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树一帜的“苦行”学者 ——纪念张国光先生 佘大平 我于1978年进入湖北大学的前身——武汉师范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在导师名单中，没有张国光 先生。但是当时张先生已经很有名气了，时常能见到张先生举办学术讲座的海报，每次讲座都是座无虚 席，连过道、讲台旁边都挤满了学生。我曾向一位“老武师”请教：为什么硕士导师中没有张先生？此 人悄悄告诉我：他是右派分子，一直在劳动改造，不久前才允许他上课的。我说张先生不是很早就摘掉 了右派帽子吗？此人回答：“摘帽右派”还是右派呀！ 时间长了，我和张先生的接触多了起来。不久我发现，张先生十分健谈，一口气连续谈论两三个钟 头是寻常之事。而且还发现有两个特点：一是他口若悬河，只顾顺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讲，越讲越兴奋， 绝对没有旁人插话的机会；二是他只谈学问，只谈学术问题，从不谈什么马路消息或恩怨情仇的琐事。 自然，我听张先生的谈话便渐渐多了起来，由此得到颇多教诲。 张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有很多建树，几乎涉及从先秦两汉直至元明清的各个时期。但是他最 为专注的还是对金圣叹和《水浒传》的研究，他一生中所遭受的磨难和所获得的荣誉，都与这个研究课 题密切相关。 金圣叹是中国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小说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他删除了《水浒传》中宋江投降打方 腊的内容，又将宋江“评点”成真心造反的农民起义的领袖。“金本”《水浒传》于1641年出版以后， 受到读者的热烈追捧，风风光光流行了300多年，并将写了投降打方腊的100回和120回《水浒传》逐渐淘 汰。郑振铎在1929年撰写的《〈水浒传〉的演化》一文中感叹：“（金本）却打倒了，湮没了一切流行 于明代的繁本、简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余氏本、郭氏本……使世间不知有《水浒传》全书者几三 百年。《水浒传》与金圣叹批评的七十回本，几乎结成一个名辞，除金本外，几乎没有所谓其它《水浒 传》。” 但是，从1950年代开始，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研究《水浒》的专家，自觉的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 加阶级斗争，稀里糊涂的掀起了一股批判金圣叹的风潮，给金圣叹戴上一顶“封建反动文人”的帽子， 同时将“金本”《水浒传》封杀。于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流行了300 多年，没有招安、投降内容的“金本”《水浒传》销声匿迹，而早已被淘汰的宣扬招安、投降的100回和 120回《水浒传》却大行其道。 张国光先生是继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之后又一批投身《水浒》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在“金本” 《水浒》和金圣叹小说理论的研究方面颇有新见。在所有权威刊物和大多数权威人士“义愤填膺”地批 判金圣叹的时候，张先生是最早站出来为金圣叹辩护的学者之一。张先生以“右派”之身，同当时那些 势大权重的先生们争辩，是多么势单力薄！后来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却仍然处处受到压制和歧 视。 1964年，他用“张绪荣”的名字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的文章。那 是该杂志派专人来武汉师范学院征求领导人的意见后，以“反面材料”“供批判”的名义发表的。在20 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为金圣叹翻案”一直是张先生的罪状之一。 1980年代以后，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有关文学艺术的各项政策逐渐宽松起来，张先生进行学术研 究的环境也逐渐好起来，这更加激发了张先生研究学问的热情。他白天忙于上课、开会，参加各种活 动，晚上读书、写文章，直至深夜。天天如此，月月如此，从来没有什么节假日。这段时间里张先生取 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金圣叹翻案”的问题也基本解决；虽然还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再也没有人骂 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了；在学术界，大多数人都开始承认金圣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只是由 于许多复杂的原因，“金本”《水浒》被封杀的现状没有多少改变。 为了组建湖北省《水浒》研究会，张先生付出了许多心血和时间。1980年，张先生在武汉主持召开 了湖北省第一届《水浒》研讨会。参会人员以湖北省高校教师为主，也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 者。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水浒》研讨会，极大的推动了全国研究《水浒》和金圣叹的热 潮。第二年，即1981年，湖北省《水浒》研究会正式成立，推选张先生为会长，挂靠湖北大学。这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研究《水浒》和金圣叹的民间社团。研究会创办大型论文集刊《水浒争鸣》（以书 代刊）。1982年出版第一辑，到1987年共出版了5辑，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张先生和许多专家学者的推动下，学术界开始酝酿成立中国水浒学会。1987年，中国水浒学会在 湖北襄樊举行的学术会议上宣布成立。张先生担任常务副会长兼法人代表，主持学会工作。学会挂靠湖 北大学，与湖北省《水浒》研究会合暑办公。《水浒争鸣》改由中国水浒学会主办。但是，中国水浒学 会从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闹起了内讧，明争暗斗不断。 从学会成立的1987年起，直到重新登记成功的 2001年，在这漫长的14年间，中国水浒学会没有开展过一次独立的学术活动，《水浒争鸣》没有出版过 一辑。 1998年，国家民政部社团管理部门通知所有全国性学会重新登记，并规定凡70岁以上人员不能继续 担任副会长以上职务。张先生率先免去自己的常务副会长兼法人代表的职务，但同时积极进行学会的重 新登记工作。为此，张先生多次远赴北京办理登记手续。由于经费困难，张先生到北京后只能住在由人 防工程改建的地下旅店里，饿了就在街边饮食店里凑合一顿。有时，火车卧铺票很难买到，张先生又不 愿意花时间排队等候，常常是买一张硬座票就动身。有一次，上车后连座位也没有了，就在车厢里一连 站了十几个小时。经过张先生两年多的努力，中国水浒学会终于重新登记成功。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 几个全国性学会中，中国水浒学会是最早按要求完成登记工作的。对此，很多人感叹：别人跑上跑下是 为了自己当会长，张先生跑上跑下是为了自己不当会长——这是对张先生大公无私、办会为公精神的赞 扬。 张国光先生从1950年代起，就开始了对《水浒传》和金圣叹的研究，即使是在遭受磨难最深重的岁 月，也从不间断。而伴随他的学术研究的，不是鲜花美誉，也没有高薪厚酬，而是没完没了的批判和不 公正的待遇。后来，张先生在为自己的学术见解同朋友们辩论时，在自己的文章里同别人打笔墨官司 时，常有愤激、偏颇的情绪流露。考虑到张先生长期受压制的遭遇，不是也可以理解吗！——虽有激烈 之词，但从不计较个人恩怨；虽有奋争之举，却从不计较名利得失；唯以学术研究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 和享受。 这都是值得我们钦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