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解杭州与《水浒》的若干问题 王益庸 【摘要】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从南宋时期开始孕育，在明代终于问世。这部名著 的孕育到问世，杭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地方。首先，《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杭州的书会才 人，长住杭州。其次，《水浒传》成书的三个阶段都在杭州，是杭州孕育了《水浒》故事。最后，《水 浒传》中有着太多的杭州印记。 【关键词】杭州；水浒；问题 水浒是杭州的一块宝。这是2009年10月30日—11月2日在杭州金溪山庄召开的首届杭州与水浒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水浒学会2009年年会上，与会的国内外水浒研究专家学者所达成的共识。大会指出，自南宋开 始，水浒故事就在当时全国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繁荣的大都市杭州孕育、发展。经元代而 明代，在丰富的水浒故事基础上，伟大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终于问世于杭州。而后水浒故事 继续在杭州发展。直至民国时期都有著名的《武松演义》《青面兽杨志》《水泊梁山》等多种大作在杭 州面世。总之，杭州是水浒文化的“故乡”。 一、《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杭州的书会才人，长住杭州。 现存最早的由明嘉靖年间杭州容与堂刊印的百卷本《忠义水浒传》就署名为“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 编次” 这一条见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印本《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节录：“《忠义水浒传》—百卷。钱 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百有八人，当世尚之。周草窗《祭辛杂 志》中具有百八人混名。” 后来，胡应麟也在《少室山房笔丛》上不仅进一步肯定了“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而且还指 出了这部《水浒传》闻名后，立即在杭州“特为盛行”的事实。此外，明嘉靖间还有杭州人郎瑛在《七 修类稿》中，天都外臣在明万历十七年《水浒传》原刻本《序》中都明确指出《水浒传》的作者是“钱 塘施耐庵”。由于他们都和施耐庵生活的时间、地点非常接近，因此他们的说法具有相当的可靠性与权 威性。 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明高儒的这个记载，注定了《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和施耐庵、《水 浒传》是有渊源与联系的。我们说，虽然罗贯中的生平事迹记载也是少之甚少，但有几部作品却已被学 术界认可是他编写的，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杂剧 剧本《风云会》。由此可以看出，罗贯中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小说家。中国古代的小说野史，有很多是不 署名的，特别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在前人作品基础上重新加工、改造、编写的小说野史，一般是不署自 己的名字，而对于刊刻书籍的书商来说，作者的名气对书的发行又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有些书商就在 刊印时署上某个名人的名字，或者说是某某名人的“本”，某某名人编撰，而真正的作者或编撰者却被 隐去了。根据高儒的记载，我们可以据此认为《水浒传》是先由施耐庵撰写，后由罗贯中编辑、整理， 作者是施、罗二人；那么，施耐庵与罗贯中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清代胡应麟说是师生关系。我认为是胡 说，是无稽之谈。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谈起《水浒传》的创作缘起时，他说施耐庵“得宋张叔 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视成此编。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 陋可嗤也。”在这段话中，胡应麟不但把罗本即罗贯中当作施耐庵的门人即弟子，而且认为《水浒传》 早于《三国志演义》。这种说法受到后来许多人的质疑和否定。首先，从有关史籍及二书的成书过程 看，《三国志演义》早于《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绝不是效仿《水浒传》而写成的。在宋代，就出 现了说书人说三国故事的情况，《水浒传》中还提到听说书人说三国。其次，据专家学者的考证，在罗 贯中的籍贯问题上，以太原最为可靠。施耐庵则被多数人认为是浙江钱塘人，那么在那个时代，罗贯中 千里迢迢到浙江去学习写小说，令人不可思议。再说，罗贯中就怎么知道浙江有个名人施耐庵呢？因为 当时《水浒传》还没有写完，没有出版，施耐庵没有任何名气，第三，《忠义水浒传》上署名的“钱塘 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如果是老师编的本，学生就不会再进行“编次”。第四，从《三国演义》 和《水浒传》二书比较来看，两者在行文风格，文字水平等方面差异较大，如果《水浒传》确是罗贯中 编辑整理过，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由此可以看出，施、罗不会是师生关系。 但是，历史上还是有很多典籍记载着《水浒传》就是罗贯中写的。明代藏书家、文学家郎瑛在《七修类 稿》卷二十三辩证类•三国宋江演义中写道：“《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 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昨于旧书肆中，得抄本《录鬼薄》，乃元大梁钟继先 作，载宋元传记之名，而于二书之事尤多。据此，见原亦有迹，因而增益编成之耳。”明代学者田汝成 在《西湖游览志馀》中写道：“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 事，机巧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明代学者王圻在《续 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经籍考•传记类中写道：“《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编撰小说 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说者谓子孙三代皆哑， 天道好还之报如此”！他还在《稗史汇编》卷一百三文史门•杂书类•院本中写道：“文至院本、说书， 其变极矣。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作。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 神医工，罗传神稗史。今读罗《水浒传》，从空中放出许多罡煞，又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其与王实甫 《西厢记》始以蒲东遘会，终以草桥扬灵，是二梦语，殆同机局。总之，惟虚故活耳。第入调笑，辄紧 处着慢，多多愈善；才征筹绝处逢生，种种易穷，岂直不堪犄角中原，较是更输扶馀一着。而志西湖着 遂曰罗后三世患痖，谓其导人以贼云。噫！无人非贼，惟贼有人；吾儒中顾安得有是贼子哉！此《水 浒》之所为作也。”这样的记载，完全可以当作一个重要的课题来研究。 杨子华等先生认为，施耐庵很可能是当时杭州的“书会才人”。我认为他们的看法颇有见地，也很合情 理。因为只有施耐庵是当时杭州的“书会才人”，才有可能将当时为书会才人广泛说唱的《大宋宣和遗 事》的讲史话本整理、加工、再创作而成为《忠义水浒传》，并将其交给了杭州容与堂。对于施耐庵是 杭州书会才人这一点，还可以在《水浒传》中找到有力的内证。《水浒传》第九十四回，当说到宋江发 兵攻打杭州时，施耐庵以一位“说书人”口气评述：“看官听说，这回话都是散沙一般。先人会书留 传，一个个都要说到，只是难做一时说，慢慢敷演关目，下来便见。看官只牢记关目头行，便知衷曲奥 妙。”当说到张顺来到西湖岸边，施耐庵又以“说书人”的口吻对西湖景致加以评说：“这西湖景致， 自东坡称赞之后，亦有书会吟诗和韵，不能尽记。又有一篇言语，单道着西湖好景。”接下来，施耐庵 便引用了《水调歌头》和《临江仙》这两篇西湖词。书会才人施耐庵“说”的是杭州故事，“吟”的是 西湖诗词，说唱之间，道尽了对杭州西湖的熟悉与喜爱。 总之，钱塘施耐庵应是杭州瓦子勾栏间的一位杰出的书会才人。只是现在尚无法考证他具体生活的年代 与事迹，但明代人都认定他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作者，那么作为水浒故乡的杭 州市，有什么理由不给予重视，不给予设立固定的宣传场所呢？我的意思就是建立中国水浒文化博物 馆，充分利用如此丰富的水浒文化资源。杭州不宣传施耐庵，实在可惜。杭州不打水浒牌，实在可惜。 二、《水浒传》成书的三个阶段都在杭州，是杭州孕育了水浒故事。 第一是南宋时期，水浒故事在杭州的瓦子勾栏广为说唱，并形成了话本《大宋宣和遗事》。 早在《水浒传》成书之前的宋元时代，在杭州星罗密布的瓦子勾栏间，书会才人们已经把流传在杭州大 街小巷的水浒民间故事编成“小说”如《武行者》《花和尚》《青面兽》《石头孙立》以及李嵩传写的 “宋江事”等进行说唱了，可惜这些都未能流传下来。这都是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说唱的草创时期。出 生于宋宁宗嘉定十五年的江苏淮阴人龚圣予是一个忠君爱国意志坚定的人。他看到了李嵩传写的“宋江 事”之后，便作了《宋江三十六赞》，对“呼保义宋江”，赞为“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对“智多星 吴用”，赞为“义国安民”；对“大刀关胜”，赞为“云长义勇，汝其后昆”；对“浪里白条张顺”， 赞为“愿随忠魂，来驾驭潮”；对“小李广花荣”，赞为“中心慕汉，夺马而归。汝能慕广，何忧数 奇？”；对“赛关索杨雄”，赞为“能持义勇，自命何全？”等。这里龚圣予赞的“义国”“义勇” “忠魂”“慕汉”之类，都包含着一种“忠义”思想。这种“忠义”思想在当时是一种主流思想意识。 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宋江“横行河朔”之后不久，北宋被金人灭亡了。于是，已被金人统治的和尚未被 金人统治的广大人民，都希望领土能够重新完整，国家能够重新恢复，汉族人能够重新做皇帝，这就自 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忠君爱国意识。这种思想意识，在杭州当时的瓦子勾栏间，书会才人在说唱 的时候自然会渗透进去。也就是说，先后被李嵩和龚圣予改造了的“宋江们”的特点，也就成了后来 《水浒传》中的“忠义”思想，“平虏保民安国”思想的 基因。 后来，杭州瓦子勾栏间的书会才人又将这些写单个英雄的短篇“小说”，联缀成为写群体英雄的长篇 “讲史”，名叫《大宋宣和遗事》。这是一个大型说书的“底本”。在这部长篇巨幅的《大宋宣和遗 事》的话本里，写到的水浒故事与梁山伯英雄有：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宋江受玄女天 书、梁山聚义、宋江受招安平方腊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水浒传》的最初面貌。《大宋宣和遗事》基 本上表现出了后来的《水浒传》中的主要正面与反面人物，为《水浒传》支起了基本框架。怪不得郑振 铎先生称《大宋宣和遗事》为“最初的《水浒传》雏形”。以上种种，充分说明，南宋时期的杭州，是 《水浒传》最主要的孕育地。 第二是入元以后，水浒故事在杭州继续发展。 元代文学家杨维桢写的《东维子文集》卷六《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女伎艺人在 “说话”：“至正丙午春二月，予荡舟娭春，过濯渡。一姝涣装素服，貌娴雅，呼长年舣棹。敛衽而 前，称朱氏名桂英，家在钱塘，世为衣冠旧族，善记裨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因延之舟中，为予说 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座家倾耳耸；知其腹笥有文史，无烟花脂粉。予奇之曰：使桂英遇思陵太平之 朝，如张、宋、陈、陆、史辈，读通典故，入登禁壶，岂久居瓦市间耶？曰忠曰孝，贯穿经史于稠人广 座中，亦可以郭厉薄俗，才知吾徒号儒丈夫者，为不如己！古称卢文进女为女学士，予于桂英亦云。” 朱桂英说的“道君艮岳”故事，很可能就包含着有关杨志卖刀的这段经历，后来被基本融入了《水浒 传》。从前文还可以看出，朱桂英的“说话”中，已明显渗入“忠”“孝”等思想意识，这明显杭州 “伎艺人员”上承李嵩、龚圣予等前辈的传统，这也正是元代的民族矛盾也和南宋时代一样尖锐。所以 这个时候，杭州“伎艺人员”在“说话”之时渗入的这些忠厚爱国的思想，也融入了后来的《水浒 传》。 元初，曾有一批“伎艺人员”迁往大都，这当然对杭州的文化娱乐事业有一定影响。然而，杭州由于经 济、气候、环境等方面比北方好，入元一、二十年之后，杂剧的中心便逐渐由大都移到了杭州。一些知 名的剧作家，如关汉卿、宫天挺、郑光祖、赵良弼、乔吉甫等，先后来杭，有的还在杭州长住了下来。 他们的到来，大大促进了杭州的杂剧创作，而且杂剧与小说，尤其是杭州的水浒故事与杂剧之间，肯定 会产生让人意想不到的影响。杭州的小说伎艺人员也肯定会从元曲中吸收某些营养与素材。此外，宋元 间杭州的种种说唱艺术，一些短篇小说，尤其是描写有关杭州题材的《明悟禅师赶五戒》《月明和尚度 柳翠》等，其中五戒禅师、玉通禅师与柳府尹等人的语言、神态、动作就被后来的《水浒传》写入了裴 如海与潘巧云通奸的描述中，只是改动了个别字眼。可见，经元一代，以至入明之后的若干年，经过不 断丰富、提炼，终于为《水浒传》在杭州的问世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第三是《水浒传》在明初成书后，杭州还有许多水浒故事继续在民间发展。 水浒故事于南宋时在杭州孕育并发展，经元一代丰富与提炼，几百年的时间里由民间书会才人、伎艺人 员传递接力般的说唱创作，到明初终于由杭州的书会才人施耐庵综合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和元杂剧 《李逵戏》八种等众多材料，提炼编纂成了长篇白话章回小说《水浒传》。明嘉靖年间刻印成书。杭州 容与堂出版的一百回刻本，是现传《水浒传》早期最完整的本子。其后出现的一百二十回本，则是书商 硬凑而成的。七十回本是明末清初的文人金圣叹腰斩删改的。只有我们杭州的容与堂刻本，最接近于古 本，这是杭州水浒文化的又一个亮点。 钱塘施耐庵编撰的《水浒传》，并非把杭州的水浒故事都融汇进去。《水浒传》问世之后，杭州的水浒 故事继续在发展，不少说书艺人，凭着自己的认识与阅历，仍在不断的创造丰富着水浒故事。在《水浒 传》成书之后，杭州的富阳一带，又流传起了于书中“宋江过白蜂岭下寨”内容相配套的他在双庙村惊 梦“征方腊”的故事。还有铁岭关宋江藏兵的故事，时迁命丧北关门的故事，梁山水军的故事，武松独 臂擒方腊的故事，焦、鲍双归天的故事，还有杨、石双归天的故事，等等，不胜枚举。直到现代，还有 一位名叫刘操南的老先生根据杭州的传统评话编著成了《武松演义》，根据评书艺人胡天如的传述， 纂修成了《青面兽杨志》，此外，他还编著了《水泊梁山》。用他在《武松演义》后记中的一段话，非 常恰当的解释为何《水浒传》成书之后，水浒故事继续在民间发展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水浒故事 成为文学名著以后，民间口头创作，并没有被《水浒传》所替代或限制，在茶馆里，在书场中，民间艺 人还在继续上演，一代代地流传发展下来。他们所说的水浒是活的，不是背书，而是沿着原来水浒的书 路，几经‘离版离目’，不断增添细节描写，加进新的内容，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反映更多的人民的理 想和愿望，把故事中的英雄形象更典型、更理想化了。”此言可见水浒故事在杭州地区继续发扬的概 况。所以从成书的三个阶段来看，《水浒传》和一般的由个人创作的小说是不同的，它是由艺人的说 唱，才人的话本，作家的成书三个过程结合而成，属于是艺人、才人、作家的集体创作，且这个漫长的 过程都发生在杭州。 三、《水浒传》中有着太多的杭州印记。 在水浒故事孕育与发展的过程中，杭州地区的地理环境、真人真事、民间传说、寺观庙宇以及民风民 俗，等等，不断地被融入进去，成为《水浒传》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事实，不仅表明了我们杭州地区 是《水浒传》素材的重要源泉所在，而且还让我们对《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以及成书时间等问题上得 到一些重要的信息。我一直大胆的认为，施耐庵很有可能是富阳籍唐代诗人施肩吾的后裔，我们以后要 努力的去挖掘研究这一课题。 《水浒传》收录了最美的杭州诗词。 我们知道，从古至今描写西湖最精彩最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诗人，苏东坡与林升肯定是算得上的。《水 浒传》借用了张顺的视角，来到了西湖岸边，看见了三面青山，一湖绿水，景物非常，画船酒馆，水阁 凉亭，张顺赞叹实在好看。《水浒传》连忙引用了苏东坡的千古佳作：“湖（水）光潋滟晴偏（方） 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也（总）相宜。”紧接着又引用了林升的那首诗：山 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水浒传》在此处连放了两首 著名诗人的诗，还嫌赞美的力度不够。在接下去的文字，我们完全可以看得出施耐庵是一个杭州的书会 才人。他说：“这西湖景致，自苏东坡称赞之后，亦有书会吟诗和韵，不能尽记。”接着施才人用他的 眼光，从杭州书会才人们写的无数首西湖词中选了两首放进了书中。一首为《水调歌词》：“三吴都会 地，千古羡无穷。凿开混沌，何年涌出水晶宫？春路如描桃杏发，秋赏金菊芙容，夏宴鲜藕池中。柳影 六桥明月，花香十里熏风。也宜晴，也宜雨，也宜风，冬景淡妆浓。王孙公子，亭台阁内，管弦中。北 岭寒梅破玉，南屏九里苍松。四面青山叠翠，侵汉二高峰。疑是蓬莱景，分开第一重。”一首为《临江 仙》：“自古钱塘风景，西湖歌舞欢筵。游人终日玩花船，箫鼓夕阳不断。昭庆坛圣僧古迹，放生池千 叶红莲。苏公堤红桃绿柳，林逋宅竹馆梅轩。雷峰塔上景萧然，清净慈门亭苑。三天竺晓霞低映，二高 峰浓抹云烟。太子湾一泓秋水，佛国山翠蔼连绵。九里松青萝共翠，雨飞来龙井山边。西陵桥上水连 天，六桥金线柳，缆住采莲船。断桥回首不堪观，一辈先人不见。” 施耐庵还集中描写了杭州城的禁门：东有菜市场门，荐桥门；南有候潮门，嘉定门；西有钱湖门，清波 门，涌金门，钱塘门；北有北关门，艮山门。描写了西湖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景象；全面介绍了昭庆 坛、放生池、苏公堤、林逋宅，雷峰塔、净慈寺、三天竺、二高峰、太子湾、佛国山、九里松、九井 山、西陵桥、六桥、断桥等杭州数十处游赏之处的美景。有时候，施耐庵用“说话人”的第一人称直接 对杭州西湖加以盛赞：“景物非常，”“西湖好景”，“说不尽西湖佳景”，“果然景致无比。”有时 候，施耐庵更是通过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来抒发对西湖的挚爱之情。比如张顺在西陵桥上观赏了一阵西 湖的山光水色之后，心中油然而生了对西湖的爱慕之情：“我身生在浔阳江上，大风巨浪，经了万千， 何曾见这一湖好水！便死在这里，也做了个快活鬼。”实可谓美景迷人醉英雄。 施耐庵将一段描写西湖的绝唱，也写入了《水浒传》：“有一万顷碧澄澄掩映琉璃，列三千面青娜娜参 差翡翠。春风湖上，艳桃秾李如描；夏月池中，绿盖红莲似画。秋云涵茹，看南园嫩菊堆金；冬雪纷 飞，观北岭寒梅破玉。九里松青烟细细，六桥水碧响泠泠。晓霞连映三天竺，暮云深锁二高峰。风生在 猿呼洞口，雨飞来龙井山头。三贤堂畔，一条鳌背侵灭；四圣观前，百丈祥云缭绕。苏公堤，东坡古 迹；孤山路，和靖旧居。访友客投灵隐去，簪花人逐净慈来。平惜只闻三岛远，岂知湖上胜蓬莱。”施 耐庵笔下的杭州，“果然天生佳丽，水秀山明。”《水浒传》中还有一首描写西湖景致的《浣溪沙》： “湖上朱桥响画轮，溶溶春水浸春云。碧琉璃滑净无尘。　　当路游丝迎醉客，隔花黄鸟唤行人。日斜 归去奈何春。”杭州的西湖景致，至此已被施耐庵写到了极致。 直到《水浒传》的书末，施耐庵还在称赞杭州的美，借那个平生“只爱杀人放火”的鲁智深的眼睛在杭 州六和寺上看：“城外江水秀丽，景物非常，心中欢喜。”通过鲁智深的这一“欢喜”，我们仿佛看到 了施耐庵心中那种对杭州西湖按捺不住的喜爱挚爱之情。 《水浒传》收录了最准确的杭州地理概念。 现在的老杭州人，面对施耐庵，或许也会自叹弗如。《水浒传》中有很多地理上的错误，尤其是写到北 方时，错得离谱，从水泊梁山到陕西华州，竟然几天就到了。但是，只要一涉及到杭州，无论地名、风 物、俚语，都如数家珍，而且精细到令人惊奇的地步。 现在单看施耐庵笔下出现的杭州境内地名次数：睦州72次；建德1次；严州2次；杭州51次；清溪县44 次；帮源洞25次；乌龙岭48次；白雁滩1次；涌金门13次；独松关9次；钱塘江8次；赭山门2次；南门2 次；龙翔宫2次；余杭1次；临平山1次；长安坝1次；皋亭山6次；东新桥3次；汤镇路2次；东门6次；北 新桥2次；古塘（荡）3次；法华寺1次；西路1次；湖城门1次；北关门11次；艮山门3次；钱塘4次；西山 4次；西湖21次；桃源岭1次；靠湖门1次；灵隐寺4次；唐家瓦1次；西溪1次；钱塘门2次；清波门1次； 钱湖门2次；苏公堤2次；林逋宅2次；雷峰塔2次；三天竺3次；净慈寺3次；二高峰2次；太子湾1次；九 里松2次；龙井山1次；西陵（泠）桥5次；六桥2次；断桥1次；湖西城1次；北山（路）2次；小行山1 次；浙江3次；孤山路1次；清河镇1次；临安府1次；菜市门4次；荐桥门2次；候潮门4次；嘉会门1次； 妙高峰1次；保俶塔1次；定香桥1次；范村1次；南山1次；富阳县8次；五云山3次；六和塔3次；半墦山1 次；昱岭关16次；临安县2次；渔浦1次；七里湾1次；桐庐县12次；白蜂岭1次；溪山1次；东管7次；西 门1次；北门2次；乌龙神庙4次；万松林3次；上溜关1次；睦县1次；六和寺8次；径山1次；淳安县1次。 施耐庵将近500个次的杭州地名写进了《水浒传》，而且次次出现得很精准。古今地名沿革，东南西北具 体方位，样样经得起现代人的探究。施耐庵对于杭州地区的地理情况是何等的熟悉啊！不是杭州本地人 或在杭州生活工作过极长的时间，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大的例子就不举了，但举一个施耐庵对杭州小地名的熟悉程度。施耐庵对杭州小地名的熟悉程度完全可 以吓倒现代人。就说施耐庵笔下宋江征方腊路线上的几个小地名吧！宋江率领主力部队攻下秀州后，经 临平山来到皋亭山，直逼东新村扎寨，然后决定兵分三路进攻杭州城。其中一路从北新桥取古塘，过桃 源岭在灵隐寺屯驻。这北新桥，是杭州西北角一座极普通的小桥。古塘即今古荡，翻过桃源岭右转约四 里就是灵隐寺了。这么一条小路，估计现在很多杭州人都未必知道。当宋江和戴宗正在西陵（泠）桥上 祭奠张顺时，南兵分两路来袭，其中南山一路在“定香桥”遇到李逵他们，南兵大半被杀下湖去。我当 时哪搞得清楚“定香桥”在何处？问了很多杭州人，都说不知道。后来查了资料，才知道就是花港观渔 大门口的那座小桥。宋江攻陷杭州城后，即经六和塔、五云山、范村，直杀过富阳。范村，即今梵村， 位于梅家坞口的钱塘江边，是一个不过数十户人家的小村。从杭州打到富阳、桐庐，再直捣淳安方腊老 巢，经过这里是一条比较便捷安全的路线。这么细小的一个地名，施耐庵竟能描绘得如此精准，了不 得。 《水浒传》收录了最全面的杭州民俗文化。 施耐庵说起杭州方言来，那叫一个地道：仅《水浒传》第二十四回“王婆说风情”，就运用杭州方言多 达100多条，500多处。其中干娘、后生、物事、隔壁、胡梯、吃茶、菜蔬、点心等，穿越了800多年，至 今仍活跃在杭州人的口中。而最具杭州方言特色的“儿音”，就有索儿、帘儿、担儿、梨儿、篮儿、瓶 儿、杯儿、盏儿等30多个。施耐庵赞潘巧儿的外貌：“黑鬓鬓鬓儿，细弯弯眉儿，光溜溜眼儿，香喷喷 口儿，⋯⋯”竟然一口气用了十五个“儿”。 著名学者刘世德先生说过：“（施耐庵）还在书内运用了宋元时期杭州一带流行的方言土语。这都和他 是钱塘人的身份符合的”（见《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 作为民俗文化的宋元杭州说唱艺术，是历代杭州说唱艺人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不仅成了施耐庵写《水浒 传》的珍贵素材，而且还成了《水浒传》故事内容的重要视角。施耐庵出于对杭州说唱艺术的热爱和熟 悉，将宋元时期一直在杭州流行的说唱艺术小唱、耍令、慢曲、诸宫调以及讲史（评话）、小说等都写 进了《水浒传》。比如《水浒传》写到的西门庆养的外宅“便是唱慢曲儿的张惜惜。”张惜惜所唱的这 一种变了调的慢曲，就是宋元时期杭州颇为流行的说唱艺术。 施耐庵对杭州的风土人情及文艺民俗非常熟悉，因而，从元宵到端午、七夕、中秋、观潮以至重阳等宋 元杭州的节令风俗都在《水浒传》中得到了具体和生动的体现。比如元宵中的“社火”“灯棚”“灯 球”“闹鹅儿”；端午节中的“绿艾”“葵榴”“菖蒲”；中元节中的“盂兰盆会”“放河灯”“吃 素”、“戒杀”“放生”、；中秋节中的“赏月桂”；重阳节中的“赏菊”；观潮节中的“潮信”“观 潮”等，在《水浒传》的许多章回中有非常生动精彩的描述。施耐庵成功地把宋元时期杭州的节令风俗 溶化在了《水浒传》的整体语言中，使之在状物、写景、抒情和叙事、写人的过程中发挥独特的艺术效 果。不仅如此，施耐庵将宋元时期杭州的相扑、文身、蹴球等风俗也写进了《水浒传》。 施耐庵还将杭州等地的民间谚语以及歇后语200多条写进了《水浒传》。施耐庵主要用这些民间谚语以及 歇后语来描写人物的对话，刻画人物的性格。比如《水浒传》当中写到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一不做，二不休”，“不怕官，只怕管”，“孙武子教女兵，十捉九 着”，“眼望旌节至，专等好消息”，“棺材出了讨挽歌郎钱”等谚语以及歇后语，在宋元杭州的口语 中流传得相当普遍，而且就是用这些谚语和歇后语来说水浒故事，作为杭州书会才人的施耐庵，照单收 入。 综上所述，杭州是孕育和发展水浒故事最重要的地方；杭州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长期生活的地方； 在《水浒传》成书后一直到今天，水浒文化还在杭州继续发展。 今后，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挖掘研究杭州的水浒文化，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水浒文化资源，大力开发水浒文 化旅游线路与景点，该立碑的地方要立碑，该建水浒文化公园要建公园。杭州的水浒文化资源，不加以 利用与开发，可惜啊！ 待时机成熟，待南宋皇城保护工程进行得差不多的时候，应该在适当的地方建立中国水浒文化博物馆， 全面系统地展示有关水浒的版本、戏剧、曲艺、绘画、雕塑、木刻、剪纸、邮票、器具、书法、影视、 食谱、论著等，让作为南宋都城与《水浒传》诞生地的杭州成为中国水浒文化研究与普及的中心。