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所读《水浒传》版本相关材料的辨正 ——再与佘大平先生商榷 宋培宪 针对佘大平先生在研究毛泽东与金本《水浒传》之关系的系列论文①中所提出的“毛泽东一辈子 （除晚年外）所读的《水浒传》都是金本。只是到了晚年才读到了100回本和120回本”的观点，以及 “毛泽东的一生，除晚年而外，发表过许多与《水浒传》有关的文章、讲话，但从未提到过什么宋江投 降打方腊的问题，这足以证明毛泽东一辈子（除晚年外）所读的《水浒传》都是金本”的推论，笔者提 出了两点不同意见②（一、毛泽东绝非“只是到了晚年才读到了100回本和120回本”的；二、毛泽东早 年与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之所以反差较大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也相当地复杂，但总体上是并不矛 盾的）以与佘先生商榷。承蒙佘先生不弃，又在《水浒文化研究》上撰文重申前论③。而我拜读之后有 一个非常明显地感觉：即，论争固然是由于对毛读《水浒》版本的具体问题而引起，但实际上牵涉到的 却是对有关材料的辨正问题，而如何客观、允当地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甄别与判断，则又不仅仅事涉某 一个具体论题，而且牵连到文学研究领域的诸多话题，故再写此文，以与佘先生商榷，并请佘先生及方 家教正。 一、笔者所征引的数则材料，已充分地证明了佘先生所说毛泽东“只是到了晚年才读到了100回本和 120回本”《水浒传》的看法是不能够成立的。 佘先生曾在数篇大作中一再申明如下之观点：“毛泽东一辈子（除晚年外）所读的《水浒传》都是金 本。只是到了晚年才读到了100回本和120回本”（语见《全本〈水浒传〉伴随毛泽东的革命人生》）， “一生都在阅读金本《水浒传》的毛泽东，可能是在晚年接触到了金本以外的版本”（语见《研究〈水 浒传〉的传播史，开创水浒研究新局面》），“毛泽东晚年以后，才读的了百回本《水浒传》，知道了 宋江投降打方腊的故事”（语见《毛泽东晚年与金本〈水浒传〉》。其中心论点，恰如其在《研究〈水 浒传〉的传播史，宣传“英雄〈水浒传〉”》④文中所概括的那样：“毛泽东一辈子（除晚年外）所读 的《水浒传》都是金本”。 而事实上究竟如何呢？ 粗粗读过之后，我直观性地感觉到与以往储存在记忆里的印象颇有出入。为了求得正确的答案，我开始 了文献资料的寻找。经过一番爬梳，共得到如下数则材料： 一是董志英的《毛泽东轶事》（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第63页上有这样一段文字：“阴历十月的 韶山冲，……走来了一个挑书箱的少年，这就是刚被井湾里私塾先生赶出来的‘反叛’学生，13岁的毛 泽东。原来这天上午，毛泽东背着老师偷偷地读《水浒全传》”。 二是陈晋的《毛泽东谈文说史•〈水浒传〉的启迪》（原载《瞭望》，1991年第44期），说是1944年“7 月初，延安平剧院正式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百二十回本的《水浒 传》”。 三是《汪东兴日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6月版）“随毛主义第一次出访苏联（1949年12月16日—— 1950年3月4日）”中的第126页在“1949年12月26日”所记：“毛泽东处理完国内的事在会客室里散步， 推门出来看我在看书，问我：‘又在看什么书？’我说：‘在中国大使馆借了一部《水浒》。’主席 说：‘《水浒》这部书有一百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你看的是哪种？’我说：‘我借的这部是一百二 十回的线装本。’”而在同书的第140页更记载说：1950年1月17日，“毛泽东在大厅里散了一会儿步， 走到我值班的房间，看到我正在看《水浒》，问：‘快读完了么？’我说：‘刚看完了六十五回，还有 五十多回没看完。’毛泽东说：‘六十五回，是不是‘托塔天王梦中显圣，浪里白条水上报冤’？’我 说：‘是的，主席你对《水浒》这么熟悉，给我讲讲这个故事好不好？’主席说：‘好啊，我就给你讲 讲这个故事。’” 上举三则资料，第一则明言毛泽东13岁时所读的是《水浒全传》；第二则说的是1947年《三打祝家庄》 创作小组“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第三则更是十分清晰地记载着1949年底至 1950年初访苏时期的毛泽东对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已是相当熟悉，熟悉到你指出哪一回，他就能 将该回的回目标题准确说出、并对其中的故事也了如指掌的程度了。而第一次访苏时候的毛泽东，也仅 仅只是56岁生日刚过的年龄。相对于一个最终享年80多岁的人来说，这种五十几岁的年龄，是无论如何 也不宜划为“晚年”段的，就更不用说1944年毛泽东51岁在延安的时候了。 因此，似用不着再加讨论，仅由如上所征引的数则材料，就已充分地证明了佘先生所说毛泽东“只是到 了晚年才读到了100回本和120回本”《水浒传》的看法是并不能够成立的。 二、佘先生对有关资料的甄别与判断，要么是向“根据”要“根据”，要么是“怀疑”材料的“可信” 度，如此一来，请问佘先生：究竟是什么样的材料才合乎您所说的“常理”？又是什么样的材料才能算 得上是“确切的证据”呢？ 而就笔者所引用的上述三则材料，佘先生在其《也谈毛泽东所读〈水浒传〉的版本问题——敬答山东宋 培宪先生》一文中，可以说是一一给予了申辩。归纳起来，大致可概括为如下两点： （一）向“根据”要“根据” 我举昆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董志英《毛泽东轶事》中所载“13岁的毛泽东”因“背着老师偷偷地读 《水浒全传》”而被私塾先生赶出学堂的例子，以证明毛泽东并非如佘先生 所说“一辈子（除晚年 外）所读的《水浒传》都是金本”。佘先生在承认“以此书为证据是非常有力的”之后，紧接着做了如 下的辩解—— 董志英说13岁的毛泽东所读的就是《水浒全传》，根据是什么？是毛泽东后来回忆的？毛泽东从未作过 这样的回忆。是毛泽东的老师后来回忆的？没听说过。是毛泽东的亲友后来回忆的？也没听说过。看来 只能是董志英自己说的。 请问：对于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毛泽东本人、毛泽东的老师、毛泽东的师友等如果在之后的回忆中 并未提起过，就能说事情未曾发生过吗？这显然是在向“根据”要“根据”。而如果事事都要“连环 套”，那可什么人都没辙！好在最近我又找到了另一则旁证材料，在《毛泽东读〈水浒传〉》一书的第2 页中有这样的一段更为详细的记载：“1906年秋天，13岁的毛泽东从韶山冲桥头湾私塾结业后，在父亲 的陪同下，来到了井湾里私塾毛宇居门下。……一天，同学们在课室里温习功课，毛泽东……悄悄地从 怀里摸出一本绣像足本《水浒全传》来。……正当他看得入神的时候，……突然间，一只大手从后面伸 过来，猛地一下把那本《水浒全传》抢走了”⑤ 。当然，如果佘先生仍然以“《毛泽东读〈水浒传〉》 一书说13岁的毛泽东所读的就是绣像足本《水浒全传》，根据是什么”来相诘问的话，我照样是没有办 法来回答的。 然后，佘先生列举两个证据，证明在毛13岁的时候——那是1906年——是不大可能读到《水浒全传》 的：一是胡适于1921年写在《〈水浒传〉后考》中的一段话：“我去年做考证时，只曾见着几种七十回 的《水浒》，其余的版本我都不曾见着。”二是郑振铎在1929年撰写的《〈水浒传〉的演化》一文中感 叹：“（金本）却打倒了，湮没了一切流行于明代的繁本、简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余氏本、郭氏 本……使世间不知有《水浒传》全书者几三百年。《水浒传》与金圣叹批评的七十回本，几乎结成一个 名辞，除金本外，几乎没有所谓其它《水浒传》。” 平心而论，佘先生所列举的以上两则材料是很具说服力的。正像我从来不否定毛泽东终生爱读金本《水 浒》而却不认同毛泽东只是到了晚年才“接触到了金本以外的版本”一样，我也同样承认在毛泽东13岁 时的1916年，甚至到了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也就是胡适、郑振铎等先生发表有关《水浒传》研究文 章的时候，金本之外的《水浒》难得一见，——因为这已被《水浒》传播史上的有关文献所证明着。但 问题的关键在于：难得一见与事实上的存不存在绝非一码事！况且，胡适先生所说的“其余的版本我都 不曾见着”与郑振铎先生所说的“几乎没有所谓其它《水浒传》”（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也都 并未否认金本之外尚有其他版本《水浒》之存在的客观事实，只是说不易寻见和难得一见而已。 再者，就连佘先生自己也只得如实地这样表述着：“毛泽东13岁的时候——那是1906年——是不太可能 读到《水浒全传》的”；至于说到“胡适在研究《水浒》的时候，还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到处寻找 《水浒》的多种版本”，金本之外其余的版本“都不曾见着”，“在这之前14年的穷乡僻壤的韶山冲怎 么会有《水浒全传》？”这一问，问得固是颇有道理。但另一方面却又反过来印证着任谁也并不能够否 定的世上还有其它版本存在的事实，只是说明了胡适寻而未见的实情而已。况且，世间的有些东西，越 是在繁华的都市未必有，反而是在穷乡僻壤则未必无。比如，一些颇有价值的古人字画和文物古玩，在 乡村旮旯中不断被发现的例子还少吗？古玩、字画既如此，谁又能保证说书籍非如此呢？所以说，既然 在当时并不能够完全排除掉除金本之外的其它《水浒》版本的存在，那么，一切就皆有可能！因之，佘 先生所讲的“不大可能读到”，也就只能算作是通常情况下的可然而非必然！ （二）对有关文献“可信”度的“怀疑” 我认同毛泽东对金本《水浒传》特别钟爱的意见，但不同意“毛泽东一辈子（除晚年外）所读的《水浒 传》都是金本”的看法，尤其认为佘先生所讲的毛泽东“只是到了晚年才读到了100回本和120回本” 《水浒传》的观点是不能够成立的。为了说明毛泽东绝非“只是到了晚年才读到了100回本和120回本” 《水浒传》的，我在拙文中引用了两种资料来证实自己的论点： 1、陈晋在《毛泽东谈文说史•〈水浒传〉的启迪》中说：1944年“7月初，延安平剧院正式成立了《三打 祝家庄》创作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佘先生自是要坚持己说的，所 以作文以答。但说实话，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佘先生会在与我进行商榷的文章中竟然说出“我不知道陈晋 是根据什么能这么肯定地说‘创作小组’从毛泽东那里借来的《水浒传》就是百二十回”这样的话来！ 2、据《汪东兴日记》的记载：早在1949年底至1950年初，访苏时期的毛泽东已是对120回本的《水浒 传》十分熟悉，熟悉到汪东兴才说自己“刚看完了六十五回”，毛泽东就能准确地道出“六十五回，是 不是‘托塔天王梦中显圣，浪里白条水上报冤’”这样的程度！而佘先生在与我进行商榷的文章中则 说：“这些资料是否完全可信？我认为应该讨论。”——面对这样的辩驳，我也同样是无言以对。 陈晋，是一位治学严谨且成果颇丰的学者，身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党的文献》杂志主编、 研究员，《毛泽东思想研究》编委，曾先后出版过《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文人毛泽东》、《毛泽 东之魂》、《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毛泽东谈文说史》等多部著作，是人们所公认的海内外知名毛泽 东研究专家。 面对陈晋先生的资料，佘先生说“我不知道陈晋是根据什么能这么肯定地说‘创作小组’从毛泽东那里 借来的《水浒传》就是百二十回本。”佘先生，请您原谅我的直率，我只好说：您不知道归您不知道， 但陈晋之所以明言延安平剧院《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百二十回本的《水浒 传》，”而不是百回本，更不是七十回的金本，当是应该有根据的！而笔者之所以这样认为，当然并非 因其身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和《党的文献》杂志主编的显位，也并非因其著述颇丰之故，而是 建立在陈晋是一位严谨的学者这一基础上的。试问：如果连对像陈晋先生这样的毛泽东研究专家著述中 的资料，在未有确凿材料可据的前提下都可以以“我不知道是根据什么”为理由来加以否定的话，那我 们还能相信谁（哪种资料）呢？又以什么理由来相信谁（那种资料）呢？ 况且，陈晋先生的资料也并非孤证，最近在读书时，我又发现了一则与之几乎相同但内容上却详尽得多 的文字记载，说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延安平剧院又想起了毛泽东提议将三打祝家庄故事改编剧本的 事。于是，同年7月初，延安平剧院正式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并从毛泽东那儿借来了一百二 十回本的《水浒传》，构思中又请齐燕铭来指导帮助。由于此事是毛泽东率先建议的，于是他们又向毛 泽东进行了汇报”，“于是，剧组的人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几易其稿，历时7个月，至1945年2月22 日，才开始公演此剧，《解放日报》并发表了消息。毛泽东看了后，也给作者、导演、演员们写了一封 祝贺信。信中说：‘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作成 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 ⑥。 这则材料，也十分明确地指出：延安平剧院《三打杜家庄》创作小组在1944年7月初是“从毛泽东那儿借 来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难道佘先生也要质疑它，“是根据什么能这么肯定”的吗？我则觉 得，佘先生与其怀疑上述材料的可信度与真实性，反而不如对此时的毛泽东是否真正读了这个一百二十 回本的《水浒传》进行质疑倒更有力一些。因为，尽管书是从毛泽东那里借来的，但并不能就可说明此 时的毛泽东就一定是读过了的。正像现在我们个人书房里的所有图书，虽然在所有权上属于自己，但有 些书却并未曾读过。然则，现在的出版物多，个人存书未曾全读也属正常。而在当时，图书尚远没有当 下丰富，更何况毛泽东是如此地喜爱《水浒传》，按常理推测，他应该是读过了的。如果他以前读的是 金本，现在有了120回本，当是更应读过 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佘先生在质疑“我不知道陈晋是根据什么能这么肯定地说‘创作小组’从毛泽东那 里借来的《水浒传》就是百二十本”之后，紧接着则有如下的宏论： 我从《毛泽东论文艺》中看到另一则资料——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看了延安平剧院（根据金本《水浒 传》）新编演的《逼上梁山》以后，当即就非常高兴地给该剧的编导写信说：…… 看了这则资料以后，我们还能肯定“创作小组”从毛泽东那里借来的《水浒传》就是百二十回本吗？ 我真不明白：佘先生所征引的这则资料，与1944年7月初《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 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又何以见得“看了这则资料以后我们还能肯定‘创作 小组’从毛泽东那里借来的《水浒传》就是百二十回本吗”这两着之间的因果关系！ 而假若真要寻觅两者之间⑦的联系和关系，恐怕所能得出的结论，则又恰恰是佘先生所不愿看到的。因 为，其一，佘先生所说“毛泽东看了延安平剧院（根据金本《水浒传》）新编演的《逼上梁山》以后” 云云，这括号中的“根据金本《水浒传》”，我不知从何来的？请佘先生标明出处；其二，《逼上梁 山》一剧，“为了加强林冲形象的革命意义，特别是为了体现当时抗日的背景，以及与投降派的斗争， 在林冲与高俅的冲突中，又加进了是不是主张抗击边患的内容。其实，在《水浒传》百回本和百二十回 本中，本来就有体现梁山好汉爱国情愫的‘抗辽’内容。《逼上梁山》把这层意思加在了林冲上梁山之 前，强化了林冲形象的思想厚度和这出平剧的现实作用。”⑦倘若照此推断，即便不能肯定地说平剧 《逼上梁山》就是根据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改编的，却也实在找不出其由金本改编而来的任何依据（因 为，这其中至少不排除两种可能，一是由金本改编而加进了抗辽的内容，二是径自据百回本或百二十回 本改编），而按常理来讲，既然“抗辽”内容在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中才有，而在金本中则无，因之， 其乃是据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改编而来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一些；其三，《逼上梁山》创作于1943年的延 安，至1944年的新春首演，而在其后半年，也就是1944年的7月初，延安平剧院在进行《三打祝家庄》的 创作时，恰恰又是“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将这两次文艺活动联系起来进行 考察，是能看出一些个中端倪的。退一步讲，佘先生所说的《逼上梁山》是“根据金本改编”，不知据 从何来？而《三打祝家庄》据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改编，则是有陈晋先生的《毛泽东谈文说史》文 献可证的，是是非非则并不难判 断。 现在，再来说说《汪东兴日记》吧。对日记的作者汪东兴，凡是四、五十岁以上年龄的人们都并不陌 生：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中顾委委员，1955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1916年生，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47任毛泽东贴身警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曾先后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总参警 卫局局长。汪东兴从1947年到1976年一直负责毛泽东主席的警卫工作，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 的责任。跟随毛泽东近30年，亲历和见证了许多重大事件。《汪东兴日记》则正是汪东兴对跟随毛泽东 转战陕北、第一次出访苏联和重上井冈山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用汪东兴自己的话说：“现在的 这本《汪东兴日记》，原来也并不是一本书。它不过是我不同时期根据自己所担负的工作的需要。从做 好工作和学习的角度出发，随时随地记录下来的几段日记”⑧ ， 而在2010年6月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再 版的《汪东兴日记》之“再版前言”和“再版后记”（写于2010年4月）里，这位年已94岁高龄的老人又 分别加上了“我愿以真实的方式回忆历史”和“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和日记的本来面目，这次再版没有 对内容进行增加和修改”这样两句颇有分量的话。 为了说明我所认为的毛泽东绝非“只是到了晚年才读到了100回本和120回本”《水浒传》的观点，我征 引了《汪东兴日记》所记1949年12月26日和1950年1月17日汪东兴在保卫毛泽东访苏期间，因汪东兴阅读 从驻苏大使馆借来的120回本的《水浒传》，二人之间的两次对话、交流。 而佘先生对上举资料的看法却是—— 这些资料是否完全可信？我认为应该讨论。 佘先生为什么认为《汪东兴日记》中的相关内容“应该讨论”？其理由何在呢？佘先生说了： 首先，所谓《汪东兴日记》，写得不象日记，应该是回忆录吧。如果是回忆录，能将40多年前的事情 “回忆”得如此详细、具体，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读了佘先生的上述文字，真使我如坠五里雾中：且不说佘先生擅自更换概念，先将日记说成是回忆录， 再说“如果是回忆录”“其真实性值得怀疑”；只说说为什么“如果是回忆录”，“其真实性”就“值 得怀疑”呢？按照佘先生给出的理由是：“如果是回忆录，能将40多年前的事情‘回忆’得如此详细、 具体，其真实性值得怀疑。”我是越来越搞不明白了：为什么“‘回忆’得如此详细、具体，其真实性 值得怀疑”?而若按这个逻辑来推理,那么,岂不是说假如“回忆”得很模糊、很笼统，其真实性就用不着 怀疑了呢？实事求是地说，回忆得是否“详细、具体”与是否具有“真实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更非因果关系。依我们大家的经历来讲，有些事情虽然过去了好多年，但依然记忆犹新，当时的情景仍 会历历在目，像这种情况，我相信恐怕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的。更何况，汪东兴当时正读到了第六十 五回，而毛泽东顺口就说出了“六十五回，是不是‘托塔天王梦中显圣，浪里白条水上报冤’？”如此 随口而出，又是如此准确无误，实让汪东兴惊叹不已，不得不由衷地钦佩毛泽东记忆力的惊人，所以才 印象特别深刻！此其一；其二，事情固然是发生在1949年底和1950年初，《汪东兴日记》则初版于1993 年，二者之间也的确相距40多年。但佘先生也许是搞错了吧？既曰日记，按常理推测，当是记在当时， 也或许存在着有些内容是后来补记的可能。但总不至于就是在一九九几年才写，写过之后马上就出版 吧？那么佘先生所言“能将40多年前的事情‘回忆’得……”的话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其三，既然佘先 生有意无意中提到了“日记”和“回忆录”的区别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道说道这两种文体。所 谓“日记”，通常指的是对每天所遇到的和所做的事情的忠实记录，有的兼记对这些事情的感受；而 “回忆录”，也是记述个人所经历的生活或所熟悉的人物及历史事件的。二者尽管有所区别，但在记录 个人所经历的事情方面却具有着共同的特征。写作起来，也并不是如楚河汉界、泾渭分明的。更何况， 这两种文体，本来就不是像公文那样一定要具有固定的格式，灵活性还是蛮大 ，也是因人而异的。 佘先生对《汪东兴日记》中的相关内容存疑，并认为“应该讨论”的第二个理由是： 其次，当时新中国在苏联建立大使馆才两个多月，许许多多的外交大事还急待办理。许多大事 还茫 无头绪，大使馆却准备了在国内也很难看得到的120回《水浒传》任由汪东兴借阅，这似乎有点浪漫，也 有点不合常理。 这个理由，就更称不上理由了。何以见得？因为，新中国的驻苏使馆的确是刚刚建立，众多的外交大事 也确实是急待办理，这些都是事实。但这与大使馆里存有此书、并将此书借给汪东兴阅读又有什么关 系？按佘先生的看法，是说120回本的《水浒传》在当时的国内“也很难看得到”。而我要说，“很难看 得到”只能说明此书稀少，却并不能够排除当时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里就有此书！既然有此书，“任由 汪东兴借阅”，哪又有什么“浪漫”？怎么“不合常理”？须知，汪东兴是陪同毛泽东访苏时的少数人 员之一⑨，是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安全负有绝大责任的贴身警卫。向大使馆里借套古代小说读读，有 什么好奇怪的呢？再者说了，毛泽东自少年时期起就喜欢读《水浒传》，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也一 直对此书钟爱有加，这在党内党外皆不是什么秘密。那么，新中国的驻苏使馆说不定还正是为应毛泽东 来苏后的不时之需而有意准备的呢？虽然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但这一猜测也并非全无道理吧？因为凭 毛泽东的地位和威望，完全有这种可能啊。即使如佘先生所说，这种120回本的《水浒传》就是“在国内 也很难看得到”，但只要有，即使不仅仅是为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准备需要，在当时的条件下，大使馆 里备有此书，也根本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更何况，在当时的社会上早就流传着仅是1929年万有文库 初版的《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就达6500册这一不算很少的数量呢（详后）？ 写到这里，我还想说些题外话。以汪东兴后来曾任过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再加上他日记中所记的 是与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有关活动中的内容，按常理来说，中央有关单位——譬如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等部门，是应该对《日记》中的有关史实核对过的。假如当时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里压根儿就没 有120回本的《水浒传》，或许汪东兴并未曾借阅过，而《汪东兴日记》中竞煞有介事地这样写了，并且 又堂而皇之地正式出版了，这岂不是有点开国际玩笑的味道？ 因此，既然《汪东兴日记》中言之凿凿地记载着他曾在1949年12月26日和1950年1月17日分别阅读过120 回本的《水浒传》，在他看的过程中，毛泽东又亲口说出了65回的回目就是《托塔天王梦中显圣，浪里 白条水上报冤》，那么，这些资料，就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也就没有什么“应该讨论”的必要。也许， 《汪东兴日记》中所说毛泽东对120回和100回的《水浒传》非常熟悉、非常感兴趣的内容，似乎有点 “着力渲染的意思”，但却绝非是“离开事实”的。“渲染”不“渲染”，与材料的“真实性”没关 系，前者充其量只可用于对其文字表述上的评判而已。倒是佘先生在发表过“应该讨论”观点之后的一 些话，我觉得还是很客观的：“既然自1924年以后一直有人在翻印120回和100回的《水浒传》，毛泽东 在这个时候还是可能读到它们的。”我在这里也不妨作一补充：即，在我深入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当 中，幸有我大学时代的授业恩师古今教授将他珍藏的商务印书馆1957年9月据1929年10月“万有文库版” 120回的版本重印的《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二册）⑩提供给我。据版权页的“印数6501——16500” 推断，在万有文库版“1929年10月初版”《一百二十回的水浒》时，其印数当为6500册。这就不仅印证 了在1929年10月之后的社会上流传着6500册万有文库版120回本《水浒》的客观事实，而且具有着如果说 1906年13岁时的毛泽东所读的不是《水浒全传》的话，那么，至迟在1929年10月之后的15个年头的跨度 里，也就是1944年（时年的毛泽东为51岁）绝非是其晚年阶段，是完全有可能读到、而据现在掌握的材 料可证，是确确实实读到过百二十回本的。 总之，我认为由以上数则材料已可证明佘先生“毛泽东一辈子（除晚年外）所读的《水浒传》都是金 本”的推论不能成立。但佘先生却说：我所列举的几则材料“还不能完全证明毛泽东在晚年之前是否读 到了金本以外的《水浒传》”。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完全证明”这一点呢？佘先生说：“要想完全 证明这一点，只能是毛泽东自己的读书活动。”然则，我不得不问：“毛泽东自己的读书活动”又具体 指何呢？好在佘先生在文末告诉给大家了：“最扎实的证据就是毛泽东的著作中那些对《水浒传》的评 论。” 我是越来越找不着北了！这不是等于没说吗？“毛泽东自己的读书活动”就是 “毛泽东的著作中那些对 《水浒传》的评论”，而倘若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那些对《水浒传》的评论”文字里又确实并未曾明确 说到他老人家究竟是在何年何月读到金本之外的《水浒传》的记载⑾，难道此事就将成为永远也无解之 谜了吗？在这里我要表达的是：除了毛泽东本人的评论，其他一些亲历者和见证人（如汪东兴）的材 料，不也是照样可以“证明”吗？ 最后，我还要对以下两点再次予以申明： 一是我从来不否认毛泽东对金本《水浒》的特别钟爱。其一生中读得最多的《水浒传》版本是金本。这 种看法与佘先生是并无二致的。 二是恰如佘先生所言：“宋先生非常注意’晚年’一词的含义。”是的，正像您并不反对说毛泽东确 实读过金本之外的《水浒传》一样，我们论点上的根本分歧正是在于是不是毛泽东“只是到了晚年才读 到了100回本和120回本”的问题，而这个对“晚年”的界定恰是争论的焦点，我当然是要特别在意的。 说毛泽东喜读金本《水浒传》，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与说毛泽东只是到了“晚年以后”才读到其他版 本的《水浒传》则完全是两码事。不知佘先生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