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义江抄袭欧阳健的奇事 欧阳健 二十一年前，蔡义江先生写有《〈史记〉抄袭〈汉书〉的奇谈》，名噪一时；二十一年后，居然发生 了“蔡义江抄袭欧阳健的奇事”，你说怪否？ 我之所以贴出吕启祥先生2005年第8期发表的书评《学术著作的上乘境界——读蔡义江著〈红楼梦是怎样 写成的〉》，是其中一段话让我吃一大惊： 在这里，有一点令人豁然醒悟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重评”习惯上都望文 生义地理解为第二次评，并据此推算在此前后评阅的次数。蔡著明确指出“重评”的含义不是第二次 评，而是相对于在他之前的“诸公”之评而言的。否则，为什么己卯、庚辰本明明已经“四阅评过 了”，而书名依旧称“重评石头记”呢？为什么独独在甲戌本楔子中郑重地写上“脂砚斋抄阅再评”而 毫不及于何时初评呢？可知“重评”非指自己评阅的次数，而是尊重前人之评及自己重新加评的一种标 志。这一见解最初是由杜春耕先生提出来的，蔡先生将其吸纳，形诸文字，把他和杜先生思考的成果奉 献出来。 大家知道，自《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27年出现以来，研究论著汗牛充栋，对书题“重评”二字， 确如吕启祥先生所言，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第二次评”，并据此推算“在此前后评阅的次数”， 勾画出《红楼梦》成书的四个阶段： 一、初评阶段：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前；或定为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 二、再评阶段：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 三、三评阶段：或认为在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或认为在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 四、四评阶段：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二十五庚辰（1760）。 还有五评、六评、七评之说，依据是庚辰本“壬午”（1762）、“乙酉”（1765）、“丁亥” （1767）、“戊子”（1768）、“辛卯”（1771）、“甲午”（1774）的批语。 而今据吕启祥先生介绍，蔡义江先生吸纳了杜春耕先生的意见，将其形诸文字，“明确指出‘重 评’的含义不是第二次评，而是相对于在他之前的‘诸公’之评而言的”，这是“他和杜先生思考的成 果”。 那么，蔡义江先生是怎么说的呢？查《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原文： 这里，重要的是“重评”或“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都是脂砚斋对诸公已有过的评而言的，并 非指他自己的第二次评。有的研究者见有“重评”、“再评”字体，就以为脂砚斋在此之前还作过“初 评”，这是误会了。脂砚斋确实不止一次阅读书稿并加评，如己卯、庚辰本上就有“脂砚斋凡四阅评 过”字样，但书名都仍题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可知“重评”并非指脂砚斋自己加评的次数。 提出“‘重评’的含义不是第二次评，而是相对于在他之前的‘诸公’之评而言的”，在拥脂营垒 可是天崩地解的划时代大事，自然值得吕启祥先生大书特书。蔡义江先生将吕文“先斩后奏”充作他另 一本大著《追踪石头——蔡义江论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1月版）的代序，可见是认可了此一 发现是他和杜先生“思考的成果”的。 然而，“‘重评’的含义不是第二次评，而是相对于在他之前的‘诸公’之评而言的”云云，决非蔡义 江首先“形诸文字”；早在二十三年前的1991年8月28日，被他以“《史记》抄袭《汉书》的奇谈”挖苦 过的鄙人，就和陈年希先生在贵阳花溪曲沐先生家中，达成了共识；《贵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刊出 拙文《脂本“原稿面貌”辨证》，明白写道： 实际上，所谓“重评”，并不是脂砚斋自己的“第二次”批评，而是针对风行于世的大量批评的再 批评，“重评”云云，本身就意味着它的晚出。 这是红学史上第一次将“所谓‘重评’，并不是脂砚斋自己的‘第二次’批评”形诸文字。《贵州 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发表的拙文《脂批性质辨析》又写道： 甲戌本第二回眉批已经申明：“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眼界；脂斋之批，亦有脂斋取乐处。”“诸 公”谓谁？在甲戌本上找不到任何迹象，因为此本上的朱批，自始至终出一人手笔，至少在此批之前， 绝无另一位“诸公”的批语。论者或以为即“作者圈子中人”如畸笏、松斋、梅溪之流，也有以为此三 人之批，其“眼界”与脂砚无异，故“诸公”当指一般读者。但一般读者又何来“批语”？“诸公之 批”，指的是社会上已经广为流行的诸家批本，由此，我们又可以悟到：所谓“重评石头记”，不是什 么脂砚斋自己的“第二次”批评，而是针对“诸公”之评的批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题名，本身 就意味着它的晚出，而“脂斋之批，自有脂斋取乐处”，则一语道破了他与诸公之批的不同，目的是为 了“取乐”，所以他一会儿说《红楼梦》“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甲戌本第一回眉 批），一会儿又说它“语言太烦，令人不耐。古人云：惜墨如金，看此视墨如土矣。”（己卯本第二回 夹批）总之是乘兴信笔，绝无定准。 白纸黑字，历历分明。蔡义江先生不仅看过这些文章，还在《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4期发表 《〈史记〉抄袭〈汉书〉的奇谈》，作了正面的批驳： 甲戌本有一条脂评，提到“且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眼界，脂斋之批亦有脂斋取乐处”等语，他觉得有 文章可做，便说：“‘诸公’是谁呢？在甲戌本上找不到任何迹象……这里的‘诸公’，实际上是指当 时社会上风行的数十家批本的评点者。” 那么，蔡义江先生是何时放弃旧说、改变观点的呢？《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年10月出版，论文《红楼梦是怎样成书的》刊于《铜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均在 拙文公开发表二十一年之后！ 蔡义江先生又写道： 脂砚斋，“砚”也写作“研”，是继“诸公”加批之后，拟与雪芹合作，由自己重新加批，使小说 的正文与其批语共同传世者，故题书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是效法金圣叹批《水浒》、《西 厢》的做法，因为这种带批的作品，在当时颇受读者的欢迎。脂砚斋加批的目的、性质，既有别于诸 公，是为将来读者而批的，又已声称是“重评”，并没有把诸公的批包括在内，所以书只署自己名号， 否则岂不掠人之美。 长期以来，主流红学家认定脂批的“独特性质”，说脂砚斋作为曹雪芹的长辈或亲友，不是和小说 “两不沾惹”的人物，他不仅极为熟悉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思想性格，是共同生活的“身历者”和“经 过者”，而且直接参与了《红楼梦》的创作修改和整理定稿，在相当程度上，还可以说是《红楼梦》创 作过程中最权威的指导者和决策者。如他在乾隆十九年（1754）力排众议，决定恢复《石头记》的书名 （甲戌本第一回正文），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初七日，又主持了《红楼梦》的“对清”，发现其 中第七十五回尚缺一首《中秋诗》，便在那里“俟雪芹”到来，予以补上（庚辰本第七十五回回前总 批）。第十三回原稿中有“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他以为“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便“命芹 溪删去”了四五页（甲戌本第十三回回末总批）。他还发现第十七回篇幅太长，批示道：“此回宜分二 回方妥。”（己卯、庚辰本回前批语）等等。职是之故，脂批便被许多红学家说成是“与作者交换写作 意见的论坛”，它不是小说正文以外的赘物，而是得到作者本人认可的小说的有机附加成分。 如今，蔡义江先生把诸如此类的所有功劳，都归到“曹雪芹的父亲”畸笏叟名下，让脂砚斋去扮演 “效法金圣叹批《水浒》、《西厢》的做法”，“加批的目的、性质，既有别于诸公，是为将来读者而 批的”，将他的形象脱胎换骨了。 但是，蔡义江先生并没有说明，他关于脂砚斋“是为将来读者而批的”，又是从我文章中抄袭来的。请 看： 我们不妨从这样的角度来提出问题：脂砚斋的批语，是在《红楼梦》属稿的时候边写边批的呢，还 是在全书完稿以后才着手批点的？或者换一种提法：脂砚斋的批语，是批给作者看的、目的是为了提出 自己的批评修改意见呢，还是批给读者看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鉴赏作品？ 我还举例说： 我们看到，脂批的相当部分，是注释式的。如甲戌本第三回，在“刘姥姥”之下夹批道：“音老， 出《偕声字笺》。称呼毕肖。”在“逛去”下夹批道：“音光，去声，游也。出《偕声字笺》。”在 “宁荣街”下夹批道：“街名。本地风光，妙。”曹雪芹总不至于连“姥”字、“逛”字都不识，连 “宁荣街”是街名都不懂，还得费脂砚斋一番唇舌加以解释；其为读者，甚至是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而 批，是不言而喻的。（《脂批性质辨析》，《贵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吕启祥先生为表彰蔡著“全书没有一个脚注和文尾注，所有材料的来源都在行文中交代明白”，曾 就“学术规范”发挥出一番道理： 若按时下一些专为成果“量化”需求设计的“标准”软件“规范化”“格式”，恐怕会因不符合他 们的格式要求而被认为“不合规范”，会因文中注释“量”不够，被视为“不够学术”，而无缘进入所 谓的“核心期刊”或“优秀著作”圈内了。 这一意见原本是说得对的，我也万分赞成；但如果得知“蔡义江抄袭欧阳健的奇事”，难道还会赞 赏是“符合学术创新要求和学术道德标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