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施耐庵与上海的鲁迅再辩 江苏浦玉生 《施耐庵墓志》辨正 安徽陈传坤 施耐庵故里江苏大丰考 江苏浦海涅 论施耐庵任郓城县训导的时间是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早 春 湖北童力群 《水浒传》的本作者钩沉 山东丁永林 《水浒传》与《大宋宣和遗事》的对比 山东卢 明 《古本水浒》若干细节小考 山东任小行 百年《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检讨 江西 许勇强 李蕊芹 近十年来《水浒传》成书时间论争述评 山东刘相雨 《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说” 山东 朱仰东 明代文人传奇伦理型豪侠论 湖北田兴国 明清序跋视野中的《水浒传》接受 贵州 王猛 钱塘施耐庵与上海的鲁迅再辩 江苏盐城市委办公室浦玉生 浙江水浒研究会会长马成生（1931---）等主编《<三国><水浒>研究与欣赏》（2011年）第8辑发表 了马成生先生的文章《关于梁山泊的气候物象描写之类----致浦玉生先生》，该文是针对我写的《钱塘 施耐庵与上海的鲁迅》一文的争鸣，现作第二个回合的争鸣。在第一轮中，我以为像马成生先生这样的 聪明绝顶的老教授，点到为止就行了，其实我们讨论的是主要是在江苏境内的史实，既然马先生作了这 样的题目，我现与之再商椎（分上篇与下篇）。讨论这一问题前，我还是要强调，《水浒传》是小说传 奇，不是史志读本。苛求施耐庵如果真写成史志类作品，也就不能成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了。 真正要弄清这一问题，我们要建立一门水浒学的分支学科----中国水浒历史地理学，从综合的、系统 的、全息的思考，要历史地看问题，现在顺着马先生的顺序作一点解剖分析。 上篇：从白驹场周边的蓼儿洼梁山泊看，施耐庵对江苏地理是非常熟悉的。 白驹施耐庵对江苏情况是熟悉的，我们可以从《水浒传》里得到“内证”，笔者已撰文《元末明初 施耐庵故里水浒史迹考》（载浦玉生《水浒寻根》一书，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等11个方面作 了阐述，这里再作一些江苏情况的拓展。 《水浒》中的好汉江苏人有：建康府人四人：石秀，王定六，安道全，马麟。北宋时称江宁府建康 军，属江南东路，领上元、江宁、句容、溧水、溧阳五县，府治在今南京市。 浙西苏州人郑天寿。 北 宋时，苏州称平江府，属两浙路，领吴县、长洲、昆山、常熟、吴江五县，府治在今苏州市。项充，徐 州沛县人。北宋时，徐州属京东西路，领彭城、沛县、萧县、滕县、丰五县，州治在今徐州市铜山县， 沛县在今徐州市沛县。李衮，邳县人。北宋时称下邳县，属京东东路淮阳军，今徐州市邳州市。 江苏地区是宋江义军的活动范围，又靠近山东的梁山水泊地区，因而，《水浒传》中的故事多与江 苏有关，一些地名、人物风貌，很切合江苏的地理特征。比如，第32回，宋江到清风寨经过清风山时， 遇见山上三个好汉，其中两位是江苏人，一是“这个好汉祖贯两淮人氏，姓王名英。为人五短身材，江 湖上叫他‘矮脚虎’”。两淮，在北宋时，为淮南东路、淮南西路，多在江苏境内。“这个好汉祖贯浙 西苏州人氏，姓郑，双名天寿。为他生得白净俊俏，人都号他做白面郎君。”说郑天寿“生得白净俊 俏”，很符合苏州人的特征。 第111回，对镇江的地理形势描述，也维妙维肖：“地分吴楚，江心内有两座山：一座唤做金山，一 座唤做焦山。金山上有一座寺，绕山起盖，谓之寺里山；焦山上一座寺，藏在山凹里，不见形势，谓之 山里寺。这两座山，生在江中，正占着楚尾吴头，一边是淮东扬州，一边是浙西润州，今时镇江是 也。”接着，他又提到瓜州、北固山这两个隔江相望的渡口。不熟悉江苏情况，是不可能写得这样准 确、到位的。 施耐庵因为流徙过淮安一带，所以多次点明“蓼儿洼”，“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风景不以为 意，与梁山泊无异。”在《水浒传》第120回末，施耐庵又卒章显志地点出“楚州南门外有个去处，地名 唤做蓼儿洼......俨然是梁山泊水浒寨一般。”这个小环境是今楚州区的南门外，大环境是楚州南门外 的大丰、兴化一带。这也是大丰市白驹镇施氏宗祠门联所说“吴兴绵世泽，楚水封明禋”的缘故。楚州 区志介绍的风景点有蓼儿洼，位于楚州南门外城南村一带。每当秋季，此处长满红梗绿叶的蓼草，枝蔓 延伸，一棵、一簇，串串蓼穗上红白色小花次第开放，更有当年蓼儿洼“红瑟瑟满目蓼花”的景象。蓼 儿洼的东北部紧靠淮城巽关，那里人烟稀少，大片是贫瘠低洼的荒地，俗称“大洼子”。大洼内，原为 官家的坟地。坟地中有几座高大的坟墓。那里地势高爽，即使受淹，是一块“风水地”，相传那几座高 大的坟墓，就是宋江、李逵等四义士的冢穴。 马成生先生不是说，让《水浒》自己来指认《水浒传》的作者吗，这不很清楚吗，《水浒传》中有 两个梁山泊。施耐庵如果不熟悉江苏情况，不熟悉白驹场周边的蓼儿洼梁山泊，能写得如此符合历史真 实而又细致入微的情节吗？！ 下篇：从梁山泊的气候物象描写看，施耐庵对山东地理也相当熟悉。 第一，关于梁山泊的气候物象描写。马先生同意马幼垣先生的话，“林冲雪夜上梁山”，写成“仲 夏夜泛舟”，是完全违反季节的描写。马先生认为：久居于北方的施彦端进士，不可能是这样文章的作 者。施耐庵故乡白驹场，冬天也是结冰的，怎么变成“四季如春”？即使真有这样的奇迹，怎么能够代 替梁山泊。 马先生首先牵连马幼垣，好像使用“连环马”就能增加文章论辩的杀伤力，实际错了。马幼垣 （1940---）先生长期生活于海外，并不了解鲁西南、苏北一带五千年的历史地理，读他的《水浒论衡》 等二书，他并没有能厘清《水浒传》作者究竟是谁（笔者已有专文《关于马幼垣先生《水浒传》作者研 究观点的辨正》，此不赘述）。马成生先生这样表述“久居于北方的施彦端进士”，这不是一种科学的 表述方法。施彦端是赐进士出身，你怎可给他加上一顶“进士”的帽子。所谓北方南方的划分，我国以 秦岭、淮河一线为界，淮河流域为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地带，历史上曾有“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 为枳”的记载。施耐庵（彦端）长期生活于白驹（出生地）、淮安（流徙地、终老地）、兴化（埋骨 处），是属南方，很短的一段时间在郓城县任训导才属北方，而不应以你工作地杭州之北或长江以北统 统说成北方。 马先生说：“钱塘施耐庵的人生经历：他并不熟悉山东郓城一带，只熟悉杭州地区”（《杭州与水 浒》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145页）。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真的不熟悉长江以北的地理态势吗？答案是否定的。请看例证： 且看有关宋江行动的路线，郓城县与梁山泊有没有搞错。马先生举例《水浒传》第36回：宋江终于在 郓城被逮捕，发配江州，临行之时，他对公差有如下语言：“宋江对他说道：‘实不瞒你两个说，我们 明日此去，正从梁山泊边过。山寨上有几个好汉，闻我的名字，怕他下山来夺我，枉惊了你 们。......’”马先生按：宋江为杀婆惜，由郓城县审判，“刺配江州牢城”，江州即江西九江，在郓 城南面，梁山泊在郓城北面，从郓城去江州，径直南下，怎能“正从梁山泊边过”？况且，离开郓城 县，向南已“上路行了一日”呢？这里，《水浒传》作者又让宋江把自己家乡的地理方位搞错了。非但 如此，宋江的父亲宋太公也说：“你如今正从梁山泊过”。宋太公祖居郓城，同样也把方位搞错了。岂 不可怪！（同上第77页） 到底是谁将梁山泊与郓城的方位搞错了，不是宋江、宋太公，也不是施耐庵，而是马先生。马先生 的错在于：一是没有历史地看问题，不清楚历史上的梁山泊有多大；二是将梁山与梁山泊混为一谈。大 家知道，今天到梁山去，在山脚下已经没有水泊，你所能见到的梁山泊在梁山县的东北部近30万亩的东 平湖，是当年八百里水泊的遗迹。而《水浒传》中的梁山泊是八百余里，可谓浩浩荡荡。“梁山泊，古 书上有的写作‘梁山泺’。早在商代便存在于梁山东北部，但面积很小。在梁山南面，有‘大野泽’， 秦汉时称为‘巨野泽’。唐代《元和志》云：‘大野泽......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北宋时期， 黄河曾多次决口，便得梁山泊周围的一些小湖泊与其汇而为一。所以在北宋末年，梁山泊的面积扩大了 许多，方圆八百余里”。“梁山南面的大野泽，秦汉时称巨野泽，在《尚书•禹贡》和《周礼》、《左 传》、《尔雅》等先秦古籍中均有记述。……足见其泽面水域之广大。《宋史•杨戬传》云：‘梁山泊， 古巨野泽’；《禹贡锥指》引吴幼清语：‘大野泽，俗称梁山泊’；《清统一志》亦云：‘梁山泊，古 巨野，即巨野之下流’。”《辞海》“梁山泊”条：“古湖泊名。‘泊’亦作‘泺’。在今山东梁山、 郓城、巨野等县间。南部梁山以南，本系大野泽的一部分，从五代到北宋。溃决的黄河河水多次灌入， 面积逐渐扩大，五代时泽面北移，环梁山皆成巨浸，始称梁山泊。熙宁（1068-1077）以后，周围达八百 里。入金后河徙水退，渐涸为平地。元末一度为黄河决入，又成大泊，不久又涸。北宋以来，常为农民 起义军的根据地；相传宣和初宋江起义，曾啸聚于此。”再查阅《中国历史地图集（六）》北宋时期京 东西路地图(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版第14页)巨野泽确在郓城县的东南方向。从郓城县向南确实要经过梁 山泊。郓城县黄堆集乡，古时称黄泥冈，郓城县民间的说法是黄泥冈地势较高，是水浒南岸，渔民中有 “梁山泊里打鱼，黄泥冈上晾网”的俗语，并逐步形成集市，故称黄堆集。 第二，关于“从泗水入淮河”的地理态势描写。《水浒传》第90回有“水军头领已把战船从泗水入 淮河，望淮安军坝”的描写，第一次马先生说从泗水入淮河是“令人费解”，是施耐庵的错；我说过从 泗水入淮河是“从沛县、徐州.....等一带入淮河”的，这一次，马先生说我是我“古”代“今”，他的 根据是，“那是一条古泗水的名称，自金代开始，河床或为黄河所占，或作漕运所用，泗水之名也就渐 渐淡化了，到了元代，其名也不再用了。”现在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古时，汴水、泗水是重要的漕运 水道，二水在徐州交汇。唐代诗人韩愈说“汴泗交流郡城角”。白居易也咏叹过汴、泗二水：“汴水 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据《江苏航运史（古代部分）》介绍：古代泗水是“经 鲁西南平原流入江苏，过徐州、宿迁、泗阳，到淮阴市以北注入淮河”。水浒故事说的是北宋末年的 事，请再打开中国历史地图集（六）》北宋时期京东西路地图，由泗水入淮河的路线与我所说的一致， 尽管元代其名不用了，但你能否定古泗水的存在、“由泗入淮”的事实吗？！你以“今”代“古”就对 吗？！ 第三，关于淮安、扬子江的地理态势描写。《水浒传》第90回有这样的描写：“水军头领已把战船 从泗水入淮河，望淮安军坝，俱到扬州取齐。……将军马分作五起，取旱路投扬州来。于路无话，前军 已到淮安县屯扎。当有本州官员，置筵设席，等接宋先锋到来，请进城中管待，诉说：‘方腊贼兵浩 大，不可轻敌。前面便是扬子大江，九千三百余里，奔流入海。此是江南第一个险要去处，隔江却是润 州’……”第一次马先生认为宋江同样令人费解的是，宋江等在“淮安县屯扎”，当地“本州官员”竟 说：“前面便是扬子大江……隔江却是润州”究其实际，自淮安南下到扬子江边，隔江较近的城市是南 京，至于镇江则要沿江东行近百里，与镇江隔江相对的是扬州，但扬州距长江江面尚有数十里，凭着肉 眼是望不到的。据这“本州官员”的口气，似乎这个淮安城移到扬州之南的长江边上了，真是怪事！ （《杭州与水浒》第84页）马先生的第一错是将淮安县（今天的楚州区）当成了今天的淮安市（老淮 阴），所以从淮安县向南最近的城市是扬州不是南京。宋江征战润州的方腊，施耐庵连说了两个“到扬 州取齐”“投扬州来”，而说到“淮安县屯扎”时句号句掉了。施耐庵没有说是哪个州官员，我为了说 泰伯、仲雍奔吴就是从镇江一带登岸的，不一定非从南京登岸，而分析说了淮河是古代徐州、扬州的分 界线，抑或是扬州的官员。这一次马先生为了推翻我的观点说不是扬州是淮安州，于是他“不避麻烦， 引一点历史事实：《宋史.地理志》卷八八：‘绍兴元年升山阳县为淮安军，端平元年改军为淮安州’。 非常明白，‘本州官员’就是淮安州官员”。事实果真如此吗？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的宋江起义 （“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前后一年多，横跨三年，《水浒传》为 了故事的发展写成10多年，马先生引经据典说“端平元年改军为淮安州”，这南宋“端平元年”是1234 年，是100多年以后的事，马先生怎能北宋、南宋的年代不分呢？这岂不是“冬瓜缠到茄子田里”，又一 个“关公战秦琼”笑话！ 马先生认为“前面便是扬子大江”，是施耐庵说了“昏话”。如果确是站在淮安县的淮河边说了这 话确是“昏话”，可是他们是在研究征战长江边上润州的方腊说了这话，就不能归之“昏话”了。苏通 长江大桥南不远的高速公路旁有一个广告牌：“前面就是沙家浜！”这是引样板戏京剧《沙家浜》里的 经典台词，堪称妙语。这沙家浜镇现是苏州常熟市辖下的一个镇，而从这里到沙家浜镇隔着好几个镇， 而且还偏离高速公路相当长的一段距离，那是不是也如马先生的理解是说了“昏话”呢，怎么至今没有 人站出来纠正它、或者指责它做虚假广告呢？！ 第四，关于太湖地理态势的描写。《水浒传》第93回中，李俊欲去苏州南面探路一小节：（李俊） 说道“此城正南上相近太湖，兄弟欲得备舟一只，投宜兴小港，私入太湖里去，出吴江，探听南边消 息”。马先生第一次说，苏州正南不是太湖，正西才是太湖。这一次又说“4000多平方公里面积的太 湖”。据笔者在苏州现场考察，苏州“正南上相近太湖”是对的，施耐庵使用“相近”这词用得很准， 因为是到南边去探听情况。太湖的一些内湖均属太湖，是在2500多年前苏州古城的中轴线之南。我曾在 苏州太湖边东山镇问老渔民，此处去宜兴港多长时间，他说一般是四五个小时行程，“私入太湖里去” 趁着夜色倒也是时间容许的。太湖相传广袤36000顷，经实测是2460平方公里，是全国第三大淡水湖。马 先生不知何据说是“4000多平方公里”，看来这不是本案讨论的“太湖”，而是你马家的“大湖”。提 出绕道“宜兴小港”是作者无知或地理错误这一问题的，肯定不是“兵家”而是“秀才”，秀才书生意 气按常理出牌，兵家“兵不厌诈”通常不按常理出牌，两军交战，又是探听军情，自然迂回曲折，不然 兵家《三十六计》就没有“声东击西”之说了。早几年，我不清楚毛泽东自己所说他一生军事生涯中最 “得意之笔”是四渡赤水，待有机会“重走红军路”之后，来到川贵滇之间，群山连绵，树木葱茏，好 藏十万大兵。毛泽东为什么要四渡赤水呢，每一次渡河均要损兵折将的，为什么呢？1935年1月到3月， 中央红军在郞酒集团所在地的四川古蔺县二郎镇一带，蒋介石想以几十万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川 军、滇军的夹击，一举消灭中央红军，结果被红军所迷惑，毛泽东“四渡赤水出奇兵，兵临贵阳逼昆 明”，相反把从重庆到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吓得要死，弱小的中央红军这才终于走出包围圈，顺利北上，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试想若 按常理出牌，不懂迂回绕道，肯定必败无疑。 第五，关于施耐庵写林冲在山地“雪夜上梁山”与水泊“仲夏夜泛舟”的矛盾统一。 马成生举例：林冲在梁山泊边的所见所闻。先，在朱贵酒店里有如下对话：林冲问道：“此间去梁 山泊还有多少路？”酒保答道：“此间要去梁山泊，虽只数里，却是水路，全无旱路。若要去时，须用 船去，方才渡得到那里。”（《水浒传》第11回） 林冲从朱贵酒店上梁山时，又有如下描写：“没多时，只见对过芦苇泊里三五个小喽啰，摇着一只 快船过来，径到水亭下。朱贵当时引了林冲，取了刀仗、行李下船。小喽啰把船摇开，望泊子里去，奔 金沙滩来。林冲看时，见那八百里梁山水泊，……山排巨浪，水接遥天。” 马先生按：这里正是严冬季节的北方。大约半个多月之前，林冲尚在沧州草料场时，已是“彤云密 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以至把草料场上的“两间草厅”都“压倒”了。 （《水浒传》第10回）紧接着林冲投奔梁山途中也是“纷纷扬扬下着满天大雪”（《水浒传》第11 回）。按照北方的实际情况，在这寒凝大地的一年最冷时日，就是“滔滔黄河”也常常要坚冰封锁，以 致可能走人跑车了。为什么在梁山泊边的“芦苇泊里”，居然不会结冰，照样行船？而且，梁山泊里居 然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这个梁山泊的气候，难道竟会违反自然法则？这种描写，表明《水浒 传》作者根本不知道北方严冬的特点，至少，他没有亲身的感受！正如马幼垣先生所说，《水浒传》作 者把“林冲雪夜上梁山”写成“仲夏夜泛舟”，暴露“作者没有在寒冷时的北方生活过。”（《水浒论 衡》） 这里笔者作一点辨正：我1976年末赴山东当兵，其时一个南方平原来的不怎么见到北方蓝色海洋的 年轻人，一走到烟台海滨时，一方面是大地上齐膝盖的冬雪，一方面看到内海一渔民正驾着一叶扁舟顶 风逆浪而行，这场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不仅给我深深的震撼和记忆，也给我以深刻的启迪和昭 示：古时梁山泊八百余里，不也是一个烟波浩淼、横无际涯的大湖泊吗？它有海的气势，“山排巨浪， 水接遥天”，也是有可能的，你到今天的东平湖去也会感受到一点梁山泊的缩微景观。不能以我们今天 的眼光，梁山下已经没有什么水泊，一些小沟小河，冬天肯定是冰冻雪封的。我的新兵连的生活住在胶 东半岛老百姓家里，丘陵地带确实较为干旱，冰雪覆盖。早晨起来零下三十度，冷水洗脸，将脸盆放在 外面地上，脸还没有洗完，脸盆下面有水已经冰在地面端不走了。如果把梁山泊看成一个点，而不是一 个大湖泊，肯定感受是不同的。所以施耐庵写林冲在山地“雪夜上梁山”与水泊“仲夏夜泛舟”，并不 矛盾，相反却是统一的。再看看梁山县的民间向有“无风三尺浪，有风刮掉头”之说的“黑风口”，梁 山不是山险，而是水险，以山寨为营，凭水泊天险。 第六，《水浒传》作者的故里问题。施耐庵的故里是大丰市白驹镇，施氏宗祠遗址在白驹镇北街33 号，古称泰州（海陵县）白驹场。马先生提出“钱塘施耐庵”，但马先生却不说钱塘施耐庵家在何处， 相比较而言，“钱塘施耐庵”就显得像个特种兵、空降部队的。马先生说到施耐庵籍贯时也显得力不从 心：“至于施耐庵，其姓‘施’字，可能来自其家族，因为施姓本是杭州传统的一个大姓，如‘施家 桥’，即是杭州城北一座桥名，又是一个村名和一片土地名，至今仍在。”（同上第67页）“《水浒 传》研究札记与争鸣丛书”厚厚三大本，仅这点记载就谈了“钱塘施耐庵”的“外证”，这个钱塘施耐 庵能让人信服吗？！ 马先生说，杭州的方言“儿尾词”，只在杭州市区通行而不在吴语区内普遍通行的方言土语，大量 运用于《水浒传》中。杭州的“儿尾词”，即在名词之后加一个“儿”字，组成“儿尾”，如“花儿” （hua er）、“帽儿”、“筷儿”、“黄瓜儿”等等，构成特有的“杭州腔”。这个“儿尾词”，《水 浒传》中运用的频率极高，如王进挑了“担儿”，史进戴了“帽儿”，李忠插把“纸标儿”，金翠莲插 支“玉簪儿”，鲁达丢了“碟儿”、“盏儿”，打破郑屠脑袋时如“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潘巧 云的“黑鬒鬒鬓儿、细弯弯眉儿、光溜溜眼儿”……一直用到全书将结束。这个“儿尾词”，基本上在 《水浒传》中，不仅运用得多，而且运用得极为熟练，充分可见，这位作者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老杭 州”。 马先生等浙江专家的举例唯一吗？现在我们来看看古属海陵的如皋、东台方言。苏中地区的如皋 市，最明显的独特方言说“东西”叫“杲昃”。如皋这地方春秋时吴国郧地，汉属海陵县，后属海陵 郡，如皋方言属江淮（下江）官话通泰片，此地方言片原为淮夷地区，周秦以来属吴语区。如皋话有 “儿”尾，普通话无“儿”尾。如：鹅儿----鹅；蜜蜂儿----蜜蜂；蟋蟀儿----蟋蟀；蚕豆儿----蚕 豆；短裤儿----短裤；拖鞋儿----拖鞋；痰盂儿----痰盂。如皋话用“儿”尾，普通话用“子”尾。 如：猴儿----猴子；茄儿----茄子；叶儿----叶子；包儿----包子；饺儿----饺子；杯儿----杯子；筷 儿----筷子；瓶儿----瓶子；锤儿----锤子；钉儿----钉子。（吴凤山《如皋方言研究》，中国文联出 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第38-39页）这种典型的如皋方言是不是被古属海陵县白驹场的施耐庵引用进了 《水浒传》呢？在如皋方言中还有一个“接龙”游戏，相当于“老鹰捉小鸡”，站好阵势后，捉者与扮 “龙头”者上下句对说，说完就开始捉，十分热烈。“点点脚班，水泊梁山。梁山有水，金龙摆尾。要 吃龙头，龙头有角。要吃中段，中段有鳞。要吃尾巴，二十四个小鬼打起来……”。（同上第452页）这 不是一般的儿歌，而是一场“老鹰捉小鸡”的游戏，竟谈到了梁山水泊。如皋这地方冒氏始祖冒致中相 传与施耐庵交谊甚厚，冒致中是冒辟疆的前辈，《如皋县志》载：“冒致中初家海陵，元末为两淮盐运 司丞......伪吴张士诚闻其贤屡辟不就，胁之入吴门，封妥督丞相，力以疾辞，渡江而还，勤学好修， 聚书千卷，闭门开帙，有傲南面百城之意”。刘亮事迹不仅见之于冒氏《永宗公家传》，也见之于《如 皋县志》：“刘亮，吴郡人，元末尝仕于伪吴，后知天命有归，乃以数巨舰尽载书万余卷渡江抵如皋主 于冒致中家，且谋献天府，未果上，而以疾卒。致中因结宇贮之，永乐中遣使取入中秘”。据《东台市 志》记载，东台堤西话主要分布在范公堤以西一带，有卷舌的韵母，有儿尾。东台唐角话主要分布于堤 东的东南隅一带，均有卷舌的韵母，有儿尾。东台上古土著为淮夷，说古淮夷语。西汉武帝时（前140— 后87）曾先后两次将江南瓯越人徙役至江淮间，古瓯越语与当地土语融合。西汉杨雄所著《方言》一书 提及“吴扬江淮之间”，东台方言隶属吴扬越方言区。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使用了山东方言、江浙一带吴方言，同时我要说他还使用了苏中地区的方 言，江淮方言，或叫北方语言的下江官话。笔者在山东当水兵四年，研究水浒与施耐庵又四上梁山，知 道一点山东方言；在家中笔者用吴方言交流，对吴韵越风有所感悟；笔者又生活在江苏盐城生活圈子是 本场话氛围，讲下江官话。“噇”（chuang）这个字至今还在施耐庵故里使用。“噇”无节制地大吃大 喝。《水浒传》第4回，第14回，第29回，第31回，第39回，第55回，第73回，均可见到这个字。这些是 白驹施耐庵写《水浒传》的“内证”之一。 综上所述，马先生方面否认“钱塘施耐庵”与白驹施彦端的一致性，请拿出“钱塘施耐庵”的身世证明 来，唯有事实胜于雄辩。 《施耐庵墓志》辨正 安徽阜阳日报社陈传坤，安徽阜阳 236013 施耐庵究竟何许人也？上世纪20年代，现代学术开山大师胡适与鲁迅等先后提出了“托名说”：胡适在 《〈水浒传〉考证》中称，“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 字。”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云：“比郭氏本出，始署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 [1] 但是，自上世纪30年代前后，随着苏北陆续出现一些有关施彦端字耐庵并涉及《水浒》作者的文字资 料，这个问题逐步有人重视起来；到了50年代，刘冬、黄清江两先生调查取证后撰文《施耐庵与〈水浒 传〉》[2]，从此，有关施彦端字耐庵问题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但是，因史料和文物证据之稀缺，迄今为止学界主伪派和认真派相互责难不已。其中，民国三十二年 （1943）修撰之《兴化县续志》，其《施耐庵墓志》，提供了确切的施耐庵行状而备受责难。下文即以 《兴化县续志》所载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为论述主线，从其文本语源和典章故实等方面，勾稽史料论 证怀疑论者之妄，揭橥该墓志之用语和典章故实并无违背其他文献史料之处，佐证《施耐庵墓志》所述 当无异议。 一、起源：施耐庵实有其人？ 1928年11月8日，胡瑞亭在上海《新闻报》“快活林”版面刊发了《施耐庵世籍考》一文，披露苏北流转 之“施耐庵墓志”，考订施耐庵乃元末明初泰州白驹场(今江苏兴化、大丰)一带的人，但可惜并没有引 发学人进一步探究的兴趣。 1951年夏，《苏北大众报》负责人刘冬听闻兴化一带有施耐庵遗迹，即安排同事黄清江实地查访，实地 勘察收获了施耐庵神主、施耐庵墓碑以及民国三十二年纂修之《兴化县续志》中王道生《施耐庵墓志》 等新材料。1952年9月，他们合写《施耐庵与〈水浒传〉》一文，刊于《文艺报》1952年第21号，旋即引 起学术界的注意。 1952年10月，文化部以聂绀弩为首的施耐庵调查组首次实地勘察取证，1953年调查组以徐放执笔撰写了 《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但是，该报告未能及时发表，而且经多次政治运动，辗转秘 藏，直到1985年12月终于得以刊发。 至1979年，江苏兴化县新垛公社施家桥又发现施廷佐墓砖及铭文《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内有“□祖 彦端”字样。1981年10月29日，大丰县大道公社和瑞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施俊杰献出《施氏长门谱》 （即《施氏家簿谱》），这个家谱为民国七年(1918)手抄本，自始祖“彦端公字耐庵”起至18世孙止。 一系列文字材料和文物的发掘问世，使得施彦端—耐庵—《水浒》的证据链，串联了起来。使得小说 《水浒》题署之施耐庵实有其人且大丰白驹镇、兴化施家桥施家为其后裔之论，呼之欲出。 1982年，时为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负责人的刘冬再次赶赴兴化、大丰实地考察，在判定文物的真实性后 撰文《施耐庵四世孙施廷佐墓志铭考实》[3]，指出《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为“施耐庵确有其人的铁 证”。 随后，他以江苏社科院的名义邀请国内10多位知名学者前往一同考察。但是始料不及的是，主伪方与认 真方就此产生严重分歧，随后掀起了一场源于大丰、兴化而波及全球的“80年代施耐庵热”。热归热， 但诸如施耐庵墓志等资料是否为“现代人”伪造等诸问题，最终仍未达成学界共识。 二、墓志文本的来源问题 距离1982年那场争论风波，三十余年过去了，墓志真伪争议的烟尘渐行渐远。但近几年，有关施耐庵墓 志真伪问题在一些刊物上翻新出现。一方质疑，一方势必释疑，惟如此学术研究方能寸进，学术争议方 能回归理性取得新的进步。为此，我们更应理智地思考：究竟是我们研究问题的逻辑有问题？还是研究 方法有问题？ 朔本清源，要搞清《施耐庵墓志》的真伪，首先搞清文物的来龙去脉，其次是搞清史料的来源再作评 论。《施耐庵墓志》从何而来？还要追溯到上世纪初期《兴化县续志》的版本源流，及其中有关施耐庵 材料的来龙去脉。 在1953年徐放先生撰写的《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第一部，即为“《兴化县志》上有关 施耐庵的材料和这些材料的来龙去脉”。其中一一著录《兴化县志》全部五种本子，即嘉靖三十八年以 前的胡志、万历十九年的欧志、康熙年间的张志、咸丰年间的梁志和民国三十二年的李志。前四种版本 不见有施耐庵的材料，惟民国三十二年的李志，即《兴化县续志》，有四处载录有关施耐庵的信息： 1．施隐士墓：载卷一《舆地志》之七第12页《宅墓补遗》，注称：“在县境东合塔圩内施家桥，葬元隐 士施耐庵。淮安王道生撰志。” 2．《施耐庵传》：载卷十三之六第9页《文苑补遗》。 3．卷十四之二第4页《艺文志•书目•小说家类》载：“《水浒》，施耐庵著。” 4．《施耐庵墓志》：载卷十四之三第21页《艺文志•古文补遗》。 据文化部调查组报告，1918年左右，正当李详（李审言）提倡续修《兴化县志》，《续志》坐办兼分纂 人刘仲书，到白驹镇调查古迹名胜，见施氏宗祠供有施耐庵先生神主，疑即《水浒》作者；及问白驹镇 杨雨孙，到施家桥借得《施氏家谱》（约尺长，五寸宽，半寸厚，连史纸抄），见有淮安王道生作的 《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的《家传》，便抄了下来，征得李详同意，留作县志的补遗。 据欧阳健先生考证[4]，李详（1859-1931），字审言，兴化人，在骈文、方志、金石、目录、选学等方 面均有杰出成就。光绪三十二年（1906），两江总督端方创办“江楚编译官书局”，聘李详为帮总督 纂；宣统元年（1909），张人骏任两江总督，改“江楚编译官书局”为“江苏通志局”，聘李详为分 纂；1913年，“江苏通志局”恢复，冯煦任总纂，聘李详为协纂，参与修订《江苏通志》。1923年，李 详任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1928年，他与陈垣、鲁迅、胡适等12人一起，被中央研究院聘为特约著述 员。 1919年，时任兴化知县的赵兴霙再任兴化县知事，聘李详为总纂续修《兴化县志》。此年，李详命刘仲 书（1880-1955）到白驹采访。等到刘仲书汇报所得的材料后，李详表示： 施耐庵先生因为著《水浒传》而坐过大牢，也因为著《水浒传》享了大名，可惜他的生平事迹，不独胡 欧张梁四种县志未采入载明，就是他的子孙谈到他的真相，也是“讳莫如深”。现在民国成立，文字既 不为科举所束缚，人物又不为专制政体所限制，县志有所记载，从此更没有什么顾忌，那末，大文学家 的施耐庵，我们可以从宽采访他的古迹和遗闻，一一载入“补遗”栏中。[5] 于是，他们遂在卷一《舆地志•宅墓补遗》载施隐士墓，卷十三《文苑补遗》载《施耐庵传》，卷十四 《艺文志•小说家类》载“《水浒》，施耐庵著”。卷十四《艺文志•古文补遗》载《施耐庵墓志》。 关于《施耐庵墓志》原稿和《兴化县续志》上载录的原文是否出入的问题，文化部1953年徐放先生的调 查该报告明确：“我们在兴化王益谦先生手，得到续修《兴化县志》时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原稿两份…… 原稿《施耐庵墓志》和《兴化县续志》上所载的原文是毫无出入的。” 至于《兴化县续志》所载《施耐庵墓志》，与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所录的文字存在略微差异问题， 亦须换位思考。该调查报告通过对杨继云、施复苏等的调查，确知胡瑞亭是兴化县仓库文书，为调查户 口到过白驹1928年从施熊手抄去《施氏家谱》，后撰文《施耐庵诗籍考》刊登在《新闻报》上。由此可 证：刘仲书和胡瑞亭是在不同的时、地——一在1919年，一在1928年；一在施家桥（通过杨雨孙看 到），一在白驹镇（从陈铮处访得）——抄录了《施氏家谱》（非同一版本）上载的《施耐庵墓志》。 由于胡瑞亭是供报纸发表的，文字有所“节录”，遂致详略之别。 而且该调查报告还引刘仲书的话：“至于《兴化县续志》中的《施耐庵墓志》上所说施耐庵‘生于元元 贞丙申岁’、‘殁于明洪武庚戌岁’，都是照《施氏家谱》亲笔抄录的，不会错。”彻底排除了《兴化 县续志》上的《施耐庵墓志》据胡瑞亭增益的可能。 既然续志所载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文本材料来自《施氏家谱》，显然家谱的版本及其来源至关重要。 目前看来，除了苏北文联丁正华、苏从麟1952年前期发现的《施氏总谱》有两个版本外，1952年文化部 调查组又访得了六个《施氏支谱》和一个尚未公布的《施氏族谱世系》。 而后的1978年，兴化施家桥施耐庵墓地附近又出土了施延佐墓砖及其《处士施公延佐墓志铭》，经专家 辨认，出土的墓志铭表明，在兴化施家桥和大丰白驹镇一带，元末明初曾有一位施以谦之父、施廷佐之 曾祖的施彦端。结合25年前，即1952年文化部调查组所见的施祥珠版本家谱，其中载录的“施氏族谱世 系”曰： 第一世：始祖讳彦端字耐庵行一，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元末自苏迁兴后徙海陵白驹，因占籍 焉。明洪武初，徵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孔门第五十七贤之常公之裔，葬于白驹镇 西北圩施家桥。 施氏族谱中的“始祖讳彦端字耐庵行一元至顺辛未进士……隐居著《水浒》自遣……”，与王道生《施 耐庵墓志》记述的“公讳子安字耐庵……为至顺辛未进士……先生之著作有……《江湖豪客传》即《水 浒》”等，足可相互印证。搞清楚这一基本事实，足以认定《施耐庵墓志》的文献性质，可以放心用来 处理施耐庵的生平身世。 三、辨清墓志文本的语源 施彦端是否字耐庵、是否为《水浒》作者？30年来，凡是给出肯定答案的其主要根据有四点：一、《施 氏家簿谱》中“始祖彦端公”右侧下旁注着“字耐庵”三字，且经江苏省公安厅于1982年10月检验证实 “‘字耐庵’三字与《施氏家簿谱》字迹为同一个人所写”，非后人妄添；二、既然王道生《施耐庵墓 志》文本材料来自《施氏家谱》，而《施氏族谱》中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中有“先公耐庵……著 《水浒》”字样。三、出土的施延佐墓砖指明施以谦之父、施廷佐之曾祖即施彦端，确认实有其人； 四、王道生《施耐庵墓誌》中也有“字耐庵”以及“著《江湖豪客传》即《水浒》”字样。 而质疑派主要是就族谱、墓砖铭文、县志所录墓志三者之间的联络关系发难。杭州师大马成生质疑族谱 的真实性，其反复发文称：江苏省公安厅所证实的“‘字耐庵’三字与《施氏家簿谱》字迹为同一个人 所写”，只证实“字耐庵”三字是中华民国七年(1918)僧满家手录《施氏家簿谱》时的手迹，证实此三 字出于僧满家之手，但是此三字究竞是僧满家于何时添注上去的？不得而知。[8] 再者，马先生在质疑 的文中还强调：1978年出土的墓砖铭文《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中，“施廷佐是施彦端曾孙，然而，砖 上刻着的也是‘曾祖彦端’，并无什么‘耐庵’字样。此《铭》是出土文物，无疑具有极高的史料价 值。这，就使旁添的‘字耐庵’三字‘疑’上加‘疑’了。”[9] 对此，欧阳健先生认为，满家于民国七年(1918)出家为僧，特手录《施氏家簿谱》以为纪念，故“字耐 庵”三字为满家于民国七年(1918)所录；而且，据1953年徐放考察报告称，他们当时看到的几本《施氏 家谱》，在“字耐庵”处，该三字一律写在行侧，否定了后来填补的可能。 其他的质疑问题还有不少，下面以墓志为起点，不妨看看历来质疑派都有哪些疑点，以及这些质疑是否 成立。 现先转录《施耐庵墓志》全文如下： 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 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 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尚可缕述；公之面目，余虽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 岁，享年七十有五，届时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烛畅谈先生轶 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 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 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生乱世，则虽 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室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与余墙 一间，惜余生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述元（文昱之字），迁其祖墓而葬于兴化之大营 焉，距白驹镇可十八里，因之，余得与流连四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 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 呜呼！国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负，以鹰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作，小人当道之世哉！ 先生之身世可谓不幸矣。而先生虽遭逢困顿，而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遂闭门著书，以延岁 月，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 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 下面，针对《兴化县续志》以上载录文本，质疑声音层出不穷，试一一辨析、反驳。 （一）关于墓志语源是否是近代或清代以后用语的问题 1．“校对”一词的出处。查汉语大词典“校对”条：明•沈德符（1578—1642)《野获编•著述•国学刻 书》：“近年北监奏请重刊二十一史，陆续竣事，进呈御览，可谓盛举矣，而校对卤莽，讹错转多。”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一：“命朱珪、戈涛、卢文弨、翁方纲等，校对于翰林院后堂东宝善亭 内。” 由此可知，“校对”一词在明代万历时代已在使用，并非现代人的用语。 2、“水浒”称谓的出处。例证一：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编成于万历十四年）卷一百七十七《经籍 考•传记类》： 《水浒》者，罗贯著。贯字贯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 详。 例证二：明•许自昌（1578—1623）《樗斋漫录》（约编成于万历三十七八年前后）卷六： 宋江何尝从军也？宋师何尝胜辽也？余藏《癸辛杂志》《宣和遗事》，所载详略不同。若田虎、王庆归 功《水浒》，固不足辨，如蓟州、五台，此事正属契丹，宋人岂能掉臂出入耶？ 例证三：明•钱希言《戏瑕》（自序于万历四十一年）卷一： 《录鬼簿》中具有宋江三十六人事迹，是元人钟继先所编。《宣和遗事》亦载宋江并花石纲等事，施氏 《水浒》，盖有所本耳。一云，施氏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因润饰以成篇者也。 由此可知，称谓《水浒》一名，在明代嘉靖万历时代已广泛使用。 （二）关于字或号“子安”在谱内重名犯讳的问题 有人认为，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中“公讳子安，字耐庵”之“子安”——施子安，指的是家谱中第十 二代的“子安”，由此反证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显系伪造。 对此，欧阳健先生认为，子安应为施耐庵之名，彦端为尊号，由于这个名为当时人所罕知，所以其十二 世也恰巧取了同一个名，正如江阴祝塘梧塍《徐氏族谱》凡例云：“人既散处，闻问鲜通，其幼辈之犯 尊讳及等辈之多复名，既难枚举，有一字号而三四人共之。”而且，在《施氏家谱》中不同代亦有同名 者，如第九世和第十五世，均有“东来”可证。[7] （三）关于“某即某”是否“现代人才有”的问题 墓志有“《江湖豪客传》即《水浒》”字样，为此，何心先生等质疑称：“《江湖豪客传》，即《水 浒》”等“不是明代人的口语，而是近代的口语”。至今，此质疑点仍有学者唱和道：“为何这个王道 生提前600多年便运用起来?” 其实仔细探究，明代已有例证。如袁无涯《忠义水浒全书》“发凡”： 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 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而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 小家照应之法。[6] 由此“郭武定本即旧本”可见，明代即有某即某的说法，此并非600年之后的现代人才有的“语言口 吻”。 四、关于施耐庵科第问题 此问题来源于墓志中“至顺辛未进士”一句。比如，李骞先生在《谁是〈水浒传〉》的作者》中质疑 称： 先说“至顺辛未进士”，根据《元史•选举志》记载，元朝开科选士一共进行了七次，分别是仁宗延佑二 年、延佑五年；至治元年；泰定元年、泰定四年；天历三年(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元统元年。 《元史》虽然是皇家修订的，或许有很多不利于统治者的史料会被删除，但是开科考试这样无足轻重的 事是断不会漏记的，而且这七次考试是有一定规律性的，即每次科考相隔三年。王道生所说的“至顺辛 未进士”，是指施耐庵在公元1331年考取进士，这纯属奇闻，因为至顺辛未这年元朝根本就没有开科考 试，施耐庵又怎么考取进士？ 那么是不是王道生将“至顺元年”误为“至顺辛未”？然而，至顺元年的进士名单中并无施耐庵的踪 影。进士已属天子门生，高中皇榜的人史书上应该不会有误。 再看王道生的“曾官钱塘二载”说，钱塘就是现在的杭州。如果施耐庵在杭州做过官，那怕是个不入流 的小官吏，即使《元史》上没有记录，地方志上也应该有零星记载，但《浙江通志》、《杭州府志》、 《钱塘县志》等地方史书上，元代的大小官员名单中就没有施耐庵或施子安其人。以此推论，王道生的 《施耐庵墓志》完全是无中生有、道听途说的闭门造车，因为历史上就没有施耐庵其人。[10] 那么，史料上究竟有没有“至顺二年辛未及第”之说呢？这个问题，此前学界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解 释，故此今天仍被很多质疑者反复提及。 其实，这个疑案已经欧阳健先生近日揭秘。原来，“元至顺辛未二年进士”实际上确实没有发生过，这 就是《元史》不载的原因，但是根据其他史料记载，像《浙江通志》上，却载录“至顺二年辛未”榜， 这便是有名无实的“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疑案。[11] 《浙江通志》历来被称为佳志，学术价值、历史价值极高。按，《浙江通志》创修于嘉靖三十年 （1551），成书于嘉靖四十年（1561），康熙二十三年（1737），付刻成书，《钦定四库全书》即据此 刊本予以收录。但是，该志却载录“至顺二年辛未”榜。比如杨观其人故实，见乾隆《钦定四库全书》 中之钱惟善《江月松风集•卷十二•杨隐君挽诗》序曰： 杨隐君挽诗 君讳亮，字明叔，上饶人。其子观，登至顺二年进士第，授饶州录事，再授翰林检阅而君 卒，学士揭公志其墓。 或许，还有人疑问《钦定四库全书》，该处是否有笔误可能？答案是否定的。其旁证是同治版《广信府 志》，亦如此载录杨观故实。见《广信府志•隐逸传》卷九十七《揭文安集》： 上饶杨亮，字明叔，元高士也，与钱惟善为友，子观，至顺二年进士，为翰林检阅。亮卒，钱惟善挽诗 有“身入风涛亲在念，恩沾雨露子登科”之句，载《江月松风集》。 那么，“至顺辛未进士”究竟原因何在？据欧阳先生考证，其中有一段政治原因在焉。比如元代的刘 基、张宗元、宇文公谅等，其参加会试的时间在1333年春二月，其实所用的年号仍是至顺，称“至顺四 年进士”并无不当，但《元史》等却刻意模糊了其具体年代信息。如张宗元，雍正《开化县志》卷六 “选举”载录为：“至顺元年，秘书监。府志缺榜，旧志缺年。”旧志为什么会“缺年”？可能是本人 不愿说明。雍正志录作“至顺元年”，至顺元年庚午（1330）确有一科，却非张宗元应考的那科。《浙 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一“文苑”便来了个通融之法，作“至顺初进士”。然至顺通共才四年，怎能把至 顺四年说是“至顺初”呢？ 再如刘基，《明史》本传作：“元至顺间，举进士，除高安丞。”用了个“至顺间”，含糊了之。又如 叶岘，《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六“孝友”有传，中云：“母尝病心痛，扶持不离侧。母怜之，令外 息。岘夜潜入间壁扪心达旦。母终，举进士，历官南安尹。”通过叙事，巧妙地回避了中进士的年代。 但是今天看来，《浙江通志》毕竟还是录入了其实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至顺三年壬申”、“至顺二年辛 未余阙榜”。在《浙江通志》中，刘基，连同张宗元、徐祖德、叶岘等均是“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 却不承认实际上是“元统癸酉李齐榜”。由此可证，元人王道生称施耐庵“至顺辛未进士”，并非不可 解。 此外，有人以施耐庵之名不见于《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为怪。其实，是亦不足为疑。据欧阳健先生考 证，钱大昕《元进士考》载：元统元年（即至顺四年）癸酉科进士百人，自同同、李齐、余阙，至虎理 翰、张兑，共41人。[12] 其中，它包括《浙江通志》已录为元统癸酉（1333）李齐榜的许广大，录为至 顺三年壬申（1332）的宇文公谅，录为至顺二年辛未（1331）余阙榜的刘基、叶岘；尚缺59人，包括 《浙江通志》已录的徐祖德、张宗元、徐益、程元善。杨观、施耐庵不在其列，不足为异。 《浙江通志》中“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以及《钦定四库全书》、《广信府志》等史料上“至顺二年 进士”的存在，是史料呈现于世人面前的，虽然其掩盖了历史的真实面目——但这却也反证了“至顺二 年辛未进士”之说确实存在，证实施耐庵墓志所记述之“耐庵……为至顺辛未进士”并非后人向壁虚 构。总之，家谱以及续志所载《施耐庵墓志》为后人伪造说之立论，难以成立。 （本文承蒙欧阳健先生不吝指教，特此鸣谢。） 参考文献： [1] 胡适.《水浒传》考证[M].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79:1-6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8:96-100. [2]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施耐庵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3] 刘冬.施耐庵四世孙施廷佐墓志铭考实[J].江海学刊，1982，（3）. [4] 欧阳健.高水准的社会历史调查——1952年文化部施耐庵调查成果评估[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 2011，（1）. [5] 刘仲书.施耐庵历史的研究[M].稿本.兴化市图书馆. [6] （明）袁无涯.忠义水浒传全书发凡[M].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十七)，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 [7] 欧阳健.关于《水浒》作者施耐庵之我见[J].吉林大学学报，1983,(6). [8] 马成生.或疑或信重说施耐庵——近数十年来有关《水浒传》作者的论述[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版）,2010.(9):4—7. [9] 马成生.“钱塘施耐庵”难与兴化施彦端“合一”[M].水浒争鸣(第十一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9. [10] 李骞.谁是《水浒传》的作者[J].文学自由谈，2007.（4） [11]欧阳健.“古代小说与人生体验”博客：http://qianqizhai.blog.hexun.com/62309103_d.html （访问时间：2011年6月20日） [11] 钱大昕.元进士考[M].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五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58－61. 施耐庵故里江苏大丰考 江苏苏州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浦海涅 施耐庵身世之谜和故里研究，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学术课题。什么叫故里？按《辞海》第六版的解 释：“故乡。如荣归故里。江淹《别赋》：‘视乔木兮故里。’”什么叫故乡：“家乡。《史记•高祖本 纪》:‘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施耐庵故里是什么地方，《辞海》的“施耐庵”辞条 “语焉不详”。通过对100年来江苏大丰、兴化两地发现的施耐庵（彦端）的文物史料，如施让地照、施 廷佐墓志铭、施奉桥地券、施子安残碑、施氏家簿谱等作认真细致的考察研究，施耐庵是元末明初的小 说家，并不是如胡适所言“子虚乌有”“亡是公”，施耐庵的故里是“泰州白驹场”即今江苏大丰市白 驹镇。 一、施耐庵故里只能是大丰市白驹镇 一看出土文物施耐庵曾孙施廷佐墓志铭记载：“ □祖施公元德于大元□□生（曾）祖彦端会元季兵 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生祖以谦以谦生父景□葬于白驹西□（落）湖”。这说 明施耐庵及四世孙施廷佐都居住于白驹场街市（俗称“白驹街上人”）、葬于西落湖（今兴化市新垛乡 施家桥）。 二看施耐庵九世孙施奉桥地券：“白驹场街市居住坟茔……座落白驹场北……”。地券是一种载有 文字的随葬品，箩底砖砖刻，现收藏于大丰市施耐庵纪念馆。 三看《兴化县续志》中《施耐庵小传》中也称施耐庵是“白驹人，祖籍姑苏”。 我们探讨的是施耐庵本人的故里，从上可见施耐庵本人是白驹人。 二、施耐庵父子生前在兴化施家桥并无土地、房产 一看国家二级文物《施氏家簿谱》（即施氏长门谱，在大丰市发现）中施封《施氏长门谱序》： “族本寒微，谱系未经刊刻”，说明施氏家族本来清贫，无钱买地建房。 二看《施氏家簿谱》中施耐庵儿子《施让墓志铭》：长子“文昱等皆有能声，达理家务，炽盛逾 旧”，说明施氏家族到第三代文昱时才富裕发达，有买地可能。 三看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述元（即文昱之字）……迁其祖（施耐庵）墓而葬焉，更出所 积，购置田亩”。施耐庵父子在施家桥生前无土地也无房屋，因而称其故里难以成立。 三、耐庵故居、施氏宗祠坐落于白驹镇北街33号 白驹施氏宗祠改施耐庵故居而建，是祭祀一世祖施耐庵的地方，宗祠一般只会建在家族聚居的故里，这 是常识。而白驹周围，乃至兴化以至全国各地，唯有白驹是以供奉施耐庵为始祖的“施氏宗祠”，这就 证实施耐庵的故里只能是白驹镇。这里古称泰州白驹场，或泰州海陵县白驹场，今属大丰市白驹镇。这 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施耐庵纪念馆建于白驹的缘故，“施耐庵与《水浒》传说”已被列为江苏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水浒”与“白驹”的典故均出自《诗经》，有“皎皎白驹，食我场藿”和“率西水浒，至于岐 下”。白驹场全称为“白驹场盐课司”，场官叫大使，清初为正八品，由户部任命，驻白驹。宋代范仲 淹所撰《白驹关帝庙碑记》，可知有“白驹”字样。据《白驹镇志》记载，白驹设场仅600多年，此前名 称是颜陆村，而白驹境域早在隋唐以前即已成陆，以唐代李承主持建筑捍海堰而言，可溯千年以上。北 宋时属楚州盐城监，南宋时属丁溪刘庄场，元朝设丁（溪）小（海）草（堰）白（驹）刘（庄）5场，隶 属扬州路泰州海陵县。明代5场，均属扬州府泰州东西乡三十五都境内，明天启时改隶淮安府盐城县。清 朝时刘庄、白驹两场地方行政划归扬州府兴化县，盐政在明清时，均受两淮盐运使司管辖。1945年12月 白驹区属台北县（因位于东台县北边，故名），1951年建国初期，因与台湾省的台北市重名，遂以清末 状元张謇等在此办大丰垦植公司而得名，改为大丰县（市）。 施耐庵（1296-1370），元末明初泰州白驹场（今大丰市白驹镇）人，与元末农民起义劲旅张士诚是同 乡。明代中叶以后，白驹场（镇）曾隶属过兴化、东台、盐城县，盐业管理曾隶属过泰州、淮安分公 司。施耐庵活着的时候是泰州白驹场，这个籍贯在《元史》、《明史》介绍张士诚（1321-1367）时就是 这样表述的。当时施耐庵墓所在地兴化施家桥称西落湖（有施廷佐墓志铭为证），后为倪邵庄（百姓讹 称犁梢庄），到明万历四十七年时第九世孙的《施奉桥地券》（石碑）写着“扬州府高邮州兴化县白驹 场街市居住”，分明是住在白驹镇街上，而不是同属白驹场的施家桥（西落湖）乡下，所以施耐庵故里 是泰州白驹场（今属大丰市白驹镇）。 论施耐庵任郓城县训导的时间是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早春 湖北 童力群 一、《施耐庵生平》片段 《水浒国际网络•耐庵亭》载有浦玉生先生撰写的《施耐庵年表》。其中延祐元年寅（1314）至至元 三年丁丑（1337）的内容如下： 延祐元年甲寅（1314）19岁 实行科举，史称“延祐科举”，此前的元朝科举已废。这一年考中秀 才。因在季氏家塾就读时间较长，交谊 甚厚，所以与季氏女儿季丹红结婚。 延祐七年庚申（1320）25岁 被苏州官吏于诸户内特别推荐为孝行信义。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1324）29岁 赴杭州参加江浙行省乡试，中举人。 天历三年至顺元年庚午（1330）35岁 赴大都（北京）会试途中，考察梁山泊，应试不第。 至顺二年辛未（1331）36岁 因地方政府推荐称“乡贡进士”或“赐进士”。经国子监司业刘本善推 荐，任郓城县训导。 元宁宗至顺三年壬申（1332）37岁 继续在郓城县训导任上，力倡农桑，搜集水浒英雄轶事。 至顺四年元惠宗元统元年癸酉（1333）38岁 再赴大都（北京）会试，应试不第。浙江青田（现文 成）人刘伯温作《龙虎台赋》，中三甲第二名进士。因同为江浙行省人，同应会试，故有同窗之称。 元统二年甲戍（1334）39岁 赴任钱塘县丞，想有所作为，但大权掌握在达鲁花赤手中。 元统三年至元元年乙亥（1335）40岁 继续在钱塘县丞任上。从元代中叶起，元杂剧的中心由大都南 移至杭州，搜集整理水浒戏。 至元二年丙子（1336）41岁 “官钱塘二载”之后辞官归苏州故里。苏州怀胥桥北有施家巷，阊门外有施 子祠。先祖是孔子高足施之常后 裔，唐朝时从吴兴（湖州）迁至苏州，传至施耐庵是十五世。这一年， 刘伯温任江西瑞州路高安县丞。 至元三年丁丑（1337）42岁 在苏州设塾教书。并漫游四方。 二、《施耐庵任郓城县训导考》摘录 《水浒争鸣》第九辑是中国水浒学会、山东省郓城县人民政府主办的。 《水浒争鸣》第九辑的主编者是张虹教授、康传忠先生、曹先锋先生。 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了《水浒争鸣》第九辑。 《水浒争鸣》第九辑第276页—281页有曹先锋先生的《施耐庵任郓城县训导考》。[1] (一)“元至顺间，赴大都，应试不第” 《施耐庵任郓城县训导考》写道： 明朝初年，郓城有个名叫周铎的人。他是洪武丙子年的举人，初授礼科给事中，后升任江西袁州知府。 其一生“刚毅正直，廉能有声”。被列为袁州名宦。在他的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施耐庵者，江南才子也。元至顺间，赴大都，应试不第，乃师国子监司业刘本善，荐任郓城训导。力倡 农桑。与教谕不洽，辞之。游梁山水泊。次年复至大都，中进士。官钱塘二载。后归隐，不知所终。 (二)刘本善葬于“大元泰定元年” 《施耐庵任郓城县训导考》写道： 前文提到的元朝国子监司业刘本善和施耐庵是同乡，后来，他回乡探亲途经郓城时，还专门看望过施耐 庵。刘信风水，在郓城时，他见今郓城县张营乡政府东北吴店村附近有片地方风水极佳，便嘱家人他死 后定葬于此。后人遵其遗嘱便把他安葬在这里。目前，刘氏墓仍存，墓碑刻有墓志铭，碑额为篆书，但 碑文大部分剥蚀，唯首行、次行和尾行尚清晰。 首行字为：刘司业先茔之志铭 次行字为：集贤侍读学士亚中□□国子祭酒蔡文渊撰 尾行字为：大元泰定元年九月二十二日 碑阴刻有“宗派之图”四字。 此碑的存在，说明历史上确有刘司业其人，这和周铎的笔记内容是相一致的。这为施耐庵曾在郓城任训 导提供了旁证。 三、“元至顺间”应为“元至治间” (一)“元至顺间”应为“元至治间” 据刘本善的碑文，刘本善葬于“大元泰定元年九月二十二日”。 据周铎的笔记，刘本善在至顺年间推荐施耐庵任郓城县训导。 “大元泰定元年”在1324年。 元朝至顺年间在1330年—1332年。 泰定年在前，至顺年在后。 “大元泰定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已经死了的刘本善，怎么能在六年之后即“至顺年间”推荐施耐庵呢？ 刘本善的碑文是准确无误的，并且仍在。（编者注：刘本善之墓与刘司业先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问题只能在《周铎笔记》上。 欧阳健先生有博客《古代小说与人生体验》（和讯博客），其博客有《<施耐庵探考>序》。欧阳健先生 在该序写道： “又，明洪武年间郓城县周庄举人周文振，曾知江南袁州府，著《周铎笔记》，中有关于施耐庵元 泰定间赴试大都，落第后至郓城任训导的记载，《周铎笔记》后归孙赞亭(字襄臣)，文革中被烧去藏书 三大箱，《周铎笔记》亦在其中。” 【《施耐庵探考》是刘冬先生的专著，南京出版社1992年6月版 。】 根据欧阳健先生《<施耐庵探考>序》所写，《周铎笔记》已经失踪了。 我目前不知《周铎笔记》是谁发现的、是谁首先传抄的。 周铎是洪武丙子年的举人，即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举人，假设《周铎笔记•施耐庵》写于洪武二十九 年（1396年），与刘本善去世的“大元泰定元年”（1324年）相距72年，其笔记错一个字也许难免。 “大元泰定元年”之前元朝年号带“至”字的有元世祖“至元”、元武宗“至大”、元英宗“至治”， 其中“至治”年与“泰定”年紧密相接。 因此，我认为《周铎笔记》里的“元至顺间”应为“元至治间”。 据《周铎笔记》，施耐庵在郓城县只生活了一年，又“力倡农桑”，因为种植桑树的时节是冬季或早 春，所以，施耐庵始任郓城县训导的时间是元至治三年（1323年）早春。 (二)继续推断 《周铎笔记》云：“施耐庵者，江南才子也。元至顺间，赴大都，应试不第，乃师国子监司业刘本善， 荐任郓城训导。力倡农桑。与教谕不洽，辞之。游梁山水泊。次年复至大都，中进士。官钱塘二载。后 归隐，不知所终。” 我已经推断“施耐庵始任郓城县训导的时间是元至治三年（1323年）早春”，那么，施耐庵“次年复至 大都，中进士”就是泰定元年（1324年）中进士。 于是，施耐庵“官钱塘二载。后归隐”就是他泰定元年、二年“官钱塘二载”，泰定三年“后归隐”。 四、《元史•选举一》片段 《元史•第八十一卷•志三十一•选举一》[2]写道： 延祐二年春三月，廷试进士，赐护都答兒、张起岩等五十有六人及第、出身有差。五年春三月，廷试进 士护都达兒、霍希贤等五十人。 　　至治元年春三月，廷试进士达普化、宋本等六十有四人。 　　泰定元年春三月，廷试进士捌剌、张益等八十有六人。 　　四年春三月，廷试进士阿察赤、李黼等八十有六人。 　　天历三年春三月，廷试进士笃列图、王文烨等九十有七人。 　　元统癸酉科，廷试进士同同、李齐等，复增名额，以及百人之数。稍异其制，左右榜各三人，皆赐 进士及第，其余出身有差。科举取士，莫盛于斯。后三年，其制遂罢。又七年而复兴，遂稍变程式，减 蒙古、色目人明经二绦，增本经义；易汉、南人第一场《四书》疑一道为本经疑，增第二场古赋外，于 诏诰、章表内又科一道。此有元科目取士之制，大略如此。 　　若夫会试下第者，自延祐创设之初，丞相帖木迭兒、阿散及平章李孟等奏：“下第举人，年七十以 上者，与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与教授；元有出身者，于应得资品上稍优加之；无出身者，与 山长、学正。受省劄，后举不为例。今有来迟而不及应试者，未曾区用。取旨。”帝曰：“依下第例恩 之，勿著为格。” 　　泰定元年三月，中书省臣奏：“下第举人，仁宗延祐间，命中书省各授教官之职，以慰其归。今当 改元之初，恩泽宜溥。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汉 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先有资品出身者，更优加之；不 愿仕者，令备国子员。后勿为格。”从之。自余下第之士，恩例不可常得，间有试补书吏以登仕籍者。 惟已废复兴之后，其法始变，下第者悉授以路府学正及书院山长。又增取乡试备榜，亦授以郡学录及县 教谕。于是科举取士，得人为盛焉。 五、“元至顺间”有呼应资料 《周铎笔记》里的“元至顺间，赴大都，应试不第”，大约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还有呼应资料。 (一)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片段 《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 篇。其志云： 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 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赉恨以终。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先生之著 作，有《志餘》、《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 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 (二)欧阳健先生驳“至顺辛未没有进士” 查《元史•第八十一卷•志三十一•选举一》，元朝至顺辛未年（至顺二年，1331年）没有会试，自然就没 有进士。 这样，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就有点小问题了。 欧阳健先生有博客《古代小说与人生体验》（和讯博客），其博客有《<浙江通志>•至顺辛未•余阙 榜》。该文写道： 现在要考虑的是：既然余阙、张宗元、刘基、徐祖德、叶岘史籍都记载为元统元年进士，《浙江通 志》为什么会记载成至顺二年辛未呢？在找到确切答案之前，应该承认刘冬所说“元代的科举制度及其 执行，十分混乱”的事实，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