青作了汇报。穆青认为江青此举，实际上是制造舆论反对当前的整顿，认为有必要将此事向毛泽 东汇报。10月初，穆青同志以个人名义（后来，社长朱穆之、总编室主任李琴也毅然在信上签名）向毛 泽东写信，检举江青的非组织活动和对邓小平整顿工作的无端攻击。江青、姚文元闻讯后大为恼火，遂 利用手中的权力，下令将朱穆之、穆青、李琴三人停职批斗，足见“四人帮”之猖獗。 过往的历史也已告诉善良的中国人，无论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批林批孔”，还是继之而来的“评 法批儒”，甚至包括1975年第四季度开始的“评水浒”运动，都是“四人帮”借助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 的巨大威望，拉大旗作虎皮，别有用心地煽阴风点鬼火，企图打倒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久经考验 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实现其篡夺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并且越到后来，“四人帮”的反革命行为 越发肆无忌惮，行动越发裸露疯狂，但使用的伎俩始终如一——影射。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与一位中学教师谈到对中国古典小说评价时，评论《水浒传》说：“《水浒》 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 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如同毛泽东在其 他文章中多次正面评价《水浒》一样，这次谈话仍不失为一种值得探讨的学术新见解。我国著名水浒研 究专家、湖北大学教授张国光先生在经过缜密考证后认为，毛泽东的这番评论，其实也是有的放矢： “1973年2月江青在和外国艺术人员的谈话中，就说宋江的受招安，‘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她 吹捧受招安的宋江：‘有智、有谋、有正义’，‘能团结人’，‘是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是‘受到 人民爱戴的’、‘肯定的英雄人物’。我们知道，毛主席正是这一年冬，在中央政治局指出了《水浒》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这不（是）对江青的当头一棒吗？但姚文元这个一贯美化忠义宋江的反动文痞， 仍然散布所谓对这个宋江应一分为二的观点；还说：120回的《水浒》前半部分是正确的路线胜利了云 云。因此，我体会毛主席在1975年8月对一个教师谈论《水浒》，乃是为了纠正《水浒》评论中美化投降 主义的偏向，也是对江青一伙的痛斥。”[1]但是，“四人帮”原本就是一伙政治流氓、反动文痞，惯于 打着红旗反红旗，当他们获悉毛泽东评论《水浒》的有关内容，立即变色龙似的摇身一变，不仅把自己 打扮成批判《水浒》投降主义路线的一贯英雄，让“梁效”、“柏青”、“罗思鼎”们连篇累牍地在御 用刊物报纸上发表文章，为自己涂脂抹粉；还歪曲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并以他们窥测风向以求一逞的惯 伎，搞起名曰“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来。当时动员的力量之大，调门之高，比起“四人帮”此前搞 过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矛头则直指当时主持中央和国务院 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坚持整顿方针的一批老干部。帮刊《学习与批判》刊出“罗思鼎”的奇文 《三百年的一桩公案》。该文末尾别有用心地写道：“毛主席用极端精辟的马克思主义论述断定了《水 浒》这桩公案。但只要有阶级斗争在，有投降派和投降主义思潮在，有修正主义在，《水浒》就仍然有 翻案的可能。”这段话既暴露了“四人帮”搞“评水浒”运动欲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也暴露了乌云散 尽后，原形毕露的作贼心虚。 二、“四人帮”在“评水浒”运动中制造的政治混乱 “评水浒”运动开始不久，“四人帮”就组织御用文人撰写了大量文章，在《人民日报》、《红旗》杂 志等报刊上发表。说什么《水浒》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历史上的“宋江搞投降主义”，现在 有人搞修正主义；宋江“起劲地鼓吹招安，等待招安，乞求招安，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招安迷’”，而 现在又有人把那个“被打倒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重新请出山；“在宋江上梁山以 前，晁盖领导梁山起义军实行的正是一条反抗地主阶级统治、发展农民革命的路线”；因此，当前评论 《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人架空毛主席”。“四人帮”“评水浒”的险恶用心， 就是影射攻击邓小平及其背后支持他的周总理，制造中共党内高层政治混乱，并撩拨毛泽东因林彪“九• 一三事件”之后对接班人问题而产生的高度戒心和猜忌心，从而反对全国各行各业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实 绩明显的治理整顿工作，于乱中夺权。试看由“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两个重灾区：北京和上海，两家御 用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75年9月和11月重印了71回本《水浒》、百回本 《水浒传》和120回本《水浒全传》，其配合之迅疾，令人惊诧；其动机之裸露，亦令人惊诧。下面，我 们原文抄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9月《水浒全传》的“前言”： 《水浒全传》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 席又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 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用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 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传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 面目。 《水浒》是宣扬投降主义路线，为投降派树碑立传的。作者精心塑造了一个投降派的典型形象——宋 江。 《水浒》中的宋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孝子。他“自幼学儒，长而通吏”，孜孜以求的是“封妻荫 子”，“青史留名”。他把农民革命看作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是“不忠不孝”的勾当。他上梁 山，不是自己跑去的，而是梁山伯的英雄们从法场上把他劫去的。 宋江上梁山后，就推行着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他多次声称，他是“暂占水泊，权时避难”， “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他起劲地鼓吹招安，等待招安，乞求招安，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招 安迷”。 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篡权夺位。《水浒》为了让宋江“把寨 为头”，有意让晁盖中箭身亡，把他屏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否定他的坚持农民起义的正确路线。 宋江公然把晁盖的“和皇帝作对”的政治纲领，“修正”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反贪官，不 反皇帝”，立足点是忠于朝廷，忠于皇帝。朝廷就是国家机器，皇帝乃是地主阶级、地主政权和封建制 度的总代表。忠于朝廷和皇帝，就是忠于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与封建制度。在这一点上，宋江与高俅是 完全一致的。他们的矛盾，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矛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必然要保 朝廷，保皇帝，接受招安，充当封建王朝的爪牙和鹰犬，镇压农民起义。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 修正主义政治纲领出发，宋江亮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天”，就是神化的皇权，就是封建统治阶 级，就是朝廷，就是皇帝。“道”，就是封建统治秩序，就是孔孟之道。“替天行道”，就是维护封建 制度，巩固封建统治。宋江篡改农民革命的政治纲领，这是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严重步骤。 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在组织上招降纳叛，网罗和重用了一大批地主、大恶霸和反动军官，改变 了梁山伯头领中的阶级成分，使投降派逐渐占了上风。梁山伯这支农民起义队伍，领袖不好，搞投降； 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宋江搞投降主义、修正主义，遭到了坚持 农民革命的李逵等人的坚决反对。对于梁山泊的这两条路线斗争，《水浒》作了歪曲的反映。在作者笔 下，李逵是一个不懂任何战略和策略的鲁莽汉子。每次激烈的路线斗争，结局总是李逵“诺诺连声”的 认错或出尽洋相而哄堂大笑；而宋江呢，他滔滔不绝的乞求招安的滥调，总是博得“众皆同声共愿”。 《水浒》就是这样丑化李逵美化宋江，为投降主义路线唱赞歌。 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宋江的孔孟之道为理论基础，大造舆论。他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一 字之改，就改掉了革命理论、革命路线。“聚义”是团结英雄好汉们造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忠义”， 重点是忠，忠于皇帝，义是从属于忠的。“忠义”，就是按照孔孟之道为巩固封建统治效劳。《水浒》 称颂宋江“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全忠秉义，护国保民”，竭力把宋江打扮成“忠义双全”、“至 仁至孝”的人物，并利用一切机会，宣扬投降主义就是“忠义”，“忠义”就必须投降。《水浒》中的 宋江，就是梁山泊的孔老二。儒家都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搞倒退，搞投降的反动派；宋江就是一个彻 头彻尾的腐儒。 《水浒》竭力以唯心论的天命论解释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歪曲农民革命。对于农民革命战争，在历史 唯物论看来，是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阶级矛盾尖锐化的表现。《水浒》却把历 史帝王说成是“神仙降世”，把农民革命领袖说成是“魔君下凡”；而把宋江这样的人受招安，当奴 才，说成是退净“魔心”，终成“正果”，宣传只有投降才符合“天意”。作者还特意安排九玄女传授 天书的情节，企图否定农民革命的客观必然性，用神的外衣为投降主义路线增加几道光圈。 《水浒》大肆宣扬地址阶级人性论，抹煞人们的阶级界限，为投降主义路线辩护。在阶级社会中，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是阶级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梁山泊 内，明明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小说却宣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对于这种露骨的阶级 调和论，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事实正如鲁迅所 说。小说中的宋江和李逵，被描写成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但宋江因为李逵坚持反投降的革命立场而 几次要砍李逵的脑袋，最后李逵终于死在这位“哥哥”之手。这正暴露了小说宣扬地主阶级人性论。鼓 吹阶级调和论的虚伪性。 鲁迅说得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 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鲁迅这段话，深刻揭示了《水浒》所歌颂的宋 江这类地主阶级的奴才忠于皇帝、接受招安，打破镇压农民起义的必然发展过程。 这部小说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说属于一定的阶 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水浒》的成书约在元末明初。当时正是我国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 时期，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震撼着封建制度，冲击着封建统治，使整个地主阶级胆战心惊。封建地主 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对于农民革命，在武装镇压的同时，也常常采用欺骗招抚的一手。《水 浒》鼓吹招安，赞扬投降，宣传叛徒哲学，正是适应地主阶级的这种政治需要。它在政治上是完全反动 的。 为了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研究中阶级调和论的观点，我们出版了这部一百二十 回的《水浒全传》。……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从这部反面教材中汲 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这不但对 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 主义道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让我们把上层建筑领域的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 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尽管邓小平复出，以及在四届人大之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治理整顿工作，得到 了毛泽东的支持。因为经过八年的“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同时，他对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对长期陷入动乱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也深感不安。因此，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包括小 平同志在内的一批老同志重返工作岗位，在治理整顿工作上焕发了革命热情，国民经济的状况也迅速开 始好转，并逐步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更大的政治期待。但是，毛泽东对文革前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进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国民经济发展模式的种种探索是耿耿于怀的，对于自己“百年”之后继任者 能否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也在苦苦思索却不得其解。他一方面反对“四人帮”对邓 小平整顿工作进行舆论围攻，又担心治理整顿“翻了‘文化大革命’的旧案”。例如，1975年8月和10 月，清华大学教授、党委副书记两次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的工作 作风和群众关系上的问题。由于迟、谢二人是“四人帮”的亲信，更重要的是信是由邓小平转交给毛泽 东的，所以，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偏袒、支持刘冰的，旨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此外，一批老同志 “解放”后，被结合进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革命委员会，（如湖北省的老省长张体学，其它如韩 宁夫、孔庆德等人）就“革命”和“生产”在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置，必然会和钦定的军方出任的一把 手，造反派出身的干部发生矛盾：老干部们强调“抓革命，促生产”，造反派则强行“停产闹革命”， “停课闹革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地方上的两派纷争反应到中央，就形成 以“四人帮”为首反革命集团，和以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由于 毛泽东始终担心：如果“文化大革命”被翻案，被否定，就意味着自己的政治遗产必将大打折扣，甚至 会出现负面影响。而这，却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上任何一位政治领袖极不愿意看到 的，至少在生前不能看到。“四人帮”窥测到了晚年毛泽东的内心，大肆叫嚣《水浒》的要害是“宋江 架空晁盖”，“现在有人架空毛主席”，“宋江搞投降主义”，现在有人搞修正主义。于是，毛泽东决 定“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人帮”控制的报刊便连篇累牍的发表文章，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采 取的各项正确措施，诬蔑为“右倾翻案风”，说什么“整顿就是复辟”。终于在周总理逝世后不久，于 1976年2月25日，毛泽东特地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点名批评邓小 平，中央政治局停止了邓小平的全部工作，杀一儆百。幸亏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 否则中国人民将面临一次比“文化大革命”更为残酷的政治劫难。 三、“四人帮”在“评水浒”运动中制造的学术混乱 “四人帮”出于政治目的搞“评水浒”运动，同时也给“水浒研究”制造了极大的学术混乱。 首先是混淆了《水浒》由于版本不同而呈现主题迥异的这一《水浒》评价的首要问题。《水浒》的版本 比较庞杂。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考订，主要有明代武定侯郭勋家传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明崇祯 末与《三国演义》合刻为《英雄谱》的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楚人杨定见序的百二十回本的《忠 义水浒全传》，以及清代金圣叹于崇祯末年删定的七十回本《水浒》。百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 本情节或多或少，但人物类似，梁山好汉起事原因及结局亦相同，异在有无“征辽”，“征二王”。唯 独金本《水浒》将“误走妖魔”别为楔子，全书收于宋江受天书之后，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大致上相当 于百回本前七十回的内容，却另加了一个“卢俊义梦全伙被缚于张叔夜”作结。从以上诸本情节简介可 知，金本《水浒》删除了梁山义军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取得反抗朝廷冠军的军事全胜之后，主动接受 朝廷招安，随后奉诏征辽，征王庆、打田虎，征方腊等招安、投降情节。所以，金本《水浒》并非毛泽 东晚年所说的：“《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也并非鲁迅 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说的：“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 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正如张国光先生在《两种 版本，两个宋江》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金本以外的一切版本的《水浒》，其主题是“宣扬投降主义” 的；由于金圣叹删改《水浒》，正是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与朝廷官军在全国各地酣战，而 各支起义军或匿伏商路山区，或向朝廷投降，或准备接受招安。所以，金圣叹在他的七十回本《水浒》 里，坚决地删去“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后的投降、招安情节，因而只会大长农民起义军的志气，大灭 封建王朝的威风。由此可见，金本《水浒》已真正成为指导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革命教科书”。据 悉，毛泽东青少年时期背着自己父亲偷看的小说，就是《水浒传》，而且极有可能是金本《水浒》。因 为，胡适写《中国小说考证》时尚不知金本之外还有其他版本的《水浒传》。并且，上个世纪五十年 代，毛泽东在一些文章和讲话当中，都是肯定《水浒》的，如宋江在“三大祝家庄”中的指挥艺术， “林冲棒打洪教头”所体现以守为攻、以进为退的斗争策略，都是金本中的重要情节和精彩片段。而 且，建国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最先出版的《水浒》，就是依据金本整理的。但是，不学无术至极的“四 人帮”硬说：任何一种版本的《水浒》，只可能是反面教材，任何《水浒》中的宋江只可能是投降派， 并借以在全国各级政权组织中掀起揪现代“宋江”的黑风。而他们大骂古代的投降派宋江，并不是从学 术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且锋芒所向，直指周恩来、邓小平。 其次是以政治高压，在学术上排除异己，直接背离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和 学术方针。“四人帮”的帮刊《学习与批判》刊登罗思鼎的奇文《三百年来的一桩公案——评金圣叹腰 斩<水浒>及其引起的争论，别有用心地说什么“60年初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时，学术界还首刮起为 金圣叹翻案的歪风”。这当然是指张国光先生1964年发表在《新建设》上的石破天惊的宏文《金圣叹是 反动文人吗？——与公盾同志商榷》。（“文革”中，先生为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强迫下放劳 动改造——笔者注）罗文还说什么“修正主义欢迎在《水浒》问题上的混乱，因为这种状况，有利于他 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投降倒退。”“四人帮”妄图用毛泽东“断定了《水浒》这桩公案”（即所谓 的“一切版本的《水浒》都是宣扬投降主义的”——笔者注）这顶政治大帽子来压学术界，不允许再为 金圣叹及金本《水浒》说半句好话，否则就是“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思潮”泛滥。其实，罗思鼎 不学无术之甚，还要冒充《水浒》研究专家板起面孔教训人。说什么金圣叹把100回本《水浒》拦腰一 砍，搞了个70回本，此事一出，攻之者有其人，辩之者有其人，成了300余年来的一桩“公案”。金圣叹 腰斩《水浒》不是明着干的，他自称得到了“古本”，市面上所见的后续数十回的“金传本”，乃是罗 贯中狗尾续貂之作，是“伪本”。300年来，人们对金氏的话和金本信以为真，甚至连大名鼎鼎的学者胡 适做起考据文章来，也只知有金本，而不知其他。何曾有过“此事一出， 攻之者有其人，辩之者有其 人”的争论呢？罗文还信口开河地说：“腰斩后的《水浒》有没有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为什么那么 多人对此发生强烈的兴趣？”《水浒全传》120回，金圣叹删了近50回，怎么能反映原作的面貌？再说， 二书主体迥异，金本只讲“官逼民反”、“乱自上作”，难道不符合原作的投降主题就行不通吗？罗文 如此设问，岂非荒唐！ 梁效化名“柏青”，不仅对“文革”前为金圣叹翻案的张国光先生及其认定金圣叹是“封建政权的叛 逆”的观点，大打棍子，大扣帽子，而且还罗织罪名，必与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在《评金圣叹腰斩<水浒 >》中说：“这个金批本流行很广，一直受到吹捧。清代文人称金圣叹腰斩《水浒》‘深得剪裁之妙’。 买办文人胡适，更把金批《水浒》说成是‘一部永不磨灭的奇书’。解放后有人也仍然对金圣叹腰斩 《水浒》继续吹捧。”[2]意思很简单，你张国光或是别的什么学者说金批《水浒》好、金圣叹不是“反 动文人（此封号是郑公盾先生给加的），那你便是继承”买办文人“胡适的衣钵。一时间学术界万马齐 喑，只有“四人帮”的“胡文”满天飞，金圣叹的家乡还上演了（死人）“金圣叹批斗会”的闹剧。 尽管黑云压城，但是敢于讲真话的张国光先生，还是把反对不加区分地批宋江的文章，一篇又一篇地投 向包括《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在内的北京和本地区的报纸。其中一篇投到北京的文章，被该刊一 位关心、同情他的编辑悄悄退回。但是，张先生还是不惧梁效、罗思鼎等“四人帮”爪牙的淫威，一次 又一次去武汉某报纵谈“鲁迅一生仅骂宋江一次，而赞宋江、《水浒》的语录却不少”；又说实际上宋 江本有两个：“一效愚忠一造反”。并再次称金圣叹不是“反动文人”，“要问金圣叹为什么腰斩《水 浒》这个问题。只有我能回答，但我的意见怕你们未必敢登”云云。的确，北京武汉的报刊上大量刊登 了围攻张先生的文章，却不发一篇张先生的反驳文章，他的未刊稿和在武汉某报与编辑的谈话，旋即经 报纸的“内参”揭出，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张国光因此又惨遭新一轮的政治迫害。但是，乌云 终究遮不住太阳，学术自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恢复。正如白盾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张教授这 种大声疾呼地为金圣叹——中国这个古代最伟大的批评家恢复名誉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并且成果卓 著，终于推翻了建国以来‘左’的思潮影响下的学者（如郑公盾、聂绀弩、何满子诸人——笔者注）横 加在金圣叹头上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取得了全国学者的承认与支持。” 第三、为制造更大的学术混乱，“四人帮”在重印《水浒》诸多版本时，大肆兜售其奸。 为配合“四人帮”“深入剖析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反动实质”,“四人帮”把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依 据1954年整理本《水浒》重印，并在卷首刊登“重印说明”—— 本书系据一九五四年整理本重排印行，供广大读者与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水浒》相对照，作反面教 材。 这个七十一回本是根据明末反动文人金圣叹删改过的七十回本整理的。它没有宋江投降、打方腊等重要 情节，美化了宋江，掩盖了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 本书当时整理的情况是： 一、全部删掉金圣叹加的批语。 二、金圣叹删去了原本七十一回以后的部分，却伪造了卢俊义的一个“恶梦”作为结束。整理时将恶梦 删去，依照百二十回本，恢复原来面目；又把金本的“楔子”略加剪裁（主要是删去插入的目录），改 为第一回，因此，本书的回次就有七十一回. 三、金圣叹对正文所作的涉及内容上的一些改动，依照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改回原样。（下略） 这个“重印说明”其实引起了更大的学术混乱。一则曰“它没有宋江投降、打方腊等重要情节，美化了 宋江，掩盖了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二则曰“供广大读者与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水浒》相对照，作 反面教材”，岂不是自相矛盾？因为金本宋江既然没有投降、打方腊，又如何认定金本是“宣扬投降主 义”的“反面教材”呢？其二，金本中的许多回评、眉批、夹批，有许多是同情、甚至赞扬宋江和梁山 农民起义军，能使“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就是宋江鼓吹招安，金圣叹一概批以 “权诈之词”，并非真心接受朝廷招安。这些批语径行删去，模糊了宋江彻底革命的实质，削略了金本 进步主题的表达。 其三，整理者将金本的《楔子》“略加剪裁后改为第一回”，是违反金圣叹的创作本旨的。因为金本第 一回为“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直接引出高球逼走王进，一下子便揭示全书“官逼 民反”、“乱自上作”的进步主题。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七十一回本将原书《楔子》改为第一回，则突 出了梁山农民起义是“魔君下界”、“杀星下凡”，与封建统治陈农民起义军为杀无赦的“盗贼”的口 气如出一辙。 其四，金本平添“惊恶梦”，其实如同张国光先生分析的那样，加上前面的反动序言以及部分反动批 语，是金圣叹为了让这本鼓动造反的小说蒙过封建统治者的眼睛而特意加上的保护色，使之得以流传。 即使后来金圣叹被清廷杀了，那也是因为带头反清抗粮的“文庙案”，而不是因为“诲盗”的《水 浒》。可见“人社”编辑部是多么的不懂装懂。 第四、“四人帮”曲解鲁迅评论《水浒》的原意，诱导评《水浒》的学术方向 鲁迅评论《水浒》宣扬投降主义，并非指金本。要知道，最早宣扬《水浒》投降主义、赞美投降派宋江 的，除了原作者施耐庵、罗贯中，出版者郭勋、袁无涯、杨定见等，评点者李卓吾、叶昼、余象斗、汪 元放等，赞同这种观点，近代学者中胡适要算较早的一个。诚然，写《中国小说考证》时，胡适还不知 道金本之外还有其他版本的《水浒》。但是，1923年，鲁迅明确告诉胡适金本之外还有其它版本的《水 浒》。但是，1923年，鲁迅明确告诉胡适金本所据“殆仍是百回本耳”，并介绍胡适购买袁无涯刊本 《忠义水浒全传》，以期进行比较。1927年，胡适应商务印书馆之请经两年写成序文《水浒传新考》， 序文无一语批评该书的投降主义毒素，反而称赞它的一些内容“描写得细腻”。笔者不敢谬批胡适赞赏 投降主义，但称其“欣赏”总该可以。鲁迅也是搞小说史研究的，他不满意胡适对《水浒》的态度，于 是在同年冬写成的《流氓的变迁》一文，正气凛然地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 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本没有招安、投降情节，鲁迅的评论显然不是指金本，所以，如张国光先生所说，这段话“是对胡适 鼓吹投降主义的《水浒传新考》的旁敲侧击。可惜鲁迅这种可贵的见解，长期被人熟视无睹。（1975年 起受到重视了，却被一些人作为全盘否定《水浒》的理论依据）”。张先生所指的“一些人”，系指 “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梁效之流。 对于金本删改“金传本”的原因，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考据道：“至于刊落之由，什九常因于世 变，胡适（《文存》三）说：‘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 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值得注意的是，1975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重 印的《水浒》的《前言》如出一辙地说：“当时（指“明末”——笔者）封建统治者对如火如荼的农民 革命斗争反复采用‘招抚’和‘征剿’两手，金圣叹删改《水浒》，不许宋江一伙受招安，要把梁山一 百八人‘一齐处斩’，这正是地主阶级梦想依靠血腥屠杀的一手来消灭农民起义的反动策略思想的表 现。“何其相似乃尔！可惜，真正否定金圣叹及金本《水浒》的，并不是鲁迅，而是胡适；真正仇视农 民起义军的，也不是鲁迅，而是胡适，什么“流贼遍天下”，什么“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 国”，什么“应该口诛笔伐”云云，全部都是胡适说的，而且鲁迅还指明了出处——《胡适文存•三》。 可见，胡适是多么仇视农民起义。鲁迅先生指出金本删除投降情节“之由，什九常因于世变”，而“什 九”即“十之八九”，即今“大约”、“大概”的意思，并且顺手引用了胡适的话，就表明应由胡适 “文责自负”，绝非鲁迅先生的定论。倒是鲁迅先生在《谈金圣叹》一文中说：“圣叹以为用强盗来平 外寇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愿听宋江立功的谣言。”显然鲁迅所指的“平外寇”，即凭借张献忠、李自 成等农民起义去抵御虎视眈眈的满蒙贵族，绝非招安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如方腊、王庆、田 虎等义军。张国光先生在1975年9月便撰文指出：“鲁迅讲这段话是在1924年，这时鲁迅关于金圣叹腰斩 了《忠义水浒全传》的这一发现，正好给了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当头一棒。到了1929年胡适才不得不 公开承认错误，却又大胆假设：金圣叹伪作一梦，是‘叫人知道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但鲁迅 最早解释金圣叹砍《水浒》的原因，却正是说他是不愿听信可依赖宋江‘去平外寇的谣言’而不及其 他。这和胡适心目中的誓言要把‘强盗灭绝’的金圣叹，距离又是何等之远？”（张文当时不准发表， 后见于张著《金圣叹学创论》之474页）梁效及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的“编辑们”不学无术，连鲁迅的话 是针对谁，又因何事而发，根本没有认真考订，只知断章取义，装腔作势，“拉大旗作虎皮”，却站出 来误导学术，则“四人帮”开展的“评水浒”毫无学术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注：拙文所引诸多资料，均见先师张国光著《金圣叹学创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恕未一一注 出。 参考文献： [1]张国光.两种“水浒”，两个宋江[J].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2]评金圣叹腰斩《水浒》.北京大学学报，197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