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在明清时期的禁毁与传播 山东 樊庆彦 《水浒传》成书于元明之际，叙写北宋末年山东梁山泊好汉聚众起义之事，为英雄传奇小说的开山 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贴近生活，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市井社会、日常琐 事和平凡的人物，注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层次性、流动性，并纯熟地使用了白话，更为人民大众所喜 爱，在社会上影响巨大，流传甚广。但是在封建王朝统治下，《水浒传》在传播过程中却是屡遭统 治阶级禁毁，其发展道路充满坎坷 一 中国的笔祸与文字狱，由来久矣。而与此背景相联的禁书现象，也是由来已久。禁书就是国家通过 行政手段而禁止刊印、流布、阅读的书籍。虽然“焚书”一词，最早见于北宋苏辙的《栾城集》。 但早在秦始皇时代，就已出现了焚书坑儒运动，且自此之后，禁书、笔祸、文字狱，不绝如缕，直 到明清时期而臻其峰。明清之时，文学的发达样式是小说。在中国文学的传统观念中，以诗文为代 表的雅文学一向是正宗，小说、戏曲等俗文学被视为鄙野之言，甚至是淫邪之辞。因此禁毁之书中 小说不可豁免。而于其中，又以《水浒传》为最。 明代对《水浒传》的禁毁，发生于明思宗朝。是时山东发生了以李青山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仿效 《水浒传》里的英雄，以梁山为根据地，破城焚漕，声势颇大。后来虽然败衄，明廷依然震恐，迁 怒于《水浒传》。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十七日，刑科给事中左懋第奏曰： 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京鼎沸。诸贼以梁山为归，而山左前此莲妖之变， 亦自郓城、梁山一代起。臣往来舟过其下数矣，非崇山峻岭，有险可凭。而贼必因以为名，据以为 薮泽者，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以宋江等为梁山啸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 火为豪举，日日破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吏之口实。不但邪说乱世，以作 贼为无伤，而如何聚众竖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如何讲招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 策算矣。臣故曰：此贼书也。李青山等向据梁山而讲招安，同日而破东平、张秋二处，犹一一仿行 之。青山虽灭，而郓城、钜、寿、范诸处，梁山一带，恐尚有伏莽未尽解散者。《水浒传》一书， 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 同年六月，明思宗降旨禁毁《水浒传》：“凡坊间家藏《水浒传》者并原版，速令烧毁，不许隐匿 。” 并明令丈量梁山，收归国有。不仅如此，明统治者还在舆论上予以诋毁。如明莫是龙《笔麈》 中就认为《水浒传》、《三国演义》可焚：“经史子集之外，博闻多知，不可无诸杂记录。今人读 书，而全不观小说家言，终是寡陋俗字。宇宙之变，名物之烦，多出于此。第如鬼物妖魅之说，如 今之《燃犀录》、《暌车志》、《幽怪录》等书；野史芜秽之谈，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 书，焚之可也。” 陈继儒则认为《水浒传》造成了社会风气混乱：“今《通鉴》多束高阁，故士子 全无忠孝之恨；《水浒》乱行肆中，故衣冠窃有猖狂之念。” 田汝成更以“因果报应”对其作者进 行人身攻击：“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 骗机械其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 意欲以此来抑制小 说对民众的影响。 相对于明代来说，清王朝对于《水浒传》不仅在舆论上摭拾了明人的做法而加以抵制和围剿，对它 的禁毁更为严厉，手段也犹为多样化。 制定法令，严令禁止。清朝律例中明确规定各级官员不得接触《水浒传》： 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水浒传》，俱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有违禁造作刻印 者，系官革职；买看者，系官罚俸一千。若该管官员，不行查出，每次罚俸六个月。仍不得借端出 讹诈。如该管官任其收存租赁，明知故纵者，将该管官降二级调用。 禁译。乾隆十八年(1753)七月，上谕内阁： 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皇祖圣祖仁皇帝欲 俾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曾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近有不肖之徒， 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甚至以满洲单字还 音抄写古词者俱有。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旧习，所关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 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将此交八 旗大臣、东三省将军、各驻防将军大臣等，除官行刊刻旧有翻译正书外，其私行翻写并清字古词， 俱著查核严禁，将现有者查出烧毁，再交提督从严查禁，将原板尽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 查出，朕惟该管大臣是问。 禁毁。明代对于小说的禁毁仅有四次。而清代则是二十二次,几乎每个皇帝都曾有过。仅康熙年间就 达五次，超过了有明一代。其中对于《水浒传》的禁黜最烈，先后于乾隆十九年和咸丰元年特下诏 禁毁，如乾隆十九年议准，“《水浒传》一书，应饬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百体严禁”。 咸丰元 年七月亦下令“著督抚督访地方官严行查禁，将书板尽行销毁。” 这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禁演。如清徐时栋《燕屿楼笔记》卷四载：“近时陈子相、吾弟子舟诸人言于官，力禁淫戏，是也 ，而犹未尽也。余谓禁演不得演之剧，不如定演应演之剧。……一切如《水浒传》、《说唐》、《 反唐》诸演义，并禁绝之，已习者不得复演，未演者不许复学。” 清余治《得一录》卷五“翼化堂 条约”亦载：“永禁淫戏目单……《翠屏山》、《借茶》、《挑帘裁衣》、《卖饼》……诲淫各种 戏文，如敢点演，立将班头送官究责，或罚扣戏钱三千文，以儆将来。” 删改原著。统治者有意识地把阶级冲突最为尖锐的作品，加以淡化和歪曲。大才子金圣叹认为宋江 及梁山众人都是“群丑”、“强盗”，因此，他腰斩百二十回《水浒》，只保留前七十回，并添加 “卢俊义惊噩梦”一节，让梁山义军统统被官军杀死。成为清朝三百年最流行的本子。康熙年间出 现的《宣和谱》(介石逸叟撰)又名《翻水浒》，该剧最后让王进、栾廷玉、扈成等剿平梁山好汉。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一“大戏节戏”条写道：乾隆初年，“又谱宋政和间梁山诸盗，及宋金交兵 ，徽钦北狩诸事，谓之《忠义璇图》。” 有关水浒英雄的故事，经过清廷的“敷衍成章”，立场完 全倒置了，郑振铎先生认为“殆受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之影响，并又为俞仲华《荡寇志》作前驱 。” 在这样严密的罗网之下，使用如此种种残酷禁毁之手段，客观上严重扼制了《水浒传》的传播。 二 对于《水浒传》在明清时期的禁毁，朝代不同，种属不同，其原因也是不完全相同的。 明代中央权力高度集中，思想文化方面也采取了与高压政治相一致的政策。但是明代是中国文学的 转型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迅速扩大，小说与戏曲等俗文学于元代以后成为文学主 流，并因此波及和渗透到诗文等所谓正宗的传统文学样式。这在客观上破坏了传统的文化政策，从 意识形态上威胁到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因而受到统治者的极力压制，被视为鄙野之言，地位低下 。 明姜南《墨畲钱镈》曰： 太祖皇帝立法虽尚严，然皆为扶植良善，摧抑奸顽，故奸顽之徒合编充军者有二十二种，谓贩卖私 盐、诡寄田粮、私充牙行、私自下海、闲吏、土豪、应合抄札家属、积年民害官吏、诬告人充军、 无籍户、揽纳湖、旧日山寨头目、更名易姓家属、不务生理、游食、断指诽谤、小书、主文、野牢 子、帮虎伴当、直司。 小书，或即小说一类的东西，将其与贩卖私盐、旧日山寨头目、土豪、积年民害官吏等并列，视为 合编充军的对象，可见小书之社会地位与被仇视的程度。 而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小说对统治者的江山制造了混乱。小说易读，流传民间，戏曲于各地演唱，易 于集社，既可聚众，又可乱言，故而一向为统治阶级所忌惮。而《水浒传》乃是第一部描写农民起 义的白话长篇小说，在下层社会影响极大，更被统治者视为心头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明郑暄 认为：“《水浒》一编，倡市井萑苻之首，《会真》诸记，导闺房桑濮之尤，安得罄付祖龙，永塞 愚民祸本。” 查继佐《罪惟录》记天启年间徐鸿儒起义曰：“徐鸿儒，山东巨野人，迁郓城。万历 末年，用白莲教惑众……儒误信梁山泊演义故事，巢于梁家楼。” 特别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水 浒》英雄的口号已被广泛地写在农民军的义旗之上，许多义军首领袭用了《水浒传》的人名或诨号 。如明崇祯六年(1633)《兵部题为恭报诛剿渠魁等事》中奏曰：“认出有名贼头……张汝金混名燕 青，许得住混名雷横，王中孝混名宋江。” 袁中道说过，《水浒传》诲盗，《金瓶梅》诲淫。 所 谓诲盗，无非是教导农民造反，所谓诲淫，无非是对封建礼教的某种冲击。这当然是为封建统治阶 级所绝对不能允许的，“诲淫”、“诲盗”也就成了他们查禁小说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 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而入主中原以后，明清易代，民族政权转移。但无论明与清，尽管种属不同 ，在禁书方面还是有一脉相通之处的，那就是封建帝王对于小说这种市民艺术的一种共同的畏惧心 理。清代义军打着《水浒》旗号的亦是屡见不鲜，太平天国、天地会、小刀会、义和团等无不受到 《水浒传》的影响。在统治者看来，《水浒传》“藐法纪而炽杀心，更适足开武夫滥杀之风，破坏 王法”，足以使“结党争雄者，效尤日甚，举凡贪财亡命之徒，均以《水浒》落草为逋逃薮也。” 因此胡林翼认为：“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 故而，对于“诲淫”、“诲 盗”之书，清廷尤其畏之如虎。道光末年(1850),洪秀全起义，翌年，咸丰即位(1851)，就严禁《水 浒》： 咸丰元年辛亥七月乙巳，上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 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有红薄教、黑簿教、结草教、斩草教、捆柴教等名目，每教分 温良恭俭让五字号，每号总领数百人至数千人。又有斋匪，名曰青教，皆以四川峨眉山会首万元龙 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又据片奏，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名圭旨》及《水浒传》两 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盅惑愚民，莫此为甚。并著该督抚饬地方官严行查禁，将书板尽行 销毁。 不仅政局不稳时要禁，就连太平盛世时也要禁《水浒》，乾隆十九年胡定便奏称： 《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乃恶薄轻狂曾经正法之金圣叹， 妄加赞美；梨园子弟，更演为戏剧；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 美事，则《水浒传》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 清人查禁小说的理由，除了继承明人的“诲淫”、“诲盗”的理论外，还有满洲贵族自己的道理。 那就是充斥其间的极端狭隘的种族主义意识。从维护满洲旧习出发(实质是为了巩固满洲贵族的统治 地位)，而对《水浒传》、《西厢记》进行查禁。他们自认为“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 识所谓书籍”， 而这些汉族的“淫词小说”以及据此改编而成的“各种风流淫戏，诲淫最甚……试 思少年子弟，情窦初开，一经寓目，魂销魄夺，因之坠入狭邪，渐成痨瘵，究其流毒所极，甚至贞 女丧贞，节妇失节，桑濮妻女多外交，著丑声。” 是“诱人为恶”的媒体，会导致满人习俗(尚武 、淳朴、忠义)变化：“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州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 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 并由此蔓延到 华夷之间的种种关系，如《说岳全传》便因演述宋金交兵，冒犯了清人的种族意识而被禁黜。这种 从种族主义出发禁黜小说、戏曲的立场是清廷禁书的一大特色。 三 虽然明清统治阶级对于包括《水浒传》在内的小说一再严禁，造成了小说的长期沉寂，但是，愈到 王朝的后期，其政治统驭能力和实际工作效率也受到很大削弱。而优秀的小说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 魅力吸引了各个层次的读者，拥有了广大的读者群。朝廷愈是禁止，读者愈是要看。于是，就出现 了相互矛盾的情况:一方面，统治者在官方公文上还是对小说持禁毁的姿态，但事实上并没有得到有 效的贯彻和落实。 因为当时许多小说正是由官方率先刊印，然后再由民间书坊步其后尘。如迄今最早的通俗小说，就 是出于皇家的司礼监经厂刊印的《三国演义》。随后，武定侯郭勋和都察院都分别刊印了《水浒传 》和《三国演义》。同时，有些统治阶层的人物也参与到通俗小说阅读者的行列。如明周晖《金陵 琐事剩录》卷一“金统残唐”条载，武宗半夜要看小说《金统残唐记》 ；清刘銮《五石瓠》卷六“ 水浒传”条说：“神宗好览《水浒传》” ；不仅皇帝，许多朝廷大臣、文坛名士都成了小说的爱好 者。“士大夫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 甚至在官方的文件中，有时竟然会 出现小说故事的典故。 这就意味着实际上统治者对于小说的禁令已经名存实亡，人们不必再担心因 为刊印小说而受到什么惩罚。 自明朝中叶以后，以往受到鄙视的经商活动得到社会的肯定和重视。印刷业的迅猛发展、更多文人 的参与、统治阶层与普通市民对于小说喜爱程度的增强，使得小说在夹缝中仍然能够辗转生存且逐 渐兴盛发展。而且，《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属于世代累积性产品，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这 也促成了这些作品虽屡遭严禁却传播愈盛，且不少文人予《水浒传》以较高的评价。胡应麟《少室 山房笔丛》卷四十一辛部“庄岳委谈”下篇中曾说过：“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 有好之者。” 被誉为“嘉靖八才子”中有五位，即崔铣、熊过、唐顺之、王慎中、陈束都赞扬过《 水浒传》。 李贽将《水浒传》评为“宇宙内五大部文章”之一。 金圣叹评其为“六才子书”之一 。 袁宏道则写道：“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 文，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 以致出现了“今人耽嗜《水浒》、《三国》” 的 盛况。 《水浒传》盛行以后，各种文学艺术样式都把它作为题材的渊薮。以戏剧作品而言，明清的传奇就 有李开先的《宝剑记》、陈与郊的《灵宝刀》、金蕉云的《生辰纲》等三十余种。如陶君起的《京 剧剧目初探》就著录了67种。至于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绘画、说唱及各种民间文艺等，更是不 可胜数。如小说作品中，袁中道便认为世情小说《金瓶梅》乃是“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 。 鲁迅先生甚至认为，后世的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等虽然其命意另有所在,“而源流则仍出于 《水浒》”。 清代由于是异族执政，鼎革剧变对于汉人来说是个难以接受的现实。巨大的心理落差带来的痛苦造 成了对清王朝产生的潜意识的反抗，也影响着小说创作的风貌。表现在《水浒传》的传播方面，主 要是它的两部续书“青莲室主人辑，采虹桥上客序”《后水浒传》和“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实 为陈忱一人)”《水浒后传》。两书都以宋代靖康之变为背景，托言历史,以寓今情，亡国之痛极其 强烈，多洋溢着一种爱国激情。陈忱《水浒后传序》说，这部小说是他“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 中块垒，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 作品继承了《水浒传》“官逼民反”的精神，否定 了宋江接受“招安”的道路。作者自云：《水浒后传》写“中原陆沉，海外流放，是得《离骚》之 哀。” 胡适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说：“《后传》描写北宋灭亡时的情形，处处都是借题发泄 著者的亡国隐痛。” 至于《后水浒传》，作者怀着“女真虽兴宋不亡，江山倾圮忠臣整”(第四十 五回)的耿耿忠怀，感叹国土沦亡，无人拯救。林辰先生认为作品本意“在借宋之赵构，凭吊明崇祯 之覆灭”。 而另一部《水浒传》续书，俞万春的《荡寇志》，是在清朝统治者授意之下，为抵制《 水浒》的传播篡改原著而成。清人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时，在梁山英雄排座次后，改写了第七十 回的结局。小说乃为所谓杜绝“邪说”而作，其主旨在鼓吹“尊王灭寇”，维护摇摇欲坠的专制统 治。书中宣泄了对农民起义军的刻骨仇恨，把那些镇压农民义军的朝廷将领，则说成是“荡妖灭寇 ”，“治国安民”。梁山首领非死即诛，“无一能逃斧钺”，以使后世知道“忠义之不可伪托，而 盗贼之终不可为”。 尽管此书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 ”。 但是人们对其始终没有好印象。1862年6月2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攻下苏州后，放火将《荡 寇志》的书版“一火而焚之”。 而与之命运迥然不同的是《水浒传》却被义军首领作为军事教科书 ， 置之案边枕头，这也更进一步印证了《水浒传》的深入人心。 《水浒传》的传播不仅著之于书，而且在大庭广众之间，行之于口。徐珂《清稗类钞》卷三十五“ 诙谐类”写道：“先是文达(纪昀)行走最疾，每入朝，同僚咸落后，彭文勤戏语同仁曰：‘晓岚确 是神行太保’。文达应声曰：‘云楣不愧圣手书生’。” 于此也可见出《水浒传》所拥有的巨大社 会影响。 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强大的生命活力。虽然封建阶级统治者采取了 种种禁毁措施，但只是暂时的压制了《水浒传》的发展，却始终掩盖不了它耀眼的光芒。经久弥坚 ，事实证明，《水浒传》也是愈发为人民所喜爱。 苏辙《栾城集》卷四十六《御史中丞论时事札子十三首》之《乞裁损待高丽事件札子》中曰：“即不 许买禁物、禁书及诸毒药”。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乙编》第十本《兵科抄出刑科右给事中左懋第题本》。见 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8—449页。 东北图书馆编：《明清内阁大库史料》上册，第429页。见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 料》（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 陈继儒：《晚香堂小品》卷二十三三《书•答吴学道》。见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 199页。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见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 本），第368页。 《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三十《礼文词》。见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 本），第19页。 《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二百六十三《厚风俗》三。见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 料》（增订本），第43—44页。 魏晋锡纂修：《学政全书》卷七《书坊禁例》。见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增订本），第45页。 《大清文宗显皇帝圣训》卷九十《靖奸宄》一。见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 订本），第77页。 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第210页。 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464页。 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38页。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宣和谱》。见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68页。 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第13—14页。 郑暄：《昨非庵日纂三集》卷十二。见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203页。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之三十一《徐鸿儒》。见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451 页。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见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447— 448页。 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九。见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第206 页。 余治：《得一录》卷五《儒先论今乐》。见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462页。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一《抚鄂书牍•致严谓春方伯》。见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 编》，第326页。 《大清文宗显皇帝圣训》卷九十《靖奸宄》一。见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增订本），第76—77页。 江西按察司衙门刊《定例汇编》卷三《祭祀》。见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458页。 《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二百六十三《厚风俗》三。见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 料》（增订本），第43页。 余治：《得一录》卷十一之二《翼化堂条约》，见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增订本），第199—200页。 《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二百六十三《厚风俗》三。见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 料》（增订本），第43页。 周晖《金陵琐事剩录》卷一《金统残唐》。见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 本）“前言”，第10页。 刘銮：《五石瓠》卷六《水浒传》。见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305页。 昭梿：《啸亭续录》卷二《小说》。见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319页。 胡应麟《甲乙剩言》中写道：“曾见宁夏露布，以‘禄山之乱’对‘宋江之强’；彼以江对山，自谓 绝异，不知转入恶道。”见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438页。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页。 李开先：《一笑散•时调》曰：“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 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见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167页。 周晖《金陵琐事剩录》卷一《五大部文章》。见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202页。 金人瑞：《三国演义序》。见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304页。 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四《五古•听朱先生说水浒传》。见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 第197页。 钱希言《桐薪》卷三《金统残唐记》。见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 “前言”，第10页。 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九。见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第206 页。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见《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 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52页。 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488页。 陈忱：《水浒后传序》。见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488页。 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164页。 林辰：《明末清初小说述录》，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页。 半月老人：《荡寇志续序》。见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18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元明传来之讲史》。见《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版，第120页。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编：《中国小说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75—476页。 刘銮《五石瓠》卷五《水浒小说之为祸》曰：“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 凡埋伏攻击咸效之。”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五《诡计》亦曰：“贼（按指太平军）之诡计，果何所依 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取材《三国演 义》、《水浒传》为尤多。”见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452、465页。 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4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