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著者问题研究 浦海涅 江苏苏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在明清文学的宝库中，《水浒》一书实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宏篇巨制，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 制，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对这部奇书的著者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这也造成了目前学术界对于“水浒 著者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 进入近代以来，学术界对于水浒著者研究的基本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并不存在施耐庵其人。胡适先生1921年就在《水浒传考证》中提出：“‘施 耐庵’大概就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字。”鲁迅先生由水浒版本入 手，继而于1923年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提出“疑施（耐庵）乃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学者戴不 凡等又提出“施耐庵实无其人”，而是明正德、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托名或为其门客托名所作。 　 第二种观点是以罗尔纲、王晓家诸先生为代表，主张把《水浒》创作的功劳记在罗贯中的名下。持 此论者通过将《水浒》与其它罗著小说进行比较，联系明清史料中对于罗贯中生平的记述，从而分析得 出《水浒》为罗贯中所著的论断。 第三种观点认为《水浒》作者为元末明初人施耐庵。目前大多数论著均主此说。随着上世纪80年代 大丰、兴化等地施氏文物史料的发现，更极大地支持了这一观点。 第四种观点则是主张《水浒》的著作权当由施耐庵与罗贯中分享，即施罗合著说。这里的合著并非 特指两人在同一时间地点共同创作《水浒》，而是就两人各自在《水浒》成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谈 的。这种观点因为有较大的兼容并蓄的空间，因而支持者亦是为数众多。 试观以上四种观点，从对施耐庵的态度来看，前两种否认施氏的存在，后两种观点则肯定了施耐庵 的存在。“施著说”与“施罗合著说”尽管在罗贯中在水浒创作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方面存在分歧，但在 肯定施耐庵确有其人方面其实是一致的。而持否认态度的两种观点，由于近年来《水浒》研究的不断深 入，大批史料的相继发现，支持托名说观点的学者已日见减少；支持罗著说观点的学者虽仍大有人在， 但其在论证过程中论据疑点较多，方法也值得商榷。接下来，我将主要对罗尔纲先生在《水浒传原本和 著者研究》一书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商榷。 一、 由前人文献看水浒著者问题 　　历史上关于《水浒》著者的论述甚少，可供援引的也只有寥寥数条，且这数条之中尚存在一个辨伪 存真的过程。 　　罗尔纲先生在《水浒真义考》一文第三节，首先援引了高儒、郎瑛的论述。高儒在嘉靖十九年 （1540年）著的《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中说道：“《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 中编次。”郎瑛在所著《七修类稿》卷23中也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 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两者均提出了“施本罗编”的观点。所谓“罗编”应当也就 是罗贯中在施耐庵原著《水浒》的基础上加以一定的润色，然后编辑付梓，即郎瑛所说的：“原亦有 迹，因而增益编成之耳。”这里的“原迹”不是施耐庵所作的《水浒》的“本”，又是什么？罗尔纲先 生在这里只肯定了“罗编”，而对“施本”的存在避而不谈，似乎有些片面了。而后罗先生又引清人章 学诚论及《三国》模仿《水浒》的话。然章氏的观点只是认为《三国》、《水浒》之中存在相似的地 方，罗先生却把两者在某些方面的相似说成两书为一人所著的论据，殊不知“真理向前走一小步即成谬 误”。 　　罗尔纲先生之所以否认施耐庵的存在，关键在于施氏的生平目前尚未确定。明人胡应麟说：“世传 施号耐庵，名字竟不可考。”不可考，在罗先生这里就等同于无此人了。试想，户籍制度如此完善的今 日，中国仍有为数不少的黑户口，更何况是元末明初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 　　罗尔纲先生在《水浒真义考》一文中还提到罗贯中生平的问题，引用明人田汝成、王圻的论述，结 合贾仲明在《续录鬼簿》中的论述，以为“足证确有罗贯中其人其事”，但我们细细分析一下这些论 据，又不难发现问题颇多。贾仲明著《续录鬼簿》中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 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 知所终。”学界一向认为贾说真实可信，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证明罗贯中确有其人，是否为《三国》、 《水浒》诸书的作者，贾仲明并未说明。至于罗尔纲先生所引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卷25中的论 述，真实性就可疑了。田认为罗贯中是南宋时人，因著《水浒》子孙三代皆哑。姑且不论我们目前并没 有关于罗贯中子孙情况的任何旁证，单就这个“三代皆哑”来看就更像是封建卫道士对所谓“坏人心 术”者的诅咒，实属不足为据的无稽之说。田汝成是嘉靖五年进士，其书亦当作于嘉靖年间，其书中大 量涉及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宿命论思想，作者为了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所述亦多是不可稽考或 是道听途说的故事，所以，试想一个明代中叶的人对于他假想为南宋人的罗贯中的荒诞不经的记述又怎 能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用以证明自己观点的论据呢？至于王圻所著《续文献通考》卷177经籍考传记类中 对于罗贯中的记述，鲁迅先生在《小说旧闻钞》中即作过研究：“案罗贯中子孙三代皆哑之说始见于此 （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之所谓‘说者’，殆即指田叔禾。”王圻袭用田 氏不经之谈，更误罗本之名为罗贯，更是不足置辩了。而罗尔纲先生独引此二人之说来论证“《水浒》 罗著”的观点，窃以为误矣！ 　　二、 从罗著小说与水浒对勘看《水浒》著者问题 　　罗尔纲先生所支持的“《水浒》罗著说”理论体系，以罗著小说与《水浒》文本对勘后得出的某些 相似处作为其立论的一块重要基石，然而我们细细探究一下便可发现其中漏洞不少。 　　目前，我们还能看到的可能为罗贯中创作的作品，小说有《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隋唐 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四种，戏曲《宋（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一种，罗尔纲先生进行文本 对勘也主要用这几部，尤以20回本《三遂平妖传》着力最多，用以进行对勘的《水浒》是1973年上海人 民出版社影印的100回本《忠义水浒传》，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罗先生也承认确定为罗贯中独力完成的所 谓“《水浒传》原本今不存” ，而容与堂百回本是目前可见的唯一一种并未署上著者、编者姓名的版 本，但是由于高儒在《百川书志》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与这个刻本的情况基本吻合，因此不少学者推断此书此书亦是施撰罗编之作，既然有罗贯中参与编修的 可能，那么在这样一个大部头的名著当中出现几处编修者作品的痕迹，又有什么不可理解？至于《三遂 平妖传》一书是否确为罗贯中所作，实际上在学界还是存在分歧的。据明泰昌元年刻《北宋三遂平妖 传》卷首，被认为是冯梦龙托名张誉所作的序言说：“余昔见武林旧刻本止二十回，首如暗中闻炮，突 如其来，尾如饿时嚼蜡，全无滋味，且张鸾、弹子和尚、胡永儿及任、吴、张等，后来全无施设，而圣 姑姑竟不知何物，突然而来，杳然而灭，疑非全书，兼疑非罗公真笔。今观兹刻，回数倍前……闻此书 传自京都勋臣家抄本，即未必为罗公笔，亦当出自高手。”一席话，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此人看过罗尔 纲先生引以为据的“海内孤本明刻罗贯中《三遂平妖传》20回原本”，而从那时起就有人对罗贯中著 《三遂平妖传》提出了质疑。目前可见的20回本《三遂平妖传》果是“首如暗中闻炮，突如其来，尾如 饿时嚼蜡，全无滋味”，倘若这就是罗贯中的原本，而《三遂平妖传》又如罗尔纲先生所言作于《三国 演义》之后，我们又如何解释一个作家在达到了创作《三国演义》那样的高峰之后，又写出这样的欠通 之作，更不用说要这样的作家在几年后创作出如《水浒》一般的宏篇巨制。倘若，这并非罗氏所著，罗 尔纲先生又怎能用他人托名之作代替原本进行文本对勘呢？ 　　实际上，我们比较一下两种版本的《三遂平妖传》，其中的细节都有不同程度的取法前人记述的痕 迹，决不仅仅是《水浒》一部。20回本中有写东京街头卖艺行法术的艺人杜七圣与弹子和尚斗法的一 段，其情节与南唐尉迟渥所著的《中朝故事》中的一段十分相似。《三遂平妖传》第10回中写道： 　　元来这个人在京有名，叫做杜七圣。那杜七圣拱着手道：“我是东京人氏，这里是诸路军州官员客 旅往来去处，有认得杜七圣的，有不认得杜七圣的，不识也闻名。年年上朝东岳，与人赌赛，只是夺头 筹。有人问道：杜七圣！你会甚本事？我道：两轮日月，一合乾坤。天之上，地之下，除了我师父，不 曾撞见个对手与我斗这家法术！”回头叫声：“寿寿我儿，你出来！”看那小厮脱剥了上截衣服，玉碾 也似白肉。那伙人喝声采道：“好个孩儿！”杜七圣道：“我在东京上上下下，有几个一年也有曾见 的，也有不曾见的。我这家法术，是祖师留下，焰火炖油，热锅囗[假字亻去换火旁]碗，唤做续头法。 把我孩儿卧在凳上，用刀剖下头来，把这布袱来盖了，依先接上这孩儿的头。众位看官在此，先交我卖 了这一伯道符，然后施逞自家法术。我这符只要卖五个铜钱一道！”打起锣儿来，那看的人时刻间挨挤 不开。约有二三伯人，只卖得四十道符。杜七圣焦燥不卖得符，看着一伙人道：“莫不众位看官中有会 事的，敢下场来斗法么？”问了三声，又问三声，没人下来。杜七圣道：”我这家法术，交孩儿卧在板 凳上，作法念了咒语，却像睡着的一般。”正要施逞法术解数，却恨人丛里一个和尚会得这家法术，因 见他出了大言，被和尚先念了咒，道声：“疾！”把孩儿的魂魄先收了，安在衣裳袖里。看见对门有一 个面店，和尚道：“我正肚饥，且去吃碗面了来，却还他儿子的魂魄未迟！”和尚主人面店楼上，靠着 街窗，看着杜七圣坐了。过卖的来放下箸子，铺下小菜，问了面，自下去了。和尚把孩儿的魂魄取出 来，用碟儿盖了，安在棹子上，一边自等面吃。 　　话分两头，却说杜七圣念了咒，拿起刀来剁那孩儿的头落了，看的人越多了。杜七圣放下刀，把卧 单来盖了，提起符来去那孩儿身上盘几遭，念了咒，杜七圣道：“看官！休怪我久占独角案，此舟过去 想无舟。逞了这家法，卖一这伯道符！”双手揭起被单来看时，只见孩儿的头接不上。众人发声喊道： “每常揭起卧单，那孩儿便跳起来。今日接不上，决撒了！”杜七圣慌忙再把卧单来盖定，用言语瞒着 那看人道：“看官只道容易，管取这番接上！”再叩齿作法，念咒语，揭起卧单来看时，又接不上。杜 七圣慌了，看着那着的人道：“众位看官在上！道路虽然各别，养家总是一般。只因家火相逼，适间言 语不到处，望看官们恕罪则个！这番交我接了头，下来吃杯酒。四海之内，皆相识也！”杜七圣伏罪 道：“是我不是了，这番接上了。”只顾口中念咒，揭起卧单看时，又接不上。杜七圣焦燥道：“你交 我孩儿接不上头，我又求告你，再三认自己的不是，要你饶恕，你却直恁地无礼！”便去后面笼儿里取 出一个纸包儿来，就打开撮出一颗葫芦子，去那地上把土来掘松了，把那颗葫芦子埋在地下。口中念念 有词，喷上一田水，喝声：“疾！”可霎作怪！只见地下生出一条藤儿来，渐渐的长大，便生枝叶，然 后开花，便见花谢，结一个小葫芦儿。一伙人见了，都喝采道：“好！”杜七圣把那葫芦儿摘下来，左 手提着葫芦儿，右手拿着刀，道：“你先不近道理，收了我孩儿的魂魄，交我接不上头，你也休要在世 上活了！”看着葫芦儿，拦腰一刀， 　　剁下半个葫芦儿来。却说那和尚在楼上拿起面来却待要吃，只见那和尚的头从腔子上骨碌碌滚将下 来，一楼上吃面的人都吃一惊；小胆的丢了面，跑下楼去了，大胆的立住了脚看。只见那和尚慌忙放下 碗和箸，起身去那楼板上摸一摸，摸着了头，双手捉住两只耳朵，掇那头安在腔子上，安得端正，把手 去摸一摸。和尚道：“我只顾吃面，忘还了他的儿子魂魄。”伸手去揭起碟儿来。这里却好揭得起碟 儿，那里杜七圣的孩儿早跳起来。看的人发声喊。杜七圣道：“我从来行这家法术，今日撞着师父！” 　　《中朝故事》中则作： 　　咸通中，有幻术者，不知其姓名，于坊曲为戏。挈一小儿，年十岁已来，有刀截下头，卧于地上， 以头安置之，遂乞钱，云活此儿子。众竞与之，乃叱一声，其儿便起。明日又如此，聚人千万，钱多 后，叱儿不起，其人乃谢诸人，看云：“某乍到京国，未获参拜。所有高手在此，致此小术不行，且望 纵之，某当拜为师傅！”言讫，叱其小儿，不起。俄而巡吏执之，言：“汝杀人，须赴公府！”其人 曰：“千万人中，某一难逃窜。然某更有异术，请且观之，就法亦不晚。”乃于一函内取一瓜子，以刀 划开臂上，陷瓜子于其中。又一法起其儿子无效。斯须露其臂，已生一小甜瓜子在臂上。乃曰：“某不 欲杀人，愿高手放斯小儿起，实为幸矣！”复叱之，不兴。其人嗟叹曰：“不免杀人也！”以刀削其甜 瓜落，喝一声，小儿乃起如故。众中有一僧，头堕地。乃收拾戏具，并小儿入布囊中，结于背上。一面 吐气一道如匹练，上冲空中，忽引手攀缘而上，丈余而没，遂失所在。其僧竟身首异处焉。 　　情节内容如出一辙，当为《三遂平妖传》效法而作，另《三遂平妖传》中文彦博破王则故事，据清 人王士祯在《居易录》、《香祖笔记》诸书考证“今小说演义记贝州王则事，其中人亦多有依据”， “《平妖传》多目神，借用吕文靖事。指使马遂，乃北寺留守贾魏公所遣，借作潞公耳。”而 　　罗尔纲先生于其作《水浒传的著者及其成书年代》一文中引用了何心先生的成果，用《水浒》与罗 著《赵（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的对勘，得出“九朝八帝班头，四百年开基帝主”等五处相同，以此作 为罗著《水浒》的又一条佐证。且不论一为小说，一为戏剧，两者是否可以相提并论，亦不论对勘所得 只言片语的相同是否可作证据，就这五处本身而言也并非无懈可击。试以“九朝八帝班头，四百年开基 帝主”一句为例。这是《龙虎风云会》第一折中苗训的话，在《水浒》引首中亦有出现，但我以为这不 过是宋代以来民间对宋太祖赵匡胤的一个通俗称谓，是否必为施、罗首倡？未必。如《西湖二集》第一 卷《吴越王再世索江山》一篇中便有“……从此天下定矣，（赵匡胤）果然做了九朝八帝班头，四百年 开基帝主……”而《飞龙全传》第44回中，亦有“那赵匡胤乃是九朝八帝班头，天大的福分”一句，由 此断定两书为一人所著，恐怕仍需斟酌。 　　而罗尔纲先生也承认“采用他人的诗句或他人的回末语溶化入自己的撰著中，在元明的话本小说和 明代的章回小说中，那已成为一种写作的习惯了”，若真如此，罗尔纲先生又怎能断定《三遂平妖传》 中的赞词不是引用施著《水浒》之中的呢？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称罗贯中为施耐庵门人，“亦 效之为《三国志演义》”，则师傅与门人在作品之间存在相似又有什么不可理解的？更何况罗贯中对施 耐庵的作品还有一个编次的功劳。在这过程中，将一些自己较满意的作品加入其中，或是在自己以后的 创作中引用一点师傅的作品，这也未尝不可，罗尔纲先生以此而否定施耐庵的存在，把著书之功全记在 罗氏一人名下，窃以为未必竟然。 　　即便罗尔纲先生的对勘成果可以作为论据，亦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学界亦有认为施耐庵即是著 《幽闺记》的施惠，倘若我们将《水浒》与《幽闺记》进行比较，在两者的描写手法上亦有许多相似的 地方。（这点在王利器先生的《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一文中已有详细的记述。）倘若罗先生的对 勘成立，则王先生的比较亦可言之成理，以此论之，难道罗贯中又成了《幽闺记》的作者不成？ 　　三、从人民大众的态度及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看《水浒》的著者问题 　　罗尔纲先生在其作《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一书中，用以证明《水浒》为罗贯中所著的另一条证 据则是在《三遂平妖传》与《水浒》两书中作者表现出来的对人民大众都普遍抱以深厚的同情态度。从 逻辑学角度讲，这充其量不过是罗先生理论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还远不是充分条件。实际上，只要看 看明清两代的作家作品，关心人民疾苦，同情百姓遭遇的作品可谓比比皆是，这是与当时文人出身贫 寒，又多屈身下僚的情况分不开的。《红楼梦》、《聊斋志异》、三言二拍之类的不朽名著，其中哪一 部里找不到同情人民大众的味道？更何况，施罗二人又是生逢元末乱世，想必这种悲天悯人的情结尤为 深刻。以此来证明两书为一人所作，实在有些牵强。 　　反观《水浒》、《三国》诸书，从对农民起义的态度、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来看，则又存在着许多 不尽相同的地方。 　　首先看《水浒》与罗著诸书对农民起义的态度。在目前我们所认为是罗贯中所著的小说当中，我们 不难找到一种共性，即对农民起义持一种明显的否定态度，无论是《三国演义》中对黄巾起义的记述， 还是《残唐五代史演义》中对黄巢的描写，亦或者《三遂平妖传》中对贝州王则起义的妖魔化，无处不 体现出这种倾向。而在施耐庵所著的《水浒》当中，我们则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对梁山泊一百单八将英 雄行径的歌颂。在罗尔纲先生笔下，罗贯中变成了一位“抱着政治理想站在人民立场的作家”，却又说 “被限制在题材的框框内，脱不了封建主义正统观念和邪正观念”，而据罗尔纲先生考证时年85岁的罗 贯中在创作《水浒》的时候，在思想上却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弯，这未免太过理想化了。倘若如罗尔纲先 生所言，罗贯中先著《三国》，再著《平妖》，最后著《水浒》，那就是说罗贯中在元末乱世，群雄并 起之时对朱元璋、张士诚等农民起义领袖的前辈口诛笔伐，到了明朝江山一统，国家安定团结的时候， 反倒关起门来念起那些“杀人越货的强盗”的好了。这样的逻辑实在让人费解。但以上顺序在任何环节 上出现颠倒，罗尔纲先生的理论又要出现若干恐怕连先生自己也无法解释的纰漏了。 　　再从《水浒》与《三国》的艺术表现手法来看。罗贯中以丰厚的传统历史题材为依托，以“七实三 虚”之法创作《三国演义》，基本情节采自陈寿等人的著述，并加以作者一定的虚构调整，《残唐五代 史演义》等书也大致如此。这一点在学界已基本得到广泛认同。而《水浒》则有不同，宋江等人本就是 封建势力讳言的乱党强盗，史书中正面描写甚少，施耐庵正是在这些零散的史料基础上，大量地加入了 对生活现实的虚构，使小说的血肉趋于丰满。正如明人胡应麟所言：“郎（郎瑛）谓此书（《水浒》） 及《三国》并罗贯中撰，大谬。二书浅深工拙，若霄壤之悬，讵有出一手理？” 　　四、关于施耐庵生平疑问的探讨 　　施耐庵是否真为罗尔纲先生所说：“《水浒传》著者署名之一的施耐庵无证可信”呢？在罗尔纲先 生看来：“周亮工与金圣叹同时人，他不相信《水浒传》的著者为施耐庵，提出‘定为耐庵作，不知何 据’的质问，可是因为后来《贯华堂水浒传》本流行最广，‘此书遂为施有矣’，使人们认为施耐庵所 著，而考其由来，实出于金圣叹的作伪。”先不论金圣叹作伪了没有，鲁迅先生在《小说旧闻钞》中有 这样的记述：“案尝见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已题‘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盖在圣叹前。”由此 可知，施耐庵成为世人认定的《水浒》作者绝非是靠金圣叹的鼓吹。周亮工对《水浒》著者的看法实际 上还是本着一名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他更多的是用“故老传闻”、“相传 为……”、“又传为……又云”这样的词句提出探讨。“予谓世安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 一句，更表明了周氏在《水浒》著者问题上的倾向：《水浒》为施、罗之外的人托名之作。 　　至于王道生著《施耐庵墓志》中提到施耐庵“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罗尔纲先生以《元 史•选举志》中至顺二年并未开科，“又查《钱塘县志》过去的知县并无施氏其人”，从而断定《墓志》 为“好事者的捏造”。但是，至顺辛未年到底有没有开科呢？刘冬先生在《施耐庵生平探考》一文中引 《浙江通志》记载：“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张宗元、刘基、徐祖德、乐枧。”既然至顺二年未开科， 这里为何又有四个辛未进士？再者，这里谈及的进士，是否可能并非一般认为的“廷试进士”，而是 “乡贡进士”，即后代所说的举人呢？钱惟善所著《江月松风集》中卷十二云“……其子观，登至顺二 年进士第……”，又洪武年间的《苏州府志》卷十三记载：“至顺二年，乡试，潘如圭。”正德《姑苏 志》所载与此相同。（引陈建华《施耐庵“元朝辛未科进士”试证》）由此看来，王道生所说施耐庵为 辛未进士，也并非无稽可考，这也进一步解释了民间流传的施耐庵与刘基是师兄弟传说的由来。而“官 钱塘二载”，《钱塘县志》无记载的问题，则是由于元代官员设置极为紊乱，官员记载又非常简略。以 此亦不能断定施耐庵未曾在钱塘做过官，自然也不能如罗尔纲先生所云“无证可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