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序跋视野中的《水浒传》接受 贵州 王猛 《水浒传》甫一问世，由于其题材内容的特殊性，就如何认识这部小说的思想性质，便在社会接受中聚 讼纷纭。作为一面重要的窗口，明清序跋对此有较多地反映与讨论，集中体现于对《水浒》其书，以及 宋江和水浒群雄的评价。在明代，这一评价经历了由贬斥到褒扬再到贬斥的态度变化；在清代，虽同样 在褒贬的轮替中循进，但肯定中不乏否定，否定中亦不乏肯定。 《水浒传》最早的版本，出现不晚于嘉靖年间，因为嘉靖时李开先的《词谑》提到20册本的《水浒 传》，高儒的《百川书志》亦录《忠义水浒传》100卷。《水浒传》嘉靖序跋未见，但从一些文人笔札， 可见到当时人对这部小说的态度，最典型的是嘉靖前期田汝成的看法，其《西湖游览志馀》称：“《水 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坏之报如 此!”[1]这句话被后人反复引用。显然，不满甚至仇恨的态度，在《水浒传》早期接受中颇为流行，这 是官方主流意识程朱理学进行僵化而保守地道德灌输的结果。 情况在嘉靖后期发生了扭转，随着思 想界心学思潮的逐渐发展和盛行，个人独立思考和个性精神的弘扬，明人对《水浒传》的认识也进入了 破冰期。嘉、万时期的张凤翼就首先对“诲盗说”表示质疑，其《处实堂集•续集》中的《水浒传序》 云：“兹传也，将谓诲盗耶，将谓弥盗耶?斯人也，果为寇者耶，御寇者耶?彼名非盗而实则盗者， 独不 当弥耶?”而称“传行而称雄稗家，宜矣。”[2]显示了一种开明超脱的态度。 其后，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的《水浒传叙》，则表达了一种对这部小说的全新认识：高度评价宋江的才 能，对水浒群雄逼上梁山表示谅解，对他们侠义行为进行褒奖： 卢俊义以下，俱鸷发枭雄，跳梁跋扈。而江以一人主之，始终如一。夫以一人而能主众人，此一人者， 必非庸众人也。使国家募之而起，令当七校之队，受偏师之寄，纵不敢望髯将军、韩忠武、梁夫人、 刘、岳二武穆，何渠不若李全、杨氏辈乎？ 余原其初，不过以小罪犯有司，为庸吏所迫，无以自明。……遂啸聚山林，凭陵郡邑。虽掠金帛，而不 虏子女。唯剪婪墨，而不戕善良。诵义负气，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是亦有足嘉者。[3] 联系三年前王圻《续文献通考》尚称“《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4]尤见此序思想 认识的宝贵，可谓思想界悄然发生变化的一个征兆。天都外臣除了对水浒人物予以同情和肯定，还对当 时流行的“诲盗”说进行辩驳，提出了“权教”说：“有世思者，固以正训，亦以权教。如国医然，但 能起疾，即乌喙亦可，无须参苓也。”“权教”说对其后人情小说序跋的“以淫说法”论，或许不无影 响。 天都外臣之后，明人序跋对《水浒传》内容高度评价和对梁山英雄溢美之词的，有日趋升温之势，其中 影响最广的是“忠义说”。作为早期的《水浒传》序跋之一，李贽《忠义水浒传叙》首先提出这一观 点。 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浒之众何以一一皆忠义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则谓水 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 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 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 李贽从忠君的角度提出了《水浒》忠义说，虽然反映了其思想的局限，但他是针对封建专制的腐败黑暗 有感而发，言他人所不敢言，足以振聋发聩、惊世骇俗。况且也只有如此，长期笼罩在《水浒传》头上 的诲盗说才能被一扫而尽，从而促进小说的接受与传播。 万历中后期，忠义说及赞美水浒群雄的话语盛行一时： 彼盖强者锄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贫者周之，冤屈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原其心虽未必为 仁若博施济众，按其行事之迹，可谓桓文仗义，并轨君子。（天海藏《题水浒传叙》） 兹余于《水浒》一编，而深赏其血性，总血性有忠义名，而其传亦足不朽。（五湖老人《忠义水浒传 序》） 《水浒》惟以招安为心，而名始传，其人忠义也。施、罗惟以人情为辞，而书始传，其言忠义也。所杀 奸贪淫秽，皆不忠不义者也。（大涤徐人《刻忠义水浒传缘起》） 天海藏针对《水浒传》社会接受中的误读，从侠义的角度赞美水浒英雄，强调其行事之“义”；五湖老 人受心学思潮的影响，赞扬水浒人物的真气、血性，以与社会上的伪道学、假名士之流形成对比，进而 肯定其忠义；大涤馀人将《水浒传》视为治世良方，认为它具有忠义的教育意义，可以“化血气为德 性，转鄙俚为菁华”。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小说序跋对水浒人物的评价，或赞其才能，或赏其率性，或论其侠义，受李贽的影 响，基本上都是围绕忠义的主题而评说，《水浒》忠义之说可谓深入人心。不过，到了明末清初情况却 发生了陡转，除了明末大涤余人《刻忠义水浒传缘起》、杨明琅《叙英雄谱》寥寥数篇继续称赏水浒英 雄忠义之外，反忠义说、诲盗说则一度盛行。而此前《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卷首《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 劣》的出现可谓一个预兆： 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 学，真强盗也。然能以此收拾人心，亦非无用人也。当时若使之为相，虽不敢曰休休一个臣，亦必能以 人事君，有可观者矣。 容本刊于万历三十年（1610），首次骂宋江“假道学，真强盗”，只是并没有否认其才能，尚不失客 观。但对梁山好汉，总体上还是以强盗视之，体现了一种认识的转变。 真正反对《水浒传》忠义说的代表，当是金圣叹及其《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二》： 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 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 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 贼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 这种对《水浒传》的恶毒仇恨，表面上看一点也不逊于嘉靖时期的田汝成。可是如果联系金圣叹其他文 字，问题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忠义说为李贽所首倡，对宋江尤为其赞赏，而金圣叹不仅提出反忠义 说，而且极端痛恨李贽推崇的宋江，宣称“《水浒传》独恶宋江”；对于李贽提出的“《水浒传》，发 愤之所作也”的著名论点，金圣叹也大唱反调，说《水浒传》是“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 只是饱暖无事，又置心闲”，而舞文弄墨的结果。两人观点似乎完全相左，水火不容。可是细读序文， 金圣叹身上却又不无李贽的影响。《读第五才子书法》称赞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 到底”，无疑是李贽“童心说”的诠释。接下来的一句“写李逵色色绝倒，真是化工肖物之笔”，而 “化工”、“画工”说也是李贽文艺批评惯用的术语。显然，无论是思想认识和艺术观念，金圣叹身上 都有李贽影响的痕迹。 既然如此，金圣叹为何独独对《水浒传》的看法迥异李贽呢？且从金圣叹本身的思想看，也不无自我矛 盾：他一边痛骂“宋江等一百八人”，恨不得食肉寝皮，但除了宋江等寥寥几人之外，又赞赏和同情梁 山的其余众多好汉。对反抗精神最强烈的李逵等人、对反抗意志最坚定的林冲尤为称颂，他誉之为“上 上人物”。上述种种矛盾，究竟是金圣叹思想的复杂性所致，还是本人某种程度上的话语策略？联系明 末“盗贼”四起，明朝统治风雨飘摇的社会背景，可以说二者兼而有之。金圣叹之所以反对以忠义归于 水浒，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妄以‘忠义’予之，是则将为戒者而反将为劝也”，这才是其反忠义的根 本原因；之所以“独恶宋江”，是因为宋江是招安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此路一开，“恶知不将有若 干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者呼？”联系崇祯对农民起义剿抚并用手段的屡屡破产，尤其张献忠等人 以招安为手段让朝廷蒙受重大损失，严酷现实让有着一定正统思想的金圣叹增强了对招安的反感，并因 此而痛恨宋江。所以说，金圣叹反忠义、恶宋江只是果，不是因，他大体上还是同情，甚至喜爱水浒英 雄的。 与道光年间俞万春不同，后者痛恨《水浒传》，为消除《水浒传》的社会影响而创作《荡寇志》，金圣 叹却是喜爱《水浒传》的，为了消除《水浒传》的诲盗色彩，他不惜以“六经注我”的态度，牵强附 会。比如对“水浒”一名的解释，袁无涯刻本《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卷首的《忠义水浒全传发凡》 说：“传不言梁山，不言宋江，以非贼地，非贼人，故仅以“水浒”名之。——浒，水涯也，虚其辞 也。盖明率土王臣，江非敢据有此泊也。”而《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二》则说： 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日“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 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 两相对照，金圣叹为达到自己意图，主观臆断的倾向十分明显。类似的例子很多，从这一方面来说，金 圣叹痛恨宋江，主张《水浒》反忠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话语策略，是为了表达自己特定历史背景下的 社会认知而已。 总之，《水浒传》的命运在明代中后期接受过程中，经历了从盗贼，到忠义，再到盗贼的认识上变化， 这或许不是偶然，较早咀咒《水浒传》的田汝成曾经有过“讨贼”的经历，明末的金圣叹也处于“盗贼 遍野”的时代，小说的接受与解读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可谓息息相关。 清代的《水浒传》接受大都在金圣叹评说的框束和突破中展开。清初和晚清前期，由于社会时空的某种 近似，金说影响较大，诲盗、反忠义之说泛滥；清中期和晚清后期，由于历史语境或话语背景的转换， 对金说的影响有程度不等的突破，往往肯定梁山人物，认可招安情节。 清初社会政局未稳，反清起义此起彼伏，社会时空类似金圣叹评《水浒》之明末，所以序跋对《水浒 传》的接受受金圣叹的影响较为明显，它们继续举起“诲盗说”的标牌批评这部小说，以水浒英雄为盗 贼，否定明代以来主流的“忠义说”。如王望如顺治十四年《评论出像水浒传总论》就责备《水浒传》 “严于论君相，而宽以待盗贼”，其后果是“令读之者日生放辟邪侈之乐，且归罪朝廷以为口实，人又 何所惮而不为盗”，并批评倡忠义说者为小说“冠以忠义”，“益令盗贼作护身符”。而序者尤为钦佩 金圣叹评本《水浒传》： 金圣叹所评，……发明作者大象之所在。抬举李逵，独罪宋江。责其私放晁盖，责其谋夺晁盖。其旨 远，其词文。而余最服其终之以恶梦，俾盗贼不寒而栗……。余不喜阅《水浒》，喜阅圣叹之评《水 浒》，为其终以恶梦，有功于圣人不小也。 同样，桐庵老人顺治丁酉《五才子水浒序》亦持反忠义说：“此百八人者，始而夺货，继而杀人，为王 法所必诛，为天理所不贷，所谓忠义者如是，天下之人不尽为盗不止，岂作者之意哉?”甚至认为金圣叹 因过分关注《水浒传》“文章妙天下”，“其作者示戒之苦心，犹未阐扬殆尽”。 在受金说影响的同时，清初序跋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明人观念的折中与融合，如桐庵老人序对水浒群 雄的才能给予肯定，对他们的生不逢时表示同情：“苟生尧舜之世，井田学校各有其方，皆可为耳目股 肱奔走御侮之具。不幸生徽宗时，或迫饥寒，或逼功令，遂相率而为盗耳。” 这种意识倾向，直接影响了清中期序跋的变化，其代表者是乾隆五十七年赏心居士所写的《后水浒 叙》：“夫以群焉蚁聚之众，一旦而驰驱报国，灭寇安民，则虽始行不端，而能翻然悔悟，改弦易辙， 以善其终，斯其志固可嘉，而其功诚不可泯。”序文肯定小说招安情节，肯定水浒群雄招安后所作所 为，称许之为英雄豪杰，与明代忠义说遥相呼应。这种微妙变化，与清代统治进入全盛稳定时期内恃自 信、外示宽大不无关系。不过该期由于文字狱之严苛，相关序跋较少。 晚清局势风云变幻，序跋所反映《水浒传》的接受情况较为复杂，大致可分晚清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予 以考察。前期受金圣叹的影响较清初更大，是《水浒传》传播、接受的低谷期；后期则表现为突破金说 的框束，是《水浒传》传播、接受的又一高峰期。 晚清前期的相关序跋集中于咸丰、同治年间，这一时期总体的社会现状是内忧外患，千疮百孔，政局动 荡，尤其是咸丰在位期间，太平天国起义迅速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同治时期虽然矛盾相对缓 和，号称“中兴”，但太平天国运动依然波及数年，社会并不太平，如半月老人《续刻荡寇志序》所称 “近世以来，盗贼蜂起，朝廷征讨不息，草野奔走流离，其由来已非一日。”因此，这一阶段对《水浒 传》的接受，与明末清初类似，金圣叹诲盗、反忠义、恶宋江等思想盛行一时： ……施耐庵先生《水浒传》并不以宋江为忠义，众位只须看他一路笔意，无一字不描写宋江的奸恶，其 所以称他忠义者，正为口里忠义，心里强盗，愈形出大奸大恶也。圣叹先生 批得明明白白:“忠于何在? 义于何在?“总而言之，既是忠义， 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忽来道人《结水浒全传引 言》） 施耐庵先生以卓识大才，描写一百八人，尽态极妍，其铺张扬厉，似著其任侠之风，而摘伏发奸，实写 其不若之状也。然其书无人不读，而误解者甚夥，非细心体察，鲜不目为英雄豪杰。（徐佩珂《荡寇志 序》） 对于《水浒传》的作者，他们大都认可金圣叹施作罗续说，同时认为施耐庵原作实为揭发水浒人物之奸 盗诈伪，只是微言大义，皮里阳秋，一般读者难以领悟而已；而罗贯中招安后的续作，以百八人为忠 义，则误导读者，贻害后世。如古月老人咸丰三年《荡寇志序》：“独不解夫罗贯中者，以伪为真，纵 奸辱国，殃诸梨枣，狗尾续貂，遂令天下后世，将信将疑，误为事实，是诚施耐庵之罪人，名教中之败 类也。” 半月老人同治十年《续刻荡寇志序》亦云：“迨至有罗贯中之《后水浒》出，直以梁山之一百 八人为真英杰、真忠义，而天下之祸即由是而始。” 纵观这一阶段反映《水浒传》接受情况的序跋，没有一篇是为《水浒传》文本而作，且大多重视从传播 角度分析《水浒传》的“危害”，如忽来道人《结水浒全传引言》：“莫道小说闲书，不关紧要，须知 越是小说闲书，越发播传得快，茶坊酒肆，灯前月下，人人喜说，个个爱听。他这部书既已刊刻行世， 在下亦不能禁止他。”虽不能完全禁止《水浒传》的传播，但在如此主流话语背景下，《水浒传》无疑 进入了传播的低谷。 晚清后期相关序跋集中于光绪年间，这一时期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和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序者往往突破金 说的框束，以西方政治思想学说观照本土君主专制的腐朽现实。他们同情水浒英雄的不幸，肯定其才能 与侠义，对造成“逼上梁山”事实的权奸予以抨击。如光绪十四年天南遁叟（王韬）《水浒传序》： 试观一百八人中，谁是甘心为盗者，必至于途穷势迫，甚不得已，无可如何，乃出于此。盖于时宋室不 纲，政以贿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呜呼!谁使之然?当轴者固不得不任其咎! 联系义和团之扶清灭洋的现实，以及序者挽救国家危亡、抵御外敌入侵的意图，这一时期的序跋虽时有 盗贼之说，但更多的是称颂梁山英雄的侠义壮举，极力反对金圣叹的腰斩水浒，并肯定小说后半部招安 情节，如陈枚《水浒传序》： 惜权奸筹国，招致无术，遂使群雄各逞血性，显出一番闹热。及命将讨伐，而将且愿隶下，彼时乾坤为 何如哉?卒之反邪归正，出谷登乔，矢公宋室，为王前驱，功业烂然。……吾愿天下正气男子，当效群雄 下半截，而垂戒前途之难束缚，则此传允为古今一大奇书，可以不朽矣。 甚至还出现了通过抨击金圣叹评《水浒传》，从小说中挖掘现实价值，以配合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篇 章，如光绪三十四年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序》，就认为小说“独能发绝妙政治学于诸贤圣豪杰之 先”，“平等而不失泛滥，自由而各守范围”，“而谓果无可取乎?”称金圣叹评本是《水浒》传播史上 的劫难，“又横遭金人瑞小儿之厉劫，任意以文法之起承转合、理弊功效批评之。致文人学士，守唐宋 八家之文，而不屑分心；贩子村人，惧不通文章，恐或误解”误导了读者的接受取向。并且序者认为， 因为小说“纯重民权发挥公理”，体现了平权、自由、民主等思想，所以是“祖国之第一小说也”。将 《水浒传》提高到古典小说最高水平来看待，无疑这是《水浒传》接受史上的最高峰。 综上可见，明清时期《水浒传》的接受情况极为复杂，其盗贼与忠义、招安与反招安等话语轮替， 往往和现实发生密切联系，是从经世需要的角度认识和看待《水浒传》的思想内容和性质，这与这一历 史阶段实学思潮的兴盛不无关系。此外，《水浒传》的接受与明清时期轴心人物的评说影响甚巨，明代 后期大体上为李贽忠义说所笼罩，而清代则很难摆脱金圣叹的影响，在金说的突破与框束中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