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谈巷语中的水浒故事 随着文史知识的普及，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在《水浒传》出版问世之前，民间就已经广为流传着许 多零散的、变化不定的水浒故事。《水浒传》就是在这些民间水浒故事的基础之上创作的。南宋画家龚 开为宋江等三十六人作《画赞》并写了《序》，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如果要研究谁是《水浒 传》的作者，除了施耐庵之外，恐怕宋、金、元时期的老百姓都要算上。 各种形态的水浒故事的产生，与中世纪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古代科技水平低，古人 不可能有现代人这么丰富多采的文化娱乐活动。宋、元时期已经有了戏曲，宋金杂剧和稍晚一些的元人 杂剧已经遍及城乡。但是，如果是在晚上演出，在油灯之下，在烟熏火燎的松明子或者其它原始照明工 具的微弱光线之下看戏，无论舞台上的戏剧情节多么精彩，那种滋味，恐怕是不好受的，那种艺术效 果，恐怕好不到哪里去。那么，就挪到白天来演出吧。但是，除了公子王孙和达官贵人之外，普通的苍 生百姓都要为生计而忙碌，为填饱肚子而奔波，哪有闲工夫陪着唱戏的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呢。 相比之下，几个人闲暇时凑在一起“街谈巷语”一番，这种娱乐方式就简便得多了。后来出现了 “说话”，效果就更好了。“说话”就是讲故事，“街谈巷语”的内容变得有头有尾了，就是“说 话”。不管听故事的人多人少，也不管讲故事的水平高低，随时随地都可以讲说起来。后来出现了以 “说话”谋生的行当，也就是现在我们称为“说书”或“说大鼓书”的，艺术水平就提高许多了。同戏 曲相比较，“说话”是一种方便易行的娱乐形式。尤其是不受灯光照明的限制——无论光线多么暗，只 要耳朵听得清楚，其艺术效果是不会太差的。 “说话”的人多了，听“说话”的人也多了，这就需要大量的“说话”素材。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相 当直接而且急迫的供求关系，于是，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奇闻趣事，很快就被编进“说话”当中。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北宋末年爆发了宋江等人的造反起义的事件以后，当时的民间一定会很快就有了 水浒故事流传。在这种口口相传的过程中，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对社会与人生的体 验，自由地参与改造和创作——张三将自己编的故事讲给李四听；李四在进行一番加油添醋的工作以 后，又讲给王五听；王五势必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好恶，又进行一番改造和创作，再讲给别的人听。这 里为了论述简便，只说讲故事和听故事的是一个对一个；而实际上，一个讲故事的要面对几个、几十个 甚至成百上千个听故事的。按照这种“超”几何级数的比例算下去，我们可以粗略地感受到民间水浒故 事的流传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这样一来，同一个水浒故事，这个人和那个人讲的不一样，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讲的不一样，今天 和昨天讲的不一样。讲宋江领头造反，闹得惊天动地的中途，忽然出现了“铁天王”晁盖，而且改为由 他领头造反，宋江则龟缩在郓城县当“小吏”；后来又说晁盖死了，才让宋江坐上梁山的第一把交椅。 讲宋江造反的地点，早先说在太行山，后来既说在太行山，又说在梁山，最后才定在梁山。梁山有一百 单八位好汉，这是人人皆知的。可是在早期的水浒故事中，同宋江一起造反的，只有三十六人；后来又 变为“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最后才定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早期的水浒故事，卢俊义叫“李进义”，杨雄叫“王雄”，关胜叫“关必胜”，阮小二叫“阮 进”，阮小五叫“阮通”，张横叫“张岑”，呼延灼叫“呼延绰”；赤发鬼称“尺八腿”，托塔天王称 “铁天王”，病关索称“赛关索”；还有“一丈青”这个绰号，早先是安在燕青头上的。就连宋江有无 家室的问题，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读者都知道，《水浒传》里的宋江是没有妻子的。可是，早期的水 浒故事不仅说他有，而且还说他的妻子曾在梁山泊中广为栽种蕖荷菱芡。 宋元时期的“说话”中，有一类风靡一时的热门故事，就是“公案”、“朴刀”、“杆棒”，很象 现代电影和电视剧当中非常受欢迎的侦破、打斗故事片，可见古人和我们的欣赏兴趣有许多相似的地 方。现在还可以见到几种这类故事的篇名，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 等。这些篇名所涉及到的绰号，在《水浒传》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人名。不过，当时他们不一定属于水 浒故事，可能是独立存在的“公案”、“朴刀”、“杆棒”故事，演说石头孙立、青面兽杨志、花和尚 鲁智深、行者武松等人挥动朴刀、杆棒打遍天下的奇闻异事。后来，经过宋元时代芸芸众生口口相传， 其间经过他们不停歇的改造和捏合，才将这些“朴刀”、“杆棒”捏进水浒故事里面。 这一时期，一本叫做《大宋宣和遗事》的书出现了，其中有一段题为《梁山泊聚义本末》的文字， 是专讲水浒故事的。这段文字写得简洁、精练，文字虽不多，但是内容含量大，几乎包括了《水浒传》 所有的主要故事情节和人物。如果直观地看问题，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段文字是《水浒传》的“写作纲 要”，《水浒传》就是根据这个纲要敷衍繁变而来的。但是，这种话是不好讲的。这就象现在侦破案件 时的推理一样，无论侦探先生的推理多么严密，多么合乎逻辑，多么合情合理，如果拿不出确凿的证据 来，法官照样打你的板子。不过，这段文字确确实实是宋元时期水浒故事的大汇合，虽然不一定是全部 的汇合，至少也是汇合了其中最重要、最主要的故事。 这应当归功于当时的“说话”艺人。因为他们在“说话”的时候，总是要有一个文字提纲的，不然 的话，一百多人甚至几百人的生死、祸福、贫富、善恶、高低的人生百态，谁能记得住，说得清？这段 文字被《大宋宣和遗事》收了进去，流传下来，总算为我们这些现代中国人在研究《水浒传》的来龙去 脉时，留下了一点儿证明材料。 《梁山泊聚义本末》中的故事，有许多同《水浒传》是不相同的。这种现象非常有趣，而且意味深 长。比如说，它的开篇，是将杨志等十二个人为朝廷运送花石纲，杨志被风雪所困，被迫卖刀，与一个 恶少后生“交口厮争，那后生被杨志挥刀一斫，只见头随刀落”。后来孙立等十一人“将防送军人杀 了，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 再如宋江杀阎婆惜，是由于阎婆惜与一个叫做吴伟的人勾搭，被宋江撞见，“正在偎依，便一条忿 气，怒发冲冠，将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两个杀了”。杀人以后，宋江还在墙上写了四句诗： 杀了阎婆惜， 寰中显姓名。 要捉凶身者， 梁山泊上寻。 这位宋江比起后来《水浒传》中的那个杀阎婆惜的宋江，似乎胆子更大一些，办事更利索一些，气魄更 足一些。 还有“智取生辰纲” 的故事，押运生辰纲的不是杨志，而是“县尉马安国”；劫夺生辰纲的地点不 在黄泥岗，而是在“五花营堤上田地里”；由于劫夺生辰纲的现场留下了一对酒桶，便扯出“酒海花 家”来；于是“酒海花家”的老板名叫“花约”的向官府招供：“为头的在郓城县石碣村住，姓晁名 盖，人号唤他做铁天王，带领得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 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有了这么多吸引人的、丰富多采的水浒故事在民间流传，这也是《水浒传》 之一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