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墓志》辨正 安徽陈传坤 摘要：民国间修撰之《兴化县续志》载录了元人王道生所撰之《施耐庵墓志》，该墓志提供了《水 浒》作者施耐庵行状之确切证据。但是，因该墓志面世时间远离作者的时代，由此质疑之声不绝如缕。 本文就反对者提议的“质疑”点一一辨析，借助语源和典章故实等佐证该墓志文本并无违背其他文献史 料之处，反证《施耐庵墓志》之可信无疑。 关键词：施耐庵墓志；语源；史料辩证；至顺辛未 中图分类号：I207.413 施耐庵究竟何许人也？上世纪20年代，现代学术开山大师胡适与鲁迅等先后提出了“托名说”：胡适在 《〈水浒传〉考证》中称，“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 字。”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云：“比郭氏本出，始署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 [1] 但是，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随着苏北陆续出现一些有关兴化施彦端字耐庵并涉及《水浒》作者的文 字资料，这个问题逐步有人重视起来；到了五十年代，刘冬、黄清江两先生调查取证后撰文《施耐庵与 〈水浒传〉》[2]，从此，有关兴化施彦端字耐庵问题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但是，因史料和文物证据之稀缺，迄今为止学界主伪派和认真派相互责难不已。其中，民国三十二年 （1944）修撰之《兴化县续志》，其《施耐庵墓志》，提供了确切的施耐庵行状而备受责难。下文即以 《兴化县续志》所载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为论述主线，从其文本语源和典章故实等方面，勾稽史料论 证怀疑论者之妄，揭橥该墓志之用语和典章故实并无违背其他文献史料之处，佐证《施耐庵墓志》所述 当无异议。 一、起源：施耐庵实有其人？ 1928年11月8日，胡瑞亭在上海《新闻报》“快活林”版面刊发了《施耐庵世籍考》一文，披露苏北流转 之“施耐庵墓志”，考订施耐庵乃元末明初泰州白驹场(今江苏兴化、大丰)人，但可惜并没有引发学人 进一步探究的兴趣。 1951年夏，《苏北大众报》负责人刘冬听闻兴化一带有施耐庵遗迹，即安排同事黄清江实地查访，实地 勘察收获了施耐庵神主、施耐庵墓碑以及民国三十五年纂修之《兴化县续志》中王道生《施耐庵墓志》 等新材料。1952年9月，他们合写《施耐庵与〈水浒传〉》一文，刊于《文艺报》1952年第21号，旋即引 起学术界的注意。 1952年10月，文化部以聂绀弩为首的施耐庵调查组首次实地勘察取证，1953年调查组以徐放执笔撰写了 《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但是，该报告未能及时发表，而且经多次政治运动，辗转秘 藏，直到1985年12月终于得以刊发。此为后话，不赘。 至1979年，江苏兴化县新垛公社施家桥又发现施廷佐墓砖及铭文《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内有“□祖 彦端”字样。1981年10月29日，大丰县大道公社和瑞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施俊杰献出《施氏长门谱》 （即《施氏家簿谱》），这个家谱为民国七年(1918)手抄本，自始祖“彦端公字耐庵”起至十八世孙 止。一系列文字材料和文物的发掘问世，使得兴化—施彦端—耐庵—《水浒》的证据链，串联了起来。 使得小说《水浒》题署之施耐庵实有其人且兴化施家桥施家为其后裔之论，呼之欲出。 1982年，时为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负责人的刘冬再次赶赴兴化实地考察，在判定文物的真实性后撰文 《施耐庵四世孙施廷佐墓志铭考实》[3]，指出《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为“施耐庵确有其人的铁证”。 随后，他以江苏社科院的名义邀请国内数位知名学者前往一同考察。但是始料不及的是，主伪方与认真 方就此产生严重分歧，随后掀起了一场源于兴化而波及全球的“80年代施耐庵热”。热归热，但诸如施 耐庵墓志等资料是否为“现代人”伪造等诸问题，最终仍未达成学界共识。 二、墓志文本的来源问题 距离1982年那场争论风波，三十馀年过去了，墓志真伪争议的烟尘渐行渐远。但近几年，有关施耐庵墓 志真伪问题在一些刊物上翻新出现。一方质疑，一方势必释疑，惟如此学术研究方能寸进，学术争议方 能回归理性取得新的进步。为此，我们更应理智地思考：究竟是我们研究问题的逻辑有问题？还是研究 方法有问题？ 朔本清源，要搞清《施耐庵墓志》的真伪，首先搞清文物的来龙去脉，其次是搞清史料的来源再作评 论。《施耐庵墓志》从何而来？还要追溯到上世纪初期《兴化县续志》的版本源流，及其中有关施耐庵 材料的来龙去脉。 在1953年徐放先生撰写的《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第一部，即为“《兴化县志》上有关 施耐庵的材料和这些材料的来龙去脉”。其中一一著录《兴化县志》全部五种本子，即嘉靖三十八年以 前的胡志、万历十九年的欧志、康熙年间的张志、咸丰年间的梁志和民国三十二年的李志。前四中版本 不见有施耐庵的材料，惟民国三十二年的李志，即《兴化县续志》，有四处载录有关施耐庵的信息： 1．施隐士墓：载卷一《舆地志》之七第十二页《宅墓补遗》，注称：“在县境东合塔围内施家桥，葬元 隐士施耐庵。淮安王道生撰志。” 2．《施耐庵传》：载卷十三之六第九页《文苑补遗》。 3．卷十四之二第四页《艺文志•书目•小说家类》载：“《水浒》，施耐庵著。” 4．《施耐庵墓志》：载卷十四之三第二十一页《艺文志•古文补遗》。 据文化部调查组报告，1918年左右，正当李详（李审言）提倡续修《兴化县志》，《续志》坐办兼分纂 人刘仲书，到白驹镇调查古迹名胜，见施氏宗祠供有施耐庵先生神主，疑即《水浒》作者；及问白驹镇 杨雨孙，到施家桥借得《施氏家谱》（约尺长，五寸宽，半寸厚，连史纸抄），见有淮安王道生作的 《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的《家传》，便抄了下来，征得李详同意，留作县志的补遗。 据欧阳健先生考证[4]，李详（1859-1931），字审言，兴化人，在骈文、方志、金石、目录、选学等方 面均有杰出成就。光绪三十二年（1906），两江总督端方创办“江楚编译官书局”，聘李详为帮总督 纂；宣统元年（1909），张人骏任两江总督，改“江楚编译官书局”为“江苏通志局”，聘李详为分 纂；1913年，“江苏通志局”恢复，冯煦任总纂，聘李详为协纂，参与修订《江苏通志》。1923年，李 详任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1928年，他与陈垣、鲁迅、胡适等12人一起，被中央研究院聘为特约著述 员。 1919年，时任兴化知县的赵兴霙再任兴化县知事，聘李详为总纂续修《兴化县志》。此年，李详命刘仲 书（1880-1955）到白驹采访。等到刘仲书汇报所得的材料后，李详表示： 施耐庵先生因为著《水浒传》而坐过大牢，也因为著《水浒传》享了大名，可惜他的生平事迹，不独胡 欧张梁四种县志未采入载明，就是他的子孙谈到他的真相，也是“讳莫如深”。现在民国成立，文字既 不为科举所束缚，人物又不为专制政体所限制，县志有所记载，从此更没有什么顾忌，那末，大文学家 的施耐庵，我们可以从宽采访他的古迹和遗闻，一一载入“补遗”栏中。[5] 于是，他们遂在卷一《舆地志•宅墓补遗》载施隐士墓，卷十三《文苑补遗》载《施耐庵传》，卷十四 《艺文志•小说家类》载“《水浒》，施耐庵著”。卷十四《艺文志•古文补遗》载《施耐庵墓志》。 关于《施耐庵墓志》原稿和《兴化县续志》上载录的原文是否出入的问题，文化部1953年徐放先生的调 查该报告明确：“我们在兴化王益谦先生手，得到续修《兴化县志》时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原稿两份…… 原稿《施耐庵墓志》和《兴化县续志》上所载的原文是毫无出入的。” 至于《兴化县续志》所载《施耐庵墓志》，与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所录的文字存在略微差异问题， 亦须换位思考。该调查报告通过对杨继云、施复苏等的调查，确知胡瑞亭是兴化县仓库文书，为调查户 口到过白驹1928年从施熊手抄去《施氏家谱》，后撰文《施耐庵诗籍考》刊登在《新闻报》上。由此可 证：刘仲书和胡瑞亭是在不同的时、地——一在1919年，一在1928年；一在施家桥（通过杨雨孙看 到），一在白驹镇（从陈铮处访得）——抄录了《施氏家谱》（非同一版本）上载的《施耐庵墓志》。 由于胡瑞亭是供报纸发表的，文字有所“节录”，遂致详略之别。 而且该调查报告还引刘仲书的话：“至于《兴化县续志》中的《施耐庵墓志》上所说施耐庵‘生于元元 贞丙申岁’、‘殁于明洪武庚戌岁’，都是照《施氏家谱》亲笔抄录的，不会错。”彻底排除了《兴化 县续志》上的《施耐庵墓志》据胡瑞亭增益的可能。 既然续志所载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文本材料来自《施氏家谱》，显然家谱的版本及其来源至关重要。 目前看来，除了苏北文联丁正华、苏从麟1952年前期发现的《施氏总谱》有两个版本外，1952年文化部 调查组又访得了六个《施氏支谱》和一个尚未公布的《施氏族谱世系》。 而后的1978年，兴化施家桥施耐庵墓地附近又出土了施延佐墓砖及其《处士施公延佐墓志铭》，经专家 辨认，出土的墓志铭表明，在兴化施家桥和大丰白驹镇一带，元末明初曾有一位施以谦之父、施廷佐之 曾祖的施彦端。结合二十五年前，即1952年文化部调查组所见的施祥珠版本家谱，其中载录的“施氏族 谱世系”曰： 第一世：始祖讳彦端字耐庵行一，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元末自苏迁兴后徙海陵白驹，因占籍 焉。明洪武初，徵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孔门第五十七贤之常公之裔，葬于白驹镇 西北圩施家桥。 施氏族谱中的“始祖讳彦端字耐庵行一元至顺辛未进士……隐居著《水浒》自遣……”，与王道生《施 耐庵墓志》记述的“公讳子安字耐庵……为至顺辛未进士……先生之著作有……《江湖豪客传》即《水 浒》”等，足可相互印证。搞清楚这一基本事实，足以认定《施耐庵墓志》的文献性质，可以放心用来 处理施耐庵的生平身世。 三、辨清墓志文本的语源 兴化施彦端是否字耐庵、是否为《水浒》作者？三十年来，凡是给出肯定答案的其主要根据有四点： 一、《施氏家簿谱》中“始祖彦端公”右侧下旁注着“字耐庵”三字，且经江苏省公安厅于1982年10月 检验证实 “‘字耐庵’三字与《施氏家簿谱》字迹为同一个人所写”，非后人妄添；二、既然王道生 《施耐庵墓志》文本材料来自《施氏家谱》，而《施氏族谱》中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中有“先公 耐庵……著《水浒》”字样。三、出土的施延佐墓砖指明施以谦之父、施廷佐之曾祖即施彦端，确认实 有其人；四、王道生《施耐庵墓誌》中也有“字耐庵”以及“著《江湖豪客传》即《水浒》”字样。 而质疑派主要是就族谱、墓砖铭文、县志所录墓志三者之间的联络关系发难。杭州师大马成生质疑族谱 的真实性，其反复发文称：江苏省公安厅所证实的“‘字耐庵’三字与《施氏家簿谱》字迹为同一个人 所写”，只证实“字耐庵”三字是中华民国七年(1918)僧满家手录《施氏家簿谱》时的手迹，证实此三 字出于僧满家之手，但是此三字究竞是僧满家于何时添注上去的？不得而知。[8] 再者，马先生在质疑 的文中还强调：1978年出土的墓砖铭文《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中，“施廷佐是施彦端曾孙，然而，砖 上刻着的也是‘曾祖彦端’，并无什么‘耐庵’字样。此《铭》是出土文物，无疑具有极高的史料价 值。这，就使旁添的‘字耐庵’三字‘疑’上加‘疑’了。”[9] 对此，欧阳健先生认为，满家于民国七年(1918)出家为僧，特手录《施氏家簿谱》以为纪念，故“字耐 庵”三字为满家于民国七年(1918)所录；而且，据1953年徐放考察报告称，他们当时看到的几本《施氏 家谱》，在“字耐庵”处，该三字一律写在行侧，否定了后来填补的可能。 其他的质疑问题还有不少，下面以墓志为起点，不妨看看历来质疑派都有哪些疑点，以及这些质疑是否 成立。 图表 1：《兴化县续志》中王道生《施耐庵墓志》。 现先转录《施耐庵墓志》全文如下： 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 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 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尚可缕述；公之面目，余虽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 岁，享年七十有五，届时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烛畅谈先生轶 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 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 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生乱世，则虽 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室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与余墙 一间，惜余生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述元（文昱之字），迁其祖墓而葬于兴化之大营 焉，距白驹镇可十八里，因之，余得与流连四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 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 呜呼！国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负，以鹰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作，小人当道之世哉！ 先生之身世可谓不幸矣。而先生虽遭逢困顿，而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遂闭门著书，以延岁 月，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 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 下面，针对《兴化县续志》以上载录文本，质疑声音层出不穷，试一一辨析、反驳。 （一）关于墓志语源是否是近代或清代以后用语的问题 1、“校对”一词的出处。 查汉语大词典“校對”条：明•沈德符（1578—1642)《野获编•著述•国学刻书》：“近年北监奏请重刊 二十一史，陆续竣事，进呈御览，可谓盛举矣，而校对卤莽，讹错转多。”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 一：“命朱珪、戈涛、卢文弨、翁方纲等，校对于翰林院后堂东宝善亭内。” 由此可知，“校对”一词在明代万历时代已在使用，并非现代人的用语。 2、“水浒”称谓的出处。 例证一：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编成于万历十四年）卷一百七十七《经籍考•传记类》： 《水浒》者，罗贯著。贯字贯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 详。 例证二：明•许自昌（1578—1623）《樗斋漫录》（约编成于万历三十七八年前后）卷六： 宋江何尝从军也？宋师何尝胜辽也？余藏《癸辛杂志》《宣和遗事》，所载详略不同。若田虎、王庆归 功《水浒》，固不足辨，如蓟州、五台，此事正属契丹，宋人岂能掉臂出入耶？ 例证三：明•钱希言《戏瑕》（自序于万历四十一年）卷一： 《点鬼簿》中具有宋江三十六人事迹，是元人钟继先所编。《宣和遗事》亦载宋江并花石纲等事，施氏 《水浒》，盖有所本耳。一云，施氏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因润饰以成篇者也。 由此可知，称谓《水浒》一名，在明代嘉靖万历时代已广泛使用。 （二）关于字或号“子安”在谱内重名犯讳的问题 有人认为，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中“公讳子安，字耐庵”之“子安”——施子安，指的是家谱中第十 二代的“子安”，由此反证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显系伪造。 对此，欧阳健先生认为，子安应为施耐庵之名，彦端为尊号，由于这个名为当时人所罕知，所以其十二 世也恰巧取了同一个名，正如江阴祝塘梧塍《徐氏族谱》凡例云：“人既散处，闻问鲜通，其幼辈之犯 尊讳及等辈之多复名，既难枚举，有一字号而三四人共之。”而且，在《施氏家谱》中不同代亦有同名 者，如第九世和第十五世，均有“东来”可证。[7] （三）关于“某即某”是否“现代人才有”的问题 墓志有“《江湖豪客传》即《水浒》”字样，为此，何心先生等质疑称：“《江湖豪客传》，即《水 浒》”等“不是明代人的口语，而是近代的口语”。至今，此质疑点仍有学者唱和道：“为何这个王道 生提前六百多年便运用起来?” 其实仔细探究，明代已有例证。如袁无涯《忠义水浒全书》“发凡”： 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 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而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 小家照应之法。[6] 由此“郭武定本即旧本”可见，明代即有某即某的说法，此并非六百年之后的现代人才有的“语言口 吻”。 四、关于施耐庵科第问题 此问题来源于墓志中“至顺辛未进士”一句。比如，李骞先生在《谁是〈水浒传〉》的作者》中质疑 称： 先说“至顺辛未进士”，根据《元史•选举志》记载，元朝开科选士一共进行了七次，分别是仁宗延佑二 年、延佑五年；至治元年；泰定元年、泰定四年；天历三年(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元统元年。 《元史》虽然是皇家修订的，或许有很多不利于统治者的史料会被删除，但是开科考试这样无足轻重的 事是断不会漏记的，而且这七次考试是有一定规律性的，即每次科考相隔三年。王道生所说的“至顺辛 未进士”，是指施耐庵在公元1331年考取进士，这纯属奇闻，因为至顺辛未这年元朝根本就没有开科考 试，施耐庵又怎么考取进士？ 那么是不是王道生将“至顺元年”误为“至顺辛未”？然而，至顺元年的进士名单中并无施耐庵的踪 影。进士已属天子门生，高中皇榜的人史书上应该不会有误。 再看王道生的“曾官钱塘二载”说，钱塘就是现在的杭州。如果施耐庵在杭州做过官，那怕是个不入流 的小官吏，即使《元史》上没有记录，地方志上也应该有零星记载，但《浙江通志》、《杭州府志》、 《钱塘县志》等地方史书上，元代的大小官员名单中就没有施耐庵或施子安其人。以此推论，王道生的 《施耐庵墓志》完全是无中生有、道听途说的闭门造车，因为历史上就没有施耐庵其人。[10] 那么，史料上究竟有没有“至顺二年辛未及第”之说呢？这个问题，此前学界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解 释，故此今天仍被很多质疑者反复提及。 其实，这个疑案已经欧阳健先生近日揭秘。原来，“元至顺辛未二年进士”实际上确实没有发生过，这 就是《元史》不载的原因，但是根据其他史料记载，像《浙江通志》上，却载录“至顺二年辛未”榜， 这便是有名无实的“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疑案。[11] 《浙江通志》历来被称为佳志，学术价值、历史价值极高。按，《浙江通志》创修于嘉靖三十年 （1551），成书于嘉靖四十年（1561），康熙二十三年（1737），付刻成书，《钦定四库全书》即据此 刊本予以收录。但是，该志却载录“至顺二年辛未”榜。比如杨观其人故实，见乾隆《钦定四库全书》 中之钱惟善《江月松风集•卷十二•杨隐君挽诗》序曰： 杨隐君挽诗 君讳亮，字明叔，上饶人。其子观，登至顺二年进士第，授饶州录事，再授翰林检阅而君 卒，学士揭公志其墓。 图表 2 ：《钦定四库全书》中杨隐君挽诗条之“至顺二年进士”字样。 图表 3 ：《杨隐君挽诗》 或许，还有人疑问《钦定四库全书》，该处是否有笔误可能？答案是否定的。其旁证是同治版《广信府 志》，亦如此载录杨观故实。见《广信府志•隐逸传》卷九十七《揭文安集》： 上饶杨亮，字明叔，元高士也，与钱惟善为友，子观，至顺二年进士，为翰林检阅。亮卒，钱惟善挽诗 有“身入风涛亲在念，恩沾雨露子登科”之句，载《江月松风集》。 图表 4：《广信府志•隐逸传》卷九十七《揭文安集》之“至顺二年进士”字样。 那么，“至顺辛未进士”究竟原因何在？据欧阳先生考证，其中有一段政治原因在焉。比如元代的刘 基、张宗元、宇文公谅等，其参加会试的时间在1333年春二月，其实所用的年号仍是至顺，称“至顺四 年进士”并无不当，但《元史》等却刻意模糊了其具体年代信息。如张宗元，雍正《开化县志》卷六 “选举”载录为：“至顺元年，秘书监。府志缺榜，旧志缺年。”旧志为什么会“缺年”？可能是本人 不愿说明。雍正志录作“至顺元年”，至顺元年庚午（1330）确有一科，却非张宗元应考的那科。《浙 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一“文苑”便来了个通融之法，作“至顺初进士”。然至顺通共才四年，怎能把至 顺四年说是“至顺初”呢？ 再如刘基，《明史》本传作：“元至顺间，举进士，除高安丞。”用了个“至顺间”，含糊了之。又如 叶岘，《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六“孝友”有传，中云：“母尝病心痛，扶持不离侧。母怜之，令外 息。岘夜潜入间壁扪心达旦。母终，举进士，历官南安尹。”通过叙事，巧妙地回避了中进士的年代。 但是今天看来，《浙江通志》毕竟还是录入了其实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至顺三年壬申”、“至顺二年辛 未余阙榜”。在《浙江通志》中，刘基，连同张宗元、徐祖德、叶岘等均是“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 却不承认实际上是“元统癸酉李齐榜”。由此可证，元人王道生称施耐庵“至顺辛未进士”，并非不可 解。 此外，有人以施耐庵之名不见于《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为怪。其实，是亦不足为疑。据欧阳先生考 证，钱大昕《元进士考》载：元统元年（即至顺四年）癸酉科进士百人，自同同、李齐、余阙，至虎理 翰、张兑，共41人。[12] 其中，它包括《浙江通志》已录为元统癸酉（1333）李齐榜的许广大，录为至 顺三年壬申（1332）的宇文公谅，录为至顺二年辛未（1331）余阙榜的刘基、叶岘；尚缺59人，包括 《浙江通志》已录的徐祖德、张宗元、徐益、程元善。杨观、施耐庵不在其列，不足为异。 《浙江通志》中“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以及《钦定四库全书》、《广信府志》等史料上“至顺二年 进士”的存在，是史料呈现于世人面前的，虽然其掩盖了历史的真实面目——但这却也反证了“至顺二 年辛未进士”之说确实存在，证实施耐庵墓志所记述之“耐庵……为至顺辛未进士”并非后人向壁虚 构。总之，家谱以及续志所载《施耐庵墓志》为后人伪造说之立论，难以成立。 （本文承蒙欧阳健先生不吝指教并提供有关文献、资料，特此鸣谢。2011.06.19 陈传坤记） 参考文献： [1] 胡适.《水浒传》考证[M].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79:1-6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8:96-100. [2]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施耐庵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3] 刘冬.施耐庵四世孙施廷佐墓志铭考实[J].江海学刊，1982，（3）. [4] 欧阳健.高水准的社会历史调查——1952年文化部施耐庵调查成果评估[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 2011，（1）. [5] 刘仲书.施耐庵历史的研究[M].稿本.兴化市图书馆. [6] （明）袁无涯.忠义水浒传全书发凡[M].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十七)，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 [7] 欧阳健.关于《水浒》作者施耐庵之我见[J].吉林大学学报，1983,(6). [8] 马成生.或疑或信重说施耐庵——近数十年来有关《水浒传》作者的论述[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版）,2010.(9):4—7. [9] 马成生.“钱塘施耐庵”难与兴化施彦端“合一”[M].水浒争鸣(第十一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9. [10] 李骞.谁是《水浒传》的作者[J].文学自由谈，2007.（4） [11] .欧阳健.“古代小说与人生体验”博客：http://qianqizhai.blog.hexun.com/62309103_d.html （访问时间：2011年6月20日8:08） [11] 钱大昕.元进士考[M].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五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58－61. 作者：陈传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