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本作者钩沉 山东 丁永林 《水浒传》诞生于“元末明初”——《大英百科全书》这样说，近代国内出版的几本文学史这样说，大 家谈论起来也这样说，但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没这样说。因为，这种说法是根据其“纂修” 者“罗贯中”的生平推算出来的。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水浒传》不是一个人“写”出来的，是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几个不同的阶 段，由很多人一次又一次地记录、编辑、改写而成，所以，不论目前见到的《水浒传》诸版本标明的作 者是谁，都不是今天“著作权”意义上的作者。 所以，探讨《水浒传》作者意义不大。 不过，作为研究者，有两个“作者”倒值得钩沉，那就是将散乱的水浒故事第一次整理成《水浒传》 “的本”者和最后改定者。 这里所说的“最后改定”之《水浒传》，指的是袁无涯刻本的一百二十回的《忠义水浒全传》，内容包 括宋江全伙受招安、招安后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直到覆灭。这是经过不断增改扩充的最完 整的版本，此后增改扩充而成的东西，就不是《水浒传》有机组成部分，而被称之为“续”或“后传” 等了。毋庸置疑，这个《水浒传》最后改定者，是出版商的“写作班子”，这里不论。 本文仅钩沉将散乱的水浒故事第一次整理成《水浒传》“的本”者。 “钱塘施耐庵的本” 最早提出《水浒传》作者的是郎瑛，他在《七修类稿》卷23《辨证类•三国宋江起义》中说： 《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 本。 上面提到的《宋江》就是描写宋江为首的《水浒传》。 郎瑛（公元1487-1566年），字仁宝，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明代嘉靖时藏书家。因身患疾病，而 淡于功名。稍长，乃博览艺文，探讨经史。家藏图书有经史文章，杂家之言、乡贤手迹等，每日坐于书 斋中诵读，揽其要旨，撮取精华，辨同异，考谬误，著《书史衮钺》60卷。另著有《萃忠录》2卷、《七 修类稿》55卷。 由此看，郎瑛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一位著作家兼藏书家，他的说法无疑最具有权威性。但是，郎瑛 这种说法并不见于现存任何一种《水浒传》早期刻本的题签。 高儒的《百川志书》卷六《史部•野史》中说：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 高儒，明藏书家、目录学家。字子醇，自号百川子。涿州（今河北涿县）人。生卒年月不详，但嘉 靖间为兵部下属武官。喜文翰，嗜诗文，富于藏书，曾以6年之功，整理编次藏书，成《百川书志》20 卷。体例仿南宋晁公武(约公元1104-1183年）的《郡斋读书志》，即每书名之下有简明题解，分经、 史、子、集４志，下分子目93门，是明代一部重要的提要目录。该目主要特色在于史部中的野史、外 史、小史３类，著录演义、传奇、唱本、小说等书，为研究宋、金、元、明文学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写的自序，时间注明为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可见他大约和郎瑛同时， 也是嘉靖时人。 高儒在《百川志书》中所说“的本”，是宋、元、明时代出版读书界的常用语，意即“真本”； “编次”就是“编辑”的意思。也就是说，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 者。 有这种题署的版本最早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 上述两个资料均收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的朱一玄、刘毓忱编之《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资 料丛刊》第二册《水浒传资料汇编》中。 所以，本文暂且认定这个“钱塘施耐庵”就是将散乱的水浒故事第一次整理成《水浒传》“的本” 者。 “贯华堂所藏古本” 关于《水浒传》“的本”和著者“钱塘施耐庵”，我们知道的很少，这里不妨来个曲线寻觅。 从现存的《水浒传》刊本（包括残叶）看，有数十种之多，刊行时间在明中叶至明末，呈现竞相刊 行的情况，文字内容繁简详略不一，无法寻觅出其“的本”的端倪。直到明末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 年），江南才子金圣叹(公元1608-1661年)推出批评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成了清代至民国初 三百年间《水浒传》的通行本，其他诸多版本遂相继“销声匿迹”。 金圣叹(公元1608-1661年)，本姓张，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号圣叹，苏州吴县人。清初 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以评点《水浒传》、《西厢记》名世。他幼年生活优裕，后父母早逝，家道中 落。他为人狂放不羁，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后改称金人瑞应科试，考第一，但绝意仕 进，以读书著述为乐。金圣叹博览群书，好谈《易》，亦好讲佛，常以佛诠释儒、道，论文喜附会禅 理。他评点古书甚多，称《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为“六才子 书”, 拟逐一批注,但仅完成后二种，后因“哭庙案”罪被冤杀，享年五十四岁。清初思想家、文学家廖 燕（公元1644－1705年）曾作《金圣叹先生传》，生动地记载了金圣叹的为人及其业绩。文章突出了他 “倜傥高奇，俯视一切”的性格，称赞其学问广博，评点诸书，别开生面，阐发作文之奥秘，开后世读 书人之眼界，道出金圣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基本贡献。 金圣叹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楔（xiē）子一回，正传七十回，以“梁山泊英雄惊恶 梦”、卢俊义梦中梁山一百单八个好汉全被嵇叔夜收捕处斩作结。金圣叹自称这个本子为“贯华堂所藏 古本”，是施耐庵的原本，并认为明代各通行本七十一回以后的宋江全伙受招安和招安后的部分，是罗 贯中所续之“恶札”。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明代几种有代表性的《水浒传》刊本重新问世，结束了《第五才子书施耐 庵水浒传》“独霸浒坛”局面。经过近代学者们的比勘、考察，“认定”金圣叹的这个施耐庵原著之古 本，乃是截取的《忠义水浒全传》前七十回稍加修改而成，即所谓“腰斩水浒”，并一度成为水浒研究 界的“主流”观点。 现在回头看看，“认定”金圣叹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并非施耐庵原著之古本，武断了 些。因为，有资料显示，在金圣叹时代以前，确实存在没有宋江受招安和招安后情节的《水浒传》本 子。请看： 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也……今读罗《水浒传》，从空中放出许多罡煞，又从梦里收拾一场怪 诞……其与王实甫《西厢记》始以蒲东遘会，终以草桥扬灵，是二梦语，殆同机局。总之，惟虚故活 耳。 这是王圻（qí）所著《稗（bài）史汇编》卷一百三《文史门•杂书类•院本》中的片段。 王圻（公元1530-1615年），字元翰，号洪洲，上海人，祖籍江桥（时属青浦县）。幼年就读于诸 翟，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进士，授清江知县，调万安知县，升御史。以敢于直言，与宰相张 居正等相左，黜为福建佥(qiān)事。继又降为邛（qióng）州判官、张居正去世后，王圻复起，任陕西提 学史（教育行政长官）、神宗傅师、中顺大夫资治尹，授大宗宪。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王 圻辞官回里，朝廷赐建十进九院府第。王圻在村里植梅万株，谓之“梅花源”，自号“梅源居士”，以 著书为事。耄耋之年，仍点灯帐中，彻夜写作。王圻学问渊博，著述宏丰，传世的有《洪洲类稿》4卷、 《三才图会》105卷、《两浙盐志》、《海防志》、《续文献通考》、《谥法通考》、《稗史类编》、 《云间海防志》等，并主纂万历《青浦县志》。81岁病故，卜葬于家乡十都腾圩，神宗派员御祭。 从上述节录的《稗（bài）史汇编》中的片段中可以看出，王圻所读的《水浒传》始以“从空中放出 许多罡煞”，同诸版本《水浒传》以“洪太尉误走妖魔”开头是一样的，而“又从梦里收拾一场怪 诞”，就不像明代已刊行的诸版本最末所写的“徽宗帝梦游梁山泊”的情节，倒像金本《第五才子书施 耐庵水浒传》最末所写“梁山泊英雄惊恶梦”、卢俊义梦中梁山一百单八个好汉全被嵇叔夜收捕处斩的 情节。王圻身为如此一位文献学家，如果不是真的读过“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作结尾的《水浒传》， 怎能说出这样的话！ 再看以下资料： 或问：“宋江有乎？”曰“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岂云无也！”曰：“渠兄弟一百八人，何云三 十六也。”曰：“三十六，正史所载；一百八，施君美《水浒传》所载也。”……“征辽有乎？”曰： “……未尝征辽也。”“征方腊有乎？”曰：“有之，而功不出于江也。”“然则《水浒传》谬乎？” 曰：“征辽、征腊，后人增入，不尽君美笔也。” 这段话出自徐复祚的《三家村老委谈•宋江》条，言《水浒传》之征辽、征腊部分乃“后人增入”， 并非出自原作者笔下。 徐复祚，明著名戏曲家、戏曲理论家，原名笃儒，字阳初，后改讷川，别署阳初子、三家村老，江 苏常熟人人。生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卒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以后。博学工文，尤擅 长词曲，曾得到戏曲家张凤翼（公元1527-1613年）的指点，著有传奇《宵光剑》、《红梨记》、《投梭 记》、《题塔记》，今存前3种；杂剧《一文钱》、《梧桐雨》，今存前一种。《红梨记》、《一文钱》 较有名。《三家村老委谈》，又名《花当阁笔谈》，是徐复祚的戏曲理论著作，为杂记体笔记，作于万 历、天启年间，其中内容有明代朝廷典章制度；朝廷官吏、文人士大夫的故事逸闻和传奇经历，其中不 乏因果报应之作，也有不少常熟地方历史人物及事件；民间风俗习惯和节庆活动。其中，最有价值的就 是徐复祚的戏曲评论，包括对元明戏曲作家作品的评论，戏曲艺术风格、声律、音韵、曲辞等方面的论 述，内容极其丰富。书中所记耳濡目染，或从其他书中辑录转载而来，皆有所本，真实可信。 以上两条资料所出年代，都在金圣叹之前，足可佐证施耐庵所著“贯华堂所藏古本”之存在。 “发愤之所作” 或可说金圣叹的“贯华堂所藏古本”，是经过“润色”了的施耐庵所著《水浒传》之“的本”，但 蕴涵的信息却在提醒我们，施耐庵所著之《水浒传》“的本”，基本情节止于梁山好汉大聚义！ 为了弄清“钱塘施耐庵”的身份，这里对他的“的本”创作年代钩沉一下。 1958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天津视察，同相关人员谈话时曾说过： 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红楼梦》、《水浒 传》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的。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气才写的，还有《诗经》等。（见董志新著《毛 泽东读水浒》） 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水浒传》是施耐庵的“抒愤”之作。 实际上，毛泽东并不是说施耐庵“一肚子火气” 作《水浒传》之第一人，较早指出《水浒传》为 “抒愤”之作者是明人李贽（zhi），他在《忠义水浒传叙》中说： 《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竟，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 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 虽生元日，实愤宋事也…… 当然，在李贽看来，水浒作者所愤的还包括宋江招安后的情节，但“实愤宋事”主要的还是“愤” 宋王朝用人贤愚颠倒，对外屈膝称臣，使江山社稷沦落夷狄之手。 所以，在今本《水浒全传》中，最能体现 “愤”的就是前七十回，亦即“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 传》——在故事展开、人物塑造和环境渲染上，基本上是把大义和正气归于梁山义军，把腐败和罪恶归 于朝廷；把美德懿行英雄壮举归于绿林豪杰，把恶品劣迹归于贪官污吏……，充分反映出施耐庵带倾向 性的感情，正面描绘了代表被压迫阶级的梁山好汉被“逼上梁山”的过程和“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 社稷”的壮举，并且，以大聚义作结，“此地无声胜有声”！ 怪不得这个金本《水浒传》被朝廷饬为“诲盗”之书而屡遭查禁。 怪不得中国水浒学会会长佘大平称金本《水浒传》为“英雄《水浒传》”！ 顺便说明一下，“钱塘施耐庵”之“钱塘”，是杭州城的古称谓。上自秦一统全国后便在灵隐山麓 设县治称钱塘，属会稽郡。至隋王朝建立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废郡为州，“杭州”之名才有了第一 次的出现。南宋时期，杭州是首都。元代始，在杭州设两浙督府，后改为杭州路总管府，为江浙省治 所。又至民国元年废杭州府，合并钱塘、仁和两县为杭县，仍为省会所在地，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 年）废道制，析出杭县城区设杭州市，直属浙江省。 客观地说，施耐庵作《水浒传》代表的是南渡移民的情绪，而这种情绪是逐步“积”起来的。所 以，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 早在东西晋之交，五胡崛起中原，晋室倾覆，司马氏余脉渡江复国于建康，偏安江南，荆、扬、 江、湘、广诸州，赖以得全。北方人民不堪异族统治，相率避难以赴。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北人南迁。对 此，史书记道：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 居，无有土著。（见《隋书•食货志》） 自戎狄内侮，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雍、兖、豫、青、徐之境，幽沦寇 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于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见《宋书•志序》） 面对如此众多的南渡百姓，朝廷对相对集中者根据原籍贯而保留其政区名称，借土设官施政，统辖 侨民及其后裔。这种侨州郡县广泛设立乃至成为制度，是东晋南朝地方行政建制的特殊现象，一方面说 明政府对侨民的安抚，以表明政府收复失地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当时北人南渡规模之大。 这次北人南迁历时一百多年，范围涉及黄河下游的今山东、河北、河南、甘肃、陕西、山西等地， 截至刘宋少帝时期，南渡人口约90万，占当时江南人口540万的六分之一。 第二次北人南迁发生在唐朝的安史之乱及唐末。安史之乱起，中原沦为战场，北方人民为避战乱， 纷纷南迁，时“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李白《永王东巡歌》）。天宝战乱主要在河南、 河北，长江下游地区由于远离战场中心，社会相对稳定，所以这次北人南迁的目的地主要是长江下游， 从文献记载看，首先是苏州，其次是越州和扬州。这次北人南迁在规模和数量上逊于“永嘉南渡”，迁 民成分上官僚士大夫占相当比重，举族南迁的占少数。所以，这次北人南迁将北方先进技术特别是手工 业技术带到江淮地区，对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和经济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 最后一次北人大规模南迁发生在“靖康之变”和元灭南宋期间。 随着赵构政权的的南移，北宋汴京皇族、贵族、官僚、富商、平民也纷纷追随，“威盛、隆德、 汾、晋、泽、绛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南迁人数超过二百万。 元朝建立之前，蒙、金交战频繁，当时，成吉思汗率领骑兵，在金朝境内攻城掠地，所向披靡。由 于蒙古军早期采用游牧民族的战争方式，即每当攻占一城一地后，除杀戮外，还掳掠人口和牲畜、财产 而去，北方人民自然闻风而逃。这段时期到底“逃”到南方多少人口，没有查到相关统计数字。这期间 的北人南迁，对南方的民俗、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北方的杂剧、诸宫调、参军戏、傀儡戏、说史等 娱乐节目也得以在南方扎根。 历史上的北人三次大规模南迁，使得东南人日益担当起社会重要角色。如隋炀帝时即启用了大批江 淮人士，组成了以江淮人为主体的中枢机构；唐太宗“日与为之商榷者，皆东南儒生”；宋代以来，长 江流域更成为全国人才中心。人才的取之于江南，自然对南方经济、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反馈作用，相得 益彰，使得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进一步高扬起来。相反，特别是这最后一次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迁， 造成北方人口锐减，田园荒芜，农业长期凋敝，粮食严重短缺。及至元世祖在北方大地上建立元朝时， 才意识到祖宗留下的后遗症的严重性，所以，他在即位诏书中说： “祖述变通，正在今日……虽承平未易邃臻，而饥渴所当先务。”（见《元史•世祖纪一•中统元 年》） 历史上的北人三次大规模南迁是大运河直指江南的背景，而特别是元代开京杭运河的开通，随着江 南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异族”统治的大都北京，南渡江南的北方移民们怀古情绪也积聚日甚，到了元 代中叶达到了顶峰。 及至元末农民起义爆发，积聚日甚的南渡移民们“情绪”得到彻底发泄，就不可能再有写那样的 《水浒传》的“一肚子火气”了。 所以，《水浒传》“的本”只能成书于元代中叶。 两个“施耐庵” 由于缺乏“信史”意义上的资料，施耐庵的生平一直众说纷纭。争论所在，主要集中在两个人身 上：施彦端和施惠。 施彦端是个有谱可查的历史人物，今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一带施姓始祖，1296-1371年在世。说 他是施耐庵始于20世纪20年代，陆续“发现”的证明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等，另有 《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 说他原籍苏州，后迁淮安，进士第，曾官钱塘二载，因不合当道权贵而弃官归里，闭门著述《水浒 传》。1992年国家文物局、江苏省和大丰市政府拨专款修建“施耐庵纪念馆”，1993年8月落成的。今兴 化市新垛乡施家桥村境内有施耐庵墓园。但是，专家、学者们深入细致的考证的结果是，所提供的“施 彦端就是施耐庵”的证明材料有无法解释的“硬伤”（作假）。再者，其“晚年闭门著述《水浒传》” 与《水浒传》“的本”的成书年代“元代中叶”也不相符合，目前已鲜有认可者。 “施耐庵就是施 惠”，这是曲学大师吴梅在《顾曲麈谈》中最早提出的，但他没有说出根据。 吴梅（公元1884-1939年），字瞿安，号霜臣，苏州长洲（今苏州）人。著名人物有戏曲理论家、教 育家、诗词曲作家。一生致力于戏曲及其他声律研究，有《霜崖诗录》、《霜崖曲录》、《霜崖词录》 行世，又长于制曲、谱曲、度曲、演曲，作《风洞山》、《霜崖三剧》等传奇、杂剧十余种。他终生执 教，自1905年至1916年，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堂、存古学堂、南京第四师范、上海民立中学任教，1917 年至1937年间，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光华大学、金陵大学任教授。抗日战争 爆发后，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吴梅举家从苏州经武汉逃到湘潭，从湘潭逃到桂林，从桂林逃到昆明。 1939年1月11日，吴教授又率领一家人从昆明出发，坐了两天汽车，又步行两天，来到了大姚县李旗屯。 两个月后因喉病复发去世，年仅55岁多一些。 吴梅一生培养了大量学有所成的戏曲研究家和教育家，如朱自清、田汉、郑振铎、齐燕铭，著名京 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俞振飞，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东京大学校长也是吴梅的弟子，可谓桃李满天 下。 尽管吴梅是如此人物，由于没有说出依据，很长一个时期人们对“施耐庵就是施惠”还是打了个问 号。 元人钟嗣成的《录鬼簿》卷下记载过施惠： 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为之作传……施惠。惠字君美，杭州人。居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 为生。公巨目美髯，好谈笑。余尝……至其家。每承接款，多有高论。诗酒之暇，惟以填词和曲为事。 有《古今砌话》，亦成一集，其好事也如此。 这是迄今介绍施惠最早的史料。 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钟嗣成的生卒年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出版、中国戏曲学院编校的《中 国古代戏曲论著集成二•录鬼簿提要》中说“约在1279年到1360年间”。中州古籍出版社1958年出版、赵 景深主编、邵曾祺编著的《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中说“据《录鬼簿》中周文质条推算，估计约在1280- 1350之间”。 不过，《录鬼簿》有个《序》，后署元代“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可以推之，《录鬼簿》当 成于至顺元年以前。说明钟嗣成为之作传的 “方今已亡名公才人”施惠，自当是“元代中叶”时人。但 《录鬼簿》所载未涉及到施耐庵，也未涉及到《水浒传》。 后来，人们发现了一个抄本，叫做《传奇汇考标目》，这是跟《录鬼簿》相埒的书，列举了戏剧家 和戏剧作品，其中写施耐庵名叫施惠，是《拜月亭》的作者。还有前面我们曾引用过的《三家村老委 谈》，说（施）君美“传《水浒》”，并说“征辽、征腊，后人增入”。 由此看，施惠所在年代与“《水浒传》‘的本’只能成书于元代中叶”也是相符的。 书会才人 《大英百科全书》说：“……《水浒》因以通俗的口语形式出现于历史杰作的行列而获得普遍的喝 彩，它被认为是最有意义的一部文学作品……”。 胡适说：“在五百年中，流行最广、势力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书，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理性语 录，乃是几部白话小说，《水浒传》就是其中的一部奇书，是我国文学的正宗。” 也许人们会认为，如此一部对海内外影响深远的《水浒传》，一定出自一位学富五车的非凡学者之 手。然而，世上事总是在给人们开“玩笑”。 1960年4月14日，精通历史和《水浒传》的毛泽东在北京西郊钓鱼台邀宴民主人士，在谈话中曾明确 地说： 劳动工农最聪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的作者，都不是科名显赫 的人。（见董志新著《毛泽东读水浒》） 施耐庵“不是科名显赫的人”是毛泽东的判断，本文前面的钩沉结果也证明，事实正是如此，作 《水浒传》“的本”的施耐庵就是元代中叶的书会“才人”施惠！ 说起“才人”，大家一定会首先想起古代宫廷兼为嫔御的女官，是皇帝妃嫔的称号，施惠这个 “才 人”不是，他是“书会”中出身下层的文人和民间艺人，以在勾栏、瓦舍编写话本、戏曲谋生。 关于施惠为什么起了个“耐庵”的名字，二十世纪水浒研究大家王利器在 “《水浒传》是怎样纂修 的”一文中就曾说过，“施耐庵是书会中人，自然和其他书会中人叫什么庵一样，也起了一个艺名叫做 耐庵”。文中，他引用了如下资料： “说经”人有余住庵、啸庵、借庵、保庵、戴悦庵、息庵、戴忻（xīn）庵，“小说”人有俞住庵、 陈可庵。（《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 “说参请”人有宝庵、管庵，“说诨经”人有戴忻庵。（《梦梁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 这些都可以说明施耐庵与书会的密切关系。 王利器所引证的“说经”、 “说诨经” 、“说参请”、 “小说”，都属于宋元时杭州的“说话” 类。施惠作为杭州书会里的才人，经常与这些勾栏、瓦舍艺人交往，取个耐庵艺名也是非常自然的。 现在，我们再从作为“的本”的《水浒传》（前70回）找些“内证”。 首先，故事结构上采取以主要人物为纲的“冰糖葫芦”式，将“鲁6回”、“林六回”、“晁9 回”、 “武十回”、“宋十回”、“李7回”等情节有机串联。说明在成书之前，已经有书会中人将他 们的故事初步记录、整理成“说话”话本和杂剧剧本的脚本。 其次，从《水浒传》“的本”的语言风格看，大量“说话”痕迹比比皆是，如“话说”、“却 说”、“且说”、“只说”、“再说”、“休说”、“话分两头”、“话休絮烦”、“当夜无话”、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时迟、那时快”，等等；书中还大量、娴熟地使用兀的、兀那、兀谁、 兀自、直恁、恁么、恁地、这斯、那斯、叵耐、可奈、小觑、看觑、则个、遮莫、葫芦提等元杂剧词 语，有人通过计算机选取这些语词进行检索、分析，发现前69回共使用786词次，平均每回11.39词次， 而今本后51回仅使用了157词次，平均每回仅3.08词次；并且，从语境上看，前69回是自然流露的语言风 格，而后51回则是对前69回语言风格的刻意模仿。 第三，《水浒传》中出现的人物特别少见斯文气息，数百人中只有6人与科举有关，这除了说明当成 书于科举衰落、斯文扫地的元代外，更说明出自不甚精通文史、未曾进过科场的下层文人之手。 在思想性上，《水浒传》“的本”把尊贵的将相及整个“统治”系统里面的人物都当作反面人物处 理，把下层社会的“粗人、贱民、强盗、痞棍、乱臣贼子”等当作正面英雄处理，极力宣泄下层人士 “私愤”，也当是出自为了迎合听众口味而行文的书会“才人”之手的佐证。 还有，书中插有大量的诗、词、赋赞等，也是艺人们为了迎合“上层”听众而采取的重要方式之 一。 不是尾声——梁山情结 话说到这里，对《水浒传》“的本”的作者施耐庵的身份应该是说清楚了： 施耐庵，本名施惠，生活在元代中叶的杭州，有文才，未晋身入仕途的下层文人，勾栏瓦舍的“票 友”，在“书会”中为勾栏瓦舍艺人编撰话本、杂剧（元曲）脚本并有点小名气，创作有颇受欢迎的 《拜月亭》等杂剧而入“名公才人”之列，《水浒传》“的本”是他作为被“逼上江南”的南渡中原移 民“情绪”的大宣泄。 然而，还有个“隐藏”很深的问题，那就是施耐庵的“梁山情结”。 众所周知，宋江起义是实有并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梁山泊也是北宋时期因黄河泛滥形成的著名江北大 泊，然而，翻遍当时的公、私案牍，并没有宋江起义与梁山泊有关系的“信史”意义上的只字片语。而 施耐庵在他的《水浒传》“的本”中，却将宋江起义史实放在梁山泊展开演义，尽管有各种解释，至今 尚无“公认”的说法。 也许事实上施耐庵本就是“梁山人”，至少他的不太远的上辈是“梁山人”，但要“说服”大家需要证 据，我没有证据。所以，在这里只作为“学术假说”提出，留给大家进一步探索。 盼我们一如既往，一路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