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会刘世德 欧阳健 一 刘世德1982年8月3日给我的信中说：“在苏北时，兴化、大丰两地的同志提出，是否可由他们把史料、 文物的原件带到北京，请首都的学术界鉴定？回京后，我将此事专门向胡乔木同志以及文学所领导同志 作了汇报。乔木同志已同意由文学所出面召集首都学术界座谈会。筹备工作现正在进行中。初步决定在 八月中、下旬开会，会期约二至三天，参加人数约为三十人至五十人。拟请刘冬同志和你光临会场，介 绍今年四月间的那次考察活动。” 刘世德将请首都学术界来鉴定史料文物的原件，说成是“兴化、大丰两地的同志提出”的，显然是虚拟 的托词。4月间《对江苏省新发现的关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已经对此作出肯定 的鉴定结论，兴化、大丰何必节外生枝，提出另行鉴定的要求呢？ 形势是最厉害的东西。刚才还是东风拂煦，鸟语花香，转眼间刮来一阵西北风，就变得肃杀萧疏起来。 此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让我感知，施耐庵考察形势发生了逆转—— 其一，我写的《从施耐庵文物考察活动看科研新风尚》，寄给《红旗》杂志林文山——他也是我们邀请 的专家，因时间冲突没能南来——。5月18日收到回信，说：“稿子写得很好，有针对性。可惜《红旗》 发不出，我已送《光明日报》李准，请他尽量争取发出。”5月22日下午，接林文山北京长途电话，告知 文稿转《光明日报》，林默涵不同意关于施耐庵的宣传。6月15日，得林文山信，说：“你那篇文章， 《光明日报》终于不肯用。他们说，林默涵等同志对此事有怀疑。” 其二，卢兴基6月26日给刘冬和我来信，说：“大作《有关〈水浒〉、施耐庵、罗贯中的三项新发现的材 料》，我原已告诉二位计划在近期内发稿，但现在出现了一个新情况，不得不告诉二位：据说中央某位 主管文化工作的同志颇怀疑咱们兴化、大丰的调查结论，已另组织了一批同志前往二地再作考察，所以 本期想发的一组关于施的文章，我都抽下来了。正如欧阳来信所说，我也采取了静观等待的态度。其中 有我的一篇，是谈杨新的墓志、王道生的墓志和根据已知的材料，考订施耐庵可以确定的生平的问题。 我是自信所谈都是有所根据的。但等一等也好，主动一些。……此外，再请二位考虑一下发给《江海学 刊》的文章，话不宜说得过死，看清样时能否再检查一下。” 其三，7月22日，刘冬告诉我，他曾给胡乔木写信，对有些做法提出异议，并要求胡乔木接谈。7月9日胡 乔木给他回了信，中说：“关于施耐庵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已派两位同志专程前往调查， 务采严格的态度和科学方法对现有证物予以鉴定（包括考古学、历史学上的鉴定）。我想这个问题必会 有彻底水落石出的一天。迟一点作结论对科学来说并无妨害，客观事实是谁也不能推翻的。为此，希望 江苏的同志特别是兴化、大丰两县（还涉及两个专区）的同志不要过于着急。现有的材料即便可以证明 大丰确有施耐庵其人，要证明这个施耐庵确实是现行水浒传的作者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疑难问题。别的 不说，水浒全书无一处留存苏北方言的痕迹，这与西游记或儒林外史都不大相同。这样重大的问题难道 不需要有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或假说吗？我对施耐庵问题只要求精密的科学的论证，完全不抱成见，因 工作关系不能卷入讨论，更不想充当法官。实因工作太忙，不能接谈，请格外原谅。” 联系中宣部的紧急通知，显然带有“纠偏”的意味，而要“纠正”的对象，自然是组织施耐庵史料文物 考察的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以及这次考察所形成的《对江苏省新发现的关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文物 史料考察报告》。为此，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上上下下，气氛都有点紧张。 8月17日，收刘世德信与开会通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通知，只有一句话：“兹定于本月二十一日 至二十三日在全总招待所（建外日坛路一号）邀请首都学术界座谈施耐庵文物史料真伪问题，敬请光 临。”“真伪”云云，分明要把问题推倒重来。 刘冬倒很沉着，说一定如约参加，以积极态度应对之；胡乔木不是说“对施耐庵问题只要求精密的科学 的论证，完全不抱成见”吗？他要我打电话叮嘱兴化、大丰的同志，该带的文物史料都要带齐，且要做 好保护工作，千万不能损坏和丢失。对于胡乔木提出的“水浒全书无一处留存苏北方言的痕迹”，请兴 化、大丰的同志研究研究，看能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二 19日下午二点一刻，与刘冬、姚政乘126次车离宁。20日十点抵京，刘世德、胡小伟到车站来接。刘世德 亲自接站，自然是由于刘冬的身份。 兴化、大丰人员也先后到达，刘世德便把他们带来的文物史料，陈列在日坛公园附近的全总招待所会议 室中央的长桌上。 当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邓绍基，召集刘冬、姚政和我，及大丰县委宣传部长张良明、兴化 县政协主席沈恒生开了个小会，商谈会议开法。刘冬表示：难得将文物史料送到北京来，就请专家们认 真鉴定；江苏方面，主要由大丰、兴化的同志介绍情况。刘世德在场，就生活的安排说了几句。 21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座谈会开始。横幅上赫然贴着“首都学术界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座谈”的大字， 与4月间江苏的“考察座谈”相比，虽仅“考察”、“问题”之差，那氛围劲道，却截然有别。 座谈会开始，文学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余冠英致欢迎辞，说：江苏的同志带来了很多文物资料， 请专家鉴定。 邓绍基接着讲话。他说：“主要说一下为什么要开这个会，怎么开法？”他回顾了关于《水浒》作者施 耐庵的明朝人记载，以及二十年代的文章后，说：“1952年，苏北文联、文化部先后派人作了调查， 《文艺报》发表了一批材料。由于有不同的看法，对材料的可靠性有不同看法、矛盾，五十年代以后出 版的文学史著作对于《文艺报》的材料，大抵上采取存疑或不相信的态度；出版的不同版本的《水 浒》，前言涉及作者问题时，也持怀疑态度，说传说怎么样，有待证实。也有人认为是真的。1979至 1981年，在江苏兴化、大丰发现了新的材料，如《施廷佐墓志铭》、《施氏长门谱》，砖刻上讲到施彦 端，长门谱彦端旁边有‘字耐庵’，报刊发表了报道，引起了社会上的重视，使争论进一步展开了。江 苏省社会科学院邀请了一次调查活动，但也有争论，有的报道有失实之处。争论的关键不在于此，中心 还是施彦端是否就是施耐庵。这样的情况下，乔木同志对此很关心，热心，文学研究所义不容辞。江苏 省的同志把文物原件送到北京来，便于专家考察。这个会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党的双百方 针，各抒己见，交换看法的精神来开。” 讲话既交代了胡乔木的指示，但用的是“对此很关心，热心”，并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又特别强调要 “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党的双百方针，各抒己见，交换看法的精神来开”，体现出相当高的 政策水平。 之后，邓绍基请大家观看千里迢迢从江苏送来的文物原件。我注意到，只有几位专家离座观看，多数仍 在谈笑自若。 半小时后，观看毕，座谈开始。邓绍基请启功先讲。刘世德坐在我旁边，向我介绍，说他是古典文献学 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我曾在琉璃厂见过他的书法，听人说，由于日本人的揄扬，他的书法越来越 值钱了。南京广州路上橢圆形的古南都饭店，上面那纤细的字体，便是启功题的。启功自撰墓志铭，为 我特别欣赏：“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 右。面微圆，皮欠厚。……” 于是静听他的纯正的京韵发语道：“你们请我来，是请错了人。如果领导上一定要我说些什么，我可以 在背后悄悄的贡献几点小意见，仅供领导参考。” 我第一次领略启功的风采，但感觉他的幽默，有点弦外之音，似乎来这里座谈，非出他的本意。谈到鉴 定，他说：“这东西很好，很硬的证据。这是什么地方？施家的聚居的墓地出土的文物，这是硬得很。 施耐庵是传说中的《水浒》大作家。作为一个旅游点，不是口头，而是地下出土的实物，更证明施家的 坟地，作为旅游点，很有益处，纪念性的古迹，那实在太好了，太宝贵了。至于研究《水浒》，我什么 也不懂，墓志上看看，没有《水浒》两个字，稍微不全，怎么把墓志与《水浒》挂起来，还要做做文 章。家谱一个小小的问题，抄字稍稍一个疏忽，补抄‘字耐庵’三个字，头一行原来没有字什么，第二 世字‘以谦’在行里头。要按这个体例，第一世，彦端公是号的可能，‘字耐庵’三个字挤在旁边，这 是逻辑上的问题，何以抄家谱的人这样疏忽，也许是方外人，不大管世俗谱谍之法。墓志里有彦端没有 耐庵，这无损于施家家谱，于旅游毫无妨害。”话说得半真半假，应该不是主持者所期待的。 第二个发言的是吴世昌。刘世德介绍说，他是著名的红学家。吴世昌开始的一句是：“辨伪容易认真 难。”请甚精辟，让人听之难忘。然后发挥道：“有人说墓志是假的，理由是不合规格的，因此是假 的；这种证据，反过来也可以，造假的人可以查规格。很潦潦草草，倒无可能证明是假的。明朝的墓志 铭，有一半以上不合规格。对一个问题的真假，要研究一下动机，什么人，什么时候，为什么要造假， 犯罪的动机。这么一个假的，别的材料来证明，那个材料是不是真的？”这番话的真意，我十年以后才 略略明白一点。但在当场，只感到所讲似乎有点唱反调的意味。 第三个发言的是王利器，其兴趣在罗贯中材料的新发现，实际上是偏离了会议的主旨。 第四个发言的是周绍良。刘世德介绍说，他是著名红学家、文史学家、收藏家、文物鉴定专家。他说： “今天看到的实物东西，墓志不象个假的，青花瓷器是永乐、正德的东西，墓志我相信是真的。怎么联 系施耐庵，我觉得很费事。手写刻的，刻工很差，磨损很多，看不出来。文气不通的地方，‘会元季兵 起’，‘播’字可以肯定，‘流’，播迁流离，跟施耐庵联系起来，我不敢。家谱‘字耐庵’是后加 的，始祖都忘了，这么随随便便。和尚加个释字，也没有必要。我持保留态度，但我也不敢否定。把曹 雪芹搞出来，不增加《红楼梦》的价值；把施耐庵搞清楚，也不增加《水浒》的价值。”周绍良对新材 料既无兴趣，更无深入研究的意愿，“我持保留态度，但我也不敢否定”，给人的感觉是，说了等于没 说。 下午会议开始，邓绍基先请江苏同志介绍文物发现的经过。兴化县政协主席沈恒生、大丰县委宣传部长 张良明介绍了有关情况及今后的工作打算等。 继续讨论。第一个发言的是金申熊。我后来知道，他就是金开诚，著有《文艺心理学论稿》等。他发言 说：“作为一个小说爱好者，是很高兴的。小时候看《水浒》，东都施耐庵，很神秘。现在看了一些材 料，我想是得到一些答案，证明有一族姓施的人，传了很久的年代了；难的是怎么和施耐庵挂上钩，这 个钩还要再慎重一些。”对于很多人不相信的王道生《施耐庵墓志铭》，他倒是提出了需要追查来源的 意见：“王道生的材料，1919年以后才发现，怎么收到县志里面去，这位同志1955年才去世，应该对这 个问题有说明。假如再推迟二十年，与王道生的就碰不上头。” 第二个发言的是徐放。他是1952年文化部调查组的成员，说：“我1952年9月13日去苏北，陪同的是丁正 华同志。最初的印象很渺茫的，临到了那里很失望。后来聂绀弩、谢兴尧又去了。在苏北广大地区，从 52年9月到53年4月回来，走了很多地区，听了很多传说，思想起了变化。”他讲到对于传说的认识， 说：“传说是上人讲的，一代一代传下来。既然有这么多的传说，不能说一点根据没有。我就想，司马 迁对于夏以前的历史是怀疑的，我们也无妨疑以传疑，根据传说肯定施耐庵实有其人，完全可以这样写 一个《施耐庵传》。严格说来，一定要坐实，我不敢说。” 他介绍说，接触到的家谱，长门谱，支谱，也看到了，所有的家谱没有一种不是“字耐庵”写在边上 的。关于1952年调查的结果是：“神主牌上面写的是耐庵，还很干净。带回来后放到《人民日报》图书 馆，65年谢兴尧到我家，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了他，现在我还在找。聂绀弩同志说，都经钱丰同志交给赵 沨同志。另外有一部调查报告，交给陈翔鹤同志，有六七万字的样子。” 第三个发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舒芜。舒芜这个名字一般人都很熟悉，对于他把胡风的私信上交， 都颇不以为然。舒芜说：“我53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在外地看到报纸，也是很轰动，施耐庵的问 题解决了，报纸上说的很热闹。《水浒》最初的本子，关于本子的作者，是全是肯定的；后来的本子又 没有说，还有读者来信问这件事。当时调查发现问题，不能肯定；竭力主张肯定的是陈伯达，不同意见 不好说。社会上看调查无结果，有看法。这件事印象很深。学术问题也不是可以按照学术研究来进行。 今天的会这样开，真正进行学术讨论，是非常好的事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强调学术性，对一切问 题进行科学研究，不轻易下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有多少分肯定就肯定多少，有多少分不可靠就多少 分不可靠。”舒芜是与会者中最了解势态背景的人之一，却装作局外人的样子，说“当时（指1952年） 调查发现问题，不能肯定”，却把定性为“坏人”的陈伯达推出来，说“竭力主张肯定”是陈伯达，弄 得“不同意见不好说”。陈伯达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已被递补为中央委员，居五大秘书之首。既 然是他“竭力主张肯定”，为什么会“调查无结果”呢？这样说，仿佛谁同意“施耐庵的问题解决 了”，就是站在陈伯达一边似的。 下面是王利器、傅璇琮发言，不过就文物考证作一般性的议论。之后，卢兴基讲话了。 卢兴基是4月间去江苏考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位专家之一，看得出来，神情有些紧张。他说：“今年四 月，江苏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邀请调查，跑了一圈，除了看史料外，还参观了墓地。这样慎重态度，是必 要的。我写了一篇短文。有人反映很高兴，找到了施耐庵的踪迹，也有商榷的。去的同志大多数是抱怀 疑态度的。52年调查没有找到确定的证据，去了，大部分精力花在砖刻和长门谱上。浙江的‘浙’字是 关键字，现在看来还有疑问。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有收获，出土的文物证明了文字的东西。拉名人有可 能，《水浒》遭禁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拉？墓志可靠，就不能说家谱不可靠。王道生墓志就没有收。杨 新的墓志铭中著《水浒》一段话没有，有同志相信是删掉的，我的分析是加上去的，语气不连。杨新的 墓志铭和地券的年月完全一致，是可靠的。这个桥搭上去了，这段话是后加的。桥虽然搭上去了，中介 还可以找。我基本同意有进展，有分歧，纪要上没有反映出来。个别同志对王道生完全相信，但也没有 人说完全没有用。写了一个简单的文字材料，这个桥还可以继续探索，可以初步推断，还需要进一步发 掘。王道生墓志有一些奇怪的现象，揭露它是伪造的理由，28年胡瑞亭的文字上有出入，怀疑是假的部 分都没有。胡瑞亭的没有生卒年，‘以下墓志剥蚀’，王道生假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也有问题。世昌同 志讲伪造的反面现象，这个材料是不是可以有用处。施廷佐墓志铭里，提到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 迁，后面的‘浙’字，刘冬同志主张‘流’字。‘遂’字象个‘苏’字，有了一点圆头。有一个踪迹， 张士诚打到过杭州。关于长门谱，不是伪造的，施封序上讲上一代烧掉，根据记忆访问记下来的。问题 是‘字耐庵’放在边上，怎么看？家谱是重修的，记不下来就没有填，明确待补的，后来添加一些是可 能的。族谱原文就是这样，一律都是抄在旁边，严格遵守格式，为什么？有一个复杂情况，元季兵起， 出外情况比较乱，名字不清楚。完全否定，我不敢做。施廷佐墓志铭时间地点是受限制的，元末明初， 地点是兴化。遍地烽火，苏北人都是往苏南跑的。这是推测，这是搭桥。为什么在江阴、苏北兴化、大 丰都有施耐庵的传说？我不相信传说的内容，为什么偏偏在这儿有这么大量的传说？靠一个人的力量不 容易。” 卢兴基的话，如实回顾了4月间的考察，涉及到许多细部，“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有收获，出土的文物证明 了文字的东西。拉名人有可能，《水浒》遭禁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拉？墓志可靠，就不能说家谱不可 靠”。在心情压抑的状况下，仍然说：“完全否定，我不敢做。” 最后由沈天佑宣读吴组缃书面发言。谁知开头的话，就令我万分意外： “我很同意，这些资料的来源是不足凭信的，根源不可靠，很难取信于人。” 我暗想：吴组缃没有到会，没有目验新材料，怎么能断定“这些资料的来源是不足凭信”的呢？ 接下去再听： “资料破绽百出，墓志铭是拙劣的编造出来的，从来没有这样写法的墓志铭，内容空洞。明人不可能有 那么多的牢骚。还有写法，行文不通顺，闪烁其词，互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又是好心者的编造。” 我又想：吴组缃既没有看过《施廷佐墓志铭》，怎么知道是“拙劣的编造出来的”？再说，《施廷佐墓 志铭》纯是平实的纪事，并没有什么“牢骚”，这不是乱说吗？ 接下去更是泛泛的议论了：“我倒相信，从思想、艺术看，《水浒》与《三国》不是一人之手，《水 浒》的作者更象一个东南方人。成书的重要加工者有施耐庵，此人可能生于元末明初。我不同意没有这 个人，或郭勋门人的托名。存心搞捕风捉影。如要建立纪念馆，我还是赞成的。” 北京与会者，也在全总招待所安排了住宿。沈天佑、李修生两人就住在我隔壁。晚饭后，我贸然敲开了 房门，和他们一直谈至十一点半。 我对沈天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要是你，吴组缃先生的书面发言，我就不念了。” 他感到惊愕，问： “为什么？” 我说： “这次会议考察的重点是《施廷佐墓志铭》。江苏同志把文物原件送到北京来，沈恒生、张良明两同志 还详细介绍了文物发现经过及价值的认识。对于这些文物，与会的学者一致肯定是真的，墓里出土的青 花瓷器是永乐、正德的东西。吴先生没有到场，怎能断定这些资料的来源是不足凭信的呢？” 沈天佑说： “刘世德来找吴先生，他写了一个东西，叫我在会上代他念一下，我事先并没有看。现在一想，真有这 么个问题。” 我说： “吴先生说‘墓志铭破绽百出’，‘明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牢骚’。《施廷佐墓志铭》你也看到了，你 说里面有一句牢骚吗？” 沈天佑摇摇头。 我说： “不知你注意没有，吴先生这里评述的似乎是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铭》，那里面有‘虽遭逢困顿，而 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达；闭户著书，以延岁月。之立志可谓纯洁矣’，这不就是所谓牢骚 吗？” 沈天佑点头称是。 我说： “会议的组织者，显然没向吴先生说清楚，考察的对象是《施廷佐墓志铭》；但他的意图十分明确，就 是要把《施廷佐墓志铭》连同王道生《施耐庵墓志铭》一起否定掉。吴先生发言第一句是‘我很同 意’，他同意什么？同意组织者‘来源是不足凭信’的意见。组织者不过是想借吴先生的声望，来加重 否定施耐庵的份量而已。考察还没有开始，他们就按长官意志，事先定下了否定的基调，非怪得专家连 实物都不想看了。” 想想也是，到会的多是权威的鉴定家，对新发现文物史料，不可能没有兴趣；但“奉命鉴定”，按调门 唱曲，确是难有激情的。启功那句“你们请我来，是请错了人”，“如果领导上一定要我说些什么，我 可以在背后悄悄的贡献几点小意见”，难道没有潜台词么？ 再说，胡乔木的指示，还包括缓建施耐庵纪念馆，“以免徒增浪费并令人感到缺乏慎重”，刘世德在邀 请专家与会时，一定也忠实地传达了。不想吴组缃却说：“如要建立纪念馆，我还是赞成的。”还是偏 离了指示精神。 我又介绍了江苏施耐庵考察所做的大量工作。沈天佑表示钦佩，说他原先是准备发言的，现在改变了主 意，在进一步研究有关材料之前，不再说话了。李修生则表示，有话要讲。 三 22日继续开会，邓绍基再次强调要贯彻双百方针，并点名请刘冬发言。 刘冬态度沉稳，慢条斯理地说： “情绪非常兴奋。三十年来，不论如何说，事情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52年只有文字材料，后来收集到 一点材料，又散失了。三十年里，大家感觉是纸上谈兵。施廷佐墓志铭是可靠的东西，地下发现的嘛。 52年发表稿件，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文艺报》当年的作风值得赞扬，真的假的，要经过历史的考 验。当时我对施耐庵并不是全信。” 他借施耐庵是“风影之谈”发挥道： “有人说‘捕风捉影’，我就怕影子少，越多越好。人站在阳光下，就有影子，但也不可能是幻影。” 这种说法，后来在《施耐庵文物史料辨证》一文中化为：“过去的笔记有许多也不过是传说的记录；现 在保存于人民口头上的传说，也就是未曾笔记过的‘笔记’，其价值是绝不能用一两句话就加以抹杀 的。有关施耐庵的数十则至今人们还在讲着的、分布在山东郓城，江苏江阴、沙洲、兴化、大丰、淮安 和浙江青田的传说，至少也是施耐庵实有其人、在这些地方活动过的极重要的证据。正如树投在水里的 倒影，因为水波的折射，往往随着水波的大小而改变其形状。无风的时候，倒影接近于全真，大波的时 候，倒影接近于全无：但总有真实的树在岸上，作为倒影的来源。”（《江海学刊》1983年第4期） 他在讲话中论述了“整体思考”的观念： “《水浒》作者搞不清楚，是个遗憾。我是整体思考，从各方面考虑：一，认为王道生墓志不能轻易否 定，里头存在不少问题，但不能全部丢开。生卒、体例，最困难的是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二，成书过 程，《兴化县续志》是李详修的，序言是1928年写的。三，新发现的施子安残碑，证明施子安的名字是 成立的；四，满家抄本施耐庵为元朝辛未进士，与从前公布的祠堂木主、族谱、施让墓志等相一致，构 成问题的核心。五，施占鳌的访问记，可证袁林甫没有看过王道生作的施耐庵墓志，两者可为互证。 六，施耐庵赠鲁渊刘亮的元曲《秋江送别》，鲁渊、刘亮已找到了下落，时代一致，活动地区一致，鲁 渊、刘亮非名人，白驹偏僻小镇做不出这个假。” 最后，他恳切呼吁： “总之，事情虽不能落实，但颇有前途，我个人思想上认为假不了。只有真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才会出 来。在我预计，还将有许多东西，会逐渐弄清楚的。停止下来，不会有前途。希望一点鼓励，不要放冷 气，不能丧失信心，还有希望。” 李修生昨天晚上就表示要说话，紧接着就说开了：“见到的材料，出土的东西，我觉得是真的，但就这 全部材料说明：元末明初施家有五代人，生活在这个时期，可以证明谱系的准确性，还没有与《水浒》 搭上桥。这个地区有施耐庵的传说，是可贵的；基本的看法，传说有的是附会，有的有事实为依据，口 头上流传，流传就是创造，需要收集，要作为一份资料出版。家谱，神主，这一系列的材料，在乾隆着 火烧掉了，明确说访问老人，距离施耐庵生活时代，已经三百年了，吸收传说有可能，附会一些，可能 是有的。要考虑这个因素。” 王俊年也是4月间去江苏考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位专家之一，他的神情显得更加紧张，开始甚至说了一 句“去江苏考察，事先没有请示、事后没有汇报”的检讨话。进入正题以后，态度明朗起来，说：“江 苏省作工作，吹热风而不泼冷水。一，四月份去参观，感谢热情接待，增加了见识。二，对于研究贯彻 百家争鸣的方针。报道倾向性比较的明确，要相信群众。三，江苏省的工作是好的，有意义的，三十年 来没有的大进展。出土的文物都是真的，族谱除了第一世彦端“字耐庵”之外，都是真的。……强调第 一手材料，也不一定非要发现施耐庵墓志石头才能作结论。‘播浙’就更靠近了。走一步路说一步话。 江苏省保存起来，座谈、鉴别、讨论，是有好处的。还是有意义的。王道生墓志讨论时多数人比较否 定，但确实几个版本不一样，有的问题在另外一些版本上就没有，还可以进行研究。” 他还说：“范宁留下一个意见，对于家谱的看法，三家村的人没有那么多的讲究。民间传说作为参考， 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我这才意识到：4月间去江苏考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位专家之一的范宁，为什么没有出席？要说另有任 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有比执行中央领导指示、配合中心工作更重要的任务吗？他的不出席，并要 王俊年带来这么一句话，难道不也是一种态度吗？ 上午最后两位发言者，也是文史界大名鼎鼎的人物。 张政烺说：“施耐庵的材料昨天刚看，我特别重视墓志，长门谱第一代应当是元德，第二代是耐庵，问 题是死了三年才生儿子。我不能否定施家这些材料，也不能否定施耐庵作《水浒》。我的态度是：继续 调查，继续收集材料，继续研究，目前存疑。” 史树青说：“我的印象：所有出土文物从鉴定角度看，全是真的，文献中的家谱也应该是真的，问题是 三个字值得研究。乾隆修民国重抄，全是可靠的。‘字耐庵’是民国七年以后补加上的，不是抄的时候 加上的。挂钩怎么挂钩，靠家谱。不是有意作伪，施家后人通过传说或种种原因加的，值得研究。为什 么这样巧，相差不远，墓志文物不假，值得进一步探讨。加的动机目的、来龙去脉，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于施耐庵的情况，江苏流传很广，陈同生、李审言有贡献。王道生的来源值得进一步探讨。名字叫施 子安，施耳，施彦端，值得研究。意义还是很大很大。《西游记》也在这个时候，后期吴承恩有这个风 气。整理材料说话。听了江苏刘冬同志全面介绍，很有启发。” 这天下午，还有蔡美彪、吕乃岩、侯敏泽、陈新、朱靖华、程毅中、周绍良、史树青发言。 蔡美彪说：“会上展出的材料，不存在真伪问题，应该说都是真的。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些资料如何研 究利用，鉴别分析。”他提出了对施耐庵的三种说法，三个系统：一，族谱：彦端字耐庵；二，王道生 墓志：讳子安、字耐庵，著有《三国演义》、《江湖豪客传》等；三，施耐庵传：原名耳，著《水 浒》。后两个系统都没有提到施彦端，这两个材料不能用来证明写《水浒》的，认为把施耐庵确定下来 的发明家可能是咸丰时陈广德。 吕乃岩从宋江的历史与《水浒》成书说起，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作者，是不能否定的。《水浒》作者 是淮南人，是合理的。他说：“52年的材料受到一些人的反对，我是从《水浒》的成书过程来推断的， 正符合大丰、兴化所调查的情况。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完成《水浒》，不是偶然的。《水浒》作者是施耐 庵，是淮南人。我对于大丰、兴化的材料很感兴趣，也很相信。虽然有些破绽，有些漏洞，但也不妨碍 符合这个大方向。” 侯敏泽说：“52年《文艺报》调查，我是经手人。当时刘冬同志写信，我们很高兴，很重视。刘冬同志 发现了线索，当时我们比较相信；后来看了一些材料，感到有些争论。兴化、大丰县的同志做了很多工 作，长时期做了考察发掘，是有意义的，是好的开端。他们的辛苦应该表示感谢。我觉得发现矛盾很 多，中心问题是：彦端、耐庵、《水浒传》的关系，现在要证明彦端就是耐庵，确实有问题。” 陈新说：“古代对小说很轻视，有名字的作者很少，很多都是五四以后考证出来的。施耐庵生平谁也不 知道，弄清楚要花很大力量。要发现一个确凿无疑的，恐怕不容易找到，只有从大量的材料中，去伪存 真，才能解决。有进一步认识，希望继续努力。其次，这些材料怎样鉴别，应该客观的，不能与政治运 动结合起来。肯定与否定都是科学性。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 朱靖华说：“王道生墓志铭，很早有人说是假的，刘冬同志认为基本是真的。这个碉堡没有攻下来，没 有听到有份量的说王道生是假的发言。基本上假的，但包含了一些真材料；基本上是真的，但包含了一 些记载上的错误。……1920年出版的《人名大辞典》，和王道生大体相同，胡瑞亭发现是1928年，碑已 剥蚀，可能还比较古老，还可以继续研究。从知人论世角度思考一下，王道生究竟是什么人，什么朝 代，身份，搞不清，可能是怀才不遇的人，拟了一个墓志铭。没有妻子儿女，也不能证明是假的。如果 是真的，就是明代；如果是假的，就是清代。禁《水浒》禁得很厉害，为什么要作伪？动机查一查，不 怕杀头和抄家，除非神经不正常。倾慕施耐庵的高尚品质，这样解释也还可以理解。从反面来看，他要 造假，难道说他能知道1982年8月会开会讨论施耐庵确有其人？王道生的内容与施廷佐墓志铭有些吻合， 这也很奇怪。王道生墓志的辨伪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 程毅中说：“《水浒》与施耐庵问题很重要，值得花大力气解决。很有收获，启发。问题的确有所前 进，希望深入一步。对江苏做了大量工作，很钦佩。施耐庵还比较有幸，明朝人就署了名，承认了施耐 庵的。最关键的是杨新的施让墓志铭，除了二行字以外，其他的都是真实的，我建议大家攻这条。” 周绍良再次发言，说：“看了家谱，我看是真的。家谱有两种。如宰相世系表，是生下来就写上去的； 一种是死家谱，根据牌位抄的。这是从第九世起编的家谱，根据牌位，只有名没有号。牌位上有名字的 只有长房，第九代变成大地主。元辛未进士是牌位上有的，根据牌位写，很忠实。牌位上没有字耐庵， 所以是加上的。” 史树青再次发言，说：“王道生在乾嘉道咸之际，李审言是修志老手，不大会不引出处，综合了当时的 传闻，附在家谱之后。子安还是名，家谱三个字值得推敲。上午推测在民国七年以后，民国十五年施熙 的祭文与牌位一致，民国七年到十五年之间添的。建议对三个字进行科学检查，或到光学所、化学所鉴 定一下，看是不是那时写的。” 邓绍基在结束时说：“我们的目的是引向深入，不是作出什么结论来。以后在有关场合或刊物上进一步 讨论。是学术性的交换意见，不是工作会议。” 散会时，刘世德问我要不要讲讲？我不假思索，说要。 晚上，我对刘冬说：兴化、大丰的考察座谈，开会时我忙于记录，除了偶尔插一两句话之外，没有正式 发过言。这次会议，情况太不正常了，不能放弃这个讲话的机会。 刘冬说，两天的座谈，表明那种要把文物史料判定为“伪”的目的，没有达到。启功、史树青、周绍良 认为所有出土文物从鉴定角度看，全是真的；对于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吴世昌、金申熊的看法，比4 月间何满子、章培恒更进一步，这就是收获。最大的毛病是形而上学，孤立地看问题，如蔡美彪的“三 个系统”论，把族谱、王道生墓志、施耐庵传割裂开来，好像是在作分析，其实并没有道理，要把这一 点说清楚。 于是，我一边起草明天的发言稿，一边与刘冬说话，一直到深夜二点方睡。 四 23日上午开会，邓绍基要我第一个发言，我一口气讲了五十分钟。 我指着会场的横幅道： “这次会议，叫‘首都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座谈会’，任务是鉴定施耐庵的文物史料的真伪。通过认真 严肃的考察、鉴定，专家们一致认为：江苏新发现的这批有关施耐庵的文物史料，不存在什么真伪问 题，换句话说，它们都是真的。这样，我们就放心了。反之，如果是假的，性质就不一样了。如果是我 们江苏社科院文学所的人伪造的，我们有伪造罪；如果是下面伪造而我们不能识别，则我们有渎职 罪。” 拈出“伪造罪”与“渎职罪”两顶帽子，是为了的渲泄几天来的怨愤。我接着说： “既然它们都是真的，那就是如何来分析研究、从中引出什么样的结论的问题了。首先，我们要弄明白 一个问题：一两块墓砖，何以会成为文物，吸引那么多专家学者的兴趣？恐怕不是偶然的，施廷佐墓志 铭等出土文物，不是孤立的、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它之所以成为文物，是与一定地点、时间等多方面 的因素相联系的。 “先说地点的因素。施廷佐墓志铭出土于施耐庵墓地西南200米、施让墓地西边150米左右的地方。这个 地方现在属兴化县新垛公社施桥大队。这里的居民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姓施，而且世代供奉施耐庵为自己 的祖先。施耐庵的墓，是一个很有气势的墓，并非‘一抔黄土’，照堪舆家的理论，这是一块‘风水宝 地’，所谓‘狮子盘绣球’，确非虚言。直到土改以前，施家子孙每年清明都要在墓前举行隆重的祭祀 仪式。施廷佐墓志铭就出土于这块地方，墓志铭上清楚地载明其曾祖为彦端，参之以世代相传的施耐庵 名彦端的说法，判明施廷佐为施耐庵之重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否则，这块刻有“彦端”字样的墓 砖，又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再说时间的因素。施廷佐墓志铭出土于1978年，第一次为人注意是1979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第一次 到现场考察是1982年2月，总之，距离1952年《文艺报》公布施耐庵的材料近30年。这一点很重要。如果 没有52年的发现与介绍，现在突然冒出来一块施廷佐墓志铭，将只会是不值分文的废物。为什么这样说 呢？52年的那批材料，曾经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施耐庵生平与家世的轮廓，即：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 塘二载，后弃官居于苏州。张士诚据吴，曾登门拜访，不应聘，避祸居江阴，又到兴化，徙居白驹场， 成为白驹、施家桥一带施氏自苏迁兴的始祖，死于淮安。他名彦端，或耳，或子安，字耐庵。生子让， 字以谦，孙文昱，字述元，或景胧，等等。这样一个轮廓，为多种文字材料和传说构成，然由于文字材 料年代较晚，又不免有些漏洞，所以为许多学者所怀疑，甚至全盘否定。施廷佐墓志铭出土的根本价 值，在于这块事先谁也不知道的沉睡地下四、五百年的古砖，不是违背、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印证 了上述关于施耐庵的轮廓。如：一，墓志铭载彦端为以谦之父，景□之祖父，廷佐之曾祖父，这就从出 土文物上证明彦端、以谦等几代人的存在。而在这之前，不少人都认为彦端这个说法不可信。二，墓志 铭写了五代人，但第一代元德，以及第三代以谦、第四代景□，都无事迹可述，唯独第二代彦端之下， 加了一段：‘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遂白驹生祖以谦……’，这段话由于字迹漫漶不 清，故‘播浙遂’三字，又有人认为应作‘播流苏’，或‘播浙苏’，不论如何读，语意稍有不同，但 主要意思则是一致的。为什么在施廷佐的墓志铭中，要对曾祖彦端这一代大书特书？因为它关系到施氏 一族迁徙的大事。彦端于元末播迁外流，明初回兴化白驹定居，所以他成为施氏的始祖，‘苏迁施氏 宗’的第一代，而不是他的父亲元德为始祖，就是这个道理。三，墓志铭开头曰：‘公讳□字廷佐’， 以下的阙文，1997年曹俊杰等同志第一次去施家桥采访时，尚清晰可辨，他的记载是：‘祖籍姑苏，高 祖公元德字大元……’，证之以墓志铭等实物，可知他记录中‘字大元’之‘字’，显系‘於’字之 误。但‘祖籍姑苏’四字却不能因之一概否定。曹俊杰为盐城地委宣传科长，对地方掌故颇有研究，具 有一定的考察能力，他是受中国新闻社之委托去采访而发现这块墓志铭的。因此‘祖籍姑苏’一说不能 轻易抹杀。上述二、三项，证明陈广德《施氏族谱序》之‘白驹场施氏耐庵，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 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施埁《建祠记述》所云‘吾族始祖耐庵公，明洪自苏迁兴，后徙白驹场，由一 本而支分派别，传衍至今，五百馀年矣’的记载以及‘施耐庵神主’、‘苏迁施氏宗’世系木牌等，都 是有根据的。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施耐庵生平家世的轮廓勾勒在前，出土文物的发现在后。这些文物至 少为这个轮廓的若干重要环节找到了坚实的支撑点，这就使人有理由更有信心地认为，以往那种轮廓的 描绘是有相当的根据的。” 我又就《施氏家簿谱》“字耐庵”三字写在行边，回答了人们的质疑： “对于新发现的《施氏家簿谱》（即‘长门谱’），通过两次考察座谈，基本的倾向都认为不是假的， 乾隆四十三年重修，民国七年过录，是可信的。家谱世系第一行即大书：‘元朝辛未进士第一世祖彦端 公字耐庵元配季氏申氏生让’。彦端即耐庵，本应深信不疑，怀疑的焦点仅是‘字耐庵’三字是写在行 边的，有添加之疑。细审笔迹，又出一人之手，这就有些奇怪。照一些同志的逻辑，如果‘字耐庵’三 字写在行中，似乎就可以放心了。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应该孤立的看。施氏家谱，决非长门谱这一本， 早在1928年、1943年，胡瑞亭、蔡公杰等人就看到过，1952年调查时，更获得了多本；‘彦端’与‘耐 庵’挂上钩，也并非自长门谱始，早在52年公布的材料甚至四十年代《申报》上的文章，都已将二者挂 钩，判为一人了。同时，家谱是人手抄的，不能保证在抄写时不发生漏误以至更正之处。满家抄家谱于 1918年，可以相信，那个时候，施氏宗祠中施耐庵的神主牌位早就供奉在那里了，所以彦端字耐庵的说 法，远比满家写上那三个字要早得多；事情决不会相反，是因为满家抄家谱时添上了‘字耐庵’三个 字，施氏后人才反过来立一个木牌的。家谱出于满家一人手抄，而神主则全族人所共见，为什么不相信 木牌，倒只相信满家呢？还有，长门谱中所录杨新的《施让墓志铭》，比52年公布的少了‘先公耐庵， 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一段，不少学者据此 断言52年公布的为后人所窜入。这个问题也要分析。我们看到，这一段话实际上包含三个内容：一，中 进士；二，隐居；三，著《水浒》。中进士这件事有没有根据呢？在长门谱第一世世祖的眉头，就明白 大书：‘元朝辛未进士’，所以在其本身中就有内证，是有根据的，不须旁人窜入；隐居的问题，《兴 化县续志》中就有施家桥‘葬元隐士施耐庵’的记载，进士与隐士，是统一的。所以这一段不是窜入， 而是满家删去。满家的目的是要删去写《水浒》，而又连带中进士、隐居而并删。满家为一僧徒，他既 不会赞成“诲盗”，也不会赞成鲁智深式的大闹五台山。我还有一个设想，满家为讳言著《水浒》事， 不仅删去杨新的墓志铭中的那段话，而且连世系中‘字耐庵’三字也弃而不书。这样一个明显的改动， 大约当时即遭到族人的非议，于是只得在行边重新添上‘字耐庵’三字以补救之；杨新的墓志铭文，则 因所删字数太多，终于没有添上。致于施耐庵的名或字的问题，情况比较复杂，一个人有几个名、字， 就文人雅士来讲，是很正常的事。有的名号，不仅不为世人所知，年代久了，甚至连本人也闹不清，也 是有可能的。根据现有材料，施耐庵名子安，字彦端，号耐庵，可能比较符合事实。‘施彦端—字耐 庵—著《水浒》’这样一根链条，不一定在任何场合都要联成一系，否则就加以否定，恐怕并不科学。 在实际生活中，彦端和耐庵，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区，配偶相同，子孙一样，实际上只是同一 个人的不同符号，施氏子孙谁也不曾弄错过。如果拘泥于长门谱中写在行边的三个字，说施彦端是否施 耐庵都难以认定，是没有道理的。施氏宗祠中的‘施子安’的残碑，有同志说是‘代子安’三个字，并 以家谱第十二代有子安，证明王道生的墓志显系伪造。施氏宗祠到1946年才拆毁，十二代子安的碑赫然 在目，李恭简等人居然把王道生的冒牌货入县志，岂非太胡涂了？再说十二代的子安并非长房长孙，他 与施埁应为同一代人，他如果有显赫功绩，值得立一块大碑，《建祠记述》不应一句不提。况且这三个 字又系碑右侧正文或标题之第一行，推测为‘十二代子安敬立’，既不合习惯，又不合体例。我认为子 安应为施耐庵之名，由于为人所罕知，故十二世也取了这样的名（家谱中十二世有于征、于占，十二世 的子安也可能是于安之误）。在施氏家谱中，不同世而同名者，如九世和十五世皆有名“东来”者。总 之，“子安”只有为施耐庵之名讳，才有可能在宗祠中立一大碑。如这一推论成立，则证明王道生墓志 有可信的因素（耐庵讳子安，只有王道生记载此说）。王道生墓志久为人所怀疑，但从未见有力的反 证。对王道生不是用轻蔑的不屑一顾的态度，就能打倒的。对于施耐庵文物史料的不同看法，关键在于 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单个文物之间，存在许多肉眼看不到的内在联系，因而需要运用抽象的思维来判断 和推理。既然新发现的文物史料能够证明以往关于施耐庵生平家世材料的若干重要关节，那就应当基本 肯定以往的材料是有根据的，可信的，从而基本作出施耐庵确有其人的结论来。我们还要注意事物的复 杂性，白驹也好，施家桥也好，穷乡僻壤的三家村学究手下的家谱与墓志之类，是不能用事先悬拟好的 格式去套的。” 之后是廖仲安、石昌渝、吴小林、胡小伟发言，冯其庸、吴晓铃书面发言。 廖仲安说：“碑、墓志铭、族谱都是真的，但困难还是挂钩上。族谱要严加审订，附会是存在的。不是 全盘否定，靠这些材料还不能坐实。疑以存疑，信以存信。徐放同志说苏北广大地区的确存在许多传 说，这还是很宝贵的。传说与历史的区别要注意一下。传说有的很荒唐，中间也有很合理的因素。” 石昌渝说：“目前来讲，最可靠的是地下出土的。对现有的材料要区别对待，不能用综合的方法。” 吴小林说：“从52年以来，有更多的发现，有的地方还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个成绩包括两个方面：有新 的发现，前进了一步；有的澄清了一些问题。” 胡小伟说：“运用材料，要谨慎地区别，文物、史料、民间传说，要避免循环认证的方法。” 冯其庸（书面发言）：“我个人的印象，这是一次重要的发现，这些墓志、碑记、家谱值得重视。目前 还未找到直接写《水浒》的资料，但是值得学术界探讨。可疑之点都提供出来了，为下一步研究打下基 础。科学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 吴晓铃（书面发言）：“这个问题引起哈佛大学东语系马幼垣、魏爱莲等学者的特殊注意。我们是最有 发言权的，但需要慎重。无十分证据，结论不要匆促下。要辨伪、辨疑，有关无关，有用无用。子安的 三个字都无助于考证，王道生的可疑，不可靠。传说资料有一定参考作用。特殊的传说与一般的传说要 区别开来。方志不完全足据，可以提供线索。文献，家谱，诗文，直接的本证，间接的旁证，本证为 主，旁证为辅，追根，纵的关系，横的关系，追到无空隙，需要继续下去，跟踪追击，可做一些田野工 作，字迹要进一步辨识。希望：一，深入艰苦地下去；二，大合作，有组织地搞；三，展开争鸣讨 论。” 邓绍基作小结： “这个会目的是推动一下。最近大家都比较忙，就想结束了。一个学术讨论会，不需要总结小结。一， 我认为在到会所有同志的合作下，这个会开得比较好，宗旨是遵循双百方针，本着科学、实事求是的态 度进行讨论，以期研究的深入。基本上体现出来了，会上的各种意见，确实有助于问题的深入。二，会 上争论怎么看？不仅是正常的，反映了一种客观情况，材料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复杂的情况，就有不 同的看法，没有争论倒未必正常。乔木同志很关心施耐庵文物的讨论，乔木同志是热心提倡学术界对这 个问题的讨论，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报道的时候要慎重，有分歧的情况 下，不能匆匆忙忙的作结论。纪念馆可以从缓考虑，以免浪费。三，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关不同看 法，可以而且应当进一步讨论，在有关场合、刊物上继续争鸣。不是结束这个讨论，而是推动这场讨 论，大家的愿望是进一步讨论。四，现在存在不同看法，并不影响有关方面的同志去进一步发现收集新 的文物，新的材料。我想，是不是可以开一下施耐庵的墓？挖到王道生的墓志不是很有价值吗？我们可 以从中促进，组成考察队。五，对江苏的同志，特别是兴化、大丰重视文物，爱护文物的做法表示钦 佩。他们不仅带来了文物原件，而且翻印了许多资料。经过十年动乱，从全国范围来讲，文物破坏很厉 害，作为会议主人，代表北京的各位专家对江苏地区的同志表示钦佩和感谢。根据到目前为止的有关材 料，得出施彦端就是《水浒》作者施耐庵的确凿看法，确凿结论，恐怕还有困难，还有不少疑点，希望 大家努力，把疑点攻破。如果确实解决了这个悬案，是一件有价值的事。粉碎林江集团以来，尤其是三 中全会以来，国内研究《水浒》的文章不少，讨论很活跃。无论是思想倾向、艺术方法、不同版本、作 者问题，都有争论。都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双百方针。《水浒》研究界 一定要坚持团结一致的精神，有分歧不妨碍团结。我有一句诗：‘分歧不抛九霄外，高谊长存天地 中。’” 邓绍基是很会讲话的。他讲了“双百方针”、“实事求是”，但没有忘记贯彻“不能匆匆忙忙的作结 论，纪念馆可以从缓考虑”的指示精神，这也是不作结论的结论。 会后集体合影。刘冬对我说：“这场风波，告一段落。要是退回去二十年，还不知怎么折腾呢！” 五 刘世德在会上没有发言，但我知道，这场活动是他精心安排的，只有他拿到了尚方宝剑。请什么人，怎 么请，都是他出面的。会议的结果，看来并不如他所愿。会开完了，不能散会了事，要重视会议成果的 体现，使之朝有利于学术的方向发展。当晚，我向他提出两条意见： 一、史树青先生建议对《施氏家簿谱》“字耐庵”三个字进行科学检查，或到光学所、化学所鉴定一 下，能否请公安部进行笔迹鉴定，以释众疑？ 二、是否需要发布一个会议纪要？会议进行了全程录像录音，能否把发言整理出来公之于众？ 对于第一点，刘世德当即表示否定，理由是公安部工作繁忙，不会过问此类事情； 对于第二点。刘世德表示可以考虑。 那时的学术会议，不安排游览，开了实足的三天会，24日十二点五十分，就与刘冬乘13次车离京，姚政 留在北京收集资料。 回来后，一直在等待会议纪要的发表，但毫无动静，连会上集体合影也没有寄来。等见到8月25日《北京 晚报》杨志广一篇报道，居然将吴组缃风马牛不相及的书面发言，作为最主要论点提出来，断定刘世德 根本没有整理纪要的兴趣和勇气，便将我记录的发言，整理成《首都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座谈会发言纪 略》（1982年8月21－23日），交江苏省社联《理论研究》1982年第6期发表，并代拟了一个编者按： 《江海学刊》1982年第三、四期曾发表有关施耐庵文物史料的考察材料多篇，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广 泛注意。许多同志来信，认为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的研究，对解决《水浒》作者的问题有重要意义，并 殷切期望学术界继续努力，使这个文学史上的悬案有朝一日获得真正解决。今年八月间，首都学术界召 开了一次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座谈会，又把对施耐庵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由于报纸报道比较简略，难以 满足读者全面了解这次盛会具体情况的强烈要求。现将旁听纪略发表于后，供读者研究参考。这份纪略 错漏之处在所不免，当以会议的录音为准。 按语所说的“这份纪略错漏之处在所不免，当以会议的录音为准”，实际上是要将刘世德一军：看你有 没有胆量将会议记录整理出来？ 10月5日，我到省委宣传部开了一张介绍信，前往江苏省公安厅，要求检验《施氏家簿谱》世系表第一世 “始祖彦端公字耐庵元配季氏 申氏生让”中，“字耐庵”三字与家谱字迹是否为同一人所写。10月26 日江苏省公安厅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八二)公文检字第八○号： 序 言 1982年10月5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介绍省社会科学院欧阳健同志送来《施氏家簿谱》壹本，《施氏家 簿谱》世系表第一世“始祖彦端公字耐庵元配季氏 申氏生让”中，“字耐庵”三字写在正文右边，要 求检验“字耐庵”三字与家谱字迹是否为同一人所写。 检 验 经检验，《施氏家簿谱》及“字耐庵”三字均为毛笔竖行书写，字迹书写正常，特征反映明显，特别是 “庵”字的“电”字部写法及单字细节特征等，与《施氏家簿谱》字迹比对，二者书写水平，起、收笔 的运笔特点，完全反映了两者书写习惯的同一。 结 论 “字耐庵”三字与《施氏家簿谱》字迹为同一个人所写。 鉴定人：许耀明 樊一石 1982年10月26日 《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发表了刘世德四万字的长文《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罗列了一大堆他 人提供材料，属于刘世德个人的精粹，只有一句话： 《施氏家簿谱》“字耐庵”三字，“字形比正文小，墨色较正文淡而浮，笔迹似与正文不同，当非一人 所写。” 其后，刘冬撰写了《施耐庵文物史料辨证——兼答〈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卫诗、林同撰写了《评 刘世德〈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投给《中国社会科学》，都遭到拒绝，舒芜所谓“《中国社会科 学》杂志强调学术性，对一切问题进行科学研究，不轻易下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完全是一句空 话。后刘冬的文章发表于《江海学刊》1983年第4期；卫诗、林同的文章发表于《陕西理工学院学报》 1985年第4 期。 出席首都座谈的专家中，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蔡美彪写了《白驹施氏文献与施耐庵传说 辨析》，刊于《江海学刊》1983年第3期。王春瑜83年7月23日给我写信，评论说：“蔡美彪的文章，其 荒谬、武断，比刘世德的那张‘大字报’更甚。《江海学刊》来后，我拟细读刘冬同志的驳蔡大著。” 82年10月，兴化张丙钊写了《〈水浒传〉中兴化土话试例》，要点有：1兴化历史沿革及方言归属的简 介。2从语音、词汇、俗语及语法现象四个方面，试举一百例说明《水浒传》中存在大量兴化土语。三、 几点看法，要点是《水浒传》语言现象说明其作者应为淮南某地人，曾流寓过苏杭；如其作者是钱塘 人，则书中大量淮南土语便成了无源之水。全文25000字。 2011年2月12日 辛卯年正月初十 附： 央视国际 2004年04月01日 13:02 刘世德主讲：《水浒传》的作者 前一阵子比较轰动的呢就是有江苏省一个大丰，一个兴化来抢施耐庵。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大丰有一个 施耐庵的墓，这个墓现在是一个文物。那么有的人说既然他的墓在这里，那当然施耐庵就是我们本地 人。但是不，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墓是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建立的。当时在解放战争时期，当地是民 主政府，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那个县长姓李，他建的这个墓。那么你想想看，上一个世纪四十 年代建的墓，这是不能够作为他的籍贯的一个凭证。那么大丰，大丰是1949年以后新设立的一个县，它 以前没有这个县。由于历史上记载，传说施耐庵是白驹桥的人，这个白驹桥恰恰原来属于兴化，现在划 到了大丰了，所以大丰在争这个。我曾经奉中央领导同志之命，到大丰专门去调查这个事情。当地出现 了施耐庵的家谱，还出现了地下挖出来的墓志铭，墓志铭上头那个人有人说是施耐庵，有人说是他的后 人，这些全是假的，…… （http://www.cctv.com/program/bjjt/20040401/10104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