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张国光 欧阳健 有人对我写“三会刘世德”表示不解，说：你与刘世德好像没甚过节，是不是射错了靶子？纵然要 写“治学磨难”，对你造成伤害的，莫过于张国光、冯其庸，为什么不以他们为对象呢？ 我在《小孩•大人•老头》中曾说：年青人，“不论他个子长得如何高、力气变得如何大、学问加得 如何多，他仍然不能经历老人经历过的那一段历史。——在历史的体验上，他仍然要向过去的大人、现 在的老头请教。”我写《稗海潮》是“积极存史”，为后人留下我们这一代学人如何认识问题、如何处 理问题的客观记录，帮助他们鉴往知来、提高处理问题的选择能力；而不是“把话传来传去”，揭发 “伏藏”与“隐私”，更不是宣泄怨讟，造谣滋事。 司马迁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 贤贤贱不肖。”我虽不敢自比太史公，但确实想把《稗海潮》写成一部“呼唤学术界公理和良心，荡涤 学术界腐败和庸俗”（侯忠义先生语）的稗海《春秋》。除了“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尤为紧要 的是“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 从现象上看，我与刘世德没有过节，连脸都没有红过，现在见面，仍能客气相待。在学术上，除为 “迎春是谁的女儿”争论过“老爹”、为《春柳堂诗稿》争论过“服官”的确解，也无大的分歧。对于 刘世德，我已写了“一会”、“二会”、“三会”，哪怕写到“七会”、“八会”，也多半是平淡无奇 的笔墨，其间的涵义，只有会心人方能看出。 而我与张国光先生（后文直书名讳，非不敬也）的关系，借用水稻专家陈永康的话，叫做“三黄三 黑”。许多人只知他和我是“对手”，却不知他呼我为“同盟军”，我们间由学术派生出来的碰撞、磨 难、激荡、冲突，铺陈开来，还是大有写头的。 但不知什么缘故，当我回忆往事，张国光留给我的，竟是某种敬意；在他故去后，我的博客转发过 好些纪念他的文章，贴出过他给我的友好的信件。说心里话，我真有些怀念他了。而这种敬意和怀念， 在与刘世德的对比中益发增强了：张国光为了顾全大局，免去自己常务副会长，使“中国水浒学会”重 新登记成功；而年届八十的刘世德贪恋名位，拒绝到民政部登记，致使“中国三国学会”至今仍为不合 法社团。 还以学会问题说事。许多人只知矛盾是由谁来担任中国水浒学会会长开始的：刘世德对会长有兴 趣；但作为主要创建人，张国光可不是三国学会封神的姜子牙，自然不肯相让，于是请出了吴晓铃先生 任会长，张国光任常务副会长，刘世德只任“普通”副会长，怨恨之声不断。 其实，这还是表面现象。若从为稗海“积极存史”着眼，张国光和刘世德，是不同的典型，两相对 比，高下立判： 对于张国光来说，他要的只是一个水浒学会。他要水浒学会的目的，是为了活跃学术——当然也包 括宣传他的学术观点——。他当了水浒会长，事无巨细，都亲自操持，任劳任怨；到了别的学会（如三 国学会），则安于做一般的会员，从来不胡乱放炮。 刘世德要的却是一打学会。他参与策划了几乎所有的古代小说学会，除了水浒、三国，还有儒林外 史、西游记、红楼梦的学会。他当了会长，从来不做具体工作，除了1982年首都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学 术讨论会，没有张罗过任何学术活动，每次都是坐在主席台上，安享他人的劳动成果。 再从治学态度看。张国光是以学问为生命的人，是可以为自己的观点拼命的人。凡是赞同自己观点 的人，他都视为战友、同道；凡是不赞同自己观点的人，他都视为对手、敌人。他可以为战友、同道献 上赞词，毫不吝惜；他可以向对手、敌人掷去炮弹，毫不手软。你要说这是他的优点，换个角度，又是 他的缺点。但不论如何，张国光总以自己的真面展示给大家，他搞的是阳谋。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他的最 大长处：对后学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大力提携。这就是他去世后有那么多弟子怀念他的原因。 刘世德是以学问为手段的人，是为了某种目的可以改变自己观点的人。他自己承认三十年是在写大 批判的文章中过来的。写惯了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的文章，新 时期中，虽然“身居学术要地，早就功成名就，常有宏文问世”，但从“奉中央首长之命”否决施耐庵 的考察成果，到曲意迎合冯其庸的“曹雪芹墓石”，在所有小说研究领域，归纳不出他的代表观点。他 不属于任何流派，毫无建树。张义春说刘世德是“红学裁判员”，其实也是“红学运动员”。 相反，张国光靠自己的拼搏，建立了三大功勋： 第一，把金圣叹从“反动文人”，提升为杰出的文学理论家； 第二，把与《水浒》无关的武汉，提升为《水浒》研究的重镇； 第三，把名不见经传的武汉师院，提升为闻名的湖北大学。 一生有这三大功勋，可以说没有白来这个世上。张国光不是完人。他的“双两说”，不是没有可议 之处；他的待人接物，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他立了功，也惹过祸。我曾经当着他的面，对王陆才先生 说：“你们湖北大学，是功在国光，过在国光。”但他是小说研究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他的离去，让 “稗海”少了些风潮，也让大家感到了寂寞。我既要写《稗海潮》，自然不能让张国光缺席。他和我个 人的“不愉快”，应该说是小事，但学术上的问题，似不能含糊了之。文天祥《正气歌》说：“在齐太 史简，在晋董狐笔”。愿我的《稗海潮》能学到“太史简”、“董狐笔”，真正做到“善善恶恶，贤贤 贱不肖”，而不取“成王败寇”、为尊者讳的态度，哪怕是“吃力讨不了好”，也在所不计。 2011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