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上梁山与改造梁山 ——毛泽东式革命中的水浒情结 单长江 “1919年5月4日，激愤的人群涌过北京的街巷，这次爱国游行事件最终演变成中国历史上划破时代的 ‘五四运动’。那一年，26岁的毛泽东正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游行队伍中没有出现他的身影，他已 经独自离开北京，去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这是中央电视台10频道《探索与发现》于2010年8月3 日晚播出的《寻找水浒》的引言部分解说词。并引证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的《毛泽东传》的相关记载： 1919年春天，“他去山东拜谒了孔墓”，“他攀登了东岳泰山，游览了孟子的出生地”。“然后他又到 了梁山”。 在北京的学生造北洋政府的反、砸烂孔家店时，青年毛泽东却去山东拜谒孔墓，又转道水浒英雄聚义的 地方——梁山实地考察。这次看似矛盾的山东之行，既有作为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对两位儒家圣人的深沉 反思，又有偏僻山野农家子弟毛泽东对“水浒情怀”涌动的向往，更体现了接受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早期 探索中国革命的曲折与艰辛。梁山，也就叠印于心，成为毛泽东终生挥之不去的造反情结。 一、逼上梁山——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认识的起始点 “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是那年被逼上梁山。七搞八搞，搞了 十年，打了一部分败仗，多数是胜仗。”[1]P22毛泽东又说：“我们被逼上梁山，所谓官逼民反，井冈 山，鄂豫皖的山，陕北的山，四川通南巴的山，并且来了游击队。”[2]P120可见，小学教师的毛泽东是 被“逼上梁山”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是被“逼上梁山”的，“逼上梁山”成为了毛泽东 认识、向往、领导中国革命的初始原动力。 毛泽东曾经对到访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起自己少年时在韶山冲读书的情况：“我熟读经书，可 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3]P108这些“造反的故事”，在 少年毛泽东的心灵上引起了巨大的震撼，并在心理上滋生出旧式家庭子弟和旧学堂学生少见的反抗意 识。当时湖南发生饥荒，长沙群众攻打政府衙门，赶走抚台。接着韶山彭铁匠领导哥老会起义，失败被 杀，却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毛泽东对斯诺说：“这些事情” 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 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3]P111后来，毛泽东到长沙第一师范读书，并领导了学生罢课和反 对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不能不说与他喜欢《水浒传》一类旧小说中的造反故事有关，也是他效法梁山好 汉反抗官府的英雄壮举的最初实践。 1937年5月间，毛泽东在给“抗大”学员作报告时说：“《水浒》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 我们现在也是逼得上梁山打游击。”[4]P67“逼上梁山”不仅简明扼要地揭示出《水浒传》的深刻主 题，而且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客观真理。二年以后，毛泽东在探寻中国 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地主阶级对农民 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5]P625这段论述既 是对历代农民起义的动因与合理性所进行的理论概括，也是对“逼上梁山”在中国革命新的理论实践时 所作的形象说明。当然，这里的“官”主要是指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政治、 军事代表——国民党反动派；这里的“民”除了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工农大众、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 产阶级以外，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她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这里所说 的“逼”，主要是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国民革命以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 革命群众。这里所说的“梁山”，当然不在山东，而是江西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还有鄂豫皖三省交 界的大别山区，以及陕甘边区根据地和川陕边区根据地。 当时国民党对革命的背叛令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依赖国民党或以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实现中国革命胜利 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为此，他极力主张党应立即组织工农武装对其进行反击，他强调：“长沙站 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 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6]P204面对磨刀嚯嚯的敌人，毛泽东给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指 出了正确的方向：只有铤而走险，揭竿而起，上山、下船，武装保卫革命，共产党人也许还有一线生 机。如果继续像陈独秀那样对国民党“左派”存在幻想，无异于断送革命。 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了由瞿秋白等主持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出重要发言。“八七会议” 总结了国民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 反抗国民党屠杀，镇压共产党和进步民众的总方针，并把发动湘鄂、赣、粤等群众基础较好的省份迅速 进行秋收起义作为下一步行动的主要任务。8月9日，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出席 会议并发言。他要求临时中央统一在湖南开展武装斗争，认为“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扩大，所缺的 是武装，当前处在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 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 山。’”[6]P209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是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 友。”[7]P220再一次突出地显示了毛泽东深厚的水泊梁山情结。在毛泽东的强烈要求下，会议指定他为 中央特派员，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改组湖南省委，并具体领导湘鄂赣“秋收起义”。历史再 次在革命的紧要关头选择了毛泽东和他认定的革命道路。 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湖北东南部领导安源煤矿工人，湖南、江西、湖北的农民和一 部分北伐军，举行了著名的“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而在党起义部队 进攻长沙受挫以后，毛泽东果断地提出了向国民党反动势力比较薄弱的湘赣边界山区进军的主张。10 月，部队胜利到达井冈山地区，收编了“山大王”王佐、袁文才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1928年4月，又 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胜利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茶陵、遂川、宁冈三县 工农民主政府，并开始建立各县赤卫队、工农暴动队等地方武装，领导开展打击豪绅阶级的暴动，为土 地革命的进行打下基础。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初 具规模。此后，临时中央由上海迁至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政府等红色政权组织相继形成，并领导了全 国土地革命和抗击蒋介石对中共苏区的五次反革命“围剿”（毛泽东是前三次的领导）。1935年，由于 临时中央“三人团”拒不采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致使根据地丧失殆尽，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又 是毛泽东决策走荒无人烟的雪山草地，避开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战 略性地转移到陕甘宁边区和太行山区，从此踏上了通往胜利的坦途——由山区、湖滨到平原，由农村到 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进而取得全国胜利。就连建国后美帝、苏修合围中国，毛泽东依然十分乐观地 说，大不了“重上井冈山”。合围的动因就是中国造了国际反华势力的反，而毛泽东始终坚信：“造反 有理！” 二、改造梁山——毛泽东式革命的成功之本 如果说“逼上梁山”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认识的起始点，那么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而不是象水 泊梁山那样遭遇失败，还在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 革命性质方面。尽管毛泽东承认：我们造反“跟宋江差不多”，但是，“共产党人的现代革命与历史上 宋江的造反‘根本不同’是在其性质方面：前者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后者是平均 主义即原始社会主义指导的农民运动；前者有先进阶级的政党即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后者的 组织者往往是宗教组织（如道教、摩尼教、明教、白莲教、拜上帝教等等）；前者要从根本上铲除人剥 削人的私有制度，后者不能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还是在封建制私私有制的圈子里“打把式”； 前者革命的结果能够在新的生关系、新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和国家，后者革命的结果 或失败，或被地主阶级所篡夺，封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依然继续存在”。[8]P186 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毛泽东晚年在评论《水浒》时，曾对北大青年教师卢获说过：“这支农民起义 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9]P457这一观点非常透彻地抓住了梁山农民起义的悲剧实质。1928年10月， 毛泽东在《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 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 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家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中国无 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收到了很大的打击。”[10]P48所以，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实行红色割据之 后，迅速成立边界党特委会，相继成立辖区内的区委、县委和特别区委。在红四军中成立军委。特委和 军委统辖于前委，前委也管理地方党。把支部建在连队，这是毛泽东的首创，其目的就是保证党对军队 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深有体会地说：“我们党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0]P77 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在“七大”作“口头政治报告”时，就军队建设问题说道：“现在，……我们有 饭大家吃，有敌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 搞就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当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 豪，没有进行整风。”[11]P329红军上山以后，队伍的成分是十分庞杂的，思想也不统一，存在诸如单 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 问题。毛泽东一一将它们写进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列举了它们的表现形式 和具体可行的纠正办法。而决议的实施也使得红军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成为了真正的人民军 队。1942年至1945年开展的延安整风更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活动，党的各级干 部（当然也包括像“卢俊义”那样的高级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左”“右”倾错误得到了公正 的批评和结论，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而梁山 义军由于受历史条件、思想境界和阶级局限的限制，不可能进行这种形式和内容的整风。因此，义军队 伍不纯，成分庞杂的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这也是导致他们失败的原因之一。 关于克服山头主义。红军草创时期，各地起义部队总是在反动势力较薄弱的地区发起暴动，为了保存有 生力量，总是利用有利地势，占山据水为“王”，最终各个山头联合在一起，形成滚滚革命洪流。但 是，这些来自各个山头人马，能否团结一致，形成一股合力，向着共同的革命目标去英勇战斗？毛泽东 又解读起《水浒传》，称赞梁山英雄虽然“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据薄一波回忆：“他从这 里引申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12]P230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主张反对“本位主义”，指出一部分同志“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这是 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还“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 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所以，毛泽东在党的决议中严肃 指出：必须“打破四军本位主义”。[10]P87在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又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 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教育了广大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因为革命力量分散在全国的各个“山头”，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大块抗日根据地计有19块之多，所以一直以来，毛泽东始终把克服山头主义作为党的思想 建设和组织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来抓，以强化革命队伍的集中统一。由于对“山头”采取了认识、承 认、照顾和最终消灭的方针，中共“七大”最终成为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全党空前团结。 关于“打土豪，分田地”。红军初创时期，曾经临时采用“打土豪”罚款的办法，来为部队筹措军费， 补充给养，有时还将土豪的钱、粮和浮财分发给当地贫苦农民。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便有专门 的记述。因为土豪劣绅是就中国农村中最顽固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维护者，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政治基础， 是一切反动势力的帮凶，因而成为了红军打击的对象。所谓“分田地”，其实是进行土地革命，就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党在根据地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 命，先后颁布《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在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但给生活出路），以乡为 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抗日战争时期，党又将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到1952年底，全国土地 改革基本完成，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用历史的眼光加以审视，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在没收 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上，与梁山义军“劫富济贫”没有两样。然而，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梁山义军 “劫富济贫”只是采用了暴力手段对达官贵人部分财产财富重新进行再分配，却无法动摇剥削者赖以生 存的封建生产关系，“梁中书”照样可以于次年给“蔡太师”送“生辰纲”。红军“打土豪，分田 地”，则是从根本上动摇反动政府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其目的在于最终消灭罪恶的封建私有制。 毛泽东从《水浒传》中正面接受梁山义军的经验教训，并用以指导当时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用以纯 洁红军（以后即为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和思想，确保了红军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 确保了人民军队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