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故乡考察散记 王春瑜 3月初，尽管北京今年春早，身穿毛线衣即可走上大街。但草木尚未转青，依旧是冬日景象。站在八 达岭的古长城上远眺，华北平原，莽莽苍苍，一派北国风光。而一到江南，风光便大不一样了！当我在 南京车站下车，在玄武湖边漫步时，马上惊喜地看到，柳树已绽出鹅黄色的嫩芽，水滨碧草如茵，春意 盎然。 当然，我来南方，并不是为了“迎取春光入画笺”。比江南春色更吸引我的是，大丰县白驹乡是我国古 代优秀长篇历史小说《水浒》作者施耐庵的故里。早在去年9月和10月，大丰县人民政府即先后成立了施 耐庵史料调查小组、施耐庵史料文物征集小组，陆续发现了关于施耐庵的珍贵文物及史料。作为一个史 学工作者，我欣喜地感到，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悬案——《水浒》作者到底是谁，这个谜，即将 揭开；施耐庵的身世，将大白于天下。正是怀着这样兴奋的心情，我迎着春光，在施耐庵的故乡苏北平 原考察了二十多天，受到了盐城地区文化局、大丰县和兴化县人民政府、白驹公社等有关部门的热情接 待与大力支持。此刻，当笔者在长江边上一座古老的小城，动手写这篇考察散记时，二十多天来的所见 所闻，仍令我感到振奋不已。 从去年秋天以来，在江苏——特别是在苏北地区，正在兴起一股施耐庵热。笔者在南京、扬州、盐城、 大丰、兴化等地，所接触的人，不论是学术工作者、老干部，还是农民、身份不详的旅客，一说起施耐 庵，便啧啧称羡，眉飞色舞。但是，这股施耐庵热是怎样兴起的？我到了大丰，从县政府、县委的负责 人及施耐庵史料、文物征集小组的同志那里了解到，去年7月26日，台湾的赵知人先生在《大华晚报》 上，发表了《施耐庵的故里及遗迹》的文章。他满怀深情地回顾了抗战胜利后访问施耐庵故里、坟墓及 其后裔的情景： 施耐庵先生，是江苏省兴化县白驹镇（笔者按：今白驹镇属大丰县）施桥村人……据施氏族谱记载： “吾族始祖耐庵公，明初自苏迁兴”。……施先生隐居于此后，即不问世事，在白驹镇专心从事《水浒 传》的写作。……笔者当时所能看到施族中最古老的屋宇，要算是白驹镇北街的“施氏宗祠”了。据其 族谱记载：宗祠是施公故居改建而成的。……一代大文学家施先生的坟墓，在施桥村东边一处高地上， 墓园及墓地基占地约一亩余，四周植有古松及翠柏，间有杨柳和古槐，郁郁苍苍，非常壮观。……据施 耐庵十七世孙施树春等老人讲，每年清明节前3天，住在附近村落的施姓后裔，祭祀的仪式极为隆重，此 风相沿数百年而不缀。 他还断言，综合“施氏故里及其遗迹”，《水浒》的作者乃施耐庵，“这是令人无可怀疑的”。不久， 江苏省柳林副省长看到了这篇文章，十分关注。他当即指示省城建局，召开大丰、兴化等有关县的城建 局长会议，讨论进一步摸清大丰白驹镇施氏祠堂、兴化施家桥施耐庵墓的情况，开展施耐庵史料的调 查，并考虑在白驹镇建立施耐庵纪念馆，以及修建施家桥施耐庵墓等问题。省城建局的领导，对这项工 作抓得很紧。大丰、兴化两县，积极响应。就大丰县来说，很快成立了有县委宣传部、县政府办公室、 县文教局负责人参加的工作班子，积极开展施耐庵史料、文物的调查、征集工作。陈如祥县长亲自出 马，在白驹公社召开了群众大会，讲明调查、征集施耐庵史料、文物的重大意义。后来，白驹公社又连 续召开了几次群众大会，并宣布了保护以及献出施耐庵史料、文物的奖励办法。同时，还分别召开了施 耐庵后裔、白驹镇老年居民座谈会，了解有关史料、文物的线索。县、公社广播站，更是反复广播。这 样一来，白驹公社附近沸腾起来了！男女老幼，人人争说施耐庵，个个关心找文物。这种盛况，不仅是 施耐庵死后五百多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即使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如果施耐庵地下 有知，肯定会热泪盈眶地用他的如椽彩笔，写下这一页珍贵篇章的吧？我想，台湾省的赵知人先生以及 所有关心施耐庵及其《水浒》的文化、学术界的朋友们，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也一定会像当年金圣叹评 （水浒）时发出的赞叹那样，连称“不亦快哉！”的。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耐庵《水浒》时？我们盼望这一天早日来临。 家谱、墓志、地券的发现 正是在广大群众的协助下，有关施耐庵的重要史料、文物才迅速被发现。 去年10月23日，在白驹镇大会堂召开了近六百人参加的第一批献出施氏史料、文物授奖兑现大会。会 上，施耐庵的第十七世孙、七十四岁的施文秀，以及杨宜官等八人，分别获得物质奖励。消息不胫而 走，飞快传遍了全县。仅仅五天后，即10月29日，大丰县调查组的张袁样、陈远松，便得到了施俊岳、 陈新远提供的施氏家谱线索。11月9日，张袁祥、陈远松往返160里，在大丰县大道公社和瑞大队社员施 俊杰家，征集到《施氏家簿谱》（长门谱）。这是1918年施耐庵第十八世孙施满家的手抄本。施俊杰慨 然将原件献出，并高兴地说：“这是我们施家的事，不要政府奖励。”这本家谱很有价值。比起五十年 代初期学术界在苏北发现的施氏家谱（支谱），它不仅也以“第一世始祖彦端公字耐庵”为开端，从而 证实了施氏家谱，不管是长门还是支门，都是奉施耐庵为始祖。更重要的是，此家谱内收乾隆四十二年 （1777年）施耐庵第十四世孙施封写的《施氏长门谱序》。据此序“族本寒微，谱系未经刊刻，而手抄 家录，……相延不坠……”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早在明代，施氏即修过家谱，世代相传；而 这本新发现的施氏长门谱，则是因旧谱失火被毁后，在乾隆中叶重新修辑”的，距今也已二百余年了， 过去，学术界的某些人，只看到五十年代初发现的施氏族谱，是清朝末年修的，便怀疑施氏家谱的可靠 性，认为施姓奉施耐庵为始祖，是慕名所致，不足信。现在，我们读了《施氏家簿谱》，便不难看出， 上述怀疑是不能成立的。① 11月9日，白驹公社马家三队青年社员王显庆，向施耐庵史料、文物征集办公室，献出施耐庵第九世孙施 奉桥地券一块。3月13日，笔者在白驹公社“施耐庵史料、文物征集办公室”，仔细端详了这块地券。这 是一块罗地砖，长35.5厘米，宽35厘米，厚5厘米，是363年前，埋在施奉桥棺前的。十分难得的是，上 刻 398个字，绝大部分的字都清晰可辨；它详细记载了施应昌等为其父施奉桥送终、茔葬的经过。开头 写道：“今据大明国直隶杨（按：原刻如此，乃扬字之误）州府高邮州兴化县白驹场……先公施公奉桥 存……年五十一岁，……卒于万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七日丑时”。末署“万历四十七年岁次已未季冬月 庚午吉旦立券”。查《施氏家簿谱》载谓：“明朝邑庠生，第九世，讳字奉桥，古泉长子，元配葛 氏。”与施奉桥地券，互相印证，可以说，这块地券是施氏家谱可靠性的铁证。这件重要文物发现的过 程，是很感人的。王显庆在献出地券时，曾激动地说：“爸爸听到征集文物广播的那天晚上，睡在床上 想了很长时间，夜里把我叫醒，告诉我在三里窑有块罗地砖，上头刻了很多字，要我第二天就去寻找。 爸爸说，县里重视文物，我们晓得一些情况的，就要认真找，用得着，用不着先别去管它，大海里捞 针，捞捞看嘛！”第二天清晨，王显庆即在其父王学松的催促下，赶到三里窑外祖父家的废砖堆里，找 到了施奉桥地券。王学松父子这种热心查找文物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当然，类似施奉桥地券的珍贵文物，非止一件。3月19日，在兴化县政协老同志的座谈会上，县教育局许 勤同志给我看了施耐庵儿子施让地券铭文抄件，以及施耐庵四世孙施廷佐墓志铭原件。施让地券，早在 1962年清理施让墓时就出土了，有关文物部门也派人去看过，并拍了照片，原件后来放在兴化县文化 馆。可惜的是，在十年动乱中，这块地券又不知去向，现正在查找中。铭文计238个字，它的重要学术价 值，是在于证实了五十年代初期发现的施氏族谱（刊于1952年第21期《文艺报》）和这次发现的《施氏 家谱簿》中所录的“淮南一鹤道人”杨新撰（写于明朝代宗景泰四年，即1453年）《故处士施公（即施 让）墓志铭》的真实性。过去，学术界有人怀疑这篇墓志铭是假的，因而其中“先公耐庵……隐居著 《水浒》自遣”的重要记载，也就被轻易否定。从施让地券看来，立券的时间，铭文开头明确记载： “维大明景太四年二月乙卯朔，越有十五日壬寅”。这与杨新撰施让墓志铭末署时间“景泰四年岁次癸 酉二月乙卯十有五日壬寅立”，完全相同。这就充分表明，杨新撰施让墓志铭，与立施让地券，是在同 一时间，地券铭文，说不定也是杨新起草的。尽管1962年清理施让墓时，并没有发现施让的墓志铭，其 原因不外乎是：事实上，施让墓早在1958年农民平整土地时即被发现，到1962年有关部门闻讯去清理 时，仅剩残墓，除朽棺一口、地券一块、部分碎瓷外，未见它物。但是，这并不排斥有人早在1958年刚 发现施让墓时，即已拿走施让墓志铭的可能性。当然，也有可能杨新写好墓志铭后，施家由于经济或别 的原因，没有刻石，仅仅在罗地砖上刻了地券，而墓志铭的文字被保存下来，载入家谱。这种现象在明 清时期的家谱中，也是司空见惯的。显然，有了施让地券铭文的物证，杨新在距今529年前关于施耐庵在 白驹隐居著《水浒》的记载，应当是真实可信的。关于施廷佐墓志铭，《光明日报》2月10日刊载的《施 耐庵重孙墓志铭在兴化发现》，已经作了介绍，此处从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在盐城地委宣传 部宣传科长曹晋杰处了解到，他在1979年8月初，与大丰、兴化二县宣传部的同志，去白驹采访时，即在 兴化大营公社施桥大队，发现了施廷佐墓志铭，并抄下铭文中的开头二行及末署一时间的文字。没有想 到，在他们走后，墓志铭未能及时送往县文化馆保护，在社员施应满家中被当作磨刀砖用，等到大丰县 调查小组去年12月2日在施应满家看到这块墓志时，大部分字已模糊不清。因此，赤布在《光明日报》报 导的施廷佐墓志铭文，远非全貌，对照曹晋杰抄下的文字，少了一些字，而且有些字是带关键性的。对 此，笔者拟专文考证，这里不详述。由此我们想到，普及文物知识，宣传保护文物的重要性，在苏北的 某些农村，直到去年12月初，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致施廷佐墓志铭这样重要的文物，遭到严重 损害，使人感到太遗憾了！ 白驹·施耐庵墓·蔡公杰 本文前引的赵知人先生文章中所描述的“非常壮观”的施耐庵墓，现在怎样了？3月13日，我以迫不及待 的心情，与大丰县副县长高济宽、文教局副局长陈云飞等同志，一起驱车至白驹镇，参观了施氏祠堂遗 址、古老的街道、传说中施耐庵写《水浒）时住过的茅家园等地。白驹附近，地形复杂，河流密如蛛 网，从镇周围不少地名叫某某垛可以推知，古代，这里本有湖泊。环顾白驹镇周围的地理环境，会使你 很快联想起梁山泊，感到这里确有《水浒》气。下午，我们坐船航行一个多小时，来到了兴化县新垛公 社施家大队，凭吊施耐庵墓，墓园占地约一亩，植有数株杨槐。正南面，有砖砌牌坊一座，高约一丈五 尺，三门，中门匾上题“耐庵公坊”四个大字。土冢前，正中立有墓碑一块，高四尺许，阔约一尺五 寸，厚约四寸。正面碑文上款是：“民国三十二年春兴化人民公建”，中题“大文学家施耐庵先生之 墓”，下款是：“陈同生敬书”。碑的反面，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兴化县长蔡公杰的题词，文 谓：“……余于癸未春衔命来宰兴化，时国难方殷，倭寇陷境，县市城镇悉沦敌手；我政府乃于广大农 村中坚持焉。邑之东北隅有施家桥庄者，施氏之故庐也。考施氏族谱所载，先生元末避张士诚之征而隐 居于此。施氏之墓在庄之东北，以年久失修，一抔黄土，状殊冷落。……余酷爱《水浒》之含义深刻， 尤慕先生之萃励襟怀，爰重修其庐墓，以为后人风。或不为非乎？于竣工之日，因题其颠末。”可惜从 1943年以来，此墓就未再被认真修理过，牌坊、墓碑，都因常年风化而有所损坏。我们相信，兴化县人 民政府不久即重建的施耐庵墓，将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国内外学术工作者及广大群众的面前。我从墓 地附近施氏后裔及老社员处得知：1943年修墓时，在坟前曾挖出数块古砖，一个壮实的小伙子，只挑得 动四块；在“文化大革命”的年头，红卫兵曾来扒坟，但他们用钉钯掘下去，发现砖头是用糯米汁、石 灰砌成的，坚固异常，只好望墓兴叹，灰溜溜地走了；墓东侧原有砖砌的墓道，现已被泥土封堵；施耐 庵之子施让墓，四世孙施廷佐墓，均离此墓不远，在明代，这里应是环绕祖坟的墓群，也就是俗语祖茔 地。凡此种种，都表明了施耐庵墓确实是座古墓，决非弄虚作假的产物，无怪乎从明朝到解放前，住在 白驹和施家桥的施氏后裔，年年清明都要前来扫墓、祭祀，纪念他们的祖先施耐庵了。 从墓地归来，我被蔡公杰县长在抗日游击战争的艰难岁月里，隆重修建施耐庵墓，深深地感动了。这件 事，是我党重视历史遗产、珍惜祖国文物优良传统的体现。同是抗日战争的年月，八路军为了从日本侵 略者手中抢救出山西赵城金藏四千多卷，与敌寇浴血奋战，牺牲了不少战士，终于将这批珍贵古籍妥善 保存下来，解放后交由北京图书馆收藏。蔡县长修理施墓，与八路军的抢救文物，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熠 熠生辉的篇章，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如今蔡县长在哪里？我在扬州拜访扬州师范学院孙达五副院长时， 才从他那儿打听到，蔡公杰现任江苏农学院副院长。3月28日晚，我去蔡公杰家拜访他，感谢他热情地接 待了我。他生于1918年，今年六十四岁。他满怀深情地回顾当年修墓时的情景说：“1942年，我从李堡 区区长任内，调到兴化县当代理县长，后正式任县长，当时只有二十四岁，还是个小伙子呢！”他告诉 我，当时兴化除他这位县长外，还有两个县长，一个是城里敌伪政权的县长，还有一个是国民党韩德勤 手下的顽军县长。我们的抗日政权，依靠人民，与敌、伪、顽斗，坚持在兴化水乡。此时兴化县属苏中 区第二专员公署领导，专员是陈同生。陈专员曾几次跟他谈起施耐庵，他便下决心修建施耐庵墓。毕竟 是年轻啊，有股冲劲，他找来施姓族长，请他吃了饭，看了他带来的施氏家谱，认为施耐庵确有其人， 便很快拨了四十担小麦，作为买石碑、砖瓦、石灰、工人工资的经费，委托因身体不好，正在施家桥休 养的永丰区区长杨莆仙负责施工。也不过花了个把月，施耐庵墓就修建好了！蔡老带着自豪的神情，告 诉我：“这件事，当时影响很大。尤其是在敌占区，很多人都说：新四军并非都是泥腿子，有识之士， 不乏其人。修建施耐庵墓，表明他们是尊重历史、文化的！”——我以为，这些当年敌占区的人，说得 很对。蔡公杰、陈同生等老同志，都的确是尊重祖国历史、文化的有识之士！ 从蔡老家告辞出来，我在古老的扬州街头漫步，沉思。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几千年 来，我们的祖先“江山代有才人出”，涌现出很多杰出的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画家……他们是我 们民族的骄傲，应当永远受到子孙后代的崇敬。《水浒》作者施耐庵，正是其中的一位，他同样应当受 到景仰。是的，关于他的身世，学术界过去有分歧，今后也还会争论下去。但是，那种否定历史上有施 耐庵其人的论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烟花三月下扬州”。不，我是烟花3月离扬州——踏着春光归去，满怀确有施耐庵其人，并在大丰白 驹、兴化施家桥一带最终著成《水浒》的历史信念。二十多天来的苏北考察，将使我终生难忘。再见 吧，施耐庵故乡的乡亲们！ ① 这里，我想更正一条史实：2月1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刊登了我写的《大丰县调查施耐庵史料喜获 成果》的消息，其中说到这本施氏家谱，内录“淮南一鹤道人”杨新在明朝景泰四年（1453)撰写的《故 处士施公墓志铭》，其中有“先公耐庵……国初，徽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的记 载。这是不确切的。最近我在大丰县核对了《施氏家簿谱》原件，发现并无“国初……”至“自遣”这 行字，应予更正，以免以讹传讹。但1952年发现的施氏家谱内录杨新撰施让墓志铭，有此一段记载。其 原因，以后在专题论文中将予以阐明。 1982年4月1日写于姑苏 (《光明日报》1982年4月25日) 王春瑜（1937— ）江苏建湖人，生于苏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作者附记： 此文原刊《光明日报》，后编入拙著《“土地庙”随笔》（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历史上有无施 耐庵其人，以及原兴化县、今大丰县白驹镇一带的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是否就是《水浒》作者施耐庵， 这是学术问题，大概要永远争论下去，本不足为怪。令我奇怪的是，本文发表后，除了受到某县人士到 处写信告我刁状外，更有一个风派文人，写信给当时手握大权的某位领导告黑状，污蔑我去苏北调查施 耐庵史料时，打某位领导的旗号。显然，他是想用政治手段解决学术争论，借手把我打下去，我义正辞 严地给有关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彻底调查此事。何满子先生不久前在《文汇报》上著文《写一部告密 史如何？》我举双手赞成。没有一个告密者不是诬陷者。有这样的人在，文坛、学苑就难以平静。 1998年3月22日于老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