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三十年 　　我国建国三十年来，各条战线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经历了艰难和曲折。我们有许多可供总结的 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只有认真地正确地总结这些经验，我们的事业才能更好的前进。《红楼梦》研 究作为学术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具体学科，三十年来同样走过了曲折的道路，这方面的经验也值得总结。 　　《红楼梦》与我们民族的关系太密切也太特殊了。如果没有了《红楼梦》，对我们历史悠久的民族 文化来说，将是怎样的一种缺陷啊!《红楼梦》的问世，虽然是在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末期的十八世纪中 叶，这以前，我们的民族早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涌现出不少对民族文化艺术作出宝贵贡献的 伟大作家；但无可否认，《红楼梦》一经出现，就与我们的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 象征，它向全世界证实——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的水准在时代允许的条件下，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 　　《红楼梦》研究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⑴，开始于清朝的光绪年间，但《红楼梦》广为流传 和引起人们研究的兴趣，乾嘉时期就开始了⑵，那时距离《红楼梦》问世不过几十年。此后，二百多年 来，阅读和研究《红楼梦》蔚为风气，致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谚语流传，各 个时期出现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⑶，历久而不衰。全国解放后，由于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是继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的一次重大的文艺思想斗争，使《红楼梦》这部作品格外引人注目，红学 成了最热门的学问，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发表⑷，甚至当“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学 术文化惨遭荼毒的黑暗时刻，还一度出现了百学俱废唯独红学“勃兴”的畸形局面。应当怎样看待这种 历史现象呢?对建国以来《红楼梦》研究的进展状况、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应当怎样估计?本文拟 作一些初步的考察和探讨。 一 　　《红楼梦》在全国解放后很快受到重视，不是偶然的。我国革命是在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文 明国度里进行的，党的领导者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对历史文化遗产始终给予高度重视，早在民主革命时 期就规定了批判地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的正确的方针政策。这一政策，使得即使在炮火纷飞的 战争年代，许多文物古迹得到了妥善的保存。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也没有犯民族虚无主义的错误， 和苏联不同，没有出现拉普派⑸。一九五一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的方针，发出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这一重要文件是周总理亲自签发的。同时，人 民出版机关整理出版了一批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就在其中。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作家出版 社整理出版的新版《红楼梦》印行九万册，赢得了空前广泛的读者群，受到了新的欣赏艺术的公众的欢 迎。 　　但是，怎样认识《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如何把古代的艺术珍品变成新的历史时期的群 众所能够接受的宝贵财富，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胡适派主 观唯心论的研究方法，他们用实用主义的哲学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古代作家 和作品的进步性常常被加以扭曲乃至抹煞。新版《红楼梦》整理出版的同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 出版了⑹，随后他又发表了《红楼梦简论》⑺。这些论著对帮助向读者介绍《红楼梦》，是起了一定的 积极作用的，但它不能给读者以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读者希望正确理解《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和客观上 还没有正确阐释?《红楼梦》的著作，这两者之间发生了矛盾。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⑻，就是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 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 才会产生。”⑼李、蓝文章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他们尖锐地指出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 观点和方法存在着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简单地把《红楼梦》当作作者“感叹身世”的“情场忏 悔”的自传，从而否定了它对封建社会进行全面解剖的典型概括意义，二是提出“钗黛合一”论，抹煞 《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思想倾向；三是认为《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作品，它的主要观念是 “色空”；四是在论述《红楼梦》和传统文学的关系时，进行简单比附，否定了《红楼梦》的独创性。 这些批评是严肃而中肯的，虽然批评的是《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但对整个古典文学研究来说， 具有普遍意义，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治学方法的一次冲击。而且，李希凡、蓝翎在进行批评的时候，并 没有完全抹煞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劳绩，《评〈红楼梦研究〉》一文特意列举了俞平伯在考证方面 所作的贡献，指出“这些属于考证学范畴的成绩，都是俞平伯先生三十年来最可珍贵的劳动成果，对于 《红楼梦》的读者是有很大帮助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结尾处也说：“所有的旧红学 家们，一直到俞平伯先生，在考证《红楼梦》和对《红楼梦》若干细节的分析和批评上，都或大或小地 作出了一些贡献，这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接受的。”采取的基本上是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 后来毛泽东同志支持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并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写信给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 关同志，提出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不是个小问题，而是“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 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⑽，要求引起重视。这以后，便展开了一场以批判胡适派主观唯心 论为目标的规模巨大的文艺思想斗争。当时进行这场斗争，我以为还是有一定必要性的，因为新型的人 民政权刚刚建立，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污垢，还在散发着霉烂的气息；为了巩固政权，需要彻底打扫 旧的基地，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会促进打扫基地的工作加速进行。但是，三十年后重新看待这场斗 争，认真检验思想斗争波涛的沉淀物，可以发现它确实存在着缺点和局限。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虽然带有思想斗争的性质，但毕竟是学术问题。从总结经验来 说，对待学术问题搞全国性的群众批判运动，不是一种好的方法，不利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 针。(二)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观点和方法是错误的，但对《红楼梦》具体问题的考证，对版本源 流和成书过程的分析，有不少正确的地方，不是毫无可取，李希凡、蓝翎最初的文章已经注意到了这一 点；可是后来随着群众性批判运动的展开，对俞平伯的观点乃至整个新、旧红学，就缺乏具体分析的态 度了，而是形而上学地认为，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污水和婴儿一起泼掉了。 　　“五四”后出现的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其观点和方法上的局限和错误，是无庸讳言的，他们没 有并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胡适在《红楼梦考证》、 《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⑾等文章中，反复阐述的“贾政即是曹俯”、“贾宝玉即是曹雪芹”的“自叙 传”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给《红楼梦》研究制造了极大的混乱，其结果不是有助于阐发 而是贬低了《红楼梦》的深刻的社会意义。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从学术发展 史的角度加以考察，应该承认新红学强调结合作者的生平家世来研究《红楼梦》，重视版本的辨伪工 作，还是对的，比起旧红学来是一个进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基本上采用的就是胡适的一些观 点。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中，紧接引用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观点之 后，即写道：“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说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为汉军，而《石头记》实其 自叙也。”⑿又说：“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 ‘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⒀对胡适考证《红楼梦》的观点，基本上给予了肯定⒁。在新、旧 红学的各家中，胡适的观点还是有不少合理的成分的，不能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后来走向反动而全部加以 抹煞。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和《红楼梦研究》，其主要方面是沿袭胡适的观点和方法，他超过胡适的 地方，是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考订和分析更为细密，涉猎的问题也较广泛，具有一定的体系性，实 为新红学派的集大成者；如果撇开他的唯心主义观点，拨开由烦琐考证造成的恍惚迷离，我们是不难找 到它们的合理的内核的。 　　新红学是与旧红学相比较而存在的。旧红学诸派别中，以索隐派影响为最大。索隐之说，在红学史 上发源甚早，晚清之时曾有多家张扬此说，而尤以陈康祺在《燕下乡脞录》中提出的“纳兰成德家世 说”⒂、王梦阮在《红楼梦索隐》中提出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⒃和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 提出的“康熙朝政治状态说”⒄更具代表性，附会者极多。他们的共同点，是强调《红楼梦》的政治寓 意，方法是“阐证本事”，寻求书中物事和历史上的物事的“关合”之处。特别是蔡元培的《石头记索 隐》，是索隐派红学的压卷之作，俨然成一体系，为推求《红楼梦》中的人物与清初历史上的人物的关 系，他提出了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三项，即(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⒅。这 就把索隐派红学从理论上固定下来了。《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作品，硬要把它和历史上发生的具体 事件相比附，指书中的某个人物写的就是现实中的某个人物，这种研究方法显然不正确，也行不通。当 时就有钱静方在《红楼梦考》中予以批评：“此说旁征曲引，似亦可通，不可谓非读书得间。所病者举 一漏百，寥寥钗、黛数人外，若者为某，若者为某，无从确指。虽较明珠之说似为新颖，而欲求其显豁 呈露，则不及也。”又说：“要之，《红楼》一书，空中楼阁，作者第由其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 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过若即若离，轻描淡写，如画师所绘之百像图，类似者固多，苟细按之，终 觉貌似而神非也。”钱氏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但他自己又倾向于“纳兰家世说”，结果陷入了矛盾， 目的在批评其他的索隐派，实际上也批评了他自己。胡适对索隐派的批评，也颇中肯，他说索隐派红学 是“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⒆，话虽尖刻，却能概括旧红学的方法论的实质。但是，任何一种有 影响的学术观点的出现，都不应视为偶然的现象，都有其所由产生的客观条件和时代背景，自有其一定 的合理性。旧红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不对的，但它主张不把《红楼梦》看作单纯的爱情小说，希望能夊? 发掘和探索作品的政治寓意，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从这点上说，即使对于旧红学，也不能采取全盘 抹煞的态度。一九五四年的《红楼梦》研究批判，于新红学于旧红学都有简单化的倾向，这一学术上的 教训，足堪记取。 二 　　一九五四年开展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宣告了胡适派新红学的终结，标志着《红楼 梦》研究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就其对红学的发展来说，它还是从总的方面起了向前推进的作用。全 国解放后《红楼梦》一下子引起那么广泛的注意，吸引那么多的研究者，不能不认为与一九五四年的批 判运动有直接关系。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绝大多数古典文学研究者、文艺理论工作者和作 家，都对《红楼梦》评价问题发表了意见，其中不少文章，如王昆仑的《关于曹雪芹的创作思想》、杨 向奎的《曹雪芹的思想》、霍松林的《试论〈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舒芜的《〈红楼梦〉故事环境的安 排》⒇等，对曹雪芹的创作思想和《红楼梦》的思想艺术，论述得颇有见地，曾获得了好评。作家出版 社一九五五年编辑出版的《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四集注释(21)，共收入讨论文章一百二十九篇，近一百 万字，盛况实属空前。但一九五四年的批判，主要的是一次思想斗争，因而线条勾勒得比较粗，批判和 斗争有余，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作深入的研究则显得不够。真正使《红楼梦》研究进入新的轨 道，还是在那场大批判运动过去之后。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即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是《红楼梦》 研究正式进入新轨道后稳步发展的阶段，是我国红学发展史的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红学，明显 地带有自己的特点，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 　　第一、这一时期关于《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的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开始形成系统性。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有充分的翔实可靠的资料为前提，历史上新学科的建立，都需要 经过搜集和整理材料的阶段。《红楼梦》成书过程的复杂性和红学流派的繁多，使得《红楼梦》研究的 资料工作显得更加重要。我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远不 够充实，缺乏系统性，疏漏也比较多，特别社会情况较完备的材料，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注释(22)。但 《红楼梦》研究比较特殊，红学在其一开始就重视资料工作。新红学派在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上是有成绩 的，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跋〈红楼梦考证〉》、《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考证红楼梦的 新材料》，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和《读红楼梦随笔》注释(23)等著作，都曾为 《红楼梦》研究提供过有用的材料。《红楼梦》早期的两个重要抄本庚辰本和甲戌本注释(24)，都是胡 适最先看到并介绍于世的注释(25)。俞平伯一九五七年辑录出版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注释(26)，为 研究脂砚斋等人的批语提供了方便，省却了研究者的翻检之劳；他以戚本为底本校订的《红楼梦八十回 校本》注释(27)，也有助于对各种不同版本的比较和研究。一粟编的《红楼梦书录》和《古典文学研究 资料汇编·红楼梦卷》注释(28)，是汇集《红楼梦》研究资料最丰富的两部书，受到红学界的普遍重视 和欢迎。周汝昌独辟蹊径，对曹雪芹上世资料的发掘，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写的《红楼梦新证》注释 (29)作为一部资料书，使任何有志于红学研究的人都无法绕行。吴恩裕对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和交游方 面的资料的搜求，更见辛勤，一九五四年下半年，他发表了《曹雪芹的生平》的长篇文章注释(30)，一 九六三年出版《有关曹雪芹十种》注释(31)，一九六五年出版《曹雪芹的故事》注释(32)，填补了《红 楼梦》作者生平方面的许多空白。吴世昌在英文版《红楼梦探源》以及回国后撰写的文章中，对庚辰、 甲戌、梦稿等《红楼梦》的早期抄本和脂砚斋的批语，作了大量的深入的研究注释(33)，提出了系统性 的看法。同时，为了使更多的研究者都能看到第一手材料，文学古籍刊行社和中华书局先后影印出版了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甲戌本和乾隆百二十回抄本《红楼梦稿》，以及研究曹雪芹生平的许多 重要资料，如爱新觉罗·敦诚的《四松堂集》、爱新觉罗·敦敏的《懋斋诗抄》、张宜泉的《春柳堂诗 稿》、明义的《绿烟锁窗集》、裕瑞的《枣窗闲笔》、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和《高兰墅集》、《月 小山房遗稿》等。这些一向被红学家视为珍本秘籍的重要资料的印行，打破了极少数人对资料的垄断， 推动了《红楼梦》研究向普及方面发展。而文化部、全国文联、作家协会和故宫博物院于一九六三年八 月联合举办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陈列出二千多件展品，包括曹雪芹的生平家世， 《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红楼梦》的版本、绘画和对《红楼梦》的评论研究，以及以《红楼梦》 为题材的戏剧、电影、曲艺和工艺美术作品等等，内容十分丰富，许多展品都是首次搜集到的注释 (34)。可以认为，截至文化大革命前夕为止，关于《红楼梦》和作者曹雪芹的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和 出版工作，成绩是至为显著的，为走上新轨道的《红楼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这一时期《红楼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来评价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尽量同索隐派旧红学和胡适派新红学划清界限。和以往 不同，大家不愿意再搞不触及重大问题的烦琐考证了，也不再就事论事或简单地到思想里面去找产生思 想的原因，而是注意解剖明清之际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从经济关系中寻找《红楼梦》这部书产生的客 观依据。因此，对《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的研究受到了普遍的重视。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两篇文 章，一篇是邓拓写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注释(35)，另一篇是翦伯赞写的《论十八世纪 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注释(36)，这是两篇结合历史背 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阐释《红楼梦》的思想意义的力作，掌握材料之丰富和论述问题之深刻，至 今没有另外的同类文章能够在这方面超过它。这两位著名学者因“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不幸先后逝世， 红学界的同志们在追念他们的时候，当不会忘记他们为红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在具体研究和分析《红 楼梦》的思想艺术方面，也有两篇文章需要提到，这就是吴组缃的《论贾宝玉的典型形象》注释(37)和 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注释(38)。前者实为通过分析人物形象阐发《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和解剖作者创 作思想的拔萃之作，读者至今会记得这篇文章对贾宝玉思想的弱点和局限所作的警辟论断：“一个樵 夫，坐在树枝丫上面，用斧子砍他所坐的那枝丫；他所要砍掉的，正是他赖以托身的。”用这样一个民 间故事作比，是非常贴切的。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是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写出来的、全面论 述《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的文章，他自己对这篇文章也比较满意，虽然文中有些观点曾引起过争论， 但作为研究红学的一家言，它的理论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对帮助读者正确认识和理解《红楼梦》的思想 内容和艺术特点，起了颇为有益的作用。“四人帮”时期把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诬为“修正主义红 学”的代表作，是完全错误的，今天应去掉那些诬蔑不实之词，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此外，五十年代后 期还有一些评论文章，如陈中凡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罗根泽的《曹雪芹 的世界观和〈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及社会背景》、蒋和森的《曹雪芹和红楼梦》、殷孟伦的《略谈 〈红楼梦〉的人物语言》、郭沫若的《〈红楼梦〉第二十五回的一种解释》，以及刘世德、邓绍基的 《评〈红楼梦〉是“市民文学”说》、王佩璋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等注释(39)，论述 上均有一定深度，或提出了新鲜的见解，或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也曾在红学界引起过注意。 　　第三、在研究途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这一时期的红学是多采多姿的，初步呈现出了百花竞 放的局面。清末民初和全国解放以前，《红楼梦》研究是比较单调的，占压倒优势的是索隐和考证两大 派别，很少有人从思想和艺术的结合上作深入的研究，即使有，也是零星片断的感想，不为人所重。全 国解放后，随着对胡适派新红学的批判，研究风气变了，除部分研究者继续从事考证外，大量出现的是 研究《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的文章和论著。研究的路子越来越开阔，思想内容的研究既有总论，也有 分论，有的研究作品的主题，有的研究人物形象，有的研究作者的世界观和创作思想；艺术方面有的则 研究人物描写，有的研究语言，有的研究结构；形式上有单篇文章，也有专著。涉及范围之广和形式之 多样，远远超过了解放前。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大杰的《红楼梦的思想与 人物》注释(40)，是一本值得注意的著作，它主要从分析人物形象入手，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作 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一九五七年，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集》注释(41)出版，收论文十七 篇，基本上包括了作者批判新、旧红学和研究《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的学术成果。人民文学出版社一 九五七年出版的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注释(42)，是对《红楼梦》作艺术分析的有一定特色的著作， 作者用抒情的笔调细致剖析《红楼梦》的思想、人物、艺术，别有一种风格；后来对这本书所进行的批 评，虽说未尝没有抓住一些不妥贴之处，但总的看来是属于简单化的批评。商榷讨论可以，采取从根本 上否定的态度，是不公平的。在这一时期的《红楼梦》研究中，人物论的形式似乎格外发达，据不完全 统计，仅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年间，关于人物论的文章就发表了六十一篇。这是《红楼梦》研 究的一个进步，它和《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形象典型程度高以及红学历来有分析人物的传统有关。在为 《红楼梦》人物著论的诸家中，王昆仑的成就最为突出，早在四十年代他就撰写了《红楼梦人物论》一 书注释(43)，一九六二年以后又逐篇作了改写，立论稳健，分析透辟，文笔通脱，自成体系，不愧为红 学研究中一束别具特色的鲜花。 　　第四、这一时期《红楼梦》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各种观点逐步趋于明朗化，特别对《红楼梦》所 反映的思想性质的不同认识，旗鼓相当，摆开了阵势，所有的研究者都不能不在这个问题上亮明态度， 决定去取。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质和思想倾向如何理解，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某种意 义上也可以看作是新、旧红学的争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旧红学的索隐派认为《红楼梦》是政治 小说，新红学则认为是作者为情场忏悔而写的自传，这是他们对《红楼梦》思想性质的理解。经过一九 五四年对胡适派主观唯心论的批判，原封不动地坚持这些观点的不能说没有，但毕竟不多见了。如果撇 开对一些枝节问题的争论不谈，关于《红楼梦》所反映的思想性质和思想倾向问题，这一时期总的可以 概括为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红楼梦》虽然写的是一个封建大家庭的衰落，却可以看 作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缩影，书中表现的一定程度的平等观念、要求婚姻自由和反对束缚人的个性的思 想，已经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明中叶以后就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 芽的一种反映；另一种观点不赞成上述说法，认为《红楼梦》反映的思想虽具有进步性，但那不过是我 国古已有之的进步思想传统的继承而已，在本质上没有提供出什么新东西。前者以李希凡、蓝翎等为代 表，他们一九五四年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就曾提出：“关于贾氏衰败的问题，这体现着红楼 梦主题思想的基本的一面。它是和整个清代社会史的发展相联系着的，它表明着社会阶级结构的变 化。”邓拓、翦伯赞等支持李、蓝的观点，他们通过对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得出了在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的萌芽在许多方面取得发展的情况下，产生思想上和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分子是很自然的结 论。邓拓指出：“曹雪芹就是属于贵族官僚家庭出身而受了新兴市民思想影响的一个典型的人物……他 基本上是站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的。必须从这一点来分析，才能更清楚地认识《红楼梦》的历 史意义。”注释(44)后者以何其芳为代表，他在《论红楼梦》一文中，系统地反驳了前一种观点，并申 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新兴的阶级的思想除了这种和过去的传统的继承关系或相类似而外，还必须 有质的差异，还必须有它那个阶级特有的色彩。而我们从清代的几位思想家和《红楼梦》的思想中都找 不到这种质的差异，这种特有的色彩。”注释(45)这就是说，在何其芳看来，不仅《红楼梦》不代表新 兴阶级的思想，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清初的思想家，也不代表新兴阶级的思想。曹道衡在《关于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及其与〈红楼梦〉的关系》一文中，对这种观点作了更加具体的阐 述，认为清初的几位思想家不是一个流派，和《红楼梦》“并无显著的关系和相互影响，因此牵合这些 思想家来研究这些小说的办法是不科学的”注释(46)。对《红楼梦》反映的思想性质和思想倾向的不同 理解，还特别集中表现在对贾宝玉典型形象的不同评价上。李希凡、蓝翎在论述贾宝玉的思想特征时写 道：“贾宝玉不是畸形儿，他是当时将要转换着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在他的性格中反映着 人的觉醒，他已经感受到封建社会的一切不合理性，他要求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下去。这种性格愈发展 愈明显愈强烈，也就与封建官僚地主阶级所要求的距离越大，当时的社会也就会更加迫害他，贾宝玉的 性格与社会的冲突也就愈来愈尖锐。但是当时的社会却是没有给这样的人准备下出路，这些‘英雄’也 只能够以个人的形式去反抗当时的社会，同时也注定了他反抗的无力因而他的结局就只能是悲剧的。但 这不是个人的悲剧，因为正是通过了贾宝玉的悲剧性格，透露了社会新生的曙光。”注释(47)另一种观 点与此相反，他们认为“贾宝玉的男女平等观念只是属于自古已有的平等观念，并未带有近代的色彩。 它既不能被刊?入‘市民思想’或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范畴，而且与资本主义萌芽也是风马牛不相及 的。”注释(48)他们的结论是：“作者的基本立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的立场，他的思想里面同时 也反映了一些人民的观点。”注释(49)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本文不打算作具体评述，但不同的观点这 样明朗地摆出来，对红学的发展来说是件好事。也有的研究者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 的主要矛盾，来解释《红楼梦》的思想倾向和思想性质，提出“《红楼梦》的思想基础，是建筑在农民 力量的基础上”注释(50)。但这种看法是极少数研究者在讨论中提出的，没作进一步的阐述，没有形成 事实上的红学派别。构成红学派别的还是上述两种观点，他们各有自己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特点，所依据 的方法论和对材料的处理也大有差异，而且各自团结了一批拥护者，可以看作是红学研究新的不同学派 的开始萌生。 　　第五、自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段时间红学的发 展是不平衡的，如波浪起伏，时高时低。大体上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九六一年，《红楼梦》研究比 较沉寂，发表的文章比较少，尤其一九六○年，全年只有《光明日报》和《山东大学学报》各发表一篇 文章注释(51)。一九六二年开始回升，到一九六三年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时候，出现了研究高 潮，许多报刊都发表了纪念文章注释(52)，有的学报还出了专号。其中较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文章，有茅 盾的《关于曹雪芹》、何其芳的《曹雪芹的贡献》、俞平伯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李希凡 的《悲剧与挽歌》、张天翼的《略谈曹雪芹的红楼梦》、刘世德和邓绍基的《〈红楼梦〉的主题》、吴 组缃的《贾宝玉的性格特点和他的恋爱婚姻悲剧》、郭预衡的《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蒋和森 的《红楼梦爱情描写的时代意义及其局限》、周立波的《读“红”琐记》、黄秋耘的《红楼梦琐谈》、 袁世硕的《〈红楼梦〉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邓魁英的《王熙凤的典型意义》、聂石樵 的《论红楼梦的语言》、邢公畹的《红楼梦语言风格分析上几个先决问题》、杨绛的《艺术是克服困 难》、赵齐平的《关于〈红楼梦〉成书过程》、陈毓罴的《红楼梦是怎样开头的》、吴世昌的《红楼梦 稿的成份及其年代》、钟敬文的《近代进步思想与红学》、童庆炳的《谈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等 注释(53)。这一批文章无论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探讨，还是对有关版本及成书过程的研究，都具有 一定的深度，代表着建国后《红楼梦》研究的新水平。茅盾写的《关于曹雪芹》注释(54)，以高度凝练 的语言深刻地阐述了《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这部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以及作者曹雪芹的生 平家世、创作经过、红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等等，称得上一部红学简史。茅盾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 “表现在贾宝玉身上的思想积极因素，一方面是继承了李卓吾、王船山的反封建的思想传统，另一方面 也是中国十八世纪上半期新生市民阶层意识形态的反映。”接着，文章对《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作 了深刻的分析，他说：“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虽有发展，而封建经济仍然占支配 地位，封建政权仍然很强大，而且利用政权工具，通过垄断性的官办手工业大工场，对城市手工业和商 业进行多种多样的压迫和限制。在这样的情形下，商业资本家找到了一条风险较小的生路，即以高利贷 形式剥削农民乃至中、小地主，进一步兼并土地，取得又是商人又是地主的两重身份。同时，大地主和 官僚也放高利贷，也经商(且不说当时还有“皇商”呢)，对小商人、个体手工业者和小作坊所有主进行 剥削。这样，当时市民阶层的上层分子和封建地主、官僚集团，既有矛盾，又有勾结；而市民阶层的广 大底层(小商人、个体手工业者和小作坊所有主)则经济力量薄弱，且处于可上可下的地位，对封建主义 又想反抗又不敢、不能反抗到底。这就决定了当时市民阶级思想意识中的积极因素(要求废除封建特权， 要求个性解放等等)，从来不是以鲜明的战斗姿态出现，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反封建之不会彻底(正如李卓 吾、王船山之反封建思想不能完全彻底，而带着时代和阶级的烙印)。这也就决定了十八世纪中国市民阶 层之历史命运——不能发展为资产阶级。”他的结论是：“《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一生，象征了当时新 兴市民阶层的软弱性和它的历史命运。”茅盾在这篇文章中，还从艺术结构、人物描写、文学语言三个 方面，高度评价了《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这篇文章因发表于已开始进行“文艺批判”的时候，不久就 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没有受到红学界应有的重视。现在应去掉尘埋，使它固有的光彩重新放射出来。 　　这里还有必要提到，在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前夕，红学界还开展了一场关于曹雪芹卒年问题的 争论。当时这场争论的规模很大，仅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至七月八日三个月的时间，《光明日报》、 《文汇报》就连续发表了吴恩裕、吴世昌、周汝昌、周绍良、陈毓罴、邓允建等写的驳难文章十二篇注 释(55)。关于曹雪芹的卒年，历来有两说：一为壬午说，即主张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公 历为公元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一为癸未说，主张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公历为一七六 si年二月一日。壬午说提出最早，根据的是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的一条脂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 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 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自胡适一九二八年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中提出此说后，二十年间基本 上没有异说。直到一九四七年周汝昌在天津《国民日报》上发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注释(56)一文，才根据敦敏《懋斋诗抄》的《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诗，提出了曹雪芹卒于癸未年除夕。 全国解放后，分别支持两说的文章都曾发表过注释(57)，但由于材料所限，没提供出新证据，各执一 说，莫能上下。一九六二年曹雪芹二百周年忌在即，周总理听说对卒年有不同意见，提出可以讨论一 下，遂发表了上述文章。应该说，这次讨论是有收获的，虽然还不能最后作结论，但两说对材料的分析 更加深入了一步，论点和论据整理得愈来愈清晰了。后来姚文元对这次讨论大肆狂吠注释(58)，诬蔑这 次讨论是资本主义“大复辟”的一个表现，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他的反动矛头所向是敬爱的周总理，今 天应该把这个旧案翻过来。 　　总之，到一九六三年前后，《红楼梦》研究又深入了一步，许多迹象表明，红学研究的新的突破正 在酝酿之中。 三 　　历史的发展是充满曲折的，红学发展的历史也不例外。正当已经走上正确轨道的《红楼梦》研究酝 酿着新的突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掀起了一股狂热的否定一切的思潮。始而在越是精华越要批 判的口号下，《红楼梦》和它的作者遭到了粗暴的批判和否定，继而这部作品便当作“黄Se小说”和大 批中外优秀遗产一起被打入冷宫。同时，解放后《红楼梦》研究的成果也全部一笔抹倒，世间的事物一 夜之间仿佛都翻了一个过：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价《红楼梦》，被认为是“文艺黑线”在红学研究 中的集中表现。似乎只有认为人类历史从“四人帮”开始，才有可能为自己争到生存的权利。 　　但《红楼梦》的遭遇毕竟有点特殊。就象曹雪芹是个善于创造奇迹的天才一样，《红楼梦》的流传 始终是富于传奇性的。可以说自《红楼梦》问世以来，无论反动统治阶级怎样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地删 削、篡改、禁止、销毁这部作品，都无济于事，《红楼梦》照样流布，并越来越深入人心。“四人帮” 横行时期也是这样，《红楼梦》继续拥有自己的读者，甚至以新的抄本的形式秘密流传；而且读这部作 品的人还可以为自己找到辩护的理由，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曾经高度评价过这部作品，这在当时的历史条 件下，是最充足、最无法辩驳的理由。 　　毛泽东同志的确对《红楼梦》评价甚高，不仅支持了一九五四年对新红学派的批判，而且后来也经 常谈到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一九六二年一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分析了《红楼梦》产生 的时代背景，提出：“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 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注释(59)一 九七三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又一次谈到了《红楼梦》，他说《红楼梦》是思想和艺 术结合得最好的一部古典小说，提议干部要多读几遍，并批评了认为《红楼梦》主要是写爱情的肤浅的 看法，明确指出《红楼梦》是写政治斗争的，谈情是为了打掩护。同时也指出，建国以来用马克思主义 观点研究《红楼梦》的还不多。这以后，报刊上便开始陆续发表关于《红楼梦》的文章，而且越来越 多，形成了一个热潮，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九七四年一年，中央和地方报刊就发表了三百一十九篇评论 《红楼梦》的文章。就其群众性与广泛性来说，这次评红运动是空前的。 　　应当怎样看待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四年的“评红热”呢?这里有种种复杂情况，需要作具体分析。首 先，就广大群众来说，他们参加这次评红运动，是试图用毛泽东同志阐述的关于《红楼梦》的观点，来 研究和分析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特别着重对这部书的思想内容作分析，肯定《红楼梦》不是一般的描写 爱情的小说，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和政治寓意的作品，这是应予肯定的，它对推动《红楼梦》研究 有一定意义。其次，就一部分古典文学工作者来说，在“四人帮”砸烂传统、摧残学术文化的反动政策 之下，长期以来不能从事研究工作，他们趁毛泽东同志肯定《红楼梦》的机会，通过这部书做点文章， 不能说没有一定寄托的性质。第三，在当时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许多评论《红楼梦》的文章，形而 上学、绝对化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大都过分强调了书中反映的阶级斗争的内容，到处都在计算书中 一共写了多少条人命，贾府有多少血泪帐，每天挥霍了多少两银子；很少有人作艺术分析，特别对爱情 描写重视不够，仿佛《红楼梦》里根本没有描写爱情似的。这是当时评红当中的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实 际上就是庸俗社会学的沉渣泛起。第四，“四人帮”乘机插手了评红运动，他们散布了一些极其荒谬的 观点，如反党野心家江青以“半个红学家”自诩，提出《红楼梦》里有“几十条人命”，“好了歌”是 《红楼梦》的䊸?题歌等等，流毒极广。他们甚至想方设法把评红纳入篡党夺权的轨道。如所周知，当时 “四人帮”为了转移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批判，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批孔反儒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评 论《红楼梦》也成了这场运动的组成部分，因而一个时期阐述《红楼梦》反孔反儒思想的文章倍增。 《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具有反孔学、反儒学的倾向，是毫无疑义的，阐述《红楼梦》思想的时候， 应该指出这一点；但是，一时间出现那么多说明《红楼梦》如何反孔的文章，不能不说是受了那时的风 潮的影响。特别是“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方岩梁等写的文章，阴阳怪气，王顾左右而言他， 看不出有任何研究《红楼梦》的诚意；而有的文章，如《封建末世的孔老二——〈红楼梦〉里的贾政》 注释(60)，则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这已经变成阴谋红学了。“四人帮”搞的这一套， 对红学是一种亵渎，是三十年来红学研究的大倒退。我以为对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的群众性评红运 动，必须作这样的具体分析，才或许能够较为符合实际，笼统地全盘加以否定或肯定，都是不正确的。 　　现在《红楼梦》研究中有一种倾向，就是对“四人帮”横行时期流行过的一些观点，不加分析，都 一律加以否定；尤其对“四人帮”打着毛主Xi的旗号来歪曲毛泽东思想的伎俩，估计得不够充分，致使 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连同毛泽东同志讲述过的一些关于《红楼梦》的观点，也轻易地给予了否 定。例如毛泽东同志曾讲过《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内容是写政治斗争的，谈情是打掩护，又说过 第四回是全书的纲等等。这些观点对不对呢?我以为作为《红楼梦》研究的一说，是可以的。《红楼梦》 确实不只是写爱情的作品，书中有许多尖锐的政治内容，有些描写甚至直接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为 什么不可以说它是政治小说呢?实际上，《红楼梦》问世以后，许多读者和研究者都看到了这一点。甲戌 本第一回在跛足道人说英莲“有命无运，累及爹娘”八个字上面有一条脂批，写道：“八个字屈死多少 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 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用此二语以订终身，则知 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这条脂批断然驳斥了《红楼梦》只是言情的说法。至于后来， 除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直称“《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注释(61)以外，《乘光舍笔 记》的作者也曾说过“《红楼梦》为政治小说”注释(62)。孙静庵在《栖霞阁野乘》中则说：“《红楼 梦》一书，说者极多，要无能窥其宏旨者。吾疑此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而非徒记载私家故 实。”注释(63)昭琴也说：“吾国之小说，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注释(64)；并以元春 归省为例，进一步解释说：“其归省一回题曰‘天伦乐’，使人读之萧然飒然，若凄风苦雨起于纸上， 适与其标名三字反对。绝不及皇家一语，而隐然有一专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读之而自喻。”注释 (65)这说明政治小说是自有红学以来就有的一种说法，并不是后来的新的发明。而《红楼梦》对封建社 会末期广阔生活面的描写，对今天的读者来说，确可以当作历史来读。因此，就这个意义而言，称《红 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是可通的，不至于发生误解，以为书中写的是清以前的历史题材。至于以谈情掩 护书中描写的政治内容，确实也是作者运用的一种手法，可以列举大释?例证加以证明。例如《红楼梦》 第一回有这样一段描述：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 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 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 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这里所说的“大旨谈情”，和所谓“毫不干涉时世” 一样，都是一种掩饰之词。不仅如此，书中在描写爱情纠葛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政治性很强的 寓意深长之笔。如第十六回，宝玉将北静王水溶送给他的“圣上亲赐”的香串转赠给林黛玉，黛玉 当即掷还，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一句话，把王爷连同皇帝都打入“臭男人”之列了。 这些地方，爱情描写就起了打掩护的作用。而认为《红楼梦》里的爱情描写具有掩护作用，也不完全是 新说，早在光绪十三年，潘德舆在《读红楼梦题后》中就曾提出：“吾谓作是书者，殆实有奇苦极郁在 于文字之外者，而假是书以明之，故吾读其书之所以言情者，必泪涔涔下，而心怦怦三日不定也。”注 释(66)《红楼梦说梦》的作者二知道人也说：“蒲聊斋之孤愤，假鬼狐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 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是一把辛酸泪也。”注释(67)孙渠甫在《石头记微言》中说 得更明确：“《石头记》一书，其底里真实之事，皆寓于边僻之处，须看其不要紧处，方能得之……书 面为谈情之书，书底为伤馋哀怨之书。”注释(68)王梦阮《石头记索隐提要》也说：“盖尝求之，其书 大抵为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为时忌讳，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变例出 之。假设家庭，托言儿女，借言情以书其事，是纯用借宾定主法也。”注释(69)这不足以说明，毛泽东 同志说的《红楼梦》里的谈情有些是打掩护的，是有所本的吗?至少这是《红楼梦》研究中的一说，为什 么不可以这样提呢?又比如，毛泽东同志还曾提出第四回交待“护官符”，在全书中可以起到纲领的作 用，这个观点，是从认为《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直接派生出来的，我认为同样没有什么大错。《红 楼梦》的读者和研究者若想不被书中大量的爱情描写所迷惑，能够抓住《红楼梦》的反封建的政治内 容，正确认识和理解第四回是个重要关键，因为这回书提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间的荣损与俱的不寻 常关系。这个关系可以使薛蟠打si人不偿命，还可以把地方官吏变成唯他们之命是从的走狗，由此可见 那一社会是何等黑暗。抓住这个纲领，就不会简单地认为《红楼梦》是爱情小说了。戚本第四回有一首 回前诗，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这首诗写道：“请君着眼护官符，把笔悲伤说仕途；作者泪痕同我泪， 燕山仍旧窦公无。”看来这首回前诗的作者是颇有眼光的。当然，我并不是说由于这种观点是毛泽东同 志所赞同和支持的，就不可以有不同看法，不能进行讨论；不是的，在进行学术讨论和探讨真理的过程 中，每个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并且不可能有什么不准问津的禁区，而是说在探讨和讨论的时候， 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能从一个极端一下子跳到另一个极端，更不能因人废 言，因为“四人帮”作恶时期曾流传过这些观点，就全盘抹煞这些观点。 　　“四人帮”横行时期，《红楼梦》研究遭到了破坏；另一方面，也有两项意外的收获，这就是发现 了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皊?新材料，关于《红楼梦》版本的研究有新的进展。吴恩裕在一九七三年《文 物》第二期上发表的《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新发现》一文注释(70)，首次介绍了新材料的内容， 包括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的大概内容、《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的彩绘风筝图谱、扎绘风 筝的歌诀、《考工志》自序、董邦达为《考工志》写的序言和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残稿等。后来， 吴恩裕又陆续发现了《废艺斋集稿》的《岫里糊中琐艺》册中曹雪芹论光与画的残篇、讲编织印染的残 文、《斯园膏脂摘录》的片断及关于金石印章的部分残存文字注释(71)。一九七七年十月，吴恩裕又发 现了曹雪芹生前用过的两只书箱，书箱上有曹雪芹续弦妻芳卿写的一首悼亡诗注释(72)。对这些发现的 真伪红学界尽管尚有不同看法注释(73)，但应当肯定，这些发现是颇为难得的，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 下，就贸然断定其为伪作，不能认为是科学的态度。现在发现这些材料的吴恩裕已经故去了注释(74)， 他在苦心搜求曹雪芹传记材料方面获得的成果，将永远为人民所纪念，红学界不会忘记他的劳绩。 　　关于《红楼梦》版本研究方面的新进展，主要表现在这个时期大家对《红楼梦》的版本情况极为关 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了庚辰本和甲戌本，并第一次影印出版了戚蓼生序 本；香港的刊物上同时刊出了对苏联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藏的一种《石头记》抄本的介绍，据 信这是一个颇具特色的抄本注释(75)。此外，还有南京出现的靖应鹍藏抄本《石头记》，也是一种较早 的抄本，毛国瑶曾将该抄本不见于戚本的批语过录下来，周汝昌在《〈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 一束》中作了详细介绍。这为《红楼梦》的版本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许多研究文章于是出现注释 (76)，推动了《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工作。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的只有三回又两个半回的一种《石头 记》残抄本，经吴恩裕、冯其庸研究鉴定，确认是原北京图书馆藏的己卯本的散佚部分；同时根据 “晓”、“弦”、“祥”等字缺笔，考定己卯本《石头记》是怡亲王弘晓家的原抄本。这一发现也是很 有意义的，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红楼梦》问世之初在上层流传的情形注释(77)。冯其庸对庚辰本的研 究，也颇见功力，他的《论庚辰本》注释(78)一书，是在详细比较己卯和庚辰两本之后写成的，是近年 来研究《红楼梦》版本的有价值的专著。此外，还有两点也值得提出：一是冯其庸对曹雪芹上世的研 究，取得了新的成果注释(79)，一是文雷经过多方搜求，发掘出一批关于程伟元的新材料注释(80)，证 明并不象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程氏只是个书商，而是同时还是一个交游颇为广泛的文士，乾隆五十六年 (公历一七九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的校订和刊刻，他是发起人和主持者，所下功夫不一定比高鹗少 注释(81)。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而又矛盾的。“四人帮”时期掀起的“红学热”，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就他们歪 曲《红楼梦》、甚至妄图把红学研究纳入篡党夺权的轨道来说，这是坏事；而就学术文化沦于荒芜的情 况下，《红楼梦》研究仍然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得到了真实的收获这点说，又是好事。正如马克思所 说：“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注释(82)考察三十年 来《红楼梦》研究的历史，各种现象和本质之间充满了矛盾，我们应尽量避免表面化和浮面化的理解， 绝对需要的是透过纷繁迷离的各种表象，真正抓住事物的本质。 四 　　建国三十年来，《红楼梦》研究取得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比起古典文学其它方面的研究，或许要 更突出一些。但不容否认，这个领域的困难和尚待解决的问题，还是很多很多，可以说几乎在所有问题 上，诸如《红楼梦》反映的思想性质、曹雪芹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后四十回 的作者及其评价，以及主要人物的分析或对一个情节、一只曲、一首诗的理解，无不存在着针锋相对的 意见。文艺领域中还很少有另外一门科学象《红楼梦》研究这样，研究者的意见如此众说纷纭，令人莫 衷一是。这种情况固然说明我们对这部书研究得很不够，同时也预示着红学将有一个大的发展。马克思 说过：“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注释(83)不同观点的对 立，争论激烈，正是一门科学发展的征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红楼梦》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能够 有所突破，从而求得红学的新的更大的发展。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在一九六三年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时候，出现了一批有深度的比较好 的文章，当时已开始酝酿着红学研究的新突破。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把刚刚出现的红学突破 的萌芽席卷得无影无踪了，使《红楼梦》研究出现了大曲折。这自然是红学发展的很不幸的事情。但 是，我们如果往深一层去看，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方面加以理解，则会认识到曲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 里面有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经验教训可供总结。 　　如果从学术思潮发展的角度考察，我认为红学的发展一开始就酝藏着危机。《红楼梦》早期在传抄 过程中，脂砚斋以及其他批书人，是把作品和作者身世经历联系起来阅读的，这印证了《红楼梦》的写 实性。后来刊本问世，又被主要当作言情之作在社会上发生影响。但这时还不能说已经有了红学。蔡元 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的出现，标志着红学的诞生，可是这一派的基本方法是寻求影射，离开作品本身，别 求深意，结果不是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而是变成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变的图解。尽管如前所 述，索隐派红学不是毫无可取之处，它的别求深意确因为作品中有一定深意可求，但不能不承认，它问 世的同时便陷入了无可摆脱的危机。新红学否定旧红学，是红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但它着眼于作者 身世的考察，又把《红楼梦》当作了仅仅是作者感叹身世和情场忏悔的自叙传，甚至只讲作者身世，不 及作品情节，在离开《红楼梦》本身研究红学这点上，恰与旧红学殊途同归。一九五四年开始的对新红 学的批判，抓住了把《红楼梦》当作作者自传势必贬低作品的社会意义的实质，这在形式上似乎有点向 旧红学复归，因为都强调《红楼梦》的政治含义。但实际上一九五四年开始的《红楼梦》研究的新途 径，既不同于新红学，也不同于旧红学，它更强调从作品出发，真正把《红楼梦》还原为经过典型概括 的文学作品，所以打开了《红楼梦》研究的新局面。建国三十年来《红楼梦》研究取得的成绩，就是这 场批判带来的积极结果注释(84)。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一九五四年对新红学的批判，和新红学对旧红 学的批判多少有一点相似之处，就是发展到后来采取的是否定一切的简单否定的立场，不加分析，全盘 予以抹煞，而不是辩证的否定，没有在否定的同时有所继承，象马克思否定黑格尔那样。列宁指出： “辩证法的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否定，并不是任意的否定，并不是怀疑的否定、动摇、疑 惑(当然，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因素，并且这是它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这些，而是作为联系环 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的否定。”注释(85) 没有继承的简单的否定，不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否定，对于应被否定的对象来说，是缺乏攻击力的，同时 也不利于自身的发展。无论新红学还是旧红学，都是红学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强行割断它们之间的 联系是行不通的。红学的发展前后相继，没有旧红学就没有新红学，而没有新、旧红学，也不会有一九 五四年以后红学发展的新局面。有一种现象似乎不是很好理解，就是经过一九五四年那样大规模的群众 性的批判之后，为什么考证派新红学还有市场，并一度出现了方兴未艾的趋势；索隐派旧红学也没有彻 底销声匿迹，不时地还有局部的复活。原因何在?就在于那次批判没有实事求是地把新、旧红学中的合理 因素肯定下来。不肯定它的合理因素，合理因素仍然客观地存在着，而且必然顽强地表现出来，甚至不 合理的因素巧妙地用合理的因素包裹起来，重新出现以示“抗议”。相反，如果新的发展了的红学充分 吸收新、旧红学中的合理成分，那末新东西就壮大了，更有力量了，旧的东西便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 由。毛泽东同志六十年代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适当予以肯定注释(86)，后来又讲《红楼梦》是政治 历史小说，就意味着对新、旧红学合理因素的部分吸收。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不是向已经批判过的事 物投降，而是从既存思想材料汲取滋养，使新的事物发展得更加茁壮。但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红楼 梦》的思想性质和艺术表现手法的特点的概括，遭到了“四人帮”的歪曲，使红学研究一度走上了庸俗 社会学的道路，论者只看到《红楼梦》里反映的封建社会末期的形象历史，而忘记了《红楼梦》本身乃 是一部经过高度艺术概括的文学作品，结果走上了自己愿望的反面，仍然离开了作品本身，和新、旧红 学在这点上不得不处于同病相怜的境地。更有甚者，“四人帮”时期有一种评论《红楼梦》的文章，可 以利用作品中某个人物说的一句话，如王熙凤向刘老老苦穷时讲的“大有大的难处”，就洋洋洒洒，作 出万言大文注释(87)，而毫不涉及《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通篇都是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如何如 何。如果这也算《红楼梦》研究的话，只能叫做“借题发挥”的红学。 　　由此可以窥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就是《红楼梦》研究最容易犯的毛病是脱离开作品本身，不 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亦即《红楼梦发微》的作者弁山樵子所谓：“人物外别有人物，事实外别 有事实，评论于书外者也。”注释(88)历史上的旧红学、新红学以及“四人帮”猖狂时期的庸俗社会学 的红学或“借题发挥”式的红学，都是在这里失的足。当然并不是说不需要研究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 作者的身世经历，做这样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只是这种研究只有和作品本身紧密结合起来，才有意 义；单纯地研究《红楼梦》产生的历史背景，单纯地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生平，那是历史学或“曹学”， 与红学不能同日而语。因此，我认为要使《红楼梦》研究有所突破，提高新时期红学发展的水平，首要 的一步是需要研究者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作品本身的探讨上，使《红楼梦》的研究真正变成研究《红楼 梦》。对于全国解放后三十年来《红楼梦》研究的成果，须予以充分肯定，并发扬其优良传统；对于历 史上的各派红学的合理因素则应抱着无所不包括、无所不师承的态度，在批评谬见的同时尽量吸收其合 理因素，为我所用。新红学考证《红楼梦》的许多成果，实际上已为不少研究者所吸收，今后还应当这 样做。索隐派旧红学的思考问题的某些线索，也可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红 楼梦》第五回太虚幻境中“金陵十二钗正册”上关于元春的判词是：“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 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应当如何理解这四句判词的含义?能象程伟元、高鹗补上去的 后四十回的作者那样，由此附会为元春死在“寅年卯月”吗?还有人引唐代张的《宫词》“故国三千 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加以解释，说元春进宫以后“辨识出什么是生活的欢乐和 痛苦”。这自然也可以聊备一说。但“虎兔相逢”呢?能够简单地认为作者是用兔喻指元春而以虎喻指封 建宫廷吗?据史料记载，康熙帝死于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历一七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按干支为壬 寅即“虎”年；雍正于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公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夺嫡继位，次年为雍正元年，按干支为 癸卯即“兔”年。而曹雪芹家族在康熙朝深得贵宠，雍正上台后不久即抄没其家产，政治上遭到致命打 击，雪芹由贵族公子一变而为罪囚的后代，人世遭逢，如此突兀，真不啻人间一梦。曹雪芹被抄家在雍 正六年(公历一七二八年)，当时他大约十三岁；己卯本《石头记》定稿的年份是乾隆二十四年(公历一七 五九年)，如“披阅十载”可信的话，则上溯十年为乾隆己巳(公历一七四九年)，上距曹氏抄家恰好二十 年。依此，我疑心“虎兔相逢”是暗指康熙和雍正政权的交替注释(89)，“大梦归”则指作者政治上遭 受的打击，即《红楼梦》开头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 撰此《石头记》一书也。”这样理解元春的判词，或不失作者的原意和苦心。也许有人指我为索隐派， 但我想，如果索隐派的某些见解确有价值，也不妨姑且取来，让它为发展新时期的《红楼梦》研究服 务。 　　《红楼梦》研究中经常遇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研究《红楼梦》的思想艺术和考证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处理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红学的命运。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作理 论评述不算研究，只有考证才叫红学研究；相反，也有人认为考证是不必要的，主张反对一切考证。 《红楼梦》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停留在考证上，所谓红学，其实就是考据学。这种情况的出现， 原因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同时也和中国学术传统的影响有关。就客观来说，《红楼梦》这部书确有 很多可供考证的地方。例如这样一部文学名著，竟然是个未完稿，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不出自一个人的 手笔，因此势必发生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作者到底是谁，前后两部分的思想和艺术孰优孰劣的问题。 还有，前八十回的作者曹雪芹到底写了多少回?为什么没有写完?还是写完了没有传出来?前八十回每一回 的结尾为什么没有统一的形式?又比如《红楼梦》的版本很不统一，有刻本又有抄本，抄本本身也千差万 别，回目、文字均有许多不一致之处，人们自然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许多差异。而且早期抄本都附有朱 墨两色的各式批语，署名最多的是脂砚斋和畸笏叟，这两个人在批书时很动感情，常常声泪俱下，且仿 佛书中描写的都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事情，那末这两个人究竟是谁呢?如弄清楚了批书人的真实姓名，会 加深对《红楼梦》创作过程的认识和了解。这还不说，作者在第一回就声称他所以撰写《红楼梦》这部 书，是因为“经历过一番梦幻，故将真事隐去”。那末，被作者“隐去”的“真事”到底是什么呢?由不 得动人寊?根问底之想。书里面还有许多诗、词、曲、赋、灯谜、酒令，也都或隐或显地与书中人物的命 运相关合，读《红楼梦》的人都向往着作出答案。这些，就是《红楼梦》考证特别发达的客观原因。而 且直到现在，这许多疑难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红楼梦》考证仍然大有可为，虽然它本身受材料的限 制，研究者不能为无米之炊，到一定时期就会达到一个相对的极限。从主观上说，有些研究者受清代朴 学家的影响，喜欢考据，而不大愿意作理论上的探讨。这在中国也是一种学术传统。汉魏以来学术上一 直存在着所谓考据之学和义理之学的争论，《红楼梦》研究中对思想艺术的评论和考证的关系，广义地 说也是这种争论的继续。社会科学研究，阐发义理和考据都是必要的，且不可互相替代，缺一不可。考 据就是核实史料，辩别真伪；义理的研究，只有建立在经过鉴别的可靠的材料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正确 的结论。对于考据家，我们向来是尊重的，《红楼梦》考证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自有其魅力和对象， 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应该指出，考证归根结底是为探讨规律服务的，它本身只是一种研究的手段， 不是目的。脱离开阐发义理的单纯的资料考证，只能算作初级形态的社会科学研究，还不是本来意义上 的社会科学研究。如果社会科学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考据上，不以之为基础总结出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 东西，上升为理论，那末社会科学便不可能发展。《红楼梦》研究也是这样，要想取得新的发展，就要 在发展考证和吸取科学考证的成果的同时，跳出考证的圈子，加强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的综合研 究，并注意从理论上进行概括。特别要抓一些大问题，如《红楼梦》反映的思想性质和思想倾向问题， 应结合历史背景，与史学家、思想史家通力合作，作深入的研究，求得正确的结论。还有《红楼梦》在 艺术创造方面取得的高度成就，包括典型人物的塑造，语言、结构等等，亟待加强研究，以为发展新时 期的文学创作的借鉴。《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发展的高峰，我们应总结出与艺术高峰相适应的 艺术理论。 　　红学的发展，有赖于老年、中年和青年红学家以及广大《红楼梦》爱好者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我 国红学界的团结，并进而加强同港、澳、台湾省红学家乃至世界各国红学家的团结，意义重大。也许是 对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爱之弥深的缘故罢，长期以来，围绕《红楼梦》问题展开争论，最容易牵动 人们的感情。早在光绪初年，就有人因对宝钗和黛玉的评价不同，“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 注释(90)，后来也常有由于红学观点相左而反目成仇者。我们今天不需要再继承传统红学的这份偏狭的 “遗产”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我们探讨学术问题以正确的指导思想，不同的意见完 全可以通过平等的同志式的讨论逐步求得解决。红学的不同学派的出现和发展是好事情，但切不可沾染 任何门户之见。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寻真理，而真理是具体的，朴素的，“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 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注释(91)对《红楼梦》和它的天才的作者曹雪芹的了解和认 识，我们迄今为止所知还甚少；就象《红楼梦》展开的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生活的画面无限广阔一样， 《红楼梦》研究的天地也极其广阔。红学不仅是一门引人入胜的科学，同时许多优秀的研究论文和探微 入妙的考证文字，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可以并且事实上已经成为艺术欣赏的对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社会审美观念的发展变化，不同时代皊?读者和研究者都能够从《红楼梦》的艺术世界里领悟到区别 于以往的新东西，并为红学发展的宝库增添新鲜内容。就这个意义而言，《红楼梦》研究是没有止境 的，它将保持永久的魅力，达到一个高峰，新的高峰还在前头。“四人帮”粉碎后，我国红学界已开始 重新呈现出兴旺的局面，诞生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和出版了专门的研究刊物注释(92)，研究方法力求更加 科学，并注意博采诸家之长；可以相信，经过全体《红楼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把红学提高 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参考文献： 　　⑴李放《八旗画录》引《绘境轩读画记》云：“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 云。”又均耀《慈竹居零墨》亦载：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 而尤以《红楼梦》最为嗜读。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 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 学也。”徐兆玮《游戏报馆杂咏》云：“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 庐考索多。”并自注云：“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见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 录》。 　　⑵高鹗于乾隆五十六年(公元一七九一)写的《红楼梦序》中说：“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 二十余年。”梦痴学人《梦痴说梦》则说：“《红楼梦》一书，作自曹雪芹先生……嘉庆初年，此书始 盛行，嗣后遍于海内，家家喜阅，处处争购，《京师竹枝词》有云：‘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 正糊涂。’时尚若此，亦可想见世态之颠。” 　　⑶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增订出版的一粟先生的《红楼梦书录》，辑录自《红楼梦》问世至一 九五四年十月以前，有关《红楼梦》的版本、译本、续书、评论、图画、谱录、诗词、戏曲、电影、小 说等，共九百七十种之多，尚属不完全统计。 　　⑷据胡文彬统计，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年中，全国各种报刊共发表《红楼梦》研 究论文一千五百多篇，出版研究专著五十多种，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各种论文集、研究资料二百多种。 　　⑸拉普派系“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РоСсий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Пролетарских　Писател ей)简称(РАПП)的音译，成立于一九二五年，他们否定一切文化遗产，后于一九三二年解散。列宁在 《共青团的任务》等文章中，对“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拉普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⑹俞著《红楼梦研究》于一九五二年九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基本上是以一九二三年四月上海亚东 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辨》为基础，补入《前八十回红楼梦原稿残缺的情形》、《后三十回的红楼 梦》、《“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红楼梦正名》、《红楼梦第一回校勘的一些材料》等五篇， 增订而成。 　　⑺载《新建设》杂志一九五四年三月号。 　　⑻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载于《文史哲》一九五四年九月号，同 年第十八期《文艺报》加以转载。李、蓝的第二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载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 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 　　⑼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八十三页。 　　⑽见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写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七年 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⑾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写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后收入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卷三。次年又写 了《跋红楼梦考证》，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三日《努力周报》第二期，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 四。《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是在他得到甲戌本之后写的，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一日《新月》创 刊号，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卷五。 　　⑿见《鲁迅全集》第八卷第一九八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八卷第一九八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⒁鲁迅后来在一九三六年写的《“出关”的“关”》中，对胡适的观点也有批评，嘲讽说：“只有 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沾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 四二三页。 　　⒂陈康祺引徐柳泉的话说：“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 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 假。妙玉以看经入园，犹先生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以妙玉之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 名，以先生之贞廉而瘐死圜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作者盖深痛之也。”见《燕下乡脞录》卷五。此 说一出，应者云集，如许叶芬《红楼梦辨》即附会此说，云：“《红楼梦》一书，为故大学士明珠故 事，曹雪芹原本只八十回，以下则高兰墅先生所补也。”西坤《红楼谈屑》亦云：“《红楼梦》一书， 考证纷如，要以宝玉为纳兰容若者近是。”等等。 　　⒃王氏在《红楼梦索隐提要》中说：“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 当时诸名王奇女也。”此说亦有响应者，曾流行一时。 　　⒄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发表于一九一六年《小说月报》第七卷第一至六期，提出：“《石头记》 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 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 成峰之状况。” 　　⒅见蔡著《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载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时事新报》“学灯”。 　　⒆胡适《红楼梦考证》第二节云：“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 《红楼梦》谜学。” 　　⒇这些文章顺序载于《红楼梦问题讨论集》第三集第一八六页、第四集第五十一页、第四集第八十 页、第三集第二三三页。 　　注释(21)《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共四集，第一集收文四十四篇，第二集收文三十二篇，第三集收文 三十七篇，第四集收文十六篇，起自一九五四年九月，迄于一九五五年六月，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一 九五五年六至十月出版。 　　注释(22)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里曾写道：“中国幼稚的资产 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 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九一页。 　　注释(23)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共三十八篇，约九万多字，连载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二 十三日香港《大公报》，对《红楼梦》的版本源流和艺术描写方面的许多问题考订甚细，比《红楼梦研 究》有所前进。 　　注释(24)关于甲戌本的命名问题，红学界争议颇多。因为有种种迹象表明，它并不早于庚辰本，倒 可能是个抄写得比较晚的本子。吴世昌主张叫“脂残本”，他的意思我是同意的；后来又称作“脂铨 本”(刘铨福原藏之意)，终难统一。这里为照顾习惯上的称呼，仍暂叫作甲戌本。 　　注释(25)甲戌本《石头记》原为大兴刘铨福所藏，只存一至八、十三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共十 六回，是个残本，胡适于一九二七年购得，并于次年写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加以介绍。庚 辰本《石头记》，原为徐星署所藏，后归燕京大学，胡适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写《跋乾隆庚辰本 脂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加以介绍，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三。 　　注释(26)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最初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一九 五七年改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再版，一九六○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增订本。头两版错乱甚多，最后一次增 订作了一些改正，质量稍好一些，但仍有舛错。 　　注释(27)《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在俞平伯主持下，有王惜时参校，于一九五八年二月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分四册出版，第一、二册为前八十回校订正文，第三册是校字记，第四册是程伟元、高鹗补入的后 四十回。书前有俞先生撰写的序言。该书印数较小，影响不大，但对研究《红楼梦》版本是有帮助的。 　　注释(28)《红楼梦书录》原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三年中华书局增订再版，搜集了自《红 楼梦》问世至一九五四年十月以前的有关作品九七○多种。《红楼梦卷》(全二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中 华书局出版，共六卷，辑录了从乾隆到一九五四年大约一六○年间有关《红楼梦》和作者评论、考据方 面的主要资料，是目前最完备的一种研究《红楼梦》的资料书。 　　注释(29)《红楼梦新证》一九五三年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原一册，后于一九七六年修改增订， 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册，约八十万字。 　　注释(30)《曹雪芹的生平》连载于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二日至十月五日香港《大公报》。 　　注释(31)《有关曹雪芹十种》系吴恩裕在原《有关曹雪芹八种》的基础上增订而成，中华书局一九 六三年出版。 　　注释(32)《曹雪芹的故事》共八篇，包括“宗黉夜话”、“著书山村”、“呼酒谈往”、“小聚香 山”、“槐园秋晓”、“传奇题句”、“一病无医”、“遗爱人间”。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出版。 　　注释(33)吴世昌《红楼梦探源》(on the red chamber dream)系用英文撰写，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 一九六一年出版，全书共五卷二十章，三篇附录。他发表的研究《红楼梦》版本的文章主要有：《〈红 楼梦稿〉的成分及其年代》(载《图书馆》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四期)、《残本脂评〈石头记〉的底本及其 年代》(载一九六si年六月出版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七十八回本)的构 成、年代和评语》(载一九六五年八月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 　　注释(34)这次展览会在《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部分，陈列出许多当票、借据、租约和卖身契等 实物，以及考场作弊时打小抄的袍子原件，增加了人们对当时阶级关系的理解。又，对研究曹雪芹家世 有重要价值的《辽东曹氏宗谱》，当时刚在北京发现不久，也陈列出来了。 　　注释(35)邓拓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五五年一月九日《人民日报》，后编入《红楼梦问题讨论集》第 三集。 　　注释(36)翦伯赞文章载《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五五年第二期，后收入翦著《历史问题论丛》，人民 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出版。 　　注释(37)载《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五六年第四期。 　　注释(38)载一九五七年五月出版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五册。 　　注释(39)这些文章分别载于《南京大学学报》一九五六年四月号、《人文杂志》一九五八年第一 期、《文学研究》一九五八年第二期、《文史哲》一九五五年四月号、《文艺月报》一九五七年三月 号、《北京大学学把?》(人文科学)一九五七年第二期、《光明日报》一九五七年二月五日。陈中凡、殷 孟伦、郭沫若、王佩璋的文章后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红楼梦研究论文集》，一九五九年由该社出 版。 　　注释(40)刘大杰的《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一九五六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 《红楼梦引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艺术形象》、《薛宝钗的思想本质》、《探春的道路》、《晴雯 的性格》、《尤三姐的悲剧》等六篇文章。 　　注释(41)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集》，一九五七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三年再版，一九 七三年三版，包括《评〈红楼梦研究〉》和《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共收入两位作者评论《红 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的文章十七篇。 　　注释(42)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包括《贾宝玉论》、《林黛玉 论》、《薛宝钗论》、《探春论》、《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略谈曹雪芹的表现艺术》、《〈红楼 梦〉的现实主义传统及其创作特色》七篇文章。 　　注释(43)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一九四八年一月曾由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一九六二年前后陆续 改写，《晴雯之死》、《花袭人论》、《王熙凤论》、《政治风度的探春》、《宗法家庭的宝塔顶—— 贾母》、《〈红楼梦〉中三烈女——鸳鸯、司棋、尤三姐》、《贾府的老爷少爷们》、《贾府的太太奶 奶们》、《平儿与小红》、《贾府的奴仆们》、《大观园中的遁世者——妙玉、鸳鸯、惜春、芳官》等 篇，曾在《光明日报》、《北京文艺》等报刊发表。 　　注释(44)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第一八五 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注释(45)何其芳：《论红楼梦》第一五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注释(46)曹道衡：《关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及其与〈红楼梦〉的关系》，《文学 研究集刊》第五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注释(47)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问题讨论集》第一集第七十三页。 　　注释(48)刘世德、邓绍基：《评〈红楼梦〉是“市民文学”说》《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一九 五七年第二期。 　　注释(49)何其芳：《论红楼梦》第一六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注释(50)刘大杰：《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第十八页，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注释(51)《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的题目是《彻底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人性论”观点——对 蒋和森〈红楼梦论稿〉的意见》，署名昌岚，载该报一九六○年九月十八日。《山东大学学报》该年第 三、四期发表的是“《红楼梦》研究小组”的文章，题目是《〈红楼梦〉研究中的反历史主义倾向》。 　　注释(52)据初步统计，一九六三年全年中央和地方主要报刊共发表关于《红楼梦》的各种文章九六 篇。 　　注释(53)这些文章分别载于一九六三年的《文艺报》第十二期、《文学评论》第六期、《文学评 论》第四期、《人民日报》十月七日、《文艺报》第十二期、《文学评论》第六期、《宁夏文艺》第四 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三期、《文学评论》第六期、《人民文学》十一月号、《新 港》八月号、《文史哲》第1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三期、同前、《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四卷一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四期、《文史》第三辑、《图书馆》第四期、《北京师 范大学学报》第三期、同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六三年第三期系纪念曹雪芹逝世 二○○周年专号。 　　注释(54)见《文艺报》一九六三年第十二期。 　　注释(55)这些文章是：〔一〕吴恩裕的《曹雪芹的卒年问题》，载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光明日 报》；〔二〕周绍良的《关于曹雪芹的卒年》，载三月十日《文汇报》；〔三〕陈毓罴的《有关曹雪芹 卒年问题的商榷》，载四月八日《光明日报》；〔四〕邓允建的《曹雪芹卒年问题商兑》，载四月十七 日《文汇报》；〔五〕吴世昌的《曹雪芹的生卒年》，载四月二十一日《光明日报》；〔六〕周汝昌的 《曹雪芹卒年辨》，载五月四、五、六日《文汇报》；〔七〕吴恩裕的《曹雪芹卒于壬午说质疑——答 陈毓罴和邓允建同志》，载五月六日《光明日报》；〔八〕邓允建的《再谈曹雪芹的卒年问题》，载六 月十日《光明日报》；〔九〕陈毓罴的《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载六月十日《光明日报》；〔十〕 吴世昌的《敦诚挽曹雪芹诗笺释》，载六月十七日《光明日报》；〔十一〕周汝昌《再谈曹雪芹卒 年》，载七月八日《光明日报》；〔十二〕吴恩裕《考证曹雪芹卒年我见》，载七月八日《光明日 报》。 　　注释(56)周汝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载天津《民国日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五日。 　　注释(57)俞平伯于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曹雪芹的卒年》，主壬午说；曾次亮 发表《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讨》，载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主癸未说。王佩璋后来写 了《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他》，也主壬午说，载《文学研究集刊》第五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版。主壬午说的还有周绍良、陈毓罴、邓允建等，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曾次亮等则主张癸未说。 又，据吴恩裕发现的两只书箱，雪芹续弦妻芳卿所作悼亡诗第二句云：“乩诼玄羊重克伤。”如此诗可 信，则雪芹当卒于玄羊即癸未年。 　　注释(58)参看姚文元诬蔑周扬同志的文章，载一九六七年第一期《红旗》杂志。 　　注释(59)见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注释(60)载于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注释(61)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参见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三一九页。 　　注释(62)参见一粟编《红楼梦卷》第四一二页。 　　注释(63)孙静庵：《栖霞阁野乘》，见一粟编《红楼梦卷》第四二一页。 　　注释(64)《小说丛话》，载《新小说》一九○三年第七号至一九○四年第一二号。 　　注释(65)同注释(64)。 　　注释(66)潘德舆：《读红楼梦题后》，见《金壶浪墨》(光绪十三年版《小方壶斋丛书》四集本)。 　　注释(67)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嘉庆十七年解红轩刊本。 　　注释(68)孙渠甫：《石头记微言》，参见《红楼梦卷》第二六七页。 　　注释(69)王梦阮：《红楼梦索隐提要》，载一九一四年《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六至七期。 　　注释(70)吴恩裕《曹雪芹佚著和传记材料的新发现》一文，载《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二期。 　　注释(71)《废艺斋集稿》及这部分残文，均收入吴恩裕的新著《曹雪芹佚著浅探》中，该书已由天 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释(72)可参阅吴恩裕《新发现的曹雪芹遗著和遗物》一文，载《红楼梦学刊》第一辑。 　　注释(73)陈毓罴、刘世德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上发表了《废艺斋集稿辨伪》一文，对《集 稿》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对此，吴恩裕写了《论废艺斋集稿的真伪》，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一九 七九年第四辑上，作为回答。 　　注释(74)正当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吴恩裕同志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半，心脏病 突然发作，掷笔而去，卒年七十岁，实为我国犺?学界的一大损失。 　　注释(75)见潘重规《读列宁格勒〈红楼梦〉抄本记》一文，载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三年第十一 期。 　　注释(76)这一时期关于版本研究的较重要的文章，还有文雷《红楼梦版本浅谈》和《读新发现的脂 怡本〈石头记〉残卷》，分别载《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九期和《理论学习》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注释(77)见吴恩裕、冯其庸合写的文章：《己卯本〈石头记〉散失部分的发现及其意义》，载一九 七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光明日报》。 　　注释(78)冯其庸的《论庚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出版。 　　注释(79)冯其庸近年对曹雪芹上世作了详细地考证和研究工作，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和碑刻资料， 弄清楚了辽东曹氏宗谱的历史真实性，证实了曹雪芹上祖的籍贯确是辽阳而不是河北的丰润等等。这些 成果包括在《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中，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注释(80)见文雷《程纬元与〈红楼梦〉》一文，载《文物》杂志一九七六年第十期。他们发现的新 材料包括：(一)晋昌给程伟元的唱和诗九题四十首：(二)孙锡的一首七律《赠程小泉(伟元)》；(三)刘 大观题程伟元画的《柳阴垂钓图》的一首古风；(四)金朝觐题程伟元画册的诗并序；(五)晋昌、程伟 元、李@②、刘大观、周龄、明义等人为晋昌《且住草堂诗稿》写的序跋等。 　　注释(81)关于《红楼梦》的版本问题，这里还须提到，不久前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杨宪益、戴乃 迭合译的英文版《红楼梦》，是以戚序本为底本，参照其它版本翻译的，译文顺畅耐读，这对更准确地 向国外读者介绍这部文学名著，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8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九五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注释(83)《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第五六七页。三联书店一九五七 年版。 　　注释(84)对于一九五四年以后《红楼梦》研究状况，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否定性的意见， 国内报刊上还未见。笔者看到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五年第六期上载有余英时先生的一篇题为《近代 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的文章，把我国一九五四年以后《红楼梦》研究打开的新局面称之为“封建社 会阶级斗争论”，认为“斗争论对于红楼梦研究而言，毕竟是外加的，是根据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 基本上予以否定；还说什么“斗争论之不能承担起红学革命的任务，在性质上却和索隐派无法解除红学 的困难颇不相同。索隐派是要用亚里斯多德物理学来解释牛顿物理学所遭遇的困难，而斗争论则显然是 凭借李森科的遗传学来推翻整个生物学的研究传统”云云。颇多架空之谈。这篇文章的作者对新、旧红 学的分析不无切实的见解，但一涉及国内红学研究的成就，则未免以偏见掩盖了事实。 　　注释(85)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三八卷，第二四四页。 　　注释(86)毛泽东同志一九六si年八月在一次谈话中，曾讲到胡适对《红楼梦》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注释(87)《大有大的难处》一文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四期，署名方岩梁。 　　注释(88)见弁山樵子《红楼梦发微》，载《香艳杂志》一九一六年第十一、十二期。 　　注释(89)参阅拙著《论红楼梦前五回在全书结构上的意义》之第八节(载《红楼梦学刊》第一辑，天 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及《论红楼梦的书名及其演变》之第五节“不可轻视《金陵十二钗》” (载上海《文艺论丛》一九七八年第四辑)。 　　注释(90)邹《三借庐赘谈》卷十一有一则记载说：“许伯谦茂才(绍源)论《红楼梦》，尊薛而抑 林，谓黛玉尖酸，宝钗端重，犛?被作者瞒过。”又说：“己卯春，余与伯谦论此事，一言不合，遂相龃 龉，几挥老拳，而毓仙排解之。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秋试同舟，伯谦谓余曰：‘君何为泥而不 化耶?’余曰：‘子亦何为窒而不通耶?’一笑而罢。嗣后放谈，终不及此。” 　　注释(91)《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六五五——六五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 六年版。 　　注释(92)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设有红楼梦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聚集了一些研究 人员，并先后出版了《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等专门刊物。 (刘梦溪《文学研究》1980年0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