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1952年中央文化部关于施耐庵身世调查”60周年 和《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发表30周年座谈会 学术小结 2012年4月29日 欧阳健 会议小结，原来说好是由李灵年先生作的，李先生谦虚，临时推给了我，只好勉为其难。今晨三点 半起来，草成此稿，借侯忠义先生的书面发言，从下列几点略作发挥： 1、《水浒传》不是没有作者，也不是不知道作者是谁，而是确确实实知道了是施彦端，即字耐庵的伟大 作家。 宣扬《水浒》作者不可知的观点，或宣扬《水浒》成书于嘉靖年间的观点，一时间都很有影响。乍看是 一个纯学术问题，似乎无伤大雅；其实背后的潜台词，是两种不同的对《水浒》精神的解读。我们对施 耐庵的考证，符合《水浒》产生于元末明初的传统记录。《水浒》面对动荡年代，天翻地覆的变化，宣 传“造反有理”，就显得顺理成章；如果成书在嘉靖，商品经济活跃，这时写《水浒》，就是“教人犯 法，破坏稳定”。我们看，几乎所有企图否定《水浒》价值的人，包括刘再复的“假晶”理论，都是将 成书年代定在明中叶，就可见不是偶然的了。我们考定了施耐庵的家世生平，实际上就是捍卫了《水 浒》的不朽价值。 2、施耐庵的文物史料，有两谱（《施氏家谱》、《施氏家簿谱》）、两志(《施耐庵墓志铭》、《处士 施公廷佐墓志铭》) 。这些发现于1918年或1916年以前的史料和出土文物，在缺少功利思想的动机下， 应该是可靠的，真实的。 家谱涉及的是“字耐庵”三字写在边上，及字迹是否出于一人。两次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字耐庵”三 字写在边上，是所有施氏家谱一律的规格，而字迹经公安部门技术鉴定，是出于一人，因而是可靠的。 谁再就这个问题纠缠，就应该理直气壮地顶回去。 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是最完整的文献，由于发表时间较晚，与胡瑞亭的版本有简繁之分，先后之别。 1952年文化部调查组《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记载：“我们在兴化王益谦（续修兴化县 志委员会职员，任书记员）先生手，得到续修《兴化县志》时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原稿两份。”经鉴定： “原稿《施耐庵墓志》和《兴化县续志》上所载的原文是毫无出入的。”《施耐庵墓志》的真实性是肯 定的。1982年的调查，由于没有看到这份报告，所以走了弯路，现在应该坚定地认为：王道生《施耐庵 墓志》是可信的施耐庵研究的基础文献之一，不应再为纠缠它的真伪而浪费精力。 施廷佐墓志的价值，证明了施耐庵的存在，解读上的细微歧义，不构成大的问题。 《秋江送别》遗曲，我访问过周梦庄先生，原作确被聂绀弩先生取走，当年陪同聂绀弩调查的丁正华， 1982年翻检“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而又发还之资料，施耐庵《秋江送别》遗曲赫然在目。徐放1982年7月 31日致书刘冬，告知《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稿已找到，所录《秋江送别》遗曲，与丁正华抄件完全一 致，证明不可能是周梦庄先生伪造。王立兴先生说是大手笔，从元曲的发展来看，感情意境，不是一般 的人能够写出来的，我同意他的看法。刘冬同志据“五年随断梗，千里逐飘蓬”，查到鲁渊等劝阻张士 诚称吴王，辞官走，第一次在时间坐标上找到施耐庵在何时做何事的记录，具有很高的价值。 我关于“至顺辛未进士余阙榜”的探究，源于人生的体验。经常搞运动，查三代，查履历，有些人对于 某一段个人历史，往往讳不肯道，或含胡其词。明明考的是至顺四年进士，但却不愿承认，因为那年是 没有皇帝的奸臣当道。现在有些人爱炫耀是北大毕业，但对工农兵学员就不愿说了，因为那有些不光 辉。鲁渊的自传，对个人经历就有许多暧昩之点。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云：“去岁其后述元（文昱之 字）迁其祖墓而葬于兴化之大营焉，距白驹镇可十八里，因之余得与流连四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 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能体会其间的心态。 3、怎样看待历史传闻？史学研究是理性的研究，但不等于盲目排斥历史传闻。传闻历来是史书的材料来 源之一。 对待有关施耐庵的民间传闻，就要从根本上反省思惟方法，理直气壮地宣扬“三重证据法”。我的字写 得极差，从来没有用毛笔在宣纸上题过字。昨天晚上的笔会，居然斗胆题了一联，曰“耐庵家世三重 证，水泺情缘千古铭”，就是为了表达这点意思。 《施耐庵墓志》、《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是“纸上之材料”；《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让地 照》，是“地下之材料”；山东、江苏、浙江绵延千里、流传百年、无数人在讲述的有关施耐庵的轶闻 传说，就是“口述史料”。施耐庵的“口述史料”，往往为不能“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所鄙薄，殊 不知这恰恰是施耐庵考证的最强项。我们要学一学毛泽东的气势，不但不要自感理屈，而要这么说： “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这正是我们的优势。”请问，已经被确认身份的罗贯中、吴承恩、吴敬 梓、曹雪芹，有这么多的“口述史料”吗？再请问，不赞成兴化白驹施耐庵的人，能在别一处地方寻出 这么多的“口述史料”吗？为什么从山东一直到浙江，都流传施耐庵著《水浒》的故事？一两个人能造 成这样一种局势吗？兴化白驹施耐庵身上，三重证据紧密合榫，浑然相扣，不仅为中国文化史所罕见， 亦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除了兴化白驹施耐庵，少有第二人能臻如此境地；施耐庵生平考证，是“三 重证据法”的辉煌成就。 4、侯忠义先生提出：用大智慧去勾勒和描绘施耐庵的形象，这是有大眼光的。可惜《兴化报》在发表的 时候，恰恰把这一句话删去了。 有人爱用自己的“知识”去衡量材料，须知个人的见闻总是有限的。刘献廷云：“天下事经纬错综，决 非印板所能印定，而出格之语，不可与拘墟者道也。”如《施耐庵墓志》说施耐庵是“元至顺辛未进 士”，查《元史?选举志》至顺二年未开科，有人断言是“好事者的捏造”。研究表明，这不是讹以传 讹，而是别有隐情。 5，施耐庵家世生平的考证，经历了太多的反复。我们做过两部小说家评传（后一部是萧相恺主持完成 的），几乎所有的通俗小说家都缺乏资料，如果不是施耐庵，而是别的作家，在民国的方志上找到一条 两条材料，不知要怎样兴奋！据以写入评传中，根本不会有人提出质疑。施耐庵是大作家，审慎是必要 的，但分明有人在故意折腾。我写过《聂绀弩先生为什么没讲真话》，1952年的中国，无论交通、食 宿，条件都极其艰苦，又值隆冬时节，聂绀弩等一来就是四十多天，没有一番科研探索的热情，是不可 想象的。他们查阅了大量地方文献，访问了许多遗老和施氏后人，记录了许多民间口碑，获得了许多珍 贵资料。如果不是认为对揭开“施耐庵之谜”有重大价值，他们会兴师动众把这一大批文物史料运回北 京吗？莫其康先生通过大量材料的梳理和深入调查，包括时任山西高院法官、侠肝义胆营救聂绀弩获释 的现已九秩高龄的朱静芳老人的探访，揭示在施耐庵身世问题上，聂绀弩曾违心地听命于胡乔木；胡乔 木的非学术干预，是1952年施耐庵身世调查成果未得彰显胎死腹中的直接原因。刘世德则是奉了胡乔木 上谕，以貌似学术的面目出现，写违心文章的人。他曾要我对刘冬同志致歉，说：“《中国社会科学》 上的那篇文章，观点是我的，但写成那个样子，不是我所能决定的。”《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质疑文 章，洋洋洒洒四万字，属于刘世德自己的只有两条：“字耐庵”三字不是一人所写，民间传说不可靠， 三千字足矣。胡乔木的非学术干预，造成的损失不可小视，《施让地照》原件的丢失，《施廷佐墓志 铭》的严重磨损，都是在无知情况下产生的，这个责任该由胡乔木来负。 6，我们在访问钱锋同志时，他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莎士比亚是英国的大作家，他究竟是哪里人，有许 多种说法，但是英国的莎士比亚纪念馆照样建得很好，参观的人很多。我认为，文化人到英国不去看莎 士比亚纪念馆，等于没去英国。你们应该派两、三个人到英国去考察，到莎士比亚纪念馆去看一看。莎 士比亚到底有这个人？也一直存在争论，但人家就是不管那一套，照样隆重地纪念他，照样建造漂亮的 纪念馆。钱锋同志编了个顺口溜：“说兴化道兴化，兴化本是施耐庵的家；要问施耐庵是什么人，他是 写水浒的大作家。” 不要指望所有的专家都认可我们的施耐庵，更不要一听有人不承认就神经紧张，就要与之一争高下。要 有这个自信，话语权在我们手里，我们就是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大张旗鼓地宣传施耐庵。用钱锋同 志的话说，要让外国人到中国来，都来看一看施耐庵纪念馆。也要让外国文化人有这种意识，没到施耐 庵纪念馆，等于没来中国。这要作为一个事业来办，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于大丰、兴化两地，要考 虑的是施耐庵文化资源的整合。我有一个设想：设立新的东台市，将大丰、兴化包囊在内，由东台市委 领导统一整合施耐庵文化资源，那就什么矛盾也没有了。可惜我不是胡锦涛、李长春，否则我马上就签 署命令，成立这个新的东台市。在这个“计划”实现之前，建议盐城市和泰州市组成施耐庵文化资源的 联合整合委员会，协调开掘这一文化资源的事宜。要之，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谨供两地同志参考。 2012年4月29日晨五点半于兴化森南国际大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