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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惠民:杂谈《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永恒的历史文化价值
作者:胥惠民 @ 2013-08-19
胥惠民:杂谈《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永恒的历史文化价值——兼与刘再复先生商榷
摘要:刘再复认为《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把中国人引向地狱之门,给予了耸人听闻的批判。在元末
明初如果没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出现,就不会出现《金瓶梅》,以后也就不会有《红楼梦》出
现。鲁智深、宋江是《水浒》思想意义之所在,也是《水浒》文化的异彩。只要认可这两个人物,《水
浒》就是伟大不朽的作品。刘再复用夸大其他枝节问题来否定《水浒传》的主体思想,不是科学的态
度。刘再复认为的称霸一方的大英雄无不是厚颜和黑心的胜利,这肯定不正确。这种理论有故意抹黑中
国历史,抹黑中国文明史的倾向。“双典”并非“伪形”的高峰,“双典”其实是《山海经》原型文化
的继承与发展。刘再复借着婚外恋为宋徽宗、西门庆、贾珍的淫欲辩护是一种不良倾向。
关键词:水浒传 三国演义 文化异彩 婚外恋 不良倾向
刘再复先生对《水浒传》《三国演义》耸人听闻的批判
我读刘再复先生的《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时感到深深的惊诧:中国文化孕育
的刘再复几乎彻底把中国传统文化给否定了!他除了肯定少数几部作品外,如《论语》、《山海经》、
《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认为这些表现的是中国的原形文化,其他提到的几乎都是伪形
文化,全给否定了。
他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战国策》等兵家、法
家、道家、纵横家等著作出现,中国文化才发生巨大的伪形,出现权术政治游戏的第一个高潮。东汉末
年,也就是三国时代,则出现第二次高潮,后一次高潮,其规模之大、谋略之深、诡计之细密,是第一
次高潮无法可比的。”(《双典批判》第103页,以下凡出于此书者只注页码)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百
家争鸣的时代,也是文化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代产生的《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
《战国策》本来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刘再复却反对这样的看法,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中国
文化的“巨大的伪形”,一枪给毙了。至于三国时代,文化的伪形又远远超过春秋战国时期。从此,中
国的国民性恶化得更加厉害。他说:“这是一种恶性的互动:原有的国民性造成《水浒》、《三国》的
心理基础;《水浒》、《三国》产生后又使原有的国民性进一步恶化。”(第7页)
他在《导言》中就开门见山地说:“两部都是造成心灵灾难的坏书。《水浒传》、《三国演义》大
约产生于明代永乐之后、嘉靖之前,即公元1522年前后。五百年来,危害中国世道人心最大最广泛的文
学作品,就是这两部经典。可怕的是,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仍然在影响和破坏中国的人心,并化作中国
人的潜意识继续塑造着中国的民族性格。现在到处是‘三国中人’和‘水浒中人’,即到处是具有三国
文化心理和水浒文化心理的人。可以说,这两部小说,正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第5页)从此中国人
就经由这两扇地狱之门进入地狱,开始生活在那里了。
刘再复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谁在统治中国?他回答道:“自从《水浒传》、《三国演义》诞生后,
中国表面上看好像是帝王将相在统治,是总统元首在统治。其实不是。因为这些帝王将相,总统元首又
被这两本书所统治,所以真正在统治中国人心的,是这两部书。”“到了现代,从上到下,都被这两部
书所塑造、所改造,并被书中的基本观念主宰着。”(第8页)文学有这么大的作用,真是前所未闻。
五四运动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批判孔夫子提倡科学民主的新思想,尽管当时可能有矫枉过正的
现象,但主流方向却是正确的。刘先生与此不同,他说:“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把孔夫子作为
主要打击对象,而是把《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作为主要批判对象就好了。”(第18页)似乎只要按
照他的说法做了,“五四”运动只要批判打击了这两部小说,中国人就可以从地狱走出来,从“非人”
变成“人”。由于没有彻底批判“双典”,“也就是说,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没有意识到‘水浒中
人’与‘三国中人’处于地狱般的生存状态之中,其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如同地狱一般沉重与黑暗。这
种无意识,也就是潜意识。”所以,他今天“正是看到‘双典’严重地影响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并成为中
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所以笔者不得不面对双典,不得不对其核心价值观提出根本上的质疑。”他要从批
判“双典”入手,完成把中国人从地狱门口拯救出来的任务。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否真的如刘再复先生说的那么坏,而且还有至深至恶的影响,竟然让
中国人有五百多年生活在地狱的门口?我们认为这是大话欺人,完全不能相信的。
在元末明初如果没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出现,后果会是怎样的?
刘再复说:《山海经》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形象性原形原典。”(第13页)那么《水浒传》和《三
国演义》则属于伪形文化,而且是“走到了‘伪形’的高峰”。(第15页)
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它带有极左思潮的烙印,就是在十年浩劫中,在四人帮大发淫威、否
定一切的时候,也还没有出现如此彻底否定这两部伟大作品的人。
不错,我们可以把《山海经》看作中华文化的形象性原形原典。那是我们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原初性
文化,它必定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不会永远保持着“小放牛”的状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
现的志怪、志人小说,唐代的传奇,宋元的话本,都是对它的继承与发展。正是由于这种准备,元末明
初终于出现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样伟大的里程碑式长篇小说,它自然是对《山海经》的继承
与发展。
由于这两部作品的出现,中国的小说、戏剧创作进入一个灿烂的时代,中国文学史因此更加多姿多
彩。
在《水浒传》的影响下出现了英雄传奇小说创作的热潮。它对“说唐”系列的故事、杨家将的故
事,对《说岳全传》的影响显而易见。《水浒后传》自然是它的续书。元明杂剧和明清传奇中都有不少
水浒戏,《李逵负荆》和《林冲宝剑记》是其中的代表作。它对后世的侠义小说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
后代的不少侠客义士身上能看到鲁智深、宋江的影子。
在《三国演义》的影响下出现了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的热潮。从上古到明代,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历史
演义小说来反映。吴门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序》中说:
自罗贯中《三国演义》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
书》、《商书》、《列国》、《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与正史分签并架。
这些演义小说承担着传播历史知识、总结历史经验的作用,受到群众的欢迎。冯梦龙编订的《新列
国志》、甄伟的《西汉演义》是其中有影响的两部作品。
假若当时没有这两部作品,也就没有以后大量的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小说,那明代的长篇小说就会
变成一片空白!杂剧传奇会少许多优秀剧目!说书素材也会少许多感人的内容!那我们的文学史会多么
寂寞啊!
刘再复特别推崇《金瓶梅》和《红楼梦》,但他却故意忘记了这两部作品之所从来。《金瓶梅》是
又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的素材和创作与《水浒传》密不可分。它的核心人物西门庆、潘金莲就来自
《水浒传》。作家艺术家创作灵感的出现是微妙的,触媒也是多方面的。兰陵笑笑生灵感的触媒显然就
是《水浒》中西门庆、潘金莲、武松、王婆的故事。他以这四个人的故事为根,从而生发开去,这才有
了一百回的奇书《金瓶梅》。如果没有《水浒传》,那就没有兰陵笑笑生《金瓶梅》里面西门庆、潘金
莲的故事,自然就不会有《金瓶梅》这部作品出现。这个推理是能够成立的。
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工作者,谁都不否认《红楼梦》和《金瓶梅》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连政治家
的毛泽东都知道这一点,他1961年12月20日在中英政治局和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金瓶梅》是
《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龚育之、宋贵仑《“红学”一家言》)
小说史家徐君慧的《从金瓶梅到红楼梦》用数十万字来说明这个渊源关系。这样从《水浒传》到《红楼
梦》就构成《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的传承关系。因此俞平伯先生说:“《水浒》、《金
瓶梅》、《红楼梦》三巨著实为一脉相连的”(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红楼梦》与其他古典文
艺)。从传承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水浒传》就没有《红楼梦》,绝非夸张之词。
《三国演义》严密宏伟的结构为曹雪芹提供借鉴。我们每每读凤姐的故事的时候,常常会想到曹操
形象。
刘再复彻底批判否定《水浒》和《三国》,实际是在否定从明至清的文学传统,尤其是否定长篇小
说的优秀传统,使《红楼梦》的出现得不到科学的说明。
《水浒传》文化中的异彩
我是小学毕业那年读的《水浒》,是依据金本整理的七十一回本。后来又读了百回本,高中时读了
百二十回本。每读一次《水浒》,鲁智深、宋江的故事都深深地感动着我。金圣叹在鲁智深出场的回前
评中说:“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中华书局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这说的也是我的心里话。鲁智深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
喜欢读描写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苏联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文学,其中的英模对我有影响,但是
都不如鲁智深影响大。读宋江的故事,他团结人尊重人的作风,让我学会用一颗宽阔的胸怀对待同事和
所有的亲朋友好。
幸亏刘再复先生也肯定了这两个人物,说明在评价《水浒》时我们还是有共同语言的。
施耐庵、罗贯中正是以这两个人物为榜样改造塑造其他人物的。鲁智深是作者集中笔墨塑造的第一
位英雄典型,从没有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而是走到那里就把好事做到那里;为了救助社会的弱势群
体,弄得自己连个安身之所都没有。宋江一出场就做了不少救济贫寒的事情,就是流落江湖也不忘做怜
贫惜苦的好事。他上梁山之后,彻底改造了这支带有土匪气的队伍,使之成为安民护国的英雄队伍。
这两个人物正是《水浒》思想意义之所在,也是《水浒》文化的异彩。只要认可这两个人物,《水
浒》就是伟大不朽的作品。刘再复先生既然也肯定这两个人物,那么,刘先生对《水浒》的否定便是站
不住脚的,于是刘再复用夸大其他枝节问题来否定这个主体思想,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刘再复最痛快淋漓的是对武松的大批判。他说:“《水浒传》反社会的事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武
松的血洗鸳鸯楼。”(第4 3页)“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中国的伪形文化。《山海经》里补天的女娲、填
海的精卫、追日的夸父等建设性的英雄到了《水浒传》,变成武松这样的杀戮性英雄。伪形文化乃是
《山海经》原形文化的变质,也是《道德经》经典的蜕化。”(第45页)这样分析问题,不寻找张都监
灭门之祸的根本原因,只是一味地批判武松,未免显得简单了一些。
武松出身无业游民,身上具有这个阶层的一切特点。武松办事又很精细,他的算计几乎万无一失。
替兄报仇,通过调查研究弄清事实,只杀潘金莲、西门庆两个元凶,最后留下王婆,不肯多杀一个人。
以后在孟州的遭遇就不同了,先被张都监诬陷作贼遭到毒打;即就是作贼,罪也不该死,张都监却要通
过司法程序对武松处以极刑;当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张都监们也要在押解武松赴恩州的路上杀死他。在
飞云浦武松杀掉两个解差、蒋门神的两个徒弟之后,作品这时写道:
立在桥上,看了一回,思量道:“虽然杀了这四个贼男女,不杀得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如何
出得这口恨气!”提着朴刀,踌躇了半晌,一个念头,竟奔回孟州城里来。(第三十回施恩三人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第三十一回还写“当时武松立于桥上,寻思了半晌,踌躇起来。怨恨冲天:‘不杀得张都监,如何
出得这口恨气!’”他不管寻思还是踌躇,都是在考虑报仇不报仇和怎样报仇。最后下了决心,奔回孟
州,要杀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到了张都监家开始报仇,他的无业游民的阶级属性占了上风,他把
张都监及其仆人都看作一家人,于是大开杀戒。尤其他在鸳鸯楼口听到三个贼子杀他的盘算,“武松听
了,心头那把无明业火高三千丈,冲破了青天”。杀掉三贼之后,恰巧碰到张都监前日捉拿武松的两个
亲随,这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也杀掉了。这时他的“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是这一
死”完全占了上风,碰着玉兰和两个小的,全杀了,“又入来寻着两三个妇女,也都搠死了在房里”。
后面杀的六个妇女完全是错杀,是他游民报仇心里的反映。
在这里只是简单谴责武松是不够的,只是看到现象大发议论那就未免失之浅薄。我们要问造成鸳鸯
楼血案的罪魁祸首是谁?毫无疑问是贪官张都监。他既贪赃而又枉法,制造冤案,欲置武松于死地,手段
极其毒辣,把打虎英雄一步步逼向舍死忘生报仇雪愤的道路上来。设若只把武松做贼发配到恩州就完
事,张都监灭门之灾决不会发生。在武松实施报仇计划之后,作者“用诗为证”来揭露张都监是这一惨
剧的制造者这一思想:
都监贪婪甚可羞,谩施奸计结深仇。
岂知天道能昭鉴,渍血横尸满画楼。
——第三十一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天道是一面无所不照的镜子,造孽者必定遭到报应,张都监一家“渍血横尸满画楼”就成了必然。
其次,张团练、蒋门神也应为鸳鸯楼惨案承担责任,是他们的贪婪和阴毒的害人之心把武松逼到不
报仇就枉为人的地步。蒋门神是这次血案的起因,他用钱贿赂官府,还派了两个徒弟协助解差在飞云浦
害武松的性命。在这次事件中,他的影子无所不在。设若蒋门神依了武松快活林说的三件事,“连夜回
乡去”,不在孟州住,张都监的灭门之灾也不会发生。不料他却以百倍的疯狂反扑过来,用银钱做刀
剑,非置武松于死地不可。作品用诗给他们做结论道:“暗室从来不可欺,古今奸恶尽诛夷。金风未动
蝉先觉,暗送无常死不知。”最后不仅自己做了无常,还导致张都监遭灭门之灾。
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这些“只要自己活得好,而不要别人活”的人的结局,为社会、为读者提
供警示作用;武松依靠自己的神力,为自己报了仇,雪了愤,也为社会除掉一股邪恶势力,大彰正义之
气:这或者就是武松故事放射的异彩吧。
武松报仇,杀人过当,在分析人物性格时应该受到批评。刘再复先生站在21世纪的制高点,用人道
主义和人性论彻底批判武松的“非人”行为,进而达到彻底否定《水浒传》的目的,失之过左,是不能
接受的。
辨所谓《三国演义》的“厚黑”说
刘再复先生批判《三国演义》的理论基石是这样一段话:“一九一七年李宗吾先生(1879-1944)
的奇书《厚黑学》出版。他说他读遍二十四史,终于读出‘厚黑’二字。所谓厚,就是脸皮像刘备那么
厚;所谓黑,就是心如曹操黑。如果没有厚颜与黑心,就不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大英雄’。”(第 99
页)
我这里不探讨李宗吾先生提出“厚黑学”的根据,也不探讨他为了什么目的这样概括中国历史,只
是想就刘先生引用并发挥这个理论来评价中国历史,再进一步评价三国时代的人和事,最后彻底否定
《三国演义》说几句杂感而已。
刘先生的称霸一方的大英雄无不是厚颜和黑心的胜利,这肯定不正确。中国的主流历史不是这样
的,这种理论有故意抹黑中国历史,抹黑中国文明史的倾向,好像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史就是“厚黑学”
的历史。商汤伐夏桀、周武王伐商纣,取而代之,这是仁义对暴政的胜利。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的强大
和最后完成全国统一的大业,跟刘再复崇拜的“厚黑学”无关,它是对政治经济军事实行改革的结果。
以后刘邦推翻秦二世建立西汉,刘秀推翻新莽政权能建立后汉,李世民推翻隋炀帝建立唐王朝,也都是
仁义对暴政的胜利,绝非“厚黑学”的胜利。随着这些新王朝的建立,中国文化大步向前发展着。
那么夹在这些王朝中间的三国时代是怎样的一个时期呢?它像刘再复说的那是“一个人心险恶的时
代,又是一个人性最黑暗的时代”吗?“这个时代,从表面看是沙场上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骗术、权
术、诡术、心术的较量。谁的心地最黑、脸皮最厚,谁就是胜利者。换句话说,人心愈险恶、面具愈精
致、伪装愈精巧,成功率就愈高。”这是对这个时代的最大曲解。鲁迅先生的看法就与此不同,他说:
“三国底事情,不像五代那样纷乱;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时底
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底材料”(《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
从正面肯定了这个时代的英雄。
刘先生说:“《三国演义》显露的正是最黑暗的人心,它是中国人心全面变质的集中信号。……相
比之下,曹操的面具少一些,但其心也黑到极点。这个时代,几乎找不到人格完整的人。”(第99页)
他把曹操一个人定为“黑到极点”的黑心人,倒也罢了,那只是否定一个人;但是他把《三国演义》开
始以后的中国人全打为黑心人,有何根据?难道这个整体的“黑心民族”能够创造灿烂的文化和文明吗?
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灿烂文明,全被刘先生这么大笔一挥轻轻抹去了!汶川大地
震后,中国人用了最短的三年时间,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所有灾区的群众全部迁入新居,感人至深,
世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面对如此大的灾难,能有这样的“中国速度”!这是全中国人爱心的凝聚,是中
国智慧的凝聚,更是五千年中华优秀民族传统的体现!这是“国民性进一步恶化”的表现吗?是刘先生认
为的《水浒》《三国》影响下的“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吗?刘先生认为自己属于哪个民族是怎样的人
呢?
让我们再回归被刘先生认为“面具少一些,但其心也黑到极点”的曹操。曹操是世界文学之林中最
丰满最复杂的一个艺术典型。他的复杂性,决不能用“黑心”一点来概括。他的任何性格侧面都由两个
矛盾对立的方面构成,如诡诈与诚信、心黑与仁厚、奸与忠、忌才与爱才。只谈负面,忘记正面,不是
科学的态度。
我们不能忘记曹操是以忠臣面目出场的。他冒着生命危险刺杀董卓,是为王室,也是为国家安定。
后约集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没有私心的只有他一路军兵;董卓败走西去,众诸侯各怀异心,按兵不
动,只有他率军追击,最后大败亏输,只剩残兵五百余人。这时他确实是朝廷的忠臣。后来等到掌握了
朝廷大权,逐步变成汉王朝的奸臣;正是这个奸臣,却维护了汉王朝暂时的统一和一定的稳定。“如无
孤,正不知几人称帝称王”倒也是实话。
曹操虽然有诡诈、心黑的一面,但在对人才的诚信、仁厚上也有过人之处。张辽为吕布手下大将,
在濮阳之战中差一点用火将曹操烧死。兵败被缚骂操不止,操爱其才,亲自释掉张辽之缚,亲自给予衣
穿。并说:“纵使杀吾妻、子,亦不记仇。”在对待人才上,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宛城之战张
绣将他打得大败,他右臂中箭,长子曹昂被乱箭射死,爱侄安民被砍为肉泥,爱将典韦战死。这是他战
争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后来张绣二次投降,他握其手说:“有小过失,勿记于心。”把杀子之仇看作
小过失,其度量在历代英雄中实不多见。部下评他:“主公爱士,过于亲子”,并不过分。陈琳替袁绍
写檄文将他祖宗三代的丑事全部抖搂出来,大丢其人,最后捉住陈琳,众人劝他杀掉算了;他却怜其
才,命为记室。打败袁绍后从袁营中检出一束许都及曹军中诸人与绍私通消息的信。荀攸建议点对姓
名,一齐捉来杀了。他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不加察问就将信全烧了。作家借
史官名义评道:“尽把私书火内焚,宽宏大度播恩深。曹公原有高光志,赢得山河付子孙。”曹操的仁
厚之心莫过于对待关羽了,讨伐董卓杀华雄给关羽创造了扬名扬威的机会;为了招降关羽,痛快答应了
有蔑视自己意思的“约三事”;当关羽得知刘备身在袁绍处,辞曹往投,曹操得知此情不仅不加罪,反
而高度评价说:“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也”。还亲自送行,鼓励
自己的部下,“汝等众将当效云长,以成万世不朽之清名!”正是由于他对关羽的爱护,才成就了云长
千古不朽的忠义之名。这就难怪鲁迅说:“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
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刘再复
以曹操心最黑把他打到十八层地狱,与鲁迅的评价南辕北辙,显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刘再复认为刘备“厚顔”,就是说刘备是个不知羞耻为何物的人。这与《三国演义》的描写完全不
同。小事往往能够见大。在荆州时期,单福即徐庶到新野投奔他,见到的卢马,以伤人护己之法教之,
他马上下了逐客令,明确说:“汝初至此,不教吾躬行仁义,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吾故逐之”。这种
不经意间的回答,最能见出人灵魂深处的美质。刘备恤军爱民的言行是一致的,新野的百姓歌颂他:
“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曹操发大军南征时,刘备准备撤退,新野、樊城十数万百姓愿
跟着他同走,“我等虽死,亦随使君!”《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比到当阳,众十馀万,辎重
数千辆,日行十馀里”。有人劝他弃众速行保江陵,他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
弃去!”《三国志演义》的描写与史书记载完全一致。刘备以他的人格魅力吸引十数万百姓与他同行同
难,在古代很难找到类似的政治家。《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为躲薰育的侵伐,离开豳
地而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幼,尽复归古公于岐下”,有些近似。我想新野、樊城十数万百姓对
刘备作的鉴定要比李宗吾、刘再复的“厚顔”说正确得多了。
在荆州处理和刘表的关系,最能表现刘备的仁义之心。他身边的人才非刘表所能及,夺取荆州的机
会有许多,但都为他所不取。诸葛亮隆中对给他指明今后政治斗争的方向是先得荆州、再夺益州。当刘
表以荆州相让时,孔明以目视他应予接受,不料他却拒绝了。他说:“备感景升之恩,未尝忘报,安忍
乘其危而夺之”这被孔明叹为:“真仁慈之主也!”难怪徐庶之母称颂:“刘玄德仁义布于四海,谁不
仰之?”孔融竟因称刘备为“至仁”,言曹操“以不仁征伐至仁”而送掉了性命。这里孔融对曹操的评价
与刘再复倒是有着惊人的一致,但是以“至仁”评价刘备就与刘再复大相相径庭了。
刘先生说“《山海经》则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形象性原形原典。”(第13页)“中国文化的原始精
神,走到了‘双典’,便走到了‘伪形’的高峰。”(第15页)我们之所以辨别曹操、刘备是不是“厚
黑学”的代表,认为 “双典”并非“伪形”的高峰,“双典”其实是《山海经》原型文化的继承与发
展,曹操、刘备、宋江、鲁智深、武松正是对女娲、精卫、夸父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封建社会上升时期
与原始公社制时期的英雄有所差异,决不能夸大这种差异。借着原始文化否定封建社会的文化,决不是
正确的态度。
为宋徽宗、西门庆、贾珍的淫欲辩护是否值得
刘再复在大力批判《双典》英雄没有人性的同时,却肯定了宋徽宗、西门庆的人性及他们的婚外
情,连带也借秦可卿肯定了贾珍的婚外情。
他是这样肯定宋徽宗的婚外情的:
除了有鲁智深这样的光明个例之外,《水浒传》还用无是无非、无善无恶的笔触描写了一段宋徽宗
的情爱故事,无意中透露了一线人性光辉。在充满道德法庭的中国社会里,一个身居社会塔尖的皇帝也
是没有自由的,他竟然必须挖地道去私会身为妓女的情人。如果作者暗示,这是尤物误国,也设置一个
道德法庭对宋徽宗和李师师进行道德裁判,那将是大败笔。但施耐庵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如实地娓娓道
来,无褒无贬。在充满血腥味的小说框架里,居然还穿插了这样一段具有人间性情的故事,一个皇帝为
了追求情爱,可以上天下地的故事。这种富有人性的情节,没有落入“欲望有罪”的逻辑中,真是精
彩。(22-23页)
水浒英雄的故事充满血腥味,作为对立面的宋徽宗却代表了“人性光辉”,他的私会妓女的故事才
是“具有人间性情的故事”,也写得“真精彩”。“在这一点上,武松、李逵等,与挖地道和妓女李师
师偷情的宋朝皇帝(宋徽宗)无法相比,后者(统治者)实在比前者(造反者)‘文明’得多,‘人
性’得多。”(第64页)用当朝皇帝偷会妓女的风流韵事痛快地把水浒英雄比下去了。我真不知刘先生
在此肯定的是怎样的一种“文明”,怎样的一种“人性”!
刘先生还认为以西门庆为主人公的“《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它暗示的是‘欲望无
罪’、‘生活无罪’的理念。”(第72页)“即使西门庆,他虽玩赏女性,但也还是尊重女性,并不辱
待女性。”(第66-67页)
衡量婚外恋是否纯洁,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以互爱为前提;二是双方关系必须是平等的。宋徽宗
和李师师之间就缺乏互爱和平等的关系。历史上真实故事是李师师爱的是词人周邦彦,宋徽宗吃醋,还
把周邦彦的官职罢免了。在《水浒传》中李师师爱的是浪子燕青,根本不是宋徽宗。皇帝为了私会妓女
情人,就花国库的银子专门修一个地道,自由得很,那里有一丝不自由!想必刘再复不会忘记《儒林外
史》杜少卿论娶妾的那段话:“况且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
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第34回《议礼乐名流访友备弓旌天子招贤》)当朝天子已经占有
了三千宫女的青春,让天下多了数千无妻之客,还要寻花问柳,包占一位妓女,何况他实现自己情欲的
自由却是以让李师师失去爱情为前提的,这中间哪里有一丝丝人性的光辉!
刘再复的“西门庆,他虽玩赏女性,但也还是尊重女性,并不辱待女性”,刘再复这自相矛盾的话
语完全是颠倒黑白之论。西门庆何尝尊重女性?把李瓶儿娶回家中第一件事就是脱光衣服毒打一顿。他看
见潘金莲、孟玉楼二人打扮得整整齐齐在一起下棋,就说道:“好两个粉头,也值得百十两银子。”这
就是他的妇女观。《金瓶梅》描写各色各样妇女甘心情愿地接受西门庆的蹂躏,既是对妇女的污蔑,也
是对西门庆‘淫欲’的开脱。刘先生美化西门庆的淫欲生活,让人觉着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情。
他肯定贾珍的淫欲生活是通过歌颂秦可卿实现的。他把《红楼梦》作为原形文化肯定婚外恋的代表
给了最高的评价。他说:
对于后一种女性,《红楼梦》报以最大的同情。秦可卿虽属潘金莲、潘巧云式的婚外恋者,但她被
视为头号“可人”(可爱的美人),死后给予惊天动地的厚葬,被送入上(天)堂。曹雪芹的伟大之
处,正是承认人类情欲的权利和情欲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第64页)
对于这个婚外恋者,曹雪芹不仅献给她最美的笔墨,描画出最美的形象,而且在她死后安排了最隆
重的葬礼,让她享受最高的哀荣,连北静王都出面路祭。最为重要的是,还把她送入天堂。……曹雪芹
把秦可卿放在审美境界中,她的一切行为均无善无恶,无是无非,但都很美。曹雪芹才是女性的伟大解
放者。(第71页)
秦可卿“婚外恋”的对象是她的公公贾珍,肯定她的婚外恋,当然就意味着同时肯定了贾珍的婚外
恋。刘再复说的“曹雪芹的伟大之处,正是承认人类情欲的权利和情欲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这对
翁、媳恋中,翁是主动追求方,儿媳是被动接受方,刘先生实际是借着曹雪芹的名义肯定贾珍对儿媳妇
“情欲的权利和情欲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那里是曹雪芹的伟大,实际是对曹雪芹的颠覆!曹雪芹的
原描写是这样的:
焦大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了,乱嚷乱叫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
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
藏’!”众小厮听他说出这些没天日的话来,唬的魂飞魄散,也不顾别的了,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马
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第7回)
焦大是宁国府的功臣,唯一的正人君子,他骂贾珍是“畜生”,贾珍必是畜生无疑。公公和儿媳妇
通奸,连畜生都不如。公公逼奸儿媳妇,这和婚外恋有什么共性?焦大骂出“没天日的话来”,贾珍“爬
灰”的事阖府共知,“焦大之醉,伏可卿之病至死”(蒙古王府本评语)。作为畜生的贾珍没有羞耻之
心,但秦可卿是有羞耻心的,于是她只有一条死路可走,作品用生病掩盖了她自杀的结局。曹雪芹同情
弱势者秦可卿,但也没有描写她死后上天堂的内容。对宝玉进行性启蒙的是警幻仙子之妹可卿,她生活
在太虚幻境。当宝玉正在和可卿温存的时候,秦可卿却在宁国府陪着婶子凤姐、婆婆尤氏玩乐。显而易
见,此可卿非彼可卿,两者不能混同。刘再复为了把被公公糟践的秦可卿送上天堂,把两人混为一人不
是科学的态度。
这里还需要指出,在曹雪芹的笔下,在《红楼梦》中,决没有因为秦可卿是个婚外恋者就特别光
荣,因此就“在她死后安排了最隆重的葬礼,让她享受最高的哀荣,连北静王都出面路祭。最为重要的
是,还把她送入天堂”。健康的读者都知道,那样写只是为了揭露贾珍“如丧考妣”的无耻面目,没有
歌颂婚外恋的意思。刘先生说“《红楼梦》中最著名的婚外恋者是秦可卿”,这就大错特错了,小说中
最大的婚外恋者是多浑虫的妻子多姑娘。你不能证明曹雪芹把多姑娘送上天堂,就不能说明雪芹是赞赏
婚外恋的。
刘再复特别赞赏婚外恋,是一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倾向,何以如此?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由以上杂谈可知《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不仅不是“把中国人引向地狱之门”,而且谁也否认不
了它们是中国不朽的伟大作品,具有永恒的历史文化价值。整个人类的历史,任何国家的历史,无一不
是伴着血腥、曲折向前发展的历史,但历史的主流是什么?刘先生的这些言论,不能不令人产生刘先生借
着抹黑《水浒》《三国》永恒的历史文化价值来抹黑中国历史的嫌疑,中国文化孕育的刘再复何以会如
此呢?这是个让人难解的问题。
补记:
2011年7月17日上午按照《明清小说研究》100期纪念与金陵明清小说研究讨会安排我在会上作了
“杂谈《水浒传》《三国演义》的永恒文化价值——兼与刘再复先生商榷”的发言。在会议休息时,一
位江苏朋友拉着我说:“我昨晚看了你和欧阳的论文,都写得很好。请你考虑考虑,刘再复批判双典有
没有别的目的?要注意他此书深层的目的。”一位山东朋友说:“刘再复代表国外的一种思潮,与国内这
种思潮配合。批双典就是认为共产党政权不合法,同时发泄他个人的私愤和不满。”福建一位朋友明确
说:“我去年在山东水浒会上得知有这本书,找来看了以后,直感也是他在批判共产党。”
后来读了网上发布李劼的《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证明上面几位朋友的看法是有
根据的。刘再复为什么不直接进行政治的批判呢?
我是把刘再复的《双典批判》当作纯学术问题讨论的。现在看来,刘再复在“厚黑学”上的成就远
远超过他笔下的曹操和刘备。
作者:胥惠民 文章《广西师范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