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 　　　　　　　　　　　佘大平 　　中国人写作小说的记录，大概始于5世纪的南北朝时期。 　　其实，这个时间还可以提前。因为在西汉司马迁写作的《史记》当中，那些纪传体的文章，也是可以 算作小说的，至少可以算作“纪实性小说”。 　　到了唐朝，中国人写作小说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了，技巧也非常熟练了。可是，直到这个时期，中国 人写作的小说都还是短篇。 　　到了明朝，中国人写作长篇小说获得了空前的丰收。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了象《三国演义》《水浒 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这样一些极为成功的作品，充分显示了古代中国人的伟大天赋。我们这些古 代中国人的子孙，每当说起这几部古代名著，都觉得十分自豪，觉得非常荣耀。一些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学 者和艺术家，总是兴奋地将这几部长篇巨著称为“明代四大奇书”。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无论贫富、智愚、善恶，没有人不知道这四部奇书的。 　　能够识文断字的人，一有闲暇总喜欢读它们；即使不能将这四部奇书全读，也要熟读其中的一两本、 两三本，细细地读，反复地读，掩卷沉思，开卷遐想，全身心地投入到书中的人物和故事里面去，如痴如 醉，不能自已。 　　而许许多多大字不识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人，也能从说书人的口中，从那些能够讲述这四 部奇书故事的人们的嘴巴里，了解这四部奇书的故事梗概和人物的风采。 　　这四部奇书所昭示的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道德规范，如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等，已经融进一代又一代 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在这四部奇书当中，有一部奇中之奇的书，就是《水浒传》。 　　《三国演义》写的是帝王将相，是军国大事，是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奇人奇事虽然不少，但是 离草民百姓的柴米油盐太遥远了一些。 　　《西游记》写的是神佛仙道， 是唐僧取经和降妖伏魔，是九九八十一难，是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 里；奇则奇矣，但毕竟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事情，是一些信之则有，不信则无的虚无缥缈的人物和故事，很 难和老百姓吃饭穿衣、生儿育女合上拍子。 　　《金瓶梅》写的是凡人生活、是家庭琐事，是世态炎凉、是情欲，是主子们和奴仆们的悲欢离合和酸 甜苦辣，是少数人的善行和多数人的恶行；《金瓶梅》的故事，于平淡中透出碰撞的火花，平凡中显露出 奇特的意蕴；然而，这部书中掺和进去那些有关性的内容，那些毫不掩饰的色情描写，使得不少接受儒家 思想熏陶的中国人望而却步。 　　只有《水浒传》，同那些读书的和听故事的中国人的心灵靠得最近。《水浒传》讲述的是梁山一百单 八位好汉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反贪官、除豪强、替天行道、保国安民的故事。这一百单八位好汉都是英 雄，可是他们大多来自民间，起于草莽，对于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英雄是平凡而亲切的，是身边 就可以找得着的，随时都可以互通声息；他们没有神佛仙道的虚幻，也没有帝王将相的傲气。 人们称《水浒传》为“奇书中的奇书”，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这部英雄传奇讲述了一个个奇而 又奇的故事： 　一群草莽英雄，揭竿而起，占山为王，杀贪官、惩豪强、攻城略地、劫富济贫，组织起千军万马，将 朝廷的征机剿大军杀得狼狈大败，京都震动，皇帝惊恐。这在封建专制社会里是最典型的造反行为，是杀 无赦、灭九族的勾当，连老婆孩子、九亲六眷、三朋四友都要统统被杀掉的。 　可是《水浒传》将这些草莽英雄的反叛行为统统说成是“替天行道”，是“忠君爱国”，是“效忠朝 廷”，是“保国安民”，是忠义之举，是豪侠行为，是“救民于水火”； 一百单八位人物则被说成是 “仗义英雄”，是“擎天好汉”，是“面面峥嵘”，是“心心皎洁”，是“云质龙章”，是“日姿月 采”，这难道不是奇中之奇吗？ 　此外，《水浒传》之奇，还有宋江千回百转上梁山之奇，晁盖领头造反而死于曾头市中箭之奇，吴用 神机妙算之奇，林冲历尽磨难之奇，武松打虎、杀嫂、血溅鸳鸯楼之奇，鲁智深一杆禅杖打遍山林之奇， 李逵“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之奇，戴宗飞步神行之奇，阮氏三雄和张顺等人水中耀武扬威之奇，燕青慧 敏机巧之奇，等等，等等。 　还有智取生辰纲之奇，三打祝家庄之奇，大破连环马之奇，月夜赚关胜、雪天擒索超之奇，攻打北京 城、智取大名府之奇，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奇，等等，等等。 　还有“说时杀气侵肌冷，讲处悲风透骨寒”之奇，“钢刀响处人头滚，宝剑挥时热血流”之奇，“双 拳起处云雷吼，飞脚来时风雨惊”之奇，“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之奇，“农夫背上添心 号，渔夫舟中插认旗”之奇，“宛子城中藏虎豹，蓼儿洼内聚神蛟”之奇，“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 下梁山”之奇，“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之奇，等等，等等。 一句话，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 《水浒传》这部“奇书中的奇书”，历来读它的人很多，听讲《水浒》故事的人更多，还有许许多 多的人为了它而争论不休，聚讼纷纭，打了几百年的嘴巴官司和笔墨官司。 从《水浒传》问世直到民国初年，这场嘴巴官司和笔墨官司的双方，一是“忠义说”，一是“强盗 说”。就人数而言，持“忠义说”的人占了绝大多数，几乎所以的市井小民、贩夫走卒、村夫农妇和大多 数的文人学子是赞同“忠义说”的，连朝廷的达官贵人当中也不乏支持者。他们痛恨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一 群贪官污吏，同情一百单八位好汉被逼上梁山的遭遇，理解宋江等人是忠义的化身，并对梁山好汉的悲惨 结局报以同情之泪。持“强盗说”的人很少，他们认为梁山一百单八位好汉是朝廷的乱臣贼子，是叛逆， 是强盗，应该斩尽杀绝。 “忠义说”和“强盗说”是两种水火不容、完全对立的看法。力主“强盗说”的俞万春把这个问题点 得很透彻。他在他所写的小说《荡寇志》的《引言》中说：“杀人放火也叫忠义，打家劫舍也叫忠义，戕 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义。看官你想，这唤做什么说话！”“总而言之，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 强盗，必不算忠义。”体会这段话的语气，俞万春似乎恨不得连那些持“忠义说”的人也打成强盗，也痛 加诛伐，也斩尽杀绝。 这场几百年的“忠义说”和“强盗说”之间的争论和聚讼，不也是一部“笔墨奇案”吗？这恐怕也是 《水浒》之奇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有了笔墨奇书，才生发出这场“笔墨奇案”来。 多少年过去了，中国人对《水浒传》更加钟爱，对它的了解也更多更深了。围绕这部小说的争论虽然 几经风雨，几经反复，几经沧桑，可是这桩“笔墨奇案”仍在扑朔迷离之中，且看不见作判结案之期。 这也是《水浒传》之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