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演义》看关公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湖北大学 佘大平 关公文化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代表了历代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政治立场，站在了人类道义的至高点 上，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关公文化在海内外华人社会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产生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海内外华人尊崇关公为 “武圣”，与被尊崇为“文圣”的孔子相提并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对于审视中华民族的传统 文化很有意义。它明确地告诉我们：关公文化与儒家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关公文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关公是一位历史人物。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于他的记述大多分散在各个相关人物的传记中。综合 起来是：关羽，河东解良人。亡命涿郡时，与刘备相识。当时天下大乱，刘备在乡里聚众起兵，关羽、 张飞相与辅佐。 三人“不避艰险”，“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生死同心，力图“匡扶汉室”。刘备投 靠公孙瓒，做了平原相，便委任关羽为别部司马；刘备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后，关羽负责守徐州所属之下 邳。 建安五年（200），曹操攻刘备，刘备仓皇败走，下邳被攻破，关羽被俘。曹操对关羽极为赏识， 拜为偏将军。官渡之战，关羽斩杀袁绍帐下河北名将颜良。曹操奏报朝廷，封关羽为汉寿亭侯（“亭 侯”属于最低一级的侯）。后来关羽打听到刘备的下落，便留书告辞，奔波千里，终于找到刘备。刘备 收江南诸郡后，委任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 。不久刘备占领西川，于建安十九年（公元 214年）委 任关羽守荆州。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年），关羽围攻樊城，活捉于禁。后来关羽兵败失荆州，走麦 城，被杀害于漳乡（今湖北当阳东北）。 陈寿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 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陈寿批评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评价不 高。从历史的情况来看，关公在当时只不过是一名战绩平平，且有许多缺点错误的普通将军。 但是在一千余年后的今天，关公却变成了集“儒雅”、“神威”、“忠诚”、“义重”于一身，“作事 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的“武圣人”了。 关公的神武形象，尤其是内涵丰富的关公文化，都是一千余年来中国广大的老百姓创造的。 根据民间传说，关公出身贫苦，曾以打铁为生，也有说是卖豆腐的。关公少年时便勇武有力，嫉恶如 仇。传说关公本不姓关，因为他在19岁那年杀了欺男霸女的恶霸吕熊，连夜逃往他乡。在逃跑途中路过 潼关时遭到守关军官盘问，情急之下便以手指关说自己姓“关”。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关公的故事，就开始在民间流传起来。历代的人民群众在传播关公故事的时 候，往往要“加油添醋”、“添枝加叶”，对原有的故事进行增删改造。随着关公故事的广为流传，关 公文化也开始了它不断丰富、发展的历程。 我们在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人小说、宋元话本以及宋金元时期的戏曲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关公的传说 故事。 三国故事在唐代已有较为广泛的流传。在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作中，就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 的句子。唐人郎君胄的诗盛赞关公“义勇冠今昔”，“一剑万人敌”，又叹其死后魂魄“流落荆巫间， 徘徊故乡容”。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宋元以后， 由于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 新兴的商业阶层和手工业阶层产生了。由于 城镇的发展、繁荣，市民阶层逐渐兴起。由于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阻断了汉族文人学而优则仕的道 路，使得一些封建文人放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架子，与说书、唱戏、卖艺的“贱民”混在 一起，进行戏曲和小说的创作，为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关公被美化、圣 化乃至神化的过程开始提速了。 在当时盛行的“说话”和“弄影戏”的民间艺术中，关公的故事开始从“说三分”的众多三国故事中逐 渐脱颖而出。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记述：“关羽手杀袁绍二将颜良、文丑于万众之中。”宋人张耒 在《明道杂志》中记载:“京师有富家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 之。” 这些故事都是小说和戏剧的作者根据民间传说再创作的（当然，这些小说、戏剧的创作，也属于民间传 说的性质）。宋元话本中的《三国志平话》，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三国志平话》是元至治年 间（1321--1323）出版的，有建安虞氏刋本，全称是《至治新刋全相平话三国志》。 一千多年以来，在老百姓当中流传的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关于关公的故事，大多都能在《三国志平 话》中看到。例如：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关公袭车胄、关公约三事、关公斩颜良、关公诛文丑、关 公封金留印、关公千里保皇嫂、关公斩蔡阳、关公战黄忠、关公守荆州、关公刮骨疗毒、关公单刀赴 会、水淹七军、关公兵败荆州“言圣归天”，等等。《三国志平话》的插图共七十幅，有关关公的图画 竟多达二十幅。 《三国志平话》在艺术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故事情节大多取自民间传闻。例如“关公温酒斩华 雄”，按史实，华雄实为孙坚所杀。又如：文丑并非关公所杀，而是死于乱军之中。其它如“桃园结 义”、“过五关斩六将”、“战黄忠”，还有关公手持青龙偃月刀、坐骑赤兔马等等，都是由民间传说 所创造的。当然，《三国志平话》文字简陋，叙述粗糙，这可能就是许多学者曾经研究过的：它可能是 当时“说话”艺人使用的故事大纲，是元代艺人“说话” 的底本。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为关公的传说故事 多由民间创造的说法提供了证据。 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国志平话》是随着说话艺术兴盛而繁荣起来的“说三分”故事的集大成者；由 此，可以说它也是魏晋南北朝直至宋元时期民间三国传说故事的集大成者；当然，它也是这一时期民间 关公传说故事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三国戏”热，许多著名的剧种都有相当数量的“三国戏”和“关公 戏”。这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元人杂剧。元代以三国为题材的杂剧有四十余出，表现关公的剧目便 有十二出之多。其中的代表作品当属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 关汉卿是元代著名杂剧作家， 所作《关大王独赴单刀会》，采用的是《三国志•鲁肃传》中记载的历史 材料： 肃往益阳，与羽相距。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曰：“国家区区 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 命。”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 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 关汉卿对《鲁肃传》的记载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人物形象和戏剧情节扣人心弦。全剧突出了关公独赴 “虎狼穴”的英雄气概，曲文中甚至还出现了“汉家节”这种在当时是十分敏感的词句，曲折地抒发了 关汉卿的民族思想。 《单刀会》的唱词豪迈奔放，关公的形象塑造得既风流儒雅，而又英武伟岸。《单刀会》的故事情节与 历史事实有出入，许多情节属于老百姓的创造，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故事成为家喻户晓的美谈。可以说， 《单刀会》中关公的形象，就是那个时代广大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关公形象的集中和概括，是当时关公的 “标准”形象，是当时老百姓心目中的伟大英雄。 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收集了大量的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人小说、宋元话本以及宋金元杂剧中有关 三国争雄的故事，还有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由民间创造并广泛流传的有关三国争雄的故事，尤其是有关关 公的民间传说故事，经过他的创造性的劳动，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清朝初年，毛 纶、毛宗岗父子对《三国志通俗演义》进行修改,并改名为《三国演义》）。 罗贯中不仅吸收、采用了宋元时代美化、圣化和神化关公的大量故事，而且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道德 观念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创造，把关公塑造成了忠、义、信、勇集于一身的完人、圣人和神人。自此，一 个“对国以忠、待人以仁、处事以智、交友以义、作战以勇”，代表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完美的关公 形象，随着《三国演义》小说的广泛传播，在社会上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受到更为普遍而热烈的 崇拜。毛宗岗在他对《三国演义》的评点中说，在罗贯中笔下，关公成了“古今名将第一奇人”。鲁迅 也说，在《三国演义》中，“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中国小说史 略》）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经过一千多年老百姓的“神化”，关羽不仅是一位保家卫国的战神，而且佛教、道 教均把关公作为教门神祇，作为日常祭祀的神灵。佛教奉他为护法伽蓝，道教尊他为“老龙”。他还是 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所共同信仰的神。工商业者则尊奉他为讲究商业道德的财神。特别是在商 贸物流发达的地区，工商业者不惜筹集巨资广建关公庙宇，对他的诚信仁义精神大力加以弘扬。据有关 资料记载，在宋元明清时期，对“武圣”关公崇拜的虔诚和普及，甚至超过了“千古一圣”的孔子。所 以，元人郝经说：“（关公）英灵义烈遍天下，故所在庙祀。福善祸恶，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 燕赵荆楚为尤笃，郡国州县乡邑闾井皆有庙。夏五月十有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则大为祈赛，整仗盛 仪，旌甲旗鼓，长刀赤骥，俨如王生。千载之下，景仰向慕而犹若是。”（郝经《陵川集》，文渊阁四 库全书本） 长时期以来，在老百姓的口口相传中，“关帝爷”能够护国保民，扶危济困，惩恶扬善，祛病疗疾，还 可以科场促考，佑人发财，甚至还能给人“送子”，真乃是一位神通广大，尽做善事的神仙菩萨！ 还有，那些处于社会下层的老百姓，他们虔诚地供奉关公，是把关公当作行侠仗义、济困扶危的英雄豪 杰来看待。宋元以来的造反义军以及各种帮会组织和社会团体，都把关公的义气、侠义作为维系内部团 结的精神纽带。他们从关公身上汲取了忠于信义，勇于反抗的精神。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能被儒释道三教共尊的历史人物只有关羽一人。中国历史传统中独具特色的关 公文化，从最初的地域崇拜到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蕴含了极为丰富而深刻的伦理道德理念，已成为中 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需要。一百多年前，很多移民把关公文化带到了台湾、东南亚等地，甚至带到了 欧、美等地，使关公文化在全球华人中间广为传播。 二、关公文化的核心是忠义思想 著名书法家于佑任先生曾应南洋侨胞之请，为当地关帝庙题写了一副楹联： 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 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其它还有许多关庙的楹联，例如： 英雄有几称夫子； 忠义惟公号帝君。 志在春秋，自昔尊王伸大义； 身骑箕尾，于今配帝答孤忠。 天地一完人，文武才情忠义胆； 古今几夫子，英雄面目圣贤心。 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 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 大义秉春秋，辅汉精忠悬日月； 威灵存宇宙，干霄正气壮山河。 彻底一忠，耿耿乎生死不相背负； 横绝千古，洋洋哉云天常著英灵。 这些楹联都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关公文化的精神实质及其现实意义，歌颂了关公对刘汉王朝的忠诚， 对兄弟、朋友的义气，赞誉了关公的忠义精神。可以说，人们是把忠义思想作为关公文化的核心内容来 看待的，关公文化的核心是忠义思想；关公其人是“彻底一忠”，“义贯千古”。 “忠”是关公文化的首要内容。所谓忠，是指对皇帝的绝对忠诚，即忠君。对关公来说，就是对汉献帝 的忠，就是对刘汉皇权的忠。 在老百姓创造的关公文化当中，关公是一个忠君的典范。关公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时，发誓 “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是关公忠的全部内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誓词中所说的“国家”，指的 是刘姓皇族统治的岌岌可危的东汉政权。关公的忠，当然首先是指忠于刘备。因为刘备是“汉室宗 亲”，先是他的“主公”，不久成为蜀汉皇帝。关公一生忠心耿耿跟随刘备，“稠人广坐，侍立终日， 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无论顺境逆境，从未动摇过对刘备和刘汉王朝的忠诚。 在关公的传说故事中，“降汉不降曹”，“千里走单骑”、“辞曹归刘”可以说是他忠君思想最生动的 表现。据《三国演义》描写，当时下邳失陷，关公被曹操的重兵围困。曹操派张辽以“三罪说”劝降， 关羽则以“三约”作为投降条件。“三罪”、“三约”都围绕着一个“忠”字。“三罪”是说不降而死 是不忠，“三约”则说只有“忠刘”才能投降，投降是为了“忠刘”。这样，看似“背刘”的投降，就 成了“忠刘”的不得已之举。投降之后的种种表现也充分体现了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刘”精 神；辞曹归刘则更是“忠刘”的壮举。面对曹操百般拉拢利诱，关羽“忠刘”之心坚如磐石。曹操派张 辽去探问：“玄德待兄，未必过于丞相，兄何故只怀去志？”关公回答道：“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 吾受刘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此。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张辽曰：“倘 玄德已弃世，公何所归乎？”公曰：“愿从于地下。”这斩钉截铁的回答，充分表现了关公“义不负 心，忠不顾死”的决心。在金钱和美女面前，关公不被诱惑，没有低头；在荣华富贵面前，依旧不忘昔 日的主人和复兴汉室的政治追求。一旦得知刘备的下落，便毅然挂印封金，不避千难万险，“过五关斩 六将”，长驱千里，投奔刘备去了。 关公对刘备的忠诚，还突出地体现在他对刘备的甘、糜二夫人的的态度上。 当土山被困，关公打算以 “三约”为条件投降，但不敢擅自决定，而要向两位嫂嫂请示，“我不曾得嫂嫂主意，未敢擅便”。待 嫂嫂同意后，才敢作出决定。在这里，关公显然是把二位嫂嫂当做主人刘备来看待，严格按照“君为臣 纲”的原则办事的。在归降的路上，关公请二位嫂嫂上车，亲自护车而行。在馆驿中安歇，曹操欲乱其 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为嫂嫂同处一室。关公则“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后来，在“千里寻兄” 途中，关公受到胡华老人的款待；在老人家里，“关公叉手立于二夫人之侧”。老人请关公坐下，关公 却说：“尊嫂在上，安敢就坐！”在这一段时间里，关公始终把二位嫂嫂的安危当作最重要的事情，并 严守君臣之礼。 《关帝全书•圣迹图志•禀命收仓》的释文说，关公在前往汝南寻找刘备的路上遇到了周仓，关公本有收 留之意，由于甘夫人不同意，关公便毅然“辞仓”。但周仓的态度坚决，一定要追随关公，“帝察其 诚，复禀二嫂，命收之。”在这样一件小事情上，关公也要严格按照君臣之礼行事，对刘备的二位夫人 必恭必敬，俯首听命，惟命是从 。 关公与刘备，除了君臣关系之外，还有兄弟与朋友的关系。所以，关公的忠，除了忠君之外，还有忠友 的含义。然而，忠友对于忠君来说，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忠君才是高于一切的。而且刘备本人就是 “汉室宗亲”，不是民间的那种普普通通的兄弟朋友。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关公的忠友，其本质 还是忠君。 《三国演义》描写“许田围猎”，曹操“欺君”，关公“欲杀之”。这件事《三国志》只在注释中有记 述。《关帝全书•圣迹图志•许田愤奸》也有记述：围猎时，关公见曹操欺君，“帝不禁大怒，提刀拍 马，欲出斩曹”。刘备“恐投鼠忌器”而加以制止。当时，曹操身边有十万军士护卫，关公却奋不顾 身，意欲除奸，足见其对刘汉王朝的忠心。 关公兵败“走麦城”被俘，面对敌人的屠刀，关公大义凛然：“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扶汉室，岂与 汝叛汉之贼为伍耶！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关公是用他的生命做到了“誓扶汉室”、 “舍生取义”。守麦城的王甫和周仓听到关公的死讯后，纷纷自杀；连关公的坐骑赤兔马也“数日不食 草料而死”。 关公的部下和坐骑用他们的生命效忠自己的主人，更加突出了关公对刘汉王朝的忠心。 然而，在丰富多彩的关公故事中，最能感动老百姓的却是关公的义气，是关公与刘备、张飞之间的兄弟 深情。 在关公文化中，“义”的含义最为丰富，涵盖面也最为宽广。关公与刘备、张飞结为生死之交的纽带就 是一个“义”字，“义”伴随了他们的一生。刘、关、张的故事，以“结于义”而始，以“死于义”而 结。关公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时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 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在关羽“走麦城”被害后，刘备宁愿舍弃江山社稷，也要为关羽报 仇。最终，刘备、张飞都为报仇而死。这就是被中国老百姓传颂了一千多年的兄弟义气。 关公不仅对兄弟、对朋友讲义，而且对敌人也讲义。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当属“华容道义释曹阿瞒” 的故事。当初关公“挂印封金”离开曹营时，曾留书曹操曰：“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其有余恩未 报，愿以俟之异日。”后来曹操赤壁大败，逃命时路经华容道，正遇关公埋伏于此；然而关公为了报答 曹操昔日的厚恩，甘冒触犯军法被杀头的风险，放走了曹操。对于关公这种毫无原则的纵敌行为，千百 年来中国的老百姓不仅不予以谴责，反而予以歌颂：“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原因就在 于，此举突出了关公知恩必报，义重如山的品格。 在 “屯土山关公约三事”等故事中，曹操曾一连三次称赞关公的“义”：第一次，关公提出要曹操退 兵，他要回城向二位嫂嫂请示；曹操的谋士荀彧担心关公使诈，操曰：“云长义士，必不失信。”第二 次，曹操赠袍，关公却把旧袍罩于新袍之上，以示“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曹操叹曰： “真义士也！”第三次，当张辽判断关公“终不可留”时，曹操又一次叹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 之义士也！”于是有人写诗叹曰：“威倾三国著英豪，一宅分居义气高。奸相枉将虚礼待，岂知关羽不 降曹。” 然而，关公的“义”与“忠”，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生矛盾。华容道上遇到了曹操，对关公来 说，如果讲“忠”，就应当杀了这个“汉贼”；要讲“义”，就要放了这位“恩人”。在忠与义发生矛 盾的情况下，关公最终选择了义。 这是不是说，在关公的思想深处，义是高于忠的呢？ 在败走麦城前夕，关公被魏吴联手夹击的危险时刻，关公仍然念念不忘“朋友”之“义”。徐晃奉曹操 之命攻关公，关公在阵前责问：“吾与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今何故数穷吾儿耶？”徐晃则曰： “今日乃国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废公。”“言讫，挥大斧直取关公。”在进退无路之时，关公遗书吕 蒙：责问为何背弃昔日之好，袭取荆州？吕蒙回书曰：“蒙昔日与关将军结好，乃一己之私见；今日之 事，乃上命差遣，不得自主。”吕蒙与徐晃的回答都是强调要公私分明，与关公的公私不分，将义凌驾 于忠之上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人们对关公忠义的评价来看，也都认为在关公的身上，义比忠更为突出。清初的毛宗岗称诸葛亮为 “智绝”，称曹操为“奸绝”，而把关公则称为“义绝”。明代学者李贽在《焚书》中感叹：“呜呼！ 惟义不朽，故天地同久。”今人柯文辉先生在其著作《解州关帝庙》中，也明确指出“关羽身上，义多 于忠”。由此可知，义是关公文化的核心。正义、义气、侠义、信义、仁义、礼义，等等，作为重要的 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已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认可并接受。关公被称颂为“义绝”、“义 神”。 但是，一千多年以来，在中国老百姓的印象中，关公的忠与义是做到了完美结合的。这是因为，在普普 通通的老百姓看来，关公的所谓忠，其实有不少义的成分；而关公的所谓义，和他的忠是密不可分的。 关公为人们树起了一面忠义的旗帜。关公文化的这种忠义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关公文化是儒家文化的通俗化、普及化　　 关公文化的核心是忠义思想，忠义思想也是儒家文化最重要的内容。 在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在2000多年时间里， 儒家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始终没有减弱和停止过它的发展步伐。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 族精神的重要因素。孔子创立的以“礼”和“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不仅构成了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的 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和准则。　 　宋元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封建商品 经济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时期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急切 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一句话，儒家文化需要有新的发展。 于是，大约从北宋初年开始，各种各样的新学说和新思想、新观念纷纷出现。从周敦颐、程颢、程颐， 到朱熹、陆九渊、王守仁，从张载、陈亮、叶适，再到王廷相、李贽、黄宗羲、王夫之等人， 都在为寻 找新的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观念绞尽脑汁。然而，他们所阐述的新的思想文化和新的伦理道德观念，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家文化的发展，但是在广大老百姓当中的影响却极为有限。 因为，这些思想家的学说非常艰深、晦涩，很难被那些处于文盲状态的平民百姓所接受。 儒家文化的传播，主要依赖儒家的经典著作和有能力阅读这些经典著作的读书人。虽然统治阶级可以通 过制订政策、法令，通过行政手段，还可以通过民间的读书人言传身教，对人民群众产生影响，可是， 对于处在文盲状态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儒家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是有限的。 对于宋元明清时期这个具有统一的儒家文化传统，但是在文化、教育方面还非常落后的封建社会来说， 有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就是要创造一个能为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共同崇拜的儒家文化的偶像，以便更 有效地传播儒家文化，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于是，一个美化、圣化和神化关公的文化运动，大约从北宋时期就开始了。关公这个本来就具有忠义思 想的历史人物以及他的故事，在经过近千年的流传之后，又被北宋以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推到了老百姓的 面前，最终成为宋元明清社会万民争相膜拜的偶像。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逐渐形成了在内 容方面极其丰富多彩，在形式方面为广大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关公文化。 随着关公文化在民间兴盛，忠义思想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其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平民化、市俗化了。尤其 是关公的“武圣”形象，成为忠义思想的化身，使得“忠义”再也不是儒家文化中的抽象概念，而是变 得非常形象、非常具体、甚至是可以触摸的了。 关公文化的忠义思想源于儒家文化，在本质上与儒家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关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从一 开始就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它们的区别在于：儒家文化是通过儒家经典，采用刻板的说教来传播忠义 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极其有限；而关公文化则是通过关公的“武圣”形象，通过使人民群众喜闻 乐见的戏曲和小说的形式，尤其是通过广泛而深入的民风、民俗来传播忠义思想，其影响是非常广大而 深远的。 有一种历史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元代的读书人在参与戏曲和小说（还有其它一些为人民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艺形式）创作的同时，也把儒家文化渗透进了戏曲、小说作品当中。应该说，在元朝那样一个 特殊的时期里，当读书人失去了往日的尊贵地位以后，他们也就和人民群众融合在一起，成为了人民群 众的一部分。在将儒家文化进行通俗化、普及化的工作中，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元杂剧《千里独 行》第四折，剧中人物刘备是这样赞扬关公的： 想兄弟您为俺三房头家小，您不得已而降曹操。你虽身居重职，你不改其志，此为仁也。你不远千里而 来，被张飞与某百般发忿，兄弟你口不出怨恨之语，此为义也。你弃印封金，辞曹归汉，此为礼也。不 一时立斩蔡阳，此为智也。你曾与曹操言定三事，听的某在此，你将领家小前来，不忘桃园结义之心， 此为信也。……俺本是扶持社稷忠良将，俺三人永保皇图帝业昌。 这段曲词演唱的是关公的故事，宣扬的却是儒家的忠义思想。所以，我们说，关公文化是儒家文化在人 民群众中的通俗化、普及化。 忠君，是封建社会最高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也是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最重要的思想准 则。这是由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帝王的“家天下”，“溥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经过统治阶级的大力宣扬，特别是经过两千多年儒家文化的传播，这种 思想已经深入人们的心中。在这种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忠君观念，在本质上是把皇帝作为国家的代表。因 此，在“忠君”观念的背后，是一种深层的国家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忠”是儒家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它规范了封建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们的行为，调节人们的社会关 系和人际关系，尤其是起到了调整封建社会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父子之间的关系的作用，从而形成 了以皇帝为至尊的社会秩序。 “义”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义”的含义十分丰富，它涉及到为人、行事的标准，涉及到人与人 的关系。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还强调：“义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没有什 么非要做，没有什么不能做，一切以“义”为标准）。孟子则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董仲舒指出：“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 谓也。”(《春秋繁露》)可以说，这些都是“义”的最基本的含义。 关公文化中的义，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是正义、义气、侠义；第二是忠义、仁义、信义、礼义等。对 于“义”的理解，关公文化把“义”区分为“大义”和“小义”。所谓“大义”,是指对“国家之事”的 政治和道义的原则，是指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 所谓“小义”,则是指对于个人或小团体的所谓忠诚。 由于关公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人民群众对“忠”的理解是：人与人之间，只要理想相同，相互忠诚，忠 于道义，即可兄弟相称，共举事业。对于绿林好汉和造反、起义者来说，不仅要相互忠诚、忠于道义， 还要忠于自己的首领。当然，民间对于“忠”的理解，并没有完全背离“忠君”的轨道，而是将“忠 君”与“爱国”联系起来。因为，在封建社会，皇帝毕竟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忠君就意味着爱国，爱 国就必须忠君。然而，广大人民群众在理解“忠君”与“爱国”的时候，感情的天平常常是向着“爱 国”这边倾斜的。 这种现象也说明了关公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既能得到统治阶级的赞许， 又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全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都能在关公文化当中寻求到共同点， 这就是关公之所以世代被官民共同崇奉，形成“全民文化”的根本原因。 由于关公文化的普及，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凝聚力的形成，产生过非常大的作用。在北宋末年金兵南 侵的危难时刻，统治者就曾多次运用关公的“忠”与“勇”来教化臣民。像岳飞那样的民族英雄，就曾 经是对关公最虔诚的崇拜者。 而当北方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入主中原，取得全国政权后，也都要对关公的忠义思想予以褒扬，借以巩固 自己的统治。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凝聚和认同。 总起来说，如何对待关公文化的忠义思想，统治阶级所看重的是忠，而普通老百姓看重的则是义。 历朝历代的帝王，为了达到利用关公文化“教化”臣民的目的，千百年来，他们对关公的封谥不断，虔 诚祭拜，对关公的忠义精神都予以最大程度的颂扬。 唐上元初年（公元760年），唐高宗封姜子牙为武成王，建武成王庙，选历代名将64人从祀，关羽排第14 位，享受国家祭祀。 到了宋元明清时期，祭祀关公的活动越来越盛行。宋徽宗是第一个封谥关公的皇帝。他在短短的二十一 年当中，连续四次对关公加封，由“忠惠公”、“崇宁真君”而再封为“武安王”、“义勇武安王”。 关公由此而从“侯”及“公”，再由“公”及“王”，声誉和身价从此得到极大的提升。 明神宗在万历十年（1582）将关公褒封为“协天大帝”；关公被加封的爵位达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清顺治九年（1652），顺治皇帝福临在关公的封号中加入“忠义”二字，称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 帝”。后来乾隆皇帝又专门下诏，将封谥关公的“神勇侯”改谥为“忠义侯”。光绪皇帝加封给关公的 是长达二十四个字的“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历代封建帝王如此卖力地为关公加封、建庙，正是看到了关公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忠义思想，看到了关公 文化的本质是儒家文化，尤其是看到了关公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关公文化在老百姓 当中的巨大影响。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关公塑造为一个理想的忠君典范，让人们顶礼膜拜，永 远忠于封建王朝。 当然，正如历史辩证法所昭示的那样，关公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历经一千余年创造的，归根结底它代表 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政治态度。这就是关公文化在经历了一千余年后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仍然受 到老百姓热烈追捧的根本原因。 （原载《2012中国荆州-国际关公文化学高峰论坛论文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